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子”一起表演
我需要对舞蹈的每一个环节负责，从概念到实际的舞蹈动作，从开始萌芽到最终的一路繁花。
除了凯文，还有许多舞蹈家给予我指导和支持，比如伊莎贝尔·布朗。在她那儿，从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她是个非常固执严厉的人，除非你的确做得特别棒，才会赞赏。
我第一次在纽约与舞团工作室表演时，她来了。当晚，等我们回到她在上西城的赤褐色砂石别墅。一会儿，她带着一束玫瑰来到我的房间。我好奇她为什么没有在剧院给我，因为很多舞蹈演员都会在剧院收获家人和朋友的祝福和礼物。
她整理了一下靠墙桌子上的花瓶，酷酷地盯着我：“我迟迟没有订花，就是要看看你的表演到底够不够格配这些花儿。”
伊莎贝尔就是这样。但是我喜欢她。我很感激她的慷慨，允许我在她家借住。我也很感激她的真实坦率，因为这样我就能确信，如果伊莎贝尔·布朗说我有天分，那么她说的一定是事实。伊莎贝尔和她女儿莱斯利带着鹰一般犀利的目光观看了我的演出。莱斯利负责我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的一些课程。演出结束后，她们大大地称赞了我，这使我觉得自己仿佛也是这个杰出家族的一员。在我加入群舞团之后，拿莱斯利的原话来讲，我就是美国芭蕾舞剧院主团中最出色的年轻舞蹈演员之一。获得这枚来自布朗王朝的认证章，就如同帕瓦罗蒂告诉你，你的声音不俗，或者是被威廉姆斯姐妹认为你有强劲的反手击球能力。
此外，还有一位表演者激励着我，他在自己的艺术领域里一路冲向巅峰，虽然他的领域和芭蕾相隔甚远。
他就是普林斯，普林斯·罗杰斯·内尔森（Prince Rogers Nelson）。
我有个朋友凯伦·拉托（Kaylen Ratto），我们相识于劳瑞森舞蹈中心，后来一起合作。她那时在一家为舞蹈演员服务的转业中心工作，这个转业中心是为了让退役芭蕾舞演员在进入新职业时，能将自己之前的训练和技巧应用起来。
一个周六的早晨，起床后我看到一条短信：“我能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普林斯吗？”
普林斯？
显然，普林斯的一个助理将电话打到了凯伦办公室，询问是否有人能查到我的联系方式。我丝毫没有头绪他为什么想要联系我，但是明确同意凯伦把号码给他。
晚些时候，我的电话响了。
不出意外是他的讲话声，是性感的男中音，与他在歌曲高潮释放的那种仿佛破碎大吊灯一般的假音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不可能辨认不出这声音的主人。
“噢！我的天！”我心里想着，“真的是普林斯！”我一边挤出一句“你好”，眼睛瞪得老大。
确切地说，我不是他的铁杆粉丝。男子乐队，说唱和民谣蓝调更符合我的音乐口味。但我当然知道普林斯，他是个传奇，我极度好奇他为何找我。
他娓娓道来：“我正在给我的新曲《深红的苜蓿》录制音乐短片，我为你设计了一个片段。希望能邀请你飞到好莱坞来拍摄。”
当然，我激动得声音卡在喉头，说不出话，但很快恢复过来。
“那太棒了！”我说道。
奥卢没在城里，我就写了封邮件，告知他这个邀请。我打电话告诉了妈妈，她比我还激动。他们都认为我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美国芭蕾舞剧院的剧目都在休整中，我可以干点自己想做的事，完全没问题。普林斯和我定了合适的日期，几周后我便登上了去洛杉矶的飞机。我坐的是头等舱。虽然我的家人都住在洛杉矶，普林斯还是为我在贝弗利山庄酒店订了超级奢华的套房，一个人住实在是太大了。房间里备好了鲜花、香槟和手写卡片欢迎我入住。普林斯的助理负责接送我到录制短片的工作室。其余时候也有豪华轿车载着我四处闲逛。
第二天，我终于见到普林斯本人。当时我正坐在工作室的化妆椅上，普林斯走了进来。他拿着一根别致的手杖，沉静而谦逊，完全不是我想象中超级巨星的样子。他漫不经心地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并握手，看起来好像有些紧张。
我希望自己编舞，跟着他的音乐即兴表演。他尊重我的决定，这是我熟知的艺术领域，我自然比他强很多。他安静地坐在录制现场，只是看，任由我在其中发掘，创作。
当晚，豪华轿车接我去普林斯家共进晚餐，一进车里我就发现了包装精美的礼盒。里面装着一件沙黄色的定制礼服，这是要在短片录制实拍现场穿的。
普林斯团队的一名工作人员领着我来到他家。我在客厅里等了得有四十五分钟，一边跟他的厨师闲聊，一边急切地等待他出现。
我参观了他美丽的家，家中到处都有很大的落地窗，从地面一直延展到屋顶。他那台迷人的紫色钢琴还配置了一套月光色的琴架。
终于，我听到他一路朝我走来时鞋跟敲击门廊地面的声音。随后他领着我来到餐厅，餐桌长得让人难以想象，他坐在一头，我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享用厨师为我们准备的素食料理。
一开始，他就表示对我非常欣赏，对学习跟芭蕾有关的东西怀有极大的兴趣，想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我，了解芭蕾。他问了一箩筐问题，关于我的背景、我喜欢的音乐、对表演的理解以及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经历。
后来，依然是那辆豪华座驾送我回酒店，接着有一年时间我们都没再见面。他会经常给我电话。一天，他邀请我去看流行乐队格莱汉姆中央火车站在纽约的演出。他仍然派了车，也依然腼腆。一张大圆桌，就坐了我们两人。表演期间他还上台弹了吉他。他技艺精湛，将全场观众调动得疯狂起来。接着这个夜晚也结束了，我随后返家。
这就是我跟普林斯相处的方式。他会消失，接着又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神秘，但又充满惊喜。五个月之后，他再次来电。
“我准备到欧洲巡回演出，”他讲道，“我希望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或许你可以就此开始独舞表演。”
在美国芭蕾舞剧院休整期间，跟普林斯合作很方便，但是在表演季和彩排期间要参与舞团以外的活动就很难了。我需要申请假期，可能会被扣薪水，而且递交上去的大部分请假申请都凶多吉少。
我差点就赶不及在最后期限里搞定一切，但普林斯的欧洲巡演推迟到夏末了，这样一来我就能放心参与了。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不仅能跟流行音乐天王合作，还能将芭蕾艺术展示给一拨崭新的观众群体。“这太不真实了！”我心里这样想着，但回复他时就酷多了。
我镇定自若地回复道：“我能去参演。”
等我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普林斯已经在一辆黑色林肯城市车里等着我了。在去酒店的路上，我们没聊太多。我们住在勒布里斯托饭店，我在普林斯房外等候他时撞见了瑞秋·麦克亚当斯（Rachel McAd⁃ams）。她那时正在拍摄电影《午夜巴黎》。
到巴黎的第一晚，我和普林斯去见了歌手埃里卡·巴杜（Erykah Badu）。她的表演就像是一场圣洁的仪式。她优雅脱俗，也充满感性。显然，她正享受着生命中最好的时光。
晚些时候，埃里卡来跟我同座，一起看普林斯在她演出后小聚时的即兴表演。那个长夜好似没有尽头。普林斯一刻未停连续弹唱了好几个小时，这是他对艺术的深情。他能连续创作、排练一整天，然后弹唱一整夜。作为一个舞者，这种投入我完全感同身受。
本来，我们在巴黎有一场演出，但是最终取消了。我不记得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很肯定其中有不少戏剧性的情节，可能还牵涉诉讼，总之刚好碰上了些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最终只进行了一场演出，是在法国尼斯。
几天后我们到达戛纳。乐队和工作人员们住在内格斯哥酒店。酒店内展出的一些艺术品让普林斯觉得很不爽。雕塑和画作都以扭曲的黑人形象为主题，近乎是种族歧视。这样的作品，像是民权运动前在美国南方腹地的酒店里看到的那类。所以我们俩开车四处晃悠，最终在戛纳马丁内斯凯悦酒店安顿下来。这实在是很戏剧化的，紧要关头还试图寻找住的地方。但这就是普林斯，也只有他才能做得到。
终于到了演出的时候，我们去到场地，被带到化装间。我和普林斯得共用一个化装间，他为此向我表达歉意。但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像他这样的巨星，其实是很少跟别人共用化装间的。我们坐在化装间，我一边跟他聊天一边往脸上扑化妆品，他也换上演出要穿的夹克。
在普林斯的乐队和伴唱歌手们登台之后，就该我了。我起身上台，心里对自己要跳什么完全没有底，因为压根儿没彩排过。但我并不慌乱，我已经进入状态。我即将开始演出，这是我深爱的职业。在远离美国芭蕾舞剧院的这里，我不用再纠结向前的小跳是否完成得一丝不苟，再也没有那一双双苛刻地盯着我的姿态时刻准备挑刺的眼睛。我可以尽情地自由地舞蹈，将我挚爱的芭蕾展示给新的观众。
我跳了大概一两分钟，向上抬腿，膝盖几乎快贴到我的额头，再迅速放下，膝盖绷直，这是一个大击打动作。刚做完，台下的观众突然爆发出阵阵尖叫和欢呼声。
“噢！”我心想，仿佛被什么击中了一般，“他们喜欢这个！”
接着，当我在舞台上旋转的时候，瞥见普林斯正向舞台走来。刚才的那阵欢呼，毫无疑问，是给他的。我心里暗自笑了笑，接着缓缓退出舞台。我站在舞台的侧翼，台下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我的新朋友普林斯，为人随和，对生活充满好奇。而此刻，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身为乐坛传奇的普林斯。我惊叹于他角色的转换，站在一旁目瞪口呆。舞台上的他很活跃，掌控一切。正如他对粉丝满腔热忱，粉丝也为他热血沸腾。这种和观众之间的共鸣和同感，也是我在自己的艺术领域里所寻求的。
巡演之后，普林斯再次消失了。大约一年以后，2011年秋，他突然打来电话。他希望我能飞去他的家乡明尼苏达拍摄画报，顺带讨论新的合作。我像之前一样，欣然前往，对他具体想要些什么并不清楚。
他告诉我他打算在美国进行巡演，他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巡演过了。这次巡演的主题是“美国欢迎你”，首场演唱会将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拉开帷幕。我很荣幸能受邀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巡演的前期，这正是他为整个巡演奠定基调和确定走向的阶段。
我们一起拍摄了宣传画报。他拿着自己的吉他，我身着两年前在歌曲《深红的苜蓿》的音乐短片中穿的礼服和足尖鞋。我在普林斯身侧随意摆出造型或者做足尖旋转动作，他目光如炬，直视镜头。几个小时之后，拍摄完成，我们转移到他家的另一间房，和他的员工坐在一块儿，他们已经准备好挑选要用的照片。由于他们对芭蕾的独特美感没有敏锐的嗅觉，便由我负责挑选那些最能展示我作为芭蕾舞者的线条美的照片。我定下了自己认为最好的，接着打印出来制成海报，并在演出期间用于周边出售。
然而这一回，再没有休息的时间了。不会再有任何即兴表演。这一次普林斯要求所有的表演都必须经过精心编排，提前拍板确定一整套舞蹈。
我返回纽约时，美国芭蕾舞剧院正如火如荼地准备着即将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拉开帷幕的《胡桃夹子》表演季。由于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场地在初次公演前都被另一家公司的舞团占用，我们便借用新泽西的一个剧院进行日常排练。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我要同美国芭蕾舞剧院排练。休息时见缝插针地在剧院开舞蹈编排会，敲定普林斯演唱会演出的细节。我要用的曲目是《那些美丽的人》，这首歌来自他的电影《紫雨》的同名原声专辑。
我把一整个白天和半个晚上都献给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排练，之后便坐上轿车前往新泽西的埃佐德中心（草原球馆）跟普林斯排练到凌晨两点。这一次，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但我并没有任何不适，作为一个芭蕾舞者，这种高压的环境我早就习以为常。而且实现在之前的演出中想要展示的内容，本来就是个很有趣的过程。力求技术上的完美，提高舞台上的掌控力也是一种慰藉。这一切我早已准备好。
普林斯会将写好的一页页笔记交给我和编舞。他会让我一遍又一遍地听《那些美丽的人》直到我记住每一句歌词，每一个节奏点。
宝贝宝贝宝贝
会是怎样呢？
宝贝宝贝宝贝
是他还是我？
别让我虚耗时光
别让我失去理智
宝——贝
有时我们会在普林斯位于曼哈顿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套房里排练，他会将音乐声开得很大，我站在餐桌上跳舞，假装这是替代演唱会时的钢琴。正式演出时，我会在钢琴上旋转起舞。
和普林斯合作，我看到了他的智慧，他对细节的执着，也感受到了他对我的信任，这让我自信倍增。要将他脑海里的想法和愿景演绎出来，没有了芭蕾舞老师循序渐进的指导，很大程度上一切需要靠自己。这让我觉得自己更能独当一面，像一个名副其实的专业芭蕾舞演员。
直到那个时候，我仍常常感觉自己还像是个学生，在芭蕾艺术面前，永远是新人。跟普林斯一起工作，让我成长为一个更全面的艺术家。我需要对舞蹈的每一个环节负责，从概念到实际的舞蹈动作，从开始萌芽到最终的一路繁花。
随着舞蹈技术上的突破，情感上的突破也随之而来，我遇见了奥卢并与他相恋，我学会了爱惜自己崭新的身体，还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大都会博物馆同贾里德·马修斯（Jared Mat⁃thews）一起表演乔治·巴兰钦的柴可夫斯基双人舞。那是2009年的5月，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敏捷轻巧的足尖步伐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挑战，在巴兰钦的芭蕾舞剧中尤甚。我不懈地练习，最终演绎得很好，那是个巨大的突破。而且至此我每跳一次，技术都在进步。
我也发现，我大部分的进步和技术突破，都是在美国芭蕾舞剧院以外表演时获取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在舞团以外的表演场合，我总是首席，没有了来自美国芭蕾舞剧院工作人员的期望值和压力，我总是能将重头戏演绎出来。
有时候，这种压力只存在于我自己的脑海中。那种恐惧感总是存在，总是害怕如果我不在状态，如果我无法保持舞者一直致力追求的完美，无法最终达到舞者追求的极致，就永远无法再出演那幕剧。但在美国芭蕾舞剧院之外，我感觉并没有那么多害怕失去的东西。焦虑和紧绷的神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摆脱镣铐之后的，纯粹的愉悦。
与普林斯同台演出，我感受到的不仅是那股迸发的自信，与巡演剧团共舞那喷薄的激情，还有自由和电流般令人振奋的刺激感。
他跟我一样，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希望我的表演里包含特定元素。但我才是芭蕾上的专家，所以最终依然是我主导编舞以及动作的打磨，一个人独立完成最后的整套舞蹈。
我和他会对着镜子，不断商议调整我的舞姿，他在巡演弹唱《那些美丽的人》时，我可以配合在他周围起舞。我并不是每一场演唱会都参与，因为那正值美国芭蕾舞剧院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演出季的季中。我得到许可，能在舞团晚间休息的时间去参加普林斯的演出。普林斯也表示没有问题，我可以按自己的日程在两边来回。如果某天遇到我需要回美国芭蕾舞剧院，他便取消掉我的那部分。
我很疲惫，也很振奋。我曾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演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哈瓦那的卡尔·马克思剧院以及香港文化中心。但是跟普林斯同台演出，是我怎样都没预想到的。
首场演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我感觉比以往都紧张。台下的观众里有各路知名人士，空气里四散着浓浓的紧绷感。
普林斯演出的时候，我缩在台下他用于更衣的小隔间里。在我上台跟他会合前，他会先唱几首歌。当他走下台阶时，我们都沉默了。
然后我们拥抱了彼此。
“让我们惊艳全场！”他说道。
接着，他走上舞台底下的方形升降台，台子升上去后，他走到钢琴前，开始弹奏。
升降台本该再次降下来，等我走上去，把我送上台移到普林斯身侧。
但升降台并没有降落。
我开始慌了，“我的天！”我心想，“我现在该上台了！那是我进入舞蹈的节奏点！”
感觉过了好几分钟，升降台终于下落到我身前。事实上只差了几秒钟。
我优雅地走到钢琴边，找准下一个节奏点，进入舞蹈。他排练时不厌其烦的重复使得我清楚地记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帮我分毫不差地找准自己的节奏。我感到自己沸腾起来了。
待普林斯演唱结束，我就将开始独舞。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有请米斯蒂·柯普兰！”猛地一下，我仿佛被击中心脏。在任何一次彩排里，他都没有预演过这个环节。我一直以来都视自己为幕后伴舞，只是在背景里旋转。而此刻，他将我介绍给观众，就如同在说我与他平等，是他的搭档。我有些飘飘然。
说实话，我并不确信能真正展示出作为一个芭蕾舞者的实际水平。我身上这套礼服是一年前拍摄歌曲《深红的苜蓿》的音乐短片时用的，普林斯坚持让我在演唱会上穿这套礼服。这身长裙是4号，而实际上我仅仅穿0号。不仅如此，裙裾还太重太长，让我很难完成跳跃和复杂的旋转。就连舞台也不是很对，舞台地板非常不适合穿着足尖鞋立脚尖。
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绕着舞台转，摇曳踱步，尽量多地做些摇摆以及连续平转的动作，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难度。对我来说，最高难度的平衡动作就是保证自己在钢琴上旋转时不会跌落下来。
当然，我从没忘记也不会忘记，我是在演唱会的场馆里表演芭蕾，让许多从未体验过芭蕾魅力的人浅尝芭蕾的味道。普林斯和我还会继续一起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以及论坛体育馆进行几场演出。每一场都不容小觑。
不可思议的是美国芭蕾舞剧院也非常慷慨，允许我充分地利用好这次舞团之外的机会，其实有时候他们完全可以表示反对。当然，最肯定的是，他们也表达了对我舞团内部工作的大力支持。
我还记得工藤伊莱恩某天找到我，她是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也是第一个跟男星巴雷什尼科夫搭档出演特怀拉·萨普的《危机时刻》的演员。她曾看过我一年前出演的一部由柯克·彼得森创作的当代舞剧《轻抚双眼》，想告诉我她觉得我的表演美极了。她曾看过两场由别的专业剧团演出的同一部舞剧，目前我是她见过跳得最好的。她的这一席话，让我感到很荣幸。
我也能频繁地忆起刚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时那两个头痛的夏天。美国芭蕾舞剧院当时的助理艺术总监大卫·理查森（David Richardson）有天找到我，告诉我说舞团工作室的艺术总监约翰·米汉前一天提到了我。
“我非常期待即将到来的演出季！”约翰说大卫这么跟他说。
“为什么？”大卫问。
约翰的原话是，“因为这一个季度有米斯蒂·柯普兰，还有大卫·哈尔伯格。”提到了我和另一位杰出的年轻舞者，他后来成为了美国芭蕾舞剧院的首席。大卫告诉我约翰觉得我极有天赋。我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被认可的感觉和被赏识的喜悦，飘忽得仿佛乘着热气球永远不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