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所在，祭祀之处

——鲁中南祠堂画像石考察记

王海玉

2019年盛夏，我有幸参加了“形象史学精品课程·汉画调研班”，利用六天时间深入“好儒备礼”的鲁中南六地市，在其中的长清、嘉祥、微山、滕州、临沂、沂南、昌乐、临淄等八个地区进行汉代画像石刻实地考察。惭愧的是，身为山东人，又在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工作，我与山东汉画像石纸上见面交流不少，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机会到实地一睹原址原石风采，这次调研于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有见到实物的兴奋，也有发现新问题的疑惑，在此做个简单梳理，内容主要是随着考察的思路而来！

这次考察之行，所见汉画像石所属形制门类较多，基本涵盖了画像石所在的墓葬建筑所有的载体，如有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的画像石椁墓，此行的微山县文物管理所、滕州市汉画像石馆、临沂市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大量精美的石椁画像石；有大型石室墓，如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沂南北寨村汉画像石墓等；还有画像石祠堂、画像石阙等，如矗立在原地的著名国保单位长清孝堂山石祠、嘉祥汉代武氏墓群画像石刻（除武氏三祠外，还有石祠前的石狮、精美的东西子母阙，并首次见到两阙间的石门橛等）；有被整体搬进博物馆复原的画像石椁墓；有被宋代人拆解再利用的石室墓，等等。以下我想主要从祠堂画像石切入，谈一下此行的一些收获。

一、关于祠堂画像石

众所周知，在汉代画像石的四大分布区中，山东及苏北、皖北一带是目前唯一发现有明确祠堂画像石的地区 [1]。此次调研的鲁中南地区是祠堂画像石出土尤为集中的区域。

（一）画像石祠堂形制

信立祥先生将目前发现的画像石祠堂按照形制划分为四类 [2]（《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一书中也采纳了此种分类）：一种是单开间平顶房屋式祠堂，一种是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祠堂，一种是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祠堂，一种是后壁带有龛室的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祠堂，这四种祠堂形制是渐趋复杂的。鲁中南地区的画像石祠堂形制涵盖了这四种类型。

单开间平顶房屋式祠堂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类型，以我馆所藏的嘉祥宋山小祠堂为代表，蒋英炬先生根据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两批宋山画像石祠构件，复原了四座小祠堂 [3]，分别由基石、三壁面石、屋顶石等构成，面宽约1.9米，总高1.7米。其画像配置一般为：后壁为楼阁人物拜谒，东西壁上部分别为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瑞兽世界，下部多配置历史故事、乐舞、庖厨及车马出行图等，画像多采用凿纹减地平面线刻的技法（图1）。此外，我们调研的微山、滕州等地也发现有不少这类小石祠画像石，如在微山县文物管理所所见两城镇出土的有纪年题记的永和二年（137）、永和四年（139）、永和六年（141）祠堂画像石，此类祠堂画像石采用浅浮雕技法，画面一般不分层，三壁画像基本配置为：后壁为楼阁人物图，西壁为西王母，东壁为人物射鸟图像。从画面配置和雕刻技法看，明显与宋山小祠堂风格不同。陈秀慧博士曾将今滕州及周围地区出土的祠堂画像石进行空间配置和风格分析[4]，文中她将微山两城地区与周边邹城地区及滕州西北的岗头地区等出土的祠堂画像石归为两城—邹城样式。滕州地区经其配置复原的祠堂多为单开间平顶房屋式，在其内部她又根据题材内容、画像风格及装饰纹样等，分为滕州—桑村样式、两城—邹城样式、东戈样式、滕南样式等，这四类样式的画像石我们在滕州汉画像石馆及山东博物馆的汉画像石展厅都能看到。通过画像石构件配置复原和画像风格划分，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单开间平顶式祠堂有着丰富而多元的风格。而从体量上看，目前发现的单开间平顶房屋式祠堂大多为小祠堂，但也存在少量大型单开间平顶房屋式祠堂，如陈秀慧复原的滕州宏道院祠堂就属于此类，其中有地域风格的差别，应该也有时代早晚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注意分析。

第二类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祠堂以著名的嘉祥武梁祠为代表，其两侧壁山墙呈锐顶状，屋顶由两面坡组成，顶外刻瓦垄，前面敞开无门扉（图2），现存后壁、两侧壁（即东西山墙）、屋顶前后坡及残的东壁前立柱。画像同样采用了凿纹减地平面阴线刻技法，画面布局为：屋顶两坡刻有各种祥瑞图像，且均有榜题介绍（现存画面多漫漶不清，但清代金石文献《金石索》等多有复原介绍）；东西壁锐顶部分为东王公、西王母及各神禽异兽，下部为贯穿东西壁及后壁的大量有榜题历史故事；后壁下部中央还刻有楼阁人物图。祥瑞图像及三壁上配置的历史故事，每一例都有详尽的榜题介绍，历史故事更是涵盖了古代帝王、贤臣、孝子、列女、义士等内容，数量达40余幅，这在目前发现的所有祠堂画像石中是绝无仅有的。巫鸿先生在其《武梁祠》[5]一书中，认为祠主武梁生前参与了祠堂的设计，祠堂画像布局和图像设计采用了司马迁《史记》的历史叙事方式，由古及今，由远而近布局，武梁精心选择图像主题而描绘设计的这座祠堂，反映了其本人的史学观。而且，根据武梁碑文记载，我们得知武梁去世于元嘉元年（151），因而武梁祠建造年代大约也是公元151年或稍后。本次考察区域的其他祠堂画像石未见明确为这类形制的，但临近的徐州青山泉白集祠堂画像石据报道也为这种形制，雕刻技法为浅浮雕，时代为东汉晚期[6]；另外，还有皖北的宿州褚兰两座祠堂也属此形制，均采用剔地浅浮雕，其中2号墓祠堂后壁有建宁四年（171）题记，由此可以确定石祠的年代即为建宁四年 [7]。

第三类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祠堂以长清孝堂山石祠为代表，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式建筑。其基本结构为单檐悬山顶，东西壁为锐顶山墙，中部三角隔梁石将石祠隔为两间，后壁由东西两石组成，前面正中立八角形立柱，立柱上有横枋石，两侧壁前面各有一立柱，屋顶刻出瓦垄及瓦当连檐形状（图3），石祠内部铺有基石，后壁下置祭案石。其画像主要采用了磨面阴线刻技法。屋顶无画像，三面墙壁、隔梁石及八角石柱上刻有画像，东西山墙锐顶部分刻伏羲、女娲、风伯、雷神、雨师、西王母等仙人神怪、云气等；顶部之下为横贯三壁的“大王车”出行图；再往下，西壁为人物故事、胡汉战争、狩猎等，东壁为历史故事、庖厨、百戏等，北壁中央为三组楼阁人物拜谒图，其下部为孔子见老子画像。相同形制的还有现存我馆的济宁金乡朱鲔石室画像石，可惜石祠屋顶石、隔梁石及地面基石等皆已佚失，但根据法国学者沙畹1907年拍摄的照片来看（图4），朱鲔石室的屋顶应该是由呈长条状的石板并列覆盖其上，石板内侧可能存在半圆的椽形棱，以便扣合在凹槽内，使屋顶石牢固，这与孝堂山、武梁祠等屋顶由整石构成明显不同。徐州铜山县洪楼祠堂也是该形制的代表[8]。从建筑体量上来看，目前发现的这三座石祠体量相对较大，孝堂山石祠室内面阔约3.81米，进深2.08米，高1.4米，算上三角隔梁石的高度是2.18米；洪楼祠堂室内面阔5.74米，进深2.24米，高约2.67米；朱鲔石室室内面阔3.96米，进深约3.3米，高3米，室外面阔4.36米，高约3.4米（含屋顶石和脊石的厚度）。前二者体量明显小于朱鲔石室，从考古发现来看，朱鲔石室应是目前已发现并保存下来的体量最大的东汉石祠堂 [9]。

第四类后壁带小龛的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祠堂，主要以目前发现的嘉祥武氏前石室和左石室为代表（见图5、6），二者形制、体量及画像布局都十分相似。画像雕刻技法与武梁祠相同，画像基本布局是：屋顶为神仙异兽、云气等，东西山墙锐顶为东王公、西王母及周围羽人异兽等，锐顶下部为贯穿三壁的孔门弟子及孔子见老子画像，再往下为车骑出行、历史故事、乐舞、庖厨等，西壁下部配置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后壁小龛中的画像配置也基本相同，即小龛后壁刻楼阁人物拜谒图，小龛侧壁及外侧的祠堂后壁多刻画历史故事。二者明显是同一批工匠的作品。

结合这次考察和目前掌握的信息，我也注意到，就祠堂形制而言，目前发现的画像石祠堂除信立祥先生划分的这常规四类之外，至少还有两类其他形制的小祠堂。一类是苏北、皖北等地发现的抱鼓石形祠堂，学界亦有关注 [10]，其两侧山墙呈“抱鼓石形”，屋顶一般为平顶，体量上与第一类平顶小祠堂相近，一般由屋顶顶盖石、两侧壁、后壁、基石组成，目前发现的多为石祠山墙部位的散件。可喜的是，2019与2020年在安徽淮北市洪山和邓山接连发现三座可复原的此形制祠堂 [11]，其中以洪山石祠C1结构最为完整（图7），为首次发现，前室后龛，呈“凸”字形结构，由前后盖顶石、左右两块抱鼓石形侧壁石、后龛左右侧壁石、后壁石以及两块基石组成，其内部最宽1.52米，最高0.78米，占地约1.48平方米，与C2和邓山画像石祠形制基本相同，都属于小石祠。目前还没有能证明墓主身份的倾向性材料，发掘者根据雕刻技法和画像题材判断年代约为东汉早期。

还有一类形制，以收藏在临淄齐文化博物院的王阿命石祠 [12] （图8）为例，说明牌称为“殿宇式享堂”，早年出土于临淄齐都镇永顺村，它由整石雕造而成，总长1.42米，高0.78米，前低后高，前为低矮的平台，后为规整的圆丘状，圆丘与平台的连接处是一垂直的立面，立面中央浅凿一内凹的方龛，龛宽0.38米，高0.4米，后圆部分为圆弧顶，顶部有圆形平台，顶前檐刻三道瓦垄。前面的方形平台应为祭台，圆丘部分表现的应为祠堂，这种形制的小石祠目前仅发现此一例。方龛内有阴线刻的图像，线条粗率，内容大致为一儿童端坐在有围屏的榻上观看游戏。龛外右侧有题记两行“齐郎王汉特之男阿命四岁，光和六年三月廿四日物故，痛哉”，由此可知祠主应为不幸早夭的四岁男童王阿命。由于是孤例，我们目前对其渊源等认知有限。

除了上述形制较为完整和可以复原的部分画像石祠堂外，考古发现的大多是祠堂画像石的残件，对于其形制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测量其尺寸大小、分析其图像风格等与已知形制的祠堂进行类比，得到一些线索。

另外，根据文献记载我们也可以知道，可能还有一类体量更大、形制更复杂的祠堂存在，如前述《水经注·济水》篇提到的汉荆州刺史李刚墓前，即有建造华丽的三开间石祠堂。相信随着以后考古发现越来越多，我们对祠堂形制会有更新更详细的认识。

（二）祠堂画像石风格

祠堂画像石在各自的形制类别内，往往还可以划分许多不同的风格样式。这里我以嘉祥地区为例[13]。陈秀慧博士根据画像雕刻技法、画像题材布局、边框纹饰等对滕州祠堂画像石进行空间配置复原并分析其地域风格，她用同样的方法对周边嘉祥等地区的祠堂画像石也进行了风格分析，认为除了嘉祥武氏祠以外，嘉祥其他地区发现的画像石祠堂构件多属于平顶式小祠堂，这些小祠堂根据雕刻技法分为两大样式，前者以减地平面线刻技法为主，以宋山、南武山、齐山、甸子村等地画像石为代表（图9），它们与武氏祠采用了相同的雕刻技法，因而陈秀慧将其命名为“武氏祠样式”；后者以嘉祥五老洼发现的凿纹地凹面线刻画像石为代表（图10），另有宋山画像石部分，吴家村、焦城村、洪福院、纸坊镇敬老院、十里铺、蔡氏园等地的祠堂画像石也属于此类，命名为“五老洼样式”，这个样式根据画像布局等又细分为三个类型 [14]（在此不细述），通观目前嘉祥地区发现的祠堂画像石，这一风格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

此外，我认为嘉祥地区祠堂画像石可能还有一类风格样式，即采用磨面阴线刻技法的画像石，目前发现很少，主要以1954年发现于嘉祥洪山村的洪山村画像第1石（图11）为例。原石现存国家博物馆，纵57厘米，横94厘米，画面分三层，第一层刻戴胜西王母，周围有玉兔捣药、蟾蜍、鸡首人身者、三青鸟、九尾狐等；第二层左段为人物制车轮画面，右段为人物酿酒画面；第三层为胡汉交战的场面。该石应为祠堂西壁。此画像雕刻技法与长清孝堂山石祠、肥城桃源区西里村永平年间祠堂后壁画像石、肥城栾镇村祠堂后壁画像石、平阴县实验中学晋墓中的1、2、3号画像石等基本相同[15]。特别是从画像具体内容看，洪山村画像第一层中的西王母及两侧跪地捧物侍者和第三层胡汉战争图中的胡人首领形象，与孝堂山石祠西壁上的同类形象刻画极为相似（图12、13），而洪山村画像又有明显横栏分层，孝堂山石祠画像虽有明显的分层，但未见分层线。学者根据画像内容和雕刻孝堂山石祠的画像石似乎比肥城两处画像石更为成熟丰富，石祠的年代应与肥城栾镇村建初八年石祠的时代相近或略晚，应为公元1世纪东汉早期章帝时期的作品 [16]，而嘉祥洪山村1号技法的详细比对，认为画像石在风格和画像内容上与孝堂山极为相似，前者似乎略晚一些，且不在磨面阴线刻的主要分布区[17]，可能是由来自长清、肥城一带擅长阴线刻的石工远赴嘉祥带来的作品，随之也给嘉祥一带带来了此类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当然，也不排除直接作为商品从主产区订购而来的可能，时代应同样为东汉早期。

同时，我也注意到，同样作为祠堂后壁画像（图14—16），平阴县实验中学的三块画像石与孝堂山石祠、肥城两处祠堂后壁画像石在边栏纹饰和画像楼阁人物等方面极为相似（只不过孝堂山石祠后壁是极为少见的并列三幅楼阁人物图），尤其是与肥城永平十一年和建初八年祠堂画像石在画像布局和题材内容上，以及边栏纹饰（基本都是斜线菱格纹和穿璧纹）上都极为相近，但体量上明显比孝堂山石祠要小，属于小石祠，极有可能是这一区域同一时代、同一工匠集团的一批作品。考虑到长清、平阴、肥城这三个相邻县区在东汉同属于济北国[18]，有相同的文化风俗和技艺流传那就顺理成章了，有学者将其归纳为肥城—平阴类型祠堂[19]。只是很可惜，除了长清孝堂山石祠，其他石祠仅残留部分构件，我们无法复原其整体形制与画像风貌。

陈秀慧文中认为以凿纹地凹面线刻技法为主流的祠堂画像石是嘉祥地区的原生风格。对此，我有些疑问，据目前考古发现所知，采用凿纹地凹面线刻技法的祠堂画像石，时代较早的如汶上县天凤三年（16）路公食堂画像（图17），画像内容主要是车骑出行，画面左侧有纪年题记“……天凤三年立食堂，路公治严氏春秋……”；还有平邑县八埠顶发现的元和三年（86）皇圣卿阙与章和元年（87）功曹阙，画像同样采用了此雕刻技法[20]。据此，在嘉祥地区没有发现时代更早的该风格画像石之前，我们很难判定其为嘉祥地区的原生风格，而很有可能是受了更早的汶上等地区的影响或技术传播而产生的，并渐次发展成了嘉祥地区较为重要的画像石风格。

再回到以嘉祥武氏祠和宋山小祠堂为代表的减地平面线刻画像风格。根据宋山永寿三年许卒史安国祠堂题记中提到的“募使名工高平王叔、王坚、江胡、栾石、连车， 采石县西南小山阳山。琢砺磨治， 规矩施张……”，我们可以确定宋山小石祠和武氏三祠应都是招募来自高平的名工建造的，据此，杨爱国先生认为武氏阙铭中提到的“石工孟孚、李弟卯”和武梁碑文中提到的“良匠卫改”应同样是来自高平一带（今山东邹城西南部、微山东北地区）的工匠，并将其称为“良匠卫改”一派，隋家庄、南武山、齐山、甸子村等地的画像石都是这一派在嘉祥地区的作品。而根据东阿芗他君石祠石柱上的题记“使师操□、山阳瑕丘荣保、 画师高平代盛、邵强生等十余人， 假钱二万五千， 朝莫侍师， 不敢失欢心……”的内容，及其残存的石柱画像风格与武氏祠一致，可以看出其同样是良匠卫改一派的佳作，他们在东汉晚期应该是十分活跃的一派工匠，其活动空间在《幽明两界》一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作者认为这一派的活动范围主要以嘉祥为中心，西北到东阿、阳谷，东北到济阳，最东可达莒县 [21]。

但实际上，东汉时期高平一带的石工应远不止良匠卫改这一派。我们看近年发现的邹城北龙河汉安元年文通祠堂（图18），其上有现今发现的字数最多（达606字）的祠堂题记，其中提到“食堂以汉安元年六月七日甲寅毕成，石工高平□、高平□□、直（值）五万”，可见该祠堂同样延请了高平名工，但其使用的是平面浅浮雕的技法，因而浅浮雕应该是高平石工的另一派风格[22]。据此，我推测临近的微山两城地区发现的浅浮雕祠堂画像石可能就是这一派工匠的作品，尤其是其中一些题记中提到的永和年间的祠堂画像石，与文通祠堂时代相近，极有可能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如两城地区修建永和元年王成母食堂的石工严申、修建永和二年画像石祠堂的石工刑续和□昭等，很有可能就是当时高平地区的有名工匠。另外， 从时间上看，良匠卫改一派主要流行于东汉桓、灵帝之际，似晚于文通祠堂一派。

（三）关于祠主的身份

我们知道，祠堂形制除了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风俗的影响外，主要还是由墓主身份、社会地位及财富多寡决定的。时代相近的情况下，祠堂体量越大，一般墓主身份越高。反过来，如何通过画像石祠堂或者祠堂画像石构件判断墓主身份，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祠堂画像石题记和相关的墓碑等文字性材料，据此判断相对较为准确，可惜这一类材料发现较少，据统计有十余座[23]。以下我对其中标记了祠主职官身份的祠堂进行了初步统计（表1）。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提及祠主官职身份的这些祠堂多为单开间平顶或悬山顶小祠堂，祠主官职一般为不超过四百石的郡县佐官和属吏。其他题记中未提及官职的祠主应为无官职但有一定财力的小地主或社会平民，有男性，也有妇人或儿童，如肥城栾镇村建初八年张文思父祠堂、枣庄齐村镇王山头延光三年朱作纪母祠堂、微山永和六年桓孨祠堂、滕州姜屯元嘉三年赵寅祠堂、安徽宿县褚兰建宁四年胡元壬祠堂、临淄光和六年王阿命石祠等。而对于没有题记等证据的小祠堂，如淮北洪山画像石祠，其祠主身份经研究推测为小官吏或当地的中小地主 [24]。

目前发现的相对体量高大、形制复杂的双开间祠堂一般未见到明确指向性题记和榜题，仅有部分可以根据画像石中一些特殊的画像内容推测墓主身份。如长清孝堂山石祠，学者多根据祠堂后壁下层刻有榜题“二千石”的车马出行图，以及横贯三壁上层的“大王车”出行图中迎驾人员榜题中的“相”“令”等信息，推测祠主可能曾出任过诸侯国的相、傅等二千石级别的官职 [25]。学界也多认可根据武荣碑文记录的武荣生平，结合前石室车骑出行画像中“为督邮时”“君为市掾时”“君为郎中时”“此丞卿车”等榜题，推测武氏前石室祠主为武荣，他生前做过执金吾丞，官秩比千石或六百石；而左石室形制与前石室基本相同，画像内容也十分相似，只是刻画比前石室稍显粗糙，据此学界多倾向于推测祠主为武荣的父亲武开明，生前曾官至吴郡府丞，官秩约六百石 [26]。

而与孝堂山石祠形制相同、雕刻技法相似的金乡朱鲔石室，时代约为东汉晚期，建筑体量大于孝堂山石祠，有独特的画像布局，即以横贯三壁的人物宴饮场面为画像主题，还有在石室内部雕刻出凸起的仿木结构的斗拱、立柱和横枋等建筑构件的做法，也是迄今所见的汉代画像石祠堂中绝无仅有的，再加上精美流畅的磨面阴线刻技法，我们有理由推测祠主身份非富即贵，或者是东汉晚期一位至少两千石级别的中高级官吏，或者是当地的豪强地主，可惜缺乏明确的指向性。

二 、个案分析——嘉祥宋山永寿三年石祠画像石题记

画像石题记是汉代人留给我们考证汉画内容和窥探汉代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墓室、墓阙和墓上祠堂中都有发现，尤以墓上祠堂所见最多。正如前面提到的，祠堂画像石题记对我们解读墓主身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内容丰富的题记还是我们了解汉代人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儒家孝悌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窗口，我们以嘉祥宋山永寿三年（157）祠堂画像石题记为例。

该石1980年出土于嘉祥宋山，现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采用铲地平面线刻，石面纵68厘米，横108厘米，画面四周刻宽边栏，图像主体是朝向四方的八瓣莲花，莲花瓣上刻连笔井字纹，井字四角和中心皆刻圆点，八个莲瓣间隔处刻有六条鱼两两相对，两人头鸟相对。画像左侧刻有10行隶书题记，共462字，右侧1行28字隶书题记。（图19）关于左侧10行题记学界多有较完整释读，因存在个别异体字和字体刻写不规范的现象，导致少部分文字解读有歧义[27]，但主体内容皆无异议，通篇先是叙述祠主许安国的短暂人生经历，最后染疫病而亡，再讲述其死后父母、三个兄弟如何为其举哀、办理丧事，修筑丧葬建筑，依礼祭祀；接着细致描绘了画像内容，最后是告诫语和颂词。右侧一行，记载了许安国的两个幼子，皆年幼早夭随父而葬。

巫鸿先生认为，汉代丧葬礼仪活动，包括修建丧葬建筑和书写丧葬文字，是祠主的兄弟、孝子贤孙扬名的绝好机会，尤其到东汉中晚期逐渐发展成为他们对孝行的“狂热宣示”[28]。这点我们从宋山永寿三年祠堂题记内容中可窥一二。

首先是对许安国三兄弟恭敬守礼致哀，表孝悌之心的直接描述：

……悲哀思慕，不离冢侧，草庐因容，负土成坟，徐养淩柏，朝暮祭祠，甘珍滋味兼设，随时进纳，省定若生时……

表现安国三个弟弟极尽哀思，住在冢侧草庐中守孝，早晚祭祀，如生前一样晨昏省定，“甘珍滋味”随时进献，孝悌之心可见一斑。

其次是用较长篇幅叙述祠堂建造过程，描绘祠堂画像石的画像内容：

……以其余财，造立此堂。募使名工，高平王叔、王坚、江胡、栾石、连车，采石县西南小山阳山。琢砺磨治，规矩施张。搴帷及月，各有文章，雕文刻画，交龙委蛇……猛虎延视，玄猿登高，狮熊嗥戏，众禽群聚，万狩云布，台阁参差，大兴舆驾。上有云气与仙人，下有孝友贤仁。尊者俨然，从者肃侍，煌煌濡濡……作治连月，功夫无极，价钱二万七千。父母三弟莫不竭思……

祠主安国的父母、三个弟弟用家中余财，竭尽心思，招募来自高平的名工王叔等人，费心选材，精心刻画，建造数月，用功夫无数，花费二万七千钱，才建造出了图像精美、建筑精巧的墓上祠堂，足以证明家人之用心。无论是“竭家所有”、费心选材，还是延请良匠名工精心侍奉，抑或是对漫长用时和精美画像的介绍，足见祠主家人对丧葬事宜的重视，时人认为这是值得记录和炫耀乡里的事，而这一系列过程正是对孝行的绝佳展示[29]。因而将其行为和名工姓名用文字细致刻画在祠堂中，以供往来诸观者与后人欣赏关注。

有学者曾对画像石题记中提到的石工和造价进行过研究[30]，记录石工和造价的目的不排除宣传其作品的可能性，但更主要可能是对出资建造者（即丧家）孝心的夸示。不论官员或是平民，都不遗余力花费重金延请名工（如高平石工、画师），修造墓地祠堂和墓室，花费动辄上万，可谓竭尽所有向世人展示其孝义，以求显名于世。这与汉代社会厚葬奢侈之风盛行有关。如《盐铁论·散不足》里就提到这种现象：“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 虽无哀戚之心， 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 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 故黎民相慕效， 至于发屋卖业。”[31]

我们先回到祠堂题记的载体——墓地祠堂本身。建造祠堂是由于“思念父母，弟兄悲哀”，“乃治冢作食堂传孙子”[32]，以“冀二亲魂零（灵） 有所依止”[33]，“俟魂神往来休息”，而这一切皆是由于“孝之然也”[34]。除了供子孙亲友、门生故吏前来缅怀和祭拜，墓上祠堂作为开放的、可观瞻的地上公共纪念性建筑，是丧家宣扬孝行的绝佳场所，刻画图像、题刻文字，图文并茂可以更直观更明白地向往来诸观者展示祠主品行事迹、子孙孝行，为子孙家人博取美好的名声，为其举孝廉入仕等获取机会，武氏家族中武开明、武斑父子就是因为举孝廉而入仕的 [35]。

这类丧葬活动的背后，体现的是汉代社会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西汉武帝时期，儒家文化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孝是儒家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核心，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36]，自此察举孝廉成为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制度。“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37]《孝经》成为社会上备受推崇而广泛应用的儒家经典，成为民众入学的必修科目。如嘉祥武荣碑的碑文里提到武荣其人“……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38]《孝经》不仅教化民众生前的言行，也是其举行丧葬事宜的重要参考，如徐州大庙村祠堂画像石第二石侧面题记中就提道：“起石室口直五万二千，《孝经》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家庙以鬼神飨之。’”[39]这些举措都对孝文化的推广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社会上形成了崇尚忠孝的风气和孝风盛行的景象。事死如事生，厚葬的社会风气从西汉到东汉几乎有增无减。

人们在精心筹办丧葬事宜的过程中，绝不会放过任何宣示孝行的机会，把丧葬艺术作为行孝的重要手段[40]，竭尽心力在丧葬建筑、随葬品、祭祀礼仪等各个丧葬环节表达孝心，题记文字更是一种直观的表达。

三、个案分析——由滕州西户口祠堂侧壁画像石所见河伯与泰山君

在滕州市汉画像石馆的“滕州汉画像石精品陈列”展厅，展示着一块1958年出土于滕州桑村镇西户口村（今属枣庄市山亭区）的祠堂画像石（图20），属于祠堂侧壁，采用磨面阴线刻，画面分上下十层，可以看到“孔子”“老子”“东王父”“泰山君”“河伯”等清晰榜题，各榜题从书体和刻法来看较为一致，应为汉代原刻。结合榜题观察画像内容，一层为两鹿、三人首兽身者左向行；二层为孔子见老子画像；三层为手执便面的东王父及执笏侍者；四层画面分左右两格，左格为泰山君乘鹿车右向出行，前有骑鹿导骑，右格为河伯乘鱼车左向出行，前有骑鱼者和游鱼等；五层为狩猎图；六层为群山及其中探头的马匹；七层至九层为人物执笏拜谒；十层为三组人物乘舟钓鱼或叉鱼。

该石最早著录于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图230，图版一〇〇）。有东王公形象的祠堂画像石一般位于祠堂东壁，陈秀慧据其画像内容和原石形制，部分复原了该石祠[41]。她将现存上海博物馆的一块西王母建鼓杂技画像石（见《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228，图版九八）配置为其西壁，与其左右对称，该石画像同样分为上下十层，采用阴线刻，第一层西王母凭几而坐，有榜题“西王母”，两侧有鸟首人身、兽首人身者及九尾狐等，下面各层以建鼓为中心，两侧有人物乐舞、杂技、宴饮、庖厨、六博等。她还将现存滕州市汉画像石馆的一件人物战斗画像石复原为石祠的顶盖石，其画面位于顶盖石前侧面，该石两端略残，残横160厘米，残宽66厘米，画面内容博物馆说明牌为“胡汉战争图”，但从人物服饰、车马形制来看，应都是汉人，未见胡汉人物之分，与常见的胡汉战争图明显不同，可称为人物交战图。

还是回到榜题“东王父”的石祠东壁，该石画像中我观察到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二层的孔子见老子画像（图21）。在这幅画像中，孔子与老子相对拱手居于画面中部，左上各有榜题“孔子”“老子”，二人中间没有此类画像中常见的小儿项橐的形象，其身后各有七个拱手捧简的弟子，人物皆刻画为侧面半身立像。这与以往见到的大部分孔子见老子画像明显不同，若没有榜题，可能大多数人倾向于认可《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描述的“儒生授经”内容。但实地观察原石，结合榜题我们认为是孔子见老子画像无疑，可惜早期拓本不清晰，著录中并未提到榜题内容，以至于画像释读有偏差，这点在邢义田先生的《画外之意》一书中有详细阐述 [42]。

一个是第三层的“东王父”画像（图22）。东王父即东王公，多是出现在与西王母相对位置的对偶神，但是在此东王公却未配置在常见的第一层，而且东王父本身形象为冠服执便面正面立，两侧各有数人冠服执笏面其恭立，与西王母身边神兽环绕的仙界景象完全不同，若无榜题，我们极有可能认为是一般的人物拜谒场面。我推测可能是西王母信仰中，东王公与其配对还不那么固定的时段，人们图像刻画还没有特别规范一致的粉本，也可能是这座祠堂画像配置的特例或是另一种模式，可见画像旁的榜题绝对是我们正确理解画像内容和性质的重要证据，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再 有，在 第 四层画像中，右格刻画的是河伯左向出行画像[43]。画面中二人戴进贤冠坐于三鱼驾的车上，御者执鞭驾车，乘者手执便面，车旁有榜题“河伯”，鱼车前有游鱼、鳖、螃蟹、水蛇等，前方有荷戟骑鱼者做前导（图23）。这是一幅内容较为完整的河伯出行画像。这也是汉画像石中首次发现有确定榜题的“河伯”形象。早年在河南新野发现一“天公行出”画像镜[44]，铜镜外缘有神人坐在三鱼拉的车上，旁有铭文“何伯”（古代“何”通“河”），与前面乘龙车的“天公”一起出巡天河，这应是较早的一幅没有争议的河伯出行图。

根据这两个有明确榜题和清晰画面的河伯出行图，再结合汉画像中存在的格套原则，我们可以将目前汉画（画像石和壁画等）中发现的此类乘鱼车出行的画像人物身份推测为河伯（当然，不排除特殊情境下有乘者非河伯的情况），有学者 [45]统计有30余幅。例如，同样是本次考察重要一站的嘉祥武氏祠，其左石室屋顶后坡东段画像（图24）第一层画面，表现神人冠服乘鱼车右向出行，《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和《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等书中都将其称为“海灵出行图”，现在看来称河伯出行图应更为合适。画面中鱼车下绕有卷云，车前有跪迎者，后有躬送者，车左右有骑鱼随从、翼龙等，车前有蟾蜍、灵龟、人身鱼尾者手持武器呈迎战状态，车后有波浪和游鱼等，结合其在祠堂屋顶的位置，以及前坡东段配置的东王公、西王母，西段配置的雷公、电母、雨师等神灵画像，此画面表现的应该是河伯等神明在天河中的景象。在武氏墓地周围稍晚时候发现的蔡题一石（图25），同样是祠堂屋顶石，其画面与左石室屋顶后坡东段第一层的所谓海灵出行图较为相似，虽然左侧画面有残泐，但据周围场景看应是二羽人乘坐四鱼拉的云车，前有一前导云车，周围有骑鱼随从和羽人等，此画面表现的应是河伯在天界出行的场景。

在这30余幅画像中，虽然画面所出现的位置和画面组合场景不尽相同，如有的位于祠堂侧壁或盖顶石或墓室室顶，有的在墓室门楣、门额或门扉上部，有的在石椁侧板等；有的在西王母的昆仑仙界场景中，有的周围有风伯、雷公等自然神，有的似在天界星空中，有的与龙、鹿、羽人、大象、有翼神兽等在一起，也有的与胡汉交战场面配置在一层 [46]。但总体来看，河伯画像所在的位置多在墓葬建筑的顶部或者上半部，这些位置一般都是刻画一些表现天界和仙界内容的画像，从其伴出画面来看，也的确如此。

河伯即水神，在汉代一些文献中又称之为“冯夷”，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有载：“奄息总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汉书音义》曰：灵娲，女娲也。冯夷，河伯字也。）。时若薆薆将混浊兮，召屏翳（《正义》应劭曰：“屏翳，天神使也。”韦云：“雷师也。”）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47]《淮南子·原道》：“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48]《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49]从中可以看出，在司马相如等人看来，河伯是与女娲、雷公等神人在一起的，属于天河之神，是人们去往昆仑升仙路上的助力。所以，汉画像中河伯的座驾多刻画为鱼拉的云车，即为水神在天界中的写照。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滕州西户口祠堂东壁画像石的第四层，与河伯画像相对的左格画面中是泰山君出行画像，图中同样是二人头戴进贤冠坐于鹿车上右向行，车上御者执鞭驾车，乘者手执便面、腰配长剑，旁有榜题“泰山君”，车旁一鹿卧地回首，车前一人骑鹿做前导（图26）。这是汉画像中首次发现有明确榜题的“泰山君”的形象，结合这一图像人物特征及榜题，我们可以尝试对其他地区无榜题的类似画像做一些人物身份解读，在此暂不展开。

泰山君即泰山神，这与我国先秦以来的泰山信仰密不可分，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祭祀和封禅泰山的传统。汉代人认为泰山居东方，是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之处。如《风俗通义》卷十提道：“东方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50]《孝经援神契》有云：“泰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51]因而，学者认为泰山主管人的生死，是神仙鬼神交汇之地，是汉代人想象中神仙世界的通路，也是死亡世界的都城，具有天堂和地狱的双重属性 [52]。汉武帝封禅泰山，就是受到齐人方士李少君等的游说前来求仙。

两汉社会，不仅官方和社会上层极为认可泰山的神圣地位，民间同样对其有各种美好的想象和诉求。如《金索》[53]所记汉代太山仙人镜有铭文：“上太山，见仙人，食玉英，饮澧泉，驾蛟龙，乘浮云，白虎引兮，直上天，受长命，寿万年，宜官秩，保子孙。”汉代镇墓文中也常提及“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54]。《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提到时人生病去泰山“请命”的故事：“许曼者……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55]可见，泰山不仅能掌管人的生死，还被民间人格化为生命及前途的保护神，生前向其祈求长命富贵，死后祈求升仙和子孙繁昌。因而，在汉代人心目中，去往泰山之境与前往昆仑之墟同样都可以升仙长寿。如此，在汉画像的天界神祇中出现泰山君也就顺理成章了。学者也指出，古代山川祭祀中，泰山与黄河并举[56]，因而汉画像中泰山君与河伯（河伯多被认为是黄河之神）同在也就可以理解了，表达的是墓主死后可以在河伯、风伯、雷公、雨师及泰山君护佑引领下，去往仙界而升仙。

通过与西户口祠堂画像石中河伯与泰山君的画像进行类比，我统计目前发现的河伯与泰山君同在的汉画像石至少有8例（表2）。这些图像大多表现的是河伯与泰山君同在仙界，与各路神灵在一起，二者多呈相向而行的状态。也有少部分呈现出从相向而行到对峙交战的局面。相向而行者以长清孝堂山石祠（图27）和滕州西户口石祠（图28）为例，二者所见河伯与泰山君形象最为相似，皆位于祠堂东壁，河伯与泰山君同样冠服乘坐四维轺车，二者周边随从配置也较为相似，体现了二者在画像风格上的相近性。到东汉晚期，以长清大街村汉墓M1“水陆神灵交战图”为例（图29），开始出现河伯与泰山君两方对峙交战的场面，交战双方为乘鹿车的泰山君与乘鱼车的河伯及其随从。受此启发，肖贵田认为嘉祥武氏左石室缺失的屋顶后坡西段画像，极有可能是与东段河伯画像对应的泰山君及随从画像，两者呈对峙状态；他还认为，武氏墓地周围发现的蔡题一石（河伯出行画像）与武氏祠南道旁画像（泰山君出行画像，见图30），或是同一祠堂屋顶的两段，或是相同画像配置的两个祠堂的屋顶石。他认为这是东汉晚期这一区域除武梁祠屋顶祥瑞图之外，另一种祠堂屋顶的画像配置模式 [57]。我非常赞同他提出的这种可能性。

至于东汉中晚期之后，为何汉画像中出现了河伯与泰山君对峙甚至激烈交战的场面，我认为可能与泰山的神性改变有关。随着谶纬学说发展、早期道教兴起以及佛教传入等因素，泰山治鬼论和冥府之都的说法渐兴，泰山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成幽冥恐惧之地的指代[58]。或许方术思想盛行的齐鲁之地，对泰山神性的转变感知尤为明显，认识到泰山君所代表的势力渐成死后灵魂升仙的阻碍，所以河伯代表的天神一方与其展开斗争，以扫除升仙的阻力，这与墓主在河伯、雷公、风伯等神灵引导西行升仙路上，需要经过胡汉交战（正义美好战胜邪恶阴暗）具有一样的用意，希望死后克服险阻，顺利进入昆仑仙界[59]。而这一需求可能对处在黄淮下游、泰山周围的民众尤为迫切，因为这一带的泰山信仰尤为显著。基于汉代泰山信仰的双重性，通过汉画像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既追求上泰山，见神仙；后期也害怕灵魂被泰山冥府牵绊，无法升仙，所以出现了一些与泰山君一方势力斗争的场面。

综上分析，我认为河伯出行图应与墓主祈求登昆仑或泰山进而升仙有关（前引文中邢义田、王煜等人都有类似观点）。借助河伯、泰山君等神灵的护佑或者想象墓主可以像神人一样乘鱼车或鹿车巡游仙界而升仙。不过，至于泰山君的神性形象我们还是应该据时代和具体情形分而视之。当然，以上是我根据滕州西户口祠堂画像石中有榜题的“河伯”与“泰山君”形象，在前人基础上做的初步梳理与分析，但不能就此肯定所有此类鱼车或鹿车出行图都可作河伯 [60]或泰山君一种解释，有时还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此外，考察中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这种物质图像类的文物材料，光靠看图谱和拓本等二次加工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尽可能看到实物，才能对文物本身有更直观、立体的感受和更深刻的印象。比如，在嘉祥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看到的武梁祠、武氏前石室、左石室以及蔡题一石、二石等祠堂屋顶石的实物，我切实了解了屋顶石内侧与外侧的画像布局和建筑结构，尤其是前坡与后坡、屋顶石与隔梁石如何建构，这是必须到现场才能体会到的生动印象。还有一例，就是在临淄齐文化博物馆看到的一件汉画像石屏风（图31），长190厘米，宽115厘米，底部配套两个石插座，看说明牌得知出自临淄稷下街道商王村东汉墓中，屏风采用磨面阴线刻，周边饰菱形穿璧纹，画像分两层，上层是人物宴饮图，下层是车骑出行图[61]。此画像配置内容与我们见到的鲁中南祠堂画像石后壁极为相似，如果未到现场观看实物出土的真实情境，或者充分了解其出土背景，仅凭其本身的外观与图形，我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是一般的祠堂画像石后壁。这也提醒我以后看文物材料必须先关注其发现背景，不能盲目轻易地下结论。

四、小结

以上是我结合此次考察，以鲁中南地区祠堂画像石为主要材料展开的一个梳理，对其中画像石祠堂形制、画像风格、石祠墓主身份、祠堂题记的“孝”文化内涵等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分析；接下来尝试具体分析了滕州西户口出土的一件祠堂东壁画像石，以其中榜题为“河伯”“泰山君”的画像为例，尝试了解并解读汉画像鱼车及鹿车图中的主人是河伯与泰山君的可能，并对其内涵进行初步分析，再次印证了榜题的重要性。

考察中还有很多零零散散、一闪而过的想法，容待以后结合其他材料再丰富我的思考。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还是要多走出去，观察实物，那会使我们收获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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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2].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3页。

[3]. 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第8期，第741—751页。

[4]. 陈秀慧：《滕州祠堂画像石空间配置复原及其地域子传统（上）》，《中国汉画研究》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367页；陈秀慧：《滕州祠堂画像石空间配置复原及其地域子传统（下）》，《中国汉画研究》第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358页。

[5]. ［美］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7—231页。

[6]. 尤振尧：《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第137—150页。

[7]. 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第515—549页。

[8]. 《滕州祠堂画像石空间配置复原及其地域子系统（上）》，《中国汉画研究》第三卷，第253—266页。

[9]. 根据《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推测，汉代应该存在一类比朱鲔石室体量更为高大的石祠堂，只是未得以保存下来。如《水经注》卷八载：“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刚字叔毅，山阳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见其碑。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作制工丽，不甚伤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6页。

[10]. 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通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7页；朱永德：《皖北“抱鼓石”形汉代画像石祠堂》，《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1]. 淮北市文物局：《安徽省淮北市发现汉代画像石祠》，《东南文化》2019年第6期，第19—25页；淮北市文物局：《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邓山东汉早期画像石祠堂》，《东南文化》2020年第6期。

[12]. 对这块石刻的定性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是石龛造像，杨爱国、郑岩等都认为是小石祠，我也认为是祠堂。参见郑岩《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郑岩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

[13]. 关于嘉祥地区出土画像石介绍，可以参考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等有关部分。

[14]. 《滕州祠堂画像石空间配置复原及其地域子系统（上）》，《中国汉画研究》第三卷，第304—310页。

[15]. 程少奎：《山东肥城发现“永平”纪年画像石》，《文物》1990年第2期，第92—93页；王思礼：《山东肥城汉画像石墓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第35页；平阴县博物馆：《山东平阴县实验中学出土汉画像石》，《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第32—36页。

[16]. 蒋英炬、杨爱国等：《孝堂山石祠》，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73—86页。

[17]. 《孝堂山石祠》一书中认为主要分布区在今长清、肥城一带。

[18].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19]. 肖贵田、滕卫：《汉代“水陆神灵交战图”识读——兼谈东汉祠堂画像的空间位置变化》，《东方考古》第12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71页。

[20]. 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初编，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1950年版，图129；刘敦桢：《山东平邑县汉阙》，《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第29—32页；王相臣、唐仕英：《山东平邑县皇圣卿阙、功曹阙》，《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第15—19转24页。

[21]. 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44页。

[22]. 胡新立：《邹城新发现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题记及图像释读》，《文物》2017年第1期，第76—85页。

[23]. 《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一书中作者统计有十余座，第165页。

[24]. 淮北市文物局：《安徽省淮北市发现汉代画像石祠》，《东南文化》2019年第6期，第19—25页。

[25]. 蒋英炬：《孝堂山石祠管见》，载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研讨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218页。

[26].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171页。

[27]. 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第60—70页；李发林：《嘉祥宋山出土永寿三年石刻题记简释》，《山东汉画像石研究》，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01—108页；赵超：《山东嘉祥出土东汉永寿三年画像石题记补考》，《文物》1990年第9期；刘道广：《山东嘉祥宋山汉永寿三年石刻题记注释》，《艺术百家》2009年第2期，第93—99页。

[28]. ［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264页。

[29]. 郑岩：《关于汉代丧葬画像观者问题的思考》，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5页。

[30]. 《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第132—139页；邢义田：《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7—68页；欧阳摩一：《汉画像石题记中堂、阙、墓造价探析》，《四川文物》2009年第1期，第76—79页。

[31]. ［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4页。

[32]. 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初编，图32。

[33]. 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总二号，1960年。

[34]. 取自邹城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题记。

[35].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48—49页。

[36]. ［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页。

[37].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50页。

[38].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第50页。

[39]. 该题记中所引《孝经》内容与我们现今看到的《孝经·丧亲章》“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记载略有不同。参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40].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196—201页。

[41]. 《滕州祠堂画像石空间配置复原及其地域子传统（下）》，《中国汉画研究》第四卷，第197—358页。

[42]. 邢义田：《画外之意——汉代孔子见老子画像研究》，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51、281—289页。

[43]. 据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张晓慧老师介绍，右侧画面早年被污物遮挡，画像模糊不清，新近清理出完整画像，才发现“河伯”榜题。

[44]. 刘绍明：《“天公行出”镜》，《中国文物报》第486期，1996年5月26日第3版。

[45]. 李晓彤：《汉画像石中的“鱼车”图像》，南京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将汉画像石中目前发现的鱼车画像做了较为全面的统计梳理。王煜：《也论汉代壁画和画像中的鱼车出行》，《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第67—72页。

[46]. 陈成玉：《汉画像石“鱼车”图像研究》，《首届中国高校美术与设计论坛论文集》，中国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2页。王煜在其《也论汉代壁画和画像中的鱼车出行》一文中，有关于所谓鱼车出行的详细场景分析。

[47].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60—3061页。

[48]. ［汉］刘安等编著：《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49].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1页。

[50]. ［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7页。

[51]. 《纬书集成（中册）》，第961页。

[52]. 刘增贵：《天堂与地狱：汉代的泰山信仰》，《大陆杂志》1997年第5期，第1—13页。文中对汉代泰山信仰的双重含义有详尽的论述。

[53]. ［清］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之《金索六·镜鉴之属》，道光双桐书屋藏板，第443—444页。

[54]. 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第3期，第56—63页。

[55].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第2731页。

[56]. 刘增贵：《天堂与地狱：汉代的泰山信仰》，《大陆杂志》1997年第5期，第1—13页。

[57]. 肖贵田：《武氏祠石室屋顶后坡画像的配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2期，第77—86页；《汉代“水陆神灵交战图”识读——兼谈东汉祠堂画像的空间位置变化》，《东方考古》第12集，第55—71页。

[58]. 《日知录》卷三十“泰山治鬼”条有详细的分析。［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1719页。刘增贵的《天堂与地狱：汉代的泰山信仰》延续此说法并做了进一步分析。

[59]. 邢义田：《汉代画像胡汉战争图的构成、类型与意义》，《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第315—397页。

[60]. 关于河伯，有学者因未见到新发现的“河伯”榜题而认为乘坐鱼车的应为墓主本人，如前引李晓彤的文章以及宋艳萍《汉画像石中的“鱼车图”》（《四川文物》2010年第6期，第51—56页）。

[61]. 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年版，图版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