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日本人的育儿方式是善于思考的西方人想象不到的。美国父母培养他们的孩子适应生活，很少像日本那样谨慎和坚忍，然而他们一开始就向孩子证实，他们小小的愿望并非是世上至高无上的。我们很快为他制订一个授乳和睡眠的时间表，时间未到之前，无论他怎么大哭大闹，都必须等待。不久以后，母亲会打他的手，让他不要吸吮手指和触摸身体的其它部位。母亲常常不在身边，外出时也把孩子留在家里。尽管他此时还不喜欢其他食物，也必须断奶，如果是用奶瓶喂养，也必须停止使用它。他必须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不按规定就要受到惩罚。美国人会很自然地想到，日本幼儿会受到加倍严格的训练，因为他们长大以后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小心谨慎地遵守如此严苛的道德准则。

但是，日本人的做法并非如此。日本人的人生轨迹与美国人的恰好相反。它是一个巨大的浅U字形弧线，它允许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放任。幼儿时期过后，约束开始缓慢增加，直至结婚前后个人自由达到最低点。低谷在成年时期持续许多年，在六十岁之后又逐渐上升，此时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一样不受羞耻感的困扰。在美国，这条曲线刚好颠倒过来，对婴儿的教养比较严格，它随着孩子逐渐成长而放松，直至他找到一份能够自立的工作，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了。我们美国人壮年期拥有最大的自由和主动性，直到他精力衰退，办事能力下降，需要依赖他人时，约束再次出现。美国人甚至很难想象按照日本人的模式安排人生，在我们看来，那样似乎是脱离实际的。

但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的人生曲线，事实上都确保个体在壮年时期能积极参与本国文化。在美国，我们依靠增加个体壮年期的选择自由来确保它，而日本人则依靠最大限度的束缚个体，尽管此时他的体力和谋生能力最强，却无法使他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他们深信束缚是良好的训练（修养），它所产生的结果是自由所无法达到的。但日本人在其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对束缚的增加绝不是对整个人生的束缚。童年和老年是“自由地带”。

真正娇纵孩子的人都非常希望要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美国父母要孩子首先是因为爱孩子也是一种快乐，但日本人想要孩子的另一些原因在美国却无足轻重。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不仅是情感上的需要，也是因为他们如果未能传继血脉，则是人生的失败。所以每个日本男子都要有自己的儿子，需要他在自己死后，每日在客厅的神龛前拜祭，需要他传续家族的血脉，维护家族的荣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的程度几乎和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来会接替父亲，但这并不意味着取代父亲，而是使他安心。父亲在一些年里继续管理家务，然后把管理权交给儿子。如果他无法将管理权交给儿子，那么他自己的角色就毫无意义。这种深厚的延续性意识使成年的儿子对父亲的依赖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会感到羞耻，即使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要比美国长得多。

女人需要孩子也不仅是为了满足情感需要，而是因为只有当了母亲，她才有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最不稳定，即使她没被抛弃，她也永远无法指望成为婆婆，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妇行使自己的权力。她的丈夫会收养一个儿子来传继血脉，即使如此，按照日本人的观点，无子女的妻子仍然是个失败者。日本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多生孩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日本平均出生率为31.7‰，甚至比多子女的东欧国家还高，而美国1940年的出生率为17.6‰，日本母亲生孩子的年龄很早，多数是在19岁就生孩子。

在日本，分娩和性交一样隐秘，在分娩时女人不能喊叫以免让人知道。母亲必须提前为婴儿准备好一张小床和新铺盖，婴儿没有新床不吉利。即使是贫苦家庭，他们也要把被面和被芯洗净翻新，作为“新”被。小被褥也不能和大人的被褥一样僵硬，而且更轻些。因此他们说婴儿在自己的床上睡得更舒服。但分床睡觉的根据仍然是一种“感应巫术”，即新人必须睡新床。虽然婴儿的床离母亲的床很近，但直到婴儿长大懂得要求与母亲同睡时，才和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大约在一岁左右，婴儿才会提出这种要求，这时婴儿才睡在母亲的怀抱中。

婴儿出生后头三天不喂奶，因为日本人要等待真正的奶汁流出。此后婴儿可以在任何时候吮吸乳房，或是为了吃奶或是为了舒服。母亲也喜欢给婴儿喂奶。日本人认为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婴儿也很容易学会分享这种快乐。乳房不仅供给营养，它也是快乐和舒适的源泉。婴儿出生后的一个月或者被放在小床上睡觉，或者被母亲抱在怀中，只有在大约三十天时，婴儿被带到当地的神庙参拜后，人们才认为他的生命已牢牢固定于身体，这样带着他自由外出才是安全的。一个月后，他被母亲背在背上，一条双肩带系在他的手臂和屁股下面，然后穿过母亲的双肩，系在腰前。天气寒冷时，母亲则用外套把婴儿裹好。家中年纪大些的孩子，无论男孩女孩，甚至是在玩垒球或跳房子的时候都背孩子。农村居民和穷人家庭尤其依靠孩子照顾孩子，“像日本幼儿那样生活在人群中，他们很快就会变得聪明有趣，似乎也同样在玩着背着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游戏，和他们一样快乐”。日本婴儿的四肢伸开绑在背上与太平洋岛屿和其他地方通行的用披肩背婴儿的做法很相似，这造成了婴儿的被动性。用这种方式背着的婴儿和所有成年日本人一样，能够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睡着。但日本人的捆绑方式不至于像用披肩或包袱带婴儿那样，完全造成被动性。婴儿“会像小猫一样紧紧抱着别人的背，系着他的背带足够安全，但婴儿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一个舒适安全的姿势，他很快就能掌握很多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绑在别人肩上的包袱。”

母亲工作时把婴儿放在床上，上街时则把他背在背上。她和婴儿讲话，哼着小曲，并让他做各种礼貌动作。她还礼时，也晃晃婴儿的头和肩，这样他也行礼了。婴儿总要学着和大人一样。每天下午，母亲都带他一起沐热水浴，把他放在膝上逗他玩耍。

三四个月大以前，婴儿都要系上尿布。它是一种很沉重的布垫，日本人常抱怨他们的罗圈腿是因此造成的。婴儿三四个月大时，母亲开始教他便溺，估算好他需要便溺时，就把他抱到户外。常常吹着低沉单调的口哨，等待他便溺。孩子也懂得这种听觉刺激的目的。人们都认为，日本婴儿和中国婴儿一样，很早受到便溺的训练。如果婴儿尿床，有的母亲就会拧婴儿的屁股，但一般只是训斥一番，并更频繁地把这个难教的婴儿抱到户外教他便溺。婴儿如果拉不出来，母亲就会给婴儿洗肠或服泻药。母亲说这样会使婴儿舒服些。婴儿懂得如何便溺后就不必再系粗厚不适的尿布了。日本婴儿一定会觉得尿布不舒服，不只是因为它重，而且还因为他们没有在婴儿尿湿后及时换尿布的习惯。但是婴儿太小，还无法认识到学会便溺与不系尿布之间的关系。他们只体验到这种必须坚持的常规无法逃避。此外，母亲抱婴儿便溺时要尽量让他离身体远点，抱紧点。这种强迫性的训练为孩子成年以后接受日本文化中更微妙的强制力作好了准备。

日本的婴儿常常在学会走路之前学会说话。爬是不会受到鼓励的。传统的看法是在周岁之前不必站起来走路，过去母亲还常常阻止婴儿的这种尝试。近十几年来，政府在其发行的廉价的、普及的《母亲杂志》中宣传应鼓励婴儿学会走路，这才逐渐普及。母亲在婴儿手臂下套一个绳圈，或用手护着婴儿。但是婴儿仍想早些学说话。当婴儿开始讲话时，大人们逗婴儿时所讲的话开始变得有目的了。他们不让婴儿从偶尔的模仿中学习说话，而是教婴儿词语、语法和敬语，婴儿和大人都很喜欢这种活动。

日本孩子学会走路以后会在家里做许多恶作剧。他们会用手指捅破纸墙，或掉进地板中央的火盆里。大人们对此不满，就夸大房子中的危险，说站在门槛上是危险的，必须坚决禁止。日本的房子没有地下室，是用托梁架在地面上的，即使是一个孩子踩在门槛上，家里人也会严重地感到整个房子会变形。不仅如此，孩子不能踩或坐在两张床席（榻榻米）的连接处。床席的大小都是标准的，房间被称为“三席间”或“十二席间”。他们经常告诫孩子，古时的武士经常从房子下面用他们的刀从两席之间将人刺死。只有厚软的床席才是安全的，两席接缝处则很危险。母亲经常用“危险”、“不能”这类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来劝诫孩子。第三个常用的劝诫词是“脏”。日本家庭的整洁是广为人知的，孩子们从小就受教育要重视它。

在下一个婴儿出生之前，多数日本婴儿还没有断奶。但是政府近来在《母亲杂志》上提倡八个月时断奶。中产阶级的母亲经常这样做，但它还远未成为日本人的习惯。日本人认为哺乳的确是母亲的一大乐事。那些逐渐采纳新习惯的人们认为缩短哺乳期是母亲为了孩子的健康所做出的牺牲。她们接受了新的宣言“长期哺乳的孩子身体弱”以后，就批评不让孩子断奶的母亲自我放纵。她们说：“她说无法让婴儿断奶，只是因为她下不了决心，她自己想继续这样，是为了自己更快乐。”由于存在这种态度，八月断奶未能普及则是很容易理解的。推迟断奶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日本人没有给刚断奶的婴儿提供特殊食物的习惯。他们会喂断奶早的孩子吃稀粥，但通常情况是直接从母乳转向成人食品。日本食谱中没有牛奶，他们也不为婴儿准备特殊的蔬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理由怀疑政府所宣传的“长期哺乳的孩子身体弱”是否正确。

婴儿往往在能听懂别人说话以后断奶。在餐桌上，他们坐在母亲的腿上，由母亲喂一点食物。断奶后婴儿的食量会增加。这时一些婴儿的喂养会成为问题，对于因下一个孩子出生而必须断奶的婴儿来说，这种现象就更容易理解了。母亲经常给他吃些甜食，以让他不要恋奶。有时母亲会在乳头上抹点胡椒粉，但所有的母亲都会嘲弄他说如果他还要吃奶就证明他还是个小宝宝。她会说：“看看你表弟，他是大人了，他和你一样大却不要吃奶了。”“那个小男孩正在笑你呢！因为你也是个男孩却还要吃奶！”两三岁甚至四岁的孩子如果还要母亲的乳房，一发现大点的孩子走过来，就会马上松开，并佯装没这回事。

用这种讥笑的办法敦促孩子长大的做法不仅限于断奶。从孩子能听懂别人讲话时起，这种方法就运用在各种场合。母亲会对哭鼻子的男孩子说“你又不是个女孩”，“你是个大人了”，或者说：“看那个弟弟，他就不哭。”当客人带小孩来访，母亲会当着自己小孩的面，爱抚客人孩子，并且说：“我要去养一个这样的孩子，我就喜欢这种聪明听话的孩子。你一点也不像和你一样大的孩子。”那么她自己的孩子就会扑到她怀里，一边用拳头打妈妈，一边哭着说：“我不，我不，我们不要养其他的孩子了，我听你的话！”当一两岁的孩子吵闹或不听话时，母亲会对男客人说：“你想把这个孩子带走吗？我们不要他了。”客人也会扮演这个角色，准备把孩子带走。孩子就会哭喊着叫母亲来救他，并十分气恼。当她认为这种逗弄起了作用，就会温和地把孩子拉回来，要他坚决答应以后一定听话。这种小戏剧有时也演给五六岁的孩子看。

这种逗弄还有其他形式。母亲会站到丈夫身边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你爸爸是个好人。”孩子就会变得非常妒忌，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妈妈就说：“你爸爸不会在房子里乱喊乱叫，也不会满屋子里跑。”孩子就会反对说：“不是，不是，我也不会那样做了，我是好孩子，那现在你爱我吗？”戏演足了，父母相视而笑。他们也会像逗弄儿子一样逗弄女儿。

这种经验为日本人成年后如此明显地害怕受到嘲笑和排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无法说出小孩子多久才能明白这种逗弄是拿他们开玩笑，但他们迟早会懂的。他们明白的时候，这种害怕受人嘲笑的意识与儿童对失去一切安全和亲密的恐惧感是一样的。成年以后受到嘲笑时的感觉仍留有童年时期的阴影。

这种逗弄之所以对二到五岁的孩子造成了这么大的惊恐，是因为家庭是安全和自由的天堂。父亲和母亲在体力和脑力上都有绝对的分工，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孩子面前。母亲和祖母承担家务和管教孩子。他们都毕恭毕敬地伺候和尊重父亲。家庭等级中的特权顺序是明确的。孩子们会明白，长辈有特权，男性比女性有特权，兄长比弟弟有特权。但是，在人一生中的幼儿时期不受所有这些关系的束缚，对于男孩尤其显著。对男孩女孩都一样，母亲永远是使他们得到极度满足的源泉，一个三岁的男孩可以向母亲大发脾气。他永远不能对父亲有任何不敬，但当他感觉受到父母嘲弄或要被“送给别人”时，他可以直接向母亲和祖母发泄怒火。当然，不是所有的小男孩都脾气暴躁，但在农村和上层阶级的家庭中，人们都把它看成是三到六岁儿童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小孩用拳头打妈妈，哭闹，极尽暴力之能事，最后还要把母亲所爱惜的发型搅乱。他的母亲是女人，而即使他只有三岁，他也是男人。他能从暴力发泄中得到满足。

孩子对父亲只能表示尊敬。父亲是家庭等级中地位最高的榜样，用日本人的常用语来说是“为了修养”，孩子必须学会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敬。日本父亲对子女的管教比任何西方国家的父亲都要少。对子女的教育由妇女来承担。一个简单安静的凝视或简短的训诫常常表明了他对孩子的所有要求，由于这很少见，所以孩子会很快服从。他会在空闲时为孩子做玩具。孩子学会走路很久以后，父亲有时像母亲那样抱抱孩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儿童，父亲很少承担育儿责任，而美国父亲一般把这种责任托付给妻子承担。

孩子们和祖父母一起时最自由，虽然他们也是受尊敬的对象。祖父母不扮演管教孩子的角色。但当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松懈感到不满时，他们就会承担起这种责任，这也会产生许多摩擦。祖母常常一天二十四小时陪在孩子身边。在日本家庭中，祖母和母亲争夺孩子的事极其普遍。从孩子的角度看，他受到双方宠爱；从祖母的角度看，她经常用孙子来制约儿媳妇。年轻的母亲一生中最大的义务就是使婆婆满意，因此无论祖父母多么宠孩子，她都不能反对。母亲刚说完他们不应再吃糖了，祖母却马上又给，还含沙射影地说：“奶奶的糖果不是毒药。”在许多家庭中，祖母给孩子的礼物，往往是母亲弄不到的，并且她们比母亲有更多的闲暇带孩子玩。

哥哥姐姐也会听从父母的话而宠爱弟妹。日本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即下一个婴儿出生时，孩子会感到“失宠”。失宠的孩子很容易联想到正是这个新生儿的到来使他必须放弃母乳和睡在母亲身边。在新婴儿出生之前，母亲就会告诉孩子他马上会有一个活娃娃，而不是“假”玩具娃娃了。以后他只能和爸爸一起睡了，而不再和妈妈一起睡了，并把这描述为一种特权。孩子们也为新生儿的出生做准备。他们经常为新生儿的出生感到由衷的激动和高兴，但这种感觉很快消失，因为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所以也并不感到特别难受。孩子总是抱起婴儿对母亲说：“我们把宝宝送给别人吧！”妈妈则回答说：“不行，这是我们的宝宝呀，我们都要好好对他，瞧，他喜欢你呢，你得帮忙照顾宝宝！”这种情景有时反复出现许多次，但母亲似乎并不怎么担心。在较大的家庭中，对这种习惯性的情况会进行协调：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结成更亲密的关系，老大照顾老三，老二照顾老四。弟妹们也是这样互相照顾。在七八岁之前，孩子的性别对这种安排的影响很少。

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及亲友都送孩子布娃娃及饰物，有的亲自做，有的买。穷人们则几乎不花钱。小孩子用这些玩具过家家、举行婚礼、过节日等等。首先会为“真正”的大人是怎么当的争论一番，有时交由母亲作裁决。发生争吵时，母亲会说：“大人有大量”，并叫大孩子让着小孩子。常说的话是“为什么不以败为胜？”三岁大的孩子很快就会明白，母亲的意思是先把玩具给小孩子，他一会就玩腻了又会要其他的东西，这样你放弃的玩具还是你的。或者在玩主仆游戏时，母亲会让大孩子当仆人，说大家都高兴，你也有乐趣。“以败为胜”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即使是在成年以后的生活中，都是一条极受重视的原则。

在儿童的养育过程中，除了训诫和逗弄的方法以外，分散和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也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不停给糖吃也被普遍认为是分散其注意力的方法之一。随着孩子临近学龄，会使用各种办法。如果小男孩发脾气、不听话或吵闹，母亲会带他去神庙或寺院。母亲的态度是“让我们从神那儿得到帮助吧！”这常常是一次有意义的旅行。施予治疗的僧人与孩子严肃的交谈，询问他的生辰和问题。他退去祷告，然后回来告知治疗方法，有时是以驱虫的方法来去除顽皮的习性。他为孩子驱虫，然后让他回家。日本人认为“它只在短时期内有效”。对日本小孩最严厉的惩罚被认为是“药”。这是一种装有艾粉的小圆锥容器，加热后放到小孩的皮肤上，这会留下一辈子的疤痕。艾炙是一种古老的在东亚广泛流行的疗法，它在日本也是对疼痛的传统疗法。艾炙还可以治脾气暴躁和固执己见。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就可能被他的母亲或祖母用这种办法“治好”。在难以治愈的情况下也许要治第二次，但三次用艾炙来治疗顽皮的情况很少见。它并不是惩罚，而我们说“你要这样做我就揍你”是一种惩罚。但这比挨揍要痛得多，孩子于是明白不能淘气，否则就要受惩罚。

除了用这些方法来对付任性的孩子，还有一些教孩子基本身体技能的习惯。他们尤其强调老师手把手地教孩子动作，孩子则必须被动地接受。在孩子两岁之前，父亲就让孩子盘腿端坐，脚背朝着地板，开始孩子都觉得难以做到不向后倒。端坐训练最强调的一个环节是稳定，不能乱动或改变姿势。他们认为掌握端坐的方法是全身放松，处于消极状态。这种被动性要靠父亲摆正孩子的腿来强调。端坐并非是唯一需要学习的姿势，睡姿也需要学习。日本妇女睡姿要端庄，其严肃性和美国女人不能被看到裸体一样。日本政府为了争取外国人承认，曾把裸体列为陋习，在此之前，日本人在沐浴时并不以公开裸体为耻，但对女性睡姿却十分重视。女孩必须双腿并拢，端庄而睡，而男孩却享有较大自由。这是早期男女训练中有区别的规则之一。几乎和所有其他的要求一样，它对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要求更严格。杉本夫人（悦子）在谈及她自己所受到的武士家庭教养时说：“从我记事时起，晚上总是小心而安静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武士的女儿被教导在任何场合，即使是在睡觉时，也不能失去对心灵和肉体的控制。男孩可以随意地手脚伸开呈‘大’字形而睡，而女孩则必须小心谨慎，庄重地以‘墨’字形而睡，这意味着一种‘自制精神’。”日本妇女告诉我她们的母亲或保姆在晚上睡觉时，是如何把她们的手脚放规矩的。

教授传统书法时，教师也是手把手地教小孩写字。这是“为了让他体会”。在孩子还不会认字写字之前，就要让他们体会这种控制灵活、富有节奏感的运笔方法。在近代大规模的教学中，这种教学法不像以前那样受到强调，但仍在运用。鞠躬、用箸、射箭以及在背上缚一个枕头以模拟背婴儿，都是通过手把手的纠正姿势来教授的。

除了上层阶级的孩子外，孩子在上学之前就与附近的孩子们一起自由玩耍。在农村，孩子们不到三岁就结成小团体。在乡镇与城市，在车来人往的街头和汽车的车厢中，孩子们以惊人的自由玩耍。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人。他们在商店里闲逛，听大人们交谈，跳房子或玩手球。他们聚集在村子里的神庙中，在神的庇护下安全玩耍。男孩和女孩在他们上学前和上学后的两三年内一起玩耍。同性别的孩子，尤其是同年龄的孩子最容易结成密友。特别是在农村，这种同年龄的集团是伴随终身的，比其他集团维持的时间都长。在须惠村，“随着性关系的减弱，同龄人的集会便成为人生的真正乐趣。须惠村的人说‘同龄人比老婆还亲近’”。

这种学龄前的儿童团体之间毫无拘束。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许多游戏都是些不知道羞耻的、猥亵的事情。孩子们懂性知识，是因为成年人随便谈论，也是因为日本人居室狭窄。此外，母亲逗孩子或给孩子洗澡时，逗弄其生殖器，当然这只是针对男孩子。只要注意场所和对象，日本人一般不责备孩子们的性游戏。手淫并不认为是危险的。儿童团体之间互相揭丑（成人之间的这种揭丑会是侮辱），互相吹嘘（成人之间的这种吹嘘会引起耻辱感）。日本人总是和善地笑着说“孩子们不懂什么叫羞耻”，还补充道：“所以他们这么快乐。”这就是幼儿与成年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因为如果说一个成年人“不知羞耻”，就等于说他完全不讲体面。

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常常评价他人的家庭和财产，并特别吹嘘自己的父亲。他们常说的是“我爸爸比你爸爸本事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他们还为夸耀各自的父亲而吵架。这种行为对美国人来说似乎不值得介意，而在日本，孩子们的谈话与他们所听到的完全不同。成年人在提及自己家的房子时会说“敝宅”，尊称邻家的房子为“贵府”；在谈及自己的家庭时会说“寒舍”，尊称邻家为“府上”。日本人都承认，幼儿期的数年间，从结成儿童团体开始到小学三年级，大约九岁左右，个人主义的主张一直居于主导。有时是“我当主君，你当家臣”，“不，我不当仆人，我要当主君”，有时是炫耀自己贬抑他人。“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明白有些话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等待别人询问，而不再吹嘘了。”

孩子对超自然力的态度是在家中学习的，僧侣并不“教”孩子。一般只在民族节日或祭日，同其他参与者一起接受神官洒祓灾水等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中，孩子们才对其有所体验。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法事，但这也经常发生在节日里。频繁的也是最深刻的体验是常常得在自家中以法师和神龛为中心，举行家庭祭祀。特别显眼的是祭祀家族祖先的神龛前，摆放着鲜花、某种树枝和香火。每天都要供奉食品，家中的长者向祖先汇报一切家中大事，并每日在神龛前行礼，傍晚要点上小油灯。人们常说不愿意在外宿夜，因为如果不主持家祭，总感觉若有所失。神龛一般是一个简单的架子，供奉着从伊势神宫请来的神像，其他各种供品也放在上面。厨房的神龛上也供奉着满是煤烟的灶神。门上和墙上也贴着许多神符。这些神符都是保佑全家安全的。在农村，神庙也是同样安全的地方，因为有慈悲的天神在那儿镇守。母亲喜欢让她的孩子去安全的神庙玩耍，孩子们的经验使他们对天神无所畏惧，也没有必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意。众神受到敬拜，并赐福人间，他们不像权力主义者那样。

在男孩子入学两三年后，使他适应日本成人那种谨慎生活模式的正式训练才开始。在此之前，孩子一直学习身体控制，如果他太调皮，就会“治疗”他的淘气，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会受到和蔼的管束，有时也会受到嘲弄。但他可以任意行事，甚至是粗暴对待母亲，他的小小自我得以助长。刚开始上学时没有多大的变化。最初三年是男女同校，无论是男女教师对孩子都很喜爱，是孩子们当中的一员。但是学校和家庭一再强调陷入“尴尬”处境的危险。孩子们还太小，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但他们必须学习如何避免“尴尬”。例如：在一则故事中，本来没有狼，但男孩却喊“狼来了，狼来了！”来“愚弄别人，如果你们也这样做，人们就不会相信你，这是很尴尬的事。”许多日本人说当他们犯错误时，第一个嘲笑他们的人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父母。的确，在这段时间，长者所要做的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逐渐使受人嘲笑的事实和“对社会的情理”所要求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孩子六岁左右时，以忠义献身的故事形式（即前文所引用的六岁儿童读物中义犬报恩的故事），逐渐成为一系列约束。长辈会对孩子说：“你这样或那样做的话，世人会耻笑你。”规范因时因事而异，其中大多数规范与我们所说的礼节相关。这种规范要求个人意志服从于对国家、家庭、邻人无限增长的义务。孩子必须自我控制，必须认识自己的“债”。于是，他逐渐处于欠恩负债的地位，如果他打算还清人情债，就必须谨慎处世。

这种地位的变化是把幼儿期进行的嘲弄方式以新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传导给正在成长的少年男孩心中。八九岁时，孩子可能会真正遭到家里人的排斥。如果老师报告说他不听话或无礼，并给他的操行分数打不及格，那么他的家人就会不理睬他。假如商店老板指责他行为不轨，那么“家庭名誉就会受损”，全家人都会批评指责他。有两个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在他们还不到十岁的时候，曾两次遭到父亲逐出家门，他们也羞于去找亲戚。他们在学校已经受到了教师的惩罚，当时，他们两人都只好待在外面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才让他们回家了。小学的高年级孩子有时被关在家里“谨慎”，即“悔过”，必须专心致志地写日本人十分重视的日记。总之，家里人把这个男孩看作是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他招致非议，全家人也会反对他。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理”，就别指望得到家人的支持，也不能期望得到同龄人的支持。他的同学会因他的错误疏远他，在他被重新接纳之前，他必须赔罪并对今后做出保证。

正如杰弗里·格雷尔所论述的那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从社会学角度看，上述事件被推行到极不寻常的程度。在由大家族或其他小集团发挥作用的大多数社会中，当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的谴责或攻击时，集团一般会一致袒护它的成员。只要他继续得到本集团的承认，在需要时或遭到攻击时，人们就坚信能得到本集团的充分支持，从而能够与本集团之外的人对抗。但在日本，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人们只有得到其他集团承认，才能确信会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局外人反对或加以非难，本集团也会背弃并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它集团撤销这一非难。由于这种机制，‘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具有其他任何社会无法相比的重要性”。

直到此时，女孩的教育和男孩还没有本质区别，但却有细节之差。在家中，女孩比其兄弟受到更多的约束，她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虽然有时也让小男孩照看婴儿。但在接受礼品和关怀时，她总是得到较少。她们也不像男孩那样脾气暴躁。但是就一个亚洲女孩而言，她们却有着极大的自由，她穿着鲜艳的红衣服，在街上与男孩一起玩耍，她还会同男孩吵架而且还经常达到目的。在幼儿时期她也“不懂得羞耻”。六岁到九岁之间，她与男孩的经历和体验相似，逐渐懂得了对社会的责任。九岁以后，学校就男女分班，男孩子们极为重视新建立起的男孩之间的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也告诉女孩不与男孩来往。据说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变得沉闷孤僻，不易教育。日本妇女说这是“儿童的快乐”的结束。女孩的幼年期因遭到男孩的排斥而结束，在此以后的许多年里，“加倍自重”是唯一的人生道路。这一教导在她们订婚和出嫁以后会一直持续下去。

男孩在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情理”之后，还不能说他已经懂得日本男子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男孩从十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情理’。”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指他将认识到憎恨受辱是一种德行。他还必须学会这种规则：何时与敌人和解，何时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我认为他们并不是想让孩子在遭到侮辱时学会反击。男孩小时候已经学会对母亲粗暴，与同龄的伙伴相互诽谤争辩，几乎没有必要在十岁时演习如何攻击对手。但是，“对名分的情理”的规范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也要服从其规定，从而把攻击方式纳入公认的模式，并提供特定的处理方法。正如我们所见，日本人常常把这种攻击转向自身而不是针对别人，即使是学生也不例外。

六年制小学毕业后继续学业的男孩（约占总人口的15%，男生的比例较大），突然面临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竞争，对每个考生的每个学科进行排名，这些少年也就马上要承担“对名分的情理”。对于竞争，他们并没有逐渐积累的经验，因为在小学和家庭里都尽量把竞争降到最低限度。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体验，使竞争更痛苦更剧烈。为排名竞争并怀疑他人徇私情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日本人在缅怀往事时谈得多的却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任意捉弄低年级学生，想尽办法欺侮他们。他们让低年级学生表演一些愚蠢和丢人的节目。低年级学生一般对此极其憎恨，因为日本男孩不会以游戏的心态来对待这类事情。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四脚爬行，事后，他会咬牙切齿，策谋报复。由于不能当场复仇，他们更加热衷于此并怀恨在心。报复是“对名分的情理”，他认为这是德行。也许，几年之后，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磨励剑术或柔道，毕业之后在通衢大道上当众报仇，使对方出丑。除非有一天双方扯平，否则他就觉得“心事未了”。这正是日本人崇尚复仇的主要原因。

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事训练中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在和平时期，每四个青年就有一个应征入伍，而且，二年兵对一年兵的侮辱，远比中学里高年级生欺悔低年级生更为厉害。军官对此毫不过问，士官只在例外情况下才会干预。日本军规的第一条是任何向军官求助的行为都是丢脸的。士兵间自行解决争端。军官们认为这是“强化”军队的方法，但并不参与其中。二年兵把他们一年前所累积的愤恨向新兵发泄，想方设法羞辱新兵，以显示他们“训练有素”。当兵的在接受军队教育之后，常常被说是彻底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当然也不是因为受到忠于天皇思想的灌输，受人摆布的屈辱经历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且自尊心极强的青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残忍。他们不能忍受屈辱，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也会使他们自身变成虐待狂。

毫无疑问，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上述事态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来自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习俗。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也并非中等以上学校和军队创造的。显而易见，不难看出，在日本由于有“对名分的情理”的传统规范，嘲弄行为的折磨人就比在美国更难忍受。每一个被戏弄的集团不久以后就会按顺序对下一批受害者加以虐待，但这并不能阻止被戏弄的少年一心想报复虐待者，这也是与古老的模式相一致的。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找替罪羊泄恨的方式是常见的民间习俗，在日本却不是这样。例如：在波兰，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工人被残酷嘲弄后，他不是向虐待者发泄愤恨，而是对下一批学徒和收割工人发泄。日本少年当然也会如此发泄愤恨，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直接报仇，被戏弄的人在找虐待他的人算账之后才“感到痛快”。

在日本的战后重建中，那些关心日本前途的领导者，对战前日本成年学校和军队中侮辱和戏弄青少年的习惯尤其关注。他们努力强调“爱校精神”和“老校友关系”，以消除高年级与低年级的对立。军队中他们切实禁止戏弄新兵。虽然老兵对新兵应当严格训练，如同各级军官一样，坚持严格要求不算侮辱，但嘲弄、虐待则是侮辱。凡是学校与军队中年龄较大的青年让年龄较小的青年像狗一样摇尾、学蝉鸣或在别人吃饭时让他们在一边倒立，都必须受到惩罚。如果能有这种变化，那么对日本的再教育将比否定天皇的神格以及从教科书中删除国家主义内容更加有效。

少女不必学习“对名分的情理”的规范，她们没有男孩在中等学校及军队训练中的近代经验。她们生活的世界远比其兄弟平稳。自从她们懂事时起，她们所受到的教养就是要使她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优先，他们可以得到女孩所得不到的关心和礼物。她们必须尊重的处世规则是，不容许有公然表明自我主张的特权。尽管如此，她们在婴儿期也和男孩一样享受了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当她们是小女孩时，她们被特意用鲜红的衣服打扮起来，这种颜色她们在成年后将会放弃，直到第二个特权时期开始，即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在家里，她们如其兄弟一样，在母亲与祖母的竞争中会受到双方的讨好。另外，弟弟或妹妹总是要姐姐也要家里的其他人跟他“最亲”。为表示最亲，孩子们要求与她同睡，而且她常常把祖母给予的恩惠分给两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单独睡觉。夜里，小孩可以把被子紧挨着他喜欢的长者睡。某一天“你同我最亲”的证据往往就是把两个人的睡床紧挨在一起。九岁或十岁以后，女孩子被男童的游戏伙伴排斥在外，但仍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她们热衷于请人梳新的发型，十四至十八岁姑娘的发型在日本是最为讲究的。达到一定年龄，她们可以穿丝织则不用再穿棉织衣服，还会做出各种努力让她们穿上显得更加美丽的衣服。女孩子们就是这样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女孩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约束，这种义务要她们自己直接承担，并不需要专断的父母强制。父母对女孩行使他们的特权并不是通过体罚，而是通过冷静而坚定的期待，希望女儿按照要求来生活。下述事例是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极端，值得加以引用，它很好地说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种非极权主义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是比较宽容而且似有特权的教育方式的特征。稻垣钺子从六岁时起就由一位博学的儒学家教授汉文经典：

在整整两个小时的授课过程中，先生除了手和嘴唇动以外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我以同样端正安静的姿势坐在老师面前的草席上。有一次正在上课，我动了一下。不知什么原因而坐不住，轻微地晃动了一下身体，屈起的双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师脸上掠过不满的惊愕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本，严肃而又温和地说：“小姐，今天你的心境显然不宜学习，请回房静思。”我幼小的心灵羞愧得无地自容，却又无可奈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接着向老师鞠躬，然后毕恭毕敬地回到房间。我小心翼翼地走到父亲跟前，像往常课毕时那样向父亲汇报。父亲感到惊奇，因为时间还未到。他随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这么快啊！”这句话简直就像丧钟。那时的伤痛记忆仍然隐隐作痛。

杉本夫人在另一个地方描写她的祖母，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日本父母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态度：

祖母安详地期待每个人都按她的想法行事，既无叱责，也无争吵，但祖母的期待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又坚韧，使她的小家庭在她认为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坚韧”的“期待”之所以如此有效，原因之一就是各种技艺和技能的训练极其周到。女孩学到的是习惯，而不只是规则。不管是儿童时期正确用箸，还是正确进入房间的姿势，以及成年以后学习茶道和按摩，其动作都是在长辈手把手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直至娴熟自如形成习惯。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们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学会”正确习惯。杉本夫人描写了十四岁订婚后如何学习伺候未来丈夫用餐的事。她从未见过丈夫的面，丈夫在美国，而她在越后。但在母亲与祖母的关注下，“我一次又一次地亲自下厨做几样据哥哥说是松雄（未来的丈夫）爱吃的菜。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总是在自己之前先给他添饭加菜。这样，我学习关心未来的丈夫，使他感到愉悦。祖母和母亲总是装作松雄在眼前一样说话，我则如同丈夫真在房中那样注意我的衣着举止。这样，我渐渐学会尊重丈夫，并尊重我自己作为其妻子的地位。”

男孩也通过实例和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不过不像女孩那么严格。习惯一旦“学会”，就不能有任何违反。青年期以后，在他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是靠他自己的主动性。其长辈不向他传授求爱的习惯。家庭中禁止一切公开表示爱情的行为。九岁十岁之后，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孩与女孩之间的隔离极为彻底。日本人的理想是双亲要在男孩确实对性感兴趣之前就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男孩在与女孩的交往中感到“羞怯”是人们所期望的。在农村，常常会围绕这一话题取笑男孩子，使他们总是很“害羞”。尽管如此，男孩子们仍试图学会求爱。过去，甚至是现在，在较偏僻的日本乡村中，有时是大多数女孩未婚先孕。这种婚前体验是“自由的领域”，不涉及人生大事。父母在安排婚姻时对此置若罔闻。但是今天，正如须惠村的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所说的那样:“甚至是保姆也受到足够的教育，知道必须保持贞洁。”那些上中学的男孩也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和舆论都致力于防止异性之间的婚前亲近。日本电影中把在年轻妇女面前表现得轻薄的青年看作是“坏”青年，而所谓“好”青年则是指那些在美国人看来冷酷甚至野蛮对待可爱女孩的人。对女人表示亲昵就意味着这位青年“放荡”或者是追逐艺伎、妓女或咖啡馆女郎。去艺伎馆是学习求爱的“最好”方式。因为“艺伎会教你，男人只需悠然观赏”。他不必担心显得笨拙，也无人认为他会与艺伎发生性关系，但并没有很多日本青年付得起上艺伎馆的钱。他们可以进咖啡馆观察男女如何亲昵接触。但是这种观察与他们预期的在其他领域的训练不是同一类型。男孩有很长时间担心自己的笨拙。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轻夫妇结婚之时为他们提供《枕草子》和绘有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看书就可以学会，就像学习园艺一样。父亲并不教导如何布置日式庭院，但你上了年纪就会学会这种爱好。”他们把性行为和园艺都看作是看书就会，这很有趣，虽然日本大部分青年是通过别的方法学习性行为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并不是通过成年人的悉心指导来学习。这种训练上的差别向青年男子强调了一个信条：性属于与人生大事无关的领域，从而无需由长辈亲自指教、严格培养。这是一个可以自行掌握并得到满足的领域，尽管他常常会担心陷入窘迫。这两个领域有不同的规则，男子结婚后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享受性的欢乐，这样做丝毫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婚姻的稳定。妻子则没有同样的特权，她的义务是对丈夫严守忠贞。如果她被引诱，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日本少女很少能完全掩盖自己的风流韵事。妇女如被认为易于激动或心绪不宁，则会被认为患有癔病。“妇女最常遇到的困难并非涉及其社会生活，而是性生活，很多精神不正常和大多数患有癔病（易激动，不稳重）的妇女显然是因为性生活不协调。妇女只能靠丈夫的随意给予来满足性欲。”须惠村的村民说，女人的疾病大多“始于子宫”，然后蔓延至头部。丈夫如果只迷恋于其他女人，妻子就会求助于日本人公认的手淫习俗，从乡村到高贵之家，妇女都秘藏着用于此目的的传统器具。在农村，妇女如果生过孩子，就可以相当大胆地做一些色情动作。在当母亲以前，关于性的玩笑她一句也不说，当了母亲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她在男女混合宴席上的谈话充满此类玩笑。她还会在下流歌曲的伴奏下，扭动臀部，毫无顾忌地跳色情舞蹈以飨宾客。“这种表演总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士兵服役期满而退役时，村里人都到村口欢迎，这时穿着男装的女人会开起下流玩笑，佯装一副要强奸年轻姑娘的样子。

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也有某种自由，出身越低微自由越大。她们一生在大部分时间必须遵从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男女间事。她们以淫荡取悦男性，同样也以克制取悦男性。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抛开禁忌，如果出身低微，她会像男人一样下流。日本人对妇女行为得体的要求因年龄和场合各异，而不像西方的“贞女”与“淫妇”那样具有一贯性格。

男人也是既有时恣情放纵，也有时节制谨慎。与男性朋友一起喝酒，尤其在艺伎的陪伴下，是日本人最大的乐趣。日本男人喜欢醉酒，没有节制饮酒的规定。他们在喝了几口以后，就会放松正襟危坐的姿态，喜欢相互倚靠，十分亲昵。醉酒者除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吵闹以外，一般很少看见粗暴行为或寻衅。除了喝酒这种“自由领域”之外，日本人说男人决不能干出过火的事。如果一个人在其生活的重要方面做得过火，这就仅次于日本人常用的骂人话“混蛋”。

所有西方人描绘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都可以从日本人教养孩子的方法中得到解释。这种教养方法在他们的人生观中产生了两重性，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面都不能忽视。他们从幼儿期的特权与心境自在的体验中保留了他们“不知羞耻”年代的欢乐生活的记忆。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过天堂。他们把自己的童年改头换面地写进了关于人性本善、关于神灵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的无上光荣的理论之中。幼儿期的经验使他们易于将自己的伦理置于人人身上有“佛性”（成佛的可能性），死后都能成佛这种极端解释的基础上，这给他们以固执和某种自信。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经常主动承担任何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差距很远。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愿意以自己的意见与政府相抗争，并以死力谏。这有时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妄自尊大。

六七岁以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便逐渐加在他们身上，而且背后有强大的压力：如有过失，家庭就会反对他。这种压力虽不是普鲁士式的纪律，但却是不可逃避的。在他们拥有特权的幼儿期，有两件事为这种发展打下了基础：一件是父母固执地训练其便溺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势，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假装威胁要抛弃他。这些幼年时代的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压制自己在早期生活中会随便表现出的冲动，并不是因为这些冲动邪恶，而是因为它们现在不合时宜。他现在已跨入严肃生活。随着他越来越多的童年特权遭到否定，他被允许拥有更大的成年人的享乐，但幼儿期的体验绝不会真正消失。他随时从这些体验中汲取养料丰富其人生哲学。在他对“人的感官”的宽容之中，他重温幼时的这些体验。在整个成年时期，在其生活的“自由领域”里他重新感受这些体验。

日本儿童生活有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联结其前期和后期，即获得伙伴认可的极端重要性。被灌输在他头脑里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德的绝对性标准。在孩提时代的早期，当他长大到能够提出请求时，母亲就让他睡到自己的床上，他就会计较自己与兄弟姐妹们所得点心的多少，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其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感地察觉到冷淡，甚至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疼爱我？”在童年时代晚期，人们要求他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满足，而许诺的报偿则是他将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接纳。惩罚则是遭“世人”的讥笑。这当然是大多数文化对教育儿童所施加的压力。但在日本，这种压力则特别沉重。被“世人”抛弃，这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就是母亲嘲弄威胁说要丢掉他。因此，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惧怕被伙伴抛弃甚至惧怕暴力。他对嘲笑抛弃的威胁极为敏感，甚至当他仅仅在自己心中想象出这种威胁时也是如此。因此在日本社会中几乎没有私生活的秘密，“世人”实际上知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世人”不赞成的话，就能够抛弃他，这绝不是主观想象。何况日本人的房屋结构，薄薄的板壁既不隔音，白天又敞着。因此，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的私生活让人一览无遗。

日本人使用某些象征，有助于分清他们性格中基于儿童教养的、非连续性的两个侧面。在早时期形成的侧面是“不知耻的自我”。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出“妨碍的自我”，它反映出灵魂的深处，人们会从中看到自己“不知耻的自我”。人在镜子城看到作为心灵之“门”的眼睛，这有助于他作为“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下去。他在这里看到理想的天生形象。常听说有些人为了这一目的而把镜子一直带在身边，甚至听说有一个人在家中神龛里置一面特殊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祭”、“自拜”。这并不常见，这只是把一般的做法推进了一小步，因为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放有镜子作为神器。在战争期间，日本广播电台曾特意播放一首专门的颂歌，赞扬一班女学生自己凑钱买镜子挂在教室里。这里丝毫没有把镜子当成虚荣象征的意思，而说这是她们心灵深处重新焕发的、为沉毅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对镜自照是一种对精神高尚的检测。

日本人对镜子的感情起源于“旁观的自我”被植于孩子的心灵之前。他们照镜时并未看到“旁观的自我”。镜子里反映的“我”恰如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自然是善良的，无需用“耻”来开导。他们赋予镜子的同一象征意义还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即为达到“圆熟”而进行自我修养的基础，他们坚持不懈地修养自己，以消除“旁观的自我”，恢复幼年那种思想与行动的一致。

尽管幼儿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有各种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童年后期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纯粹是剥夺特权。正如前面所述，自我牺牲是日本人经常攻击的基督教的观念之一，否认所谓他们牺牲自己的观念。即使是在那些极端的情况下，日本人也说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情理”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你可通过这种自愿的死来达到自己期望的目标，否则就会“死得像狗一样”，这对他们意味着死得毫无意义，并不像在英语中那样意味着死得悲惨。那些不是很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也被称之为自我牺牲，在日语中则属于自尊范畴。自尊意味着自制，而自制恰与自尊一样具有同等的价值。大事业只有克制才能做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的的必要条件，而在具有不同生活体验的日本人看来这是不够的。他们接受这种观念，即通过自制可使自我更有价值，并将此作为其道德律的一个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危险的自我，充满着可能会爆发并扰乱正当生活的种种冲动的自我呢？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

经过数年辛勤劳动，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制成的漆器越有价值。对民族来说也同样如此……有句形容俄罗斯人的话说：“抓破俄国人，现出的是鞑靼人。”人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日本人：“抓破日本人，刮掉漆层，现出的是海盗。”然而，不应忘记在日本，漆是一种珍贵的产品，是制作工艺品的辅助材料。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底具有同样的价值。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男性行为中十分明显的矛盾是由其训育的非连贯性造成的，甚至在他们经历了全部“涂漆”过程以后，他们的意识中仍深深地留下儿时的印象，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像小神仙一样，他们那时甚至可以纵情恣意，即使是发泄自己的攻击性。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双重性，使他们成年后可以从毫无节制地浪漫恋爱，突然转到对家庭意见的绝对服从。不管他们在履行极端义务方面走得多么远，他们都能够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慎重处世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实际上勇敢得近乎鲁莽。他们在等级制下可以表现出非凡的驯服，但绝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尽管彬彬有礼，却仍能保持傲慢不驯。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军队所要求的狂热盲目的训练，但却又桀骜不驯。他们可以是热烈的保守主义者，但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汲取西方学说，这就是证明。

性格的双重性造成紧张。对这种种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做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把儿时那种纵情无虑的自发性以及对此予以宽容的幼年期经历同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约束协调起来。许多人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把生活安排得像道学家一样，非常惧怕实际生活与恣意纵情发生冲突。因为自发性并非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他们曾经体验过的东西，所以这种恐惧就更加严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人。有些人则陷入人格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而以表面的温顺加以掩饰。他们常常埋头忙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以免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情感。他们每天只机械地演习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外一些人由于更加念念不忘儿时生活，长大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感到严重焦虑，在不宜依赖别人的年龄仍试图更加依赖。他们感到失败都是对权威的冒犯，因此任何斗争都会使他们陷入巨大的焦虑之中。不能依据成规处理的、预料不到的情况会使他们感到恐惧。

以上就是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受排斥或非难时所面临的特殊危险。如果不是感到过度压力，他们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既享受生活乐趣，又显示出在孩提时代就培养起来的不得罪他人的谨慎之心。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他们的幼年时代使他们养成了坚持己见的态度，它并没有形成沉重负担。后来所受的各种束缚是为了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可在其中依从内心冲动而随意生活。日本是以善于从天然的事物中享乐而闻名的民族，他们观樱、赏月、赏菊或赏初雪，把昆虫关在笼子里以欣赏其“歌声”，吟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茶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深怀烦恼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享乐时也并非消沉颓废。在日本执行灾难性使命之前的那些幸福日子里，日本农村里的人可以同现代的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欢乐愉快地消遣闲暇，在工作时的勤勉绝不逊于现代任何民族。

但是，日本人律己甚严。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诽谤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会享受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那些违反这一模式的少数人甚至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这样的人才是“知耻”和极其慎重的杰出人物。这些人才是为家、为村、为国增光的人。这样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表现为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的雄心壮志，但这些压力对个人是一种重负。人们必须警惕戒备，唯恐失效，或唯恐在以巨大的克制为代价的行动过程中有人小看他们的行为，有时人们会爆发出最激烈的攻击性行动。他们被激起采取这种攻击性态度，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是在自己的原则或自由受到挑战之时，而是在他们觉察到遭侮辱或受诽谤之时。那时，他们危险的自我会喷发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就针对诽谤者，否则便针对自己本身。

日本人为其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单纯的自由，而美国人却理所当然地依靠这种自由，就像依靠所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必须记住，日本人在战败以来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有够率直而顾虑的恣意行动，他们将会感到心驰神往。杉本夫人曾出色地描写了她从东京的教会学校里得到的一块可以随意种植植物的花园时的喜悦心情。老师分给每个学生一块荒地和所需要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园地赋予了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这种感觉在人的心中这一事实本身令我惊奇……我可以随意行动却不会违背传统，不会玷污家名，不会令父母、老师或乡亲们感到惊愕，也不会损害世人任何事物。

其他学生都种花，但杉本夫人却筹划种马铃薯。

谁也不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动给予我的无所顾忌的自由感觉……自由精神来敲我的门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家里，庭园中有一块布置得看上去像是野外的地方……但总有人修剪松枝，或剪齐树篱，每天早晨，老仆人扫净踏脚石，并在清扫过的松树底下撒下从林中采来的嫩绿的松针。

对她来说，这种仿造的野外就是那种她被教养的、伪装的自由的象征。整个日本都充满着这种伪装。日本庭院中每一块半埋在土中的巨石都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并以小石块铺底。巨石的布置要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衬。同样，菊花也是盆栽，准备参加每年到处都要举办的菊展。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看不见的金属丝支撑着，以保持其姿态。

杉本夫人在得到机会拆掉这些金属丝时，她的激动心情是快乐而又纯真的。原来被栽在小盆中并被一瓣一瓣地精心摆弄过的菊花，在返璞归真的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乐趣。但在今天，在日本人中，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对“耻”的约束力表示怀疑的自由，可能破坏他们的生活中微妙的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手段。变化是要花费代价的。建立新观念和新道德并不容易。西方人不能设想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并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也不能设想日本人不能制定比较自由宽容的伦理。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侨民已将日本道德规范的知识和实践遗忘殆尽，他们的血液中也丝毫不存在要墨守其父母出身国日本习惯的东西。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里建立起一种不要求过去那样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摆脱了金属丝，不经人工彻底修整照样鲜艳美丽。

在向这种较大的精神自由过渡的时期，日本人或许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而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自己负责擦去“自己身上的锈”。这一形象的语言将人的身体比作刀，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保护刀的光洁一样，每个人必须对其行动的后果负责。人必须承认并接受他自己的弱点、缺乏韧性和无能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在这种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勇于自我负责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体制下，没有比这种道德更有效的平衡轮了。而且，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德性深入人心，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今天，在西方的意义上来说，日本人要“放下刀”;在日本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保持光洁。就他们的道德术语而言，这把刀是一种即使在自由、和平世界也能保存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