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阻遏帝国扩张

由此决定的帝国盛衰情形众所周知。阿卡德、巴比伦、加喜特（Kassite）、米坦尼（Mittanian）、赫梯、埃及、亚述、迦勒底和波斯的统治者先后在兵戈扰攘和边境蛮族的屡次入侵中确立了统治。越到后来，帝国越庞大，组织越完善，也越逼近土壤和气候因素为农业发展所划定的自然极限。随着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兴起，这些自然极限几乎都被触及了。到公元前500年，帝国的边界在北、南和东三个方向都推到了大草原或沙漠地带；再往前走，当时的耕作方式已不能保证足够的收成来担负帝国扩张的成本。

只有西部狭窄的爱琴海门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对岸可以获得足以支撑帝国巨型寄生方式的肥沃土地。但当薛西斯（Xerxes）的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试图实现这种可能性时，他们失败了，原因既在于希腊城邦勇敢的抵抗，又在于自我供给的困难。类似的门户或许还可以加上东南方向上的印度道阿部（Doab）地区，即介于印度河上游与恒河之间的肥沃区域。不过，根据记载，波斯从未曾企图打开这道门户，而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6年想要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军队发生哗变，不再听命于他。事实上，对于任何来自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入侵军都能加以重创的疾病梯度，在防守这一门户上比任何人为的设施都更为有效。

那么，是否可以说，到大约公元前500年，微型寄生关系在扩大了的中东文明的范围内也同样接近了某种自然极限呢？或许，与灌溉农业相适应的各种寄生模式也的确达到了相当稳定的平衡，这种寄生感染正是因为宿主常年在水田里的赤足耕作而引发的。截至公元前500年，灌溉农业已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其间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诸文明中心之间的持续交流，已足以导致寄生物的彻底均质化（homogenization）。描述寄生物和相关传染方式明显变化的文字资料的阙如本质上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文人几乎不关注农民的生存环境，而古代医学典籍的有关记载若以现代医学的疾病范畴观之，亦往往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