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黑人独舞演员
我已经等了六年之久，现在我准备好了，不只要向世界证明我是一个有天赋的舞者，更要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技术上的突破，与像普林斯一样的表演者以及其他团队合作的机会，来自工藤伊莱恩、凯文·麦肯齐和其他人言语上和行动上的支持让我更相信自己的能力，让我敢于为自己说话，不仅仅是政治、文化和艺术方面，更重要的是种族方面。
了解其他黑人芭蕾舞前辈走过的路，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我与雷文·威尔金森的缘分来自我看的纪录片《戏梦芭蕾》。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她的名字，让我既生气又开心。我生气的是，我，作为一个年轻芭蕾舞演员，以及我身边的很多同事，都没听说过她。但同时我又很开心，幸好遇见了她。
《戏梦芭蕾》在南部巡演期间，雷文遭到三K党威胁。由于不堪种族暴力的传闻，她最终不得不离开舞团，搬到荷兰，重新寻找能跳舞的地方。看到她的故事，我忍不住落泪。但我也知道，作为黑人芭蕾舞演员，我不是一个人，我也庆幸，比起她，自己走来的这一路没有这么多艰难险阻。
因为我总是谈起雷文，我的经理人吉尔达·斯库埃尔（Gilda Squire）决定做点调查。调查后发现，雷文依然很活跃，她在上西城有一套公寓，离我只有几个街区远。我自作多情地认为，这预示着我们注定要遇见，不管在哪里。
吉尔达联系了雷文，发现从我开启芭蕾的职业生涯起，她就一直在关注我，看过我所有的电视采访，读了很多关于我的文章。我既惊讶又很感动。
后来，吉尔达在哈莱姆的工作室博物馆办了个活动。活动内容是雷文和我两代黑人芭蕾舞演员的公开对话。第一次和雷文对话时，我和她甚至都不在同一个房间里。为了推动工作室博物馆的活动，我们参加了一个电台的直播采访。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终于，在登上哈莱姆的舞台开始对话的几分钟，我们见了面。我泪流满面，紧紧拥抱了她。她是这么娇小、精致和美丽。
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出席了我所有的演出，演出结束后我们常一起出去吃饭。见到她之前，她一直是我生命中的指路明灯。现在她不断地、无私地鼓励我走得比她更远。她常说我的才华和能力远远超过她，我觉得难以置信。她很谦虚，很逗趣，她总是讲很多有趣而讽刺的故事，从来没重复过。
我认为，身为非裔美籍芭蕾舞演员，我的目的是在芭蕾世界里，分享雷文的故事，把我们的奋斗史传达给大家。不只是雷文，还有爱莎·艾什、蒂亚·吉梅内斯，以及无数其他丰富了芭蕾世界却往往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黑天鹅们。我和他们感同身受。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都很不容易。在芭蕾的世界里，你要么得有运气（这个我有），要么得有钱（这个我没有）。在前行的道路上，你可能很孤单，很害怕，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孑然一人，没有人和你一样。爱莎、蒂亚，特别是雷文，让我觉得没那么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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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芭蕾舞团里，你常常要和你的朋友、你的同行竞争同一个角色。这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但要在一个本身就不公平的领域内竞争，则更是心理上的折磨。
我依然记得，走进排练场时，芭蕾舞指导对我和我的能力早就先入为主，那种感觉很糟糕，很空虚。我记忆犹新。我必须假装自信，心里清楚不管我的表演多么完美，我仍有极大可能选不上，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同样地，有时我必须证明我是谁。
“我们可没把你当作黑人看。”当我表露出对自己很难获得经典角色，或者获得演出认可的担心时，我的同事们常这么抱怨。
当然，我知道他们试图对我好，甚至是同情我。可事实恰恰相反，这只能让我想问，“既然你觉得‘不把我当黑人’是一种恭维，那我想问，你到底是怎么看黑人的？”
但我一直在跳舞、练习和表演。我各方面都提高了。终于有人注意到我的才华，而不是肤浅地看到我与生俱来的外表，这种感觉难以言表。
三年前，我在《睡美人》中扮演“穿靴子的猫”。化妆师站在一旁不停地用遮瑕粉试图把我的脸变白一些。
我看着她。
“我不懂，为什么所有的猫都必须是白色的。”我挑衅说，“我想做一只棕色的猫。”
我也真的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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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凯文·麦肯齐提名我作为美国芭蕾舞剧院的两名代表之一，代表舞团参加著名的埃里克·布鲁恩比赛。
世界四大顶级芭蕾舞团艺术总监，美国芭蕾舞剧院、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和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每人挑选手下最出色的年轻舞者参赛。
我相信凯文一直坚信我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因此给了我他能给的所有奖学金、特别资助和工作坊机会，从支付了我在南加州的最后一年训练费用的可口可乐奖学金，到选我争夺格蕾丝王妃奖，现在是这个。他给了我机会，让我站上舞台，成为领舞。
群舞团的成员，贾里德·马修斯将代表美国芭蕾舞剧院参赛，有望角逐冠军。我庆幸有贾里德在，我们是朋友，也是双人舞搭档。
比赛在加拿大举行。赛前三天，我在练习跳跃时把自己弄伤了。当时我正在准备《天鹅湖》，回国后，我马上会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的巡回演出中表演该剧目。我被告知是跖骨应力性骨折。我慌乱无措，精神崩溃，但决定撑过去。第二天，我休息了一天，然后就回到美国芭蕾舞剧院看我还能不能继续跳。
我打开更衣室的门，看到房间的中央放着一个陌生的手提箱。没有人告诉我，舞团的另外一个女孩正准备代替我去，但这就是我收到的信息，令人震惊却又千真万确。我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我决不能错失这次机会。那天晚上，不顾疼痛和紧张，我展现了最好的状态。
他们被我骗了。贾里德和我一起去了加拿大。我们一起跳了《睡美人》中的大双人舞，我在美国芭蕾舞剧院芭蕾舞团工作室时表演过很多次。我们还跳了现代舞片段，由吉利·基里安（JiríKylián）编排的《小号角》。
令人意外的是，来自其他三个舞团的舞者都很友好。我感受到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清楚被各自的总监选来参赛是莫大的荣誉，也感受到在这样一个大舞台上表演的压力。我特别担心我们的《睡美人》选段。在美国芭蕾舞剧院，人们总是告诉我，我在现代舞角色中表现更加出色。因此，我有点害怕这样的角色，经典的角色。
最后，我们输了比赛。但我赢得了更大的奖。
几个星期后，我回到家，凯文让我去见他。
他已经决定，终于，让我成为独舞演员。凯文告诉我，埃里克·布鲁恩比赛那晚，他第一次看到我作为真正芭蕾舞演员的样子。
我将成为美国芭蕾舞剧院二十年来第一个黑人独舞演员。这是个历史性的突破。
但听完他的话，我感到出奇的平静。这和我从十三岁起想象的不一样。
在我的想象中，自己会流着泪跪倒在地，由衷地感谢凯文。现在，梦想成真。奋斗了那么久，那么苦，经历了那么多质疑，终于，我终于相信自己配得上这份荣誉。
同时，我当时和现在都清楚，凯文从一开始就在背后支持我，推动我成长，成熟，出类拔萃。给我这个很可能成不了芭蕾舞演员的人，站上舞台中央，成为世界顶级舞团的主打人物的机会。我会永远心存感激。
我已经等了六年之久，现在我准备好了，不只要向世界证明我是一个有天赋的舞者，更要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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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我回到家乡圣佩德罗，正式进入了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名人堂。
莉兹和迪克·坎廷在那里，还有妈妈。辛迪和帕特里克也出席了。
这些年来，我时不时会见到布拉德利一家。他们来纽约看过我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的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后，我们在当地的餐厅吃了简餐，聊了一晚上以前的事儿，有说有笑。
但是，男孩女孩俱乐部的仪式是监护权争夺战后第一次，妈妈、坎廷一家、布拉德利一家，同在一个屋檐下。
在此之前，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邀请辛迪。我告诉他们，要，必须邀请。
我在感谢词中提到了很多把我领进芭蕾世界的人，辛迪就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我之前从没好好感谢过她。她值得这份荣誉。
我很骄傲，他们都在这里——妈妈、莉兹、迪克、帕特里克、辛迪都在，我们克服了巨大的创伤，一起庆祝一直以来的目标已经实现。多么伟大，我能站在男孩女孩俱乐部的舞台上，站在我第一次摸到把杆的地方，而他们在这里和我共享荣耀。
这次演讲我做得很高兴。他们脸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息。而我，一点也不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