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坚持

第九章　梦想的坚持

妈妈一直担心我为了梦想放弃童年。有时我会想，她说的对不对。

2007年，我即将升任独舞的那一年，《纽约时报》周末版登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黑天鹅去哪儿了？”

文章谈论了美国芭蕾舞界中为数不多的黑人芭蕾舞演员。讲到了哈莱姆舞蹈剧院的首位舞者蒂亚·吉梅内斯（Tia Jimenez）如何在主流古典芭蕾舞团，波士顿芭蕾舞团找到自己的位置。谈到了美国芭蕾舞剧院和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如何将她拒之门外。

文章也谈到了雷文·威尔金森如何用蔑视和优雅回击歧视。文章里有一张芭蕾舞演员爱莎·艾什（Aesha Ash）的照片，她曾在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跳群舞，得知自己已走到职业生涯尽头后，她选择了离开。还有艾丽西亚·格拉芙（Alicia Graf），她曾被美国芭蕾舞剧院和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拒绝，后来加入了阿尔文·艾利美国舞蹈剧场。

那时，我已经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群舞团跳了六年了。这文章是我读过的第一篇反映了我内心忧伤和孤独的文章。以前，我从没读过哪篇文章像这篇一样完美地展现了我所经历的：很多人似乎不希望看到黑人芭蕾舞演员，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存在，让芭蕾失去了正统，失去了浪漫，失去了真实。

这故事让我难过，也让我愤怒。但不知道为什么，也让我越发坚定。其实我并不孤单。有人已经走在了我前面，有人的情况比我糟多了。雷文·威尔金森为了在南方跳舞甚至要与三K党势力抗衡，最终由于威胁，不得不离开剧团。由于在国内找不到工作，她后来搬去了荷兰，加入了荷兰国家芭蕾舞团。

她的故事，她们所有人的故事，让我更想好好努力成为独舞演员，成为首席，去实现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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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来的第二天是星期一，那天我休息。星期二早上我才回到工作室。

我正走去上第一堂课，舞团里一个我不太熟的年轻女孩子突然跑过来。

“你看没看《纽约时报》上那篇愚蠢的文章，《黑天鹅去哪儿了？》？”她问我的语气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指责，“他们在说什么破烂玩意儿？胡说八道。”

我无话可说。我觉得自己被无视了，觉得特别孤独。她是真蠢还是故意让我难堪？对她来说，我显然成了一个标志，一个将被处理的问题，很快会被遗忘。

我赶紧转过身去，泪水涌出眼眶。我摸索着穿过走廊，找到一间空练习室。关上门，心碎地大哭起来，因为心真的碎了。

没有人了解。舞者要承受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剧痛也要呈现完美体态，为了追求卓越，你必须逼迫身体直至受伤的边缘，承受舞蹈大师、评论家和观众的品头论足。但除此之外，我还必须应对怠慢、假笑和像那个女孩一样不敏感的人，我和这些人同台演出，但他们对我一路走来的经历一无所知。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在美国芭蕾舞剧院，我不认识别的黑人女演员。我最亲近的朋友蕾拉很快就离开了群舞团。因此，我常常和来舞团的黑人男孩一起玩，一次一两个，昙花一现后都免不了匆匆离去。

丹尼、杰里、但丁、贾马尔，他们来了又走了，只有我一直在这里。

对了，还有埃里克·安德伍德（Eric Underwood）。我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埃里克在华盛顿长大，他和我一样，成长于一个收入不高但温馨有爱的家庭。他也和我一样，通过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芭蕾。也许这就是命运！

埃里克十四岁时参加了当地艺术学校的表演选拔。他尽力避免去他家附近的那所学校，那里充斥着暴力，教学质量也不好。表演选拔并不顺利，但当他走出教室，偶然看到几个准备参加舞蹈选拔的女孩时，他突然意识到这才是他想做的。

他做到了，真的做到了。最后，埃里克加入了哈莱姆舞蹈剧院和美国芭蕾舞剧院，现在他是伦敦皇家芭蕾舞团的独舞演员。

我们紧紧相依。我们听着同样的音乐长大：新版本合唱团、托尼·布拉克斯顿、玛丽亚·凯莉。我们有自己的秘密暗号，用回家和兄弟姐妹聊天时才会用到的土话交头接耳。我们就像兄妹，对R＆B和嘻哈音乐的热爱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我们有自己的秘密基地，周五晚上去“红龙虾”或“烧烤店”大快朵颐，虾、汉堡和肋排让我们心满意足。

和埃里克在一块儿时，我们不要翻译，也不需要解释。每当我们听到有点冷漠，带点种族主义的东西时，我们都会默契地看对方一眼。知道有另外一个人也听懂了恶言恶语其实很安慰。我们都是了解洁白世界里非裔美国人尴尬境地的人。

有一天，埃里克被凯文·麦肯齐叫去谈论他的发型。

埃里克从凯文的办公室回来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们赶紧一块儿走到外面去。

“他想让我留长发。”

我俩哄堂大笑，笑到眼泪出来，笑到肚子疼。

埃里克尽全力向凯文解释，他要是留长发，头发不会长长，而是会“炸开”。我们都笑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留长发，肯定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爆炸头。在芭蕾舞剧18世纪的背景下，留短发总比看起来像80年代在《灵魂列车》[1]上表演的杰克逊五兄弟成员好吧。

虽然现实残酷，我们不断被人误解，但我们还是能苦中作乐。这很累。作为黑人，我们必须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摆脱那些有意无意的侮辱。这就像另一场舞蹈表演，确保周围的白人从来不觉得内疚或不舒服。

身边的舞者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孤单。但渐渐地，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几位女性。我承受不住时，她们成了我有力的依靠。

第一位女性是我加入舞团后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导师，维多利亚·罗威尔（Victoria Rowell）。她曾是芭蕾舞演员，后转型为女演员，仍继续与美国芭蕾舞剧院合作。

罗威尔的童年在寄养中度过，经历了很多苦难。长大后，她加入了美国芭蕾舞剧院舞团工作室，后来转行做模特和演戏。她出现在许多电视节目和电影里，其中最受认可的是她在电视剧《都市男女》中扮演的德卢西亚·巴贝尔（Drusilla Barber）。

美国芭蕾舞剧院曾多次到好莱坞演出。一天晚上，我筋疲力尽地走下舞台，发现公告板上有一张写着我名字的字条。

字条上写着：“请给我打电话。”署名维多利亚·罗威尔。名字下面是她的电话号码。我当然知道她，我很惊奇她竟然能找到我。

身在好莱坞，我离妈妈的公寓只有一小时左右的车程。但仍感觉隔着整个世界。虽然我知道他们尝试过理解我，但我也相信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我所承受的压力。我晚熟的身体突然开始发育了，而我还在和体重抗争。我逼自己扛过艰苦的训练，同时还要试图平息满脑子的自我怀疑。我的处境也有点尴尬。在美国芭蕾舞剧院跳舞，成为职业芭蕾舞演员，在纽约市生活，是我的梦想。为了追求这个梦想，我差点离家出走。而现在，梦想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况且妈妈从来不曾这么骄傲，这么热情洋溢。我不想让她失望。

因此，我接受了维多利亚的邀请。我给她打电话，她邀请我去拜访，并派车接我去了她位于好莱坞山庄的漂亮的房子。我猜，她的孩子已经睡熟了。维多利亚和我几乎聊了一整晚。

我眼前是一位美丽的、成功的黑人妇女，一个在竞争残酷的好莱坞里奋斗，并蓬勃发展的芭蕾舞演员。我记得当时我心里想：“确实有人值得我学习。”她是第一个用自己成长的经历、成长中的挑战庇护成年米斯蒂的人。多年来，我们时常交流聊天，通常是通过电话，有时通过一顿丰盛的午餐或晚餐。时至今日，她依然是我生命中的天使。

我的另一位导师是一位非裔妇女，她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的董事会成员。

苏珊·费尔斯·希尔（Susan Fales⁃Hill）是“五月花”号[2]的后裔，相当于黑人皇室成员。她是百老汇歌手约瑟芬·普利麦斯（Josephine Premice）和蒂莫西·费尔斯（Timothy Fales）的黑白混血女儿，是新英格兰家庭的后裔，这个家族的根源可追溯至普利茅斯岩石[3]。费尔斯·希尔是社交名媛，举止优雅，光彩照人，血统优良。她是那种每个慈善晚会都必须邀请的女性。她和银行家丈夫及女儿住在奢华的上东区。但是，苏珊散发出的魅力不是继承而来的，完全是源自她自己。她毕业于哈佛，是一个出版作家，曾担任《天才老爹》的编剧。

她很有洞察力。苏珊看得出来，我有些动摇，怀疑自己在美国芭蕾舞剧院主团的意义。一天，她把我拉到一边聊了一会。

“你知道吗，董事会很多成员都在谈论你，”她带着温暖的微笑说，“他们觉得你是团里最有前途的舞蹈演员之一。你的前途无可限量。我也这么想。”

苏珊最后成了我的资助人，成为那些在幕后为舞者提供一切所需——从紧身衣到旅行费的人。这是一种美好的、持续的馈赠。但我最珍惜的是她安慰我的话，她能看到并感受我的痛苦，她愿意与我分享自己以及其他董事会成员的赞赏，鼓励我。她让我觉得自己在美国芭蕾舞剧院至关重要。她给了我不断进取的动力，让我继续等待，直到机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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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和埃里克以及其他在美国芭蕾舞剧院昙花一现的黑人舞者关系亲密，尽管我有苏珊·费尔斯·希尔和维多利亚·罗威尔这样优秀的人生导师，我依然时常感到孤独和沮丧。我每天投入八小时，练到筋疲力尽，但是我越努力，就越觉得自己在原地踏步。

而事实是残酷的，因为我是黑人，我还没有被完全接纳。即使我线条优雅，动作流畅，凯文和舞团其他领导依然认为我不能胜任其他经典角色。

我巴兰钦一般的体态一去不复返。在同僚的压力下，我几近崩溃。我认为身边没人能指引我。我家里的老师，不管是辛迪、黛安，还是伊丽莎白，都不曾在美国芭蕾舞剧院这种层次的舞团跳过。我不再是小地方的大人物了，我在下沉。

我开始考虑离开这里。

我大致想过跳槽到纽约市芭蕾舞团，那是巴兰钦创办的舞团。我偶然认识这个团里的一名舞者，她愿意与舞团总监彼得·马丁斯（Peter Martins）聊聊，推荐他来看我的表演。我告诉她，我不胜感激。

我甚至认真考虑过，要表现出我在美国芭蕾舞剧院感到多么绝望，多么多余。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是我十五岁赢得聚光灯奖后唯一一个拒绝让我参加暑期集训的舞团。在这里，伟大的爱莎·艾什迟迟不能从群舞团升迁，渐渐憔悴潦倒，最终选择离开，加入洛杉矶舞团。在这里，黑人女演员从没当上过独舞，更别说是首席。

显然，我这是病急乱投医。

2004年的夏天，我有了第二个选择。这一个更加具有吸引力。那时，我认真考虑过这个选择。

亚瑟·米切尔是第一家非洲裔古典芭蕾舞团哈莱姆舞蹈剧院的传奇创始人。

他是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第一个黑人舞者，也是这里十五年来唯一一名非裔表演者。在那段时间里，他成了首席，跳过《仲夏夜之梦》《胡桃夹子》与《阿贡》。《阿贡》中的双人舞是巴兰钦亲自为他和芭蕾舞演员戴安娜·亚当斯（Diana Adams）编排的。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于1968年遇刺身亡后，米切尔回到家乡哈莱姆，想要把他深爱的这种艺术形式传达给当地的孩子。一年后，他在教堂地下室创办了哈莱姆舞蹈剧院。

我赢得聚光灯奖的那年，哈莱姆舞蹈剧院为我提供了参加暑期集训的奖学金。几年后，我搬到纽约，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我的朋友埃里克·安德伍德告诉我，亚瑟想见我。

我们两个去了哈莱姆舞蹈剧院的曼哈顿工作室，和舞团一起上课。

芭蕾的一个好处是，全世界的芭蕾基础课都是一样的：把杆动作、中心动作，跟着慢板缓慢移动，跟着快板轻盈舞动。在哈莱姆舞蹈剧院，埃里克和我跳了一段任何专业舞蹈班都会跳的复杂组合。接着，我上了另一堂课，双人舞。

亚瑟，温柔而不失威严，在观察我。后来我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对我的赞美。

“他大肆称赞了我的舞蹈和他的舞团。”我潦草地写道，“他提醒我：‘美籍非裔芭蕾舞演员是特别的存在。’（他）说，‘不要让他们打败你。走进房间时，心里要想着我是最棒的。肩膀往后靠，挺胸抬头。他们的态度会完全改变。’

我要永远记住这段话。走进房间时，要知道你不是无名小卒，你是特别的。永远不要让他们打垮你，把你拉下来。”

几周后，我再次去了哈莱姆舞蹈剧院的工作室，上了另一节课。在艺术领域顶端的人，无论男女，都散发着同样高的期待，同样强烈的光芒。但是，要知道你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你的外貌，而是因为你的舞蹈，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后来，亚瑟想和我谈谈。

他给了我一份独舞合同。他想我成为他的格尔塞。

亚瑟还跟我讲了他第一次看我跳舞的场景。

“他说，几年前在医院，他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女孩，”我在日记中写道，“她坐在那里，充满自信，闪闪发光。他说：‘天生的芭蕾舞演员。’”

但他说，看看现在的我，看得出美国芭蕾舞剧院耗尽了我的热情，熄灭了我身上令他着迷的火花。

“美国芭蕾舞剧院把它夺走了，”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把它找回来。在剧院里，我必须时刻充满自信。”

我知道亚瑟说得没错。一直以来，我在舞台上都是生机勃勃的。而现在，我有了精湛的技巧，却失去了那团让我仅用四年就从男孩女孩俱乐部一跃进入大都会歌剧院的火花。

他告诉我，我可以找回来，那种精神是黑人与生俱来的。“你生来就有，”他说，“不是后天学会的。”

我觉得哈莱姆舞蹈剧院可能就是答案：在这里，我能凭借舞蹈而不是肤色引人注目，这会轻松很多。最后，我会在我喜欢的古典芭蕾舞剧里领舞：《吉赛尔》《西尔维亚》《灰姑娘》。

我想离开美国芭蕾舞剧院投入亚瑟·米切尔的怀抱。为什么不？我非常钦佩他，珍视他的鼓励。哈莱姆舞蹈剧院是一个传奇舞团，这里人才济济。而且我再也不用奋斗了。我能跳我喜欢的经典角色：琪蒂、克拉拉、欧若拉。听到正面评价真的很爽，终于不用理会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说不出口的批评。

然后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我意识到，成长路上我在她身上看到的那种力量，那种不被独自抚养孩子的恐惧绑架的勇气，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西尔维亚·德拉·塞尔纳总是在不断地搬迁，兄弟姐妹和我仅仅抓着她的衬衣下摆。现在，我即将步入她的后尘。我被吓坏了。

很多问题都不能通过逃避来解决。逃避可能会让你暂时缓口气，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声。然而，回过头来，我们总是发现自己陷入了更加不利的境地，并逼我们仔细思考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要怎么弥补。

几天后，我给亚瑟打电话。我告诉他我很感激，但我不能接受他的邀请。

那年晚些时候，哈莱姆舞蹈剧院因财务问题关闭。主团表演沉寂了近十年。

*　*　*　*　*　*

另一篇日记里，我提到了米切尔先生的邀请。我下定决心结束沉思。

“我必须回去，告诉他们我有多么优秀。”我写道。“他们”指的是凯文·麦肯齐和其他顶级教练。

在考虑亚瑟的邀请时，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真的非常想在美国芭蕾舞剧院取得成功。我怎么能放弃，怎么能逃跑，即使需要付出其他人十倍的努力我也愿意，因为我知道自己尽力了。我努力拼搏了这么久，怎么能放弃成为美国芭蕾舞剧院首席的梦想。我知道我会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论有没有回报。

但我必须控制怀疑的触角，控制脑海里的声音，避免它在黑暗中滋长。

妈妈一直担心我为了梦想放弃童年。有时我会想，她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