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其战胜以来在管理日本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美国的政策是8月29日通过电台发布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令，并由麦克阿瑟将军卓越地付诸实施的。这种自豪的充分理由常常被美国报刊、电台中带有党派观念的赞扬与指责弄得模糊不清，只有极少数对日本文化有足够了解的人才能明确既定政策的恰当与否。

日本投降时的大问题是应实行何种性质的占领。战胜国是应该利用现有的政府甚至利用天皇，还是应该清除它，抑或应该在美国军政府官员的指挥下实施各个县市的行政管理。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做法是，在各地设立A.M.G. （盟国军政府）总部，作为作战部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把地方行政置于盟国行政官手中。在日本投降之日，那些负责太平洋地区的A.M.G.的人仍然预计日本也将建立这种统治体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职责。《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日本领土中由盟国指定的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我们在此所示的根本目的”，“那些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图征服世界的权威和势力”必须永远清除。

国务院和陆海军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共同指令具体地表达了关于这些事情的重大决定，该项决定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管理与盟国对德国或意大利的管理有很大不同。这个司令部完全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利用日本官员的组织。它与日本帝国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与日本国民或县市居民打交道。其任务是确定日本国政府的活动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大臣认为这些目标无法实现，他可以提出辞职，但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以修改指令。

这种管理方式是大胆的措施。以美国的观点来看，这一政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希尔德林将军当时所说的：“通过利用日本政府而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可供我们利用的日本政府，我们势必要直接操作管理一个七千万人口的国家。这些人在语言、风俗、态度方面与我们都不同。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政府的机构，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员和财力。换言之，我们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由我们提供具体指导。”

然而当这一指令在华盛顿起草时，仍有许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也许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而视、伺机复仇的民族将消极抵抗任何和平计划。这些担心后来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其原因在被战胜民族或其政治、经济的普遍真理之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日本特殊的文化之中才能找到原因。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信义政策。在日本人看来，该项政策从失败这一严酷的事实上抹去了屈辱的表象，促使他们实施新的国策，而他们能够接受它，恰恰是因为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宜严厉还是宜宽大。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厉的程度是否恰当，不多不少，以打破具有侵略性危险的旧模式，并树立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对于普鲁士式的专制主义深深扎根于家庭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德国，要有适合于德国的某些媾和条件。对于日本明智的媾和条款应不同于德国。德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认为自己对社会和祖先欠下了人情债。他们奋斗，并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和恩情，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据较高地位的人那样，按德国人的说法是“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正是他如果不受到尊敬就会感到惶恐。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代都反抗其专制的父亲，后来他们自己进入了成年时代，像他的父母一样，终于向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屈服了。一生中的最高点是青年叛逆的狂飙突进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似乎很难看到。日本孩子认为父亲与他之间的这种真正的友爱关系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所以父亲只要改变一下声音，孩子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但父亲对幼儿并不严厉，因此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亲权威的时期。相反，在社会的评判目光中，这个时期孩子成了他们家庭负责而孝顺的代表。正如日本人所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练习”，“为了修养”，这就是说，作为尊敬的对象，父亲是一个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孩子在极小的时候通过与父亲相处的经验而学会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位居等级制上层而受到最高尊敬的人，其自身并不掌握专断的权力。在等级之首的官员并不一定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其背后都有谋士和隐蔽的势力效力。对日本这方面最准确的说明，是一个类似于黑龙会的超国粹团体的领袖在三十年代初与东京一家英文报纸的谈话。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被图钉固定住一角。”换言之，三角摆在桌子上，人人都能看见。图钉则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心而摆动。借用西方人常说的一句话说，就是凡事都要用镜子反映。竭尽一切努力使专制的暴露减低到最低限度，使每一个行动表现出向象征性地位效忠的姿态，尽管这个象征性地位并无实权。如果日本人真的觉察出有人在行使不加掩饰的权力，他们就将此视为剥削，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行为，就像他们对高利贷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因为日本人是这样观察其社会，因此，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而不会成为革命者。他们并不企图打碎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可以像明治时代那样实现最彻底的改革，而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之为“复古”，即回到过去。他们并不是革命者。在西方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了战争期间日本地下势力并指望他们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领导权，还有的预言激进政策将在选举中获胜，但他们都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形势。保守派首相男爵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所发表的演说更为准确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声。他说：

新日本政府采取尊重全体国民之意愿的民主主义形态……在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民的意志，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这里所说的民主政治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

对民主的这种表述对美国读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但毫无疑问日本人更愿意在这种表述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意识形态基础上扩大国民自由范围，增进国民的福利。

当然，日本也将会试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制度，正像在美国那样，并不能成为改善世界的可资信赖的工具。普选与由当选者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威虽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又造成同样多的新困难。当这种困难增多，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赖以实现民主的方式。那时，美国人将愤然宣称这场战争白打了。我们相信自己工具的正确性，然而在今后很长时间，在重新把日本建设成一个和平国家的过程中，普选充其量只会起一些无关紧要的作用。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日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不能说莱夫凯迪奥·赫恩当时记述的那些旧困难不会重现：

在牺牲了如此多生命的激烈竞争中，确实丝毫不存在个人敌意，在其激烈性使外人吃惊的国会辩论中几乎也无任何个人对抗。政治斗争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利害的斗争。而且，每一个藩阀或党派的热诚追随者把新的政治理解为仅是一种新型的战争——为领导人的利益而打的忠诚之战。

在较近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几次选举中，农村人投票之前总是说：“洗净脑袋，准备砍头。”这句话把选举战与过去特权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等量齐观。日本选举中所言的某种意义甚至今天也与美国不同，而且这与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无关。

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努力倾注于别的途径。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其“适当位置”，结果失败了。他们现在可以放弃这一方针了，因为他们以往所受的一切训练把他们塑造成能够见风使舵的人。具有比较绝对的伦理的民族须有自己是在为主义而战的信念。当他们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正义与我们的失败一起消失了。”而且其自尊心要求他们努力使这一“正义”在下一次取胜。要不然他们就捶胸顿足地忏悔自己的罪过。日本人却不是这样。日本投降后的第五天，在美国人登陆日本之前，东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竟能在谈及失败和由失败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说：“但这一切将为最终拯救日本发挥作用。”这篇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必须不忘日本彻底失败了。既然企图单凭武力来建设日本的努力已经失败，从此以后日本必须走和平国家的道路。东京另一家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认为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与国际政策的“严重错误”，论述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所得甚少而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从而采取扎根于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注意到这在他们看来是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对此感到怀疑。但这却是日本人处世法则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在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中都是这样。日本人认为采取了某个行动方针而未能实现目标就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他们就把它作为失败的方针予以抛弃，因为他们没有养成固执己见的性格。他们常说：“噬脐莫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国主义是公认的手段，是一种靠武力猎取的崇拜。他们忍受了这一纲领所要求的一切牺牲。1945年8月14日，被认为是日本至高无上的代言人天皇告诉他们日本战败了。他们接受了战败这一事实所包含的一切。这意味着美军的进驻，于是他们就欢迎美军，这意味着他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就主动地着手起草放弃战争的宪法。在日本投降后十天，日本的一份报纸《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社论，其中写道：“我们在心中必须坚信，军事失败与一国文化价值无关。军事失败应被作为一个转机而发挥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真正地面对世界，客观地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过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应通过坦率的分析予以消除……我们需要勇气来正视战败的严酷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这就是说他们尝试过一种行动方针，结果失败了，现在，他们将试行一种和平的生活艺术。日本各家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得到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在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并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阶层的心声。东京街头和偏僻乡村的普通百姓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不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枪战斗到底的人们。日本人的伦理包含着美国人拒绝接受的许多东西，但承担占领日本任务的人所得到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不同的伦理也能够具有许多赢得赞同的方面。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在对日管理中，承认了日本人改变航程的能力。它没有采用令人屈辱的手段来阻碍这一进程。假如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按照西方的伦理，这在文化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西方伦理的信条，羞辱和刑罚是使做过坏事的人认识其罪孽的有效的社会手段。而这种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正如我们前面所述，日本人对此是持另一种看法的。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过错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会使他确认不再这样去做。这些必然后果甚至可能是一次总体战中的失败。屈辱会使日本人感到愤恨，但是这些必然后果并不是像屈辱那样令日本人憎恨。在日本人的辞典里，一个人或国家对另一个人或另一国家侮辱，是以诽谤、嘲笑、侮辱、轻蔑和坚持揭露其不名誉等手段。日本人如果认为受到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尽管西方伦理如此强烈地谴责这种信条，美国对日占领能否取得成效有赖于美国在这一点上能否慎重。因为日本人把他们极为愤慨的嘲笑与“必然后果”截然区分开来，根据投降条件，“必然后果”包括非军事化，甚至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这样的内容。

日本曾战胜过一个强国。在敌国终于投降，当它认为该敌国未曾嘲笑过日本时，它也会谨慎地避免侮辱失败的敌人。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有一张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著名照片。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不同，俄国军人并没有解除武器，依然佩着军刀。根据日本流传的关于这次投降的著名故事说，当俄军司令斯托塞尔将军表示愿意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俄军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译带着食品来到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托塞尔将军的坐骑外，所有军马全被宰杀吃掉。因此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生鸡蛋受到由衷的欢迎”。次日，斯托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如约会见。“两位将军相互握手，斯托塞尔称赞了日本的勇武……乃木将军称赞俄军长期的坚强防御，斯托塞尔对乃木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托塞尔把白色的阿拉伯种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尽管他很想从将军手中接受并留下这匹马，但他必须首先把它献给天皇。他相信这匹马一定会下赐给他。他许诺如果那样，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爱马一样细心照料它”。日本人尽人皆知乃木将军在私邸的前庭为斯托塞尔将军的爱马盖了一座马厩。据说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房子还要讲究，将军死后，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自俄国投降以后到日本占领菲律宾之前这些年内，日本人的性格已经完全变了，譬如说，在占领菲律宾的几年间，日本人进行的肆意破坏和残酷虐待世人皆知。不过对于像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而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不是必然的。首先，日本的敌人在巴丹战役之后并未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甚至在菲律宾的日军投降之时，日军还在作战。第二，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每个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这是日本对《排日移民法》、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和《海军裁军条约》所起作用的反应。美国在远东经济中影响的扩大以及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对俄国的胜利和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形象地说明了日本人行为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当受辱时是一面，反之则是另一面。

对日本人来说，美国的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此前所采取的方针。日本人独特的伦理使他们能够从账簿上擦去一切宿怨的记录。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侮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失败的“必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取得了成功。

保存天皇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天皇先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访问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计的。当劝告天皇否定其神性时，据说他表示异议，说抛弃原来没有的东西会使他个人难堪。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没有把他看成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人劝他说，西方人认为天皇主张神性，而这不利于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强忍这种为难，同意发表否认神性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这一声明，并要求把全世界报刊对其元旦致词的评论翻译给他看。天皇阅读了这些评论后，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之前显然不理解，天皇对发表声明一事感到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让日本人得到了某种满足。国务院及陆海军部的指令明确地规定“对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和农业的诸劳工团体的发展，应予鼓励并提供便利”。日本工人自己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织也重新抬头。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有所收获的证明。美国一些特派记者报道说，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胜利了，不是吗？”今天日本罢工与昔日的农民起义很相似，那时农民请愿常因为所负担的年贡和赋役过重，妨碍正常生产。农民起义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不是改变制度本身的尝试。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并不减缓生产速度。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在一家三井所属的煤矿中，罢工工人把管理职员全部赶出矿井，并把日产量从二百五十吨提高到六百二十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产量，并把自己的工资提高了一倍”。

当然，不管所采取的政策如何通情达理，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问题必然很尖锐。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势必会同样尖锐。如果日本官员不是被留下来，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当权者就十分担心的军队复员问题会具有更大的威胁，但就是在日本官员被留下来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也不是轻易被解决的。日本人了解这些困难，去年（1945年）秋天，日本报纸以同情的语气讲到，对于那些历尽艰辛而战败的日本士兵，战败是杯多么难喝的苦酒，并请求他们不要让这种苦涩影响他们的“判断”。一般来说遣返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投身于追求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的秘密结社。他们极容易对他们现在的地位感到愤慨。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以前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人们在街上向他们鞠躬致意，甚至和平时期入伍时村里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款以美酒佳肴，伴以美女歌舞，士兵坐在首席上享受这一切。现在，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这一切关注。他的家属给他一席之地，仅此而已。在许多城镇他受到冷遇。了解了这些骤然变化对日本人是多么痛苦就不难想象了，这些军人多么喜欢与旧日同伴相聚，缅怀过去那种日本名誉寄托给军人的时代了。而且，他的战友中可能有人告诉他，幸运的日本军人如何在爪哇、山西和满洲与同盟军作战，为什么要绝望？他们也许会对他说，他也将再次作战。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在日本早就存在。这些团体要“洗刷”日本的“污名”。那些因复仇宿愿未了，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极可能参加这种秘密团体。像黑龙会和玄洋社之类的团体使用的暴力，日本政府在今后的若干年内，还必须继续努力强调履行“义务”而贬抑对名分的“情义”。

为实现这一点，仅诉诸于“判断”是不够的。它将要求重建日本经济，使现在二三十岁的人们获得生计和各得其所，而且还必须改善农民的状况。一旦面临经济困境，日本人便回故乡农村。但在许多地方土地狭小，加上债务重负，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工业也必须开始发展。因为，反对平分遗产的情绪十分强烈，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幼子只能到城市去寻找机会。

日本人今后无疑要走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但如果国家预算不列入重整军备的费用，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像日本那样在偷袭珍珠港前约十年时间里把国民收入的一半用于军备和维系军队的国家，如果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取自农民的租税，是有可能为健全的经济建立基础的。综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是60%归耕种者，40%以税金及佃租形式付出。这与同样生产大米的缅甸和暹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些国家传统的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只有对日本耕种者课以如此巨额的税金才能支付日本军事机构的费用。

今后十年间不加强军种的欧洲或亚洲国家与加强军备的国家相比将占有潜在的优势，这是因为这样的国家可把财富用于建立健康和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推行亚洲政策及欧洲政策时几乎未注意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我国不会因国防计划的巨大费用而陷入贫困，我国没有蒙受战祸。我们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的大量生产和机械设备已如此完善，若不从事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事业及研究设施，我们的国民就会失业。资本迫切需要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开发部完全不同。甚至在西欧情况也不相同。不得重新武装的德国尽管要支付所有的赔偿，但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仍然可以奠定健康和繁荣的经济基础。而在法国，如果其政策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这样的经济便不可能建成。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军事化，而其野心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的国家预算中如果不包括军事化目标，它将在不远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它将自己的经济奠基于和平的复兴之上，并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有声誉的地位，如果美国能利用其势力支持这项计划，将对日本是很大的帮助。

想用命令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做不到，任何外国也做不到。这种方法在任何一个被统治的国家中还没有获得成功的先例。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命令一个与其习惯和观念不同的民族按他所设想的方式去生活。法律不能使日本人承认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中的“各得其所”，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具有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以及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热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确认为需要向这个方向转变。日本投降以来，其公职人员曾说日本必须鼓励其男女国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他们虽然没能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已在怀疑“耻”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希望人民中的自由有新的发展，亦即从对“社会”的谴责和追究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这也是因为，不论人们如何自愿地接受，这些社会压力对个人的要求太苛刻了。这些压力要求个人隐瞒感情，放弃欲望，以家庭、组织或国家的身份面对社会。日本人表明，他们能够忍受这种方针所要求的一切自我修养，但他们身上的负担是极为沉重的，他们必须高度抑制自己以求得幸福。他们没有勇气过一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一条牺牲累累、漫无止境的道路。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他们变得自鸣得意起来，并且鄙视具有比较宽容的伦理的民族。

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迈出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和业已失败的事业。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为此必须实现世界和平。如果俄国和美国在以后若干年间扩充其军备以备进攻，日本将会利用其军事知识参与这场战争，但承认这一点并不能怀疑日本会成为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情况而定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地位，如若不然，他们也会成为武装阵营的一员。

现在日本人把军国主义视为已熄灭的光。他们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已失败。倘若没有，日本恐怕会重新燃起其好战的热情，并表明日本将能大显身手；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则将证明，它深切地汲取了教训，即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不是走向荣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