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
——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癸未之秋，开学伊始，我同研究生张宁、游小波、李诠林诸君商定，他们各以“台湾古代文学史”“台湾近代文学史”和“台湾现代文学史”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我则担负指导之责。

本人初涉台湾文学史的研究始于1987年11月，迄今已整整16个年头。于此艰难的学术路途之中，自有心得种种、亦有失虑多多。

吾愿以治学之得失，报告于同道诸君。

一

文体与文学，关系甚为密切。某种文体的盛行，甚至造就了某一时代文学的风貌。王国维先生尝谓：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92]

诚哉斯言也。

然而，随着文学的发展、时代的推演，某些文体渐被置于文学的边缘，渐被视为文学的边缘文体。

在我看来，我们收集台湾文学史料的注意力应当及于台湾作家的联语、诗钟、制义、骈文、歌辞等各类边缘文体的作品。

请试言之。

（一）联语

联语也称楹联、楹帖、对联和对子等。

陈寅恪先生曾举出以“对对子”为清华大学入学试题的理由，略谓：

（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此理易解，不待多言；（乙）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此节最关重要。声调高下，与语言变迁文法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中国之韵文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性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若读者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其文句起迄，故读古书，往往误解。（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若出一对子，中有专名或成语，而对者能以专名或成语对之，则此人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可以测知。（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凡上等之对子，必是正、反、合之三阶段。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贯通而有条理，故可藉之而选拔高材之士。[93]

陈寅恪先生谈论的其实也是联语一体的优越性。

“联语为吾人每日接触眼帘之物”[94]，其应用范围相当宽泛，视之为应用文体或文学的边缘文体当无不可。但是，同文学的关系相当紧密的“上等之对子”在文学史当有一席之地。

有鉴于此，我曾作《台湾近代楹联小札》和《台湾谚联》，分别收于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1990）和《台湾社会与文化》（1994）；又曾在写作《台湾文学史》（1991）之“近代文学编”时，立专节论述“笔记文学与楹联艺术”。

台湾联语作品和联语作手于今仍是收罗不全、论列未周，同道诸君在此一方面正可下一番竭泽而渔的功夫，相信将有丰硕的收获。

（二）诗钟

诗钟又名诗畸、折枝和击钵吟。

诗钟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属于文字游戏。然而，诗钟一体传入台湾后却在台湾文学史上一再发生重要的影响。

我在《台湾文学史》之“近代文学编”指出：

诗钟（的创作活动）乃是一种具有竞技性质的集体活动，有关于时、体、题、韵的严格规定和“拈题”“宣唱联句”之类具有游戏趣味的项目。因此，诗钟在台湾的传播促成了台湾诗人结社联吟的风气和雕词琢句的游戏之风，使建省初期（1885-1894）的台湾诗坛呈现出繁荣（及其）背后的虚弱：广泛而频繁的文学活动和狭窄而琐碎的作品题材，相与切磋诗艺与追求形式主义，佳作名篇迭出与无聊之作纷呈。[95]

又在拙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1997）指出：

“击钵吟”一体（包括击钵联吟活动中的诗钟、七绝和七律）的创作是一种具有竞技性和趣味性的集体创作，台中栎社“以击钵吟号召，遂令此风靡于全岛”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选择。“击钵吟”的游戏形式在集结台湾诗人、迷惑日据当局方面确有相当的优越性，日据前期台湾文学诗社林立、诗人辈出、活动频繁的现象正是在“击钵吟”的旗帜和幌子下发生的。应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谁谓游戏之中无石破天惊之语耶？”台湾诗人的“击钵吟”创作也不乏抗日爱国的名句名篇。[96]

近年，我对诗钟一体同台湾文学的关系又有新的认识。我注意到，在日据后期，日据当局限制并且进而扼制汉语教学和汉文报刊，却不曾对使用文言、写作旧诗和结社联吟的活动实施严厉的限令或禁令。据台湾学者报告，1902年台湾全省共有诗社6家，到台湾现代文学起步之年的1923年增至69家，此后仍然保持逐年增加的惯性，至日据后期的1943年竟然攀升至226家[97]，诗钟（击钵吟）在日据初期引发的“诗社林立、诗人辈出、活动频繁”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日据后期，诗钟（击钵吟）同台湾文学史的关系也从台湾近代文学时期维持至于台湾现代文学时期。

（三）制义

制义又称制艺、时文、四书文、八比文和八股文，制义写作是明清科举制度规定的考试项目。

“士既无不出身于科举，即无不能为制艺。”[98]清代“出身于科举”的台湾作家留存的制艺作品相当多，并有台湾作家的制义作品达到全国一流的水平。

卢前（冀野）《八股文小史》[99]据清人梁章钜《制艺丛话题名》列台湾教谕郑兼才为清代嘉庆朝之“制艺巨手”之一。

郑兼才（1758-1822），字文化，号六亭，福建德化人，嘉庆三年（1793）举乡试第一。曾两度担任台湾县学教谕并终老焉。

又，洪弃生《寄鹤斋诗话》谓：

同邑有张汝南，名光岳，号璞斋，制艺巨手，衡文者至以方百川为比，而不工诗。[100]

张光岳（1859-1892），字汝南，号璞斋，台湾彰化人。方百川即方舟，安徽桐城人。方舟、方苞兄弟同出于制艺大家韩慕庐门，“为一代之巨手”。[101]张光岳的制义作品堪“以方百川为比”，自有相当水准。

清代台湾书院训练制义写作的情形，在台湾作家笔下留有很多记录。如汪春源《窥园留草·汪序》记“制义试帖”为海东书院的课程，施士洁诗有“我年十八九，沾沾制义不释手”[102]句。

制义一体有种种严格的规定。严格规定之下的训练，实际上就是强化训练。由此视之，制义同文学是有关联的，于台湾文学史著论其作家作品、优劣利弊当无不可。

我在写作《台湾文学史》之“近代文学编”时，已发现并抄录台湾近代作家的制义作品10余种。当时忧虑于“八股文”之名易招致批评，竟然不着一字、不置一词。于今思之，颇感遗憾。

（四）骈文

骈文源于汉魏，成于六朝。篇章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调和韵律（或有不用韵者）。唐代以后多以四字、六字定句，也称“四六文”。

我初涉台湾文学史研究以后，首次发现的台湾作家的佚文就是骈文：施士洁和罗秀蕙分别撰写的两篇《祭江杏邨先生文》。

读此二文，赏其字句之美、声情之茂及其忧国忧民、崇尚正义的思想内容，谁谓骈文无石破天惊之作！

“骈文在吾国文学史中，自有其光荣的史页”。[103]“六朝之骈语”曾领一代之风骚，骈文作品之佳者自当入史。

（五）歌辞

收集台湾文学史料，宜留意收集歌辞。

歌辞略分两类。

一为抒情类。如，王新民教授《清初台湾番族原始文学资料》[104]从清代文献辑录的民歌《麻豆思春歌》等属于抒情类的歌辞。《麻豆思春歌》是清人以直音法注音、意译法释义而记录下来的，其辞曰：唉加安吕燕（夜间难寐），音那乌无力圭肢腰（从前遇着美女子），礁圭劳音毛番（心中欢喜难说）。

另一类为叙事类。

连横《雅言》记台湾有“采拾台湾故事，编为歌辞者，如《戴万生》《陈守娘》及《民主国》”。

福州大学施舟人、袁冰凌教授伉俪创办的西观藏书楼有这方面的收藏。

二

梁启超先生尝谓：

做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方可以做。他们对于历代文学流派，一望过去即可知属某时代，并知属某派。比如讲宋代诗，哪首是西崑派，哪首是江西派，文学不深的人只能剿袭旧说，有文学素养的人一看可以知道。[105]

细思梁任公之言，我觉得若将“有文学素养的人”改为“有国学素养的人”便好。因为我们所见的事实是：“有国学素养的人”来“做文学史”，如王国维做《宋元戏曲史》、胡适做《白话文学史》、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略》、罗根泽做《乐府文学史》、郑振铎做《中国俗文学史》、阿英做《明清小说史》，一出手便是经典之作；而“有文学素养的人”若不曾接受史学训练，于文学外部的制度知之不多、知之不详，当他们从事文学史著的写作，可能在“外部制度与文学史实的论述”一节上有所缺失。

我在《清代福州对台文化交流的若干情况》一文指出：

台湾民间曾有“无福不成衙”之谚流传。台湾学者吴瀛涛在《台湾谚语》（台湾英文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里解释说：“清代，台湾的官吏多数是福州人，此因福州是福建省的省垣，而当时闽、台管辖未分离，所有台湾的州、厅、县官，大部分是由福建总督、巡抚，从省内拣选，自然上至抚台衙门的幕僚、下至县丞衙门的杂员都充斥了福州人。”这里有一个误解。清代回避制度规定：“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即非本省，五百里内亦不得为官。但是，教职和武职稍可放宽。“无福不成衙”反映的历史真相是：清代台湾各地、各级、各种衙门里几乎都有福州人士担任教职或者幕友。幕友不等同于吴瀛涛所谓“衙门的幕僚”（有官职的佐助人员），是衙门内没有官职的佐助人员（俗称“师爷”），他们通常是由衙门长官私人聘请，分管衙门内之刑名、钱谷、文案一类事务。[106]

这里涉及的幕府制度、职官制度、教育制度和回避制度，以及这里不曾涉及的科举制度等都是文学的外部制度。

文学的外部制度同文学的关系，乃是中文（国文）院（所）出身的学者如我辈宜多加注意的关节。

10年前，我曾就“台湾幕府与台湾文学”之课题，选择唐景崧在台湾兵备道（任所在台南）、台湾布政使和台湾巡抚（任所在台北）任上先后辟置的幕府做个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在近代台湾，幕府在录用人才方面以不拘一格、自由流动等优越性为号召，吸引、集结了一批无意、失意或者仍然着意于科举、仕宦之途的文学人才，养成、助长了文学上议政干政、结社联吟的风气，推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台湾文学影响至深、增色不少。[107]

我在研究报告里也提及另一个案：台湾知府仝卜年辟置的幕府，谓：

当然，并非所有的幕府都如唐景崧幕一般热闹。如道光末年台湾知府仝卜年幕中就很是清静。幕友张新之说：在幕中“日不过出数言，眠食静息”。他因此有了潜心学术的时间和心境，在仝卜年幕中完成了巨著《妙复轩评点石头记》，是书为《红楼梦》的重要评本之一。[108]

这一情形并不相同的个案反映的也是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

在“台湾幕府与台湾文学”的课题之下，宜深入进行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相关的文学史实亦当在台湾史著里论述及之。

十余年来，我于“台湾的科举和台湾的文学”亦颇留心。早年有《台湾的科举和台湾的文学》《清代台湾教育科举若干史实考》等文，近年则有《文化：闽江流域与台湾地区》《清代福州对台文化交流的若干情况》《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之作。

作为文学外部的制度，科举制度对台湾文学曾发生多方面的影响。此一方面有颇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例如，科举制度引发的闽、台两地文人流动的状况里就有“冒籍”问题须得细细考辨。

陈泗东先生曾经指出：

台湾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从福建分出，自成一省。清朝一向对台湾士子有特殊照顾的规定，乡会试都保留一定的名额。台湾当时文化较低，据乾隆廿九年巡台御史奏：“台湾四县应试，多福兴泉漳四府之人。稍通文墨，不得志于本籍，则指同姓在台居住者，认为子侄，公然赴考。”……其中晋江人王克捷以诸罗县（现嘉义县）秀才中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科举人，更中乾隆廿二年丁丑（1757年）科进士，就是典型之例。直至清末闽台分省前后，依然出现此类事。如泉州土门外下围村人叶题雁，字映都，号梅珊，就以台湾籍中庚辰（1880年）进士，官郎中、御史。其冒籍情况不明。又如泉州城内新坊脚人李清琦以台湾彰化籍中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科进士、点翰林。李是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的族裔，关于他的台籍详情，我曾询问他的后代，据说李清琦有一个叔父到台湾彰化当塾师，李随他至台读书，就彰化籍进秀才，以后他仍然回泉州居住，后代无人留台。[109]

清代官方对士子冒籍赴考的行为有认定的标准和处罚的措施。王连茂、叶恩典先生《张士箱家族及其家族文件概述》记：

（张士箱）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十九岁时即参与张家重修族谱的工作，说明其学问已在宗族中崭露头角。我们虽然不清楚他二十九岁前的经历，但从他是年“冒籍”入永春学的举动，已能明了他渴求功名的心态。可惜此举被发现而除名，这对他的伤害肯定不小。其时，台湾科举初兴，获取功名的机会较多，于是闽南一带不少久困科闱的年轻学子，纷纷转向台湾进学。张士箱也抓住这一契机，于同年毅然东渡，并从此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张士箱抵台后，初住府城镇北坊，寄籍凤山。次年入凤山县学，而拨入台湾府学成为生员，之后补增生、廪生[110]。

张士箱初以永春籍进学，又以凤山籍进学。一遭除名，一获认可，其原因乃在冒籍与改籍之别。质言之，改籍不同于冒籍。

据我闻见所及，王克捷、李清琦二人曾分别“随父居于诸罗”（《台南县志》卷八《人物志》）和随叔父“至台读书”，李清琦又有“癸巳服阙来台，取咨文赴礼部试”[111]的记录，他们改籍为台湾人，事当无疑；叶题雁于1904年因母丧从北京返回祖籍地泉州居住，1905年病逝，他早年改籍的情况尚待查证。

澄清王克捷、叶题雁、李清琦“冒籍赴考”的问题，事关此三人是否为台湾进士、是否应该入于台湾文学史，事关台湾文学史实的论述。

在“台湾的职官和台湾的文学”方面，我曾误“台湾府学训导”为“台湾府学教谕”、误以“兵备道”为武职，记台湾“提督学政”一职的轮流兼理亦曾有误；也曾有相对准确的论述。如：

光绪三年丁丑（1877），丘逢甲自彰化赴台湾府城（台南）应院试（童子试的第三级考试）。主是年院试者为福建巡抚丁日昌。丁日昌询知逢甲姓名、生年，乃抚其顶曰：“甲年逢甲子。”逢甲对曰：“丁岁遇丁公。”丁日昌大喜，笑曰：“无待阅卷，亦知若可为生员也。”及榜出，果以案首入泮。

丘逢甲生于清同治三年甲子（1864）。“甲子”既是干支历年之首，又是对逢甲的称谓。以“甲子”入于联中，则“甲年逢甲子”至少涵有二义：甲年（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周而复始适逢甲子之年；甲年（甲子之年）恰逢甲子（谓丘逢甲）诞生。逢甲所对“丁岁遇丁公”就更加巧妙了。“丁岁”乃丁丑岁的简称，“丁公”是对丁日昌的尊称。“丁岁遇丁公”除了“在丁丑岁得遇丁公”之意，还兼有知遇感恩的用意，字字恰到好处，无怪乎丁日昌闻言大喜了。

主持院试本是各省“提督学政”的职责。从1684年到1895年，台湾的“提督学政”，先后由分巡台厦兵备道（1684-1721）、分巡台厦道（1721-1727）、巡台御史（1727-1751）、分巡台湾兵备道（1752-1874）、福建巡抚（1875-1877）、分巡台湾兵备道（1878-1888）、台湾巡抚（1888.10-1895）兼理。光绪丁丑之岁（1872）正是福建巡抚主持台湾学政的年头，丘逢甲这才有了“丁岁遇丁公”的机会。[112]

此一文学史实的论述涉及的外部制度包括科举制度和职官制度。

三

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有言：

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固然，政治影响全部社会最大，无论何种文物受政治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中国从前的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理论，尤其是文物专史更不能以朝代为分野。[113]

我在写作《台湾文学史》之“近代文学编”时，曾认真考虑过文学圈外的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同文学史分期的问题，并且写道：

1851年咸丰皇帝即位一事同台湾文学的发展似乎没有关系。然而从台湾文学的实际情况看，《瀛洲校士录》（徐树干编）、《啸云丛谈》（林树梅）等书刊行于1851年；《观海集》（刘家谋）、《陶村诗稿》（陈肇兴）、《北郭园诗钞》（郑用锡）、《潜园琴余草》（林占梅）等书所收主要是1851年以后的作品；郑用锡和林占梅在北郭园、潜园组织的新竹县作家的集体活动始于1851年；《海音诗》（刘家谋）成于1851年次年；查小白来台时在1851年等，表明了咸丰元年（1851）乃是台湾近代文学一个发展阶段的起点。[114]

又写道：

台湾在建省（1885）以后、中日甲午战争（1894）发生以前的八年间，在兵备、拓殖、文治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这一期间台湾文学也出现空前的繁荣。诗社纷起；开始有初具雏形的文学流派和具有全国水平和全国影响的诗人出现；游宦诗人的创作活跃。甲午（1894）、乙未（1895）年间，台湾诗人又以感人的爱国诗作为台湾近代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15]

1993年10月，我在《〈台湾诗史〉辩误举隅》一文指出：

以帝王年号的更替来划分清代台湾诗的发展阶段，无法体现文学史分期的意义。我们知道，政治史和文学史的进程，不是平行推进、互不交叉，也不是亦步亦趋、合而为一的。某些政治变动确实在文学史上划下很深的痕迹，如鸦片战争划出了整整一个近代文学的时期；某些政治变动则同文学的发展无甚干系，比如，我们从《台湾诗史》里根本看不出清代某个帝王的即位对于清代台湾诗究竟发生了什么影响。《台湾诗史》按照政治变动来划分清代台湾诗的阶段，却忽略了对清代台湾诗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政治变动（如鸦片战争、台湾建省）、忽略了台湾诗自身发展的轨迹（如诗钟、楹联、竹枝词等文体的创作风气对于台湾诗创作的影响，击壤派、同光体派等诗派在台湾的流风）[116]。

从台湾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不赞同将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作为台湾近代文学和台湾现代文学分野的界线。我在《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引言》指出：

在我看来，1923年是台湾近代文学史的下限，也恰是本书所记诸多人事的截止之期。1923年以后，开始有严格意义上的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出现，而连雅堂的《台湾诗乘》（1922年出版），是总结、总评包括台湾近代文学在内的台湾旧文学的著作。1895年以后离台内渡的台湾近代诗人在1923年以前大都已驾鹤西去，少数尚健在者如黄宗鼎等，则已不在福建活动。[117]

政治变动以外的重大事件如社会运动同文学的关系，亦当实事求是地看待。

兹以1945-1948年间台湾的国语运动和台湾文学的关系为例。

光复初期（1945-1948）台湾的国语运动经历了官方筹划和民众自发并行的过渡阶段和语文学术专家主导的阶段，并且在官方、民众和专家的共同参与之下，成为在台湾全面推行国语、全面提升台湾民众的国语水准的社会运动。

与台湾国语运动同步、得台湾国语运动的配合，台湾文学在光复初期的几年间实行和实现了“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目标。

由此观之，光复初期（1945-1948）是台湾现代文学毕其功于一役的时期，国语运动对文学的推动是此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史实。从1945年到1948年，台湾国语运动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划出了一个“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时期。

临末，我想谈谈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同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我在上文分别从边缘文体与文学史料的收集、外部制度与文学史实的论述、圈外事件与文学历史的分期三个方面来讲述我在台湾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得失，为同道诸君提供若干参考的资讯和思考的线索。

1999年，我有幸在福建拜会返乡参访的台湾学者李亦园教授。席间，李亦园教授赠我一册从台湾携带而来的学术论文集《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李亦园教授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有从周边看文学的倾向，嘱我阅读时留心王崧兴教授的方法论点。

李亦园教授在《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一书的《代序》指出：

崧兴兄在海外任教做研究十八年之后，思想渐趋成熟，汇集融合他对少数民族以及汉人社会文化的心得，于是提出所谓“周边文化关系”的理论，企图以新的观点来解释华南以及台湾等汉族边缘的文化与周边诸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一项很有创意的文化接触论点。放弃从前的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汉化”观念，而着眼于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互动以致相互影响及其历程的理解。[118]

从王崧兴教授“周边文化关系”的论点受到启发，我认为：文学边缘的文体、文学外部的制度、文学圈外的事件等因素同文学发生关联而构成的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不是文学的身外之物，也不是文学史研究可以忽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