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人的感官世界

像日本这种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似乎坚决认为身体的欲望是人内心产生的罪恶，这也是古典佛教恪守的教义，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却对感官享乐那样宽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异。尽管日本是佛教大国之一，但是在这一点上，它的伦理道德与释迦牟尼和佛经的教义截然不同。日本人并不谴责自我欲望的满足，他们并非清教徒。他们认为身体的享乐是件好事并值得培养。他们追求享乐，重视享乐。然而，享乐必须把握分寸，不得侵扰人生的重大事务。

这样的准则使生活处于极度的紧张当中，印度人远比美国人容易理解日本人对感官快乐的容忍。美国人不认为人们必须学习享乐，拒绝纵情声色就是抵制广为人知的诱惑。但实际上，享乐和义务一样，也需要学习。在许多文化中，快乐本身并未得到学习，因此人们特别容易为要求自我牺牲的义务而献身。甚至男人和女人身体的相互吸引有时也受到极大限制，直至它几乎不能威胁到家庭生活的平稳安宁，在这些国家，他们完全基于其他的考虑。日本人一方面培养他们的感官快乐，同时又确立一种规则，规定不能把耽于享乐作为严肃的生活方式。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美术一样培养，在他们充分享受以后，他们又会为了义务牺牲享乐。

日本人最喜欢的身体上的小快乐是洗热水澡。最贫穷的农民和最卑微的仆人，对其热爱程度与贵族一样。每天傍晚都要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这已成为生活常规之一。最常见的浴盆是一个大木桶，在下面烧上炭火，保持水温在110华氏度，甚至更高。人们在进入浴盆之前要先洗净身体，然后尽情享受全身浸泡的温暖和松弛。他们双手抱膝坐在盆中，状如胎儿，水没至下巴。他们和美国人一样十分注重清洁而每日洗浴，但他们在其中加入了一种消极放任的艺术情趣，这在世界各国的沐浴习惯中是不多见的。他们说，年龄越大，其情味越浓。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节省沐浴所需的开支和麻烦，但是沐浴必不可少。在城镇，有像游泳池那样大的公共浴池，人们可以到那里洗澡，并与同伴谈笑；在农村，一些妇女轮流在庭院中为洗澡作准备，各家轮流沐浴，日本人洗澡时被人看到也并不感到羞怯。即使是在上流家庭，沐浴都要遵守严格的次序，客人最先，接着是祖父、父亲、长子等等，直至最下等的仆人。他们全身通红地出浴，然后全家人聚在一起，享受每天晚餐前最愉快的时光。

恰如视洗热水澡为一大享乐一样，他们也重视“强身”，其中包括最极端的方法冲凉水。这种方法经常被称作“寒稽古”（冬炼）或“水垢离”，至今仍得以保留，但已不是古老的传统形式。从前它要求黎明前出门，坐在山中冰冷的瀑布之下，寒冬之夜，即使在没有暖气的日本房子里也是不小的苦行。帕西瓦尔·洛威尔记述了18世纪90年代存在的这种习惯。立志获得治愈疾病和预言的特殊能力的人——他们并不想成为僧人——在睡前练习寒稽古，然后凌晨两点“众神沐浴”时起床再做一次。早晨起床、中午、傍晚时各做一次。

在那些潜心学习乐器或其他手艺的人中，黎明前的这次苦行更为盛行。为了强身，人们需要把自己暴露在严寒中，据说这对练习书法的儿童尤其有效，哪怕手指冻僵或生冻疮。现代的小学也没有暖气，这对培养儿童的意志大有裨益，它使儿童在未来的生活困难中变得更坚强。西方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日本儿童经常感冒和流鼻涕，而他们的习惯是从不预防。

睡觉是日本人偏爱的另一种嗜好，也是他们最熟练的技术之一。他们不管在何地，也不管在我们看来处于多么不可能入睡的情况下，都能安然入睡。这让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感到吃惊。美国人几乎把失眠看成是精神紧张的同义词，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人的性格高度紧张，但是他们却能轻而易举地熟睡。他们晚上睡觉很早，在亚洲很难找到一个和他们睡得一样早的国家。村民们日暮不久就睡觉，我们的信条认为睡眠为第二天储备精力，他们并没有这种盘算。一个很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写道：“到了日本，你必须放弃今晚的睡眠和休息是为第二天的工作服务的想法，你必须把睡眠和恢复精力、休息、消遣放松分开考虑。”就像一项工作的提议，睡眠应该“独立于其他生活现实”。美国人习惯于认为睡眠是为了保持体力，大多数人早晨一醒来就计算昨夜睡了多久，睡眠长度告诉我们第二天有多少精力和效率。日本人睡觉则是因为其他理由，他们就是喜欢睡觉，只要无人打扰，他们就能高高兴兴入睡。

同样，他们并不吝惜牺牲睡眠。准备考试的学生可以日以继夜地学习，尽管睡眠可使他更好地应付考试，但他完全不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军事训练中，睡眠完全服从于训练。杜德上校1934—1935年在日本军队工作，在谈及与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时说，在平时的演习中，部队“连续两次行军三天，除了抓紧十分钟休息的短暂间歇可以打个盹，两夜未睡。有时有士兵边走边睡，我们一位少尉因熟睡而径直撞进路边的木堆里，引起大笑”。当营帐最终扎好，士兵们仍然没有机会睡觉，都被分配到前哨巡逻。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士兵去休息呢？”上尉回答：“噢，不行！那没有必要，他们已经知道如何睡觉，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不睡。”它简洁生动地表达了日本人的观点。

吃饭和取暖、睡觉一样，既是日本人所喜爱的享乐式的放松，又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日本人在闲暇时喜欢烹调各种膳食来品尝，一道菜虽然只有一汤匙，但色味俱佳。但是不同的规范得到强调，艾克斯坦引用一个日本村民的话说：“快吃快拉是日本人最高的德行。”“吃并不重要……吃饭只是维持生命的需要，因此应该尽快吃完。孩子们，尤其是男孩，总是被催着尽快吃完，而不像在欧洲，劝他们慢慢吃。”在佛寺里，僧侣受到规范，在饭前祷告中，他们把食物看作是良药，意思是那些修行的不应把吃饭当作享乐，而应把它视为必需。

按照日本人的观念，强行绝食是对一个人有多么“坚强”的很好检测。像前面所说的拒绝温暖和睡觉一样，绝食也能表明一个人的耐力，就像武士那样“口含牙签”。如果能够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体力会因精神胜利而增强，而不会因为缺乏热量和维生素而下降。美国人认定营养和体力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日本人却不这样认为。因此，才有东京电台对战时躲在防空洞中的人们宣传运动可以使饥饿的人恢复体力和活力的事情。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感官”情趣。日本人对此习以为常，无论它与他们的婚姻形式和家庭义务多么相悖。日本小说充满了这种题材，和法国文学一样，主角都是已婚者。双双殉情是他们最热衷的阅读和谈论的主题。10世纪的《源氏物语》是与世界各国任何伟大的爱情小说相媲美的作品。封建时期的大名和武士的爱情故事同样具有浪漫色彩。它还是日本当代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与中国文学反差很大，中国人对浪漫爱情和性的享乐的克制，为他们避免了许多麻烦，因而他们的家庭生活非常和谐稳定。

当然，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比中国人更能理解日本人，但是这种理解不够深入。我们关于性享乐的很多禁忌是日本人所没有的。在这个领域，日本人是不遵守伦理道德的，我们则要遵守。性和其他“人的感官”一样，他们认为只要把它放在生活的次要位置，性是绝对有好处的。“人的感官”没有罪恶，因此对待性的享乐没有讲道德的必要。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他们珍爱的书画有些是淫秽的，认为吉原（艺伎和伎女聚集地）是耸人听闻的地方。日本很早以前，对这种评价就很敏感，并立法以使他们的习惯接近西方标准，但是没有法律可以消除这种文化差异。

有教养的日本人完全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不道德和淫秽的事，他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传统态度和他们的“‘人的感官’不得干扰人生大事”之间有巨大的鸿沟。而它正是我们难以理解日本人关于爱情和性享乐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泾渭分明地把属于妻子和属于性享乐的领地分开，两个领地一样开放、光明正大。而不像在美国生活中，一个公之于众，一个暗中进行。日本人的区别是因为，一个属于人的主要义务的范围，一个属于次要的娱乐消遣的范围。如此划分，使两者对家庭中理想的父亲和市井之徒“适得其所”。日本人和我们美国人不同，他们没有确立一种理想，即把恋爱和婚姻看作一件事。我们赞成把恋爱看成是选择配偶的基础，“相爱”是结婚的最好理由。婚后丈夫与其他女人发生关系就是对妻子的侮辱，因为他把本应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予别人。日本人的判断标准则不同，在选择配偶问题上，他们服从父母的选择而盲目结婚。他与妻子的关系必须完全遵守礼节，即使是在很融洽的家庭中，孩子们也看不到他们之间的性爱表现。正如一位现代日本人在他们的杂志中所说：“在这个国家，婚姻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以让家族得以延续。除此以外的任何目的，必然歪曲了婚姻的本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男子只能局限于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之中。只要他们有钱，他们就可以供养情妇。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是，他并不将令他着迷的女人带回家中，如果他这样做了，就会混淆两种理应分开的生活范围。这个女人可能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或娱乐表演艺术的艺伎，也可能是妓女。无论是哪种人，他都要与她的雇主签订契约，契约保护女方不被抛弃并确保她得到报酬。当这个女孩生下孩子，男人希望把这个小孩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只有在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男人才能把她带回家，而她只能当仆人而不是妾。而这个小孩把男人的合法妻子叫母亲，与生母的关系则得不到承认。在中国已明显成为传统习俗的东方式一夫多妻制，在日本却没有。日本人对家庭责任和“人的感官”的区分，甚至在空间上也是明显的。

只有上层阶级才有钱供养情妇，但是大多数男人都不时会光顾艺伎或妓女，这种光顾是公开的。妻子会为丈夫的夜生活打点行装，还会收到丈夫光顾的地方送来的账单，并理所当然地为之付账。她也许对此不满，但这是她的分内之事。到艺伎处玩乐比到妓院花钱要多，但与艺伎玩乐一夕的费用并不包括性行为的过夜。他所得到乐趣只是受到衣着光鲜、举止得体、训练有素的女孩的款待。要接近某一个艺伎，男子就必须成为她的主顾，并签订契约规定她将成为他的情妇，或者男子魅力迷人，艺伎主动为他献身。与艺伎相伴一夜也绝非毫无性关系。艺伎的舞蹈、风趣、歌谣、仪态，都是在传统中富有挑逗性的，而且专门表现上流夫人无法表现的一切。这些都是“人的感觉世界”中的事，对“孝”的世界是一个调剂。没有理由不去纵情享乐，但是两个领域必须泾渭分明。

妓女都住在合法的妓院，男子在与艺伎相处一晚之后，如果他愿意他还可以去妓院。妓院费用低廉，钱少的人便优先于考虑以这种方式得以满足而放弃艺伎。妓院外面展示着妓女的照片，男子一般公开站在外面，花很长时间对照片进行品评挑选。这些妓女身份低微，不像艺伎那么高不可攀。她们大多是迫于家境贫寒的高压被卖到妓院，并未受过像艺伎那样的娱乐表演艺术的训练。过去，日本还没有认识到西方对此习俗的非议，早年，妓女亲自坐在外面，毫无表情地面对顾客对人体商品的挑选。如今，她们以照片来代替。

男人可以挑选其中一个妓女，并与妓院签署契约，他便成为妓女的主顾，而妓女则成了他的情妇。这些妓女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男人如果挑选一个女佣或者女店员作为情妇，不用签署契约，这些“自愿情妇”是最没有保障的。她们正好是最可能与对象相爱的情妇，但她们却被排除在公认的“义务范围”之外。当日本人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的悲伤失意的故事或诗歌时，他们则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视同“自愿情妇”。

对同性恋行为的爱好也是传统中“人的感官”的一部分。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行为是武士和僧侣这种有地位的人公认的一种享乐。在明治时期，日本为努力赢得西方人的赞许，立法取缔许多旧习时，也规定同性恋应当受到惩罚。但是，至今这种习惯却仍被认为是“人情之一”，不值得郑重对待，只是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不能妨碍家庭关系。因此不必担心西方所说的男人或女人“变成”同性恋的危险，尽管有日本男人自愿当职业艺伎。日本人对美国的成年男子扮演被动同性恋角色感到非常吃惊，在日本，成年男人会选择少年作为伴侣，因为对成年人来说，扮演被动角色于自尊有损。日本人对一个人能做什么并能保持自尊有自己的界线，它与我们美国人的界线不同。

日本人认为自体性享乐也没有违背道德。没有一个民族有像他们这么多的自慰工具。在这个领域里，日本人也试图减少它的公开性，以阻止西方人的非议，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工具是邪恶的。西方人强烈反对手淫行为，在欧洲比在美国更强烈，这种观念在我们成年以前就留下深刻印象。小孩会听到传言说手淫会让人发疯或者秃顶。母亲从他小时候起就会警惕，一旦发生她可能会严肃处理，并体罚他，也可能缚住他的手，也可能告诉他上帝会惩罚他的。日本的少年儿童没有这种体验，因此成年人也不会采取和我们一样的态度。他们并不感到自慰享乐是罪恶的，认为只要把它放在严谨生活中的次要位置，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酗酒是另一种被允许的“人的感官”。日本人认为我们美国人发誓戒酒，完全是西方式的奇思妙想。对于我们鼓动投票通过地方禁酒令也这样认为。饮酒是一种正常人不会拒绝的乐趣。按照他们的想法，人们不用担心喝酒会像担心“变成”同性恋一样“变成”酒鬼，在日本，成瘾的酒鬼还确实没有成为社会问题。饮酒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家庭以至社会都并不排斥醉酒的人。他不会变得粗暴，当然人们也不认为他会打孩子。纵情狂欢以及不拘于礼仪的松弛，是十分常见的。在城市的酒会上，人们都喜欢坐在别人的腿上。

保守的日本人严格地区分饮酒和吃饭。在有酒提供的农村宴会上，如果谁一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再饮酒，他就已跨进了另一个“范围”，他必须区分两个范围。在家里他也会饭后饮酒，但是他并不一边吃饭一边饮酒，而是轮流先享受一种酒，再享受另一种酒。

日本人关于上述这些“人的感官”的态度有若干影响。它否认了西方哲学中在生命中此消彼长的两个基本力量，肉体与灵魂。在日本哲学中，肉体并不是罪恶的，享受它可能带来的快乐也是无罪的。灵魂与肉体在字宙中并非是对立的力量，他们的这个原则导致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纵观他们的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应对恶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始终批判把恶作为一种人生观。他们认为人有两种灵魂，但它们不是人的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在每个民族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温和”的时候和“粗暴”的时候，没有注定一个灵魂要上天堂，一个要下地狱。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是必需的、善的。

即便是他们的神也同样明显地具备善恶参半的特征。在日本最受欢迎的神是素盏鸣尊，他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是“迅猛的男神”。这位男神对其姐姐极其粗暴，在西方神话中被视为恶魔。他的姐姐天照大神怀疑他来意不善，想把他赶出房间。他却肆意妄为，在她和侍者准备庆祝“赏鲜仪式”的餐厅中抛撒粪便。他还破坏田埂，这是很严重的罪行。最严重的也是最不为西方人所理解的是，他竟然在他姐姐的房顶打了个洞，并从中投下一个“倒剥皮”的斑驹。素盏鸣尊做了这些坏事，遭到众天神的严惩，从天上放逐到黑暗之国。但他仍然是日本众神最招人喜爱的神之一，受到应有的崇敬。这种神在世界神话中是常见的，但在高一级的伦理宗教中，他们被排除在外，因为，善与恶相对的宇宙哲学更倾向于把超自然力分成对立的两类，以分清黑白，辨明是非。

日本人始终明确否认美德包括同恶作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教师几百年来不断阐释的，这种道德准则不适用于日本。他们大声宣告这正好证明日本人道德的优越。他们说中国的道德准则高扬“仁”，即公正与仁爱的行为，将其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那么所有的有缺点的人和行为，就能发现其不足。“这种道德准则对中国人是有利的，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方式来约束”。18世纪伟大的神道本居宣长这样写道。近代佛教家和国家主义领导者也就同样的主题发表过言论。他们说，日本人本性善，值得信赖，不需要与人性之恶作斗争。日本人只需要清洁心扉，在不同场合保持行为得体。如果它让自己变得“肮脏”，其污秽也容易除去，人的善性又会再度生辉。日本的佛教哲学宣讲凡人皆能成佛，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德行准则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用自己的悟性和清净的心灵去领悟。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相信他自己心灵的发现呢？人的灵魂本非恶的。日本没有和《圣经·诗篇》一样的神学，会这样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们没有关于人堕落的教义。“人的感官”快乐是赐福，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应谴责它们。

在美国人看来，这种教义似乎会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但正如我们所知，日本人把生活的最高任务规定为履行义务。他们完全接受报恩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快乐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大目标的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当能够耽溺其中时，幸福只是一种消遣，如果郑重对待，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经常在履行“忠”、“孝”和“情理”的义务时感到强烈的痛苦，这是他们意料之中的。这使人生艰难，但他们早有准备。他们总是放弃那些他们认为绝非罪恶的享乐，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而这种坚强在日本是最受尊敬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种立场一致的是，他们的小说和戏剧中少有“大团圆结局”。普通的美国观众都渴望找到答案，他们希望剧中人物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希望他们的美德能有所回报。如果他们不得不在剧终时流泪，那必是因为英雄的性格缺陷或者是他成为了不良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但是，观众更喜爱的是主角万事如意，一切圆满。而普通的日本观众则泪流满面地看着男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可爱的女主人公因为命运的转折而被害。这样的情节是晚间演出的高潮，正是人们去剧院想要看到的。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人公的苦难为主题的，他们或者相爱却又不得不放弃对方，或者幸福地结婚，但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因为履行义务而自杀，或是妻子放弃自己的一切来挽救丈夫的事业，并激励他努力培养作为演员的才能，在丈夫成名之前，让他自由享受新生活，而她在都市中默默无闻；在丈夫飞黄腾达之日，她却在贫困中死去，毫无怨言。不需要圆满的结局，只需唤起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同情和惋惜。主人公的苦难不是上帝的审判，而是表明他们为履行义务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无论是遗弃、疾病还是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道。

日本现代的战争电影也表现了这种传统。美国人观看了这些电影经常会说，这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和平主义的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反应，因为电影中全部都是关于牺牲和战争的苦难，没有大肆表现阅兵、军乐队，也没有军舰演习和巨大的枪炮。无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事变，他们都坚持刻板的表现，在泥泞中行军、凄惨战争中的痛苦、胜负不定的煎熬。他们的屏幕上看不到胜利甚至高呼着“万岁”的冲锋，而是整夜待在中国小镇深陷泥泞，或者描写代表一家三代的残疾、瘸子、盲人，他们是经过三次战争的幸存者。或者表现士兵死后，故乡的亲人为失去丈夫、父亲和维持家计的人而悲恸，并聚到一起共谋生计。那种英美电影中激动人心的战争场景是看不到的，他们的电影甚至没有伤兵复原的主题，更不会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所有银幕上的人都在尽力回报别人对他的恩惠就够了，因此这些电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电影制作者知道，这些电影是不会在观众中激起和平主义的情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