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权之战

第六章　监护权之战

我想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快速调整，高昂着头，依靠自己，独自前行。

周末，从辛迪家回到我妈妈那儿后，我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一个词。

洗脑。

“米斯蒂，快来！”道格和克里斯异口同声地大喊，“爆米花都准备好了，比赛也开始了！”

我的兄弟们其实都知道，我对体育运动从来没什么兴趣。“谢了，我没兴趣，”我回答道，随手抓起一本《足尖》，“我去妈妈的房间看书了。”

“嗯，”道格笑着说道，给了克里斯一个“你看吧”的眼神，“你就不能稍微休息一下，不折腾你的芭蕾吗？那个女的都把你洗脑了。”

或者，克里斯做了一锅肉酱意面。他用的是碎牛肉。而我更喜欢火鸡肉。

埃里卡看着我，皱起了眉头。“你之前可从没抱怨过碎牛肉，”她说，显然有点生气，“那你喜不喜欢鱼子酱？辛迪简直让你生活在梦幻世界里。”

“不过，我猜在她家，你应该能想吃啥就吃啥吧，”埃里卡接着说，牙尖嘴利地准备最后一击，“毕竟，你给她那个小破学校带来了不小的关注，她是该对你好点。”

我对家里人的尖酸刻薄视而不见。嘲笑和戏弄向来是我家日常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渐渐地，我发现，平日里我住在辛迪家时，他们没少在背后谈论我。

我心里清楚，妈妈觉得我回家后就开始摆架子，不喜欢她买的饭菜，看不起汽车旅馆拥挤的房间。我猜，她肯定跟我的兄弟姐妹们说，辛迪试图让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一等。

我的兄弟姐妹和我仍然非常亲密，非常护短。他们会跟朋友吹嘘我拿的奖学金、我表演的地方。他们一有机会就来看我演出，每个人，也许除了妈妈，都欢呼雀跃、兴致盎然。

但他们对辛迪的反感却与日俱增。他们不是嫉妒我有了新生活。我觉得他们只是害怕我被人利用，不希望我离开他们，独自与一个在他们看来既不尊重我们的母亲，也不尊重他们的女人一起生活，不再与家人在一起。

当然，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知道“洗脑”是什么意思，我跟辛迪和帕特里克的生活跟这个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们说的也没错，我的荣誉和新闻报道的确给辛迪的工作室和学校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宣传。

辛迪爽快地承认我是她手里的明星。有时，舞蹈学校的一场演出能卖出多达两千张门票，观众中除了芭蕾舞迷，还有那些好奇我这个在男孩女孩俱乐部被发掘，紧接着在圣佩德罗工人阶级角落大放异彩的芭蕾神童。

但我仍然觉得，这一切是美好的结果，是无心插柳的收获，而不是目的。布拉德利一家帮助我发掘磨炼自己的天赋。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学生或是投资项目，他们待我像女儿一样。我依然很害羞，但在他们的养育下，我现在知道我的意见也不容忽视。

我爱我的家人，我不曾错过混乱无常的日子，也不曾缺席日复一日的惶惶不安。我喜欢有自己的房间，哪怕是一间与小男孩共用的房间也好。我喜欢一回家就能闻到帕特里克做的桃子馅饼和柠檬派的气息。我珍惜这段不用担心下一顿吃什么，也不用考虑在哪里睡觉的日子。我享受生活里的唯一，就是做一个爱跳舞的女孩。

但是，我的兄弟姐妹不明白。他们都站在妈妈那一边。

*　*　*　*　*　*

与离开时相比，从旧金山返回的我已经今非昔比了，经过系统教育和磨炼，我已经成长为完全不同的芭蕾舞演员。

这个夏天我学会了很多舞步，其中一个是扭胯跳跃。之前我从没有听说过，更别说尝试了。

在回到圣佩德罗舞蹈中心上的第一堂课上，我就完美地完成了这个舞步，一拍都没错。辛迪感到很惊讶。她给帕特里克打了电话，接着让我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做，展示我所掌握的内容。

我在地板上滑行，滑步流畅而连贯。我做了大的换脚跳，跳得比以前更高，双腿延伸得更长。我做了击腿跳，跳在半空中，双脚交错，仿佛鸟儿扇动翅膀，我感觉自己就像悬浮在天空中的仙女。辛迪兴高采烈。

我，也一样。但是，我开始觉得自己有些青出于蓝，刨去辛迪的无私奉献，她本人、她的工作室和教学，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同时，我和妈妈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不愉快。

“她这样做是不对的，”她在打电话时对我嚷道，“他们试图把你从我身边夺走。我是你妈！你有自己的家！你不需要他们。”

“他们不会把我夺走！”我大声回击，“他们只是在帮助我！”

似乎每次谈到刚从旧金山回来的那几个星期，我和妈妈都各自上演了一出芭蕾悲剧。妈妈总是嚷嚷布拉德利一家图谋不轨，而我大叫着为他们辩护，感到崩溃与愤怒。最后，我总会挂断电话，哭着跑回我的房间。

有个周末，我和妈妈都在汽车旅馆，那个我一直担心的时刻终究还是来了。

“你给我搬回来。”妈妈下了最后通牒。

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妈妈解释说。既然旧金山芭蕾舞团先为我提供了整个暑期集训的全额奖学金，接着给了我一年的学习机会，这就说明我根本不再需要辛迪的指导，我已经足够优秀，足够知名，完全可以凭一己之力去争取更大的机遇。此外，妈妈还补充说，这六周里我学到的东西可能比辛迪能教会我的要多得多。

我会回到圣佩德罗高中。妈妈已经给教育委员会打了电话，确保学校知道我会重新注册。

妈妈把一切都考虑好了。她甚至计划让我继续跳舞。操典队教练伊丽莎白·坎廷，已经成为她生命里重要的一部分，和她在我生命中的分量差不多。当初是坎廷鼓励我参加辛迪的芭蕾课，也是她在我去辛迪的工作室时，给我买了紧身衣和足尖鞋。由于妈妈和辛迪之间关系的持续恶化，妈妈开始给伊丽莎白打电话。渐渐地，她成了这两人之间的中间人，为两人传话，表达彼此的感受和关切，试图平息这场日渐汹涌的风波。

妈妈非常确定我会回来，她让伊丽莎白帮忙找了一所新的芭蕾舞学校，让我能在下午或周末上课。我将立即在劳瑞森舞蹈中心开始训练，那是洛杉矶一家小型舞蹈学校。

妈妈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但我不会任人摆布，即使她花时间给我另找了一所学校，让我继续跳舞；即使辛迪的确已经倾囊相授；即使我和辛迪的亲密关系已成为妈妈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她担心在失去了那么深爱的人之后，她又将以同样的方式失去自己的孩子。

我只知道，我不想离开辛迪。对我来说，辛迪和舞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我看来，没有她，我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　*　*　*　*　*

星期天晚上，妈妈给辛迪打电话告知她自己的决定。第二天，我还是可以去工作室上舞蹈课，但她希望下课后辛迪把我送回家。如果不方便，妈妈现在有车了，她能开车来接我。

就这样，再见。

那天晚上，我头痛欲裂。我躺在沙发上，想起我与沃菲共用的房间。房间墙上挂着街头艺术家常画的那种夸张人物像。在通常情况下，你摆好姿势，他们动笔作画，然后给你一张跟你完全不像的人物画。辛迪曾给我和沃菲画过一幅。

“不知道辛迪愿不愿意让我带走这幅画。”我心想，泪水充满了眼眶。

我连睡衣都没换，就这么躺着睡着了。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到这个房间，再也无法伴着沃菲轻柔而平稳的呼吸入睡。

第二天一早，辛迪开车到汽车旅馆接我。

车上，她看上去面色凝重。我突然觉得有点害怕。

“米斯蒂，你有没有听说过独立监护权？”辛迪问。

我知道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解放”[1]。但，她到底想说什么？

“很多儿童演员都选择了独立监护权，”她解释说，“他们觉得能为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做出更好的选择，于是从父母那里独立。”

我的心开始狂跳。有一丝光照了进来，但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希望它照亮世界。

“你别去上课了，”她轻声说，“我想让你见见我的朋友。”

我们把车开到舞蹈工作室附近的一间咖啡厅。那个人身穿休闲的Polo衫和牛仔裤，坐在桌边，正用玻璃杯子喝水。他面前有一叠纸。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他笑了。

他叫史蒂芬·巴特尔（Steven Bartell），辛迪解释说，他是一名律师。史蒂芬开始耐心地给我解释一下究竟独立监护权是如何操作的。

鉴于我未满十八岁且家住加州，我需要向法院申请成为未成年独立监护人。法官有可能会立即批准，也有可能要经过听证会审议。一旦请求最终获得批准，我就可以自己决定我的舞蹈生涯，决定我的生活、我的一切，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妈妈不能干预。辛迪也不能干预。一切都由我说了算。

他停顿了一下。

“米斯蒂，你想这么做吗？”他问，“辛迪觉得这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你才是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回忆不起那一刻的感受。虽然妈妈并不总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但她始终是我妈妈。我爱她，我也知道她是爱我的。我不想伤害她。

但她真的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吗？在通常情况下，是我们这群孩子在照顾她，照顾彼此，而不是反过来。

我不得不做出选择。

而在那一刻，第一次，我选择了我自己。我选择了芭蕾舞。这意味着，我与辛迪站在同一战线。

“是的，”我轻声说，“我想获得独立监护权。”

剩下的一切都仿佛一个模糊的噩梦。

我知道史蒂芬·巴特尔迅速收好面前桌子上的文件。“我们会联系你的母亲，”他说，“联系她时，你不要留在她周围。我可以肯定，一旦熬过了最初的震惊后，她很快会冷静下来。但在此期间，辛迪希望你和朋友待在一起。”

辛迪催促我上车，开车把我送到圣佩德罗舞蹈中心另一名学生家里，我几乎不认识她。女孩的母亲做了一些吃的，但我完全没有食欲。他们试图和我闲谈，但我心不在焉的。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我翻着杂志，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凝视着窗外。

“他们会和妈妈说什么？”我心想，胃里翻江倒海，太阳穴突突直跳，“妈妈会怎么想？兄弟姐妹们会怎么想？”

同学的父亲下班回家后，我们坐下来默默地吃饭，然后洗碗。

有人打开了电视。

六点的新闻里铺天盖地都是我的消息。

“芭蕾舞天才少女米斯蒂·柯普兰失踪了。”主持人说。

他们展示了一张妈妈的照片，说“女孩的母亲，西尔维亚·德·拉·塞尔纳向当地警方报案。她认为，女儿的舞蹈教练，辛迪·布拉德利有嫌疑。”

“我一直联系不上她，”妈妈发疯似的在镜头前说，“她暂时住在舞蹈老师家里，但现在要搬回到家里，我敢肯定，辛迪·布拉德利肯定脱不了干系。”

我觉得我要吐了。

我在那家住了三天，担心我逃跑后会惹上麻烦。后来，一天早上，史蒂芬·巴特尔出现了。

“米斯蒂，”他说，“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他开车带我去了派出所。不久之后，妈妈来了。她紧紧地抓着我。

我和母亲一同走出派出所。我害怕，我要永远把芭蕾舞抛在身后了。妈妈坐上驾驶座，我爬进副驾驶座，痛哭流涕。我的世界末日即将降临。

*　*　*　*　*　*

生活的列车不是转了一个圈，它加快了速度，向反方向驶去。

我回到了家人身边，回到了日落旅馆。

汽车旅馆的人行道依然布满污垢。共用的房间依然杂乱无章。晚上，我拖着毯子或睡袋，努力在客厅的地板上找一片空地，和兄弟姐妹们挤着睡觉。这就是妈妈逼着我回归的生活。几天前，我还住在漂亮的公寓里，浪涛拍岸的沙沙声伴我入睡。现在，高速公路上的鸣笛声让我从梦中惊醒。几天来，我连一个苹果，或是一个蔬菜罐头都没吃过。我觉得妈妈太自私，太残忍，她牺牲我的幸福和我的机遇，来抚慰自己受伤的骄傲。我心中只剩下愤怒和不满。

妈妈怎么能这样对我？

刚回家的那几天，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好几个小时，坐在浴缸边，静静地哭。我不想待在妈妈身边，也不想待在兄弟姐妹身边。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回了家，独立监护权之争却刚刚才开始。

妈妈把布拉德利一家告上了法庭，还聘请知名律师格洛丽亚·奥尔雷德（Gloria Allred）做她的代表。聘用格洛丽亚·奥尔雷德就像把一切生活细节张贴在日落大道的霓虹灯下。摄像机和记者无处不在，他们徘徊在托兰斯法院附近，甚至聚集在我家大门外。

妈妈指控辛迪和帕特里克操控我申请独立监护权，还说她想申请禁令，让布拉德利一家永远不能靠近我。虽然我不想与这些扯上关系，妈妈还是强迫我陪她上法庭。她和格洛丽亚认为我的出席更有利于证明她们的观点。我既茫然又害怕，低头看着地板，试图躲避闪光灯和四周窥探的眼睛，但每过一会儿，我就会偷偷瞄辛迪和帕特里克一眼。他们两眼盯着前方，但我注意到辛迪的嘴唇在颤抖。很难得看到他们这么累，这么受伤，这么难过。

起初，辛迪和帕特里克还会反击。他们告诉任何愿意听的记者、法官和其他人，他们只是希望我能拥有才华横溢的年轻芭蕾舞演员该有的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他们认为，那种稳定和温馨，是有六个孩子且收入微薄的单身妈妈难以提供的。辛迪告诉一位记者，如果我愿意，她甚至能收养我。

就算这份充满爱意的宣言并没有赢得公众的青睐，他们仍主张自己有法律依据。他们的律师说，作为我的经纪人，布拉德利夫妇持有一份协议，协议允许布拉德利夫妇在我年满十八岁前，有权干涉我的职业生涯，并从我的收入中赚取管理费。

到了秋天，愤怒已经开始消退。通过格洛丽亚·奥尔雷德，我正式撤回我的独立监护权申请。妈妈的禁令也没有获得批准，因为辛迪和帕特里克没有骚扰，也没有威胁过我或我的家人。辛迪也终于放手，决定不再履行她的管理合同。

“撤销独立监护权申请实现了西尔维亚女士保持家庭纽带的完整和强大，不受第三方干预的主要目标，”奥尔雷德当时在声明中说，“布拉德利在回应禁制令的宣誓声明中表示，他们不曾，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干涉米斯蒂与其母亲的关系的行为。鉴于西尔维亚女士已经实现了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所有的预期目标，我们选择不再就该问题申请禁令。”

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我很少有机会再见到辛迪或帕特里克。我偶尔会通过手机跟沃菲联系，现在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了。有时候我会收到巴比和阿爷的邮件。我总会回复。

*　*　*　*　*　*

妈妈和布雷德利决定撤诉后，法庭上的斗争也告一段落。然而，我心灵和精神的战斗却愈演愈烈。

9月，我回到了圣佩德罗高中，成为了十六岁的高二学生。感觉和以前大不一样。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我的秘密。

在校园生活中，我总是力求表现完美，在第一声钟响之前到学校，是丹娜中学最称职的纠察队员，以操典队队长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追求卓越。

我不让任何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走进我的生活，怕他们看清我过得这么糟。我没有邀请他们到布莱恩的家里做客，那个房子里充满了敌意和暴力，我也没有邀请他们到破败的汽车旅馆房间里做客。我的同学不知道妈妈走马灯式的男友们，也不知道食品劵耗尽时我们如何艰难度日。他们不知道，啦啦队队长姐姐和运动健将哥哥白日里无忧无虑，回家后却必须扮演起父母的角色，晚上照顾我、林赛，有时还要算上卡梅隆。

现在大幕已经拉开，我的生活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芭蕾舞女演员米斯蒂·柯普兰，过着天翻地覆的生活。

回想起来，我承认自己的故事轰动一时。仿佛最悲惨的芭蕾舞剧，中心人物天真无邪，却被两个世界拉扯。我会像火鸟一样大获全胜吗，还是像格尔塞一样屈从于破碎的心？我的结局还没有写好。

报纸专栏作家撰文讨论我的未来，讨论谁才是我的领路人。《洛杉矶时报》上登载了相关的文章，娱乐节目《额外咨询》播出了相关片段。在本地电视新闻里，日落旅馆的画面与我穿着薄纱和绸缎旋转的画面穿插在最新的枪击案和市政厅最新通过的条例之间，而我的世界在我眼前崩塌。

我们甚至收到了制片人的电话，表示想以此为题材制作一档电视节目，甚至拍摄电影。妈妈雇用了律师来进行筛选。

与此同时，我还必须熬过刚进圣佩德罗高中的前几天。同学们试探着跟我打招呼。

“嗨，米斯蒂。”他们紧张地低声说。

“很高兴你回来了。”一个和我一起在丹娜中学操典队跳舞的女孩兴高采烈地说。

他们试图对我好，假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害羞如我，非常畏惧被人评判，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糟的情况了。

这里无处可藏。我曾试图逃跑，但失败了。现在的我，就像第一次参加比赛时一样，迫切地需要一个后备计划，才能在观众面前掩饰我内心的慌张。

我想起了帕洛玛·赫莱拉，她在《堂吉诃德》里跳双人舞。芭蕾结束时，她没有抓住舞伴的手。她坚定而独立地立在一旁，靠自己保持平衡。

我想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快速调整，高昂着头，依靠自己，独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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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错过太多的舞蹈课对我来说很重要。因此，回家几个星期之后，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舞蹈工作室，生活的焦点再次回到芭蕾舞。

劳瑞森舞蹈中心以创始人和董事黛安·劳瑞森（Diane Lauridsen）的名字命名，它不隶属于任何大型芭蕾舞团。虽然只是个小工作室，但它在加州托兰斯却享有良好的声誉。

我相信黛安已经告诉了其他同学我要来。他们没有对“神童”嗤之以鼻，也没有对身在监护权拉锯战中的女孩另眼相看。相反，他们轻松地接纳了我，像家人一样。回到熟悉的地胶板上，沉浸在芭蕾里，我感到很放松，身边都是愿意花几个小时穿着足尖鞋拉伸和挑战极限的人。

我在这儿遇见的头两个女孩成了我现在最亲密的朋友。凯兰·拉多（Kaylen Ratto）现在是我舞蹈服装的生意伙伴，阿什利·埃利斯（Ash⁃ley Ellis）比我晚一年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在那里待了五年。她现在是波士顿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

两个非专业指导学校出身的学生同时进入大舞团是非常罕见的。但它就是发生了。阿什利和我，还有凯兰，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她们从不谈论我的磨难，但我敢肯定，她们对此非常清楚。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像药膏，有温暖人心的治愈力量。

我记得黛安同意让妈妈在工作室给我举办十六岁生日宴。妈妈发出了手写邀请函，而且仅此一次，她允许我邀请来自辛迪工作室的老朋友。那天，劳瑞森舞蹈中心很早就关门了，屋子里挂满装饰，桌上摆满了薯片和蛋糕。

重压之下我总是会偏头痛。而我刚刚经历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于是，那天我在黑暗的里屋躺了两个小时，外面，派对气氛热烈。

后来我听说，那天每个人都很开心。

*　*　*　*　*　*

尽管黛安和同学们都很友好，但在舞蹈上，他们一向对我要求严格。劳瑞森舞蹈中心是个小学校，但这里教的技术比我之前在辛迪那儿学的要高级多了。现实是，尽管我被视为神童，可我只学了两年就成为圣佩德罗舞蹈中心最优秀学生的事实，恰恰是证明了学校的局限性。

跟着黛安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尽管我在旧金山参加了六周要求严苛的暑期集训，黛安的学校依然让我大开眼界，并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舞蹈技巧还需要打磨。很快，我不得不改变学习方式，不断改进，有时候，甚至得重新学习各个舞步。为了在做双起双落跳时，我能更快地把一只脚推到另一只脚下方，以便在接下来做单腿画圆圈时，立起的足尖能快速画圈，我在地上生生地磨出了一个字母D，而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圆弧。

我尽量不表现得像故事女主角。我渴望进步，渴望尽善尽美，有时也会想沾沾自喜，享受现有的成绩。不过，如果我稍微表露出一点，黛安就会泼我冷水。

她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我还差得远呢，还需要下苦功夫。

“挺起背，”她命令道，“转身的时候要用力。”

辛迪一直把我当成她的小超级巨星，甚至似乎喜欢让学校里其他舞者自惭形秽。她总会告诉他们，比起我来，他们太马虎，水平太差。但是，黛安从不这样。我只是她工作室的一个学生，需要学习，需要努力，和其他人一样。

在生命中的那段时间，我迫切需要这样的感觉，感觉自己融入集体，和其他人一样，再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我的老师、同学，还有芭蕾舞让我头脑清醒。

摄影师和记者偶尔会来学校找我。我不喜欢获得关注，这会让我脱离我的朋友们。最后，他们不再揪着那个困扰我的争议不放，开始谈论想邀请我参加暑期集训的各个芭蕾舞团。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会邀请我加入舞团。

不过，这场牵扯到妈妈、辛迪和我的大戏在落幕前，终究需要一个致命一击。

*　*　*　*　*　*

“辛迪该闭嘴了。”妈妈说。

这句话是妈妈永远的口头禅。她说，辛迪总是跟记者联络，造谣她是个恶毒疏忽的母亲。

“我们得保证我们的看法也被刊登出来。”她说。有时妈妈似乎沉迷在自己的愤怒中。

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收到了脱口秀《利扎》的制作人的电话。这个节目由前娱乐记者利扎·吉本斯（Leeza Gibbons）主持。他们希望妈妈能上节目谈谈她与辛迪最初的协定，如何一步步恶化，以及我最终为何消失。妈妈同意了，无视了我的强烈抗议。

后来我才知道，辛迪也会去，但和妈妈不在同一个房间，这样确保双方都会发表自己对事件的看法。

我吓坏了。这是上了法庭之后，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和辛迪同处一个空间。我不想重温那段经历。它让我千疮百孔，我才刚刚开始恢复。我只是想待在工作室里，跳舞。

我告诉妈妈我不会参加节目。但她安慰我，我不用坐在舞台上：我只要坐在台下，利扎可能会走过来问我几个问题。我的兄弟姐妹也会在那里支持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录影的那天。妈妈说，她会来学校接我。所以，最后一节下课后，我走到外面等着，等着她那辆奶油色本田车出现。

出乎意料的是，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出现在街上，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司机打开车门，里面坐着道格、埃里卡、克里斯、林赛，当然，还有妈妈。这正是我最厌烦的那种赤裸裸的炫耀。我不想引起关注，除非是我在舞台上旋转的时候。而现在，在工薪阶层汇聚的圣佩德罗高中前，停着一辆加长豪华轿车。

每个人，我的同学，甚至一些教师，都呆呆地看着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猜我要去哪里。

我只好急忙上车，假装这是一个壳，我可以挖洞把自己藏起来。我哭了，开始对着妈妈大喊。

“豪华轿车？你怎么能开着豪华轿车来接我放学？你还嫌我承受得不够吗？”

车里静得吓人，只有我的啜泣声。

从这里开始，一切变得越来越糟。我坐在台下，旁边是埃里卡，而妈妈坐在舞台上。辛迪也在，但她在后面的房间，只有制作人单独采访她时，才能从监视器里看到她。

虽然妈妈给我提过，但利扎·吉本斯突然把注意力转到我这里时，我还是吓了一跳，她问了几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只能勉强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怕自己控制不住哭出来。

这时候，埃里卡，护短又充满母性的埃里卡，站了起来，拿起麦克风。

“你试图摧毁我们的家庭，”埃里卡对显示着辛迪脸的屏幕大叫，“你利用了她，现在你装得好像是天使，我们是坏人。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你做的事。”

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小时。后来，豪华轿车把我们送回了家。第二天我去学校，试图阻止痛苦的火花发展为熊熊烈火。

我走下走廊，几个同学找到我。“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他们告诉我，“老师开了电视，我们全班都看了。”

*　*　*　*　*　*

慢慢地，日子又恢复了正常，终于不再是苟延残喘。我搬回家几个月后，妈妈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并且在圣佩德罗的一条安静的街道找了一套舒适的两居室公寓。这是第一次，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一套真正属于妈妈的房子，而不是某个男人一时兴起让我们住的。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林赛和我共用一间卧室。多年来第一次，我可以走路上学。

舞蹈仍是我生活的中心。由于现在我不再在家里接受教育，只能下午上舞蹈课。由于我在工作室待的时间变短了，这里的严格要求和几个同学的非凡本事让我备感压力。妈妈曾送我一个玛丽亚·凯莉真人大小的纸板剪影。我把它钉在墙上，旁边是帕洛玛·赫莱拉的海报。

我再次对妈妈心怀感激，感激她在莉兹·坎廷的帮助下为我找到了一家新的舞蹈学校。感激她终于自力更生，买车，买自己的公寓。她终于开始照顾我们一家人。我只想知道这一切为什么来得这么迟。

客厅的帷幔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里，格洛丽亚·奥尔雷德站在托兰斯法庭门外，举着我的手宣告胜利。那时，这场拉锯战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激烈斗争许久。

现在，我对此有了一点看法，能慢慢理清过去三年的种种。

妈妈和我的兄弟姐妹曾说我已经被辛迪和帕特里克洗脑了，我置之不理，甚至与他们激烈争辩。可现在，我不再那么肯定。

我开始慢慢相信，尽管辛迪和帕特里克都没有恶意，我确实被洗脑了，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从小就认为我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但妈妈不愿，也不能提供这样的生活。也许，只是也许，我可能真的错了。

这是个启示。有一天，记得是那个转折年的年底，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在妈妈身旁。我感谢她对我据理力争，感谢她从没放弃我，也没放弃自己。我为她承受的一切道歉。

现在我长大了，我的观点又改变了，现在的观点更加公正，完全是我自己的看法。我确信妈妈很爱我，布拉德利一家也爱我。没有他们的奉献，没有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把我接到他们家，我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是他们让我学会不忽视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应该有信心。所有的这些，甚至不止这些，都是布拉德利一家教给我的。

*　*　*　*　*　*

监护权之战结束后不到一年，我第一次去纽约，去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暑期集训课程。杰西卡和我一起去，就像当年我们一起去旧金山芭蕾舞团一样。

几个月前，我参加了暑期集训的选拔。所有暑期集训的入学选拔几乎都一样。年轻的芭蕾舞演员翻看《舞蹈》杂志的背面，搜寻各大舞团在全国各地的舞蹈工作室举行观察课的时间安排。在这些课上，有潜力的学生会参与舞团暑期集训的遴选。

选拔通常集中在一个月内。每所学校有自己特定的服装要求——黑色紧身衣，粉色紧身裤，无其他颜色。你按照指定的时间出现，支付少量费用，他们会在你的胸前戴一个大的数字。然后，你和其他五六十个舞者一起做几个芭蕾舞的经典动作，有把杆动作，有地面动作，而此时学校代表站到一边，或站在桌子后面，仔细观察。

我被丽贝卡·怀特（Rebecca Wright）邀请去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暑期集训选拔，她当时是该项目的执行人。一年前，我获得聚光灯奖时，她是评委之一。莉兹和迪克·坎廷（Dick Cantine）陪我去了工作室，交了钱，然后和其他舞者的父母一起在走廊上等着。

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封邮件。邮件上说，我已经被录取。六月，我离开加州，前往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