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研究：选题与史料的查考和使用
——以《诗畸》为中心的讨论

2004年至2006年，我在指导黄乃江同学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台湾诗钟研究》期间，得闽、台两地学界友人之协助，先后获读《台海击钵吟集》和《诗畸》两种古籍。师生相约，各自从中选题或取材，彼此观摩，以示教学相长之意也。

我先有《〈台海击钵吟集〉史实丛谈》一文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兹又提交本文，以就教于黄乃江同学暨同道诸君子。

本文拟就《诗畸》一书涉及的版本、人物、典故等方面的问题，谈论台湾文学研究的选题与史料的查考和使用。

一

1987年，我初涉台湾文学研究即获读《诗畸》一书的节录和介绍，并在《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一文里谈及《诗畸》的一个问题：

又，《外编》所开列的闽县刘筱彭、侯官张锦波则是唐景崧“生未与会者”。周莘仲、刘筱彭和张锦波显然不属于斐亭吟社或牡丹诗社。[189]

及读《诗畸》原版，心中愧疚！

《诗畸》之《外编》有题注曰：

凡南注生未与会者，是为外编。

作者姓氏：闽刘寿铿筱彭，侯官张文澜锦波，安平刘雍和丞。余见前。

我在20年前读书不审，未留意“余见前”（即“其余作者见于卷首之《作者姓氏》”意也）之语，又因未见原书，不知《外编》作者包括了斐亭吟社、牡丹诗社的大部分人马，并且误读了“南注生未与会者”一语（南注是唐景崧的号，南注生则其自称也；“未与会者”则是“未参与的诗钟之会”之意）。

此一低级的错误，乃是读书不审、亦是读书不读原版的结果。

《诗畸》一书的版本，历来有“《诗畸》四卷，善化唐赞衮辑”[190]、唐景崧“所编《得闲便学轩五种》。其一曰《诗畸》”[191]、唐赞衮“辑录刊行，名曰《斐亭诗畸》。计嵌字格四卷、分咏格二卷、合咏格与笼纱格一卷、七律一卷、外编嵌字格二卷、附谜拾一卷。都为十一卷。刻于清光绪癸巳年（1893）”[192]等说法，并有若干种推论和猜测之说。

讲版本必须据实物，推论、猜测之说一概未宜率尔据信也。

本文所据《诗畸》为唐景崧“取抄稿重加删汰、分门编辑”之“台湾布政使署刻”本，计分嵌字格四卷、分咏格二卷、合咏并笼纱格一卷、七律一卷、外编嵌字格二卷，凡十卷，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刻。

从《诗畸》的版本进一步而言之，我们来谈论台湾文学作品版本的一个特殊问题：日据时期台湾日文作品的原作和译文之辨以及各种译本之别。

1947年，台湾学者王锦江（诗琅）在《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料》一文里指出了台湾现代文学在日据时期发生的“一种特别的，用中文和日文写作的现象”。[193]

5年前，我在《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一文里指出：

于今视之，王锦江当年留意的问题似乎很少受到留意，由此而有弊端多多。例如，有台湾现代文学史论著对台湾现代作家吴浊流的文言作品完全未予采认，对其日语作品，则一概将译文当作原作、将译者的国语（白话）译文当作作者的国语（白话）作品来解读。我们可以就此设问和设想，假若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在写作用语上的采认标准是国语（白话），文言不是国语（白话），文言作品固当不予采认；但日语也不是国语（白话），日语作品为什么得到采认？假若日语作品的译者也如吾闽先贤严复、林纾一般将原作译为文言而不是国语（白话），论者又将如何措置？另有语言学研究论文亦将吴浊流作品之译文当作原作，从1971年的国语（白话）译文里取证说明作品作年（1948）之语言现象。[194]

又指出：

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遗留，我们今天看到的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略可分为文言作品、国语（白话）作品和日语作品。其中，部分日语作品发表前已经由译者译为国语（白话），已经过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如杨逵作、潜生译的《知哥仔伯》，叶石涛作、潜生译的《澎湖岛的死刑》和《汪昏平·猫·和一个女人》；大部分日语作品则在发表后经由译者译为国语（白话），又经过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因此，对台湾现代文学作品还应有原作和译文之辨；对于译文又当注意各种译文之别，如吕赫若作品之施文译本、郑清文译本和林至洁译本等。[195]

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将译文当做原作、将译者的国语（白话）译文当做作者的国语（白话）作品来解读”的现象，几乎不曾有人置疑。

我们正可于此不疑处选取论题。

换个角度说，查访原作和译本，考证原作与译本之辨、各种译本之别，亦是史料查考的工作。

附带言之，10年前，我在《吕赫若小说的民俗学解读》[196]一文里曾指出吕赫若日文小说《财子寿》之林至洁中文译本的一处不当翻译：“猿椅”（应译为“交椅”）。对于译本的此类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

二

美国学者丹屯（Robert Darnton）尝谓：

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索，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沿此线索，甚至可能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世界观。[197]

《诗畸》一书“难以索解”的问题很多，同学诸君正可以选择这些问题来做研究。

例如，《诗畸》卷首和《外编》所开列的“作者姓氏”，几乎每一作者都有其故事，都可以作为研究的选题。

《诗畸》作者之一的“淡水黄宗鼎樾士”之身世、生平的基本史实，乃是经多年查访和考证而来的。

1988年，我从福建省图书馆收藏的《清代乡会朱卷齿录汇存》发现了黄宗鼎的乡试齿录，知其“字樾溆，行一，又行七。同治乙丑十一月初十日吉时生。台北府学附生，民籍”“父玉柱，号笏山，咸丰乙卯科举人”“胞弟黄彦鸿，光绪戊子科举人”及“乡试中式第三十三名（光绪己丑恩科）”等情。其后，又从《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卷三十九抄得台湾进士李清琦、叶题雁、李清琦及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联名的《上都察院书》，从林琴南《黄笏山先生画记》、王松《台阳诗话》知其部分身世、生平史实，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查知黄宗鼎胞弟黄彦鸿之科年、甲第和名次。

1995年，我为写作《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到北京采访黄宗鼎哲嗣黄正襄，并访得《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录（1952-1995）》（非版本图书）和黄笏山《松鹤图》（有黄宗鼎、黄正襄题识）照片一帧。

《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录（1952-1995）》于“黄彦威（1862-1954）”条下记：

原名宗鼎，字樾溆。男，福建闽侯人。清末举人。曾任山西朔州知州，夏县、蒲县、永济等县知县，福建建宁、河南兰封县知事，山西北路高等审判分厅厅长，北京财政部科员。撰有《浣月斋吟稿》。1953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

查《民国福建省地方政权机构沿革资料（1911-1949）》[198]，知黄宗鼎于1914年任福建省建宁县知事，任期不足一年（其继任者钱江的任期亦始于1914年）。

《诗畸》收有黄宗鼎诗钟作品39联。此亦其遗存的史料。

现考证一个问题。

黄宗鼎的生年，其科举齿录记为“同治乙丑”即1865年。拙著《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对此指出：

然而，应试时少填一岁在旧时是一项俗例，南宋《登科录》中即已如是（请参见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黄宗鼎的生年应为1864年。[199]

这里有一佐证。我在北京访得的黄笏山《松鹤图》照片[200]上可见黄宗鼎写于民国丁丑（1937年）的题识，略谓：

光绪乙亥，先府君任粤西宣化县，余随侍署中，时年十二。

光绪乙亥为1875年，黄宗鼎“时年十二”，则其生年当为1864年也。

以上查考所得和所据的史料，《清代乡会朱卷齿录汇存》《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黄笏山先生画记》《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录（1952-1995）》《民国福建省地方政权机构沿革资料（1911-1949）》《诗畸》以及黄笏山《松鹤图》照片，均属于文学的边缘史料，王松《台阳诗话》和黄宗鼎《浣月斋吟稿》则是文学的核心史料。相信经过查访，可以获读《浣月斋吟稿》，可以进一步研究黄宗鼎其人。

又如，用典是诗钟创作的一种要求和一种追求。唐景崧谓：

不用典专作空句较易成联。以用典每窘于觅对。近来作者辄避实而就空，非前辈典型矣。唯空句最宜曲折新颖。论做到佳处，较典句尤难。盖虽空句，亦由书卷及古人名句、平生阅历酝酿而出，若一味滑腔习见，则生厌。

《诗畸》所收诗钟作品用的许多典故，对于今之读者颇为费解，对于今之研究者则有一番“搜典如儿觅母家”（唐景崧句）的功夫要做。

兹举例而言之。

1.施士洁《冰、一，一唱》：

一钱太守廉称宠，冰柱诗人韵斗叉。

“一钱太守”是汉代会稽郡太守刘宠的故事。《后汉书》记：刘宠做官清正。离任时有几个须眉皆白的老人带一百个大钱来赠送他，刘宠“选一大钱受之”。

“冰柱诗人”则是唐代诗人刘叉的别称。刘叉性刚直，好任侠，曾投韩愈门下，后游齐鲁，不知所终。有《冰柱》《雪车》二诗最为著名，故称“冰柱诗人”。其诗用韵险峻，敢于打破传统格式。

2.翁珊季《兵、凤，一唱》：

兵权解释杯中酒，凤字留题户外书。

起句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宋建隆二年（961），宋太祖接受赵普建议，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饮酒，劝谕他们释去兵权，多置田产，终其天年。于是，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被罢免了军职。宋太祖此举乃为了消除兵变的隐患。

对句“题凤”用魏晋时期名士吕安的故事。《世说新语》记：吕安造访嵇康，值嵇康不在，嵇康的哥哥嵇喜出门延请吕安，吕安不入其门，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凤的繁体字可拆为“凡鸟”二字，吕安以此嘲讽嵇喜为凡人。

3.李春甫《兵、凤，一唱》：

兵也杀人梁惠笑，凤兮讽圣楚狂歌。

起句和对句分别从《孟子》《论语》“酝酿”而出。

《孟子·梁惠王上》：“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4.汪春源《书、铁，三唱》：

秘本铁函思肖史，骈词书谱过庭文。

起句用郑思肖故事。郑思肖，宋末元初福建连江人，字所南。著有诗集《心史》，旧无传本，明崇祯年间得自苏州承天寺井中，有铁函封缄，故称《铁函心史》。

对句谓“古人书卷”《书品》。作者为南朝梁庾肩吾，书载汉至齐梁能真、草书者123人，分其作品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共为9例，每例列书家姓名，各系短论。论用骈体，如“真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复成于珠珮。或横牵竖掣，或浓点轻拂，或将放而更流，或因挑而还置，敏思藏于胸中，巧态发于毫铦”。所品论的书家其时多已谢世，故称“骈词书谱过庭文”。

5.王贡南《丹、假，五唱》：

升庵录著丹铅博，祭酒书征假借详。

此联显系从古人“书卷”“酝酿而出”。

起句谓杨慎著《丹铅总录》。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人，明代文学家。著作多达百余种。《丹铅总录》为《丹铅余录》《丹铅续录》《丹铅摘录》的合编，故称总录。该书考据经传，辨论史实，具见作者渊博的才学。

对句指许慎撰《说文解字》。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曾任太尉南阁祭酒，世称“许祭酒”。《说文解字》按照相传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分析字形、字义等。其中“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书中征引详备。

6.唐景崧《知、斗，二唱》：

日知录著明遗老，刁斗铭传蜀故侯。

起句谓顾炎武著《日知录》。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尝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日知录》于清康熙年间出刻本和全刻本。

对句指张飞撰、书《刁斗铭》。杨慎《丹铅总录》记“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

7.汪春源《封、倒，六唱》：

臣焚谏草陈封事，佛设盂兰解倒悬。

起句记进谏的行径：臣下进谏，防有泄漏，焚烧谏章草稿，又以皂囊封板，谓之封事。1918年，清末著名谏臣江杏邨病逝于福建莆田故里，汪春源为作挽联云：

赣直震朝端谏草曾焚归去移忠仍作孝；

斗山崇海内盖棺定论传来一节足千古。

联中亦记“谏草曾焚”事。不过江杏邨是1894年中为进士的，《诗畸》先刻于1893年。汪春源《封、倒，六唱》之起句记的是臣下进谏的通常行径。

对句谓佛家“盂兰盆会”。“盂兰盆”为梵文音译，意为“救倒悬”。典出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之“目莲救母”，释迦弟子目莲见母在地狱受苦，如同倒悬，求佛救度，于是“佛设盂兰解倒悬”也。

8.丘逢甲《立、和，二唱》：

册立竟称父皇帝，议和甘作小朝廷。

起句“父皇帝”指五代时，一些方镇军阀为取帝位，向契丹主称儿以借助外力，如后晋高祖石敬瑭45岁时以父事34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是为“父皇帝”也。

对句“小朝廷”谓妥协求和以偏安一隅的朝廷。南宋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以小朝廷而活耶？”

9.王贡南《西、碧，一唱》：

西山李密陈情迫，碧水江淹作令佳。

起句记晋代李密上表陈情，陈述其不肯应晋武帝征召的原因是祖母年迈，奉养无人。其《陈情表》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句，所以说“西山李密陈情迫”。

对句谓江淹出任吴兴（今福建浦城）县令事。江淹历仕宋、齐、梁三朝，因事被贬为吴兴县令，其《自序》有（吴兴）“地在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矣”句，故谓“碧水江淹作令佳”。

10.施士洁《斗、知，二唱》：

五斗陶潜羞为米，四知杨震竟辞金。

起句记陶潜解印弃官故事。东晋陶潜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郡遣督邮至县，吏谓应束带见之。陶潜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弃官，赋《归去来辞》。

对句记东汉杨震居官清廉的事迹。《后汉书·杨震传》：“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据黄乃江同学统计，《诗畸》收诗钟作品4669联。显然，“《诗畸》用典之研究”可以是一部专著的选题。

三

拙论《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谓：

在我看来，我们搜集文学史料的注意力应当及于台湾作家的联语、诗钟、制义、骈文、歌辞等各类边缘文体的作品。[201]

《诗畸》是诗钟作品的合集，属于文学的边缘史料。

从《诗畸》一书、从文学的边缘史料，我们至少得到了有关台湾文学史的如下信息：

1.诗钟的创作乃是集体的创作活动，又有关于时、体、题、韵的严格规定以及略仿科举程序的投卷、誊录、阅评、宣唱等趣味性、刺激性的情节。《诗畸》卷首之《诗钟凡例》记：

一、诗钟者仿刻烛击钵故事，以钟刻为限，或代以香，约二寸内外。以一联为一卷，随投筒中，不拘作若干卷，限到截止，不得再投。

一、截止后，或倩两人作者专誊，或作者分写，惟阅卷者不与焉。其誊写分正副两本，每一联均誊入正副本中，送正副阅卷者评取，去取高下，不得互商。

一、正副两本所取之元，下次即为正副阅卷。如两元适系一人，则以正本第名推充；如正本第二名又适取元之人，则推副本第二名。

一、阅卷者亦作卷并誊入正副本中，惟阅时将己作剔出。正阅卷者之卷，仅副阅卷评取；副阅卷者之卷，仅由正阅卷评取。

一、阅卷者禁视诸人底稿，并禁与诸人交谈。人亦不得向阅卷者询问故实，严关节。

一、评定后，正副阅卷按所取第次，由后至元，宣唱联句，注号联下，故一次为一唱。

一、事虽游戏，规矩宜严，否则懒散，甚至争訾。或公推一人，竟日直坛，于每唱以人为校对，免有漏写误写之卷。

一、投卷有纳费者，议定凡投一卷纳钱若干。阅卷者仅一边取录，卷费减半；凡投至五卷外者，卷费减半；一卷不作者，罚纳一卷之钱。即以诸卷所纳钱，按正、副两本所取高下，摊给有差，所以别胜负，而资鼓舞，非为阿堵也，其额约三分取一。如不纳费，则取额可隘可宽，或以他物为赠，藉励吟兴，亦诗坛雅事。

一、纳卷费如用典错误，以及犯规而取录者，本人罚还摊给之钱，阅卷者亦议罚，均归入下唱摊分。至语句优劣，所见各殊，不得訾议云罚。

“诗钟荣比小科名”（唐景崧语），参与者遂乐此不疲。《诗畸》卷八《分咏体》有《诗钟、破鞋》之题（“诗钟”属于雅题），在“诗钟”题下，张益六谓“草稿催成同击钵”，又谓“苦吟君亦怕鸣金”；宋佩之谓“苦吟饭后望纱笼”，又谓“断线抛香惜凤头”；施士洁谓“遗珠如诉不平声”；唐景崧谓“煆比精金防作响”，又谓“各撑肩影老僧客”，又谓“吟来各有自鸣时”。

在《诗畸》一书的创作年代、亦即台湾建省后的若干年（1886-1893年）里，诗钟的创作活动促进了诗人的结社、促进了文学社团的活动。

2.用典是诗钟创作的一种要求、一种追求。《诗畸》卷一《嵌字格》规定：

一、用典不可一句有典，一句无典。所嵌二字，尤不可一字有典，一字无典。至典必须确有所嵌之字，方可引用，但往往嵌字有典矣，而上下又难于足成，切忌一句用典中之字足成，一句自凑，便有强弱。傥两句难全用典中之字足成，则不如两不用，而自加字。惟自加字，须善于熨帖，勿着痕迹，切忌好为涂泽，转致杂凑。

一、所嵌字用古人姓名，不可一句有姓，一句有名无姓。因其易于成对，不能制胜。如以杜甫对昌龄，裁去王字不可也。非嵌字也，尚不甚忌。

一、女名禁对男名，必不得已如仙佛优妓奴婢及杂艺家事迹相类者，可偶用之。或男名之典，属闺阁事，亦间对女名，然究非正轨。

一、时代忌相离太远。大概春秋以上故实，对以元明，便嫌太远。

一、不用典专作空句，较易成联，以用典每窘于觅对。近来作者，辄避实而就空，非前辈典型矣。惟空句最易曲折新颖，论做到佳处，较典句尤难。盖虽空句，亦由书卷及名人名句平生阅历酝酿而出，若一味滑腔习见则生厌。

一、无论典句空句，两句情事，以相类为佳。如一句政治，一句游览；一句文学，一句花木，便嫌不类。余可类推。然往往为嵌字所窘，恰难一类。是在造句善于牵合，于不类而求其类。

一、本游戏笔墨，偶用俗书俗事，借以解颐，在所不忌。然两句亦必求相近，勿太不伦。

一、二字往往虚实不对，必将虚字做实，方能对实字；实字做虚，方能对虚字。若听其一虚一实，各自成句，即门外汉。

《诗畸》卷七《笼纱格》规定：

随拈二字，据典成联，不露字面。

由此规定，诗钟里的“典句”和“笼纱格”的诗钟成了中国文史知识的载体。

于是，我们又看到在《诗畸》一书的创作年代，亦即台湾建省后的若干年（1886-1893年）里，诗钟的创作活动促进了中国文史知识的传播。

3.《诗畸》收施士洁诗钟447联，七律29首；收丘逢甲诗钟214联，七律48首。

施士洁、丘逢甲均属于台湾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诗畸》当然亦是研究施士洁、丘逢甲等作家的重要史料。

4.《诗畸》卷首之《作者姓氏》列有“浏阳谭嗣襄泗生”之名，卷五、卷六共收有谭嗣襄的分咏格诗钟13联。

谭嗣襄是谭嗣同的仲兄。

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指出：

据《谭府徐夫人墓志铭》，谭嗣同的二姐谭嗣淑“适翰林院庶吉士灌阳唐景崶”，而唐景崶正是唐景崧的四弟（唐景崧《请缨日记》记有“季弟景崶奉顺天乡闱分校之命”云云）。谭嗣襄于光绪十四年（1888）“折而至台湾”就是投奔唐景崧这门“戚属”的。谭嗣襄病后并居于唐景崧的台湾道署，逝世的当日方才从官廨移居蓬壶书院。[202]

又指出：

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五日，谭嗣同之仲兄谭嗣襄客死于台南蓬壶书院。谭氏兄妹凡五人，谭嗣同的大姐谭嗣怀“在室殇”，伯兄嗣贻和二姐嗣淑于光绪四年（1878）相继暴疾而殇（据《谭府徐夫人墓志铭》），及仲兄嗣襄故去，谭嗣同便成为兄妹的唯一的生存者，归葬仲兄之责自然属之嗣同。于是，谭嗣同的生活履历上有了首次渡台的记录。在谭嗣同留存的文稿中，至少有三处提及奔兄丧之举：其一，《城南思旧铭并叙》有云：“……后携从子传简入京师，寻所经历，一一示传简。且言余之悲，传简都不省意，颇怅恨以为非仲兄无足以语此，而仲兄竟殁。素车星奔，取道南下洼……”其二，《先仲兄行述》记：“叔弟嗣同以丧归葬于冷水井之原”；其三，《笔识》卷下记：“方余之遭仲兄忧偕从子传简困顿海上也”（“海上”指台湾，《笔识》郑下记嗣襄赴台亦记为“先仲兄之去海上”）。这三处记载，透露了谭嗣同赴台奔丧的消息。按照常理，谭嗣同闻仲兄噩耗而“素车星奔”，其去处应是仲兄死所台湾；谭嗣同归葬其仲兄，也应是自台湾护柩归葬；至于“困顿海上”一语则更可说明谭嗣同曾为仲兄丧事滞留台湾。[203]

谭嗣襄、谭嗣同兄弟与台湾的关系，包括谭嗣襄在台文学活动和诗钟作品、谭家与唐景崧的“戚属”关系、谭嗣同在台湾活动的情况、谭嗣同的《仁学》自署为台湾人撰的原因等，是台湾文学研究应当留意的部分。

临末，我想用两句话收束本文并以此与黄乃江同学暨同道诸君子共勉：要有于不疑处、不解处选取论题的学术勇气，要提倡查访、考证和使用边缘史料的学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