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芭蕾，还有生活

第十章　除了芭蕾，还有生活

“如果这样做能为芭蕾世界的黑人女性打开一扇门，那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每当我痛苦挣扎，觉得自己又丑又胖、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时，家门外的避难所总能让我缓过气来。

毕竟，这里是纽约。

没错，我身边环绕着一群充满活力，事业有成的黑人女性、导师和朋友，比如维多利亚·罗威尔、苏珊·费尔斯·希尔和雷文·威尔金森。她们帮助我领会更具女人味的一面，提醒我，我的族裔特征是多么美好，即使有些人看不到。

但是，一走上纽约的大街，我总是瞬间被陌生的人群包围和鼓舞，这些人和我一样，有着古铜色的皮肤和壮硕的身躯。

在那里，在芭蕾以外的世界，人们欣赏我的身体曲线，根本不在乎我是否需要减肥。

搬到纽约后，我必须适应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步调，一种来自美国芭蕾舞剧院高墙之后，另一种来自门外城市的街道。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曼哈顿快节奏的生活。你还来不及找个护脚霜广告或者地铁线路图集中视线，来避免盯着拉吊环的陌生人看，身后的地铁门刚好已经关上了。也许我不会立刻暴露，但我直勾勾盯着别人的傻样肯定会让别人觉得我是游客，就像我穿了一件印着“打我呀，我是加州来的”的衣服一样。

记得第一年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暑期集训期间，我也坐了火车。车上很挤，还特别热。狐臭、焚香和香水味混在一起，让我头晕眼花。我很焦虑，夹在陌生人之间，有时感觉有手在我身上乱摸。

第一年夏天，我缩在街角，无助地寻找那个能把信号灯瞬间由红变绿的魔法按钮。我在路旁等着灯变色，一拨又一拨横穿马路的人经过我的身边，穿梭在飞驰的车流中，他们知道等信号灯还不如冲过去。

虽然抵挡不住纽约市的勇气和疯狂的节奏，它依然是我的救命稻草。刚到美国芭蕾舞剧院的那几个月，每当我觉得不开心、难为情或是孤独时，纽约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我对此很感激。即使电力是纽约的脉搏，但它依然亲切，始终不变。

一走出美国芭蕾舞剧院位于百老汇的工作室，我就觉得自己焕然重生。像这样融入群体，不鹤立鸡群也挺好的。尽管我很喜欢也很欣赏我的同事，但能走出工作室，走进普通人群中也不错。周围的人不是芭蕾舞演员，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他们的生活不由私训课和纠结的父母界定，活出了自己的深度和广度。

成为芭蕾舞演员逐渐占据了我身份的全部。我不禁开始担心，如果没有成功，我会怎么样，我会是谁。

站在纽约最拥挤的街道上，戴上耳机，感到自己很独立，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但我还需要适应很多东西。

我习惯了南加州的干旱气候，白天温暖干燥，夜晚凉爽，偶尔有微风。在纽约的第一个夏天，炎热和潮湿像毯子一样紧紧裹住我，消耗我的精力。

放弃加州慢节奏的生活，放弃悠闲的海边装束，融入纽约的节奏，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在加州，天气暖和的时候我总是穿着人字拖。但在纽约街道随处可见的臭水坑面前，我穿着凉鞋的脚完全不是对手。我不得不在城市里跳起小快板，跳过脏兮兮的水坑，回家后还得清理脚上的泥土。

*　*　*　*　*　*

我的住处也和我加州的“家”：套间、汽车旅馆房间、独栋公寓大相径庭。搬出伊莎贝尔·布朗的高级住宅后，我住在上西城，从那以后，我一直一个人住。

首先，以前我从来不需要为了阻挡外人闯入在窗户上装电子屏，不管是昆虫还是人，即使是在“日落旅馆”我也没这么做过。

我和我的朋友管我的第一个个人公寓叫“地牢”。纽约是个生活成本贵得惊人的城市，它的其中一个怪异之处在于，一般来说，要想住一间有窗有自然光的公寓，你就得多付租金，可是这些在以前我觉得都是基本配置，不管房子多么寒碜都不例外。我赚不了几个钱，因此也加入了纽约不见光公寓住户的大军。

房间里有两扇被木条封住的窗户，窗外十几厘米远就是一面墙。我有一张高架床，挂在餐桌上方，而餐桌实际上是我在宜家买的儿童手工绘画桌。如果在床上坐起来，头就会“砰”地撞上天花板。通往厨房的过道非常狭窄，厨房里的迷你冰箱是宿舍里才会用的那种。但我喜欢眼前的一切，因为这是属于我的。

我也喜欢公寓里的蟑螂，个头出奇地大。从小到大，只有住在某些贫困混乱的街区时家里才会有蟑螂，每次都把我吓得半死。而现在，我明明住在富裕舒适的街区，家里却依然有老鼠和虫子的身影，这实在让我感到既可怕又不可思议。和以前一样，我很少待在家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太多值得关注、值得经历的东西。我步行的时间比以往多得多了。在外面，从早到晚，我必须一路应付扑面而来的调笑。

“哟，小妞，最近忙啥呢？”

“嘿！三围多少？报一下啊！”

起初，这些人让我很不安。独自一人生活在城市里，面对陌生男人不怀好意的目光，我总是很害怕。

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意识到，他们大多没有恶意，且心地善良。如果你态度傲慢，别人会觉得你小题大做。但如果你微笑回应，或是说一句“你好”，这些调笑将会止于调笑，以一句“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结束。

后来，有些关注实际上让我感觉很好。在纽约街头，我不算胖。我身材理想，引人注目。事实上，我的外表——黑发，棕色皮肤，曲线玲珑——完美地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彩虹中。

似乎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非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多米尼加人，甚至东印度人。我喜欢看肤色不同、口音不同、背景不同的人混在纽约街头，相亲相爱。也许，和纤细的白种舞者在一起，我显得格格不入，可是在外面，在街道上，她们才是格格不入的那一批。

蕾拉是我最重要的跑步的伙伴，我们睁大眼睛，像个外国游客似的探索这座城市。最初去哈莱姆舞蹈剧院的那几次，我和她在一起。我们吃了亚萨鸡，一道散发柠檬香味的菜，是塞内加尔的主食；在小贩那里买香，沿着马尔科姆·X[1]（Malcolm X）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2]（Adam Clayton Powell）演讲的街道漫步。

我记得我们去市中心看《全额支付》。我很欣赏《天鹅湖》里的高音歌剧，但我成长在放克、摇滚和灵魂乐的环境中。我也喜欢所有嘻哈音乐。我甚至认为《全额支付》不逊色于任何百老汇125号大街上上演的戏剧。

去哈莱姆舞蹈剧院参观的路上，我觉得很惬意。有一次，我甚至在郊区把头发编成发辫，回到市中心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后，我还自豪地跟大家炫耀我的辫子。

我对布鲁克林提不起什么兴趣。

为什么要离开曼哈顿？我心想。

蕾拉不得不把我拖过去。抛开其他自治区不算，布鲁克林本身，也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这里有自己独特的味道，有人挤人的西印度餐馆，也有皇冠高地上的哈西德派商店，还有公园坡上肃穆的赤褐色豪宅。但布鲁克林从来不能像曼哈顿那样抓住我的心。长大后，蕾拉开始喜欢布鲁克林啤酒花园里的悠闲氛围，而我更偏爱河对岸的快节奏。

每到周末，到了休息日，我们都会溜达到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我们会沿着苏荷区的鹅卵石道逛街。或者，去中央公园，漫步几个小时。我经常自己去那里发呆，这习惯贯穿了整个夏天，延续到秋末，我喜欢在那儿听音乐，在日记里记下我的沉思。

一次在公园里，一辆巡逻车把我和蕾拉拦了下来，他们以为我们是逃课的学生。我们解释说我们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演员，为了证明身份，还给他们看了大都会歌剧院工作证。

我喜欢趁休息日里在折扣票亭排队买到几乎所有我想看的百老汇音乐剧的票。走过艺术画廊和雕塑花园，我总感觉晦涩难懂，觉得自己很俗。

我也喜欢街头集市上的波西米亚的味道，夏日里，这味道无处不在，在上西城尤为明显。我能在这里逛上好几个小时，啃烤羊肉串、玉米棒，喝柠檬水。

等到第一年的尾声，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

有时我会跟着美国芭蕾舞剧院离开这里几个星期，可不管我们去的地方多么有趣，多么有异域特色，我总是惦记着回“城里”。我总觉得，我不在的时候，纽约一直在成长，在发展，我不在的时候错过了很多。二十一岁为我开启了纽约市的另一面。我可以整夜流连在城里的豪华酒吧，偶尔来一杯葡萄酒。蕾拉和我开始每个周末都出去跳舞，我们最喜欢的地方一直是莲花酒吧。

这里位于纽约市肉库区的核心地带。以前因异装癖妓女和屠宰场而闻名，这里的鹅卵石街道现在还能闻到腐肉的味道。2000年，周围的人把这里改造成曼哈顿最独特的潮流角落，莲花酒吧是这一区里闪闪发光的灯塔。每天晚上，这里会聚了名人、年轻的专业人士，以及各种潮人。蕾拉和我会去这儿跳舞，直到凌晨。在这里，我们不用做小跳或阿拉贝斯克，不用担心我的“身体线条”和技术动作。这里只有汗津津的，肆无忌惮的抖胯。与纽约市的青年才俊聚在一起，我们既兴奋，又晕眩。

让我现在看上去很疯狂

你的爱让我现在看上去很疯狂

你的爱

让我现在看上去很疯狂你的触摸

让我现在看上去很疯狂

你的触摸

让我希望你现在就打给我你的吻

让我希望你现在就救我

你的爱让我看上去如此疯狂

让我看上去如此疯狂[3]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迪格斯先生邀请您加入他那桌。”

泰雅·迪格斯（Taye Diggs），《伴郎》和《私人诊所》里的主演，正坐在莲花酒吧的贵宾区。我走过去。原来他邀请我过去是想介绍他的表弟，奥卢，当时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做暑期实习。

奥卢有着焦糖色肤色，温柔帅气，后来成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他说他观察了我一整晚。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告诉泰雅和在场的朋友，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妻子。

音乐声太嘈杂，我们必须紧紧靠在一起冲着对方的耳朵说悄悄话才能听清楚。我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直接。他的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犹太人，我们都是混血儿。这是他回亚特兰大前的最后一晚，他在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就读。他还有一年才毕业。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三个月后他再次来到纽约，在此之前我们每天聊电话，发短信。我们开始了异地恋，他每个月都来一趟纽约，这一年来都是如此，直到最后他搬到曼哈顿来开始他的律师职业生涯。

奥卢从小就是个鱼类素食者。他健身锻炼，身材匀称，但并不特别在意体重或外观。我们开始约会后，我总是向他诉说我的失望，我的恐惧。他巧妙地选择合适的语言安慰我，指引我。

他让这一切显得那么容易。“今晚吃鱼，别吃牛肉了。”他会说，“伸展，放下负担。”他告诉我，我只需要改变一下这里，增强一下那里，就能回到我想要的状态。

“美国芭蕾舞剧院依然为你兴奋。”他向我保证，“他们看到了你身上的潜力。你只需要克服这一点点困难。”

我知道他觉得我很美，在任何情况下都很美。我感到身上的压力不再那么铺天盖地。

我很羡慕奥卢的那种面容和自信，这些，除了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在自己身上看不到一丁点。他把帮助我改变，帮助我学习建立舞蹈之外的交流作为他的使命。是奥卢帮我意识到，我并不需要逃离美国芭蕾舞剧院加入哈莱姆舞蹈剧院。他坚信我能凭借自己的天赋实现梦想，在这里成为独舞和首席。

但是，我必须学会提出要求。

替自己说话，我总是很紧张。我不想得罪别人，也不想被拒绝或被误解。在我看来，每一次鼓起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和辛迪一起住的时候，我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芭蕾舞团工作室的时候——苗头稍有不对，我立马就会变成缩头乌龟。但奥卢告诉我，我需要另辟蹊径，不能只是对自己感到抱歉，我要去战斗。在黑人群体中有一句老话，我们必须十倍优秀才能获得同样的对待。我把这句话铭记在心。我必须达到有目共睹的卓越。但我也必须让美国芭蕾舞剧院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的男朋友，未来的律师，决定和我一起排练陈述。我们在他上东区的小公寓演习。他是一个很好的监工，给我时间整理思路，记笔记，写清楚想说的要点。然后他会走进房间，假装自己是凯文。

“我想要升职。”我照着便笺念道，嘴唇都在颤抖，“我想成为古典舞蹈演员。我在团里是尖子，我可以胜任这些角色。我愿意为舞团奉献一切。我很感谢你给我的机会，希望你能相信我，支持我。”

“但你在现代舞上表现得很出色，”奥卢会说，假装自己是凯文，“你在《宫》中的演出非常亮眼。有现代编舞想为你创作剧目。为什么不专注在这些方面？”

“我知道现代舞是我的强项，”我回应道，声音越发坚定，“但我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

一开始，这非常难。我纠结我的语言，尽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照着纸片读。我不想辜负奥卢，也不想在他面前表露这种尴尬的缺点。

回想起来，我认为释放自己的情绪也很可怕。除了芭蕾，很少有事情能激发我的激情。我不自觉地害怕，告诉别人芭蕾对我有多么重要，我是多么需要它，可能会击溃我的情绪大坝，把我推向其他次要的东西，给我造成痛苦。比如不断迁徙的童年，比如妈妈的历任男友和丈夫给我带来的尴尬，比如被迫离开辛迪给我造成的久久不能释怀的创伤。

但奥卢很有耐心，也很支持我。

“你做得到的，”他温柔地说，“他们选了你。你只是在提醒他们你的能力。”

无论是与舞团总监的会面，还是《天鹅湖》的表演，排练总能帮助我找到自信，赶走眼泪和紧张，留下成功的必备要素。

我也开始认识到，尽管我等得不耐烦，美国芭蕾舞剧院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我的天赋。我在这里，在这个声名显赫的舞团占有一席之地，已经是万中无一的机会。长远来看，一想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都不会有另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站上我的位置，我就觉得很可怕。

慢慢地，挫伤我自信心的浓雾开始消散。我跟凯文约了谈话。

平时，我好几天都见不到他一面。身为高管兼创意总监，凯文忙于处理美国芭蕾舞剧院的各项事务，奔波于一场又一场的会议中。不过，他还是会监督主要角色的排练。首场演出临近时，他还会来监督全团的联排。偶尔，在准备重要角色期间，我会和凯文进行私人排练。

除此之外，他难以捉摸，像是一个影子，所有的舞者都知道他在那儿，密切关注着每一个人的表现。

我去了凯文的办公室。终于，到了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刻。

“我知道现代舞是我的强项，很多芭蕾舞者达不到我的程度。”我告诉他，“但是，受训成为古典舞演员，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凯文说，“你的天赋能胜任两者。”

就是这样。

不久之后，生活重新开始。我开始获得新的认可。

刚进群舞团的那几个月，我不知所措，不只因为身体上的剧烈变化，或是别人对我肤色的偶尔的负面反应，更因为我感受到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激烈竞争。

但是，我现在意识到，凯文给了我一架无形的梯子，给了我一个又一个机会让我靠近那个我渴望已久的铜环。

艺术总监的角色非常复杂，既是创作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管理人员。为了舞团的发展壮大，他们必须思想开放，敢于冒险，而同时他们又必须忠于舞团的历史和舞团的意义。他们必须决定，哪些舞者能带领舞团前进，能吸引观众，同时他们还要走进工作室，给予每个成长中的舞团成员动力。

凯文随时都有可能通知解雇演员。他可以头一天表扬你的演出，紧接着第二天就会为了下一场演出严厉地批评你。

他看着我一路成长，我们的关系也慢慢变化。最初，他在我眼里是个权威人物，我非常尊重他，也极力地想讨好他。然后，他成了我的导师，给予我指导和鼓励。而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视他为同僚，是我可以倾诉的对象，以成年人对成年人的方式，以舞者对舞者的方式。

回过头来，看我走过的每一步，他培养了我，一直看到我的天赋和潜力，无论起落。

比如，2002年，我的背伤刚刚痊愈，回到公司仅仅几个月后，凯文让我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舞蹈赛事中代表美国芭蕾舞剧院出战。

格蕾丝王妃基金会为舞蹈、影视、剧院中的优秀年轻人才颁发奖学金和安排学徒训练。每年，凯文提名一位青年舞蹈演员参加角逐。那年，凯文选了我。

我整整一年没有训练，回来后立刻被选为美国芭蕾舞剧院的代表，这就像领舞在每场演出结束后收到的那束花：这份礼物让我知道凯文和舞团仍相信我的能力。这也是让生活重新走上正轨的契机，不必浪费时间担心离开芭蕾太久，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与凯文一起为比赛排练了一个月。我会跳巴兰钦的著名作品《塔兰泰拉》。作品中的双人舞热情洋溢、轻快有趣、娇艳妩媚。这是巴兰钦在1964年为纽约城市芭蕾舞团首席舞者爱德华·费拉（Edward Villella）创作的。

我和老朋友克雷格·萨丝汀（Craig Salstein）搭档。他是我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暑期集训期间的第一个舞伴，后来我们一起进入芭蕾舞团工作室。他在我一年之后加入了舞团主团。我们从《吉赛尔》开始搭档跳农夫双人舞——当时我们都是群舞团的成员。

克雷格在迈阿密长大，与爱德华·费拉是老相识。巴兰钦为费拉创作了《塔兰泰拉》，后来他成为了迈阿密市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克雷格的很多训练都是和爱德华一起做的。他后来成了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独舞，和我一样。

《塔兰泰拉》，就像它的创造者巴兰钦一样，风格诡谲，而又令人眼花缭乱。它拓展了古典芭蕾世界的边界。整个剧充满矛盾，既有大跳，也有快节奏的足尖变化。我做了无数个等距分腿，快速移动脚尖，从收紧的四位，到打开的二位，以及一些不熟悉芭蕾的观众看着可能觉得很滑稽的舞步。我先从立着足尖的等距分腿开始，双脚叉开，从东点到西，然后接二位。接着，我会做一次蹲，依然立着足尖，微微倾斜我的脑袋。这个动作造成了失去平衡的效果，滑稽有趣，通常很少在经典式的古典芭蕾中见到。克雷格和我各带了一个铃鼓，既可以摇铃，也可以用手指和脚趾敲打。

我还准备了《堂吉诃德》里的花童片段。作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很难选出最爱的一段芭蕾。这就好比在说，比起这个孩子，你更喜欢另一个。你可能真的觉得，儿子比女儿更搭调，但是，把这种感觉大声说出来感觉就像是背叛、侮辱对方。不过，我必须说，《堂吉诃德》在我的心里一直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这是我在辛迪学校时表演的第一个完整剧目。我从《堂吉诃德》片段发迹，凭借这段表演赢得了洛杉矶聚光灯奖。而现在，在这里，再一次，我将在格蕾丝王妃奖上跳《堂吉诃德》。

美国芭蕾舞剧院为我的两场表演录了像，我发挥了全部实力。然后，我们把录像带送到格蕾丝王妃基金会等待评判。

我没有赢。但我依然觉得自己胜利了。通过竞争，我实现了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同时增强了凯文对我的信任。

芭蕾一直是根植于我灵魂深处的东西。而随着作为女性的米斯蒂逐渐成长和成熟，我的舞蹈也更加成熟。

也许是因为我重拾了自信，知道自己能从伤害中自愈。也许，是认识到这个出生圣佩德罗的胆小女孩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在纽约市的混战中茁壮成长。也许，是知道尽管我会因观众偶尔嘲弄我焦糖般的肤色而失落，但我会重整旗鼓，不屈不挠，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管动机如何，我只知道，一天醒来的时候，我做了我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冲动的决定：我想见见我的亲生父亲。

我从来不曾想念他。从我记事起，就是哈罗德陪着我。而且，哈罗德一直是一个慈爱的好爸爸，尽他所能地对我好，除了那个让他和我母亲分开的缺陷。我甚至和布莱恩保持联系，尽管他对待我的母亲、兄弟，尤其是我心爱的小妹妹林赛的方式恶化了他在我回忆中的形象。但是，我突然萌发了对亲生父亲的好奇，现在我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

从小到大，我们对为什么突然有一天，妈妈带着小道格、克里斯、埃里卡和我，跳上灰狗长途巴士去了加州，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我们知道妈妈说她一直不开心，而且妈妈一直以来总是逃往异地重新开始，很难想明白最初促使她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又或许这次逃离的原因和其他几次有什么不同。

所以，妈妈从来没有谈起过我们的父亲，我们也从来不问。我也从来没见过他的照片。

不知怎的，我明白他并非自愿选择离开我们的生活。相反，我们这群孩子觉得，也可能只是直觉，是妈妈不想让我们接触他。所以，我们也没有找过他。毕竟，柯普兰一家是一个部落，而妈妈是部落的中心。从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我们知道她的童年非常坎坷，生活非常艰难。我想保护她。

但小道格高中毕业后，他决定，想找到这个他承袭了名字的人。

道格一向很独立，也一直对自己的根源、文化和家族很感兴趣。他小时候喜欢追着一簇棉花，试着体验先人们采棉花的经验。现在这个刨根问底的男孩，想见见这个没有他就不会有自己的人。

他估摸着，我们的父亲可能还在堪萨斯城。他是对的。那时我才十六岁，正享受回家的好时光，享受和妈妈待在舒适的公寓里。我喜欢我在劳瑞森舞蹈中心的学习生活，喜欢和新朋友出去玩，喜欢忙得晕头转向的暑期，先是在旧金山，然后是在纽约。我满脑子都是芭蕾。

“米斯蒂，”一天下午道格告诉我，那时我们一起坐在厨房里，他刚从大学回来，“我找到我们老爸了。”

“老爸？”我问他，很迷茫。“哈罗德离这儿只有几公里远。”他在说什么啊？

“是啊！”道格兴奋地继续说道，“他还住在堪萨斯城里。我查到他了，我们还通了电话。等我攒够了钱，我要去看他。”

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哦，”我说，“那太好了！”看到道格这么兴高采烈，我很高兴。但，我并不是很感兴趣。

当然，妈妈对道格的搜寻一无所知。但现在，他已经找到了我们的爸爸，道格没有保守秘密。毕竟，他已经长大了，因此我猜妈妈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最终，道格还是飞去看望了我们的父亲，回来时他带了一大捆照片，详细讲述了我们错过的时光。

老道格和小道格长得很像，都是古铜色皮肤，而且强壮有力。显然，我们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伟大的运动员，我们都觉得，克里斯和道格肯定就是从他这里继承了天赋，才能在篮球场和棒球场上大显身手。我想，自己也继承了他的身体结构，比起妈妈轻盈的框架，我多了不少肌肉。

听小道格讲父亲的故事真的很有趣。但我们其他人都忙着自己眼前的生活，无暇与一个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相认，找回生活中缺失的那个部分。埃里卡和她的高中恋人住在一起，共同抚养美丽的女儿玛丽亚。克里斯正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准备考法学院。而我正逐步实现我在美国芭蕾舞剧院表演的梦想。

但在群舞团待了几年之后，我开始想多了解父亲一点。他说话的声音是怎样的？他想我们吗？他是怎么想他的女儿，这个芭蕾舞演员的？这些问题挤满了我的日记，上舞蹈班时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甚至跟着我穿过上西城的街道。

有一天，我拿起电话打给小道格。

“我想见见我们的爸爸。”我告诉他。

“好，”道格说，“一起订票吧。”

2004年8月20日，我见到了我的父亲。

一个周末，美国芭蕾舞剧院正好放假，小道格和我一起飞到堪萨斯城，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在那里，我还见了我的姑婆和一些表兄弟。

柯普兰家的孩子和哈罗德一家聚在一起度过了精彩喧闹的时光。我有很多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家人”，从坎廷一家、我的教父教母，到芭比，甚至布莱恩的母亲，奶奶夏洛特，尽管她有点缺陷。

第一次感受到亲生祖父的姐姐身上的芬芳气息时，我就意识到，之前的那些与真正知道有一位长者和你流着相同的血液是不一样的。妈妈是被收养的，很大程度上靠自己的力量长大。所以，这是我离亲生祖父母最近的一次，我们的祖先是一样的。

我的父亲很贴心。第一次见面时，他害羞地跟我打招呼，然后把我抱在怀里。

他有很多故事，关于他在堪萨斯城度过的童年，关于他的德国母亲和非裔父亲。他告诉我，和妈妈初见时，她有多漂亮，他多么爱她，他有多么为我们四个孩子自豪。

他明明就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张机票就能见面，可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从来没见过他，这太疯狂了。既疯狂，又有点忧伤。但是，我现在兴高采烈，我努力了，没有逃避我的好奇心，相反，我任由它带着我，回到了父亲的怀抱。

“我的嘴唇和他很像，”我在日记中兴奋地记录着，“我希望能继承他漂亮的淡褐色眼睛。那样我看起来一定很清新脱俗。”

“感觉就像一部分的自己被填满了。我真的很高兴！”

见到父亲后，我心中百感交集，但在所有这些复杂的情绪里，对妈妈的迁怒却不在其中。长大后，作为女人，我不得不独自面对和做出所有艰难的决定，这些经历帮我更好地理解她。我知道，妈妈在面对困难时常常选择逃避。

我也明白，我和她是不同的，道格也是，比起其他兄弟姐妹，我们更不一样。我们学会了反思。我们不想逃离。我们想了解情况，并为我所用，仔细观察，试图找出改善的方式。

我想起了我的那些旅行，以学徒的身份跟着美国芭蕾舞剧院去中国巡演，第一次和蕾拉一起乘船去墨西哥和牙买加，跟着舞团工作室一起去科德角。而我认为，我愿意放弃任何一次换一个留在堪萨斯城的机会，和我的父亲在一起。

相聚的时光很愉快，不过老爸也谈到一些痛苦的经历。他有个谈了很久的女朋友，黛比。自从妈妈离开他以后，他们常常约会。但他后来没有别的孩子。他告诉我哥哥，在远方，他已经有四个儿女，从没想过还要别的孩子。我知道，他一直很爱我们，想和我们联系。我母亲的离去和我们的消失让他备受打击。

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其实被吓了一跳。比起照片，他好像缩小了，头发也已经花白，淡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但他和我在照片里看到的那个充满活力的人大不一样了。看小道格，就仿佛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不过现在他已经老了。

虽然他不曾出现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但我觉得他和我一样，为我们现如今的样子而感到骄傲。我很惊讶自己不仅撑过了混乱的童年，还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职业芭蕾舞演员，而我的兄弟姐妹们也这么优秀。

时至今日，回想起当时所处的情况，我也想不通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对我和兄弟姐妹们来说，我们从亲生父亲身边被带走，然后离开了我们唯一真正了解的父亲哈罗德，和一个爱乱取绰号的男人住在一起，接着和家人朋友住进了黑帮出没的街区，与陌生人住在一起，最后，终于，我们在简陋的汽车旅馆安定下来。奇迹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锒铛入狱，或是染上毒品。

相反，我们茁壮成长。克里斯最后来到了纽约，和我一起，不久前通过了纽约律师协会的考核。道格娶了他高中时的恋人——蕾文。她是个美丽的女性，我爱她就像爱姐姐一样。她是一名医生，道格在保险行业工作。他们仍然住在加州，正抚养我可爱的侄儿奥里昂。

我觉得，埃里卡的生活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其他人都艰难。她是老大，在很多情况下，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但她的一生非常伟大。她依然坚强、自信而独立。她和玛丽亚的父亲，杰夫，在一起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从他们十几岁时就开始。那时，他会开车穿城送我去辛迪的学校。

再来就是林赛。她原本是田径明星，通过奖学金进入了加州大学奇科分校。她和一个好男人订了婚，我会在她的婚礼上担任首席伴娘。卡梅隆，我们的小弟弟，在艺术上和我很像。他从来不是做运动员的料，不像克里斯和道格。相反，他是钢琴神童。他现在还在弹钢琴，同时还会表演、唱歌和作曲。

想到童年时，我没有怨言，但我确实对那些生活更加幸福却不知珍惜的人感到失望。在美国芭蕾舞剧院表演时，我有时无意中听到队友抱怨，抱怨老和家人去同一个度假胜地旅游，或其他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那总让我火冒三丈。

我会想到自己经历过的一切，我摸摸索索找到方向，披荆斩棘克服困难才有机会站上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这些人在抱怨个什么劲儿？”我气愤地想着。

不过，想到我熬过了这一切，我的兄弟姐妹们也渡过了难关，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

十年后，我觉得自己仍然在努力去了解我爸，去弥补我们缺失的时光，去挑战不可能。但我们不会放弃。他与黛比已经从堪萨斯城搬到威斯康星州，我们经常见面。只要美国芭蕾舞剧院在那边有演出，他都会长途跋涉去看。

每个星期天早上十点，电话铃声准时响起。是我的爸爸给我打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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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和父亲见面，牵姑婆的手，与自我之前未发现的部分连接起来，是否激发了我身体内额外的能量。但我知道，结束堪萨斯城之行回到美国芭蕾舞剧院后，自己的状态就像增压的涡轮一样兴奋。我深受鼓舞且非常激动，就像第一次去辛迪的工作室看着整墙的镜子时一样，意识到终于找到了专属于自己的位置。

独舞合约突然在我的意识中出现。它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它就在这里，触手可及。而且，我想得到它，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我知道，我会创造历史，一想到我会成为美国芭蕾舞剧院近二十年里第一个黑人女独舞，我就很兴奋，感到头晕目眩。我想说，这是我多年来的目标。这是一个原因。但我真的打心眼里开始觉得，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大家的期望激励了我。

“如果这样做能为芭蕾世界的黑人女性打开一扇门，那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在随身携带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才是我这么做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满足。每一个疲惫醒来的早晨，我都要铭记这一点，想想我能做的，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更是为了其他人。”

我下定决心，要在下一年全神贯注地提高技巧，打磨表演。我一定要结束六年的群舞生涯。有时候，我觉得应该更快地结束这一切，我意识到很多，实际上是大多数演员，都不会成为独舞。独舞作为主要演员，距离首席只有一步之遥。我要拿到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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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芭蕾舞剧院和纽约市给了我很多东西。其中一件事的发生至今依然令我不解。

我七岁那年，一家人离开了哈罗德，搬去与布莱恩住在一起。从那时起，我开始患上严重的偏头痛。我试图通过吃药来控制。因为偏头痛，十六岁时，我错过了劳瑞森舞蹈中心甜蜜的生日派对，当时我不得不躺在黑暗的房间里，庆祝活动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继续。真的太疼了，我经常不得不栽倒在床上，胃里不住地恶心，几乎没法睁眼。

搬到纽约时，我很害怕这些麻烦会影响我的表演和排练。

但高中毕业后，我在纽约安顿下来。我发现偏头痛消失了。

从那之后，我再没头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