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儿童诱拐公约》实施中的调解问题属于国际私法或国际家庭法的研究领域。在大概十年之前，几乎找不到有关调解国际诱拐儿童案件的资料。直到201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出台《调解指南》的前后几年间，才有一些关于调解国际诱拐儿童案件方面的研究资料。

调解是《儿童诱拐公约》实施中一个全新的问题，尽管为公约缔约国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关注和推动的时间并不长，但国外对《儿童诱拐公约》实施中调解问题的研究已经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尤其是欧美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和著作。在2012年调解指南出台之前，国外研究成果，或者侧重于对在儿童诱拐案件中适用调解的利益进行研究，并对适用调解的风险进行探讨。这类研究的特点是从一个概括的角度介绍调解在公约案件中的适用和分析调解适用的意义；^[31]或者主要对调解儿童诱拐公约案件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例如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听取儿童的意见、调解员的培训要求、技术手段的使用和调解中文化的差异等问题；^[32]或者专门从特定国家的角度，对调解国际儿童诱拐案件的困难进行分析，指出建立相应调解机制的标准。^[33]在2012年《调解指南》出台之后，国外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公约调解指南进行评述，以及对具体国家的公约调解进展情况进行描述，指出调解的复杂性和还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调解员的培训、调解协议的承认和执行等。^[34]

国外的研究成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前法律官员萨拉维格（Sarah Viger）教授所著的“Mediating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 Cases—The Hague Convention”。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针对《儿童诱拐公约》实施中适用调解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专著。该著作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论述:（1）什么是公约调解（convention mediation）?（2）为什么调解公约案件?（3）调解程序怎样能符合公约的限制性规定?这本著作完成于2012年海牙常设局发布公约调解指南之前，也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对《儿童诱拐公约》是否适用调解、如何适用调解等基础性问题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著作内容主要是对调解的适用存在争议的观点进行评述和分析，以及对公约调解制度设计的构想。201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出台儿童诱拐公约调解指南，正式确立了公约实施中调解程序的适用，在此基础上，对调解问题展开研究的专著还没有。(https://www.daowen.com)

截至目前，国内尚无对儿童诱拐公约实施中的调解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仅有一些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儿童诱拐公约》的论文和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公约的介绍和评述，并对我国加入公约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例如，胡斌所著的《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评析》，^[35]吴用所著的《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评介—兼论我国加入公约的可行性》^[36]和汪金兰所著的《我国应尽快加入1980年海牙诱拐儿童公约》。^[37]也有对儿童诱拐公约实施机制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例如汪金兰所著的《1980年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及其实施机制评析》。^[38]另外，在一些研究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的著作中，我国学者对儿童诱拐公约也有涉及，内容主要也还是对公约进行介绍和评价。例如，吴用所著的《儿童监护国际私法问题研究》^[39]和汪金兰所著的《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及其实施机制研究——以海牙公约为例》。^[40]

国内的研究成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焕芳所著的《国际诱拐儿童民事问题研究——〈海牙公约〉解释、实施与适用》^[41]。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儿童诱拐公约的著作。该著作对国际诱拐儿童的现状、成因与影响作了社会学的统计分析，并对规制国际儿童诱拐的国内法律规范、双边条约和多边公约进行了梳理。针对海牙《公约》，该著作（1）进行了文本解读，从公约的序言到最后条款，以公约的目的为立论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综合的解释；（2）从宏观层面，对公约在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介绍。内容包括公约实施概况、公约执行的一般态度、中央机关及其具体措施安排以及在一些国家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3）对于公约的司法适用问题，该著作仔细分析了海牙公约中“监护权”的构成要件、确定依据、行使标准以及对监护权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专门分析了第12条第2款有关强制交还儿童的司法裁量问题；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对公约的解释进行了探讨。最后，对海牙公约作了前景展望，并提出我国在适当时候加入公约的期望。

应当看到，对《儿童诱拐公约》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大都还停留在对公约内容和履约机制的介绍和评价层面，深入性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对于《儿童诱拐公约》实施中的调解问题，我国国内的研究成果尚属空白。国外对此主题的研究也属于初期阶段，相关的专著和文章数量并不多。可见，《儿童诱拐公约》实施中的调解问题属于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尤其在201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发布公约调解指南之后到今天，国内外都没有对此主题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专著。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