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报》与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
——兼谈史料解读的三重取向

一

1922年3月，顾颉刚在《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撰法的商榷》[154]一文里举出了一连串的“轻/重”双元结构，如：记载全人类活动的普通史/完全的政治史、政治以外的各种社会的史料/政治史料、全人类活动的状况/政治上的沿革系统、科学史艺术史的专材/普通史的通材、独具只眼的《论衡》/荒谬绝伦的纬书、正史官书/野史笔记、圣贤经训/民间谚谣、官制的变迁/科举的情况、国家组织/家庭组织、精心结构的文章/辞句粗浅的二黄和梆子、各代兴亡/民族离合、记忆各时代的故事/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以说明旧编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畸轻畸重的缺点和新编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宜轻宜重的要点。

吾人于此当试思之，台湾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不是也有某些畸轻畸重的缺点、某些宜轻宜重的要点呢？

让我借用顾颉刚式的“轻/重”双元结构来答问。

就台湾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而言，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现代时段的台湾新文学，乃是其畸轻畸重的缺点之一；关于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的成论/关于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的新证，则是一个宜轻宜重的要点。

我在《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155]一文里曾有关于“台湾现代文学”的“澄清和说明”，略谓：

“台湾现代文学”乃同“台湾古代文学”“台湾近代文学”和“台湾当代文学”并举，而“台湾新文学”则和“台湾旧文学”对举。

与此相应，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包括了用文言写作的作品、用国语（白话）写作的作品和日语作品等，而台湾新文学作品首先就排除了文言作品。

又谓：

有台湾现代文学史论著对台湾现代作家吴浊流的文言作品完全未予采认，对其日语作品，则一概将译文当作原作、将译者的国语（白话）译文当作作者的国语（白话）作品来解读。我们可以就此设问和设想，假若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在写作用语上的采认标准是国语（白话），文言不是国语（白话），文言作品固当不予采认；但日语也不是国语（白话），日语作品为什么得到采认？假若日语作品的译者也如吾闽先贤严复、林纾一般将原作译为文言而不是国语（白话），论者又将如何措置？

将台湾现代文学当作台湾新文学，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自然不免轻视和排斥的遭遇，台湾现代文学史研究自然不免“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现代时段的台湾新文学”之畸轻畸重的缺点。

另一方面，关于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似乎已有种种成论，某些论著亦似乎有约在先：提及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则一律语含贬抑。

这里，我又有“澄清和说明”。这番是关于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的“澄清和说明”。

说来也是在1922年，沈雁冰在《小说月报》撰文表示，他反对将当时的“旧派小说”当作“中国旧文艺旧文学”的“代表”，因为这样做“至少也要使在历史上有相当价值的中国旧文艺蒙受意外的奇辱！我希望宝爱真正中国旧文学的人们起来辩正”。[156]

作为“中国旧文学”一部分的“台湾旧文学”，也是“在历史上有相当价值的”。在现代时段，“台湾旧文学”是不是也有其“相当价值”？对“台湾旧文学”预设贬抑立场的研究得到的自然是贬抑的结论。

显然，我们对于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的研究，不当从某些成论出发，而当从史料解读入手、凭新证立说。

关于史料解读，顾颉刚谓：

我们总要弄清每一个时代的大势；对于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总要看得比记忆各时代的“故事”重要得多。[157]

在我看来，这句话里有二层意思。一是史料解读的三重取向，“弄清每一个时代的大势”“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和“记忆各时代的‘故事’”乃是史料解读应采取的三重研究方向，历史上的时势、人心和世事，一一当从史料求知；二是以“轻/重”双元结构的方式，强调“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对于“记忆各时代的‘故事’”的重要性。放弃“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的研究，等于放弃“记忆各时代的‘故事’”方向上的真实性目标。

下文拟将“三重取向”之说贯彻于《台湾诗报》（1924-1925）的解读，从中取证以描述台湾旧文学的若干情况。

二

《台湾诗报》创刊于1924年2月6日，由台北星社（1914年成立）同人编辑和发行。

我所见《台湾诗报》包括创刊号（1924年2月6日，剪贴本）、第2号（1924年3月20日，剪贴本）、第3号（1924年4月20日，剪贴本）、第4号（1924年5月20日，剪贴本）、第5号（1924年6月16日）、第6号（1924年7月10日）、第7号（1924年8月12日）、第8号（1924年9月15日）、第9号（1924年10月10日）、第10号（1924年11月16日）、第11号及第12号合刊（1924年12月26日）、第2年1月号（1925年1月25日）、第2年2月号（1925年3月7日）、第2年3月号（1925年3月28日）和第2年4月号（1925年4月25日），凡15本。

现在，我们来看《台湾诗报》里的台湾旧文学“故事”以及与此相关的1924-1925年的“时代大势”和“社会心理”。

1.诗社和诗社活动

《台湾诗报》之“诗界声息”“各社诗课”“击钵录”等栏目涉及的台湾诗社包括：星社、潜社、朴雅吟社、宝桑吟社、柏社、高山文社、萃英吟社、剑楼吟社、淡北吟社、小鸣吟社、瀛社、篁声吟社、旗津吟社、樗社、砺社、啸洋吟社、天籁吟社、桃社、西瀛吟社、石津吟社、南陔吟社、寻鸥吟社（鸥社）、凤岗吟社、汾津吟社、以文吟社、吟香社、大冶吟社、鹭社、杏社、白鸥吟社、南社、酉山吟社、东墩吟社、桃园吟社、三友吟会、桐侣吟社、青莲吟社、竹社、聚奎吟社、华英吟社、白沙吟社、箨声吟社、艋津鹤社、砺石吟社、双溪吟社、应社，凡46个。至于各社规模，据《台湾诗报》第5号之《白鸥吟社社员录》，白鸥吟社社友25人；据《台湾诗报》第6号之《西瀛吟社设友录》，西瀛吟社社友52人；据《台湾诗报》第9号之《诗界消息》之“瀛社改组成立，新旧社员80余名”，瀛社社友80余人；据《台湾诗报》第10号之《石津吟社社员录》，石津诗社社友12人，另据《台湾诗报》第7号、第8号、第10号之《本社会员领收发表（一年份）》（即《台湾诗报》1924年全年度订阅者名单），《台湾诗报》1924年全年度订阅者为283人，此283人被视为《台湾诗报》社的“会员”。应该注意的是，此283人中的“黄氏秀英”“蔡氏月华”“颜江氏仁君”“陈氏凤子”乃是女性会员。“黄氏秀英”并且是《台湾诗报》社的作者。《台湾诗报》从创刊开始就设有《闺秀诗坛》栏，专载女性作者的作品，蔡月华以及王香禅、李德和等多人是该栏目的作者。

《台湾诗报》创刊号之《诗界声息》记星社1924年正月十三日下午的活动云：

三时顷拟题，寒牙阳韵，每人赋绝句二首，四时半交卷得诗数十首，誊录后，推张纯甫、黄水沛二君，当选阅之任，少刻榜发，张纯甫、高肇藩抡二元。逐次胪唱，林君其美呈与赠品。既毕，新月初上之句，乃启吟宴，相将入席，亦是以畅叙幽情，尽欢至九勾钟散会云。

上记限题、限韵、限题、限时，“选阅”即“主评甲乙”，“逐次胪唱”即“宣唱联句”等诗社活动的传统形式，同近代时段的情形[158]相比一成不变，但以“钟”（“缀钱于缕，系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铜盘，其声铿然，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即刻烛击钵之意也”[159]）、钵计时，已改为用时钟计时也。

2.作品和作品用语

《台湾诗报》所刊诗、词、文、诗钟、诗话、联语、谜语、小说各体作品，除白话小说《侦探鸳鸯》外，均以文言写成，其中诗的部分在用韵方面相当严格，一一合于古韵。

然而，古韵并不一一合于现代诗韵。《台湾诗报》里的某些诗作，用国语（白话）吟唱或诵读，是不完全押韵的；用闽方言（包括闽南语）吟唱或诵读，则完全押韵。

例如，《台湾诗报》第2号有《白秋海棠》（德和女史）诗曰：

闺房寂寂掩重门，相伴冰肌玉一盆。凉月西风成独对，花光人影共销魂。颇多绿惨凄清态，绝去嫣红点染痕。妆阁不须银烛照，斜阳庭院未黄昏。

诗中门、盆、魂、痕、昏均是古韵上平十三元里的常用字。用国语（白话）吟唱或诵读，门、盆、痕押[ē]韵，魂、昏押[un]韵；用闽南方言之闽南语吟唱或诵读，门、盆、痕、昏押[un]韵，可谓一韵到底也。

又如，《台湾诗报》第5号有《敬呈月华女史并乞和章》（蔡氏旨禅）诗曰：

久仰兰闺学博通，清高品格出人中。愧侬袜线期和契，唯有深深拜下风。

是诗通、中、风押古韵之上平一东韵。用国语（白话）唱、读，通、中押[ɔŋ]韵，风却是[ē]韵；用闽南语唱、读，通、中、风押[ɔŋ]韵。

又如，《台湾诗报》第6号有《暮春写怀》（笑侬）诗曰：

一春放浪只吟诗，呕出心肝独是儿。今日已无燕国使，悲鸣伏枥有谁知。

是诗之儿用闽南语白读音，知用闽南语文读音，则合于诗、儿、知之[i]韵。

又如，《台湾诗报》第9号所刊《北台冶游》（蕉卿）有诗曰：

案几湘帘不染尘，画楼深锁彩云新。寻春莫怨芳林晚，犹是人间未嫁身。

是诗用闽南语唱、读，新、身押[in]韵。又有诗曰：

巾帼须眉遇合奇，人间七夕是佳期。鸢肩火色英雄慨，无奈多情好女儿。

是诗用闽南语唱、读，奇、期、儿始合于[i]韵。

又如，《台湾诗报》第9号有《芝山岩》（寄民）诗曰：

有约来寻笔墨痕，冲炎步入士林村。数间稻陇红瓦屋，一片芝山白石门。颇羡寺僧得闲福，几忘居士市虚恩。吾人非不贪幽隐，松菊犹难理故园。

是诗为首句入韵的七律，痕、村、门、恩、园押上平十三元韵。用国语（白话）吟唱或诵读，痕、村、门、恩押[ē]韵，园的读音却是yuán，在诗中是不合韵的；用闽南方言吟唱或诵读，痕、村、门、恩押[un]韵，园押[ŋ]韵，[un]、[ŋ]均属于鼻化韵，是押韵的。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记：

清雍正六年（1728）上谕：“联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唯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故当时督、抚遵谕饬属建此正音书院。[160]

在历史上，闽方言区内书院、学堂的教学用语多是方言，如曾宪辉《林纾》一书记：

清季福建在北京身居尚书、侍郎、御史、翰林者不下二十余人，为方便子弟入学，光绪丁未（1907）公议设立闽学堂，校址在宣武门闽会馆，首任监督为莆田江春霖……林纾在闽学堂授国文课，每周四小时，全用福州方言，朗诵古文手舞足蹈。[161]

又如，陈荣岚、李熙泰《厦门方言》记：

中国学校历来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官学”又可分为“国学”（京师官学）和“乡学”（地方学校）两种。在共同语尚未达到普及程度时，且不说那些私塾以“clin siɔclaŋ”（意思是说“人”这个字，文读音是[clin]，白读音是[claŋ]）这样的文白兼用的方式来教学，就是官方办的学校（尤其是设置于本地的学校）也难于排除官话和方言同时作为教学语言的情形。[162]

闽方言（包括闽南语）里有相当多的古语、古音的遗存，故用闽方言可以吟唱、诵读乃至教学文言作品。学文言却“习为乡音”的情况，在台湾一直延续到1945年台湾光复、延续到台湾的国语运动兴起之时。

从《台湾诗报》看，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有相当部分是透过方言学习文言、又用方言吟唱或诵读文言作品的。

三

3.时代和“时代大势”

“日据时期，两岸隔绝”是不合历史实际的说法，但此说常被用于描述日据台湾时期的时代限制。受此说误导，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同现代时段的大陆旧文学之间的关联，往往被学者们所忽视。

我们从《台湾诗报》可以读到诸如《题江博士〈台湾游记〉》《冬日大陆野行》《听纯甫述闽中旅况》和“我游大陆汝心忧”等两岸人员往来的记录。据厦门海关的档案资料，经厦门海关出/入台湾的人员，1924年是6074/6468人，1925年是6374/6112人。另有从其他口岸出入台湾和以私渡方式出入台湾的人员。[163]

我们从《台湾诗报》也可以发现有关台湾旧文学同大陆旧文学相关联的证据。

《台湾诗报》第11-12号合刊于《文字因缘》栏下刊登《中华民国江苏省口岸、埔头合作社特刊之启事》，是江苏口岸、埔头合作社为编录海内外诗词合集《灵珠集》发布的广告；又刊登《文艺出版物介绍》，为15种文艺刊物的简目：

《绮窗》（北京六界局太仆寺街）

《日本诗人》（东京牛□区新潮社）

《莺鸣》（江苏清江南门大街）

《朝曦》（福建泉州涂山街）

《雪花》、《白雪》（苏州木渎白社）

《盛泽》（江苏盛泽阳春街）

《友声》（苏州三茅观巷）

《盍簪》（上海白光路登贤里）

《春报》（盛泽红木桥）

《兰友》（杭州大塔山巷兰社）

《木铎周刊》（苏州木渎城）

《妇女旬刊》（苏州丰乐桥）

《春明月刊》（北京春社）

《小诗界》（福州樟湖坂）

《诗林》（东京随鸥吟社）

上记各刊除《日本诗人》和《诗林》为日本的汉文学刊物外，其余多为中国大陆的旧文学刊物（或称“民国旧派文艺期刊”）。如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记：

《盍簪》月刊，张舍我编。白克路登贤里七二五号盍簪社发行，第一期出版于一九二三年。封面袁寒云书，丁慕琴画。内容有小说，舍我、卓呆、放庵、泪鹃、述禹执笔；有笔记，琴影、蝶醒、富华、娱萱执笔。其他如菊蝶、幻音的杂作，郁郁生的评剧。一期止。[164]

20余年前，我曾在《福建现代文艺期刊闻见录》[165]里将《朝曦》作为现代时段的旧文学刊物予以介绍。

我藏有《朝曦》第6期（甲子秋号，1924年11月7日出版）之影印本。从中可知如下情况：

（1）《朝曦》创刊于1923年夏，1924年秋出至第6期。曾文英编辑。

（2）朝曦为泉州兢社的同人刊物。泉州兢社社长兼总编辑为曾文英，社址在“泉州城内涂山街八十七号”，1924年有社友58人，该社宗旨为“保存国粹，娱乐性灵”。

（3）《朝曦》第6期辟有“诗圃”“诗林”“祝词”“言论”“小说”“丛谈”等栏，所刊作品皆以文言写成。

（4）《朝曦》第6期刊有江苏口岸、埔头合作社扩充《灵珠集》“征文例”的《合作特别启事》，文称：“敝社以本社第三次社友大会公决扩充征文例，并议将台湾诗社之《诗萃》……福建情社之《小诗界》……泉州兢社之《朝曦》……清江莺鸣社之《莺鸣》……苏州友社之《友声》……盍簪社之《盍簪》……苏州木铎社之《木铎周刊》、盛泽渊渊社之《盛泽》、白社之《白雪》杂志，各社友之大作散见于各报者，本报敝社一例择尤（优）选入敝集，俾成一有价值之巨著。”

《台湾诗报》刊登大陆旧文学社团的广告、介绍大陆旧文学期刊，大陆旧文学社团将台湾各诗社的《诗萃》列入其“征文”范围，是其时海峡两岸旧文学相关联的明证。

《台湾诗报》在林纾逝世（1924年10月9日）前后，于第4号、第9号、第10号、第11-12号合刊、第二年2月号多次刊登林纾的作品，此亦可说明其时台湾旧文学接近和接受大陆旧文学代表人物的情形。

此外，《台湾诗报》所刊《五百元手指》（按，“手指”在闽南里有“戒指”的义项）、《兰闺韵事》、《侦探鸳鸯》、《鸭母王别传》等小说，均可列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166]（范烟桥）一类提要或目录类著述，其中《兰闺韵事》《侦探鸳鸯》是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

上记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现代时段、在1924-1925年间，台湾旧文学同大陆旧文学的关联并不因日据台湾当局的设限而“隔绝”，此其“时代大势”之一方面也。

当然，我们从《台湾诗报》也可以看到当年的某些条件限制。

星社和《台湾诗报》社的执牛耳之人张汉（寄民，纯甫）在《台湾诗报》第二年第2号的一则按语里写道：

右诸篇明白晓畅，雅俗共赏。孰谓汉文必堆砌典故而始佳哉。窃谓中国文字之统一，由来已久。今反欲破坏之，而提倡义少辞费音异之新体白话文，使人厌见，且不易解者何也……盖方言译音之文字，其所以不能长存者，以声音有时而改，语言有时而差，且各地方口音各异，俗谚滋多。闽、粤、滇、黔、湘、皖、江、浙以外各省，无一能同其音，即闽之漳、泉、汀州、兴化，亦皆差别。而谓用偏枯之白话文，即可以统一中国文字乎。

张汉赞同新文学倡导者“不用典”的主张，并且意识到推行一种能够通行于“闽、粤、滇、黔、湘、皖、江、浙”及其“以外各省”，在一省之内如闽省又可以通行于“闽之漳、泉、汀州、兴化”各地的“统一”的语言即“共同语”的必要性。但是，他对清末民初以来国语运动的进程和进展显然一无所知。当时，北方方言已经被认定为“各省通行之语”即“国语”（国家共同语）的基础在大陆各地逐步推广和普及。张汉却将在大陆已有相当普及程度的“国语”当作“偏枯”于一方的“方言”来看待，此乃国语运动尚未推行及于台湾的时代局限使然。

4.作家和“社会心理”

《台湾诗报》创刊之初，众多的台湾旧文学作家以“祝《台湾诗报》”为题，表达了“延一线斯文于不坠”的期许和自负。

黄赞钧《祝台湾诗报初刊》谓：

慨自科举不兴，文章衰坠，老师宿儒，久风流而云散；后生小子，孰面命而耳提。鲁殿灵光，千钧一发；洋家杂说，万派千条。较秦火而愈烈，劫尽成灰。叹吾道之全非，泪空滴血。幸而诗学弥盛，秋月春风，不少骚人之兴，敲金戛玉，犹多逸士之吟。攻错有心，山还石借，琢磨不懈，玉可器成，盖斯文之赖以维系，而后学之倚为津梁者，久已存于诗、而不得不重视夫诗矣。[167]

蔡伯毅《台湾诗报成立题序》谓：

吾台诗社，自数年来，多如雨后笋，虽天之不绝斯文，亦众人之志趣，固有风雅存于其心者……况此报关乎吾台汉学之前途不甚少，余往矣，一瓣心番，尤为祈祷不置。[168]

归鸿《祝台湾诗报发刊（调寄五采结同心）》词曰：

沧桑变换，汉学衰微，千钧一发垂危。高阁文章束。渊源道统，问孰是维持。还亏天未斯文丧，后死后生得与知。费许多精神魄力，搜罗讨论编诗。

雅杂佳章灿灿，赖风流白社，总括无遗。网采珊瑚，囊收珠玉，都丽句新词，也知道群怨兴观备。感吾道不疲，从此后人心世道，料应定此无亏。[169]

刘以廉《祝台湾诗报创刊》诗曰：

欧学已东渐，汉学将西沉。有人怀孔孟，重振唐宋音。风纪虽沦亡，褒贬藉良箴。况复诗报创，满纸尽琅琳。我愿诸同人，且勿废高吟。今日之天下，匹夫亦有任。力共狂澜挽，一发千钧森。斯文如不替，当见古犹今。[170]

曾彝延《祝诗报创刊》诗云：

从此文风一线延，斯文继替续前贤。维持大雅宁无地，赖挽狂澜尚有天。已尽秦灰复断简，犹存鲁壁保遗篇。衰颓趁起重兴日，深祝刊本续永年。[171]

周士衡《祝台湾诗报发刊》诗云：

老天将丧斯文日，赖汝维持一线长。沧桑今无遗失感，珠玑集得满缣缃。[172]

上记各章各以“斯文之赖以维系”“天之不绝斯文”“天未斯文丧”“吾道不疲”“斯文如不替”表达在日人据下“维系”中国文化于“不绝”“不疲”“不替”的心志。

老钝《暮春阅某游记有作（八首）》有句云：

文人多结习，击钵慰无聊。违心发歌颂，无源行自消。所贵读我书，一线续迢迢。[173]

此寥寥数句，尤可概括其时台湾旧文学作家的“社会心态”：在日据台湾当局同化主义政策的重压之下，不得已而借结社联吟、“击钵”催诗的活动方式“读我书”、使中华文化得以延续久远！

四

鉴于《台湾诗报》涉及数十个诗社和数百名作家，我们有理由认为，《台湾诗报》是当年台湾旧文学的核心刊物之一。

根据从《台湾诗报》取得的有关台湾旧文学“故事”、1924-1925年的“时代大势”和“社会心态”的证据，我们有理由推论，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是有“相当价值”的：众多的台湾作家（包括部分女作家）共同热衷于用文言写作，共同热衷于在结社联吟的活动里“读我书”、“维持”“吾道”即研修和延续中国文化，这对于日据台湾当局的同化主义政策是一个集体的抗议，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在文化上的反抗意义应予肯定；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同大陆旧文学有关联，亦有区别，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国语运动尚未推行及于台湾、由于台湾的国语（白话）普及率很低，台湾旧文学作家主要是因为不能、而非不愿用国语（白话）写作；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作家基本上属于“宝爱真正中国旧文学的人们”，对于“延一线斯文于不坠”的期许和自负，是其共同的“社会心态”。

此一推论尚待同道诸君深入论证（包括驳论反证）使得成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