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汉画像石中的轩车形象

——兼谈细节的真实与虚幻

曾 磊

2019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组织的山东汉画像石考察。整个考察历时7天，大体环绕鲁中山区一圈，考察地点则多在平原地区。如果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的东汉行政区划为据（时间断限为顺帝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此行大体经过了东汉时代的济南国、济北国、东平国、山阳郡、沛国、鲁国、东海郡、琅邪国、北海国、齐国等郡国。[1]我虽是山东人，但如此细致周密地绕行山东还是第一次。在欣赏汉画风韵的同时，一路结交青年才俊，领略齐鲁风光，品尝家乡美食，收获颇为丰厚。

一

此次考察我关注的重点之一是汉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察第一站孝堂山石祠就有两列非常重要的车马出行图——“大王车”车队和“二千石”车队。抵达孝堂山后，我们一行人就急不可耐地钻入了石祠。虽然16日晚下了一场雨，但17日上午依然阴云密布，空气湿闷。狭小的石祠内一下涌入十几个人，呼吸愈觉不畅，不一会儿就已大汗淋漓，身上全部湿透。头上的汗水流入眼睛，顿觉刺痒难耐。虽狼狈不堪，仍不敢浪费一秒（图1-1）。

“大王车”车队横贯于石祠东、北、西三壁的上部，气势恢宏。《孝堂山石祠》对这列车马出行图的描述如下：

东壁画像二区：

上部有一队十只南飞的大雁与一区间隔，下有两排气势壮观的车马出行行列。南边有十人分上、下两排组成的迎接行列，后四人持板，中四人持戈，前面二人持板躬身做迎接状，皆着进贤冠。上排前边的人头上刻隶书“相”字，下排前边的人头上刻“令”字。迎面而来的是“大王车”的出行队伍。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二携弓胡人，后随二胡骑；上排胡骑后随一携弓胡人，再后是一汉骑和一携弓胡人，下排胡骑后随一汉骑；再后是二人乘坐骆驼，三人乘坐大象（图版一四）；再后有五人荷戟随行；再后为着进贤冠者二骑，戴弁者二骑；再后为两辆四帷轺车，车上各坐二人，着进贤冠，车后随行戴弁者二骑，还有二人着帻荷戟步行。整个出行画像与北壁顶部出行画像相连。

北壁画像上区：

车马出行行列，前后与东壁、西壁的车马出行画像连成一体。画面共有四辆车、三十骑、两步卒，自西向东行进。最东端有两骑，其后四帷轺车二辆，各驾二马，车上各立乘三人。其前车一人驾马，着进贤冠，居中者着通天冠，最后一人着弁，车后斜出二戟；后车前两人着进贤冠，一人着弁。车后为十二骑，分两行，上行第四骑背负弓箭，第五骑吹排箫，第六骑击鼓；下行第二、三、四骑皆负弓箭，第五、六骑分别吹排箫和笙。后有二荷戟步卒，又后有十骑。再后是一巨大的建鼓乐车，建鼓上端两头有垂龙首饰。鼓乐车分上、下层，上层两人挥棰对击建鼓，鼓角各悬一铃；下层四人，两两对坐，吹排箫。鼓乐车后隔二骑是一辆四马轺车，后拥四骑。四马轺车后上方刻有“大王车”三字，车盖华丽。车中端坐一人，着通天冠，当为王者。另一人御车。

西壁二区：

上边有一行北飞的九只大雁与一区间隔，下有两排出行行列由南向北行进，与北壁上部的出行图相接。北端两排四人荷戟，其后各随九骑，骑者皆着弁。两行共十八骑，排列整齐，马昂首阔步前行。再后为軿车二辆，车内各有二妇人对坐。最后为二骑殿后。[3]

第二队车马出行图位于北壁下区，规模较第一列小了很多。《孝堂山石祠》对其描述如下：

下层为一迎送完整的车马出行行列。东端有一人躬身捧盾相迎，西端有一人持板相送。整个出行行列有九辆车、七骑、二步卒，连成一行，车辆都是一车一马。最前为导车，无盖，上立一柱，圆头，一穗飘动，上坐二人；后有五辆轺车，上坐二人；再后为四骑，前二骑并马前行，后二骑一前一后，持戟；其后有二持戟步卒，接着是一辆四帷轺车，外加屏风，上坐二人，皆着进贤冠，车后上方有汉隶“二千石”三字，标明车上主人的等级身份；大车后有持幡二骑、两车、一骑士紧随而行。[4]

两队车马出行图的主角，自然是同位于北壁的“大王车”和“二千石”车。二车一上一下，是各自车队的核心（图1-2）。仔细观察两辆马车，我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大王车的车舆两侧各有一个藩屏。藩屏外形呈长方形，其上刻满菱形网格。二千石车也是如此（图1-3、1-4）。

《孝堂山石祠》称二千石车为“四帷轺车，外加屏风”，对大王车仅称其为一辆“四马轺车”，“车盖华丽”。可见二车的文字描述对这两处重要细节有所遗漏。著录孝堂山石祠的重要图录对此也有所忽视。如《中国画像石全集》称大王车为“盖系四维、驾驷马的轺车”；称二千石车为“轺车”，“盖系四维，有屏”。[8]《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称大王车为“驷马安车”，对二千石车的描述则与《中国画像石全集》相同。[9]《孝堂山石祠》《中国画像石全集》《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汉代画象全集初编》等收录的拓片，均拓印出了二千石车两侧的藩屏边框，但没有拓印边框内的网格细节（图1-5），大王车的拓片则完全忽视了藩屏的存在（图1-6）。我曾先后在济南市博物馆、北京山水美术馆“中国汉画大展”等不同场合近距离观察过孝堂山石祠的拓片，这些拓片与上述图录一样，也都缺失了这两处重要的细节。《孝堂山石祠》绘制的简略线图同样没有体现这两处细节，或许线图也是根据拓片绘制的。《孝堂山石祠》图版一七的大王车照片对车舆上的藩屏则有很清晰的显示，可惜并未做出说明。[10]

类似的菱形网格又见于西壁二区左侧的两辆軿车画像。《孝堂山石祠》仅指出“车内各有二妇人对坐”[13]，同样忽视了车舆外侧的菱形网格（图1-7）。从这次考察拍摄的照片来看，軿车车舆上的菱形网格刻痕较浅，并且直接刻在了对坐妇人之上，让原本封闭的軿车变成一种透视状态（图1-7c）。这一点在上述拓片中同样没有体现。

对这两驾马车，尤其是大王车，学者们早有关注，但大都忽视了车舆上的藩屏。孙机认为，大王车“应为诸侯王所乘之安车”，“这是自图像中见到的汉代最豪华之车”。[15]《孝堂山石祠》等虽指明二千石车的长方形边框为“屏风”，但又认为其是一辆轺车。准确来说，这两辆车应是轩车。

二

轩，《说文》：“曲辀藩车也。”段玉裁注：“谓曲辀而有藩蔽之车也。”[16]许慎对“轩”的解释言简意赅，但非常精确，段玉裁注也准确地抓住了轩车的两个特点：一是曲辀，二是有藩蔽。所谓“辀”，《说文》：“辕也。”[17]《说文》又释“辕”说：“辀也。”[18]关于“辀”与“辕”的区别，学者有不少讨论。

《周礼·冬官·考工记》：“辀人为辀。”郑玄注：“辀，车辕也。《诗》云：‘五楘梁辀。’”孙诒让正义：

注云“辀，车辕也”者，《说文·车部》云：“辀，辕也。”《释名·释车》云：“辀，句也，辕上句也。”《方言》云：“辕，楚卫之间谓之辀。”《公羊·僖元年》，何注云：“辀，小车辕，冀州以此名之。”案：小车曲辀，此辀人所为者是也；大车直辕，车人所为者是也。散文则辀辕亦通称。王宗涑云：“析言之，曲者为辀，直者为辕。小车曲辀，一木居中，两服马夹辀左右。任载车直辕，两木分左右，一牛在两辕中。《说文》云：‘辀，辕也。辕，辀也。’浑言之也。”阮元云：“辀者曲辕，驾马者也。辀所以必挠曲之者，为登降均马力也。”引《诗》云“五楘梁辀”者，证小车曲辀也。《释文》云：“楘，本又作鞪。”案：此《秦风·小戎》文。《毛诗》亦作“楘”，传云：“五，五束也。楘，历录也。梁辀，辀上句衡也。一辀五束，束有历录。”《说文·木部》云：“楘，车历录束文也。”《革部》云：“鞪，车轴束也。”二字声义略同。[19]

孙诒让的解释已经非常清楚。辀与辕是车辕的两种类型。辀，用曲木制成，一般为单木，居车舆前中部，小车用辀，今人称之为独辀车；辕，用直木制成，一般为双木，居车舆前部两侧，大车用辕，今人称之为双辕车。不过，“辀”与“辕”二字经常混用。许慎所处的东汉晚期，一般都使用双辕车，独辀车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说文》所说“轩”为“曲辀”，实际是用曲木制成的双辕，并非独辀。这在汉画像轩车形象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详下）。

《说文》段玉裁注“轩”字又引戴震的说法：

小车谓之辀，大车谓之辕。人所乘欲其安，故小车畅毂梁辀。大车任载而已，故短毂直辕。[20]

所谓“畅毂梁辀”，出自《诗·秦风·小戎》：“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21]“畅毂”，即长毂。其讨论可见孔颖达疏。[22]“梁辀”，上文已经讨论，《小戎》孔颖达疏又说：“辕从轸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则居衡之上而向下勾之。衡则横居辀下如屋之梁然，故谓之梁辀也。”[23]这一解释形象地说明了“梁辀”的得名以及车衡和车辕的结构关系。不过，从现在考古发掘所见古代车舆来看，车辕的前端并非仅有“向下勾之”一种形式。车辕与车衡捆绑时，或在衡之上，或在衡之下，或在衡之侧。当车辕处于车衡之下或车衡之侧时，车衡就无法像屋梁一样“横居辀下”了。郭宝钧认为，曲辕之所以称辀，是因为“从侧面看，辀是前高、下曲、后平，又好像船舟之底，故更以‘辀’名之。辀前架于衡上，后架于轴上，又似房屋中的两柱间的一条大梁，故《诗·小戎》有‘五楘梁辀’之说”。[24]郭宝钧将辀之得名与舟船联系，颇有道理，对梁辀的解释也比孔颖达疏合理。

以上是对轩车“曲辀”形制的讨论。至于“藩车”则很好理解，即有藩屏之车。《说文》：“藩，屏也。”[25]《诗·大雅·板》：“价人维藩。”郑玄笺：“藩，屏也。”[26]《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杜预注：“藩，车之有障蔽者。”[27]《汉书·游侠传·陈遵》说：“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颜师古注：“藩车，车之有屏蔽者。”[28]《周礼·春官·巾车》：“漆车，藩蔽、豻、雀饰。”郑玄注：“漆车，黑车也。藩，今时小车藩，漆席以为之。”[29]先秦时的小车又名轻车、戎车，一般驾四马，不仅用于贵族出行，而且用于车战。[30]汉代的小车一般驾一马或两马，《释名·释车》：“小车，驾马轻小之车也。”“安车，盖卑坐乘，今吏所乘小车也。”[31]又《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郑玄注：“安车，所以养其身体也。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32]《说文》：“轺，小车也。”[33]可见小车即轺车。小车藩，大致可理解为轺车上加装的藩屏。

需要注意的是，“藩屏”之“藩”与车舆两侧的“轓”不同。车舆两侧的“轓”即“”，是指车耳，用于遮挡车轮飞溅的尘土，又是一种身份标识。带车耳之车可称为“轓车”，与这里带藩屏的“藩车”不同。文献中“藩”“轓”有混用的情况。如，《汉书·景帝纪》：“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二千石双朱，其次乃偏其左。以簟为之，或用革。”又引如淳曰：“轓音反，小车两屏也。”颜师古注又说：“据许慎、李登说，轓，车之蔽也。《左氏传》云‘以藩载栾盈’，即是有鄣蔽之车也。言车耳反出，非矣。”[34]又如，《续汉书·舆服志上》：“公、列侯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缯盖，黑轓，右。”刘昭注补：“车有轓者谓之轩。”[35]《景帝纪》《舆服志上》用“轓”字不误，但颜师古注所引诸家和刘昭注补则将“藩”“轓”混用，以致理解有误。[36]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壁画“巴郡太守时车”朱两轓，“供北陵令时车”朱左轓，可为轓车的确证（图2-1）。

先秦时期轩车就是一种常用车型。《左传·定公十三年》：“乃伐河内，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38]出土战国简牍中也载有轩车之名。如包山楚简有“（乘）轩”（简267），曾侯乙墓简有“轩”（简28等）、“鱼轩”（简54）、“左轩”（简57）、“圆轩”（简203），信阳长台关楚简有“囩（圆）轩”（简2-04）。[39]不过，从学者的考证来看，先秦时期的轩车与秦汉时期的轩车形制尚有差别（图2-2）。[40]如，李守奎认为，所谓“圆轩”就是两个弧形木质围栏侧立于侧，外面围上皮革或织物，上与车盖相连，形成一个圆形的帷幄之物；“轩”或“圆轩”不是单指车厢两旁较高的屏藩或车耳，而是由厢舆之上的屏藩、车盖以及车耳共同构成的一个形似屋室的整体结构。[41]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的部分I型和II型马车，其车舆侧板呈弧形，高出两侧车轮，其上装饰十分华丽，其形式或许与先秦轩车类似（图2-3）。[42]

《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45]卫懿公好鹤，甚至让它们乘坐轩车，结果沦为历史笑柄。与卫懿公一样荒唐的还有曹共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46]卫懿公与曹共公之所以受到非议，是因为轩车规格较高，并非谁都可以乘坐。

卫懿公事《左传》杜预注：“轩，大夫车。”[47]曹共公事《左传》杜预注：“轩，大夫车。言其无德居位者多，故责其功状。”[48]上引邴意兹乘轩事，邴意兹的身份也是大夫。又，《左传·哀公十五年》：“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杜预注：“轩，大夫车。”[49]《诗·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毛传：“大夫以上，赤芾乘轩。”[50]《左传·定公九年》又载：“齐师之在夷仪也，齐侯谓夷仪人曰：‘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与之犀轩与直盖。”杜预注：“犀轩，卿车。”[51]《说文》“轩”字段玉裁注：“杜注《左传》于轩皆曰‘大夫车’。《定九年》曰：‘犀轩，卿车。’”[52]段玉裁已敏锐地觉察到定公九年杜预注的此处不同。之所以如此，或一是因为敝无存的身份特殊，二是因为此轩车以“犀”为饰。由上可见，轩车至少要身份为大夫或大夫以上者才能乘坐。

汉代轩车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先秦的礼制，但也有所变通。

《续汉书·舆服志上》说皇帝出行的法驾，“前驱有九斿云罕，凤皇闟戟，皮轩鸾旗，皆大夫载。”刘昭注补引胡广曰：“皮轩，以虎皮为轩。”[53]即以虎皮蒙覆的轩车。“皆大夫载”的规定当是古制之遗风。司马相如《上林赋》想象天子出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54]，《汉书·霍光传》说刘贺即位后“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55]，说法皆与《舆服志上》相合，均是将皮轩作为天子车驾的先导。

轩车的装饰相对华贵。刘永华认为，藩屏的制作材料有多种：“第一种是席，《周礼·春官·巾车》‘漆车，藩蔽、豻、雀饰’郑玄注：‘漆车，黑车也。藩，今时小车藩，漆席以为之。’第二种是鱼皮，《左传·闵公二年》‘归夫人鱼轩’杜注：‘鱼轩，夫人车，以鱼皮为饰。’第三种是皮革，《文选·张衡〈东京赋〉》‘乘轩并毂……鸾旗皮轩’李善注：‘皮轩，以虎皮为之。’第四种是织物，河南荥阳苌村的汉墓壁画上的轩车屏蔽材料呈半透明状，似绢罗织品为之。”[56]以动物皮革装饰的轩车，除了鱼皮、虎皮外，应该还有犀牛皮（见上引《左传·定公九年》“犀轩”）。这些材料可能也未必仅仅装饰藩屏，亦可用来装饰车舆的其他部件。

汉代文献又有“文轩”一词。如，王莽因崔篆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57]“文轩”即车身绘有纹饰的轩车。《论衡·超奇》“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缊袍”[58]，将“文轩”与“敝车”对举，亦可知轩车的装饰相对华美，是一种显示高贵身份的标识。

对于轩车的色彩，史籍中没有找到明确的规定。不过，朱色的轩车应该是较为尊贵者。《水经注·沔水》：“（宣城县）有太山，山下有庙，汉末名士居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长数十人，朱轩华盖，同会于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号为冠盖里而刻石铭之。”[59]汉安帝派遣使者祭祀其父，“朱轩軿马，相望道路”。李贤注：“朱轩车，使者所乘。”[60]《风俗通义·过誉》：“《春秋》：‘王人之微，处于诸侯之上。’坐则专席，止则专馆，朱轩驾驷，威烈赫奕。”[61]《后汉书·刘盆子传》说刘盆子被赤眉拥立为帝，“乘轩车大马，赤屏泥，绛襜络，而犹从牧儿遨”。[62]“赤屏泥”，即赤色的前挡泥板。[63]“绛襜络”，即深红色的帷裳。可见刘盆子所乘轩车的主色调也是红色。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壁画中有一单马驾轩车，车盖、藩屏四缘、马具等皆为红色，御者亦着红色衣物（图2-4）。[64]此或即文献中所说的“朱轩”。

汉代还有一种特殊的轩车——轩。，《说文》：“轻车也。”[66]《诗·秦风·驷驖》：“车鸾镳，载猃歇骄。”毛亨传：“，轻也。”[67]扬雄《答刘歆书》：“常闻先代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68]《文选》卷三五载张协《七命》：“语不传于轩，地不被乎正朔。”李善注引《风俗通》：“秦周常以八月轩使采异代方言，藏之秘府。”[69]扬雄的《方言》全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所指即此。轩，当是一种轻便的轩车，是采风使者所乘。

《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诗说：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70]

此诗旨意为何，历来解释不一。一说为新婚久别，女子生怨。“此结婚之后，夫有远行，而有是作。”[71]一说此诗“酷似《摽有梅》，当是怨婚迟之作”。[72]一说为臣子不遇，“托新婚夫妇为喻”。[73]对此诗旨意的不同理解，也造成了对“轩车”的不同解释。有注家引杜预《左传》注“轩，大夫车”，又引服虔曰“车有藩曰轩”，将其解释为男方所乘之车。[74]有注家则认为“‘轩车’者，逆女之车也”，将其解释为婚车。“‘来迟’者，以结婚之远在千里之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轩车来迟’，故‘思君令人老’耳。”[75]如果抛开此诗的本意不谈，单就轩车用途来看，文献和画像中的轩车当非婚车。但女子乘坐轩车，史籍中并非没有例证。

上引曹共公事，《史记·晋世家》作：“晋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釐负羁言，而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也。”[76]“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事是否真实，史家观点不一[77]，但上引《左传·闵公二年》“归夫人鱼轩”[78]事，则确实是先秦女子乘坐轩车的例证。汉代女子亦可乘轩车，上引崔篆母师氏即乘“文轩丹毂”。《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说，董卓弄权，“宗族内外并列朝廷”。裴松之注引《英雄记》曰：“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孙女名白，时尚未笄，封为渭阳君。于郿城东起坛，从广二丈余，高五六尺，使白乘轩金华青盖车，都尉、中郎将、刺史两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轩簪笔，为白导从，之坛上，使兄子璜为使者授印绶。”[79]青盖车是皇太子、皇子所乘，其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80]董白乘青盖车，一定是不合礼制的。之所以称之为“轩金华青盖车”，或是因董白是女性，故其上加藩屏。

《续汉书·舆服志上》说：“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皆御金根，加交络帐[81]裳。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刘昭注补引徐广曰：“青交络，青帷裳。”《舆服志上》又说：“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加交络帷裳，皆皂。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漆布辎軿车，铜五末。”[82]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法驾是与皇帝对等的金根车，不过其上要加“交络帐裳”。在参加朝会或亲蚕礼等正式场合，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可乘坐其夫的安车，其上亦加“交络帷裳”。联系董白的“轩金华青盖车”推想，不排除这些贵族妇女在乘车时车舆上也会加装藩屏。

由上可见，轩车并非男性的专属车驾。不过，乘坐轩车的女子地位较高，一般平民女子乘坐恐怕不合礼制。

对于轩车的具体形制，以往学者其实早有关注。他们根据传世文献资料专门讨论了轩车的形制，对汉画像中的轩车形象也有比较准确的识读，并对轩车进行了复原（图2-5）。[83]

三

这次考察让我更直观、细致地了解了轩车的形制。下面列举一些这次考察看到的和各重要图录收录的山东汉画像中比较有特色的轩车形象。

山东平邑皇圣卿东阙轩车形象。第一辆位于皇圣卿东阙南面第二层，由一马拉挽，曲辀，车盖下垂四维，素面藩屏（图3-1）。这辆轩车的形象比较典型，《山东平邑县皇圣卿阙、功曹阙》《山东石刻分类全集》认为是“辎车”，《中国画像石全集》则称之为“軿车”。第二辆位于皇圣卿东阙南面第三层，为三马拉挽的轩车。《山东平邑县皇圣卿阙、功曹阙》称之为“一马拉挽的辎车”，《山东石刻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则称之为“四维轺车”。[85]可惜这次考察没有前往山东平邑，未能目验原石。根据我处理的《汉代画象全集初编》拓片反相照片、陈志农摹画的线图和网络照片，此车应为双辕车。三马皆位于双辕之间，车舆应比较宽大（图3-2）。[86]

山东肥城栾镇村建初八年祠堂后壁画像石轩车形象。此石第一层右侧可见由一马、三鱼、二鹿分别拉挽的三辆轩车（图3-3），其后又有仙人骑鹿护送。[88]马和鹿拉挽的轩车形制与他车无别，但此车队显然并非写实画像。鱼车车舆后部垂挂有帷裳，类似的车舆形制又见于栾镇村出土的另一方祠堂后壁画像石（图3-4）。[89]《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皆称之为“軿车”[90]，上引《续汉书·舆服志上》说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皆御金根，加交络帐裳”，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加交络帷裳，皆皂”，二者所言皆为女性乘车上施帷裳。上引《后汉书·刘盆子传》说刘盆子“乘轩车大马，赤屏泥，绛襜络，而犹从牧儿遨”。李贤注引《续汉志》曰：“王公列侯安车，加交络帷裳。”[91]此语不见今本《续汉书》。刺史出行使用的车辆，其上亦有帷裳。《后汉书·贾琮传》：“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92]类似记载又见《续汉书·舆服志上》刘昭注补：“旧典，传车骖驾，乘赤帷裳。”[93]《三国志·蜀书·刘焉传》说刘焉“领益州牧”，裴松之注引《续汉书》：“旧典：传车参驾，施赤为帷裳。”[94]肥城栾镇村祠堂后壁画像中垂挂帷裳的轩车形象，或可与以上文献相参照。

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汉画像石第十五石轩车形象。此石第一层大树下左侧有一轩车，车盖左边被其侧楼阁遮挡，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藩屏上有纹饰，车舆有卷云纹车轓，拉车之马停于树的右侧（图3-5b）。第二层车马出行图最右侧另有一轩车，御者已在车上，乘者在车后准备上车。此轩车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藩屏上部有纹饰，车舆两侧有卷云纹车轓，有榜无题（图3-5c），应为车队主车。[97]发掘者未对第二辆轩车的名称做出明确判断，又认为第一辆轩车为轺车；《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则未对第一辆轩车的名称做出判断，认为第二辆轩车为轺车。[98]此石与武氏祠画面风格、雕刻技法极为接近，可能是同一派工匠所刻。[99]但具体画面细节仍有自己的特色，第二层的轩车刻画尤其精细，藩屏之外的两侧车轓也雕刻得非常明显。

山东滕州王开村出土画像石轩车形象。[101]此石第二层为车马出行图，轩车位于车队中部，应为主车。此车由一马拉挽，曲辀，素面藩屏（图3-6b、c）。《山东石刻分类全集》认为此车为“軿车”。[102]

1954年安丘王封村出土画像石第一栏车马出行图轩车形象。轩车位于车队中心，前有一辆二维轺车，后有一辆辎车。此轩车由一马拉挽，曲辀，有二维，藩屏四周有纹饰，但其上未见乘者（图3-7b、c）。《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国画像石全集》称之为“軿车”。[104]

四

现在让我们回头再来看孝堂山的大王车和二千石车的具体细节。二千石车为一马拉挽的双辕车，车辕弯曲。车舆上雕刻方格，前有屏泥，两侧有轓。菱形网格的藩屏位于车舆两侧，车盖上垂下四条軬带与车舆相连。二千石车完全符合常见的“曲辀藩车”的轩车形式。

大王车则与常见的轩车不同。大王车为四马驾车，是目前所见驾马最多的轩车。孙机认为，“孝堂山石祠中的‘大王车’虽驾4马，却用3根辕将服马分别夹在其中，与独辀车的结构已全然不同了”。[106]不过，仔细观察大王车图像可以发现，其车舆前部并未刻出车辕，这或是石工的疏漏，但在驾马的背部和颈部之间有一小段较粗的曲线，这应该是车辕的形象。车辕的其他部分则被马匹遮挡，无法展现。最外侧的骖马上也没有车辕的痕迹（图4-1）。基于以上情况，再加上此车由四马牵引，推测此车为独辀车。车辕应位于两服马之间，与先秦时期常见的四马独辀车类似。大王车前面的鼓乐车的车辕表现形式与此类似。该车是二马拉挽的独辀车，驾马的背部和颈部之间也有一小段较粗的曲线表示车辕，而车舆前部的车辕也雕刻得十分清晰（图4-2）。

大王车还有两处比较明显的雕刻失误。

一是辔绳在马耳上方，位置太过靠上。这在实际的马车系驾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辔绳处于马耳之上，穿系辔绳的车衡及车轭就无法固定在马的颈部，所以画像中辔绳的位置并不准确。石工之所以将辔绳刻得这么高，或是为了突出“鸾雀立衡”中的鸾雀形象。[109]

二是藩屏的位置与实际不符。轩车的藩屏应分列于车舆左右两侧，以遮蔽视线。汉画像中常见有两种轩车表现形式：一是采用正侧面平视法，仅展示车舆侧面的情况。如上举平邑皇圣卿东阙轩车、肥城栾镇村画像石轩车、滕州王开村画像石轩车等。有的正侧面形式的轩车车盖与藩屏之间还会露出乘车人冠饰的上半部。如，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画像石车马出行图中，第一辆轩车即露出乘者的进贤冠（图4-3）。[110]又如，诸城斗鸡台出土画像石车马出行图中，三辆轩车也都露出乘者的进贤冠（图4-4）。[111]二是采用斜侧面透视法，可以展现车舆内一部分情况。如上举嘉祥宋山画像石轩车、安丘王封画像石轩车等。

大王车的刻画方式则独具特色。大王车的右侧藩屏（此处的左右按照马车行进方向区分）下半部分被刻在了车舆之外，一部分藩屏还被车舆中大王的后背遮挡，这就造成了右侧藩屏处于车舆后部的假象。而左侧藩屏则完全处于车舆外侧，上部又不与车盖相连，以致完全成了悬空状态。本该在藩屏外侧的左前方的軬带，也雕刻在了藩屏内侧。二千石车的藩屏刻画方式也是如此。造成两辆车藩屏失真的原因，应是石工为尽可能多地展现车舆内乘者和御者的形象造成了视觉误差。

从两辆车的细节来看，大王车的等级明显高于二千石车。大王车驾四马，车盖华丽、垂饰华蚤，车桯饰菱形网格纹，车轓饰嵌套双菱形纹样，马首旁有鸾雀立于衡上，马身之韅装饰华美，垂有纹穗，马尾亦有饰品装饰。二千石车则驾一马，车盖和车桯皆无纹饰，车轓仅有四短弧线刻纹，马身之韅仅刻一条细线，马尾也没有装饰。

对于“大王”，学者多认为是指诸侯王，但这辆车的形制与文献中的诸侯王车相比，尚有不小区别。据《续汉书·舆服志上》，诸侯王车的形制如下：

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绿车以从。皆左右，驾三。

……

诸车之纹：……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文画辀轓，吉阳筒，朱班轮，鹿文飞軨，旂旗九斿降龙。

诸马之文：……王、公、列侯，镂钖文髦，朱镳朱鹿，朱文，绛扇汗，青翅燕尾。[114]

文献中二千石车的形制也与画像石不同。《续汉书·舆服志上》载：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轓，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筒。中二千石以上右，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贾人不得乘马车。除吏赤画杠，其余皆青云。[115]

综合来看，诸侯王车、二千石车的形制远比孝堂山石祠中的车马形象复杂。大王车、二千石车虽然装饰华丽，但并不完全写实。此外，大王车的“鸾雀立衡”形制，其实是皇帝乘舆专有的。这一点尤其不合当时的礼制。

五

邢义田认为孝堂山石祠隔梁石西面画像为“七女为父报仇”故事。[116]整个车马队伍只有一辆轩车（图5-1）。此车处于画面中央，明显是车马队伍的核心。跌落桥下的乘车人，头戴进贤冠，身下有绶带，也显示出乘车人的身份不凡（图5-2）。在有多辆车马的车马出行图中，轩车又常被当作主车，用来彰显乘坐者的地位。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中室北壁西门楣的车马出行图（图5-3a）。整理者对此方画像石的描述如下（以画面中物象为基准，左手为左，右手为右）：

画像石中部断裂，长299厘米、高51厘米，因石嵌墙中厚度不详；画像长273厘米、高41厘米。雕刻技法为剔地平面线刻。画面向南（中室）。画面四周有边栏一道。画面分两层。上层右起：二荷戟导骑，一轺车上坐御者和一主人，二軿车，车上有持鞭御者，二持弓从骑，后一輂车，一胡人持刀送行，旁有一犬。下层右起：一捧盾者躬迎，二导骑身右挎物，一轺车，二右手执箭、左手提弩的步卒，一轺车，二从骑荷物，二步卒左手提弩，前者右手持箭，后者右手持便面，一轩车，一执金吾从骑，后一从骑只刻半身。[119]

与中室北壁西门楣相连的中室北壁东门楣画像内容为西王母、东王公为首的神仙世界，与车马出行无涉[121]；西侧的中室西耳室门楣为另一独立的车马出行画像[122]；中室过梁西面亦为神仙世界 [123]。中室北壁西门楣上层的车马出行图有导骑、轺车（主车）、軿车、輂车、送行胡人等，构成了一幅基本完整的车马出行图。因此，下层的车马出行图应为另一独立的队列。其中的轩车由一马拉挽，曲辀，车盖纹饰与前面两辆轺车不同，下垂四维，藩屏四周有条状和菱形纹饰，中央为十字穿璧纹，车盖与藩屏间露出二进贤冠（图5-3b、c）。从整个队列来看，轩车位于出行队列后部，规格最高，当为主车。

二是山东安丘董家庄汉墓中室南壁横梁画像石车马出行图（图5-4a）。中室南壁横梁纵45厘米，横577厘米。上边皆饰复合花纹带，由左右二石组成。两石均用凿纹地凹面阴线刻技法雕出主体画面。左石为孔子见老子图（编号30A），右石即车马出行图（编号30B），此轩车为左数第五辆车。整理者对此石的描述如下：

刻一列车马向左行进。自左而右依次为：一斧车，车上二人，车后斜插二戟，三轺车各乘二人，二骑吏肩幡，一轩车乘二人，一骑吏执棒，一轺车乘二人，二骑吏。其中轩车应为主车。[124]

可见整理者已对此车的名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中国画像石全集》亦认为此图“主车为一辆有四维的轩车”。[126]《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国画像石全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收录的董家庄汉墓拓片并不十分清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图象研究室资料库收录的画像石图像亦仅有这辆轩车后半部分的照片。因该墓正在进行防水保护，很遗憾这次考察未能前往。不过幸运的是，后来我在一位网友的博客中找到了这辆轩车相对清晰的照片。这辆轩车由一马拉挽，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藩屏四周及中下部有纹饰，车舆底部未刻，车轮上车辐未刻。车上二人戴进贤冠（图5-4c）。

此石左侧为孔子见老子图（编号30A），右侧石（编号30C）《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国画像石全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均未见著录图像。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图象研究室资料库收录照片来看，右侧石应为未刻素石。因30C的阻隔，此石与中室西壁的车马出行图（31A、31B）并不相连且高度不同，可见此石上的画面应为一独立单元（图5-5）。整理者将轩车认定为此画像的主车，无疑是正确的。

六

我们随后在山东嘉祥的武氏祠中也看到不少轩车形象，但以往研究者对这些轩车的识别却有偏差。明确这些轩车形象，可以进一步对画像石的内容和性质做出更准确的判断。现将整理者对武氏祠轩车形象的描述布列如下：

武氏祠第三幅（后壁）第一层右侧轩车（图6-1）。该车由二马拉挽，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藩屏上部有纹饰。其上有一御者。有榜无题。整理者认为其为“两马驾的軿车”。[128]《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图版说明对该车形制未进行细节描述。

武氏祠第三幅（后壁）第四层大树旁轩车（图6-2）。该车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藩屏上部有纹饰。拉车之马停于树的右侧。整理者以为是“軿车”。[130]《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图版说明对该车形制未进行细节描述。

前石室第五幅（后壁东段承檐枋）“孔子见老子”画像轩车（图6-3）。该车由二马拉挽，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藩屏上部有纹饰。其上有御者一人。榜题“孔子车”。整理者认为此画面为“二马驾一垂軬带轺车左向停立，车有屏”。[132]《中国画像石全集》图版说明称之为“有屏轺车”。[133]

前石室第十幅（后壁下部小龛后壁）第一层大树右侧轩车（图6-4）。该车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藩屏上部有纹饰。有车轓。车左侧一人，似为御者。拉车之马停于树的左侧。整理者描述为“一轺车有屏，盖系軬带”。[134]《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图版说明亦称之为“轺车”。[135]

前石室第十五幅（前壁东段承檐枋里面）右起第二辆轩车（图6-5）。该车由一马拉挽，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藩屏上部有纹饰。其上有乘者一人，无御者。榜题“为督邮时”。整理者认为其“轺车有屏，盖系軬带，马腿和左轮残泐”。[137]《中国画像石全集》图版说明对此车未作说明。

前石室第十七幅（隔梁石西面）第三层左起第二辆轩车（图6-6）。该车由一马拉挽，曲辀，有车盖，藩屏上部有纹饰。其上有乘者一人，无御者。有榜无题。整理者称之为“轺车，有屏”。[138]《中国画像石全集》图版说明因图像残缺，对其未作说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拓片相对清晰，可以明确第二辆车为轩车。

左石室第一幅（西壁上石）第三层右起第二辆轩车（图6-7）。该车由一马拉挽，曲辀，有车盖，仅余左侧右半藩屏。因图像残泐，难以判断其上是否有御者和乘者。榜题残泐。整理者认为其为“有屏轺车”。[139]《中国画像石全集》图版说明对其未作说明。从仅存的右半部分车盖和右上部分藩屏来看，此车为轩车无疑。

左石室第十幅（后壁下部小龛后壁）第一层大树左侧轩车（图6-8）。该车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藩屏上部有纹饰。有车轓。无御者、乘者。拉车之马停于树的右侧。整理者认为是“有屏轺车”。[140]《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图版说明亦称之为“有屏轺车”。[141]

左石室第十四幅（屋顶前坡东段）第二层右侧轩车（图6-9）。该车由三马拉挽，辀的形制不明，车盖下垂四维，藩屏上部有纹饰。其上有御者一人。有榜无题。整理者的描述为“三马驾一轺车左向停立，车有屏，盖系四軬带”。[143]《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图版说明称之为“有屏轺车”。[144]

上述轩车可列表如下：

续表

除左石室第十四幅（屋顶前坡西段）第二层轩车的辀的形制不明外，其余轩车的形制大体一致。有些轩车除设有藩屏外，还另有车轓。这些轩车中，“为督邮时”车特别值得注意。

七

在《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一书中，蒋英炬、吴文祺专门讨论了武氏祠复原后对车骑出行画像认识的启示。他们指出：

在祠堂画像石的配置复原中得知，有些车骑出行画像往往打破石面画幅的界限，由几块石面中相平列的车骑画像连接起来，才组成一个完整的车骑出行阵容。经观察比较，一般有这样一些特征：车骑出行图像不论是刻在一块石面上，还是刻在几块相连的石面上，须组成一个首尾完整的行列。在这个行列中，必有一辆主车位于队伍的中间或偏后部，主车前后为导从车骑；或在队伍的前方有一相对的迎者，队伍的后面有一送者。

……

总之，在考察汉画像石中的车骑出行图像时，首先要看它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的内容，不能盲从地从一块石头或是一幅画面来判定。一块画像石或一个建筑面上的画像，从画面看起来很完整，但对车骑出行画像内容来说，有些往往是局部而不是全部的。因而，也就不能当其全貌来认识，否则，就会铸错。[146]

这些认识对于我们思考车马出行图的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据此判断一个车队的规模，以及各种车马形象在车马出行队列中的地位。不过，以上判定特征也不是定律。如，前石室第一幅（西壁上石）第三层车马出行图，居首者是榜题为“调间二人”的二步卒，并没有迎者（图7-1）。因此，我们在思考车马出行图的布局时还应该结合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为督邮时”车位于前石室第十四幅（前壁西段承檐枋里面，原石编号“前石室十二”，图7-2）。《汉代武氏墓群刻石研究》对第十四幅与第十五幅画像（前壁东段承檐枋里面，原石编号“前石室九”，图7-3）描述如下：

第十四幅：

刻车骑出行。左端，一冠服者执笏右向躬迎。一人拥彗右向立。车骑左向行进，一导骑执鞭，马后一步卒吹箫 [147]仅露半身，骑者上下缀三鸟。次一轺车，略泐，车上一冠服乘者坐于前，御者在后，车前一榜无题，驾车之马上方缀二鸟。次二步卒荷梃、执便面。次一轺车，残泐甚，车上二人，仅露头上部，车前一榜无题。次一轺车，驾车之马已残泐，上缀一飞鸟；车上二人，乘者冠服坐于前，车前一榜无题。此画像与前壁东段承檐枋车骑画像连接。

第十五幅：

刻车骑左向行，与上幅画像相连接。左起，二骑吏，右上缀一飞鸟，前骑吏头残泐，后骑吏马残泐。次一轺车，驾车之马昂首嘶鸣，车上乘二人，乘者冠服坐于前，车、马下边残泐，上有榜题“行亭”。次二步卒执便面，其一下身残泐，右上榜题“二卒”。次一轺车有屏，盖系軬带，马腿和车轮残泐，左上榜题“为督邮时”。次一轺车，驾车之马回首踟蹰，车上乘二人，乘者在前，回首右顾，左上榜题“主薄”。右端一人，冠服左向执笏躬送。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与《中国画像石全集》皆指出，两幅画像可以前后连接。[148]如果按照蒋英炬、吴文祺的观点，这两幅画像前方有一迎者（第十四幅左端），队伍的后面有一送者（第十五幅右端），主车应是位于队伍后部的榜题为“为督邮时”的轩车。两幅画像似乎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车马出行图。不过，这两幅画像能否真的首尾相接，其实还有疑点。第十四幅右端最后一辆车马刻画并不完整，而第十五幅左端起首为两骑吏，与第十四幅右端的画面并不衔接。并且，根据蒋英炬对前石室的复原，第十四幅（前十二石）与第十五幅（前九石）画像之间是有隔梁石（前八石）阻隔的（图7-4、5、6）。

还需要指出的是，隔梁石两侧画像的第三层也是两列车马出行图。它们与第十四幅（前十二石）、第十五幅（前九石）车马出行图的行进方向一致，依次为第十五幅（前九石）→第十六幅第三层（前八石东侧）→第十七幅第三层（前八石西侧）→第十四幅（前十二石）。但是，因为隔梁石两侧的车马出行图高度较第十四幅与第十五幅低，规格并不一致，所以也不能将它们当作同一列完整的车马出行图看待。

“为督邮时”车所在车队的规模也令人生惑。虽然东汉晚期以后，督邮权力扩大、地位提升[152]，但其出行车队是否能够达到前有行亭车引导、后有主簿车相随的规模？要知道汉代对官员车马出行队伍的导从人员有严格的规定：

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公乘安车，则前后并马立乘。长安、洛阳令及王国都县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驾两。璅弩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黄绶，武官伍伯，文官辟车。铃下、侍阁、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

……

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剑，持棨戟为前列，揵弓韣九鞬。诸侯王法驾，官属傅相以下，皆备卤簿，似京都官骑，张弓带鞬，遮迾出入称促。列侯，家丞、庶子导从。若会耕祠，主县假给辟车鲜明卒，备其威仪。导从事毕，皆罢所假。[153]

从以上所言官吏出行科品可见，能够拥有出行车队的最低秩级为三百石。督邮作为太守属吏，秩级仅有百石，应没有资格设出行车队。前石室第十五幅画像将主簿车作为督邮车的从车，也不符合汉代制度。[154]《太平御览》卷四八七引谢承《后汉书》：“许庆字子伯，家贫，为郡督邮，乘牛车。乡里号曰‘轺车督邮’。”[155]可见督邮当乘轺车，只不过许庆家贫，只能以牛引车。而《续汉书·舆服志上》对二百石以下官员出行所用之车的规定是“白布盖”“四维、杠衣”。[156]可见，督邮应当乘坐有白布盖、四维、杠衣的轺车，前石室第十五幅画像中督邮乘坐的轩车明显逾制了。

那么这位督邮究竟是谁呢？前石室的石工为何要对这位督邮的车队进行夸大？能否将“为督邮时”所在的车队当作真正的车马出行图呢？

八

整理者结合前石室榜题和武荣碑的残留文字认为，前石室的主人应当是武荣。[157]武荣碑见载于洪适《隶释》，清乾隆年间，黄易主持将其移至济宁明伦堂，今藏济宁市汉碑亭内（图8-1）。其碑文说：

君讳荣，字舍和。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久斿大学，然高厉。鲜于双匹，学优则仕。为州书佐、郡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从事。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举孝廉，□□郎中，迁执金吾丞。遭孝桓大忧，屯守玄武，戚哀悲，加遇害气，遭疾陨灵，□□□□。[158]

《武荣碑》展示了武荣一生的大体经历。他曾作为州郡长官的属吏任州刺史的书佐，郡太守的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太守从事等职务，后经汝南太守察举孝廉，迁为郎中，升任执金吾丞。蒋英炬、吴文祺认为“在‘遭孝桓大忧’的非常时期，武荣曾出任守卫京城玄武门的要职”。又说武荣“在孝桓大丧时任玄武司马”。[160]但有学者指出，玄武司马属卫尉，不属执金吾。武荣以执金吾丞屯玄武，是因为国有大丧，以备非常。[161]可见武荣应当死于执金吾丞任上，而非玄武司马。

前石室第十六幅（隔梁石东面）第三层车马出行图右起第一辆车，为一马拉轺车，曲辀，车盖、车舆大半残泐。乘者仅余一袖和手中的便面。榜题“君为郎中时”（图8-2）。右起第二辆车为一马拉轺车，曲辀，有车盖。乘者身体前倾，戴进贤冠，手执便面。榜题“五官掾车”（图8-3）。右起第三辆车为一马拉轺车，画面大部残泐，乘者仅余进贤冠后半，身体应前倾。榜题“君为市掾时”（图8-4）。前石室第三幅（东壁上石）第三层车马出行图主车，为一马拉轺车，曲辀，车盖下垂四维。乘者戴进贤冠，身体前倾，手中应执便面，但画面残泐。榜题“此丞卿车”（图8-5）。整理者认为是指武荣所任执金吾丞[162]，当是。以上官职，“郎中”“五官掾”“丞卿”可与武荣碑中的内容相对应。“市掾”不见于武荣碑，但榜题作“君为市掾时”，可见也应为武荣所任官职，任职时间则应在任郡太守属吏期间。由此可见，这些车马出行图展现的就是武荣的仕宦经历。

前石室还有两幅没有明确职官的主车。其一是前石室第七幅（后壁横额）车马出行图主车，为一马拉轺车，曲辀，车盖下垂四维，车舆上有卷云纹车轓。乘者身体前倾，戴进贤冠，手执便面。榜题“令车”（图8-6）。其二是前石室第一幅（西壁上石）第三层车马出行图主车，为一马拉轺车，车盖下垂四维，车舆大半残泐。乘者身体前倾，仅余面部、进贤冠、便面残部。榜题“此君车马”（图8-7）。从“此君车马”残存画面推测，它与“令车”的形制应大体一致。车上的乘者很可能也是祠主武荣，但因“令车”之“令”不能与武荣碑对应，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一推论。

以上可能涉及祠主仕宦经历的车马出行图，分别位于前石室前壁承檐枋东段（“为督邮时”）、隔梁石东面（“君为郎中时”“五官掾车”“君为市掾时”）、前石室西壁、后壁和东壁的中上部（“此君车马”“令车”和“此丞卿车”）。处于同一层位的没有榜题的前壁承檐枋西段、隔梁石西面的车马出行图，其功能可能也是为展现武荣的仕宦经历。

前石室西壁、后壁、东壁的车马出行图之下，是鸟兽、云龙纹、连弧纹组成的隔栏，将上下层画面阻隔。车马出行图之上，是横贯三壁的“孔子见老子”图，罗列其中的老子、孔子和孔门弟子以及小童项橐，代表了圣贤世界。再向上的屋顶和两侧山墙的三角形尖顶，则是以东王公、西王母等为代表和羽人异兽、星辰云气等元素构成的神仙世界。隔梁石两侧的三层画面，也是类似的画面分布。最下一层为展现武荣仕宦经历的车马出行图。中间一层为管仲射齐桓公故事（东面）和丑女钟离春、秋胡洁妇、高渐离刺秦王故事（西面），是忠臣列女义士组成的圣贤世界[163]。最上层三角形尖顶也是羽人异兽组成的神仙世界。如果我们进入前石室，抬头观看这些画像，可以发现这三层画面——武荣的仕宦经历、圣贤世界、神仙世界——恰好各自环绕前石室一周。环绕四壁的平面画像将石祠的上部进行了立体分层，构成了一个三层画面的立体空间。而车马出行图距离地面大约1.5米，正处在站立者的视线中心带。这应是石工有意的设计。巫鸿指出，武梁祠的两层平行装饰带贯穿三面墙壁，“与传统中国书籍的写法和读法类似，其中图像的排列次序和阅读方式均为从右向左，从上到下。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在观看祠堂（按：指武梁祠）原建筑中的画像时都须从上层开始，从右壁、后壁到左壁，然后又回到右面起首再从第二层开始观看。武梁祠空间狭小，不过一人多高，按照这样的次序观看图像就像是在阅读一本书，并不需要来回走动。而且由于每层的图像都由水平装饰带隔开，观者的目光被这些水平线引导，很容易跟着画像循序渐进。此外，有些位于墙角的故事画横跨相邻的墙壁，它们明确地告诉观者应沿着同一层次的水平方向，从一面墙壁到另一面墙壁不间断地看下去”。[164]前石室的观看方式也应是如此，当观者站在前石室中央，视线环绕石室一周，就可以了解石室主人的仕宦经历。

需要注意的是，前石室第十二幅（后壁下部小龛西侧）、第十一幅（后壁下部小龛西壁）、第十幅（后壁下部小龛后壁）、第九幅（后壁下部小龛东壁）的最下层画像，自右向左构成一列完整的车马出行图。其主车形象与第七幅（后壁横额）的“令车”几乎一致：为一马拉轺车，车盖下垂四维，车舆上有卷云纹车轓。乘者身体前倾，戴进贤冠，手执便面。其榜题为“君车”（图8-8）。“君车”所在车马出行图处于石祠后壁小龛，是整个石祠的中心，位置十分特殊。虽然其主车形象与其他车马差别不大，但并不能简单视作表现武荣仕宦经历的车马出行图。[165]

现将展现武荣仕宦经历的主车形象列表如下：

现在我们可以将以上所列诸车与“为督邮时”车进行一下比较。以上所列诸车乘者的秩级或高于督邮或与督邮平级，他们所乘皆为一马拉轺车，等级高者有四维、车轓。这些车辆虽然大致有一个等级序列，但并不完全符合汉代的礼仪制度。并且，这些车也均不如武荣“为督邮时”所乘的轩车豪华。可见前石室的设计者为了彰显武荣，对一些车马出行画面内容进行了夸大处理。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武氏祠，也可以发现，上文所讨论的武氏祠中的其他轩车形象通常也是为凸显乘者的高贵身份，并不完全符合汉代礼仪规定。

我们也可以从石工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种夸大。汉代石工基本处于社会底层，知识水平较低，即使如知识水平和雕刻技艺较高的“良匠卫改”[166]，恐怕也很难全面了解汉代上层礼仪制度的具体细节。实际上，石工的雕刻可能多会依据粉本。这些粉本的来源难以确知，本身的内容也未必完全写实，在石工间流传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异。粉本中的一些格套和程式，也会影响画像的最终呈现。[167]同时，受雕刻技法的限制，石工也会对画面内容进行改动，这些改动也可能造成失真。此外，石工出于各种原因，或是接受了丧家的指令，或是为了讨好造墓者，或是为了彰显死者，或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雕刻技艺，难免也会对墓主的生前经历进行夸大。这其实与汉碑用辞藻华丽的文字对当事人进行夸大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是以画面的形式进行展示。[168]

我们还应该考虑画像石的商品属性。有些画像石可能并非石工完全依据死者的生平而雕刻的，而是预先制成的商品。以车马出行画像石为例，石工可能已经根据各种格套和程式完成了车马出行图的绝大部分内容，在售卖这些画像石时，只需根据丧家的要求对画面进行轻微改动，或是在预先空出的榜题上雕刻死者生前的职官即可。对仕宦经历不多的官吏和不曾为官的平民，榜题可能就直接保持空白。这或许也是一些车马出行画像石出现有榜无题现象的原因之一。这种根据预先设计的格套雕刻的画像石商品，同样会造成失真。

前石室的设计者将武荣的仕宦经历浓缩在几列车马出行图之中。在前石室第十六幅（隔梁石东面）的同一列车马出行图中，甚至三次出现了祠主武荣的形象，可见这些车马出行图并非真实的车马出行，而是以车马出行画面的形式展示武荣的仕宦经历。[169]早有学者指出，汉墓中的车马出行图未必是墓主真实生活的反映，车马出行图与墓主身份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固定。[170]现在看来，即使是面对反映墓主或祠主生前仕宦经历的车马出行图，也应保持十足的谨慎，尤其是在利用这些资料考证墓主或祠主身份、礼仪制度时，更应慎之又慎。

九

以上拉拉杂杂讨论了山东汉画像石中具有代表性的轩车形象。根据这些讨论，可以发现汉画像石中的轩车形象一般具备如下要素：

轩车一般为曲辀，多数为双辕，亦有单辕者。驾车之马有一马者、有二马者、有三马者、有四马者。轩车与其他车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车舆上有藩屏。有的藩屏上还有纹饰。轩车上有车盖，大多数下垂二维或四维。一般情况下，藩屏并不与车盖相连，汉画像中轩车大多会露出车盖下的车桯。[171]轩车等级较高，先秦时大夫以上才可乘坐。贵族女性亦可乘坐轩车。汉代对轩车乘者身份要求不如先秦时期严格，但仍多是官员贵族。汉代轩车常以朱色为饰，以示尊贵。汉画像中的轩车等级较高，常以车马出行队列的主车形象出现。因汉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并不完全写实，如以此为根据进行考证研究时，需十分谨慎。

在这次考察和随后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细节对于汉画像石研究的重要性。扬之水在《细节的意义》一文中说：“文物研究不能少却对日常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了解与廓清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尽管有时它会显得过于琐细。而若干历史的真实，也许就隐藏在这平平常常的生活细节中。”[173]扬之水此语道出了细节研究的魅力与意义。汉代留给我们的文物资料虽然丰厚，但学界目前对这些资料的有效研究和利用还远远不够。从细节出发讨论汉代的名物、制度、观念、风俗等等，仍有无限的研究空间。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细微中，想象古人的生活，体味古人的心境，感悟“寻常的精致”。这些研究看似“琐细”却并不细碎。

巫鸿在近年发表的《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龙、璧图像》一文中，提出了“超细读”的研究方法。他指出：

近年来，对于古代美术遗址和作品的释读越来越有意识地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有的研究以不同时期和地区的类型与风格为对象；有的则致力于发现个体墓葬和石窟的建筑结构和图像程序；更有的通过聚焦于单件艺术品，以期揭示其特殊的视觉性和设计意图。这些不同的研究层面不必相互排斥。恰恰相反，每种观察都可以看到别种观察所看不到的东西，因此可以相互补充，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形成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理解。沿着这个思路，本文希望提出一种“超细读”的分析角度，进一步扩充学术观察的视野。虽然“细读”（close reading）这种分析方法在文学批评中已是昨日新闻，在美术史研究中也不乏佳例[174]。但是总的看来，对艺术品的细读，不论是图像志方面的还是形式分析方面的，一般仍着眼于较大的单位，或是整幅图画，或是完整的建筑或物件。“超细读”则把细读朝着更为精微和敏锐的方向发展，把审视和分析的目光集中到一些能够反映出艺术家特殊意图的细节上。这个目的同时也规定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前提，即研究对象必须显示出足够证据，表明其设计和创作确实可能具有特殊的意图和含义，而非对常规的简单重复。[175]

“超细读”的研究方法给人以许多启示。学者在探寻细节所表现出的“特殊的意图和含义”的同时，也应尽量避免过度解读的风险。毕竟真理与谬误之间仅有一步之遥。无论如何，细节的真实性是研究的前提和根本。学界的有些学术争论，就是因为拓片质量不高造成对画面和榜题释读的不同，进而造成了对画像内容解释的根本不同。因此，“超细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能够有条件对文物进行近距离观察，或是获得高质量的清晰图像。但目前研究者能够获得的研究资料绝大多数还无法进行“超细读”的研究实践。本文讨论的汉画像轩车形象的研究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西汉时代以车马实物随葬的情况比先秦时期已明显减少。在这些有限的出土品中，除金属器外，绝大多数由木材、皮革、织品等制成的车马器已经腐朽败坏，难以得见真容。而到了东汉时代，人们更多地采用画像、明器等更“经济”的方式为死者陪葬，考古出土的车马器实物更加少见。在这种情况下，金属、陶、木制品的车马明器和刻画有车马出行图的画像石，对研究者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坦率地说，多数画像石做工其实并不精美，有些甚至十分粗糙，能称之为精品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只有这些精品画像石才具备进行“超细读”的资格。但一般研究者能够获得的大多数资料，还只是捶拓质量难尽人意的拓片和少数细节展现不够全面的实物照片。虽然拓片，特别是早期拓片，在研究中有许多重要价值，但拓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画像石上的很多细节，尤其是浅浮雕上的细密线条，是拓片难以完美呈现的。少数捶拓良好的拓片，又受印刷条件的限制难以全面展现。而一些选择性拓印甚至还会误导研究者。拓片的制作也会损伤文物，画像石、碑刻因反复捶拓造成脱落损坏的事情已屡见不鲜。可以说，目前的画像石著录方式已不能满足研究者“超细读”研究的需要。而就算研究者能够目睹原物，也可能会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难以观察到实物的清晰细节。汉画像石的整理和公布，亟须借助新科学技术的力量。

新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这里可以举一个简牍整理与保护的例子。简牍的整理与保护一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帮助。近年红外线摄像技术的应用，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清图片。一些肉眼无法看到的文字在红外线照片中可以有较好的呈现。这极大地推动了简牍研究的发展，甚至可称之为简牍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技术革命。随着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学者已不仅仅局限于简牍上的文字，亦日益重视对文字载体的研究。对简背划痕的重新发现，对简牍编绳痕迹的重视，对简牍的缀合、编连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许多全新的科学创见。而对这些微小细节的观察和研究，离不开简牍整理、出版技术的提高。彩色照片、红外线照片等高清图片远远胜过原来的黑白照片和摹本，研究者能够更细致地观察简牍的微观形态，从而获得新的认知。

早在十五年前，杨爱国即撰文强调应加强对汉画像石原始资料的记录。他指出：

目前对汉画像石考古学基础研究存在着资料记录方式简单的问题，迄今所见汉画像石资料，多以拓片的形式出现，少有原石照片和线描图，这样一来，当人们当着拓片谈画像石的雕刻技法时，只能凭过去的经验去想象，而初学者则几乎不知所云。有些画像石由于本身刻得不好或保存不理想，图像不易辨认，如果没有线图，读者根本无法检验报告描述的准确性。另外，有的拓片的质量不高，极易误导学者。因此，为了促进汉画像石的研究，对汉画像石资料记录形式的改进与多样化，使资料的记录与报告更加准确、清晰、全面是非常必要的。[176]

对画像石的整理与保护，除了进一步加强传统的技术应用外，应更加重视以计算机学为主的新技术的运用。有条件的可以对画像石进行三维扫描，获取更多有效信息。[177]博物馆也应重视对画像石展陈形式的创新。山东省博物馆内其实设有孝堂山石祠的模型，但灯光昏暗，又不能靠近，根本无法仔细观察，也达不到展陈效果。武氏祠虽然早已被学者复原，但目前的复原表现形式仅有不太完整的二维平面图纸，不能立体展示复原情况。这让读者不太容易理解画像之间的空间关系，也就很难从整体上把握祠堂画像的布局。未来的展陈可以利用三维扫描获取的数据信息，进行可视化处理，建立三维虚拟影像，或通过3D打印技术复制画像石，制作等比例缩放模型。相信更多跨学科的技术应用，可以有效地保护文物，带来更多的学术突破，对公众的知识普及亦有帮助。

感谢程德海先生为本文制作了建筑三维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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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2].  考察团成员蒲柏林摄于孝堂山石祠。

[3].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祺著：《孝堂山石祠》，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2、33—34、39页。

[4]. 《孝堂山石祠》，第39页。

[5]. 《孝堂山石祠》，第36—37页。

[6].  考察团成员曾磊摄于孝堂山石祠。

[7].  考察团成员赵延梅提供。

[8].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9]. 《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著：《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7卷《汉代画像石（二）》，青岛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10]. 《孝堂山石祠》，第127页。

[11].  考察团成员曾磊摄于济南市博物馆。

[12].  考察团成员曾磊摄于济南市博物馆。

[13]. 《孝堂山石祠》，第39页。

[14].  图1-7a、b引自傅惜华编《汉代画象全集初编》，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7页。图1-7c为考察团成员赵延梅摄于孝堂山石祠。

[15].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16].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20页。

[17]. 《说文解字注》，第725页。

[18]. 《说文解字注》，第725页。

[19].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七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05页。

[20]. 《说文解字注》，第720页。

[21].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六《秦风·小戎》，［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86页。

[22].  又可参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收入其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23]. 《毛诗正义》卷六《秦风·小戎》，《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786页。

[24].  郭宝钧：《殷周车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25]. 《说文解字注》，第43页。

[26]. 《毛诗正义》卷一七《大雅·板》，《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1185页。

[27].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五《襄公二十三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290页。

[28]. 《汉书》卷九二《游侠传·陈遵》，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11、3712页。

[29].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七《春官·巾车》，《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1780页。

[30].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11页。

[31]. ［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卷七《释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1、252页。

[32].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曲礼上》，《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666页。

[33]. 《说文解字注》，第721页。

[34].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9页。

[35]. 《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47页。

[36].  参见《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14页；牛天伟《试论汉画像石砖中的车》，中国汉画学会、河南博物院编《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151页；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

[3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荥阳苌村汉代壁画墓调查》，《文物》1996年第3期。图版引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河南卷》，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103页。

[38].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六《定公十三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669页。

[39].  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343、345、365、382页。

[40].  参见彭浩《信阳长台关楚简补释》，《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何琳仪《信阳楚简选释》，《文物研究》编辑部编《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73页；李家浩《信阳楚简“乐人之器”研究》，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李守奎《出土简策中的“轩”和“圆轩”考》，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5—199页；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180、205—206页。

[41].  李守奎：《出土简策中的“轩”和“圆轩”考》，《古文字研究》第22辑，第195—199页。

[42].  参见赵吴成《甘肃马家塬战国墓马车的复原——兼谈族属问题》，《文物》2010年第6期；赵吴成《甘肃马家塬战国墓马车的复原（续一）》，《文物》2010年第11期；赵吴成《甘肃马家塬战国墓马车的复原（续二）》，《文物》2018年第6期。不过，马家塬墓地的族属与中原民族不同，贸然将其车制与中原民族比附其实并不完全合适，这里仅是提出一种推想。

[43].  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页，图一八八。

[44].  赵吴成：《甘肃马家塬战国墓马车的复原——兼谈族属问题》，《文物》2010年第6期。

[45].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闵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880页。

[46].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六《僖公二十八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959页。

[47].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闵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880页。

[48].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六《僖公二十八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959页。

[49].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九《哀公十五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713页。

[50]. 《毛诗正义》卷七《曹风·候人》，《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818页。

[51].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五《定公九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657页。

[52]. 《说文解字注》，第720页。

[53]. 《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49页。

[54].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33页。

[55].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0页。《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龚遂》作：“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悖道。”第3638页。

[56].  刘永华：《中国古代车舆马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168页。

[57]. 《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第1704页。

[58].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一三《超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7页。

[59].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八《沔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68页。

[60]. 《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第1563、1564页。

[61].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四《过誉》，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3页。

[62].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第481页。

[63].  参见曾磊《“屏星”考》，待刊。

[6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荥阳苌村汉代壁画墓调查》，《文物》1996年第3期。

[65].  此为刘永华摹本，见《中国古代车舆马具》，第168页。

[66]. 《说文解字注》，第721页。

[67]. 《毛诗正义》卷六《秦风·驷驖》，《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785页。

[68]. ［清］钱绎撰集，李发舜、黄建中点校：《方言笺疏》卷一三《答刘歆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20页。

[69]. ［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卷三五《七命》，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61页。

[70]. 《六臣注文选》卷二九《杂诗上》，第540页。

[71]. ［明］闵齐华：《文选瀹注》卷一五，康熙四年刻本。又吕向注：“此意谓结婚之后，夫将远行。”张铣注：“夫之车马来归何迟也。”（《六臣注文选》卷二九《杂诗上》，第540页）

[72]. ［清］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收入隋树森集释《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三，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69页。

[73]. ［元］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收入隋树森集释《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三，第55页。

[74].  隋树森集释：《古诗十九首笺注》，收入其著《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二，第32页。又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轩车”句的注文说：“‘轩车’，有屏障的车子，古代大夫以上的官员始得乘用；此指丈夫乘以归来的车子。余冠英说：‘这女子的夫壻想是远宦不归，使她久盼。’近是。此连上句是女子正面抒发久别相思的怨情。”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1—732页。

[75]. ［清］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三，第70页。

[76]. 《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1664页。

[77]. 《左传》所载此事乘轩者并无美女：“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杨伯峻以为此是“史公驳文”。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3页。

[78].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闵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880页。

[79].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8页。

[80]. 《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47页。

[81].  曹金华认为，“‘帐’当作‘帷’。《刘盆子传》引作‘加交络帷裳’，本志下文公、列侯等也‘加交络帷裳’。《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皆作‘帷裳’”。或是。参见曹金华《后汉书稽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57页。

[82]. 《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47、3648页。

[83].  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王作新：《古车车名疏要》，《文献》1994年第1期；杨学军：《古车制说隅》，《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王振铎遗著，李强整理、补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3页；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45页；林剑鸣、吴永琪主编：《秦汉文化史大辞典》“轩车”条，词条撰者为程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14页；牛天伟：《试论汉画像石砖中的车》，中国汉画学会、河南博物院编《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第150—151页；刘永华：《中国古代车舆马具》，第167—168页。本节所论，对以上研究多有参考。

[84]. 《东汉车制复原研究》，图版四二、图版四三、图版六四。

[85].  王相臣、唐仕英：《山东平邑县皇圣卿阙、功曹阙》，《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7卷《汉代画像石（二）》，第340页。《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八，第2页。

[86].  此为拓片反相照片，原图见傅惜华编《汉代画象全集初编》，第212页。

[87].  图3-2a为拓片反相照片，原图见傅惜华编《汉代画象全集初编》，第212页。图3-2b为陈志农摹画线图，见傅惜华、陈志农编，陈志农绘，陈沛箴整理《山东汉画像石汇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图3-2c为网友“Acot一杯茶”拍摄照片，见百度贴吧——古建筑吧，https://tieba.baidu.com/p/5817118514?red_tag=1945666030。

[88].  王思礼：《山东肥城汉画象石墓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89].  王思礼：《山东肥城汉画象石墓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90].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画像石》，图版说明二一四，第73页。《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7卷《汉代画像石（二）》，第132页。

[91].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第481页。

[92]. 《后汉书》卷三一《贾琮传》，第1112页。

[93]. 《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48页。

[94]. 《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焉传》，第866页。

[95].  考察团成员曾磊摄于山东省博物馆。图3-3c为反相照片。

[96].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二一四，第199页。

[97].  蒋英炬认为此石属汉代小祠堂构件，并将其成功复原。（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第8期）按照蒋英炬的复原，此车队横贯小祠堂东、北、西三壁最下一层，此轩车位于车队中后部，规格最高，应为主车。

[98].  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著：《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6卷《汉代画像石（一）》，青岛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99].  参见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100].  考察团成员曾磊摄于山东省博物馆。

[101].  滕州汉画像石馆标签牌说此石为滕州造纸厂出土，与《山东石刻分类全集》说法不同。

[102]. 《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6卷《汉代画像石（一）》，第279页。

[103].  图3-6a、b为考察团成员曾磊摄于滕州汉画像石馆，图3-6c摄于山水美术馆汉画大展（2018年4月）。

[104].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蒋英炬、吴文祺、关天相编著：《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51页。《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一四七，第50页。

[105].  图3-7a引自《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7卷《汉代画像石（二）》，第115页。图3-7b为反相照片，原图见《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版二二八，图540。图3-7c引自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

[106].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31页。

[107].  考察团成员曾磊摄于孝堂山石祠。

[108]. 《孝堂山石祠》，图版一六，第126页。

[109].  针对大王车车衡上的立鸟，学界有不少讨论。孙机认为这与“《续汉书·舆服志》所说‘鸾雀立衡’之制正相符合”。参见《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14、133页；《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第91—92页；练春海《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184页。

[110]. 《中国画像石全集》认为此车是軿车。参见《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五六，第19页。

[111]. 《中国画像石全集》认为这三辆车是轺车。参见《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一四六，第50页。

[112].  考察团成员曾磊摄于山东省博物馆。

[113].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第128—129页。

[114]. 《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47、3652—3653页。

[115]. 《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47—3648页。

[116].  邢义田：《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以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收入其著《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2—137页。整理者认为这一说法仍有疑点，称之为“坠车故事图”（第43页）、“桥上坠车”画像（第91页）。

[117].  考察团成员赵延梅摄于孝堂山石祠。

[118].  考察团成员蒲柏林摄于孝堂山石祠。

[119].  临沂市博物馆编：《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齐鲁书社2018年版，第210—211页。

[120].  图5-3a、b、c分别引自《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第210—211、208、211页。

[121]. 《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第204—207页。

[122]. 《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第212—215页。

[123]. 《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第236—239页。

[124].  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编：《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125].  图5-4a、b引自《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图版18，第31页。图5-4c引自《在安丘博物馆看汉墓》，“潍水左岸”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2cf5040100m7wt.html。

[126].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一四二，第47页。

[127].  图5-5引自“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图象研究室资料库。

[128].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129].  武氏祠画像拓片有多种版本。因原石逐渐风化、脱落，导致后期的拓片缺失了很多细节。《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与《中国画像石全集》收录的拓片残损比较严重，拓片质量也不是很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有多套武氏祠画像拓片，其中部分清代拓片不但拓印质量极高，而且保留了不少后期拓片缺失的画面。例如前石室第十四幅（前壁西段承檐枋里面）右数第二辆车，《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与《中国画像石全集》拓片仅余车盖和车盖下两小块残片以及车轮的左下部，残损非常严重。而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拓片中，此车画像仅残缺了车轮的右下部，图像细节也比较清晰（图见下）。这些拓片已收录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象拓本精选集》一书，并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图象研究室资料库公布。相关介绍参见邢义田《“中研院”史语所藏汉代石刻画像拓本的来历与整理》，收入其著《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第545—558页。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武氏祠画像皆据此。图6-1b为陈志农摹画线图，见《山东汉画像石汇编》，第427页。

[130].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89页。

[131].  图6-2b为陈志农摹画线图，见《山东汉画像石汇编》，第425页。

[132].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94页。

[133].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五九，第19页。

[134].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95页。

[135].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六六，第21页。《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6卷《汉代画像石（一）》，第140页。

[136].  图6-4b为陈志农摹画线图，见《山东汉画像石汇编》，第478页。

[137].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96—97页。

[138].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97页。

[139].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99页。

[140].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102页。

[141].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八四，第27页。《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6卷《汉代画像石（一）》，第152页。

[142].  图6-8b为陈志农摹画线图，见《山东汉画像石汇编》，第471页。

[143].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104页。

[144].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八七，第28页。《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6卷《汉代画像石（一）》，第143页。

[145].  图6-9b为陈志农摹画线图，见《山东汉画像石汇编》，第433页。

[146].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163、164页。

[147].  王子今认为此步卒或是汉代的少年小吏形象。贾雨潼认为，此少年所吹或是箛。参见王子今《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版，第261页；贾雨潼《“鞭子”还是“吹鞭”》，《大众考古》2019年第4期。

[148].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96页。《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六九，第22页。

[149].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68页。

[150].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80—81页。

[151].  程德海制图。立柱实物已不存，其尺寸和形式是笔者根据前石室九石、前石室十二石、前石室八石的尺寸推测而出的，仅供参考。

[152].  参见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44、398—402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97—603页；贡绍海《略论汉代督邮》，《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高荣《论汉代的督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史云贵《汉代督邮管窥》，《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刘军《两汉督邮新论》，《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王雷《督邮小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增刊；范香立《汉简所见刺史和督邮的职能刍议》，《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曹骥《两汉“都吏”“督邮”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53]. 《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51、3652页。断句从蒋英炬意见。参见蒋英炬《用武氏祠画像校正〈后汉书〉一处标点错误》，《考古》1983年第10期。

[154].  信立祥认为“主簿”榜题为祠主仕宦经历写照（参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恐非。此车明显是督邮车的从车，车上乘者手执笏板而非便面，也不符合武氏祠表现主车乘者的程式。对武氏祠主车乘者形象的表现程式，容待日后讨论。

[155].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四八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30页。

[156]. 《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48页。

[157].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168—169页。《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108—110页。［美］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37页。

[158].  毛远明编著：《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册，第340页。

[159].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5页。

[160].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50—60页。

[161].  高文：《汉碑集释（修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40页。金玲：《〈汉故执金吾丞武荣碑〉补注》，浙江大学出版社编：《东方博物》第29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90页。

[162].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169页。

[163].  陈秀慧指出，此图“鲁秋胡”榜题与画面内容不符，秋胡洁妇故事应为朱明悌弟故事。又认为丑女钟离春故事或为宿瘤女谏齐王故事，高渐离刺秦王故事或为聂政刺韩王故事。参见陈秀慧《嘉祥东汉武荣祠隔梁图像新释》，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1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100页。

[164].  参见《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161—162页。

[165].  信立祥认为，“君车”车马出行图是“配置在祠堂后壁祠主受祭图之下，表现祠主为了接受子孙和家人的祭祀，从地下世界赴墓地祠堂途中或刚刚到达目的地的车马出行图。由于这种祠主车马出行图与‘祠主受祭图’在图像学意义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总是配置在‘祠主受祭图’的下方，它与‘祠主受祭图’一样，是祠堂画像不变性内容中最重要的题材”。参见《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118页。

[166].  卫改是武梁祠的建造石工。《隶释》卷六《从事武梁碑》载：“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聘技巧，委蛇有章。垂示后嗣，万世不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5页。

[167].  相关研究参见邢义田《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以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汉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均收入其著《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第92—137、138—196页；曾蓝莹《作坊、格套与地域子传统：从山东安丘董家庄汉墓的制作痕迹谈起》，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台湾）第8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33—86页；郑立君《从汉代画像石图像论其“粉本”设计》，《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年第4期；李立《论祠堂画像的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以武氏祠堂前石室（武荣祠）及相关画像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缪哲《从灵光殿到武梁祠——汉代帝国艺术的重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编《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第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130页。西方图像学研究者也注意到格套的复杂性，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将其称为套式（stereotype）。他指出，“用画像讲故事不得不使用套式。套式的功能是帮叙事者和观众省事，让某些动作更容易辨认，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丢失了某些特征。此外，解读这类画像也必须将叙事放在具体的背景下。换言之，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历史学家必须问，是谁用这种方式给谁讲故事，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参见［英］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168].  对汉代石工的研究，参见邢义田《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收入其著《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第47—68页；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第132—141页。

[169].  杨爱国曾指出，“榜题表明，这幅出行图（按，指前石室第十六幅）不是为了表现出行的场面，而是为了说明‘君’曾经做过市掾和郎中这样的官吏”。参见《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第190页。汉代壁画墓中也有类似表现墓主仕宦经历的壁画，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壁画等。

[170].  参见林巳奈夫《後漢時代車馬行列》，《東方學報》第37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6年版，第183—226页；罗伟先《汉墓石刻画像与墓主身份等级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第188—191页。

[171].  赵化成认为，“（轩车）与辎、軿车明显不同之处，即伞盖与屏板间隔稍宽，且可见到承托伞盖的车”。孙机指出辽宁辽阳北园东汉晚期墓图中的一辆车，车厢两侧障以上连车盖之屏，应即轩车（图9-1）。此墓壁画彩绘摹本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有学者指出，此墓车马出行场面宏大，由导骑出行与车队出行组成。此车“黑盖赤帷，后垂长绶，后跟随骑从5人，车制仪卫不同于其他，应该视为主车，前面皆为副乘”。参见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14页；李林《石室丹青：辽东汉魏墓室壁画研究》，辽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此车外形与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壁画中的轩车形象类似，但藩屏与车盖相连。因目前所见图像皆为摹本，只能暂且存疑。

[172].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12页。

[173].  扬之水：《细节的意义》，《读书》2002年第9期。

[174].  原注：郑岩《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改定本载于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5页。

[175].  巫鸿：《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龙、璧图像》，《文物》2015年第1期。

[176].  杨爱国：《五十年来汉画像石研究》，《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蒋英炬、杨爱国又强调汉画像石研究应立足画像石的原貌。参见蒋英炬、杨爱国《雄奇瑰丽的石刻汉书——汉画像石研究应立足原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1日，A06版。

[177].  梁勇曾专门撰文强调重新编写早期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的必要性，其中亦涉及对画像石整理与保护工作的思考。参见梁勇《关于重写早期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若干问题的思考》，徐州博物馆编《淮海文博》第1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9—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