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在金代的产生及其思想特点
全真道在金代的产生及其思想特点
全真道是在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基于对北宋以前的道教（主要是丹鼎派道教）的改造而形成的。它虽然没有改变北宋以前道教的根本性质，但在立教宗旨、修持目标和修持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它的特点。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和当时已产生的太一道、大道教等新道派有些相似，即既是一种宗教团体，又是一种在野汉族士人互相联络的组织，也曲折地反映了政治上失意的知识分子以及被压迫民众的变态心理。现在，就它的产生及特点做一简要的介绍。
全真道的创始人是王重阳。他原名中孚，字久（一作“允”）卿，易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改名嚞（一作“喆”），字知明（“明”一作“名”），道号重阳子。京兆咸阳大魏村人，迁终南之刘蒋村，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他出身豪门，据《金莲正宗记》卷二《重阳王真人》称：“家世咸阳，最为右族。”(1)金密国公金源璹《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主碑》说他“家业丰厚，以粟贷贫人，惠之者半”(2)。又说：“会废齐摄事，秦民未附，岁又饥馑，时有群寇劫先生家财一空。其大父诉之统府，大索于邻里三百余户，其所亡者金币，颇复得焉，又获贼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乡党饥荒，譬如乞诸其邻者，亦非真寇也，安忍陷于死地？’纵舍使去，里人以此敬仰先生愈甚。咸阳醴泉二邑，赖先生得安。”(3)《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一《王嚞传》具载其事说：“齐改元，阜昌（1130—1137）初，抚治河外，不及于秦，岁屡饥，人至相食。时咸阳、醴泉，惟师家富魁两邑。其大父乃出余以赒之，远而不及者，咸来劫取，邻里三百户余，亦因而侵之，家财为之一空。有司率兵卒捕获，将置之法。师曰：‘乡人饥荒，拾路所得，吾不忍置之死地。’有司贤之，遂释不问，人服其德。”(4)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亦称：“当天眷（1138—1140）之初，以财雄乡里。岁且饥，人多殍亡，有盗尽劫其资以去。一日适因物色得盗，终不之问，远近以为长者。”(5)这里的“天眷”，有可能是“天会”（1123—1137）之误。从这里记载来看，王重阳的出身，当系咸阳的一个财主。
据传王重阳既“通经史”，又“善骑射”(6)。麻九畴《邓州重阳观记》称他“有文武艺”(7)。《金莲正宗记》卷二《重阳王真人》说他“膂力倍人，才名拔俗，蚤通经史，晚习弓刀。当废齐阜昌间，献赋春宫，迕意而黜。复试武举，遂中甲科”(8)。《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一《王嚞传》说他“弱冠业进士，系学籍，好属文，才思敏捷”(9)。金源璹《全真教祖碑》说他“弱冠，修进士举业，籍京兆府学，又善武略。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先生于是捐文场，应武举，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10)。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亦谓“少读书，系学籍，又逮名武选”(11)。王重阳应武举事，《金莲正宗记》卷二《重阳王真人》说他“中甲科”，而金源璹《全真教祖碑》则称“文武之进，两无成焉”(12)，说法不一。郭旃先生对此作了考证，认为王重阳“所应科举则当为齐国傀儡政权的科举”(13)。虽然具体说法不同，但大体认同王重阳早年曾追求功名，有通过科举而青云直上的打算。
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错综复杂，王重阳的仕途并不顺利，他的心情也是十分复杂而苦闷的。从社会的动荡不安而反思到自身，亦感到人生的无常、短促与痛苦。《重阳全真集》卷九载有他的《悟真歌》一篇，可说是他的生平自述。其词云：
余当九岁方省事，祖父享年八十二。二十三上荣华日，伯父享年七十七。三十三上觉婪耽，慈父享年七十三。古今百岁七旬少，观此递减怎当甘？三十六上寐中寐，便要分他兄活计。豪气冲天咨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恁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着一酒课。……四十八上尚争强，争奈浑身做察详。忽尔一朝便心破，变成风害任风狂。不惧人人长耻笑，一心恐昧三光照。静虑澄思省己身，悟来便把妻儿掉。好洗面兮好理头，从人尚道骋风流。家财荡尽愈无愁，怕与儿孙作马牛。五十二上光阴急，活到七十有几日？前头路险是轮回，旧业难消等闲失。一失人身万劫休，如何能得此中修。须知未老闻强健，弃穴趋坟云水游。云水游兮别有乐，无虑无思无做作。一枕清风宿世因，一轮明月前生约。(14)
这首歌词的内容表明：第一，他曾有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当此之时，他“豪气冲天”，得意忘形，天天醉酒贪杯，尽情享乐(15)；第二，不久，家里的金银财宝便如浮云一样散尽，自身的功名利禄也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三，又从其祖、父辈寿命一代比一代递减的事实，更感到人生的短促和死亡的恐怖；第四，经过“静虑澄思”之后，决计抛妻别儿，出家修行，以求云水之乐。由此可见，社会的动荡不安，是他遁入玄门的客观原因；在人生道路上感到彷徨失望和死亡的恐怖，是他遁入玄门的主观原因。他的这种心情，具体而生动地表现在他所作的《摸鱼儿》一词当中。其词云：
叹骷髅，卧斯荒野，伶仃白骨潇洒。不知何处游荡子，难辨女男真假。抛弃也，是前世无修，只放猿儿傻。今生堕下，被风吹雨浥日
，更遭无绪牧童打。余终待，搜问因由，还有悲伤，那得谈话？口衔泥土沙满眼，堪向此中凋谢。长晓夜筭论秋冬，年代春和夏。四时孤寡，人家小大，早悟便休夸，俏骋风雅。(16)
在那兵荒马乱、骷髅遍野的战争年代，王重阳面对“卧斯荒野”的“伶仃白骨”，又是凄凉，又是阴森恐怖，不胜感慨系之，认为什么富贵荣华、什么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毫不值得留恋。到头来，还不是“口衔泥土沙满眼”，“难辨女男真假”！他虽“搜问因由”，但并未找到正确的答案，于是便错误地断定“前头路险是轮回”，只有猛回头，修仙学道，超脱凡尘，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关于王重阳出家修行的情况，在道书中有不少的神话传说，虽不可尽信，但对于我们了解王重阳的出家和创教过程，也有一定的帮助。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一《王嚞传》称：“金海陵炀王正隆四年（1159），师忽自叹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予犹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后，性少检束。亲戚恶之，曰：‘害风来。’师受而不辞。关中谓狂者为害风，因以自呼。”(17)王重阳时年四十八，这段叙述与他在《悟真歌》中的自述相合。又谓这一年的六月，他醉于终南甘河镇，遇至人授以修真口诀。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所载亦同。并称：“自是尽断诸缘，同尘万有，阳狂垢污，人益叵测。……其变易谈诡，千态万状，不可穷诘。”(18)这正是他在《悟真歌》中自己说的“忽尔一朝便心破，变成风害任风狂。不惧人人长耻笑，一心恐昧三光照”的情况，这大概是他悟道的开始。正隆五年（1160）中秋，再遇至人于醴泉道中，授以秘语五篇，令其读毕焚之。王重阳乃抛妻别子，构庵于南时村，从此正式出家修道。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他在南时村掘一丈多深的坟墓，坐居其中，号为“活死人墓”，以方牌挂其上，书曰“王害风灵位”，用以惊世骇俗，招揽信徒。过了两年，却无人回应。大定三年（1163）秋，他不得不离开这个“活死人墓”，到刘蒋村结庵居住。他与李灵阳、和玉蟾同住，边修行边布教，但应者也很少。直到大定五年（1165），仅收录了三个弟子：史处厚、刘通微、严守常。于是，遂于大定七年（1167）四月，自焚其庵，拂衣东去。携铁罐一枚，随路行乞。至闰七月，抵达山东宁海州，径诣儒者范叔明家，在此会见了“家赀巨万”的大财主马宜甫（马从义，入道后改名马钰），遂就其家住食。为了布教的方便，马宜甫为之择地立庵，命名全真。全真之名，便从这开始。此后在大定八、九两年（1168—1169）间，王重阳活动于宁海、文登、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等地，先后建立了以“三教”之名冠首的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平等会等五个教会组织，并次第收了马钰、谭处端、王处一、郝璘、丘处机、孙不二、刘处玄等七人为弟子。从此，这七位高足，便成为他推行全真教的骨干力量，以后被称为全真教的七位真人。于是，数年之间，全真之教远近风动，参加者甚多。大定十年（1170）正月，王重阳在前往陕西的途中病逝于河南开封，时年五十八。
全真道的立教宗旨和修持方法，在《重阳立教十五论》中作了比较集中的阐述。此《论》未著录撰人，传为王重阳所造，共分十五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论住庵，阐明出家之人先须住庵，以求依倚之所，使气神和畅；住庵之法，在于动静得中。“庵者，舍也，一身依倚。身有依倚，心渐得安，气神和畅，入真道矣。凡有动作，不可过劳，过劳则损气；不可不动，不动则气血凝滞。须要动静得其中，然后可以守常安分，此是住安（庵）之法。”(19)
第二论云游，阐述游历有虚真之别，修全真者是要真云游，而不是虚云游。“凡游历之道有二：一者，看山水明秀，花木之红翠，或玩州府之繁华，或赏寺观之楼阁，或寻朋友以纵意，或为衣食而留心。如此之人，虽行万里之途，劳形费力，遍览天下之景，心乱气衰，此乃虚云游之人；二者，参寻性命，求问妙玄，登巇险之高山，访明师之不惓，渡喧轰之远水，问道无厌，若一句相投，便有圆光内发，了生死之大事，作全真之丈夫。如此之人，乃真云游也。”(20)
第三论学书，阐明读书须以心解为主。“学书之道，不可寻文而乱目，当宜采意以合心，舍书探意采理，舍理采趣。采得趣，则可以收之入心，久久精诚，自然心光洋溢，智神踊跃，无所不通，无所不解。若到此，则可以收养，不可驰骋耳，恐失于性命。若不穷书之本意，只欲记多念广，人前谈说，夸讶才俊，无益于修行，有伤于神气，虽多看书，与道何益？既得书意，可深藏之。”(21)
第四论合药，阐明修全真道者，应精通合药之道。“药者，乃山川之秀气，草木之精华，一温一寒，可补可泄，一厚一薄，可表可托。肯精学者，活人之性命。若盲医者，损人之形体。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不可执着，则有损于阴功。外贪财货，内费修真，不足今生招愆，切忌来生之报。吾门高第，仔细参详。”(22)
第五论盖造，阐述造庵目的在于遮形，避免露宿野眠，否则触犯日月，有害修行；切不可追求高大堂皇，浪费财力，断绝地脉。“茅庵草舍，须要遮形；露宿野眠，触犯日月。苟或雕梁竣字（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斫伐树木，断地脉之津液；化道货财，取人家之血脉。只修外功，不修内行，如画饼充饥，积雪为粮，虚劳众力，到了成空。有志之人，早当觅身中宝殿；体外朱楼，不解修完，看看倒塌，聪明君子，细细察详。”(23)
第六论合道伴，阐述关于修道交友的方法。“道人合伴，本欲疾病相扶，你死我埋，我死你埋。然先择人而后合伴，不可先合伴而后择人。不可相恋，相恋则系其心；不可不恋，不恋则情相离。恋欲不恋，得其中道可矣。有三合三不合，明心有慧有志，此三合也；不明著外境，无智慧、性愚浊，无志气、干打哄，此三不合也。立身之本在丛林，全凭心志，不可顺人情，不可取相貌，唯择高明者，是上法也。”(24)
第七论打坐，阐述静坐的要领。“凡打坐者，非言形体端然，瞑目合眼，此是假坐也。真坐者，须要十二时辰、住行坐卧、一切动静中间，心如泰山，不动不摇，把断四门：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内；但有丝毫动静思念，即不名静坐。能如此者，虽身处尘世，名已列于仙位，不须远参他人，便是身内贤圣，百年功满，脱壳登真，一粒丹成，神游八表。”(25)
第八论降心，阐述剪除乱心，以求定心。“凡论心之道，若常湛然，其心不动，昏昏默默，不见万物，冥冥杳杳，不内不外，无丝毫想念，此是定心，不可降也。若随境生心，颠颠倒倒，寻头觅尾，此名乱心也，当速剪除，不可纵放，败坏道德，损失性命。住行坐卧常勤降，闻见知觉为病患矣。”(26)
第九论炼性，阐述理性之法，应紧慢适中，刚与柔得体。“理性如调琴弦，紧则有断，慢则不应，紧慢得中，琴可调矣。则又如铸剑，刚多则折，锡多则卷，刚锡得中，则剑可矣。调炼性者，体此二法，则自妙也。”(27)
第十论匹配五气，阐述调配五行之精于一身之中。“五气聚于中宫，三元攒于顶上，青龙喷赤雾，白虎吐乌烟，万神罗列，百脉流冲，丹砂晃朗，铅汞凝澄，身且寄向人间，神已游于天上。”(28)
第十一论混性命，阐述性与命的关系。“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性若见命，如禽得风，飘飘轻举，省力易成。《阴符经》云‘禽之制在气’是也。修真之士，不可不参。不可泄漏于下士，恐有神明降责。性命是修行之根本，谨紧锻炼矣。”(29)
第十二论圣道，阐述入圣之道，在于积德累功。“入圣之道，须是苦志多年，积功累行。高明之士，贤达之流，方可入圣之道也。身居一室之中，性满乾坤，普天圣众，默默护持，无极仙君，冥冥围绕，名集紫府，位列仙阶，形且寄于尘中，心已明于物外矣。”(30)
第十三论超三界，阐述学道者务须超出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此乃三界也。心忘虑念，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见，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玉清之境矣。”(31)
第十四论养身之法，阐述求道者，务须培养法身。“法身者，无形之相也。不空不有，无后无前，不下不高，非短非长，用则无所不通，藏之则昏默无迹。若得此道，正可养之。养之多则功多，养少则功少，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32)
第十五论离凡世，阐述脱落心地，即是真离凡世。所以真离凡世，绝不是指身体脱离现世，超登仙境。“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莲花，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言十五论者，警门中有志之人，深可详察知之。”(33)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全真道的思想与以前的道教理论和修持方法相比较，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它自己的鲜明特点：
第一，发展了关于精、气、神的修炼理论。
在《重阳立教十五论》中，已明确提出“性命是修行之根本”，所以，王重阳认为修行的方法，就在于“了达性命”。他在《金玉关锁诀》中说：“今人修道者，却不修真道，（真）道者，了达性命也。”(34)他提出：“性命者，是精血也。”(35)并说：“精生魄，血生魂，精为性，血为命。人了达性命者，便是真修行之法也。”(36)并接着指出：“精血者，是肉身之根本，真气者，是性命之根本。故曰：有血者，能生真气也；真气壮实者，自然长久，聚精血成形也。”(37)这就是说“性”就是“精”，“命”就是血，精血是肉体赖以生存的根本，而根本之中又有根本，这就是“真气”。他把精、气、血看作“人之三宝”，认为修行之人应当爱惜这三宝。他在同书中指出：“今修行者，不知身从何得，性命缘何生？诀曰：皆不离阴阳所生，须借父精母血。二物者，为身之本也。今人修行，都不惜父精母血，耗散真气，损却元阳，故有老，老有病，病中有死。既有无常，何不治之。”(38)又说：“人有万病，是病者，皆伤人之命矣。有疾病者，尽不干五脏之事，都是损了精、气、血三宝。”(39)
《重阳立教十五论》提出了“混性命”，并谓“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所谓“混性命”，就是指通过锻炼，使神、气相互交结，或者说使精、气、神相互交结，混而为一。故所谓“混性命”与“了达性命”是完全一致的。关于这个问题，《重阳全真集》卷一《全真堂》解释说：“堂名名号号全真，寂正逍遥子（仔）细陈……气血转流浑不漏，精神交结永无津。”(40)《重阳全真集》卷三《三州五会化缘榜》又说：“夫玉花（华）者，乃气之宗；金莲者，乃神之祖。气神相结，谓之神仙。《阴符经》云：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子母相见，得做神仙。”(41)既然精、气、神的相互交结便是神仙，可见，“了达性命”既是他的修行方法，也是他修行的目的。
那么，怎样才能“了达性命”呢？王重阳对此也做了阐述。在王重阳看来，“性命”本人之所有，而人降生到这个五颜六色的大千世界以后，情欲便产生并逐渐增长起来，于是便迷住了本性。因此，要恢复本性，达到精、气、神的混而为一，就必须去伪存真，扫除情欲，这便是他的“性命”学说的关键所在。《重阳立教十五论》便贯穿了这一思想，他的其他许多诗文对此也做了反复的论述。这里试列举《金关玉锁诀》中的几段有关问答：
或问曰：如何是修真妙理？答曰：第一，先除无名烦恼；第二，休贪恋酒色财气。此者便是修行之法。难曰：……且人有疾病无常，如何治之？答曰：欲要治之，除是达太上炼五行之法。(42)
问曰：如何是五行之法？诀曰：第一先须持戒，清静忍辱，慈悲实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求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顺父母师资，此是修行之法，然后习真功。(43)
问曰：既为人，因甚生死先后者，何也？答曰：先死者，为其人心著欲乐，贪恋境界，是男子者损精，妇人损血，白日不断无名烦恼，夜中不斩三尸阴鬼，男子妇人，已有无常也。
问曰：不死之人，何也？答曰：不死者，为其人身清静无垢，惜真炁在丹田，精血不衰，其人不死也。难曰：多见今人清静休妻，亦不能成道者，何也？答曰：虽是此人清静，却不达真清静之功，其人虽是一身清静，却不能定于精血养真气，此人身清心不清，其身静意不静。(44)
从以上这些问答来看，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求修行者必须涤除一切情欲，保持心地的完全清静，这样就可以使“真炁在丹田，精血不衰”，调配五行之精于一身之中，避免疾病，以至长生不死，达到精、气、神的混而为一，以至“身且寄向人间，神已游于天上”的神仙境界。在这里，心地的经常清静是关键。所以，他又说：“夫修行者，常清静为根本。”(45)这样一来，修性命的核心便是炼心，故他反复强调炼心的重要性。据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载，马钰病危，有人告诉王重阳说：“马公将死矣！”王重阳拊掌而叹：“乃以炼心语疗之，曰：‘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此外更无良药矣。’疾遂愈。”(46)他在《重阳全真集》卷二《唐公求修行》一诗中又说：“学道修真非草草，时时只把心田扫。悟超全在绝尘情，天若有情天亦老。”(47)在卷一《善友问耕种助道》诗中又说：“世间凡冗莫相於，清静精研礼念初。慧照时时频剔拨，心田日日细耕锄。增添福炷油休绝，剿剪烦苛草尽除。登莹苗丰功行满，登苗携去献毗卢。”(48)他认为，只要能够扫除心田里的尘秽，便可以恢复人之本性，实现精、气、神的混一。他在《任公问本性》一诗中明确地说：“如金如玉又如珠，兀兀腾腾五色铺。万道光明俱未显，一团尘垢尽皆除。频频洗涤分圆相，细细磨揩现本初。不灭不生闲朗耀，方知却得旧规模。”(49)
王重阳这套精、气、神的修炼理论，北宋以前的道教也曾论及，唐代道教学者司马承祯即有关于守静去欲，修炼精、气、神的专门论述，所以并不是王重阳的首创。他的贡献是把这种修炼理论更加系统化，并在汲取儒、佛两家有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使之更加丰富、更加细致，具有自己的特色，从而向前发展了这种修炼理论。
第二，发展了关于长生成仙的思想。
在王重阳的修炼理论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就是在长生成仙的观念上他有一个崭新的突破，从而形成了与过去的道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区别。
修炼成仙，乃是道教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在这点上，各个教派都是相同的，全真道也是如此。但在王重阳创教前，对成仙的理解，大多是指长生不死，即身成仙，追求肉体不灭和所谓“轻举飞升”。而王重阳的成仙概念，显然已和过去的概念有些不同，他虽并未完全摆脱“长生不死”之类的思想束缚，但他并不强调肉体的“不灭”，特别是他已经完全抛弃了“轻举飞升”之类的无稽之谈。在《重阳立教十五论》中，他明确指责“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为“大愚不达道理”之人，他所追求的，仅仅是精、气、神的交结而已。《重阳全真集》卷一《和落花韵》对此说得很清楚：“不谋轻举望升飞，碧洞无劳闭玉扉。久厌世情名与利，素嫌人世是和非。须知谨谨修心地，何必区区衒道衣。门外落花任风雨，不知谁肯悟希夷。”(50)与此相联系，他在《金关玉锁诀》中，还把神仙分为五个等级：“第一，不持戒，不断酒肉，不杀生，不思善，为鬼仙之类；第二，养真气长命者，为地仙；第三，好战争，是剑仙；第四，打坐修行者，为神仙；第五，孝养师长父母，六度万行方便，救一切众生，断除十恶，不杀生，不食酒肉，邪非偷盗，出意同天心，正直无私曲，名曰天仙。”(51)从王重阳的一些言行看来，其中的二、四两种，自然符合他的主张。他对“养真气”和“打坐修行”，均有明确的论述。最后一种也是他所倡导的。他所标榜的立教原则，乃是“普济群生，遍拔黎庶”(52)，因此，对于神仙的标准，自然也就不拘一格。这样，全真教的目标，既适应于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阶层，也适应于文化素养较低的广大黎民百姓，使他们都有修炼成仙的希望，以利于招徕更多的道徒。
第三，突出了“三教归一”的思想。
北宋时的张伯端，便力图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来撮合三教，提出道教与儒、释的关系是“教虽分三，道乃归一”。王重阳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三教归一”的思想。从其创教之时，他在山东地区所创立的五个教会，皆冠以“三教”之名，并规定《道德经》《孝经》《般若心经》皆为全真徒应当习诵的经典(53)。在《重阳立教十五论》中，既强调“性命是修行之根本”，应“谨紧锻炼”，以求“脱壳登真”“神游八表”这一宗旨，又将佛教的“三界”和“禅定”之说纳入修持方法之中，并认为“入圣之道”在于“积功累行”，把“忠君王、孝父母”等儒家的伦理道德列为教戒，要求教徒必须遵守。这一切，都明显地显示出全真道的“三教归一”思想。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在谈到王重阳全真学说的特点时说：“凡教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尝率其徒演法建会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54)他在《金关玉锁诀》中明确指出：“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55)这就是说，儒、释、道三教，如同一个鼎的三个足，一棵树所生的三个枝，枝或足虽分为三，而鼎身或树根则同归于一。这个“一”，就是“真道”，即全真之道。这种“三教归一”的言论，在他的诗文中俯拾皆是。《重阳全真集》卷一《答战公问先释后道》说：“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识心见性全真觉，知汞通铅结善芽。马子休令川拨棹，猿儿莫似浪淘沙。慧灯放出腾霄外，照断繁云见彩霞。”(56)所谓“识心见性”，是指精神的锻炼；所谓“知汞通铅”，是指真气的锻炼。即道、释二教，虽然形式上有差别，但在精、气、神的修炼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同书卷一《孙公问三教》又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洪。精神炁候谁能比，日月星辰自可同。达理识文清净得，晴空上面观虚空。”(57)这就是说，儒、释、道三教本是同源一理，只要熟悉其精、气、神的修炼理论，对儒、释、道三教便自然融会贯通。卷一《述怀》对此明确地说：“了了通三道，圆圆做一团。”(58)在《永学道人》一诗中又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般般物物俱休着，净净清清最好夸。亘劫真人重出现，这回复得跨云霞。”(59)表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三教捏成一团，融为一体。王重阳本儒家出身，受到儒学的熏陶，后来学道，又受到佛教特别是佛教禅宗的思想影响。他对禅宗理论是相当信服的。同书卷一《问禅道者何》一诗曾就禅与道的关系解释说：“禅中见道总无能，道里通禅绝爱憎。禅道两全为上士，道禅一得自真僧。道情浓处澄还净，禅味何时净复澄。咄了禅禅并道道，自然到彼便超升。”(60)可见，在王重阳看来，禅与道虽有区别，但在二者之间不能有所爱憎，若仅修其一，就只能做一个普通的道士或和尚，只有禅道两全的人才能成为“上士”，得到“超升”。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二《玉壶遐览》引《青岩丛录》评论全真思想时说：“其说颇类禅而稍粗。”这个评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在修炼方术上专主内丹，不尚符箓，也反对黄白之术。
在王重阳的著作中，几乎从不谈论符箓和黄白等事。虽然他也使用铅、汞、金丹等词，却是作为性命或精、气、神之类的别称来使用的。《重阳全真集》卷二有题为《金丹》一诗，明确地说：“本来真性唤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衮出入仙坛。”(61)这便是最好的例证。在他看来，只有修真养性，进行精、气、神的内丹修炼，才是成仙的唯一正道。
第五，强调道士必须出家住庵，不准有妻室，这也是它和其他道派特别是正一道不同的一个特点。
综上可知，全真道主要是通过对旧道派特别是丹鼎派的改造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道派，它在立教宗旨、修持目标和修持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徐琰在《郝宗师道行碑》中谈到全真道的特色时说：“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62)并强调它和过去那些主张符箓、烧炼、章醮等的旧道派不同，认为它才真正合乎老庄之道的本旨。宁海学正范怿于大定戊申（1188）所作的《重阳全真集序》在介绍王重阳的立教宗旨时又说：“大率诱人还醇返朴，静息虚凝，养亘初之灵物，见真如之妙性，识本来之面目，使复之于真常，归之于妙道也。”(63)并指出：其“博通三教，洞晓百家……化三州之善士，结五村之良缘，行化度人，利生接物，闻其风者咸敬惮之，杖屦所临，人如雾集。”(64)可见这个新道派在当时确实吸引了不少道众。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在政治上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苦难民众寻求精神解脱的社会心理。
必须指出，王重阳的全真学说本身，也包含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强调要修成“天仙”，必须“普济群生，遍拔黎庶”，有符合民众精神寄托需要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要达到成仙这个最终目标，必须“忠君王”，遵守封建的纲常伦理，又有为封建王朝服务，可供统治者利用的一面。而且他倡导的养性修真，叫大家遁入玄门，除情去欲，“还醇返朴”，放弃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循规蹈矩，“忍耻含垢”，不做任何反抗，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显然是有利的。全真道在当时之所以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并迅速发展，这大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香港道教学院“全真道研究中心成立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 《道藏》第3册，第348页。
(2) 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51页；又载《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19册，第723页。
(3)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51页；又载《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19册，第723页。
(4) 《道藏》第5册，第414页。
(5) 《道藏》第19册，第726页。
(6)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道藏》第3册，第371页。
(7)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63页。
(8) 《道藏》第3册，第348页。
(9) 《道藏》第5册，第414页。
(10)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51页。
(11) 《道藏》第19册，第726页。
(12)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51页。
(13) 郭旃：《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14) 《道藏》第25册，第739页。
(15) 麻九畴《重阳观记》说：“当废齐阜昌间，脱落功名，日酣于酒。”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63页。
(16) 《重阳全真集》卷三，《道藏》第25册，第710页。
(17) 《道藏》第5册，第414页。
(18) 《道藏》第19册，第726页。
(19) 《道藏》第32册，第153页。
(20) 《道藏》第32册，第153页。
(21) 《道藏》第32册，第153页。
(22) 《道藏》第32册，第153页。
(23) 《道藏》第32册，第153页。
(24) 《道藏》第32册，第153页。
(25) 《道藏》第32册，第153页。
(26) 《道藏》第32册，第153—154页。
(27) 《道藏》第32册，第154页。
(28) 《道藏》第32册，第154页。
(29) 《道藏》第32册，第154页。
(30) 《道藏》第32册，第154页。
(31) 《道藏》第32册，第154页。
(32) 《道藏》第32册，第154页。
(33) 《道藏》第32册，第154页。
(34) 《道藏》第25册，第800页。
(35) 《道藏》第25册，第800页。
(36) 《道藏》第25册，第799页。
(37) 《道藏》第25册，第799页。
(38) 《道藏》第25册，第799页。
(39) 《道藏》第25册，第800页。
(40) 《道藏》第25册，第697页。
(41) 《道藏》第25册，第788页。
(42) 《道藏》第25册，第798页。
(43) 《道藏》第25册，第798页。
(44) 《道藏》第25册，第799页。
(45) 《道藏》第25册，第799—800页。
(46)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39页。
(47) 《道藏》第25册，第704页。
(48) 《道藏》第25册，第694页。
(49) 《道藏》第25册，第693页。
(50) 《道藏》第25册，第691—692页。
(51) 《道藏》第25册，第802页。
(52) 《道藏》第25册，第788页。
(53) 金源璹《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主碑》称：“真人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静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载《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19册，第725页。
(54) 《道藏》第19册，第725—726页。
(55) 《道藏》第25册，第802页。
(56) 《道藏》第25册，第691页。
(57) 《道藏》第25册，第693页。
(58) 《道藏》第25册，第698页。
(59) 《道藏》第25册，第696页。
(60) 《道藏》第25册，第694页。
(61) 《道藏》第25册，第701页。
(62) 《道藏》第19册，第740页。
(63) 《道藏》第25页，第689页。
(64) 《道藏》第25页，第6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