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点取圆法”在汉画像石中的运用

赵延梅

在汉代画像石中，发现有大大小小、制作规整的“圆”形图像，“圆”形图像的中心绝大多数有一钻凿眼，又小又浅，不引人注目。这一技法，正是李林先生在《陕北两汉画像石及墓室保护研究半世纪》中提到的“定点取圆法”。[1]

在各种汉画像石的考古发掘报告、图录资料中，“圆”形图像上的钻凿眼在画像石的拓本图或线摹图中，表现这一细节的并不多，因微小而不易察觉，被执着于汉画主体画面研究者所忽略。

笔者通过对汉画像石中“圆”形图像的种类及其分布区域进行详细梳理，发现“定点取圆”法不仅在陕北汉画像石中得到娴熟的运用，而且在汉画像石分布的其他区域，也得到普遍运用。结合“圆”形画像的凿刻痕迹，从而推定制作“圆”形图像的工具主要有规矩绳墨。

一、汉画像石中“圆”形图像的种类及分布情况

在全国汉画像石五大分区内 [2]，均能发现画像石中刻绘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圆”形图像，根据其所要表达的功能意义，可分为日月形、璧（环）形、车轮形和其他形。以下主要以陕西北部地区（包括山西西部、内蒙古中南部）和山东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为主，其他地区“圆”形画像为辅，进行分析阐述，揭示其共同特征。

（一）日月形

日月形，即日轮、月轮图像。

1.陕晋及内蒙古地区

作为全国汉画像石五大分区之一的陕西榆林地区出土千余块画像石、山西吕梁地区出土二百余块、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出土二十余块。截至目前，该地区还没有发现汉代石阙、祠堂、石棺等画像石出土的报道。日、月图画像一般分布于墓室顶部（顶心石）、横楣石的左右两端、门柱石的中部。

（1）日月图顶心石

顶心石，呈近正方形，装置于墓室顶中央。墓顶多作四角攒尖式，画面俯瞰墓室。（图1-3）一般圆中刻绘金乌或蟾蜍，金乌象征阴间太阳，有时填红彩，可称太阳石；蟾蜍，则象征阴间月亮，有时填黑彩，可称月亮石，故有学者叫日月石。[3]

据笔者目前调查，山西吕梁地区没有发现顶心石，内蒙古鄂尔多斯仅出土1块，陕西榆林地区共出土15块，其中米脂5块、绥德6块、神木2块、非国有博物馆藏2块，共计16块顶心石。只有绥德辛店出土的一块顶心石，画面为矩形方框，其他画面均为“圆”形图像。神木大保当出土一块彩绘日月石，残缺风化，或凿或绘的圆心点不甚明显。其他14块顶心石的画面正中，均发现清晰的钻凿小眼，并以此小眼为圆心，根据圆形画面所需跨度求取半径取得日月。这就是李林先生提出的陕北汉画像石上各种圆形纹样所采用的以半径求圆的技法，即“定点取圆法”。[4]

2005年，米脂县官庄M3出土前室顶心石。边长23.5厘米、厚12.5厘米，画面中阳刻一圆，涂朱彩。圆内墨绘一金乌，圆轮外均匀分布四个柿蒂纹，其一角分别指向外接矩形边框的四个角，红彩勾勒柿蒂纹的轮廓，叶脉也有红斑点染，有阳光普照四方大地之吉祥寓意。（图1-1、图1-3）

日中金乌的羽翅中有一较小的钻凿眼和两凹刻点，肩部也刻两凹点。经笔者亲手测量得知，以8.5厘米为半径，钻凿眼为圆心，画出的圆周轨迹与阳刻的圆轮完全重合。这一圆心比形状相同的四个凹刻点不仅深，还规整。这四个凹刻点疑似出土后鹐刻所致，类似这一现象在画像石面上还有发现。究竟因何如此，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处暂不作讨论。

在线摹图中，能清晰地看到作为“圆心”小眼的留白描摹，这一精确的表达在考古报告的线摹图中非常少见。（图1-2）

1971年，米脂县官庄M4出土的日、月图顶心石，两石边长均为34厘米，分别镶嵌于前、后室顶部，前室顶心石画面中阳刻一圆，涂朱色，象征太阳，周边有逆时针方向环绕的如意仙草纹，有如日中天、光照墓室之意。后室顶心石画面刻一圆，涂黑色，象征月亮，周边纹饰同太阳石。在日月石的拓本中，可清晰观察到一留白小眼，即取圆的定点。（图2）在线摹图中未描出圆心点，此种现象较为多见，再举一例。2000年，米脂县官庄出土的墓室顶心石，边长36厘米、厚17厘米，原石与拓本中圆心眼均可见，而线摹图中没有描出来。（图3）

“圆”形画像石上的圆心眼，在线摹图和拓本中均未表达的现象也有。2002年，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沟村出土的顶心石，边长25厘米、厚16厘米，镶嵌于前室顶部，太阳石正中有一钻凿小眼作为圆心，以4厘米、6.5厘米的半径取得内、外两圆，平面减地刻成太阳圆环，环外射出四道光芒，照耀四方大地。太阳的中心和四道光线涂朱彩，与后室的月亮石（画面与太阳石构图相同，只是四角的光线内接的不是圆形，而是矩形方框，上文也提到过）表达了日月同辉的美好景象。在线摹图和拓本图中，均未表达出圆心眼这一细节。（图4）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汉墓出土的顶心石，边长27厘米、厚13厘米，尺幅大小、画面构图、雕刻技法与陕北神木柳巷、绥德辛店、米脂官庄出土的顶心石基本相同，日中墨绘金乌，以钻凿眼为圆心，7厘米为半径，取得日轮。日轮外有祥云缭绕之瑞象。（图5）

在拓本图中，能清楚地看到日月图的圆心是一留白的小眼，说明日月所在的面为阳刻面。同是钻凿眼，如刻在减地的阴刻面，拓印的时候几乎不着墨，拓本上就看不到留白的小眼。传统拓本的信息表达与画像石的雕刻技法有直接关系。线摹图中鲜见描出，这是因为钻凿眼太过微小，不易被察觉，导致技工和研究者忽略。这一现象，同样见于其他地区不同形制的“圆”形图像石。

（2）日月图横楣石

横楣石画面布局主要分内、外栏，上、下栏和不分栏三类，日月图一般刻绘于画面的左右两端，而刻于外栏是主流，刻于内栏和不分栏者相对较少。

目前，发现有日月图的横楣石，山西仅柳林县隰城汉墓出土墓门五石组合之横楣石1块，残剩半截，横75厘米、纵37厘米、厚15厘米，画面外栏的右上端刻圆，象征日或月，现藏于吕梁汉画像石博物馆。[5]

内蒙古鄂尔多斯也出土1块，横139厘米、纵33厘米、厚5厘米，画面布局为上、下两栏，且上栏较窄。左上端刻绘墨描三足乌居红日，略高于右上端涂有白彩的月轮，有月亮西沉、太阳东升的轮回之意，日月之间刻绘祥云。下栏为主题画面，所占面积大，刻绘车马出行、牵驼、山林间驾马狩猎。日月两圆均以钻凿的小眼为圆心，6厘米为半径取圆，墨线圆周，圆外减地麻点纹与主题画面的减地纹一致。（图6）

陕西榆林地区出土的日月图横楣石近百块，而且墓门面横楣石中的日月图是墓室横楣石的两倍稍有余。

画面分内外两栏的日月图横楣石，如1981年米脂县官庄村出土的墓门横楣石，横189厘米、纵40厘米、厚7厘米，与左右门柱、左右门扉构成墓门面五石组合，这也是陕北墓门画像石组合的基本结构。画面外栏左上端刻日轮，涂红彩，墨绘三足乌；右上端刻月轮，涂白彩，物像漫漶不清。内栏刻车马出行图。日、月两圆心的钻凿眼清晰易辨，以5厘米为半径取得两圆。[6]（图7）

画面不分栏的日月图横楣石，如1996年神木市大保当镇任家伙场村M24出土的墓门横楣石，横180厘米、纵40厘米、厚7厘米，左端刻绘月中蟾蜍，身涂蓝彩；右端刻绘红日金乌；中间刻绘驯象图和狩猎图。画面表达的是日月同辉、太平有象的美好意境。日中金乌羽翅上的钻凿圆心比月中蟾蜍身上的圆心更为清晰，均以8.5厘米为半径取得两圆。（图8）

墓室内刻日月图横楣画像石相对墓门面较少，2005年米脂县官庄M3出土前室北壁横楣石，横300厘米、纵35.5厘米、厚7.5厘米，与左右门柱石、中柱石构成墓葬前室北壁四石组合。画面分为内外两栏，外栏的左上端刻月轮，轮内墨绘蟾蜍，漫漶不清。右上端刻日轮，轮内绘红彩，物像漫漶。日月之间刻云龙纹。内栏刻车马出行、狩猎图。日月轮中钻凿的小眼较为集中，且有几个。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规整居中的才是圆心，且以7.5厘米为半径取得两圆。（图9）

内栏刻日月图的横楣画像石相对更少，1997年绥德县四十铺镇前街出土的前室后壁横楣石，横300厘米、纵35厘米、厚7.5厘米，此石与左右门柱石、中柱石组成前室后壁四石组合。画面分内、外两栏，上下左右均有边饰纹。外栏刻绶带穿璧纹，璧的圆心可见钻凿的小眼，在后面璧（环）形中有专门介绍，此处先不赘述。内栏刻日月图、西王母仙境图。月中蟾蜍玉兔、日中金乌刻在凸起的阳面上，其动物身上的羽翼、褶折及形态用长短不一的阴线、麻点雕刻，但作为日月圆心的小眼，比动物身上的点和线均短小且较规整，分别以5.75厘米、6厘米为半径取得日月两圆。（图10）

（3）日月图门柱石

日月图刻绘于门柱石上，山西和内蒙古至今没有发现。陕北仅见于1996年神木市大保当镇任家伙场村M11出土的左右门柱石。左门柱，横33厘米、纵69厘米、厚5.5厘米，上端残缺，主题画面刻一人面蛇尾的仙神，手持规，胸前刻绘月轮，轮内白彩绘蟾蜍，漫漶不清。右门柱，横33.5厘米、纵116厘米、厚6厘米，画面完整，上刻一双层楼阁，下亦刻一人面蛇尾的仙神，手持矩，胸前刻绘日中金乌。日中圆心位于墨绘三足乌之中足上方，比左门柱月的圆心清晰。两圆周墨线匀称而规整，应借助绳墨或圆规之类工具而作。（图11）

2.山东地区

作为汉画像石分布比较集中且数量居全国第一的山东地区，分布范围几乎遍布全省，种类比陕北单一墓室画像石多的是石椁、祠堂、石阙等建筑画像，目前共发现汉画像石四千余块。与陕北汉画像石相比，尺幅较大、线刻精致、减地较深。高浮雕、圆雕作品在山东地区多有出土，而陕北几乎不见。画面布局也是主题突出，加有几重边框装饰，构图分栏分格侧重不同。概因与工匠流派、传承技艺、区域文化、流行粉本，以及石材等均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圆形图像的制作技法与陕北汉画像石中“定点取圆法”相一致，以钻凿的圆心为定点，相应长度为半径取到各种圆。只是山东地区部分石灰岩面较陕北的砂岩石板粗糙而质坚，未经细致打磨，加之圆心眼刻得较浅，由于时间久远被磨损，钻凿的圆心没有陕北的容易辨识，但这一现象不是“圆”形图像的主流。当然，陕北画像石中也有找不到圆心痕迹者，仅占少数，这一技法可能用的是以圆形模板来取“圆”形图像，此类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故简单一提。

日月图画像石多分布于墓室或祠堂的顶盖石、立柱石，而横额石、石椁侧板和挡板、祠堂等画像石上鲜见日月图的刻绘，其象征意义与陕北日月图画像相同。

（1）日月图顶盖石

顶盖石，盖于墓室和祠堂顶之上。顶部一般呈平顶式，画面亦是俯瞰室内，画像内容除了日月之外，还有龙纹、绶带穿璧纹等，比陕北墓葬顶心石大而且厚，且多为长方形。数量也比陕北发现的多，但彩绘画像石出土非常少。

墓室顶盖刻日月图画像石，如1966年费县垛庄镇潘家疃发现的后室北室和南室顶盖石，现原址封藏。两石分别镶嵌于后室的北室和南室的顶部，顶部呈叠涩压角内收结构，画面俯瞰墓室。北石，横41.5厘米、纵66厘米，平面减地阳刻手执规的伏羲，胸前有一日轮。南石，横35厘米、纵66厘米，画面阳刻手执矩的女娲，胸前有一月轮。月轮的圆心比日轮的圆心更为清晰易辨。（图12）

再如1989年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出土的顶盖石，横166厘米、纵90厘米，现原址封藏。画面左圆内为日中金乌、九尾狐，右圆内为月中玉兔、蟾蜍。从拓本来观察，日轮的圆心钻凿于金乌的翅膀上，比月轮的圆心更为清晰。[7]

1994年，邹城市石墙镇车路口出土汉画像石墓，发现中室藻井顶盖石，横131厘米、纵94厘米；南耳室藻井顶盖石，边长67厘米，均刻日月图，现原址封藏。（图13）结合镶嵌的位置和纹饰来判定，中室顶盖石刻的圆轮为日，与陕北绥德辛店、米脂官庄等地出土的顶心石构图相近，圆外有如日中天、祥云升起的吉祥如意云纹。南耳室的圆轮则为月，圆外有整齐细密的阴刻线，顺时针方向排列一周似月晕之光环，月光射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象征天中之月光耀如常，与生前景象是一致的。于是，有民谚“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的现象总结。作为信仰与仪式架设的汉墓正合乎汉人对永恒、理想生命样态及其实现过程的仪式化表达。[8]从拓本图来看，日月圆轮中留白的小圆点，就是原石钻凿的圆心眼，非常明显。1959年12月至次年3月出土的安丘市董家庄汉墓前室和中室日月图顶盖石，现藏于安丘市博物馆。[9]类似日月图刻绘于墓室顶部的还有出土，不再列举。

祠堂顶盖刻日月图画像石，如1980年嘉祥县宋山第二批汉墓出土的第30石，是平顶小石祠的顶盖，横187厘米、纵81厘米。1980年宋山出土两座汉墓中的画像石，均是拆用地面祠堂的材料重新造墓。[10]这一现象，蒋英炬先生在《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中早有发现。[11]

画面采用凿纹减地浅浮雕，刻鱼、双龙相交、两圆。既为顶盖，且画面中的两圆与龙同在，当是日、月，但哪个是日，哪个是月，则要根据祠堂或墓葬的坐向，或是日月中有显著特征的画像，才可确定，此处不作考证，暂且假定左下为日、右下为月。日轮正中钻凿的小眼规整而清晰，即为圆心，并以长8厘米、10厘米为半径，取得内圆和外圆。两圆之间形成宽2厘米的圆环，凿纹阴刻线排列细密整齐，且向外射出，有阳光劲射之意。小圆的凿纹相对圆环的凿纹排列有些杂乱，且为同一个方向。这一技法使内圆更加凸显，具有立体感。右下月轮较日轮稍微粗糙，但形制和技法相同，圆直径稍小于日轮的直径。（图14）

1992年滕州市官桥镇大康留庄出土的日月同辉祠堂顶盖石，纵190厘米、横88厘米、厚21厘米，正面刻日月星辰、伏羲、女娲图，日轮的圆心小眼位于金乌的腹部，月轮的圆心位于蟾蜍腹部的右侧。原石墨迹较重，圆心不易察觉。（图15） 1968年邹城市看庄乡金斗山的祠堂顶盖石，正中刻月中蟾蜍，蟾蜍身居阳刻的小圆内，圆外也有整齐细密的阴刻线逆时针排列，当为月晕，该祠堂现复原陈列于邹城博物馆。[12]

（2）日月图立柱石

立柱石中刻绘日月图像比陕北地区出土多，包括中柱石上也有雕刻。1972年临沂市吴白庄汉墓出土前室北壁东、西二门柱：西立柱，横41厘米、纵122厘米，画面上部浮雕女娲左手执矩，右手抱月于怀中；东立柱，横43厘米、纵122厘米，画面上部浮雕伏羲右手执规，左手抱日于怀中，与女娲相对。日中线刻金乌和九尾狐，月中线刻蟾蜍和玉兔。日轮的钻凿小圆心在金乌足之后，月轮的圆心在兔子右前爪的右侧，日轮上的钻凿小眼比月轮的深而圆，故辨识起来更加容易。（图16）

1990年，邹城市郭里乡高李村出土的前室南壁中柱石，横25厘米、纵144厘米、厚59厘米，上承栌斗，画面刻人面蛇尾的羲和双手托举日，高居头顶。日中三足乌之中足上方钻凿规整的小圆心，非常清晰。（图17）郭里乡黄路屯村出土的立柱上，日中钻凿圆心的位置也是在三足乌之中足上方。[13]

日中三足乌之中足上方钻凿圆心的画像，在陕北、山东、江苏等地均有发现，说明当时一些画像粉本在画像石的雕作中，得到较为广泛的流行。

在阳刻日月画像的拓本中，能清晰地观察到日内留白的圆心眼。如1985年莒县沈刘庄出土的墓门西三立柱拓本，横14厘米、纵97厘米，画面上格为伏羲双手捧举日，下格为拥彗吏。日中留白圆心规整而清晰。（图18）

（3）日月图横额石

刻绘日月图横额画像石在山东地区偶见出土，明显比陕北地区少，但画面布局与陕北出土的横楣石相同。1978年泰安市大汶口火车站西南汉墓出土后室后壁横额石，横260厘米、纵75厘米，画面也分内外两栏，外栏刻如意卷云纹。内栏的左、右两端在规整的矩形框内刻月中蟾蜍、仙狐，日中金乌、玉兔，中间刻无足龙与有足龙相对，二龙之间刻一鱼。（图19）

月轮的圆心钻凿于杵的左下近臼口沿处，以9.5厘米、12.5厘米、13.5厘米为半径取得小中大三圆；日轮的圆心钻凿于狐背与金乌足之间，以9.8厘米、12.3厘米、14厘米为半径取得小中大三圆，形成面积不等的内外圆环。类似的构图与陕北太阳石中有朱砂绘的小圆、墨描圆周有异曲同工之意，表达了古人对日月之光芒的理解以及对日月之神的崇尚与信仰。

（4）日月图祠堂画像石

山东地区祠堂相对画像石墓数量还是偏少，刻绘于祠堂画像石上的日月图也更少。济南市长清区孝铺村孝堂山郭氏祠堂，只有隔梁石的底面线刻日月星辰、织女图，横218厘米、纵30厘米。日、月的圆心也是钻凿而成，两圆面积相等，以9厘米为半径取得日月。祠堂内画像石保存完整，在原址上修建了砖木仿汉古建筑，进行保护管理。（图20）

（5）日月图石椁画像石

在石椁的前后挡板、左右侧板中，发现璧圆较多，日月图较少，且图像表达没有陕北的日月图形象直观。1984年临沂市罗庄区册山乡庆云山出土的南坡二号石椁墓北挡板，横108厘米、纵70厘米，画面正中刻三重圆，形成的圆环刻顺时针细密的阴线纹，象征旋转的光晕，圆环外均匀分布四条阴线对准方框的四个角，象征阳光射向四方大地，也有“天圆地方”之意。画面中有一钻凿的小眼，规整而清楚，以此为圆心，三个不同长度的半径取得小、中、大三个圆，其构图与图4陕北绥德辛店出土的太阳顶心石相似。（图21）

按照汉人的传统，人们生前休息的姿势与死后葬在墓室里的姿势刚好相反，即头南脚北变为头北脚南，或头东脚西变为头西脚东等。结合此挡板居北的位置，则椁内死人为头北脚南的姿势，太阳从头顶方向升起，符合汉人的宗教信仰。因此，笔者认为此圆形图像当为日。

1984年济宁师专16号石椁墓出土的南侧板，横260厘米、纵70厘米；北侧板，横260厘米、纵80厘米。这两块分别是一个石椁的南北侧板，从凿纹地和方位来看，笔者认为南侧板东边的圆轮为日，取日出东方之意。北侧板西边的圆轮为月。并非简单解释为“十字穿环”之意，若这样理解汉画，那么汉代人的思想意识又能在何处得以充分表达呢？（图22）

所谓的“十字穿环”将日月画像平均分为四个扇形，每个扇面刻细密的凿地纹呈席纹分布，日月圆周线外的凿刻纹呈三角状，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布，有运动之光的象征。用不同走向的阴凿线，在二维的平面空间中，表现出三维立体的艺术效果，巧妙地表达出汉代人追求生命永恒的思想符号。

拓本中日月图留白的小圆心不是很清晰，极有可能采用定点取日月，圆心位于圆外接矩形对角线的交点。

3.其他地区

在江苏、河南、安徽、四川等汉画像石分布区也有日月图画像石的出土，刻绘技法一致，说明“定圆心点取圆”这一技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

江苏省铜山县苗山汉墓出土的前室南壁东、西立柱，东立柱比西立柱宽10厘米，纵长和厚度相同，东立柱横64厘米、纵105厘米、厚10厘米。东、西立柱画面相对的上端分别刻日中三足乌，月中玉兔、蟾蜍。钻凿眼作为圆心分别见于金乌中足之上的翅膀根部和月中玉兔的腹部下。圆心的小凹点较石面中其他凿刻点深且规整。（图23）

河南省南阳市境内出土的阳乌负日画像石，横178厘米、纵30厘米、厚39厘米，画面中日轮的圆心钻凿得清晰而规整。此石从尺寸和画面内容来推测，当是顶部太阳石。（图24）

安徽省萧县圣村M1出土的前室北壁横楣石，横246厘米、纵47厘米、厚29厘米，其背面左刻日中三足乌，右刻月中蟾蜍和玉兔捣药，中刻柿蒂纹，这三个圆中均钻凿有定点的圆心小眼。（图25）

（二）璧（环）形

刻绘璧（环）形图像的汉画像石在全国各地出土更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绶带穿璧（环）形，另一种是铺首衔环形。这些璧（环）刻绘非常规整，采用的也是“定点取圆法”，圆心眼也是钻凿而成，与日月形的钻捻痕迹一致。

陕北地区释为绶带穿璧纹，而其他地区多释为“十字穿璧（环）纹”“十字连璧（环）纹”“菱形穿璧（环）纹”“菱形连璧（环）纹”等。《说文解字·玉部》：“环，璧也。肉好若一谓之环。”“环”也是佩玉中常见的一种。有些画像石上的璧（环）肉的部分鹐刻纹饰，与汉代玉璧上的谷纹、云纹非常相似。用笔直的宽带纹组成的菱形或十字形，释为绶带更有表意所指。绶带相交的点正是取璧的定点圆心，也具有连缀绶带固定玉璧的功能。正如张道一先生研究指出：汉画像石所表现的几乎无所不包，它不但反映了一个汉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表现了一个想象奇异的神话世界，把汉朝人脑子里所想的、所希求的都揭示出来。[14]

1.陕晋及内蒙古地区

在陕北北部、山西西部、内蒙古西南部等地区出土汉画像石中刻绘璧（环）形图像较日月图更多。绶带穿璧作为边框纹，多分布在横楣石、立（门）柱石的外栏；作为主题纹多分布于立柱；作为次要或局部纹饰，也见于立柱。铺首衔环形，多见于门扉中、下部图像，横楣和立柱较为少见。

（1）绶带穿璧（环）形

绶带穿璧作为边框纹，分布在墓门面五石组合之横楣石、左右门柱三石的外栏居多，而分布在墓室组合的外栏较少，但“定点取圆璧的技法”是一致的。1996年，神木市大保当镇任家伙场村M20出土的墓门面画像石，横180厘米、纵151厘米，由连续不断的绶带穿璧纹将横楣石、左右门柱的边饰框成一个整体，绶带相交呈菱形穿插于圆形璧内，相交面上钻凿的小眼，规整清晰，以此为圆心，以2厘米、5厘米为半径取得整璧和半璧。[15]（图26）横山党岔镇孙家园则村、绥德四十铺前街田鲂墓出土的前室后壁的横楣石、左右门柱的边框刻的也是绶带穿璧纹。

绶带穿璧作为主题纹，有占整幅画面和中心画画两种。1998年绥德县中角乡白家山村出土的立柱，横26厘米、纵136厘米、厚7厘米，画面平面减地阳刻两条绶带穿连三大四小圆璧，布满整个画面。璧的好未减地（好，指玉璧的孔），圆心小眼在中部两大两小圆璧中，钻凿得非常清晰。（图27）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汉墓出土的二立柱，横27厘米、纵102厘米、厚8厘米，也是绶带穿璧纹布满画面，璧之圆心是先钻凿后墨绘小圆点，这一技法较为精致而特殊。璧和带的轮廓用墨线描得非常规整，圆璧中有过圆心的墨线直径和墨线半径，这正是“以半径求圆”技法的细节表现。[16]（图28）

2005年，米脂县官庄M2出土的前室东壁右门柱，画面中间部分向内凿低1厘米，刻绘绶带穿璧纹，绶带中绘赭色小菱形排列有序，有似丝绸的质感。璧上涂有蓝色、白色斑点，在璧的内外边缘能清晰地看到墨线圆周，圆心眼小而浅。在这座汉墓中出土刻绘有绶带穿璧纹的画像石5块，刻绘技法一致。[17]

1997年，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交口镇石盘汉墓出土的前室南壁东、西侧石，尺寸相同，横88厘米、纵130厘米、厚20厘米，画面上刻绶带穿璧纹占据面积大于下方画面2倍有余，下刻车、马、牛，本来富裕的墓主期望死后更加有财富有地位。璧刻得非常规整，也采用了“定点取圆法”。[18]

绶带穿璧作为辅助纹饰，多见于立柱。绥德（图29）、米脂、子洲等地均有出土，构图、刻绘技法一致，均为中间刻斗拱楹柱，楹柱的左右两边刻绶带穿璧纹。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汉墓出土的“孔子见老子”横楣画像石，画面右边老子与孔子之间悬挂一圆璧，圆心未钻只用墨绘。（图30）

（2）铺首衔环形

在陕晋及内蒙古地区共出土200余块门扉画像石，均采用平面减地的雕刻技法，所刻环内钻凿眼规整，大小基本相同，圆心位置根据环的大小、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在200余块门扉中，无一例不刻铺首衔环图像，无一例刻绶带穿璧图像，说明铺首衔环画像已成为东汉时期这一地区门扉画像中固定下来的流通粉本。

1996年神木市大保当镇任家伙场村M17汉墓出土墓门左门扉，横49厘米、纵117厘米、厚6厘米，环内圆心眼阴凿，虽小，但非常清晰。（图31）

2.山东地区

这一地区汉代的墓室、石阙、祠堂、石椁等构件中均刻有绶带穿璧（环）纹，作为边框纹比陕北地区少，鲜见于祠堂后壁、墓室画像石；作为主题纹饰，石椁上雕刻的比其他构件多见；作为局部或边饰纹，分布在横额、立柱、门扉画像石上均有。铺首衔环形，也分布在各种画像石构件中，但门扉上刻绘的较陕北地区少。

（1）绶带穿璧（环）形

绶带穿璧作为边框纹，1956年肥城乐镇村出土的祠堂后壁画像石，横149厘米、纵78厘米，画面上、左、右紧临主题画面的边饰刻绶带连璧纹，璧的圆心点在拓本中是留白的小眼，明显大于璧上其他麻点。[19] （图32）

还有平阴县实验中学出土的战争楼阁狩猎画像石，横205厘米、纵104厘米，画面的雕刻技法、构图以及绶带连璧的边框纹与肥城乐镇村祠堂后壁画像石如出一辙。1976年，沂水县后城子出土的门亭双阙画像石，现原地封存。画面的边框平面深减地绶带穿璧纹，绶带相交穿插于璧，以钻凿眼为定点取得圆璧。[20]

绶带穿璧作为主题纹，与陕北主题画面布局一样，有占整幅画面和中心画面两种。2017年滕州市官桥孔窑遗址出土的两块碑形画像石阙，通高232厘米、底宽39厘米、上宽42厘米、厚30厘米，形制相同，画像内容也基本相同，阙身四面均刻画像。正面上刻仿木结构的楼阁，中刻凤鸟衔鱼、执戟吏、青龙、白虎，下刻铺首衔环；背面刻冥荚、常青树；侧面及圆首刻连续不断的绶带穿环纹。绶带相交于环内中心点的钻凿小眼作为取环的圆心，刻得非常清晰，这一小眼比背面铺首衔环的圆心深。（图33）这类绶带穿璧（环）画像石在兰陵县下村和县城前村元嘉元年汉墓中也有出土，圆心小眼钻凿得特别清楚。[21]

潍坊市昌乐县朱刘镇东南庄出土的石椁侧板凿刻的绶带穿璧纹，璧的圆心小眼钻凿得非常清晰，璧面阴线刻云纹，形如西汉云纹玉璧。（图34）

滕州市滨湖镇韩楼出土的石椁挡板，横75厘米、纵77厘米、厚12厘米，画面四个角分别刻四分之一璧，连缀正中完整的璧。石面虽然粗糙，但整璧的钻凿圆心非常清晰，比四个角的璧之圆心大而易辨。璧面均鹐刻麻点纹，使玉璧更加写实。璧好这一部分是减地面，拓本中未着墨。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捶打宣纸时留下的钻凿圆心小眼的痕迹。[22]（图35）类似情况还可见于滕州市汉画像石馆陈列的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出土的石椁侧板和拓本，原石画面中悬挂三个圆璧，以钻凿点为圆心取圆，极易辨识，但在拓本中找不到圆心。这种现象与陕北日月画像拓片一样，圆心的拓印表达，也取决于圆形图像或圆内圆心面处于阴刻面，还是阳刻面。类似圆心这些细节必须看原石，信息才不会被丢失。

1982年滕州市官桥镇后掌大村出土的供案石，横181厘米、纵102厘米、厚30厘米，画面上刻两耳杯、两盘鱼，下刻绶带穿璧纹。璧的圆心处在阳刻面，在拓本中为留白的小眼，清晰易辨。（图36）

绶带穿璧作为画面局部或边饰纹，各种石构件上均有刻绘，如诸城市郭家屯镇前凉台村出土的门扉石，横55厘米、纵126厘米，画面中部铺首衔环居右，其外满布绶带穿璧纹。璧的圆心是留白的小眼，清晰易辨。而铺首衔环内的圆心处于阴刻面，在拓本中未着墨，故圆心眼没有表达出来。（图37）

（2）铺首衔环形

这一地区雕刻铺首衔环的画像石，见于墓室、石椁、石阙、祠堂等构件，刻于横额石、门柱、门扉、挡板、侧板等不同位置，其环采用钻凿眼为定点取圆，与陕北铺首衔环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一致，门扉刻绘铺首衔环的数量相对陕北少，刻绘其他题材种类比陕北地区丰富。

滕州市官桥镇车站村出土的墓壁画像石，横76厘米、纵77厘米、厚16厘米，中心画面仅刻铺首衔环，环内有钻凿的小眼作为取环的圆心，清晰可辨。（图38）滕州市龙阳店也出土了一块铺首衔环画像石，横99厘米、纵100厘米，环内圆心刚好位于半蹲之人的肚脐处，更加清楚而规整。（图39）

1978年，泰安市大汶口出土的西耳室后壁横额石，横206厘米、纵64厘米，画面中刻二龙相交、龙虎相对，左右两端分别刻铺首衔环，环内两鱼相对。左环中的钻凿圆心眼较右环更易辨识。（图40）环内悬鱼的画像石，还见于梁山县城关镇茶庄出土的立柱，横20厘米、纵117.5厘米，画面上刻连弧纹、菱形纹，下刻铺首衔环，环内对鱼。环内鱼腹钻凿小眼清晰而规整。（图41）

3.其他地区

璧（环）形画像石，在江苏、河南、安徽、四川等汉画像石分布区也出土很多，环的雕刻技法一致。如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陈列的乐舞图画像石，横131厘米、纵120厘米、厚21厘米，作为主题画面的一部分刻绶带

2017-5-14杨爱国老师摄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穿璧纹，璧的圆心眼清晰易辨。（图42）

河南省南阳市境内出土的条形画像石，横32厘米、纵107厘米、厚26厘米，画面满布绶带穿璧为主纹，地纹刻整齐的斜线。每个璧好的部分减地打磨得很平整，圆心小眼钻凿得非常清楚。（图43）在《汉画总录·29南阳》中将其描述为菱形连璧纹，贵重的璧在汉代用丝绸之类的带子挽系，所以释为绶带穿璧也可以讲得通。阴线减地纹凿刻得整齐细密，在其他地区也有，给人一种绵柔铺底的立体效果，凸显绶带系璧的尊贵。

四川地区的石阙、崖墓、石棺、石函、砖石墓等画像石上，也有各种圆形图像，长宁一号石棺侧板，作为主题画面一部分的左右两边刻绶带穿璧纹，在拓本上可见璧的圆心均是留白小圆点，即以此点为定点取圆刻璧。[23]

1988年，河南省南阳市麒麟岗汉墓出土的南大门左门扉（图44），横48厘米、纵132厘米、厚7厘米，和安徽萧县冯楼M26出土的左门扉（图45），横49厘米、纵106厘米、厚9厘米，均有环形图像，圆心钻凿得很清楚。而在拓本图中，环内减地面未着墨，圆心没有表达，各种资料中绝大多数环形图像的圆心都是如此。

（三）车轮形

车轮形，即汉画像石中的斧车、轺车、轩车、軿车、辎车、輂车等各种车的轮子，其形制就是两个规整的圆。车马出行图又是汉画像石中刻绘较多的题材内容之一，无论是行进中的车，还是静止中的车；无论是现实中的马拉车，还是仙界的奇禽瑞兽拉的车，车轮及车舆上装饰的圆形图像，均采用定点取圆的技法。

1.陕晋及内蒙古地区

车马出行画像石，各地均有出土，以轺车居多。1994年，榆阳区金鸡滩南梁村出土的横楣石，横192厘米、纵34厘米、厚7厘米，画面内栏刻三马分别拉轺车、軿车和輂车，其车轮均刻出着地的一半，另一半与车舆重叠未刻出，车轮以钻凿的小眼为圆心，3厘米、3.8厘米为半径取半圆，即牙的轮廓。车轮规整，圆心清晰。（图46）

陕北地区发现轩车画像石较少。2011年榆阳区走马梁汉墓出土的墓室横额石，原石横278厘米、纵35厘米、厚6厘米，原石画面不分栏，共刻两组前轩车后軿车，两车轮前后错开重叠，呈斜侧视，具有立体感。以钻凿眼为圆心取得两车轮，两圆心相距较近，规整清晰。（图 47）

1998年，绥德县中角乡白家山村出土的横额石，原石横264厘米、纵36厘米、厚6厘米，画面刻绘始于平地的轺车及行进在崎岖不平山路上的轺车，均呈正侧面，两车轮完全重叠，以一个钻凿圆心取得车轮，钻凿眼虽小，但易辨识。（图48）

1997年，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交口镇石盘汉墓出土的横楣石，横192厘米、纵32厘米、厚14厘米，画面刻绘三轺车、一輂车，车轮圆心和轮周墨线刻绘得非常规整。（图49）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汉墓出土的彩绘车马出行画像石，两车轮前后错开，重叠部分较少，圆心朱彩点染，圆心处有贯轴装辖和軎的示意。（图50）与此刻绘技法相同的，如1996年神木市大保当镇任家伙场M3出土的彩绘车马出行图横楣石，横140厘米、纵31厘米、厚7.5厘米，两车轮也是前后错开重叠，圆心用朱彩点绘。[24]

2.山东地区

山东地区的车马出行图画像石，不仅仅是轺车多，而且其他形制的车也比陕北地区出土得多，且细节刻凿得更加写实，极具艺术感染力。

1972年，临沂市罗庄区吴白庄村出土的中室北壁西横楣石，横299厘米、纵51厘米，画面上栏刻一轺车、两軿车、一輂车，下栏刻两轺车、一轩车，这七辆车的车轮均阳刻8根辐条，以钻凿眼为圆心，分别以辐条的长和再加上牙的宽度的长为半径取内外圆。在上栏末辆輂车的车轮上贯轴的圆心、轴端毂、辖、軎等饰件，刻绘得完整清晰。在下栏最末一辆轩车的车舆侧板，刻绶带穿璧纹，其正中璧的钻凿圆心较车轮的圆心小而浅。（图51）

与日月画像石拓本图一样，车轮的圆心在拓本中均为留白的小眼，而在线摹本中描为小黑点，但也有车轮圆心未描出者。如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中室北壁中横额西段，横179厘米、纵49厘米，其拓本图和线摹图均可观察出车轮圆心的留白眼，而最末轺车车轮的圆心却在线摹图中没有描出来。[25]

较为少见的是滕州市汉画像石馆陈列的墓室横楣石，横244厘米、纵41厘米、厚36厘米，主题画面中车舆与车轮拆分放置，牛也静立车前。车轮的圆心、阴线刻12根辐条、牙、毂等细节清晰易辨。（图52）

在嘉祥县的武氏祠、宋山小石祠等车马画像石中车轮的构图、刻绘技法与陕北车轮画像相同，有正侧视和车轮重叠斜侧，两车轮的钻凿圆心相距较近，说明轮子重叠的部分也大。特别是武氏祠画像石上刻有标明车子主人官职的榜题，如“君车”（图53）、“主簿车”、“游徼车”、“行亭车”、“尉卿车”、“功曹车”、“贼曹车”等，这些车轮装置细节的特征，刻凿得极为明晰。

滕州市黄安岭出土的龙鹿拉车画像石，横144厘米、纵59厘米，和滕州市境内出土的鱼拉车画像石，残横60厘米、纵42厘米、厚10厘米，其车轮的雕刻技法与上相同。（图54、图55）

3.其他地区

在江苏徐州（图56）、河南唐河（图57）、安徽萧县（图58）、四川郫县（图59）等汉画像石分布区均出土有车马出行画像石，其数量比例不及陕北地区之多，但车轮的刻绘技法与陕北、山东地区保持一致，贯轴之处钻凿小眼作为取车轮的定点圆心，均可辨识。

（四）其他形

在汉画像石中除了以上三种“圆”形图像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花形、方孔圆钱纹、建鼓等“圆”形图像石，其定点取圆的技法与以上三种圆形画像相同。

1.花形

陕北神木大保当（图60）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图61）出土的门柱石上，刻绘八瓣花朵，花心内墨点圆心，墨绘圆周。河南南阳汉画馆收藏一块画像石，横174厘米、纵32厘米、厚44厘米，画面线刻三个圆周，圆内各刻一八瓣花朵，花心中有钻凿的圆心，规整清晰。[26]（图62）

还有一种类似柿蒂纹的花瓣图像，花心圆雕规整的半圆，类似汉代铜镜的半圆钮，其顶部正中也有钻凿的小眼，既可作半圆的圆心，又是画面构图的中心点。如山东的嘉祥宋山汉墓第二批出土的第7、8、9、10、11、28、29、31石（图63），沂南北寨村墓后室藻井，[27]兰陵县鲁城镇楼子村出土的横额石[28]等，均有花瓣形图像。安徽萧县圣村汉墓出土高浮雕柿蒂纹横楣石三块。（图64）陕北也有平面减地的柿蒂纹画像石，花心的细节表达不及这些地区，圆心不易辨识。

2.圆钱纹

方孔圆钱画像在山东的嘉祥宋山小石祠（图65）、长清区孝堂山郭氏祠堂（图66）、泰安市肥城北大留村“太山仓”等的画像石上，陕北绥德中角乡白家山出土的立柱（图67），四川璧山三号石棺[29]上均有刻绘，有的“五铢”钱文刻得非常清楚，以方孔内钻凿的小眼作为取圆钱的定点，清晰易辨。

3.鼓面、纺车轮

山东地区发现的建鼓图画像石中的鼓面正对观者，鼓面呈规整的圆，圆心为钻凿的小眼。如兰陵县境内出土的双鱼建鼓图画像石（图68）、枣庄市山亭区冯卯乡鸥峪村出土的石祠东壁东王公建鼓画像石（图69）、滕州市桑村镇西户口村出土的石祠西壁西王母建鼓画像石 [30]、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博物馆陈列的横额石等，建鼓均正面刻绘。其他画像石分布区的建鼓图基本都是鼓侧置，鼓面正对击鼓者。

滕州龙阳店出土两块刻有纺织图的画像石中络纬用的筟车之车轮（图70），其圆心可见钻凿的小眼。

二、汉画像石中“圆”形图像的制作工具

在汉画像石中，刻绘“圆”形图像的种类主要有日月形、璧（环）形、车轮形和其他形。通过仔细辨认分析，发现有一共同特征：在圆中心有一钻凿的圆形小眼，有深有浅、有大有小，非常规整。经测量，这些钻凿眼正是“圆”形图像的圆心，且具有相同功能的圆在同一块或同一组画像石中，过圆心的直径绝大多数相等，少数日月轮直径稍有差距，或许是手工刻绘时产生的误差。有的圆呈阳刻面，圆外减地；有的阳刻圆内有减地圆，其地纹与圆外减地纹基本相同，有麻点纹、阴线纹、铲地纹、磨平素面等，多经打磨较为平整。也有少数圆心、圆周墨绘点彩，这一现象多见于陕北车轮画像。洛阳汉墓出土的砺石，既可用于木材表面加工，也可用于磨砺刃具。[31]（图71）打磨较平的画像石减地面，也应当使用砺石一类的手工工具。

在汉画像石上制作“圆”形图像时，与制作其他物像一样，平面、打磨、设计、绘稿、刻绘等工序是一致的，有学者已经做过画像石制作工艺流程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现对画像石中“圆”形图像的制作工具做一初步推断，从汉画像石中各种规整的“圆”形图像的凿刻痕迹来看，首先制作的是定点的圆心，其次是取圆的半径。也就是李林先生提出的“定点取圆法”，以半径取圆。

圆心。从“圆”形图像所处的阳面或阴面中的刻绘痕迹来看，规整的圆心是用尖头钻或锥子（图72），用力边捻边钻制作而成的。在汉画像石上没有发现钻、锥的画像，西安汉未央宫遗址出土的螺旋形铁钻，构造相当先进。可惜这种类型的工具在此后的长时期中未能充分利用 [32] （图73）。或者使用类似在玉石器中打眼的手工钻（图74），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木工工具中的皮条钻用法相同。（图75）

半径。从执规伏羲和执矩女娲以及墨线轮廓来看，取半径的方法有两种，即可推定取圆的工具是规矩绳墨。

其一，用麻绳或其他材料制作的绳子可做移动的半径。一头固定在圆心点，一头带着类似墨笔画出圆周线，于是在画像石中留下时断时连的圆周墨线。

其二，调整规两足之间的夹角，两足之间的距离就是圆形图像所需的半径，以内足固定在圆心点，外足走动一周，即得到规整的圆。当然，也不能排除外足尖安装蘸墨的软笔或碳棒等配套用具的可能。

孙机先生研究表明：为求得器物形制规整，还须使用规矩绳墨。[33]《楚辞·离骚》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林家骊注：“偭，违背。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错’通‘措’，措施。绳墨，木工画直线用的工具。”[34]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35]《诗经》中也有记载：“规者，正圆之器也。”[36]

在全国各地汉画像石中均有执规、矩的伏羲、女娲像，但绳线和墨斗画像未发现。陕北出土伏羲女娲画像石有20幅以上，但执规矩画像仅见于绥德县四十铺田鲂墓室门柱石和横山区党岔孙家园则出土的门柱石（图76、图77），与山东地区相比非常少。

山东地区除了上文提到的吴白庄汉画像石墓前室北壁东西二立柱、费县潘家疃汉画像石墓后室南室和北室顶盖石刻执规、矩的伏羲、女娲画像外，还有武氏祠西壁、前石室屋顶前坡东段、左石室后壁小龛西侧（图78），以及莒县沈刘庄墓门东立柱、孝堂山石祠东西壁、临沂汽车技校等地区均刻有执规、矩的伏羲和女娲画像，另有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墓门东门柱刻的规、矩置于伏羲、女娲之间大力士肩部之后（图79）。在河南南阳麒麟岗、四川宜宾和合江的石棺中也刻有执规、矩的伏羲和女娲画像，规矩形制基本相同。

从伏羲女娲执规矩画像来看，规的形制有“y”形和“丩”形两种。规外侧的足，就是落在圆周上的足，而内足是站立在圆心的足。画像石中这两种规的共同特点为内足呈“│”形，没有变化，不同在于外足与内足之间的角度，角度不同，规的形式就不同。“y”形规的两足之间刻圆珠或横线，当为调整两足之间角度的机关，来满足圆形图像对半径长短的要求。

矩的形制也有“┒”形和带柄的直角三角形两种。矩的两直角边之间加一斜边，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这一原理，保证直角规整。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汉代铜矩，两边不等长，分别为22.5厘米和37.6厘米，与画像石中的矩形一致。[37]（图80）汉代的墨斗在画像和墓葬中未曾发现，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木匠和石匠使用的墨斗，用动物角、木料、铁皮制成的，在民俗博物馆较为多见。如榆阳区陕北民俗博物馆陈列的木墨斗，长21.5厘米、宽8厘米、高5厘米，保存完整。（图81）在广州“秦汉船场”遗址曾出土小扁铅块。（图82）《西京杂记》谓扬雄“怀铅提椠”，葛龚谓曹褒“寝怀铅笔”，似汉代曾用铅书写，应是加工木材时划线所用，[38]也有可能是制作画像石时打底稿线绘图所用。

规矩画像石，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使用过的铁角圆规、铁质方尺（图83）、木质三角尺，以及今天仍在使用的大小不同、材质不同的圆规、直角三角板的形制基本保持一致。

凿刻画像石中的“圆”形图像的轮廓线、内外圆的减地面，从画像石中的手工工具画像和秦汉墓葬中出土的铁质手工工具来看，可能会用到凿、椎、錾、铲、砺石等工具。如在陕西横山区党岔镇孙家园则出土的中柱石，横24厘米、纵106厘米、厚10厘米，画面中刻一人左手握凿、右手执椎画像（图84）；山东地区武氏祠的前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画像石刻尖头錾和椎配合使用的画像、左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画像石刻錾和椎配合使用的画像（图85）[39]，在西安临潼区秦陵遗址出土的铁质手工工具有凿（图86）、錾（图87）、锤（图88）、铲、削等。[40]在江苏徐州狮子陵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山西离石马茂庄汉墓（图89）均有铁质工具出土。湖北大冶铜绿山、山西运城洞沟等采矿遗址中也有铁质手工工具出土。

手工工具画像和秦汉墓葬出土的铁质手工工具，为推定画像石中“圆”形图像的制作工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用钻或锥凿捻制作的圆心痕迹，与古代玉器的打眼技术相似，这一技法可以保证石材表面不会起皮掉块，更适合陕北砂岩石材。

个别工具在汉画像石中未发现，在秦汉墓葬中至今未出土，期待有新的考古发现，解开精美汉画像石的制作之谜。

三、结语

纵览全国各地汉画像石中的“圆”形图像，可归纳为日月形、璧（环）形、车轮形和其他形（如花形、方孔圆钱纹、建鼓、筟车轮等），绝大多数采用定点取圆的技法成形。从手工工具画像和雕凿痕迹观察，基本可以推定，圆形画像从构图到制作需要使用到钻或锥、绳、墨斗、软笔、规、矩等手工工具，还有錾和椎、凿和椎配合使用，以及砺石打磨。

汉画像石中“圆”形图像的“圆心”，看起来就是一个点，但工匠刻得一点也不马虎，尤其是在绶带穿璧图像中，整璧、半璧和四分之一璧上的钻捻圆心眼，规整而清晰，难道说仅仅是为了“定点取圆”而刻意费工费时去钻的吗？这一凿刻点运用在画像石中，很少引人注意，或许并不是古人无意而作，也不是石面的瑕疵。在信仰笼罩的汉代，它或许是一种思想符号。正如俞伟超曾写道：“汉画像中隐藏的精神世界，这可能是最难寻找的，但这恰恰是汉画像的灵魂！”[41]

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哈登早在1895年就曾指出：“正如我们语言中许多单词里不会出声的字母一样，任何装饰里的任何线条或点、块都是有意义的。但不为我们所理解；我们有眼睛也看不见。”[42]汉画像石中“圆”心眼的大量出现，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研究，有新的突破。由于成文仓促，疏漏之处，敬请专家赐教。

《形象史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办、面向海内外征稿的中文集刊，创刊于2011年，自2021年起每年出版四辑。现已出版十七辑。本刊先后入选国家“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果，南京大学CSSCI来源集刊名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科研岗位准入考核期刊名录，是教育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研究与应用专项资助集刊。常设栏目有理论动态、名家笔谈、器物研究、图像研究、汉画研究、服饰研究、文本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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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林：《陕北两汉画像石及墓室保护研究半世纪》，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2].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 李林、康兰英、赵力光编著：《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4]. 《陕北两汉画像石及墓室保护研究半世纪》，第85页。

[5]. 王金元、刘晋平、王双斌：《吕梁汉代画像石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6]. 文中画面左右称谓，以人们平时观看地图习惯为参考，即观者面对画面时，左手方为左，右手方为右。而在表述画面中的具体物像时，左手为左，右手为右。

[7].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2》，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图145。

[8]. 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9]. 杨爱国主编：《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七卷《汉代画像石（2）》，青岛出版社2013年版，图100。

[10]. 杨爱国：《魏晋人盗用汉代坟墓材料造墓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2期。

[11]. 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8期。

[12]. 胡新立、朱青生主编：《汉画总录·32邹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13]. 胡新立、朱青生主编：《汉画总录·31邹城》，第200页。

[14]. 张道一：《汉画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办公室编著：《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16]. 《陕北两汉画像石及墓室保护研究半世纪》，第85页。

[17].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编著：《米脂官庄画像石墓》，第63页。

[18]. 图见《吕梁汉代画像石选》，第4、5页。

[19].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3》，图213。

[20].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7》，图77。

[21]. 金爱民、王树栋编著：《兰陵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74、75、78、94页。

[22]. 中国汉画学会：《汉人之魂：中国滕州汉画像石》，美国纽约中国艺术馆2017年版，第37页。

[23].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7》，图104。

[24]. 《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彩版四、彩版五，门楣（M3：2）。

[25]. 山东博物馆编著：《沂南北寨汉墓画像》，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图38。

[26]. 《汉画总录·27南阳》，第277页。

[27]. 《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七卷《汉代画像石（2）》，图（原6）。

[28].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7》，第28、59页。

[29]. 图见《吕梁汉代画像石选》，图166。

[30]. 《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六卷《汉代画像石（1）》，图271。

[31].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32].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32页。

[33].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32页。

[34]. 林家骊译注：《楚辞》，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页。

[35]. 方勇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8、130页。

[36]. 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93页。

[37].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32页。

[38].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32页。

[39]. 《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1》，第197、205页。

[4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彩版39.4；第192页，图96；第215页，图77-7；图版95。

[41]. 俞伟超：《〈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序》，《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3页。

[42]. 转引自《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