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病的折磨

第七章　伤病的折磨

舞蹈演员的身体是她的乐器，是她演奏的方式，是她编织魔法的织布机。

第一次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的人面前亮相时，我只有十五岁，刚刚获得洛杉矶音乐中心聚光灯奖。

小时候，我坐在布拉德利家的电视机前，目瞪口呆地看着米哈伊尔·巴雷什尼科夫、格尔塞·柯克兰和美国芭蕾舞剧院的其他明星。那时候，我就梦想着有一天我也有机会进入这个舞团，走帕洛玛·赫莱拉走过的路，在她跳舞的地方跳舞。

美国芭蕾舞剧院是当初给我提供暑期集训奖学金的五家舞团之一。但对于十五岁的我来说，纽约实在太远了。于是，我选择了加州海岸。现在，一年后，我已经准备好在纽约大显身手了。

妈妈的朋友到拉瓜迪亚机场接了我。我们一起打车去了我未来一段时间的住处，一座位于纽约市格林尼治村十四街的修道院，与圣约瑟夫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住在一起。

有些人可能觉得年纪轻轻地住在修道院一定特别闷，特别奇怪，我带去的玛丽亚·凯莉的海报贴在墙上，贴在一串串念珠之间。

但我觉得住在这儿挺好的。

把夏天的旧金山搅得天翻地覆的闹剧早已尘埃落定。现在，我已经可以若无其事地穿过曼哈顿的钢筋森林，走向我的下一段冒险。

我生命中的主要剧目和我想要的近乎一致：偶尔担当芭蕾舞剧女主角，赢得了芭蕾舞指导的认可，不断让自己更上一层楼，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美国芭蕾舞剧院，我梦寐以求的舞团的固定成员。

我戴着耳机走在街上，跟着不知名的节奏蹦蹦跳跳，突然，我发现有人正盯着我看。

“嘿，”他说，“你是那个全加州都为之疯狂的女孩儿吗？”

修道院门外是纽约，这里有脏兮兮的街道和无所不在的杂音，仿佛一个永远在调音的乐团。这声音伴随着纽约人从东跑到西，从南走到北。潮湿的空气中混合着垃圾的臭味、尿味和餐车上油炸食品的味道。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修道院粉色墙壁的后面，修女们善良而又充满母性。她们不会说英语，只会说西班牙语，大部分的时间，我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每个小房间里有一部对讲机，每天早上七点它会发出蜂鸣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

哔嗞嗞嗞嗞嗞。

“El desayuno esta listo[1]，”一位修女会叫道，“早餐准备好了。”

我们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晨间问候，想多睡一会儿。但是，我们喜欢修女每天为我们这群女孩准备的早餐和晚餐。

宿舍里，每间房间有两张窄床。这里不仅住着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暑期集训的学生，也有参加其他暑期集训的学生。起初我和玛格住在一起，我们都在劳瑞森舞蹈中心跳舞。她参加的是乔弗里芭蕾舞团的暑期集训项目。后来，我又换到和我的好朋友凯兰一个房间，我们在加州是同学，她也参加了乔弗里芭蕾舞团那年的暑期集训项目。

还有，当然，阿什利·埃利斯也在，和我一起在美国芭蕾舞剧院。这就像玩抢椅子的游戏，有时是阿什利和玛格住，我在凯兰的房间，有时候又会交换。

还记得，每天跳完舞，明明腿疼得不行，却还要忍痛爬上一级又一级的台阶，因为修道院没有电梯。到了晚上，所有的女孩，不论是来自乔弗里、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还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的，都会聚在地下室一起吃晚餐，我们所有的餐食都在这里。饭后，我们会一起看电影。妈妈寄来了超级男孩演唱会的视频，我们看着视频里的贾斯汀，发着花痴。

集训开始的第一天，我被叫到艺术办公室，约翰·米汉（John Mee⁃han）和柯克·彼得森（Kirk Peterson）在等我。柯克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独舞演员，担任这个项目的驻团编舞和芭蕾老师。约翰是舞团里的前任首席舞者，也是美国芭蕾舞剧院芭蕾舞团工作室的艺术总监，年轻舞者在成为舞团正式成员前都会在这里表演。

柯克先开了口。

“我们听说了你的故事，米斯蒂。”他说，“但我们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于是，我跟他们谈起男孩女孩俱乐部，谈起我当初怎么犹豫不决，后来又如何疯狂地爱上了芭蕾。我告诉他们赢得了聚光灯奖时的激动心情，讲起在《胡桃夹子》中扮演克拉拉，在《堂吉诃德》扮演琪蒂时的享受，谈起美国芭蕾舞剧院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舞团。

我略过了妈妈和辛迪之间的那场争斗。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约翰还是抲克都没有逼我，也没有过问。

他们说，我是难得一见的天才。约翰说，他计划邀请我立刻加入舞团工作室。

我惊喜得不知所措。

*　*　*　*　*　*

也是在这个夏天，我遇到了帕洛玛·赫莱拉。不得不说，起初，我有点失望。

当时应该是午饭时间。暑期集训班的学生是被禁止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的舞蹈工作室闲逛的，说是工作室，其实是几间破败屋子挤在一起的院子。舞团占据了市中心百老汇大街890号大楼里的两层，一共有五间练习室，我们就在这里排练。练习室里有整整两面墙都是镜子，三面墙都安装了把杆，另外还有一些把杆像柴火一样堆在后面，在房间中间练习把杆动作时才会搬过来。钢琴一如既往地坐落在房间的一角，房间前面还有电视和音响系统，方便我们看视频学编舞。

和纽约城里许许多多的老楼一样，美国芭蕾舞剧院里到处都是旧暖气片，以保证供暖。冬天，这些管道叮当作响，有时吵得我们根本听不见钢琴的声音。在两大排练室之一的5号房，火热的蒸汽和舞者身上的热气给玻璃蒙上了一层雾，你根本看不清外面的19号大街。

夏天，练习室闷热难耐。房间里装了空调，但舞者不想开，因为担心肌肉受凉僵硬。

此外，还有两个大更衣室，分为男更衣室和女更衣室。更衣室里摆着长椅和摇摇欲坠的储物柜，我们到舞团的第一天就领了自己的柜子，供在团期间使用。理疗室里有各种你能在高级健身房里看到的东西，从有氧运动、负重器械到普拉提，应有尽有。还有一间小按摩室，舞团治疗师会帮助按揉酸痛疲劳的肌肉。

楼上，在三楼，有另外两间练习室和舞团办公室，艺术工作人员、舞台经理和舞团管理层、筹款部门、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以及我们的执行董事都在这里办公。

午饭时间，我通常会去街上散步，在沙拉吧买一份汤或三明治回练习室，和大家聚在一起吃东西，休息，然后才回去上课。

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想四处看看。走廊里飘散着汗水和岁月的味道。不知不觉，我来到了其中一间大练习室，帕洛玛·赫莱拉在里面，正在打电话，那时还是付费电话。

我以为她会很高，实际上她只比我高几厘米。她琥珀色的头发束成了松散的发髻，一条腿搭在墙边的椅子上，做拉伸。

“无时无刻不是芭蕾舞演员，”我心想，感到肃然起敬，“即使正在和朋友聊天。”

她完全就是我想象中的偶像的样子，仿佛女主角，漫不经心的动作，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弯曲身体，毫不费力，轻松得仿佛是在撩头发。

当你和偶像面对面时你会做什么？你把她的照片挂在你卧室的墙上，你学习她的舞步，许多年前是她扮演的琪蒂鼓励你走到今天。而此时此刻，在离家五千公里的地方，在米哈伊尔·巴雷什尼科夫执教的工作室，在格尔塞·柯克兰跳舞的工作室，你遇到了她。

你靠近她，悄悄地，静静地。

“你好。”我最后说，既像压着嗓子，又像在讲悄悄话。

没有回应。

我不记得帕洛玛当时是在打电话，还是已经挂了。我只记得，当时气氛尴尬。我觉得她有点小气。

人们都说，最好别去见你的偶像，因为你会发现他也是平凡人，也很情绪化，也像你一样不完美。

但帕洛玛的冷漠却莫名地让她更吸引人，让我对她的迷恋又加深了。我转身走出了房间。

“她肯定会有那么点自我啊，”我很快得出结论，“她可是帕洛玛·赫莱拉好吗！”

虽然这次被禁止的会面没能开个好头，但我和帕洛玛的相遇仅仅是我们关系的开端。我现在认为，要真正了解她，至少需要十年。但现在，体验过聚光灯下的时刻，感受过伴随“唯一”而来的阿谀奉承和高处不胜寒，我明白了为什么她仿佛在自己周围竖起了一道墙。

或许，因为我虽然大器晚成却是个天才，或许，还因为我是在白人主宰的领域独树一帜的黑人女性，聚光灯总是追着我跑。帕洛玛也因特殊而引人注目，年仅十来岁就成为独舞舞者，接着成为首席，与经验更丰富的年长舞者并肩起舞。

我只能想象，她十五岁时肩负众望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是什么感觉。我能想象得到，其他舞者看到这个纯真少女一路平步青云，给了她多少怠慢和轻视，她都必须忍受。

我完全能够想象，一清二楚，因为她经历的，我也经历过。

多年以后，美国芭蕾舞剧院的艺术总监凯文·麦肯齐在我二十四岁时，升我为独舞舞者，我成了二十年来第一个走上这个位置的非裔女性。我登上了《足尖》杂志的封面——那本我以前常买，放在背包里随身携带以便自己能随时读到帕洛玛·赫莱拉的杂志。我对作家谈起她，也谈起了格尔塞·柯克兰；谈起我一想到芭蕾舞演员，就在脑海中看见她们流畅的动作。我告诉作家，从十三岁接触芭蕾的时候起，帕洛玛和格尔塞就是我的目标。

之后，那个封面故事登出来了，现在轮到帕洛玛悄悄接近我。

“我看了你在《足尖》里的故事，”那天课间，我正在练习室里拉伸，她走过来，喃喃地说，“谢谢你在文章里那么夸奖我。”

真有趣。在接受采访时，你侃侃而谈，有时可能无法意识到有人，包括你提到的人会真的看到你说的话。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惊讶，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帕洛玛竟然读过我的盛赞。

不过，我也很高兴，我曾经的偶像因为我赞扬她而感到受宠若惊，尽管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独舞舞者，和她同台演出，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全世界，我是她的粉丝，是帕洛玛·赫莱拉启发了我。

我们相视而笑，成了伙伴。而且我可以说，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　*　*　*　*　*

这些女孩，我们之间的乐趣和友谊，让美国芭蕾舞剧院的项目看上去有点像穿着足尖鞋的夏令营。但是，我们非常努力地练习，每天花七个小时做阿拉贝斯克和蹲。

阿什利和我每天早上沿百老汇大道走十五分钟到美国芭蕾舞剧院。在学校的一百四十九名年轻人中，我和她是同一水平的。我们进入项目后不久，就知道了我们在夏季演出中会扮演的角色。

阿什利有一段独舞。柯克·彼得森决定，我在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芭蕾和《帕基塔》改编版中表演双人舞。《帕基塔》讲述了吉卜赛女孩救了一名战士，后来发现自己原来是贵族出身的故事。

同学对这个决定表示支持和赞赏。他们相信阿什利和我都掌握了完美的技术，他们管阿什利叫“白皮肤的米斯蒂”，因为我们的身材和舞蹈风格非常类似。

我们肯定算得上那年夏季项目里的明星。演出当晚，谢幕之后，我给其他舞者签了好几双我的旧舞鞋。我正在和朋友合影，突然得知美国芭蕾舞剧院总监凯文·麦肯齐和约翰·米汉想见我。

我急忙来到楼下的办公室。

“今晚你表现得非常精彩，米斯蒂。”约翰说。他说话算话，邀请我加入舞团工作室。

尽管约翰之前提过他有这个意向，我还是被这个邀请惊呆了。我还在读高一，才十六岁。但我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梦想近在咫尺，唾手可得。

我好不容易找回理智。

“我得问问我妈妈。”我最后说。

我真的是一路奔回修道院，打电话给妈妈。她不确定。她说，我必须要完成学业，而且我在家的时间真的太少太少了。

但她后来的表现令我吃惊。

“你自己决定吧。”挂电话前她说，“时光一去不复返，期望他们明年夏天也会邀请你。但这是你的梦想，我希望你不要后悔最后的决定。”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直拖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告诉凯文我还需要时间来想清楚。他和约翰都告诉我，我可以继续上学，获得高中毕业证。他们还会为我提供奖学金，支付置装费和往返两地的费用。这个条件太诱人了。

可是，我的大姐埃里卡不久将生下第一个宝宝，一个女孩。她计划叫她玛丽亚。而我和妈妈终于能待在一起，相亲相爱，享受彼此的陪伴，和妹妹林赛住在属于我们的舒适公寓里。我不想离开他们独自一人生活在大城市。暂时不想。

“我想回家读完高中，”我终于告诉凯文和约翰，“希望明年你们还会要我。”

他们点头微笑。

*　*　*　*　*　*

作为临别礼物，美国芭蕾舞剧院授予我可口可乐奖学金，用以支持我回南加州的训练及购买足尖鞋。

我怀揣着对职业生涯的兴奋和对完成学业的渴望回到家里。几个月的时间呼啸而过。比起圣佩德罗高中的同学，我与劳瑞森舞蹈中心的女孩接触更多。但高中舞会临近，妈妈坚持让我参加。

我学校里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亚洲人。到了周五，他们常去马布海俱乐部聚会。每到这时，我总是独自留在学校里。偶尔，林赛会和我在一起，她现在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

有两个人邀请我做他们的舞伴。一个是我的朋友，韩裔美国人，另外一个是美国黑人男孩，他是第二个邀请我的。我和第一个邀请我的朋友一起去了，我觉得很震惊，竟然有人会邀请我。我很害羞，一想到要和人约会，我就觉得很可怕。我从来没和男孩一起出去过。就算贾斯汀邀请我去看电影，我都不敢说自己一定会去，即使我那么那么那么喜欢他。

舞会当晚，我拉直了头发，穿了一条红色长裙，裙子上有一道和我一样长的缝隙作装饰。舞会在某个酒店的舞厅举行，酒店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整夜我都苦不堪言。舞会结束后，我们在班上同学的家里继续开派对。最糟糕的时刻来了，我的舞伴试图吻我。我觉得一阵恶心，就躲开了。我从来没有和男孩接过吻。我甚至从来没和别人牵过手，除非那个人是我双人舞的搭档，我们在舞台上做托举和旋转。

那年六月，我毕业了。我迫不及待地扔下帽子和长袍，迅速将行李打包。作为可口可乐奖学金的获得者，我自动获得了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暑期集训的资格。我将再一次奔赴纽约。

今年夏天比之以往略有不同。时至今日，我依然被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结构和工作团队深深折服。

这一次，我没有住在格林尼治村的修道院，而是和伊莎贝尔·布朗（Isabel Browne）住在一起。当我打车前往她位于曼哈顿上西城的高级住宅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未来的两年里，她的家就是我的家。

在芭蕾世界中，伊莎贝尔·布朗是一位传奇人物。传奇的一部分来源于“布朗王朝”。美国芭蕾舞剧院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伊莎贝尔就在舞团跳舞了。在美国芭蕾舞剧院，她遇到了她的丈夫，同为舞者的凯利·布朗（Kelly Browne）。他们的孩子伊森和莱斯利后来都成为了舞团的首席。事实上，莱斯利在两次集训中都指导了我，而我加入舞团时，伊森仍担任舞团的独舞演员。

我后来才知道，伊莎贝尔主动提出等我回纽约后接待我。这是无上的光荣。她个子不高，举止优雅，她的家和《费城故事》里的上流社会聚居区一样。墙角摆放着古董，桌子是闪闪发光的红木材质。

浏览她的书架，我能找到美国芭蕾舞剧院创团之初的计划书。由米哈伊尔·巴雷什尼科夫、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和安妮·班克罗夫特（Anne Bancroft）主演的电影《旋转的足尖》正是以布朗家族为原型，莱斯利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和巴雷什尼科夫共舞。

辛迪是对的。我正与皇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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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能继续住在一起，阿什利也回到了美国芭蕾舞剧院参加暑期集训。我们再次赢得了演出中所有的重要角色。我第一次有幸与传奇编舞特怀拉·萨普（Twyla Tharp）合作。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主团后，我常常在她的作品里领舞。

在暑期集训的强化课程中，我与特怀拉合作的时间转瞬即逝。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称赞我动作流畅，技术高超。特怀拉指导我和阿什利，还有她的神童弟子工藤伊莱恩（Elaine Kudo）表演她的开创性作品《紧要关头》。该剧于1976年首次登台，她与巴雷什尼科夫担纲主演。

直到后来成为芭蕾舞团的一员，我才真正了解特怀拉。她留着一头银色短发，总是穿着宽松的衬衫，看上去就像个青春期的毛头小子。很多舞者逼迫自己保持身材娇小，特怀拉不一样，她总是带着很多零食。她有一个怪癖，喜欢直接拿着奥斯卡迈尔斯的塑料包装袋吃午餐肉。她像是鞭炮，我从没见别人有她身上的狂野能量和运动风格。她特别喜欢美国芭蕾舞剧院里的男演员。在编舞和创作时，她真的是全力以赴，在他们头上跳舞。她很强势，无所畏惧。

暑期集训中期，约翰告诉我，他希望我能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的舞蹈工作室。虽然这并非意料之外，但我着实松了一口气。接着，夏末，我们完成了最后一场演出，灯光减弱，凯文叫我回到舞台，他一直站在那里。

我把接下来发生的事记录在日记里。

“凯文说，祝贺我演出成功，也祝贺我签约成功。我惊呆了……他告诉我，我很特别，他们一直密切关注我。他说，他简直不敢相信我在当代作品中表现得如此出色，在演出中沉着冷静，而与此同时，我在经典作品中也让人眼前一亮。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我决定不回圣佩德罗了。之前的暑假，妈妈一直找不出时间来看我的演出，这次她飞过来看我出演的《紧要关头》。她留了下来，帮助我为人生的下一个关键点——在纽约做专业芭蕾舞演员，做准备。

凯文还告诉我，在正式加盟芭蕾舞团工作室前，我会在主团做“学徒”，并和他们一起到中国巡演。

“你有护照吗？”他问。

我没有，但有必要的话，我愿意为了办护照睡在海关办事处门前。我欣喜若狂。十七岁，还没有完成预备期，就能和主团一起演出，这比我梦想的还要好。第二天，妈妈陪我去了当地的护照办公室。我马上要十八岁了，这将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

*　*　*　*　*　*

我们去了两个星期，在上海、台北表演，还顺道去了一趟新加坡。作为学徒，合约允许我能做的不多，只能作为群舞演员在独舞和首席背后表演。在我还没有专业经验的时候，能跳群舞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在《舞姬》里，我扮演华尔兹舞群里的一个女孩，我和朋友蕾拉一起扮演花童。没有排练或演出的时候，蕾拉和我常一块儿去游玩，我们去了碧海金沙水上乐园，还去了城隍庙。

回家后，我正式成为了美国芭蕾舞剧院芭蕾舞团工作室的一员。我的舞团奋斗之路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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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团工作室里有六个女孩和六个男孩，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排练、学习、表演，为加入主团做准备。我们主要在国内巡演，去过水牛城的学校，去过科德角的小剧场。不过，我们也去了百慕大，酸痛的脚踏过白色的沙滩和碧绿的海浪。整个过程仿佛身处天堂。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一起参加过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暑期集训，彼此非常熟悉，感情好得仿佛兄弟姐妹。

通常，表演结束后，舞者有一些余兴节目，和台下的年轻观众聊聊天。时至今日，我还常常被其他一起聊天的舞者们调侃，因为学生们总会盯着我问问题，有的人可能在监护权争夺战期间的新闻上见过我，问我会不会成为独立监护人。

“你是‘利扎秀’上的那个人吗？”有人免不了会问。

“是的，但现在一切都很好，”我匆忙回应，紧张的笑容闪过我的脸颊，“我现在回家和妈妈一起住了，没什么不好的。下一个问题？”

从《睡美人》开始，我在舞团工作室跳了几乎所有的双人舞。能饰演主角欧罗拉我觉得很光荣。我和大卫·哈尔伯格（David Hallberg）搭档，他现在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的首席，另一个搭档是克雷格·萨伊斯坦（Craig Salstein），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现任独舞演员。

舞团工作室的各位都很喜欢我，我陶醉在舞团工作室的氛围里。我开始释放我的个性。我的声音，在童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沉默的，和辛迪在一起时，才释放了出来，后来我试图从监护权争夺战的创伤中恢复，就又沉默了。现在，它再次出现。

我第一次大声说话，甚至有点吵闹的意思。那个做读书报告都会紧张得发抖的小女孩，现在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关于政治的观点，关于音乐的观点，关于一切的观点。我会和雷娜塔·帕瓦姆（Renata Pa⁃vam）争论谁才是最好的男团。她是舞团工作室里来自巴西的成员。

“超级男孩！”我大喊道。

“后街男孩！”她嚷嚷着回道。在宣布停战前，我们会一路这么吵吵嚷嚷地去塞纳斯万克的店买墨西哥煎饼。

雷娜塔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现在也和我一起在舞团工作，担任群舞演员。

但是舞团工作室里我最好的朋友是蕾拉·法亚兹（Leyla Fayyaz）。我和她被选为学徒跟着主团一起去了中国，从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都喜欢嘻哈音乐，业余时间里经常一起对着阿姆发花痴。

看这边好吗？

看这边好吗？

请真正的大痞子站起来好吗？

重复一般，请真正的大痞子站起来好吗？[2]

在中国巡演期间以及后来在舞团工作室里的时候，我和蕾拉一直住在一起。她很漂亮，有古巴、黎巴嫩和波斯血统。我认为她古典芭蕾的技巧和风格堪称完美。我们称彼此为灵魂伴侣。我们一起逛纽约，从最初盯着时报广场各种演出发呆的懵懂少女，成长为后来逛街、和男孩初次约会的年轻女孩。在我看来，她真的帮我摆脱了自己的保护壳，让我适应了纽约客的生活。她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成为了群舞演员。短短一年后，她退出舞团就读纽约亨特学院。即使在她退出后，我们依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现在是纽约福克斯五台晨间节目的部门制片人。

但是，在我定居纽约一年以后，我的好日子戛然而止。

那时我十九岁，刚刚成为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群舞演员。

群舞是舞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伴舞把芭蕾舞剧串在一起，丰富了《舞姬》里帕莎的梦，填满了《吉赛尔》里的森林。然而，大多数芭蕾舞者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当一个群舞，而是要表现出挑，拿到大独舞，如果顺利的话，某天还能成为首席。首席是一小群闪闪发光的人，总是扮演琪蒂、西尔维亚或是欧罗拉的角色。从舞团工作室进入群舞，就像是从次级联盟跃升为顶级联盟主力队的替补。成为开场，成为第一的机会就在眼前，只要你步步为营，一路跳着舞前进。

在舞团工作室里，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现在，我是众多群舞里的一员。这里竞争非常激烈。主团里没人知道我是神童，也没人在意。在这儿，我的“名声”不会带来特权。我必须从头开始。每一天，不论是在上课还是在排练，我都感觉像是第一次参加选拔，要证明自己。没有任何借口，没人会因为我起步晚而降低要求。在这里，没有辛迪给我撑腰，没有萝拉牵着我的手。群舞团里的很多人都大我好几岁（做群舞的时间比他们计划中更长），我感觉自己必须快速成长。

我训练的时间比其他人少很多，因此我认定自己不会出类拔萃，而且我还需要学习掌控自己，学习如何在与同伴好好相处的同时争取独舞的机会。我又变得战战兢兢，感觉自己的声音又开始往回退缩了。我感觉其他舞者，甚至包括一些教练，一直在评论我，很多人在奇怪我怎么会在这儿。也许有些只是我的胡思乱想，但我真的觉得好孤独。

显然，我感受到的距离感有一部分来自阶级。芭蕾一直以来都是白人和有钱人的领地。我们日复一日的足尖练习让足尖鞋消耗得和餐巾纸一样快，而每一双足尖鞋要八十美元。我家经常食不果腹，我十四岁才第一次接触到芭蕾。而我的同伴们从小沐浴在艺术氛围中，刚学会说话就穿上了人生第一套芭蕾短裙。他们去欧洲过暑假，而我十七岁才办护照。他们拥有度假别墅，而我在简陋的汽车旅馆度过了青春期的大部分时光。

但我在另一方面备受瞩目，可以说是影响深远。我是这片白人海洋中的一个棕色皮肤小姑娘。

曾经，成为“唯一”从不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和巴比、阿爷一起去会堂，出现在布拉德利全家福上，和他们一起去旧金山度假，我从来没想过我们的外表有多大的差异。但我也意识到，棕色的皮肤从不会让我烦恼，正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没什么，至少没有坏处。

但现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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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芭蕾舞团和军队很类似，阶级分明，死板僵硬，在漫长而艰苦的日子里消耗你的身体。

和大多数舞团一样，美国芭蕾舞剧院为想培养的学生建了学校。而芭蕾舞团工作室可以称得上是为最有前途的舞蹈演员设立的培训学院。在舞团工作室训练一段时间以后，大多数学员会受邀进入主团，就像我一样。

主团下设群舞团、约五十人的歌舞团，以及顶级的独舞演员和首席，他们是舞团的明星。独舞和首席没有人数限制，但独舞一般维持在十几个，首席大约有二十个。

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演出分春秋两季。秋季演出季，我们会在主场纽约表演三到四周。舞台以前在纽约市中心，毗邻卡内基音乐厅。现在我们在林肯中心的科赫剧院演出，靠近春季的主舞台，大都会歌剧院。春季演出季延续八周。到了冬天，我们有时会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举行胡桃夹子季，为期大约四周。

虽然表演季只有几周，我们全年都在准备。九月中旬排练开始，通常短短两周后，我们就会开始巡演，有时在美国各地，有时在海外。从纽约排练直到七月春季表演季结束两周后，巡演几乎不会间断。

我们在夏季有约两个月的假期。总的来说，我们一年里有三十五周都在工作，虽然不一定是连续的。其中十八周在排练，十七周在台上表演。

在我们戏称为“放风”的休假日，我常去做演讲，办大师班，参与美国芭蕾舞剧院之外的活动。

训练非常艰苦。排练表演季固定剧目的那几周，每天早上有九十分钟的芭蕾课做热身。接着，会从中午一直排练到晚上七点。大多数日子里，三点到四点之间可以午休，但不是每天都有这待遇。每周二到周六都要排练，只有周日和周一休息。

表演季真正来临的时候，时间表就更加紧张了。我们会去剧院上早课，然后从十点半开始排练和表演，直到晚上十一点。这是每天的常规安排，从周一至周六。

即使在休假，我每天早上还是会上芭蕾课。我会健身，做做普拉提，或者心肺训练，每周几次。

运动和芭蕾课都非常重要，不仅是为了保持健康，更是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和技巧。只有这样，在为本季芭蕾选角的时候，你才会处于最佳状态。作为群舞团的一员，只有在课上表现出众，或者在舞台上脱颖而出，才会被挑出来扮演主角。美国芭蕾舞剧院内部不会试镜选角。类似试镜的事只有编舞在创作新舞剧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时，你和另外二十四名演员会被选中协助创作。你们会学习同样的动作，编舞会决定谁最适合，最能表现变化多端的动作。你必须要展现自己能快速学会动作，而且能适应编舞提出的种种改变。

但总体来说，通往主角的道路并不清晰，很大程度上也不由你控制。凯文会在教室里、舞台上静静地盯着你看，决定是否要给你机会。每年每名舞者都必须参加两次评估，评估由凯文和助理导演负责。在评估会上，独舞和首席会得知这一年他们会跳什么角色，或者会学习哪个表演。他们会用固定的、严格的排练时间表来学习和打磨自己的部分。

成为首席或独舞，在舞团登上顶峰的过程都是差不多的，有点主观，我必须承认，经历的时候还有一点神秘。尽管部分欧洲舞团每年为首席和独舞举办选拔，但在美国芭蕾舞剧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会像少数幸运儿一样，有人轻拍你的肩膀，或是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叫你去凯文的办公室，在那儿，你会得知被提拔了。

*　*　*　*　*　*

我刚开始向着独舞或首席攀登，第一年合同上的签字墨迹还未干，一场重大变故突然降临。

那时，其他编舞和舞团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了。我被各方邀请冲昏了头脑，加上渴望用每一个机会来磨炼技巧，第一年休假，我都尽可能去拜访所有发来邀请的舞团。

通常，排练开始得很晚，一直要排练到深夜。一天深夜，我正在林肯中心的茱莉亚德楼和编舞一起练习。我记得那是一段现代舞，我不太习惯身体的移动方式。

突然，下背部爆发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排练中止，我马上去了医院。

原来是我的下腰椎应力性骨折。这种损伤一般很细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撕裂会越来越严重。等你发现时，伤痛已经持续一年了。像我这样一发病就发现的，着实很少见。

我以前从没受过伤，不过我知道自己非常走运。在芭蕾界，伤病是家常便饭。每天都有人遭受应力性骨折、肌肉拉伤、颈部痉挛，因为我们不停地跳舞，跳舞，跳舞。在美国芭蕾舞剧院这样的舞团，有很多才华横溢的舞者，一旦有人不得不退出，随时可以作为候补顶上来。

伤病造成的心理上的痛苦，不输于身体上的痛苦。今天，你站在舞台上，是大明星。明天，你就因为伤病退出，别人会站上舞台，跳你的部分；而你，就被遗忘了。

虽然我受伤时，舞团还在放假，可美国芭蕾舞剧院马上要为下个演出季做准备。我突然接到了凯文·麦肯齐的电话。

他希望我能进团开始彩排。他想让我做主角，饰演《胡桃夹子》里的克拉拉。

这感觉就像荣归故里。当年，我在黛比·艾伦的《巧克力胡桃夹子》里扮演克拉拉。那场表演把我推向了闪光灯，巩固了我“神童”的名号。这是我很喜欢的芭蕾角色。我告诉凯文，我会去的。

但我骨折的背太痛了，我饱受折磨，最后不得不退出和放弃这个角色。

骨折愈合和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整整半年，每天二十三个小时，我都得穿着背板。除了洗澡，我都得戴着它。然后，还要再用半年来复原。

我好不容易从舞团工作室进入群舞团，签了合同。而现在，整个第一年，我没法跳舞。

十二个月后，再次回到美国芭蕾舞剧院的舞台，我胖了，也老了。再也不会有机会跳克拉拉了。

然而，当时我还不懂。在那时，我对职业芭蕾舞的世界还很陌生，对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无所知。这可能帮我缓解了部分心理压力，那种我现在常在职业生涯中感受到的压力。我太天真了，竟然没有担心没有下一个机会，我太渴望痊愈，对未来太兴奋，竟然没有担忧另一个舞者会夺走我的聚光灯。

“这些只是人生的经历，”我对自己说，“等回去了，我会在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

舞蹈演员的身体是她的乐器，是她演奏的方式，是她编织魔法的织布机。我们把身体扭曲到自然情况下达不到的地方。我们让身体飞，在足尖上跳舞，像苦行僧一样旋转。我们让自己承受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有时会跌倒，有时会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