（一）
清浚（1328—1392），号天渊，俗姓李，台州籍人，十三岁出家，为元代名僧古鼎祖铭（1280—1358）入室弟子。祖铭与清浚，同入传明吴郡华山寺沙门明河撰之《补续高僧传》，在民国《东钱湖志》亦有简介。
祖铭，字古鼎，姓应，奉化人。年十八从金峨寺僧横山学出世法（危素撰《塔铭》），居青山寺，在鄞东湖之滨。刘仁本题其书楼云：青山湖上老僧居，百尺危楼万卷书；架插牙签朝日上，香消古鼎夜窗虚；栏干竹色浮蝌蚪，枕簟芸香落蠹鱼；近忆校雠人未远，雨花零乱独踌躇。又尝退居湖上之二灵（《闻志》）。至正七年住径山，锡号慧性文敏宏学普济禅师，年七十九书偈而逝（《塔铭》）。铭，洞彻元微，踔厉纵横，袁桷、黄溍、虞集、欧阳元皆称慕之（《元诗选》）。
清浚，字天渊，黄岩人，祖铭入室弟子。开法于邑之万寿寺，退隐东湖二灵山。洪武四年召见，太祖劳问甚至，锡赉而还。十六年召补左觉义（《闻志》），住灵谷寺。御制诗十二首赐之，浚和诗称旨，宋濂尝有序（原作“诗”，误。据《宋濂集》改正），送还四明，称其才不下秘演、浩初（《甬江高僧小传》，《闻志》“初”误“然”），年六十五寂（《四明诗汇》）。（以上，《东钱湖志》卷三《文献三·仙释》）
可见，清浚是曾在东钱湖挂锡的和尚。据明初名臣宋濂的《送天渊浚公还四明序》，清浚为“台之黄岩人”，不是天台人，出家后师从古鼎祖铭，曾为四明万寿寺（址在今海曙区大梁街）住持，“近归隐于清雷峰中”。据前引陈佳荣先生文，“近”，指洪武四年（1371），该年明太祖在钟山设普度大会，驿召清浚等十高僧赴南京，会后清浚返回；“清雷峰”，指东钱湖的青雷山，正是古鼎祖铭的居所。
这师徒俩在东钱湖的丛林生涯多有重合，均曾长住青雷山与二灵山。祖铭在青雷山建有藏书楼钟秀阁（又名“东湖书楼”），清浚在二灵山建有二灵山房，“天渊置图书、几砚、供张诸物于其中”（戴良《二灵山房记》）。这二位所建藏书楼，并非寻常寺院中的“藏经阁”，“其藏书为个人专用专享，实际与私家藏书楼无异”（张如安《元代宁波文化史》中语），可以说是他们个人的。值得注意的是，古鼎祖铭与天渊清浚是出家人，却也说“退居湖上之二灵”“归隐于清雷峰中”云云，可见他们居青雷山、二灵山期间，恐怕不一定在青山寺、二灵寺执事甚至挂锡。比如清浚在明洪武八年（1375）撰《明州大梅山护圣禅寺重建记》中，自署“前四明万寿禅寺住持沙门清浚”，这意味着青雷山、二灵山的生活，是他闲云野鹤、了无牵挂的时光。因此，他们是文人式的僧侣，僧侣中的文人，而他们也的确富有文才，如《补续高僧传》说祖铭，“至于文学，乃师之世业”（卷第十三）；清浚退隐二灵山后，“里邑之人慕天渊之学者，皆往游矣”（戴良《二灵山房记》中语）。这与他俩藏书旨趣之高雅广博，不无关系。
据潘道于研究，钟秀阁建于祖铭辞任径山寺住持卜居青山的元统元年（1333），到刘仁本题诗时，已然“百尺危楼万卷书”了。不难想见，钟秀阁所藏之图书典籍，与清浚在庚子岁元至正二十年（1360）能画出《广轮疆理图》，有着莫大的因果。
清浚其人其事，时人多有记载，这与《声教广被图》的作者李泽民之湮没无闻，形成鲜明对比。清浚绘有天下舆图，现见于史籍记载的是：
1.武林王逵【按，据《钦定四库全书·〈蠡海集〉提要》，“考明黄姬水《贫士传》载，王逵，钱塘人，足一跛，家极贫，无以给朝夕，因卖药，复不继；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辄谈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难质之，无不口应。列其人于张介福之后、王宾之前，盖洪武、永乐间人。作是书者必此王逵”，推测《水东日记》卷十七所录和清浚诗之作者王逵，即与清浚同时代人，著有《蠡海集》】的唱和诗：“夷夏都归掌握中，眼空南北与西东。此图画就非容易，为问沙弥几日功。”其所和清浚自作之诗为：“万里山川咫尺中，江河迢递总朝东。当时汉帝曾披此，邓禹因之立大功。”（见明叶盛撰《水东日记》卷十七）
2.宋濂（1310—1381）撰《送天渊浚公还四明序》：“余初未能识天渊，见其所裁《舆地图》，纵横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为人，而未知其能诗也。”（转引自《敬止录》卷二十九）
3.元明之际的慈溪乌斯道撰《刻舆地图序》说“地理有图，尚矣。本朝【按，有认为乌氏此中的“本朝”云云，指的是元朝】李汝霖《声教被化图》最晚出。自谓考订诸家，惟《广轮图》近理”（见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三）。这《广轮图》，陈佳荣推测它当为《水东日记》里所说清浚绘制的《广轮疆理图》，笔者亦深以为然。东西为广，南北为轮，《周礼》有曰：“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历代名画记》则云：“广轮度而疆理辨。”以“广轮”或“广轮疆理”名其绘制之天下舆地图，正是清浚文才之体现。且查《舆图要录》，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的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中，未见以“广轮”为名者。故基本上可以肯定，古往今来，《广轮图》唯此一份，乌氏所谓之《广轮图》，就是清浚所作。
4.朝鲜官员权近在明建文四年（1402）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跋文中，说清浚所作舆图的名称为《混一疆理图》。
5.明嘉禾严节（贵中）景泰壬申（1452）正月摹《广轮疆理图》并跋：“此图乃元至正庚子台僧清浚所画，中界方格，限地百里，大率广袤万余。其间省路府州，别以朱墨，仍书名山大川水陆限界。予喜其详备，但与今制颇异，暇日因摹一本，悉更正之。黄圈为京，朱圈为藩，朱竖为府，朱点为州，县繁而不尽列。居海岛沙漠，道里辽绝，莫可稽考者，略叙其概焉。”（录自《水东日记》明弘治常熟徐氏刻本卷十七）该书中的地图，已经用上了明代地名，比如元代的庆元、洪武十四年（1381）前的明州，已经改为了“宁波”。应该指出的是，现见《水东日记》各个版本所刊载的严节摹绘图，并无图名；说清浚绘制舆图的图名叫《广轮疆理图》的，是《水东日记》的著述者叶盛（1420—1474）。这要么是《水东日记》刊刻时省去了图名，要么是叶盛也见过清浚绘制的原图。这个问题没弄清楚之前，图上地名乃至图上的其他要素，究竟是严节改的还是叶盛改的，抑或是两人都分别改过的，一时难有定论。
但《水东日记》所保留下来的《广轮疆理图》，可以肯定是中国现存最详尽、准确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元代全国疆里总图。
从元人文集看，如戴良（1317—1383）的《九灵山房集》、丁鹤年（1335—1424）的《丁鹤年集》，见有与清浚的交往。乌斯道（生卒年不详，当为元明之际人）的《春草斋集》则见有乌与戴、丁二人的唱和，也有他游东钱湖的诗篇，但乌氏是否与清浚有过交道，不详；其中《二灵山》（卷四）一诗有句“问讯老僧诗句好，清风谡谡满松关”，这“老僧”是否就是清浚，也不敢肯定。
但在戴、丁、乌三氏的笔下，未见记载清浚绘制天下舆图一事，则可以明确。这说明清浚制《广轮（疆理）图》，当在他年轻而未成名前。
图1-4 《广轮疆理图》局部
图1-5 《宁郡地舆图》上的万寿寺
元至正庚子年（1360），清浚三十二岁，而此前几年，他曾蹈海北上。《广轮疆理图》上成山角附近的两处文字说明，应是清浚行程的记载：“辛卯前行北路，二月至成山”“壬辰前行北路”。陈佳荣认为这意味着清浚“在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前，由江浙沿海路北行，于是年二月至成山，然后又继续北上抵达大都一带”。其实，这两处文字表明，清浚曾在辛卯年（1351）、壬辰年（1352）接连两次泛海。从图上看（见图1-4），辛卯线傍岸，壬辰线近洋，这正是元代海漕的两条航线。一般认为，海漕的始发港为江苏的浏家港，但实际上，宁波甬江口外的金塘岛沥港，是浙东沿海诸港漕粮取齐交割的始发港，只不过运量是前者的十分之一而已。笔者推测，清浚北上搭乘的，正是海漕船。清浚时年二十三四，出家已经十年，或许已在府城万寿寺挂锡，任执事或班首【按，据前引潘道于编著《东钱湖古刹与名士》，祖铭“于至正七年复往径山，清浚仍留下青山，研读钟秀阁之藏书二十余载”，于洪武元年出任万寿寺住持。实际上，这二十年中清浚的经历，空白多多】。他之登船，就是为海漕船队祈祷平安。要知道，主管浙东海漕事务的庆（元）绍（兴）海运千户所，址在与万寿寺同处一街的大梁街上！（见图1-5）
所以，《广轮疆理图》上的这两处文字，与图下方关于泉州下南洋的航线介绍不同，它更像是记事，是制图者清浚本人经历的记录，这一神来之笔，是世界地图绘制史上的一朵奇葩。也因此，笔者认为在清浚的原图上，辛卯线和壬辰线的起点是在“宁波”或“昌国”，而严节或叶盛不知有庆绍海运千户所和浙东海漕事务的存在，乃径自将航线的起点由浙东挪到了长江口。
另外，元大德年间（1297—1307），庆绍海运千户所辖下有一位“籍占漕役”40年的老船户叫倪天渊的，富而仁，“性尚俭，一冠十年不易。人有丐贷则施予，无吝色。值大疫，手制善药以施贫乏”（清蒋学镛撰《鄞志稿·甬上先贤传·特行传》）。清浚后来号“天渊”，是否与他钦慕倪氏善行有关，不妨驰想。
总之，清浚是一位读万卷书有真学问、行万里路敢冒风险的高僧，从他的早期经历看，《广轮疆理图》完成于东钱湖的青山钟秀阁，是完全有可能的。
朝鲜权近说清浚的《混一疆理图》是《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二底本之一。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尺幅看，清浚的《混一疆理图》的尺幅亦应当相仿佛，不会是宋濂所见的“纵横仅尺有咫”的《舆地图》和叶盛、严节所见的“其方周尺仅二尺许”的《广轮疆理图》，故可以认为《混一疆理图》是清浚后来新作的，而且应当是在他洪武十九年（1386）去南京灵谷寺当住持、任僧纲司左觉义之后，清浚最后在金陵圆寂，没有再回到东钱湖。这也是前述戴、丁、乌三氏文集中无清浚绘制天下舆图记载的原因。
之所以说《混一疆理图》是清浚后来新作的，是因为随着地图画面尺幅的扩大，它表现地理要素便有了更为宽裕的余地，一个真正的舆图绘制家是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所以，大尺幅的《混一疆理图》不会只是那两小图的放大版。更何况，随着清浚阅历的深厚，晋京后所接触的舆图文献必然多过钟秀阁和二灵山房，他完全可以重起炉灶，将二十几年前的《广轮疆理图》进行升级换代，从而使得“混一”比“广轮”更准确、更丰富，表现能力更强大，这于清浚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周运中先生对《大明混一图》与诸图进行详细分析后认为，“既然《大明混一图》的来源应该是多种，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它的作者是谁”。其实，制图资料来源的多样化与作者是否为同一人，是两码事儿，证实《大明混一图》来源之多种，并不能有助于证明或证伪作者是谁。
总之，尽管《混一疆理图》已经失传，没法与《广轮疆理图》做详细的比对，但人们仍可以合理地推断，它不是《广轮疆理图》的放大版或翻版；同理，因为《混一疆理图》的亡佚，人们也没法与《大明混一图》进行对照，所以，认为清浚是《大明混一图》的主要作者或绘制工程的主持人，并不悖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