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观楼藏闽南语歌仔册《台省民主歌》之研究

一

福州大学施舟人（K.M.Sehipper）、袁冰凌教授伉俪创建的西观藏书楼藏有20世纪60年代从台湾收集而来的歌仔册近千种，其中包括闽南语歌仔册《台省民主歌》之石印本和手抄本各1种。

查旧日笔记，我于1987年11月12日、于初涉台湾近代文学研究之时，从《台北文物》摘录了如下一则资讯：

日军侵占台湾后，岛内各地曾流行着一部《台省民主歌》，这歌的唱本，是光绪丁酉年秋季，由上海点石斋印行的，光绪丁酉是日军侵入后二年，因为年代相距不远，所以歌咏当时台湾民主国抗战情形，颇为详尽，虽然所唱诸事，未必尽与事实相合，但是颇可供作研究当时的历史比照资料。[241]

其后，又见林清月《台湾民谣》记：

光绪二十七年有署名采访生采集的二首俗歌，一为《西仔反歌》，一为《台湾民主国歌》。[242]

并见连横《雅言》记：

台湾有盲女者，挟一月琴，沿街卖唱，其所唱者，为《昭君和番》《英台留学》《五娘投荔》，大都男女悲欢离合之事。又有采拾台湾故事，编为歌辞者，如《戴万生》《陈守娘》及《民主国》，则西洋之史诗也。[243]

另见施博尔（K.M.Sehipper）《五百旧本歌仔册目录》4录有《台省民主歌》之目。

我初耳“施博尔”之名，亦当1987年11月。其时，我从《台南文化》第9卷第3期（1972）所载黄典权《清进士题名碑中之台湾进士》见有“前年走访寓南（按，即台南）之荷兰留学人施博尔先生”之语。

从1987年11月、从初涉台湾近代文学研究以后，我常留心访求《台省民主歌》，亦颇关心施博尔先生及其收集的“五百旧本歌仔册”的下落。

2003年2月，我在写作《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5时注意到，施博尔先生与今之福州大学特聘教授施舟人先生的英文名完全相同。通过电话请教，终于证实：黄典权教授当年在台南所见“荷兰留学人施博尔先生”即现任福州大学特聘教授的施舟人（K.M.Sehipper）先生。

2004年3月，施舟人先生当年在台湾收集的歌仔册（包括1965年以前在台湾台南收集的500种和1965年以后从台湾新竹、台中等地收集的数百种）正式成为福州大学西观藏书楼的馆藏。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收藏的19种歌仔册，在20世纪60年代曾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广泛注意。福州大学西观藏书楼在此一方面的馆藏，自当弥足珍视。

蒙施舟人、袁冰凌教授伉俪的厚意，我在福州大学西观藏书楼得以借阅馆藏全部之歌仔册，并且获赠《台省民主歌》之石印本（上海点石斋光绪丁酉秋季刊本）和手抄本之影印件各1种。

下文拟就《台省民主歌》涉及的文读与白读、脱文与缺页、印本与抄本、口传与笔录、史诗与史实、唱本与读物以及国家认同的观念与台湾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诸问题，逐一考证辨析。

二

据《台省民主歌》石印本估算，《台省民主歌》之足本应有179段、5012字。

《台省民主歌》的用韵属于句句押韵（每句7字）、逐段换韵（每段4句）。此一状况，从《台省民主歌》石印本之1.1-8.4句即1-8段已见其定式：

说出清国一条代，边出一歌唱出来。台湾事志天下知，造出火车先出来。

新造火车行铁枝，无脚能行不真奇。钦差设计想计致，百姓闻名少念伊。

百般心思用一疼，造起火车卜再人。就看日子卜兴工，各位路头设票房。

火车却客吹水螺，卜放尽磅着添火。大甲溪中造难过，并无贤人可收尾。

钦差告老到家中，坏伊手尾唐景松。台湾千军万马将，一时返背心奸雄。

鸿章东洋通日本，卜征满洲光绪君。在伊打算一半允，望卜江山对半分。

说到京城李鸿章，奸臣心肝真正雄。本身朝内佐宰相，何用甲伊去通商。

鸿章见用奸臣计，去通日本打高丽。返来朝中见皇帝，五路港口着尽把。

以上1.1-1.4句之代、来、知、来押[ai]韵，其中“知”用白读[ctsai]而不用文读[cti]；2.1-2.4句之枝、奇、致（智）、伊押[i]韵；3.1-3.4句之疼（冬）、人、工、房押[aŋ]韵，其中“人”用白读[claŋ]而不用文读[clin]，“工”用白读[ckaŋ]而不用文读[ckɔŋ]；4.1-4.4句之螺、火、过、尾押[e]韵，其中“过”用白读[ke?]而不用文读[ko?]；5.1-5.4句之中、松、将、雄押[i?N]韵；6.1-6.4句之本、君、允、分押[un]韵；7.1-7.4句之章、雄、相、商押[iɔŋ]韵；8.1-8.4句之计、丽、帝、把押[e]韵。

“文白异读”在闽南方言各自成系统，有充分和典型的表现。利用文读、白读的变换来押韵，是《台省民主歌》用韵方面的一个特点。我在上文已指出“知”“工”“过”各有文、白两读，用其白读始得合韵，这里还要举出用文读来押韵的例证：

1.42.1-42.4句（“尾省头人真不通，封伊抚台民主王。未曾拉旗人就广，敢能为伊去沉亡”）之通、王、广、亡押[ɔŋ]韵，其中“通”用文读[ct?ɔŋ]而不用白读[ct?aŋ]；

2.84.1-84.4句（“今年光绪大落难，诛着日本占江山。百姓逃走真千难，下天下地求平安”）之难、山、难、安押[an]韵，其中“山”用文读[csan]而不用白读[csu]；

3.107.1-107.4句（“顶年通庄现由景，五月十三小文明。今年十三那者净，亦是反乱未太平”）之景、明、净、平押[iŋ]韵，其中“明”用文读[biŋ]而不用白读[bi]。

以“句句用韵（每句7字），逐段换韵（每段4句）”的定式衡之，我们可以发现《台省民主歌》石印本有5处脱文：

1.24.1-24.4句（“台南下府尔主意，台北景松去料理。户尾交代杨希宾，圭隆朝栋也忠臣”）之意、理押[i]韵，宾、臣押[in]韵；26.1-26.4句（“呵悔卜守户尾港，身中得病不知人。倒落房中身世重，日本未来过工空”）之港、人、重、空押[aŋ]韵；24.4句与26.1句之间只有“三条港脚有人镇，百般大志无要谨”之镇、谨押[in]韵。显然，第25段脱2句凡14字；

2.78.1-78.4句（“日本来到虽时净，惊了人家有住兵，卜去巡查手夯铳，一间看了过别间”）之净、兵、铳、间押_[iN]韵；80.1-80.4句（“和记李春告番囗[244]，日本来打当买茶。夏茶今年大好计，那卜趁钱尽一下”）之囗（势）、茶、计（价）、下押[e]韵；78.4-80.1句之间只有“十二安民水返脚，街头巷尾占块查”之脚、查押[a]韵。显然，第79段脱2句凡14字；

3-4.89.1-89.4句（“圭良到城有五步，水返脚圭一半路。一日卜走真千苦，此去卜设司令部”）之步、路、苦、部押[?]韵；92.1-92.4句（“不少日本脱库囗，赤身路骨一时间。力人鸡鸭满六万，正人看见惊甲瘦”）之囗、间、万、瘦押[an]韵；89.4-92.1之间有“总督一日直入城，城内敢着设县厅”）之城、厅押[i]韵，又有“日本入城未几时，后面再来是戈里”之时、里押[i]韵。显然，第90段脱2句凡14字，第91段亦脱2句凡14字。

5.152.1-152.4句（“廿六早起兴大队，用计排阵打者开。呆人囗须走别位，克开百姓死归堆”）之队、开、位、堆押[ui]韵；154.1-154.4句（“戈里走入府城内，总督县厅全全知。扫官千总都凡在，虽时点兵卜去囗”）之内、知、在、囗押[ai]韵；152.4-154.1句之间只有“廿八西盛来岂到，相招来走放乎伊”（按，“来岂到”似应为“来到岂”，“岂”取文读音近于“此”）即“廿八西盛来到岂，相招来走放乎伊”之岂、伊押[i]韵。显然，第153段脱2句凡14字。

以石印本同手抄本相比照，我们发现手抄也存在上记脱文，并且发现石印本和手抄本共同的错、讹问题。如，石印本30.3句“卜献江山还皇帝”之“帝”应为“上”，始合于上、下文之章、松、上、终之[iɔŋ]韵，手抄本于此亦误；又如，石印本82.4句“城内军宗众人搬”、102.4句“甲人军宗着去交”、103.4句“庄中打买追军宗”之“军宗”应为“军装”，“军宗”属于生造的讹词，手抄本亦用此讹词。

当然，手抄本和石印本也有各自的缺、脱、错、讹问题。兹举3例：

1.手抄本每页16句。首页首句“光绪力话应鸿章”为石印本的9.1句。显然，手抄本缺32句（1.1-8.4句）、缺2页；

2.手抄本于“五月时节来交城”（石印本之14.4句）与“未曾出战先行文”（石印本之15.2句）之间脱1句凡7字（石印本之15.1句，文为“日本好汉打汝顺”）；

3.石印本66.1句“初六基隆陈大镜”之“镜”应为“铳”；石印本89.1句“圭良到城有五步”之“圭良”应为“基隆”、“步”应为“颇”[245]；石印本107.1句“顶年通庄现由景”之“由景”应为“游境”；石印本132.3句之“众圭图记来保认”之“圭”应为“街”。

三

《台省民主歌》之石印本和手抄本有共同的脱文、错字和讹词，这说明石印本和手抄本有相当密切的关联。

我们无法辨明其间的孰先孰后问题，但可以认定：石印本和手抄本均后于口传本，是口传本的文字记录。

手抄本篇末有“借问只歌乜人骗（编），正是晓神良君先”之语，宣称《台省民主歌》的编者是名为“良君”、人称“先生”（在闽南方言里，“先”即“先生”）的某人。

从口传到笔录，《台省民主歌》不仅在口头，也在书面留存下来、流传开来。在此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状况包括：

1.同一口传本衍出不同的笔录本；

2.不同的笔录本作为唱本介入口传流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传的品质、促进口传本的变动并由此而有大同小异的多种口传本；

3.笔录本经改抄而有不同于底本的改抄本。

在我看来，《台省民主歌》之石印本和手抄本既可能是同一口传本衍出的两种笔录本、也可能是两种不同口传本的各自的笔录本。当然，也不能排除两本之间一为底本，一为改抄本的可能。

作为笔录本之一种，《台省民主歌》石印本封面标明“光绪丁酉秋镌”“上海点石斋石印”，折页处有“上海书局”字样。上海点石斋印书局（简称“上海书局”）创办于1879年，附设于上海《申报》馆（《申报》创刊于1872年）。“光绪丁酉”为1897年。就我从西观楼的馆藏所见，日据时期在台湾流传的歌仔册（包括刻印本、石印本和活字印本）有相当部分是由开设于厦门二十四崎顶和泉州道口街的书坊印行的。《台省民主歌》石印本乃由上海点石斋书局印行，又在台湾流传和留存，此一史实、此类史实证明：日据时期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并不曾“阻断”。

台湾学者黄得时教授尝谓：

我在学生时候都不愿意正当的功课，天天都是欢喜看那个歌仔书，什么《吕蒙正》、《大舜耕田》、《刘廷英卖身》，共他很多种，可是，都并不是当作歌谣看，是像看小说那么样，目的是在看故事，那时候人家最喜欢的还是七字仔。里头有很有兴趣的，“阿君要返我要留，阿君神魂用纸包。待君返去阮来解，包君神魂在阮兜”。还有，“若无共君同床困，因何裤带短三分”，自己的肚大起来不说，反说是裤带短了，表现的很好。[246]

歌仔册可以作为唱本，亦可当作读物；可以唱而听，也可以看或读。歌仔册的受众包括了听众和读者。

从总体上看，歌仔册以叙事、说教为能事；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歌仔册乃是人文典故和人情世故，乃是中华文化传播和延续的一个载体。

《台省民主歌》“采拾台湾故事”，近于“西洋之史诗”。在史诗与史实之间，《台省民主歌》兼重史实，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

例如，关于唐景崧官军兵变和临阵脱逃的丑闻，《台省民主歌》45.1-46.2句曰：

景松家后返家乡，送伊库银一百两。做人中军敢返样，就共贼里细思量。

贼里听见就得知，手夯大刀就起来，一时打到抚衙内，就力中军起来囗。

66.1-67.4句曰：

初十基隆陈大镜（铳），第一返背广东兵。抚台卜走块想正，害死官员真不明。

城内火车直直囗，卜去基隆甲伊囗。也无囗须三五摆，透冥抽兵走落内。

以上所记，亦见于史书。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记：

三月二十五日午后，景崧之婿余姓者内渡，令勇丁舁其装出抚署。将入船，文奎率党十余人持刀劫于道；勇丁逃，文奎令其党安置掠物关帝庙；而自追勇丁，直入抚署内。方副将自出喝曰：“汝欲反耶？”文奎径砍其头；方副将抱头反奔，入门已踣。中军护勇时屯署内，将应文奎，争出棚放排枪，盖以为号也，帮带见事急，自闭营门，并闭抚署门。[247]

思痛子《台海思恸录》记：

省垣益惶怖，连夜命黄翼德统粤勇乘火车赴援。及抵基隆，前敌悉败溃，遂乘原火车返省，妄言基隆已失。省中立时哗溃，如水决风发，莫可遏抑。[248]

俞明震《台湾八日记》记：

维帅一见，即言“大事已去，奈何？”余出绅士公禀，且请驻八堵。维帅言“午刻闻前敌言，即令黄翼德率护卫营扎八堵”。顷黄忽回城，据言“狮球岭已失，大雨不能扎营，且敌悬六十万金购总统头（六十万金购头之说亦谣言也，可笑），故乘火车急驰回城，防内乱”（黄至八堵，士卒均未下车）。余怒斥其欺罔。[249]

又如，关于台湾个别士绅附逆的劣迹，《台省民主歌》87.1-87.4句曰：

日本入城未几时，就叫良兄倩戈里。卜倩龟里满满是，一时扛米无延迟（按，“戈里”“龟里”在闽南方言里又作“苦力”）。

161.1-163.4句曰：

日本安民未几时，就讲采金一代志。平生个人真硬气，无宜尽忠归行伊。

虽时打扫大厅堂，就倩人工煎茶汤。一家大小环环返，望卜做官有久长。

日本叫伊来相议，次子文乾第有义。领兵台南平刘义，返来正人皆欢喜。

128.1-128.4句曰：

采舍带在锡口后，算来庄中第一头。日本大队一下到，守备公馆安伊兜。

以上所记，亦于史有据。廖汉臣《詹振抗日考》记：

（日军）至七日下午六时完全占据台北城。而雇用锡口人施良，随日军一小队至锡口，募集工人，搜括粮食。日兵及随军员工，到处强征鸡鸭，侮辱妇女。

又记：

日军开抵锡口后，是在当地陈采舍大厝中借宿。陈采舍是当地有名的富户，为保身计，殷勤招待日兵，且应日军的要求，派他次子文乾和弟有义，到日军前听用。[250]

又如，关于詹振抗日的英勇事迹，《台省民主歌》165.1-179.4句记之甚详。其文誉詹振“真敢死”“真清荣”“有功劳”“尽忠报国”，谓日军“无路用”“未囗半阵就退兵”“败阵走入府城内，通城个番流目滓”，并用指桑骂槐之法，表面上指责詹振、实际上痛骂将锡口夷为“平埔”“害人无厝”的日军。据廖汉臣《詹振抗日考》的考证，《台省民主歌》里的詹振故事，一一合于历史的真实。

四

《台省民主歌》乃以“清国”之“钦差”在台湾建造铁路的事迹起兴。“钦差”指初以巡抚衔到台督办军务、后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刘铭传在台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卓有建树。

在我看来，《台省民主歌》开篇讲述“清国”之“钦差”的事迹，并称“百姓闻名少念伊”（按，“少念伊”即“想念他”），除了文学技巧上的考虑外，还有表达思想内容的用意。从日据之初开始，对“清国”贤良官员包括刘铭传的思念常流露于台湾的文学作品。

例如，与《台省民主歌》作年相当的洪弃生的名篇《代日儒答清官、日官利害》（1896），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对“清国”即中国历代贤良官员的情感。其文略谓：

清官去而日官来，事之大变、民之大害也，民之害多而利少也。非利少也，利不胜害也。何害乎？害其私也；何私乎？私日本也；何私日本乎？私日本以迫台民也；迫台民何谓私乎？私将令之不立也、私官令之不行也；何谓不立、不行乎？将不能令以戢兵、官不能令以救民，此所谓私、所谓害也。

……今者台湾新破，攻城略地，尸横遍野；所杀皆途路平民，民为寒心——然犹攻取之日，不可得而察也。乃得地经年而兵悍愈甚，占民居、掠民财、淫民妇、戕民命、辱民望，民之含忍而不敢言者多矣；至万无可忍而始出告诉，而将官俱置诸不问，民为短气——然犹曰地方未久，不可得而安也。乃时至踰年而各部兵官妄囚民、妄刑民、妄杀民，囚则极虐、刑则极酷、杀又极冤；孔庙儒林受残毁，书生秀士遭苦辱，而民于是绝望矣！民间小有争讼，咸受各部苛责；至受日人之暴而有讼，自始至今未尝小有惩示：此非大害乎？害出于民，各有所治；害出于日人，绝无所戒：此非大私乎？皇皇宪草，未尝悬一新令以戢官兵；堂堂国法，未尝诛一屠伯以慰民心：此非私日本以迫台民乎？故曰害多而利少也！[251]

又如，谢云声编《台湾情歌集》（1927）收有语涉“钦差”的台湾情歌三首：

钦差造桥在新庄，北桥要过开桥门。要去娘兜路不远，铁打脚骨也阴酸。

钦差造桥真是贤，柴桥要造汇一头。想要与娘你来斗，无疑有头无尾梢。

钦差造桥真是通，要造铁桥到完工。护娘侥去话袂讲，是你哥仔大栋憨。[252]

又如，1911年4月2日台中栎社诗会乃以“追怀刘壮肃”为题，与会社友28人、来宾12人（包括梁启超）各以此题赋诗，追思刘壮肃即刘铭传。

《台省民主歌》36.4句曰：“尾省台湾写乎伊”，42.1句曰：“尾省头人真不通”。台湾于1885年建省（全称为“福建台湾省”），其时乃在“甘肃新疆省”设省之后，故有“尾省”之称。台湾民间至今尚有“尾省出贤人”之谚流传。

《台省民主歌》75.1句曰：“抚台逃走过别省”，82.2句曰：“台湾一省寻无官”，145.4句曰：“一时搬走过别省”。

《台省民主歌》以“台省”入于标题、“清国”入于首句（“说出清国一条代”），又在文中屡用“尾省”“台湾一省”称台湾，“别省”称其他省，以此表明对台湾建省、对台湾作为“清国”一省之地位的看重。

对“清国”贤良官员的思念、对台湾作为“清国”一省之地位的看重，这两个方面均属于祖国认同的观念。

祖国认同的观念从来是台湾人民爱国主义传统的最为显要和重要的部分，即使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在台湾的日据时期，此一状况也没有改变。

[1]陈香：《台湾十二家诗抄·绪言》。

[2]翁方纲语，见翁方纲《石州诗话》。

[3]高拱乾：《东宁十咏》。

[4]康作铭：《瑯峤竹枝词》。

[5]谢金銮：《〈台湾竹枝词〉序》。

[6]韦廷芳：《海音诗·韦序》。

[7]阮蔡文：《淡水纪行诗》。

[8]罗芬斗：《诸罗十一番社诗》。

[9]阮蔡文：《淡水纪行诗》“肩舆绝迹官音解”。

[10]钱大昕：《题李西华〈赏番图〉》。

[11]转引自朱介凡：《中国谣俗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12]连横：《台湾诗乘》。

[13]黄纯青：《谈“竹枝”》（1934）；转引自翁圣峰：《清代台湾竹枝词之研究》，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2年12月。

[14]《诗·小雅·小宛》：“握粟出卜”；《淮南子》：“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离骚》：“怀椒糈而要之。”这是中国古代有“米卦”流行的明确记载。

[15]今仅见其40首。

[16]今仅见其75首。

[17]连横：《台湾诗乘》。

[18]请参见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所收《丘逢甲史实三题》一文，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9]连横：《台湾诗乘》。

[20]王松：《台阳诗话》。

[21]清代台湾竹枝词的作者有时也采用“组诗”形式来克服竹枝词容量的限制，如施琼芳《盂兰盆会竹枝词》《北港进香词》，彭廷选《盂兰竹枝词》，陈维英《清明竹枝词》等。

[22]请参见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所收《台湾竹枝词风物记》一文。

[23]请参见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所收《台湾竹枝词风物记（二十则）》一文，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4]请参见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所收《台湾竹枝词风物记（二十则）》一文。

[25]请参见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所收《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一文。

[26]王石鹏：《台湾三字经·自序》。

[27]请参见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所收《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一文。

[28]请参见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所收《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一文。

[29]请参见吕良弼、汪毅夫：《台湾文化概观》第133-13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0]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31]请参见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所收《台湾竹枝词风物记》一文。

[32]李亦园：《文化的图像》（上册）第252-253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33]叶石涛：《台湾文学的悲情》，第15页，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

[34]钟肇政：《创作即翻译》，载《联合报》1991年8月20日。

[35]吕良弼、汪毅夫：《台湾文化概观》，第134页。

[36]奚淞：《江山共老》。

[37]李亦园：《文化的图像》（下册）第133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38]连横：《雅言》。

[39]黄武忠：《小说的方言使用》。引自《盐分地带文学选》第537页、第543页，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40]连横：《雅言》。

[41]汪向荣：《日本教习》，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29页。

[42]绪方维精：《日本汉文学史》，台北：正中书局译本1969年版，第213页。

[43]《台北文物》第四卷第四期，1956年2月。

[44]载台湾《新生报》1947年7月2日。

[45]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6]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册，第619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47]关于“国语”和“共同语”周有光谓：“现代的共同语源出于古代，但不同于古代……共同语的名称也经过演变。清末民初称‘国语’（国家共同语），五十年代称‘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1982年的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全国共同语）。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称‘华语’（华人的共同语）。名称不同，实质相同”。语见《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2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48]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56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

[49]叶荣钟：《叶荣钟早期文集》，第231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50]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42页。

[51]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册，第619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52]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第33页，台北：远景出版社1987年版。

[53]刘登翰等：《台湾文学史》，上册，第373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54]吴毓琪：《南社研究》，第196-198页，台南市文化中心1999年版。

[55]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第286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56]守愚：《小说与懒云》，收李南衡主编《赖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版。

[57]王锦江：《赖懒云论》，收李南衡主编《赖和先生全集》。

[58]钟肇政：《铁血诗人吴浊流》，转引自黄重添等：《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第50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

[59]戴国煇：《叶荣钟先生留给我们的淡泊与矜持》，引自叶荣钟《少奇吟草》第29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60]洪铭水：《〈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见证》，引自叶荣钟《少奇吟草》，第42-43页。

[61]戴国煇：《叶荣钟先生留给我们的淡泊与矜持》，引自叶荣钟《少奇吟草》第29页。

[62]连横：《雅言》，第2页，台湾省银行1963年版。

[63]叶荣钟：《半壁斋随笔》，下册，第224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64]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第228页，台北：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

[65]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第537页。

[66]钟肇政：《创作即翻译》，载台湾《联合报》1991年8月20日。

[67]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366页。

[68]见台湾《新生报》1948年8月9日。

[69]见台湾《新生报》1948年7月12日。

[70]见台湾《新生报》1948年7月21日。

[71]见台湾《新生报》1948年8月8日。

[72]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册，第619页。

[73]台中栎社发起人林痴仙语。转引自林献堂：《无闷草堂诗存·林序》。

[74]吴毓琪：《南社研究》，第33-34页。

[75]黄美娥：《建构中的文学史：新竹地区传统文学史料的采集、整理与研究》，台湾文学史料编纂研讨会论文，台北：2000年。

[76]李纯青：《二十三天的旅行》，载重庆《大公报》1945年12月6日，引自《望乡》，第28页，台北：人间出版社1993年版。

[77]胡适语。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27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78]载《台湾民报》第76号，1925年10月25日。

[79]引自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433页。

[80]钟肇政：《创作即翻译》，载台湾《联合报》1991年8月20日。

[81]朱兆祥：《厦语方言罗马字草案》，载《台湾文化》第3卷第7号，1948年9月1日。

[82]胡莫：《厦门方言之罗马字拼音法》，载《台湾文化》第3卷第5号，1948年6月1日。

[83]见《台湾文化》第3卷第7号，第13-18页。

[84]朱兆祥：《厦语方言罗马字草案》。

[85]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86]原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0号，1936年12月；收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6卷。

[87]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7号，1935年7月，译文收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6卷。引自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6卷。

[88]引自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1卷，第5页。

[89]收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90]收《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5卷。

[91]连横：《雅言》，第20-21页。

[9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第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93]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转引自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137-13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94]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122页。

[95]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第246-247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引文括号内文字为引用者所加。

[96]拙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第85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97]吴毓琪：《南社研究》，第33-34页，台南：台南市文化中心1999年版。

[98]卢前：《八股文小史》，引自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162页。

[99]书成于1933年10月，为作者在暨南大学的讲稿之一，193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0]洪弃生：《寄鹤斋诗话》，《台湾文献丛刊》本。

[101]卢前：《八股文小史》，引自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202页。

[102]施士洁：《艋川除夕遣怀》，引自《后苏龛合集》，《台湾文献丛刊》本。

[103]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8页。

[104]载福建国立海疆学校《海疆学报》第1卷第2期，1947年4月15日。

[10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06]拙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第17页。

[107]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第224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08]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第222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09]陈泗东：《幸园笔耕录》，下卷，第480-481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

[110]王连茂、叶恩典：《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第2-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1]拙著《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第69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112]拙著《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第191-192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1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40页。

[114]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第214页。

[115]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第243页。

[116]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第245页。

[117]拙著《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第7页。

[118]黄应贵、叶春荣主编：《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第2页，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7年版。

[119]龙彼得：《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引自《明刊戏曲与弦管选集》，第6-7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120]陈万里：《闽南游记》，第59页，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出版。

[121]报告人蔡永强，男，东山人，45岁，大学毕业，公务员。

[122]报告人蔡湘江，男，泉州人，55岁，大学毕业，公务员。

[123]《福建省志·大事记》（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记：1935年6-9月，“福建发生大水灾。福安、清流、云霄、长乐、崇安、龙溪、惠安、晋江、泉州、安溪、德化、福州等地36个县、市受灾，面积17477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74154户、842805人，因灾迁徙7884户，死亡5007人。财产损失折合银圆32194497元。以安溪县最重，该县下浦死亡多达1970人。”

[124]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第41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5]陈荣岚、李熙泰：《厦门方言》，第39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

[126]漳音、泉音和潮音的区别并非绝对的区别。某种读音多用、不用或少用于某区域是相对而言、大致而言的。例如，说、（讲）之[se]、[ta]、[ka]、[k]四种读音，[se多用于泉而不用于漳、[ta]多用于潮而少用于泉、[ka]多用于泉而少用于漳、[k]多用于漳而少用于泉；龙海属于漳而某些读音微殊于漳。

[127]王易：《词曲史》，第23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28]王易：《词曲史》，第44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29]收拙著《闽台缘与闽南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30]据“台北帝大东洋文学会”《台湾歌谣书目》（1940年10月26日油印本），《十二碗菜歌》是1926年5月8日在台湾发行的，发行人为王金火。我所见的有“台南博文堂发行”的《最新十二碗菜歌》和“上海开文书局（住海宁路天保里）”活字本《最新十二碗菜歌》。

[13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32]袁冰凌、苏尔梦校注：《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公案薄（第二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页。

[133]泉州市鲤城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92年8月编印，非正式出版物。

[134]译自《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Occasional Paper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第2辑，第7页，1979年，巴黎。译者袁冰凌。

[135]译自《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Occasional Paper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第2辑，第9-10页，1979年，巴黎。译者袁冰凌。

[136]引自黄典权编：《台湾南部碑文集成》，上册，第216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18种。

[137]引自佚名：《安平县杂记》，第15页，《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

[138]译自《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第2辑，第90页，译者汪思涵。

[139]引自《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第2辑，第73-74页。

[140]唐文基：《福建古代经济史》，第10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41]许地山：《窥园先生诗传》，引自《窥园留草》卷首，北京：和济印书局1933年印本。

[142]译自《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第2辑，第81-82页，译者汪思涵。

[143]梁克家：《三山志》，第783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144]徐宗干：《斯未信斋杂录》，第15页，《台湾文献丛刊》第93种。

[145]陈鉴修：《龙溪新志》，第75页，漳州市图书馆藏1982年油印本。

[146]陈虹：《岁月回眸》，第11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7]陈虹：《岁月回眸》，第2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8]《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第2辑，第74页。

[149]见《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第2辑，第92页。

[150]译自《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第2辑，第87-88页，译者汪思涵。

[151]译自《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第2辑，第89页，译者汪思涵。

[152]译自《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第2辑，第75-76页，译者汪思涵。

[153]郑国权：《〈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校订本出版前言》，引自《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卷首第11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154]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4月）。

[155]收拙著《闽台区域社会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

[156]沈雁冰：《真有代表旧文学旧文艺的作品吗？》，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号（1922年11月10日）。转引自《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册，第4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57]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撰法的商榷》，引自《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第4页。

[158]请参见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第168-170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59]引自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第40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0]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26-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61]引自曾宪辉：《林纾》，第16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62]引自陈荣岚、李熙泰：《厦门方言》，第56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

[163]请参见拙著《闽台缘与闽南风》，第16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64]引自《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435页。

[165]载《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第1辑，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5月编印，非版本图书。

[166]收《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167]引自《台湾诗报》第1号（1924年2月6日出版）。

[168]引自《台湾诗报》第1号（1924年2月6日出版）。

[169]引自《台湾诗报》第2号（1924年3月20日出版）。

[170]引自《台湾诗报》第2号（1924年3月20日出版）。

[171]引自《台湾诗报》第2号（1924年3月20日出版）。

[172]引自《台湾诗报》第2号（1924年3月20日出版）。

[173]引自《台湾诗报》第1号（1924年2月6日出版）。

[174]收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75]北平和济印书局1933年版。

[176]《台湾文献丛刊》第215种。

[177]《台湾文献丛刊》第72种。

[178]引自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91页。

[179]王松：《台阳诗话》，引自《台湾文献丛刊》，第34种，第9页。

[180]引自民国《霞浦县志》，下册，第499页，福建省霞浦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86年4月整理本。

[181]引自《守节、再嫁、缠足及其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1页。

[182]参见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199页。

[183]引自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84]引自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85]收《泉州洪氏百年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6]引自拙著《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50页。

[187]引自拙著《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54页。

[188]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引自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189]引自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190]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1页。

[191]傅锡祺《吉光集·序》，引自《吉光集》，第1页，嘉义：兰记书局1934年版。

[192]张作梅：《诗钟集粹六种》，台北：中华诗苑1957年版，第5页。

[193]王锦江：《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料》，载台湾《新生报》1947年7月2日。

[194]引自拙著《闽台区域社会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页。

[195]引自拙著《闽台区域社会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196]收拙著《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197]转引自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198]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9]引自拙著《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台北：幼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7页。

[200]引自拙著《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页。

[201]引自拙著《闽台区域社会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页。

[202]引自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203]引自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页。

[204]连雅棠：《〈台湾诗荟〉发刊序》，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5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205]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26页。

[206]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35页。

[207]引自顾国华编：《文坛杂忆初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208]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0页。

[209]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10]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1]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5年印，非版本图书。

[212]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7册，第68页。

[213]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7册，第424页。

[214]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8册，第138页。

[215]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6册，第136页。

[216]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7册，第424页。

[217]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7册，第425页。

[218]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7册，第334页。

[219]引自《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9页。

[220]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7册，第62页。

[221]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7册，第248页。

[222]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7册，第255页。

[223]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17册，第255页。

[224]鲁迅：《〈绛洞花主〉小引》，引自《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225]刘家谋《海音诗》有多种版本。本文根据的是《台湾文献丛刊》本（《台湾文献丛刊》第28种）。

[226]引自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227]所谓“文化识盲”，指研究者以其自身的文本（所负载的理论/文化）来解读被研究者的文本而使文本解读陷入盲区。参见古学斌、张和清、杨钧聪：《专业限制、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228]引自拙著《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6页。

[229]收《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230]引自《南投县婚丧礼俗》（《南投文献丛辑》第19辑），台北：台湾省南投县文献委员会1972年版，第28页。

[231]引自陈正统主编：《闽南话漳腔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1页。

[232]收拙著《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

[233]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引自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234]引自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第209-210页。

[235]收拙著《闽台地方史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36]引自拙著《闽台缘与闽南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18页。

[23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238]引自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第247-248页。

[239]引自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第1册，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再版，第263页。

[240]收拙著《闽台区域社会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

[241]引自廖汉臣：《詹振抗日考》，载《台北文物》第3卷第1期，1954年。福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台北文物》第三卷之“借阅卡”留有我首次（1987年11月12日）借阅该书的记录。

[242]林清月：《台湾民谣》（1948年），转引自谢云声《台湾情歌集》，第127页，厦门闽南文化研究所印，2000年12月。

[243]连横：《雅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66种，第36页。

[244]《台省民主歌》之石印本和手抄本于此均用“势”的俗写，“告番囗（势）”似为“靠番势”。

[245]“颇”作为量词，在闽南方言里指“5里”。“五颇”相当于25里，岂是“五步”能及。“五步”属于讹词。

[246]《民谣座谈会》，引自《台湾文化》第2卷第8期，1948年。

[247]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引自《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40种，第47-48页。

[248]思痛子：《台海思恸录》，引自《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40种，第9页。

[249]俞明震：《台湾八日记》，引自《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57种，第12页。

[250]廖汉臣：《詹振抗日考》，载《台北文物》第3卷第1期，1954年。

[251]洪弃生：《寄鹤斋全集》，引自《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8辑第304种，第64-65页。

[252]引自谢云声编：《台湾情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