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岳磐石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持续了一年之久，尽管由于执行了“左”倾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失败，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但红军指战员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精神将永载史册。谢嵩，人如其名，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始终坚定如嵩岳磐石、大河砥柱。他果断指挥，灵活部署，使部队在夺取作战胜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从而减轻了“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
1934年8月，敌军增调德国卜福斯山炮，向红军高虎脑阵地发动进攻。工事被摧毁，红军被迫向南撤退到万年亭。随后，红军利用战事暂歇的时机，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驿前至万年亭一线构筑了三道防御工事，准备抗击敌人新的进攻。
蒋介石吸取高虎脑、万年亭红军工事坚固难攻的教训，26日从南京调来中央炮兵第一旅第五团第一营，企图依靠卜福斯山炮炮弹的强大威力，对红军工事进行破坏性轰击，为其步兵开路。该炮营有900多人，装备德国造的卜福斯山炮12门，每门炮附炮弹150发。该炮营配属给第三路军，此时第三路军炮兵除卜福斯山炮营外，还增加了税警总团迫击炮营、炮兵训练处山炮第一营、第二十三师重迫击炮连，大大增加了攻击力量。敌空军主力则集中在南城机场，待命出动。
敌军制定了炮兵、空军与步兵协同作战的计划。规定卜福斯山炮营，在步兵攻击开始时，对红军主阵地和侧防阵地实行破坏性射击；在其步兵冲锋时，对红军反击部队实行压制性射击和对红军增援部队实行拦阻射击。迫击炮营主要掩护步兵攻击前进，并对红军的反击部队或增援部队进行杀伤射击。空军前移至广昌机场起飞，对红军主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并不间断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
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仍要求红军坚决抵御敌人的进攻。谢嵩率第十二团奉命坚守保护山（宝峰山）及300高地以右。
敌人做好进攻准备后，于26日晚命令第十纵队第四师、第八十八师为左翼队，攻击蜡烛形阵地；第五纵队第十一师、第六十七师为中央队，攻击保护山阵地；第三纵队第七十九师、第六师第十八旅，附2个山炮连为右翼队，攻击万年亭阵地；第五纵队第十四师为总预备队，配置于半桥东南地区。
28日拂晓，敌集中7个师的兵力，在20多架飞机和近百门火炮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起全线攻击，战线长达20多公里。敌军先以飞机轰炸，继以火炮猛轰，最后发动步兵进攻。红军指战员面对敌人空前猛烈的炮火，毫无惧色，“大家都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战斗决心，坚决守住阵地，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线战斗异常激烈，保护山的战斗尤甚。防守保护山阵地的十二团官兵毫无惧色。谢嵩派二营防守该山主阵地，把闻名全军的红五连配置在主阵地前沿，第四连配置在主阵地左翼的高地上，第六连为营预备队，隐蔽在营指挥所附近。敌军先以6架飞机进行轮番轰炸和低空扫射，接着又用数十门大炮进行猛烈轰击，炮弹雨点似的落在红军阵地上。面对近10倍于己的敌人和猛烈的炮火，谢嵩指挥部队沉着应战，等敌人冲到接近外战壕时才下令开火。顿时，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射击，无数手榴弹扔向敌群，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尸横遍野。但是，敌人紧接着就以第二梯队发动了进攻。
敌机狂轰滥炸和低空扫射刚过，炮击立即开始。震耳欲聋的重炮弹、催人呕吐的硫黄弹、火焰熊熊的燃烧弹、浓烟滚滚的烟幕弹，暴雨般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猛烈程度远远超过其第一次进攻。敌步兵在其炮火的掩护下冲上红军阵地。这时，红军阵地上的机枪阵地被摧毁，交通壕被破坏，电话联系亦中断。许多战士因硫黄烟熏而中毒，有的昏倒在地，有的呕吐苦胆水不止。在阵地已被敌人包围的危急时刻，谢嵩当机立断，命令营长邓克明立即带领部队奋勇突出重围。不幸的是，团参谋长吴连生英勇牺牲，红五连官兵也大部分壮烈牺牲。
随后，敌人连续攻破红军的三道防御阵地，占领了驿前。10月初，各路国民党军也以战略包围态势加紧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蒋介石全力以赴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嫡系和非嫡系部队倾巢而出，并装备了先进的火炮和飞机，实行步炮空协同作战，疯狂地向苏区和红军进行全面进攻。他还总结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一改以往“长驱直入”孤军冒进，急于求成的“鲸吞”战法，转而采取“堡垒主义”，稳扎稳打的“蚕食”方针，以扼制红军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这种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和新的作战方针，是前四次“围剿”所不能比拟的。
面对新的形势，中央苏区军民要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确实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如果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政治路线和战争指导上不犯重大错误，击破敌人的“围剿”还是有可能的。然而，“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政治上实行排斥中间势力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军事上实行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战争指导，否定以往反“围剿”斗争的成功经验，实行消极的防御方针，分散兵力，“全线抵御”，以阵地战、“堡垒战”持久地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一直陷于被动局面。这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望着这片数年来与战友一起用热血和忠魂守护的土地，想起曾经共战沙场、如今抱憾长眠的战友，谢嵩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谢嵩和他的战友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这足以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了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
曾经，这里的一山一水、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每天都会唱响歌声，这歌声还缭绕在谢嵩的耳畔：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相亲近，没有人来压迫人。
…………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闹革命。
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
曾经因为饥饿被逼上“吃粮卖命”道路的士兵，自从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为中国革命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便坚不可摧。虽然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但谢嵩对革命必胜依然抱有坚如磐石的信念。
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也许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们出院。
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但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了，这些伤员包括张震、甘渭汉、钟伟，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
为了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甘渭汉当时任六师十七团政委，从平江起义开始他就与谢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在《回忆谢嵩同志》一文中写道：“他参加了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参加了高虎脑、万年亭、广昌等重大战役，每次都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谢嵩同志作战勇敢、能打硬仗，在全军团是闻名的。”对谢嵩的英勇，他有过一段生动感人的描述：
和谢嵩同志相处，最使人感动的是他那种对待伤残的乐观精神和战胜病痛的惊人毅力。在江西广昌会战中，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肺，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所限，未能治愈。对此，他却无所顾忌，一往直前，带着伤照样行军打仗，忍着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到陕北后，仍是不停地工作。……他很少向人谈自己的伤情，我和周围的同志一直认为他是个体魄健壮的人。……（一九）三六年在陕北，我肺部中弹受伤，他看望我时，安慰我不要紧张，这时他第一次向我谈了自己受伤后的情况。他肋下的出弹孔一直没能愈合，留下纽扣那么大小的窟窿，一直只靠抹点药水，蒙上块纱布，硬挺着过来。……他揭开纱布让我看，我发现伤口是湿乎乎的，随着他的呼吸，我听到伤口处有“嘟嘟”出气的声音。见此情景，我既为他这种刚强性格所感动，又为自己不了解同志的疾苦，未能安慰过他感到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