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与日本汉文学在台湾的延伸

汪向荣教授在《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一文里描述了中日文化地位在近代史上发生的逆转，略谓：

向来被中国人目为蕞尔小邦的日本，竟远远的走在中国面前，一举而战胜了老大帝国，再举而击败当时夸称世界列强之一的沙俄。这时候才使保守、顽固的中国统治者大吃一惊。中国，尽管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地大物博等的自然条件，但在近代文化面前，这些特惠起不了大作用，日本反而走在中国前面，使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不得不转向日本来学习、吸收了。[41]

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在我看来，文化地位的提升并不等于文化品质或文化水准的提升。中日文化地位在1984年以后发生的逆转，究其主要原因，并不是日本的文化品质或文化水准提升了的缘故，而是强权政治的势力使然。

日本学者绪方惟精在《日本汉文学史》（1961）一书里写道：

……甲午一役，日本战胜了老大国清朝，丧失了过去长时期间对中国文化所抱的尊敬之念，日本的汉文学便陡告衰退。[42]

日本的汉文学，从汉文传入、汉学（其中包括汉文学）兴起到“甲午一役”发生的1894年，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但它却因“甲午一役”而“陡告衰退”。日本的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中的许多人，因日本强权政治的得势而开始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文学乃至中国的文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汉文学品质或水准的提升。恰恰相反，日本汉文学在日本本土呈现“衰退”之势，其向台湾延伸的部分则从另一面说明和证明：受日本强权政治的势力裹挟的日本汉文学，也终于不敌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魅力。

一

日据时期，侵台日吏中的日本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森鸥外、横川唐阳、森槐南、水野大陆、土香居国、矶贝蜃城、村上淡堂、馆森袖海、纫山衣洲、中村樱溪、加藤雪窗、樱井儿山、山口东轩、小泉盗泉、白井如海、伊藤天民、泽谷星桥、中濑温岳、汤目北水、草场金台、宫崎来城、尾崎白水、高木如石、矶田松雨、尾崎古村、木下大东、猪口安喜、小泉政以、赤松偕一郎、高木保吉、白井新太郎、吉川由鹤、村上先、西口敬之、吉田平吾、小松吉久、大西笠峰等百数十人先后到台。历任侵台日吏首脑（“台湾总督府总督”）中也有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田健次郎、内田嘉吉、上山满之进等人爱好汉文学。

日人在台湾的汉文学活动包括个人创作和集体活动。

从个人创作来说，成就最高、声名最著者当推馆森袖海、纫山衣洲、中村樱溪、土香居国、加藤雪窗诸人。

馆森袖海系日本仙台人，1895年至1917年居留台湾。著作有《拙存园丛稿》，收诗及序、记、论说、志传、题跋、书赞、碑铭各体文。尝试各种文体的写作，是馆森袖海个人写作的一个特点。馆森袖海的诗有清新可读之作，如《平顶彩霞》诗云：

万家红树带江流，断雨斜阳一片秋。平顶云晴山似染，落霞孤鹜水明楼。

亦有平淡无奇、不足称道之作如《观池大雅画山水图》等。

纫山衣洲，又名逸也。1898年至1904年居留台湾，曾任《台湾日日新报》社汉文主笔，并曾参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主持的“南菜园唱和”“扬文会”等活动的事务。纫山衣洲同台湾诗人过从甚密，多次参加台湾诗人的集体创作活动。王松《台阳诗话》记：

纫山衣洲（逸也），东京人也。性耽诗洒，为日本有名之汉学家。来台，督府延为上客，嘱主报政。有《鬓丝忏话》一卷行世。

纫山衣洲的诗作，在当时曾受王松等台湾诗人的好评。

中村樱溪，东京人。1897年到台，任职于“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著作有《涉涛集》《涉涛续集》。中村樱溪在台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其《答客问》《玉山吟社会宴记》、《上儿玉总督乞留纫山逸也书》等文体现了中村樱溪的创作水准，又记录了文人文坛的若干情况，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注意。

土香居国，又名香国花史。1895年到台，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邮便局局长”。著有《征台集》，其自序云“虽无剑影炮火之壮烈，亦可以见晴日雨夜之甘辛”。王松《台阳诗话》记：

土居香国（通豫）有才干，历掌邮务，敏以处事，好吟咏，所到有诗。在台曾设玉山吟社，骚人墨客，乐与之交。

加藤雪窗，又名重任，日本常州人。1895年到台，1904年病殁于台北。在台期间，曾发起组织玉山吟社。著作有《雪窗遗稿》，收有汉诗五百首。其《重阳与桃园诸绅士赋》诗云：

冷雨荒烟滞异乡，一年佳节又重阳。白头未作归田计，孤负东篱晚节香。

其《竹林啼莺》诗云：

春寒料峭透帘帷，烟竹深深欲晓迟。残月半窗人未起，带将宿梦听黄鹂。

加藤雪窗的汉诗已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日本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在台湾的集体活动主要有结社和联吟两项。

据台湾学者郭水潭《日侨与汉诗》[43]一文报告，日人在台湾组织的诗社有玉山吟社、淡社、穆如吟社和南雅社。

玉山吟社创立于1897年，加藤雪窗、水野大陆、土香居国、伊藤天民、白井如海、矶贝蜃城、村上淡台、冈木韦庵、石川柳城、木下大东、馆森袖海、中村樱溪及部分台湾诗人先后入社为社友。

玉山诗社成立后，馆森袖海、小泉盗泉曾与部分台湾诗人组织淡社。

其后，又有纫山衣洲、儿玉源太郎、后藤栖霞、馆森袖海、内藤湖南、铃木钓轩、中村樱溪、小泉盗泉等结穆如吟社。该社有作品总集《穆如吟社集》刊行。

南雅社成立于1931年，四年后宣告解散。成员有久保天随、尾崎古邨、西川萱南、山口东轩、猪口凤庵、大西笠峰、小松天籁、三屋清荫等及台湾诗人魏润庵。该社每年出作品总集一卷，共出四卷。

日人在台湾的联吟活动，除各诗社的集体创作外，还曾举行“诗吟大会”，如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曾发起“南菜园唱和”、第八任“台湾总督”田健次郎曾发起“大雅唱和”、第九任“台湾总督”内田嘉吉曾发起“新年言志唱和”及“台湾诗社大会”、第十一任“台湾总督”上山满之进曾发起“东阁唱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曾发起“乌松阁唱和”、“台北知事”井上淡堂曾发起“江频轩唱和”等。历次“诗吟大会”各有《南菜园唱和集》《大雅唱和集》《新年言志》《东阁唱和集》《乌松阁唱和集》和《江频轩唱和集》等作品总集刊行。

部分日本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并且经常参加台湾诗人发起的集体创作活动。

二

我在上文描述了日本汉文学在台湾延伸的大致情况。现在来谈论若干相关的问题。

其一，日本汉文学在台湾的延伸乃出于强权政治势力的裹挟，在其初始阶段并且受到台湾日据当局文化笼络政策的鼓励。

我们应该注意到，日人在台湾的汉文学活动往往有意吸引台湾诗人参加：日人发起的各诗社和各项集体活动，几乎都有台湾诗人与焉。这一情况反映了日人汉文学活动的政治动机。

中村樱溪《上儿玉总督乞留纫山逸也书》谓：

汉土自古推崇文辞，台湾人士素袭其余习，故文辞不美不足以服其心。窃惟台湾日日新报馆员纫山逸也，蒙阁下之知遇，在台疆六阅年，握毫掺简，在论记事，赞襄政化，颂扬德政者，不一而足。尝陪南行之辕，参扬文之会，为台疆人士所推服，其冥功阴绩，非寻常百执事之伦也。

这里露骨地强调了日人汉文学活动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效应。其《玉山吟社会宴记》则记：

……彼我相望，新旧不间，人人既醉，不复知为天涯千里之客矣；而斯土人士亦忘其为新版图之民也。嗟夫，五声相和而成乐，五彩相杂而成文，五味相调而其馔乃美，异域殊乡之人相合而其欢更洽，则其发于词赋者，欲不佳得耶？以此讴歌圣世，黼黻太平，宣扬南瀛文化者，盖不鲜尠。然则吟社之设，岂其徙尔？

这里更加露骨地强调了日人汉文学活动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效应。水野大陆在玉山吟社诗酒之会的诗句“休说匪氛难一扫，从来王道在怀柔”则暴露了日本汉文学家服膺和服务于台湾日据当局文化笼络政策的态度。

其二，日据时期，台湾日据当局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从笼络政策、限制政策到扼制政策的调整过程。日人在台湾的汉文学活动，或者说日本汉文学在台湾的延伸最初受到了台湾日据当局文化笼络政策的鼓励，属于执行文化笼络政策的行为，当台湾日据当局不再采取文化上的笼络政策，开始限制并进而扼制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日本的汉文学却因感受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魅力而继续延伸。它在客观上延长了文化笼络政策的时效，为台湾诗人文学活动的公开化和合法化、为台湾文学的全面复苏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这是日人始料未及的。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复苏是以1902年台中栎社公开恢复活动为起点的，其时乃在日据当局采取文化限制政策的1900年以后。另一方面，它又在客观上延续了日人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尊敬之念”。众多的日本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共同倾心于汉诗汉文的学习和写作。这在主观上有政治的动机，客观上反映的却是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固有地位的认同。

其三，日人在台湾的汉文学活动属于日本汉文学的范畴。我在《台湾文学史·近代文学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中指出：王松的《台阳诗话》（1905）“夹论侵台日吏中的汉文学家儿玉源太郎、纫山衣洲、土香居国、水野大路等人之诗则有不伦不类之嫌。日人之诗属于日本汉文学的范畴，本来应在《台阳诗话》的话题之外”；又在《台湾社会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里批评廖雪兰《台湾诗史》（1989）说：“日据时期，侵台日吏中的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在台湾创作的汉诗属于日本汉文学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延伸，其创作盛况可以改正日本《汉文学史》（绪方惟精著）中关于‘甲午一役，日本战胜了老大国清朝，丧失了过去长时间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所抱的尊敬之念，日本的汉文学便陡告衰退’的结论。但是，侵台日吏中的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在台湾属于依照不平等条约入侵的非法居住者，他们在台湾的汉文学活动不属于台湾文学的范畴。《台湾诗史》称非法入侵者为侨民，专节论列侵台日吏中的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表现了史识上的严重模糊。”

同《台阳诗话》（1905）和《台湾诗史》（1989）二书相比，连横《台湾诗乘》（1920）不给侵台日吏中的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一席之地，不愧史学家的风范。

其四，从艺术上看，侵台日吏中的汉文学家馆森袖海、纫山衣洲、中村樱溪、土香居国、加藤雪窗诸人作品已达到相当的水准。但是，举其最佳作品，亦不过可读而无可传、有佳句而无完篇之属。众多的日本汉文学爱好者则处于学习遣词造句的阶段。廖雪兰《台湾诗史》谓：

日据之初，正好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期，但是日人对于汉学，仍有相当基础。据台初期，百政伊始，着手建设，一时人才辈到，其中文人墨客亦多参与。而政府官员以及社会人士，多能诗文，其诗不在省籍人士之下。

别的旁置不论，谓日人诗“不在省籍人士之下”实在是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论。日据时期台湾诗人林痴仙、王松、连横、洪弃生、胡南溟、林南强等人的作品同日人的汉文学作品相较，显然有虎狗之差、上下床之别。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中国文学的品质、水准和地位仍然在日本汉文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