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批评话语的“跛足者”

按照恩格斯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是“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的辩证统一。但是，在长期以来的批评实践中，我们善于运用的只是它的“历史的观点”，并且，又往往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并未曾贯彻到底。至于“美学观点”，关于电影的艺术性及其特性，则是处于被冷落的地位。

从30年代起，以成仿吾、李初犁为代表的“创造社”理论家们开始从前苏联引进“二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从此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中国文坛的也是电影批评界的主流批评话语。诚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社会历史批评本身是具有科学的理论形态，然而在引进过程中，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严峻的社会现实，本着实用主义和补世救弊的思想，人们只是将其中的一部分，也即是“历史的观点”借鉴过来，并加以改造。与此同时，前苏联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如“岗位派”的极端观点也被吸纳进来，他们更多地提倡的是，“评价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的基本标准，只能看他们的社会意义”。[30]受其影响，中国电影批评界在用“历史的观点”考察电影现象的时候，注重的只是电影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被反映关系，以及它的真实性和概括性程度，而不大顾及电影创作主体作为反映的主体的“中介”作用，“尤其是创作者作为主体的人的个性、气质、习惯、趣味以及诸如过去经验、艺术修养、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即使对于创作者的研究，所注重的也只是创作者作为反映的主体在对于作为客体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过程中所打下的诸如党性、阶级性等的‘主观烙印’”。[31]因此，这种机械反映论的思维模式流行的后果，使电影批评陷入了实证主义的怪圈：即在电影文本中寻找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的痕迹，通过对这些例证的分析和综合，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以印证既有的理论模式的确定性，或者从一个肯定或否定性的前提出发，为无数的例证提供理论的根据和背景。因此，在长期的运用中，社会历史批评既被这种机械的反映论的思维模式所拘泥，以至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终于使电影批评偏离了正常航道，也给电影创作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对于“美学观点”的忽视，也是中国电影在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进行评论时的一大缺陷。从30年代开始，由于对电影的特性和功能尚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更由于特殊的国情和时代背景，电影批评家“往往强调电影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能，而对电影的商品特性和娱乐功能，及其作为一门独立艺术样式的主体审美特性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内部规律有所忽视，因而就导致了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电影批评对电影本体和电影特性就很少关注”。[32]在对电影作品的评判上，以前苏联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依据，以“真实”和“典型”作为评价电影的核心尺度，除此之外电影的其他标准很少提及。然而，在政治导向下，批评界对“真实”与“典型”又进行了歪曲。如周扬曾认为：“‘典型’就是排除了非本质的琐事而反映出革命的胜利——即本质。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公式：典型—本质—革命胜利。”[33]这种观念从新中国成立初不久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极大地造成了电影创作的狭隘与僵化。除此之外，“由于电影批评界过分强调电影要为政治斗争服务，并以能否很好地配合现实的政治斗争作为电影批评的重要标准，因而也造成了批评角度和价值尺度的单调划一并萌生出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倾向。由此既导致了以后电影批评逐渐脱离电影本体，演化成一种简单的社会政治评判，也导致了‘从属说’、‘服务说’、‘工具说’等偏颇的理论解释的出现”。[34]在这些偏重政治功能理论的指向下，“写中心论”、“主题先行”、“三突出”成为电影创作的核心准则，从而导致电影界陷入空前萧条。

同时，由于新中国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国艺术界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排斥，使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的视野较狭窄，信息较闭塞，对国际上电影理论批评发展、演变的趋向和实际状况了解甚少，因而也就无法广泛借鉴学习，及时更新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即使有些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对新观念、新方法有所了解，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也很难在批评实践中予以借鉴和运用。由于理论是批评的灵魂，故而忽视理论建设也是造成上述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电影学理论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至于西方的电影理论以及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则基本上是空白。而该时期前苏联电影理论研究中，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倾向严重，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电影创作。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电影学，还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都非常薄弱贫乏，而对前苏联理论原封照搬又导致电影创作走向另一个极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社会学在中国是1952年中断的，到1979年才重建。”[35]因而在这一阶段内，在中国具有延续性的社会学研究被中断，这就使电影社会历史批评的实践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一直处于被扭曲和异化的状态。

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在中国电影批评实践中，社会历史批评是用“历史的观点”一条腿在走路，走着一条不健康的道路。社会历史批评虽然在中国电影批评界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这种地位的确立并不是来自其卓有成效的批评实践，而是因为配合了政治实践，满足意识形态特权强化的需要。“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话语权，根源于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合法化’。”[36]而从电影批评的本性来看，社会历史批评作为社会大语境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话语并不是它的荣耀，而恰恰是它的悲哀。因此，让社会历史批评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束缚下解放出来，回归其自身的本性，用“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两条腿走路，这才是社会历史批评迈向健康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