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芭蕾舞团

第五章　旧金山芭蕾舞团

恰到好处的条件区分了谁是能在水彩画中表现光影细微差别的艺术家，而谁又是只能画数字油画的人。

旧金山的夏天喜忧参半。

我于6月抵达洛杉矶。那时，天气还很冷，我必须买厚实的写着城市名字的灰色运动衫才能扛过去。我感觉额头上顶着“观光客”的荧光标记。不过，我不在乎。穿老学究款的衣服也比冻死强。薄纱般的浓雾笼罩着整个海湾，湿气让我的脸总是润润的。夜里，薄雾悄悄包裹了整座城市；清晨，它又在阳光中退去。

那时我才十五岁，面对未来背井离乡的生活，内心充满恐惧。前一年，我曾独自搭乘飞机到南达科他州，在舞剧《胡桃夹子》中扮演一个优秀的舞者。但是，那不过是一个漫长的周末。而这次，我将在旧金山待整整六个星期。

辛迪的朋友凯特陪着我飞了一个小时，抵达海岸。她把我扔在旧金山芭蕾舞团暑期集训生位于旧金山大学的宿舍后，立马又回到洛杉矶。

我拖着我灰色的行李箱，发现宿舍门上有一个手写的标志。

“我是伽椰子（Kayako），”标志上写道，“我比较安静，还有点害羞，等熟了就不会这样啦！”

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我们都一样。

这个夏天，伽椰子是我的室友。我们俩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她是日本人和黑人混血，在华盛顿的莱克伍德，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我觉得他们是有意安排我们住在一起的，毕竟，跳芭蕾的黑人女孩太少见了。但不管我们的相遇是人为的制造还是命运的安排，我都感到庆幸。她后来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伽椰子比我高很多，肤色更浅，她的皮肤比起可可更像奶油。她还有一头狂野浓密的乌黑鬈发。

第二天在宿舍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杰西卡，她后来成了我们的闺蜜。她是亚裔美国人，个子比我高了大概三十厘米。虽然她看着比我们大几岁，却傻里傻气的，自带幽默感。我俩常常靠在一起，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聊老掉牙的笑话。后来我与她越来越亲近，甚至超过了伽椰子。

我们三个常一起出去玩儿。我们不在芭蕾工作室，就一定在旧金山瞎逛。我们去过39号码头的拱廊购物街，玩投篮游戏赢毛绒玩具，啃着伊兹伊兹——一种夹着燕麦饼干的香草冰激凌。

我们搭公交去大美洲游乐园坐过山车，那个过山车的名字好像是大火球。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看过《我仍然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一起在卡培娇舞蹈用品商店仔细挑选紧身衣和连衣裤，也一起流连于联合广场的橱窗，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我们永远买不起的华服。

虽然我们三个人很亲密，但伽椰子似乎比杰西卡和我更加成熟。她立刻谈起了恋爱，男孩是个白人，也是暑期集训营的学生。她不像我，面对这种幼稚的夏日浪漫，我依然浑身不自在。记得当时我常常离开房间，让他们两人独处。我通常晃荡到杰西卡的房间，或者去楼下的公共区域看电视。

虽然空余时间，我们几乎天天粘在一起。但在白天，我很少见到杰西卡和伽椰子。我和她们没有一节课一起上。除去特训，我还被放到了暑期集训营的最高级班，和最顶尖的学生一起上课。学校的副校长萝拉·德·阿维拉（Lola De Avila）坚持这样安排。

在任何芭蕾舞训练中，新生都必须参加摸底课程，才能确认自己被分在什么班。快速为几十名学生定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老师们关注的第一件事是你的身体条件和动作质量。我的腿又长又细，向后弯曲，加上我的大脚，完全就是芭蕾舞演员的理想身材。我的动作流畅、大胆、自然。老师们自然没有漏看我的优势，那年夏天——和第二年夏天，都认为我应该和最有经验的学生在同一个班。她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评估我的长处和短处，但他们明白，我自己也清楚，我可以精确传达动作。

对渴望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乔弗里芭蕾舞团，或美国任何著名芭蕾舞团的年轻舞者而言，暑期集训营是一个关键阶段。在集训末期，舞团通常会挑出表现最好的一批学生，邀请他们参加下一学年的学习，希望他们未来能加入舞团。

我猜想，在我上第一堂课前，萝拉·德·阿维拉和旧金山芭蕾舞团的董事就已经打定主意，要邀请我参加一整学年的学习。这也可以解释他们为何如此慷慨，奖学金不仅免除了我的学费、住宿费和置装费，还承担了我往返旧金山的机票。在这个学校，有一个位置正等着我。

我“神童”的名声已经先一步传开。但是，抛开我的天赋，现实是，我在芭蕾知识上存在巨大的漏洞。我起步很晚，经验不足，有许多术语、舞步、作品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

显然，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其他学生，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还有部分来自亚洲、俄罗斯、西班牙，以及全美大大小小的城镇。他们一生都在跳舞，优势明显。

我们在课上学习了双人舞和串联，即从知名的芭蕾舞剧中选一段独舞，学习某种特定的演绎。这些串联其他的舞者可能早就表演过很多次，而这之中的大多数我一次都没跳过。

我们研究的第一部芭蕾舞剧是《睡美人》。当然，我听过这个经典童话。奥罗拉公主被邪恶的仙女诅咒，注定要在她十六岁生日那天刺破手指而死。丁香仙女用自己的咒语打破了这个诅咒，确保奥罗拉公主不会死去而只是陷入沉睡，并会被王子深情的一吻唤醒。

但我不知道柴可夫斯基的芭蕾演绎，慢板节奏缓慢，大跳跃起，气势磅礴。我从没看过这场芭蕾，对剧中的编排完全陌生。

那年夏天，我很快发现自己缺乏后劲。我不习惯立脚尖，不习惯每天穿着足尖鞋跳好几个小时，全身僵硬得发痛。下午晚些时候，所有的课程都结束了，我的双脚又红又肿。我蹒跚地回到宿舍，几乎不能走路，更不用说再做一次蹲。杰西卡会到我们的房间来找我和伽椰子，我们把垃圾桶装满冰和水，然后，把疲惫的双脚浸入冰水中。

但是老师们鼓励我，逼迫我，熏陶我，萝拉·德·阿维拉尤甚。

圣佩德罗聚集了大量拉丁裔，我很多朋友和同学的父母或祖父都是从墨西哥或中美洲移民到加州的。但是，我从没见过西班牙人。萝拉以前在西班牙萨拉戈萨训练，我以为她会长得像我老家的邻居，有着棕色皮肤和乌黑头发。但她不是。

萝拉的肤色非常苍白，鹰钩鼻，褐色的蓬松短发。她身材娇小，讲话带着优美轻快的口音。

最初教她跳舞的是她的妈妈，玛丽亚·阿维拉（Maria de Avila）。她后来出演了《仙女》《吉赛尔》《雷蒙达》等剧目，与鲁道夫·纽瑞耶夫合作，在西班牙国家芭蕾舞团任教，同时，她还是萨拉戈萨芭蕾舞团的联合创始人。

在我收到并接受旧金山芭蕾舞团提供的奖学金后，萝拉打电话来找我和辛迪。她说，我能来，她和各位系主任都感到很高兴，还告诉我抵达后该抱有怎样的憧憬。这些细节，放在其他大部分学校一定只是一封“新生须知”。像这样副主任亲自打电话，亲自传达信息的情况真的是很罕见，让我受宠若惊，又欣喜若狂。

萝拉一整个夏天都是这样，不断地拥抱我，抓紧我，引导我。她是个很好的老师，接受我的现状，知道我懂什么，不懂什么，花时间来仔细解释，给时间让我慢慢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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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快板由一连串的小跳和快步组成。它与大快板不同，大快板主要由大跳组成，你必须跳得很高，双腿完全伸直。小快板有很多种形式，从基本步到复杂的组合都有。然而，不管动作简单还是复杂，我都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很多舞步都是第一次见到。

在班上，我通过不断观察和模仿其他更有经验的同学来学习，虽然对自己正在做的动作一知半解，但却能近乎完美地模仿。可是，在学习小快板的班上，我完全迷失了方向。最后，我只能溜到一边，独自站着，因为我完全跟不上。第一次，我模仿失败了。

就在这时，萝拉走过来，轻轻抓住我的手，把我带到教室前面。

我们站在一起。

“这个动作是移位的打脚小跳，”她低声在我耳边说，这个动作要求你在跳起时，一条腿在另一条腿前快速摆动。她把小快板分成了许多小节，方便我学习掌握。

“这个是扭胯跳跃。”她说，这个动作要求一只脚在另一只前方，双脚起跳，单脚落地。

我很害羞，一直觉得站在教室前排是件很尴尬的事，没有机会提前练习，对要学的东西一头雾水。但是，那个在男孩女孩俱乐部被辛迪拉在全班面前展示柔韧性的天真少女已经远去了。萝拉在耳边低声说，原地直腿跳、等距分腿、跳，这让我很兴奋，就像我正在破解一个即将带给我无限宝藏的密码。我听着，看着，学着，回应着。

集训开始两周后，我开始在萝拉的办公室上小课。公司要发出正式邀请还为时尚早，但我觉得她想让我体会一下如果留下来学习的话，那一年会是什么样。这是所真正的学校，年轻的舞者们在这里上课，学习英语、历史、科学、数学，但芭蕾才是我们的主修课。我们将会在学习公式和比喻的同时练习连转与立脚尖。

萝拉不是唯一一个对我特别感兴趣的老师。教搭档关系的那个老师，他的名字我忘了，总是让我给全班做示范，就像查尔斯那样，在其他舞者面前表演托举、扭转和旋转。

“你看，”他用男中音说道，一只手把我托举起来，我的身体像一个箭头，“经典线条看起来就像这样。延伸！平衡！”

在芭蕾的世界里，外貌至关重要。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肤浅，甚至轻佻。但对于视觉艺术，尤其是芭蕾这种以优雅和柔软著称的艺术，外貌是绝对重要的。

你可能拥有芭蕾所需的一切身体条件，有能力精确地完成每一个舞步，但如果你的头与身体不成比例，或者双眼靠得太近，这些都有可能让你与顶尖芭蕾舞团失之交臂。群舞演员表演《海盗》的花园场景时，那些在舞蹈工作室里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在舞台上都会变得无比刺眼。

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芭蕾舞演员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天赋、力量、编舞学习能力，及表演时令人眼前一亮的能力。恰到好处的条件区分了谁是能在水彩画中表现光影细微差别的艺术家，而谁又是只能画数字油画的人。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我头很小，脖子很长，双脚像小船，身躯娇小——从传统标准来看，我算不上完美。但在某些阶段，在《吉赛尔》的虚构村庄里，或《雷蒙达》的省级法院中，我也算得上理想。

该来的总会来，而且来得比我想象的快。人们说我该减肥了，说我胸太大了，说我皮肤太黑了。

但辛迪总是提醒我，巴兰钦那本讲芭蕾舞演员的故事书就是在说我。她总说我是完美的。在进入青春期前的那些金色夏天里，在芭蕾世界的眼里，我的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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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萝拉特别关照我，但班里的其他女孩似乎并不介意。我只是个初学者，而其他人无论在理论知识上，还是应用实践上，都甩我好几条街，我觉得他们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

暑期集训营里大约有二百名学生，其中大约有八十名男生。很多人喜欢成群结队地出去玩，一起吃早餐、午餐和晚餐。有时，我们会吵吵闹闹地结伴穿梭在旧金山的街道里，尽情陶醉在来之不易的自由里，远离家乡，远离芭蕾。

但也有一些女孩紧紧抱团，与其他人保持着距离。她们并非恶意，只是喜欢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从前在圣佩德罗的时候，我从来都算不上受欢迎的孩子，芭蕾的世界里不乏受欢迎的女孩，她们有自己的小团体，个个光彩照人，又爱聊八卦。

她们似乎比我和我的朋友们更加成熟。她们谈论男生，谈论参加过的种种夏日派对，而这些话题，我一句嘴都插不上。她们在周末参加聚会，玩通宵，让年长的男孩给她们买啤酒和果酒。与此同时，我和我的朋友们会点披萨，聊愚蠢的笑话，在十一点前上床睡觉。

但是，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艾拉妮丝·莫莉塞特（Alanis Morri⁃sette）的专辑《小碎丸》就是夏天的背景乐。

而且是不是很讽刺……你不觉得吗？

有点太讽刺……而且，是啊，我真的这么认为……

这就像你婚礼当天下了大雨，

像已付费的免费午餐，

像你拒绝的好建议，

你没想到的，它都知道。

我跟妈妈还有辛迪一周通话几次，跟她们聊我的新朋友，我新学的东西。在国庆节[1]那个周末，妈妈来了，还带来了我的兄弟姐妹。

不知道为什么，布莱恩也来了，尽管他们分开很久了，而且关系一直很紧张。回想起来，我觉得是因为卡梅隆要出门旅行，而布莱恩想在旁边照顾他。此外，布莱恩和我一直相处得不错，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他们星期五开车出发，那个周末我们去了渔人码头和嬉皮区。卡梅隆那时只有八岁，时不时停下来和一位城里的老绅士下棋。他思维缜密，天资聪慧。

周日，在他们踏上六小时的回程前，我们去烤饼连锁店吃早餐。

“你知道吗，”妈妈说，声音中带着愤怒，“学校的主任很惊讶我竟然还活着。他们以为辛迪是你的唯一监护人。”

我点了点头，专注地吃我的炒鸡蛋。

妈妈一直絮絮叨叨。她说：“那天我看到了杰姬和她妈妈。”杰姬是我自初中起最好的朋友，自从我开始接受家庭教育，投身于舞蹈事业后，她和我就不常见面了。她又说：“他们知道你进了集训营以后特别兴奋。等你回来了，他们想听你仔细讲讲。”

妈妈喝了口橙汁。

“你知道，米斯蒂，大家都想你，”她说，“我想，等今年夏天结束了，我们考虑让你搬回来和我一起住。”

我点了点头。我点头不是因为我同意，而是因为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迫切地在它展开之前就结束了谈话。

我咬了一口烤面包，味同嚼蜡。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过得非常快，比我想象的快多了，就这样，集训结束了。最后一天，我被叫到萝拉的办公室开会。

萝拉在里面，静静地站在摆满书和照片的木架前。她的旁边坐着海尔吉·托马森（Helgi Tomasson），当时旧金山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

萝拉首先开口。

“你知道吗，我们对你印象深刻，米斯蒂，”她轻声说，“我们认为你很有潜力，未来会成为伟大的舞蹈家，但你需要系统的训练来完善技艺。我们希望你能来我们学校学习一年。”

海尔吉静静地坐在她旁边。我只见过他几次，每次都是他到工作室来视察学生跳舞。他从来不会多停留一会儿，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直到现在。“如果你坚持努力，”他说，“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成为我们舞团的一员。”

虽然这份邀请是意料之中的，但我还是感到不知所措，受宠若惊。我尽力维持镇定，挤出一句“谢谢你”，告诉他们我回家后会和妈妈、老师讨论这个问题。

我恍恍惚惚地走出办公室，为他们的信任感到振奋。回到工作室，我开始像往常一样做课前拉伸。这时候，她们的窃窃私语传入了我的耳朵。

所有的女孩都知道，我被叫到萝拉的办公室去了，她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整个集训营，只有另外两个女孩和几个男孩收到了类似的邀请。

一个女孩决定就大家窃窃私语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她讲话的声音不大，恰好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能听清楚。

“他们为什么留下她？”她问，“她缺乏足够的训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我继续拉伸，但能感觉到热度渐渐爬上脸颊。我觉得尴尬，那种困扰我人生方方面面的自我怀疑再次袭来，我很少在舞蹈中有这种感觉。

“我真的够格吗？”我问自己，“这里有这么多经验丰富，实力强劲的女孩，为什么是我？”

我想逃跑，逃回我的宿舍里，锁好门，静静地跳舞直到不再难过，就像小时候在家里那样。但是一天才刚刚开始。我还有很多芭蕾课要上，要和这群在背后议论我的女孩并肩跳舞。我无处可逃。我不得不屏蔽了批评、疼痛，坚持自己的立场。

那天结束时，我们拍了班级集体照。我觉得不舒服，但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站在人群的中央，勇敢地微笑。

*　*　*　*　*　*

更让我感到糟糕的是，据我所知，某些期待被留下来的女生早就把在旧金山芭蕾舞团做专业舞蹈演员作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我，在正式获得邀请前就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学校的全年奖学金。我甚至不打算在下一个暑期继续参加旧金山芭蕾舞团的集训。

这一切都由不得我自己决定。妈妈几次提醒，她迫切希望我尽快返回南加州；辛迪希望我能接受旧金山芭蕾舞学校的邀请，但她多次在电话中强调，回家后要继续跟着她加强训练。她不相信我在这所大型芭蕾舞学校依然会受到同样的重视，也不相信如果我不花时间来打磨我舞蹈中的种种细节，我的技术将受到影响。

虽然我知道旧金山芭蕾舞团，即使不是全世界最好的，也是全国最好的芭蕾舞团之一，我也喜欢萝拉和其他老师给予我的关怀和温暖，我还是接受了辛迪和我母亲的决定。对我来说，最终目标一直都是美国芭蕾舞剧院。

旧金山的集训一开始，我和杰西卡就下定决心，明年我们要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的集训。“在那儿见。”我们在告别留言中这么写着，潦草的字迹留在彼此的相册中。

美国芭蕾舞剧院一直是我的目标，从我第一次在辛迪和帕特里克家的电视上看到团里旋转的舞者时就开始了，从我看到帕洛玛·赫莱拉在洛杉矶钱德勒剧院上演《堂吉诃德》中的双人舞时就开始了。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的夏季集训是进入这个专业团队的敲门砖。

在旧金山的最后一个夏夜，所有的女孩都聚集在我们专用的公共休息室。大家吃着披萨，最后一次一起听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的歌。我们熬了一个通宵，杰西卡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每当她看见棉花糖或者咬了一口里斯牌花生酱时，她就会想到我。

即将到来的离别让我很难过。第一次独立的经历让我觉得很好。我与很多女孩建立了联系，结识了新朋友。作为舞者，通过训练，我成长了很多，这些训练远远超过了我在圣佩德罗学到的。

我还意识到，妈妈和辛迪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妈妈恳求我回家和她在一起，每过一周，她的心就更迫切一些。辛迪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她告诉我，我非常需要她的指导和照顾，需要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这就是我回家后要面对的局面。

第二天下午，我搭乘的飞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辛迪在那儿，等我。

我跳上她的车，回家路上，我让她一路播放我带的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的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