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的理论的扭曲与拓展

经历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后，社会历史批评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思想的指向下，它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如果说，19世纪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批评在考察文学的生产和发展时，根本忽略了经济因素的作用，那么，到了20世纪初，在俄国兴起的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如弗里契、彼列威尔采夫等人则把经济当作决定文学生产、发展的唯一因素，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复杂的文艺现象时，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简单、机械、教条的理解。在试图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来解释文学现象时，他们把文学与经济基础机械地直接联系起来，完全抹杀了两者之间的中介环节，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经济形态，直接依赖于生产方式”；[12]“社会阶级的制约性”使艺术家“命中注定”只能属于自己本阶级，“不可能超越自己而站在另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上”。[13]因此，创造出的艺术形象也就是“社会阶级的等价物”，[14]也就是说，文艺的创作和发展直接决定于经济组织的兴衰和艺术家所属的阶级身份。而“不是把文学创作看作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而是将其视为对现实生活的消极纪录，企图通过文学形象直接揭示一般的政治经济范畴和抽象的‘阶级心理’，把文艺的内容和目的与社会学的内容和目的机械地等同起来，否认文艺具有本身的特殊规律，从而使文学成了社会学的‘形象图解’……”[15]这样，庸俗社会学就把马克思主义方法简单化，特别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阶级制约性的观点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了。这样的理论和它所导致的批评方法不仅对艺术创作产生了负效作用，批评自身的声誉也大幅度跌落。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社会历史批评的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批评家运用现代的科学成果，借助于一些新的理论，如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对社会历史批评进行了改造和更新。社会历史批评由此从以往较为单一的对环境、时代、道德倾向等因素的关注，转向了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更为隐秘的深层关系的探究；从单向的考察艺术与社会对应关系发展为综合的、立体的透视。在社会历史批评的发展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力图承接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他们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针对20世纪50年代之前苏联模式的弊端和缺陷，结合其他各种思想流派，将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向纵深处延展。卢卡契是将社会历史批评理论推向一个新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决定性地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之处不在于它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动因”论，而在于它的“总体性”，在于它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总体性”方法。他对于文学艺术现象的研究，便是从“总体性”出发的。在他看来，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并不是外部世界的事物与头脑中的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而是有中介的、总体性的反映。现实在我们认识之前就已然客观地存在着，它具有形态，这种形态就是卢卡契所坚持认为的是一个辩证的整体——它的一切部分都处于矛盾和运动之中。现实在文学中是以典型的方式给予反映的。所谓典型，不是统计学中的平均数，而是“历史的总体运动及一系列独特单个的特征汇集而成的特殊性格或情节”。经过了作家的创造和构思的典型赋予作品以立体感，而这种立体感正是艺术作品特别是现实主义的精髓。[16]卢卡契关于文学现象的理论见解相当深刻，他从辩证的角度出发整体把握现实主义理论，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受卢卡契的影响，法国批评家戈德曼提出了“文学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对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作了发生学的考察，旨在寻找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想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戈德曼认为，“文学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他说“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结构严密的，并且表达一种世界观”，[17]而世界观也就是作家所属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的展现，因此文学作品的结构要素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特定集团思想体系结构之间是同源对应的关系。文学批评就是要以理解和解释的方法来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和某些社会集团意识之间的这种同源性。戈德曼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背景之下将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作为参照系置于作品和社会之间，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文艺社会关系，这是可贵的尝试，富有启发意义。但是在作品的结构形式与具体历史事实之间毕竟存在着某种不一致性甚至不可调和性，因此，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以所谓“结构”的同源（相似）性全部概括得了。

伊格尔顿则坚持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分析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乃至整个审美活动都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文学的产生、发展、存在、接受无不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征。而文学批评就不应该相应地把自己限定在某些具体的文学作品，而应该以特殊的方式揭示一部文学作品的表现系统是如何产生某些意识形态效果的。伊格尔顿坚持“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一切批评都是一种政治立场隐含或显露的表达，而在最终的指向上，一切批评都指向一种现实的政治关怀”。[18]可见，伊格尔顿在文化层面上来看待文学和文学批评，他不是把文学理解为一定社会现实和历史阶段的图示，更不把文学批评作为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简单工具，因此在他的手中，社会历史批评不但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方法论特征，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历史性、超越性、实践性的品格。经过戈德曼和伊格尔顿的努力，社会历史批评“在人类整体文化视野中找到了丰富理论体系和加强批评现实力量的突破口，从而使20世纪社会历史批评向人类整体文化视野迈进，并面向人类整体文化开始了理论转型和开拓批评空间的历程，这既是在当代文化研究语境中社会历史批评所必需的选择，同时也是它的必然走向”。

任何批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社会历史批评是文艺学中最传统，也最为持重的批评理论之一，同时也是具有丰富内涵和多样化手段的方法之一。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始终处于不断深化、反思与重构的运动中，这显示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强大的生命力。在新世纪，社会历史批评仍然是文艺界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方法。而面对新的语境和日益变化的文艺现象，社会历史批评也要不断地审视自身，重新获得新的诠释，因此理论形态的与时俱进就显得更加的迫切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