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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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我仍能在记忆中望见站在火车车厢过道里的自己。那辆行驶的列车正将我与哥哥从瑞士的沃韦（Vevey）带回法国。7月31日，我们在沃韦得知了德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1]。站在列车上，我看着太阳从美丽多云的天空中升起。我低声悄语地重复着一些琐碎的词语，尽管它们似乎充斥着可怖的言外之意：“看那曙光，1914年的8月已经来临了。”我们刚刚到达巴黎里昂站，就从报纸上得知了让·饶勒斯（Jean Jaurès）遭遇暗杀的消息。我们既悲伤，也充满痛苦的疑虑。战争看上去是不可避免了。骚乱会打破战斗来临之前的宁静吗？如今，所有人都明白这些担忧是毫无根据的。饶勒斯去世了，但是他的浩然正气却仍然留存于世，正如法国社会党对世界各国做出的回应那样。

大战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是战争动员之初的巴黎景象。整座城市，在安宁中裹挟着几分庄严。交通流量的降低、公共汽车的停运和出租车的短缺，使街道几近沉寂。那份埋藏于我们内心的悲痛，只能在许多女人红肿的双眸中一窥究竟。拨开战争的阴霾，法军激发了国内的民主热潮。巴黎只剩下了那些“行将离去之人”——贵族，以及那些守在家里、将来会悉心照料兵卒而时下别无他责之人。在街道上、在商铺里以及在电车中，素昧平生之人在自由地攀谈着；一致的善意，尽管时常只能通过质朴或者有些笨拙的言语和手势表达出来，却是十分感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男人们都不会显得喧闹；他们是果决的，这种精神状态也是更好的。

8月4日清晨，我动身前往亚眠（Amiens）。[2]我乘坐一辆由警员为我征用来的菜农货车，驶过了奥尔良大道与拉沙佩勒车站间漫长道路中的一段。因为我坐在货车后部，置身于一篮篮蔬菜中间，圆白菜和胡萝卜那种新鲜且带有些许酸味的气息，总能使我回到当日清晨赶路时的思绪里：热忱与紧张充斥着我的内心。在拉沙佩勒车站，当一位年迈且白发苍苍的父亲拥抱一名炮兵军官时，他虽然在极力地控制自己，却依然老泪纵横。我眼中的亚眠，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城市。尽如所期，一队队士兵在街道上走来走去；但我始终不懂他们之间为何充斥着如此之多的药剂师。

在8月10日凌晨1点30分，272团离开了亚眠。我被指派为272团18连4排的中士。伴随着黑夜的寂静，我们行进在城郊道路上，并最终到达隆戈站。在那里，我们乘车度过了漫长且精疲力竭的旅程。整趟列车都笼罩在令人极度压抑的盛夏闷热中。我们在色当（Sedan）接到了法军攻占米卢斯（Mulhouse）的官方公报。在法军遭遇重大挫折的当下，一次胜利是值得一提且振奋人心的事情。当我把公报读给战士们听时，我们仍在火车上。随后，我们在色当站下车。

在8月11日至21日之间，我们团驻留在默兹河（Meuse）流域。我们最初待在河谷之中，并在那里守卫桥梁。后来我们抵达了靠近边界的默兹河右岸。诚然，我已经无法记清那段日子了。那是一段美丽的时光，充斥着军旅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平静里透着一丝乏味。阳光、田园生活的乐趣——在河中垂钓、游泳以及在草地上假寐——以及陌生乡村的景色，尽管并不多姿多彩，也没什么让人刻骨铭心之处，却仍有其魅力。如果这一切没有被我们的狂热期待浸染，那它们足以使人愉悦。

20日夜晚至21日清晨，18连4排驻扎在坎西村（Quincy）的民政会堂。坎西村是位于沃埃夫尔森林（Woëvre Forest）北部的一个村庄。午夜时分，一位总参谋部的长官来到我们睡觉的教室。排长被粗暴地叫醒后，踩上鞋子便去迎接“闯入者”的指令，他渴望接受陆军上校的指挥。一小时后，我们团动身离开，朝着前线的方向行进。蒙梅迪城堡（citadel of Montmédy）是座建于绿草茵茵的陡坡之上的古老城堡，我们在它脚下的旷野上，第一次听到了被军队称为“猛兽”的加农炮的炮声；次日休息时，我们第一次看到我方的榴霰弹在远方湛蓝的天空中，炸出白色环状烟雾。21日夜晚，我们在蒙梅迪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宿营，那个村庄叫作伊雷莱普雷什（Iré-les-Prés）；次日清晨，我们护送装载补给物资的火车离开。我们被提前告知即将进入比利时境内。我永远也忘不了战士们得知这一消息时的喜悦。后来，我们又在途中收到了与之相反的命令，然后又经过一次极其漫长且极度艰难的行军，整个连队抵达了沃洛讷（Velosnes），那是一个毗邻比利时边界的小村庄。4团的将士驻扎于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刚从前线的战斗中回来。透过一处房屋的窗户，我们能看到三个德国战俘。那个房屋位于洗衣房所在的小广场上。在寒冷的谷仓里，我们挤在一起睡觉。对我而言，能够在一堆枯树枝上舒展身体，这个夜晚并不算太糟糕。

23日，我第一次在这场大战中看到伤员。我们连队受命于托讷拉隆（Thonne-la-Long）一带挖掘堑壕。托讷拉隆和沃洛讷一样，是毗邻比利时边界的村庄，当然更靠西一些。至25日清晨，就在这些我们占有的堑壕里，我在室外度过了最初的两个夜晚。我在自己8月23日的日记中找到了下述内容：“今天，我第一次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许多伤员倒在路边。我们能在路边（这条道路与我们守卫的堑壕垂直相交）看见87团两个营的残兵。总之，这是一场大战之后的景象，并且我相信这是一场大战胜利之后的景象。然而，我随即得知德国人早在21日就已经占领了布鲁塞尔。”

25日清晨，我们迅速撤退，我也意识到自己在上述引文中表达的希望是不合时宜的。8月25日，成为我有生以来记忆中最痛苦的一天——这失望的感受，令人倍觉苦涩；这盛夏的高温，令人快要窒息；由大炮和车队碾压过的道路，加大了行军的困难；而我，前夜还染上了痢疾。这一切，是否都使我永远不该忘记一个乡下妇人给我的两杯热咖啡？那天，我们刚好在昂莱瑞维尼（Han-les-Juvigny）附近的小村庄里休息。我不该遗忘此事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从早上开始就没有喝过任何东西了。只要我还活着，就再没有什么饮品能比那两杯浑浊的“汁液”让我更加快乐了。

我们在森林里过夜。在夏天，当天气不错的时候，没有哪里是比森林更好的露营地。换句话说，我认为没有比森林更适合安睡的地方了。休憩地上方的林木枝条映于天际，好似画布上的粗糙笔触，它们微不可察的芬芳悄然融入风里。徐徐清风，不时抚摸熟睡者的脸庞。我们睡在星空下。这种不受打扰的睡眠令我们呼吸顺畅，没有谁会惆怅地醒来，即便睡得不算太沉，这种睡眠带来的愉悦也是那些睡在屋里的人无法知道的。然而，当我们醉心于这些美好时，敌人悄然而至。

由于转移指令的延误，我们差点落入敌网。猛然清醒的我们，投入了一次急行军。在途中，我们看见人们正匆匆忙忙逃离家园。男人、女人、孩童、家具、成捆的亚麻布（以及通常情况下迥然各异的物品）都在车子上。这些法国农民都赶在敌军到来前离去。我们无法保护他们，这给我留下了苦涩的记忆，或许战争最令人抓狂的地方正在于此。在此后的撤退过程中，我们总会看见他们。可怜的难民与行李车一起拥堵在道路和乡村广场上。他们被迫离家，不辨方向且不知所措，又遭宪兵欺凌。他们制造了许多麻烦，却又惹人怜悯。26日夜晚，当我们睡在巴里科特（Baricourt）的马厩中时，他们则与自己的行李车一同睡在屋外，天空下着雨，妇人用双臂环抱着婴儿。次日清晨，我们在能控制默兹河左岸区域的一处高地上待命，看到烈火中的村庄浓烟滚滚，不断升起的烟雾与被弹片裹挟的天空融为一体。

这次撤退一直持续到9月5日。其间，我们在格朗普雷（Grandpré）山谷中休息了三日。我们曾先到泰尔讷（Ternes），继而抵达格朗普雷，之后又进行了长达四天的艰难行军。这给我带来一种模糊却痛苦的感受，好似患病那晚我所体会到的痛楚。全连士兵列队行进的道路总是尘土飞扬，盛夏的高温令人窒息，而在穿越那些树林时，稀稀落落的林木几乎提供不了任何阴凉，反倒十分妨碍我们呼吸新鲜空气。过早地起程、过晚地停歇、不舒适的营地环境以及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但这些痛苦与不断撤回国境线的心中苦闷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们没在战斗，只在不停撤退。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这种不明就里的状态，深深折磨着我。我能忍受坏消息，因为那总好过各种不确定性。而且也没什么比怀疑自己被欺骗更能触怒我的事情了。噢！撤退的日子、疲惫的日子、无聊的日子、焦虑的日子，是多么的苦闷！

9月6日，我们看到从一场激战中返回的首批伤员，这就是日后广为人知的马恩河战役。那时，我们正对着普莱西堡（Château du Plessis），停留于香槟区（Champagne）的奥尔孔特（Orconte）附近。一些殖民地军队的伤员从我们身旁经过，我们把一些饮品送给了他们。随后，我们被部署在堑壕后方的火线上。我们认为自己即将展开战斗。对于厌烦了无所事事的士兵而言，他们深感欣慰，同时严肃镇静。然而，这到底是一场空欢喜。7日早晨，我们行军至拉尔齐库尔（Larzicourt），那是一个位于马恩河右岸遍布白石的村子。那里的果园结满了令人垂涎欲滴的梅子。我们休整了三日，且只是在夜晚留宿在村中。白天，我们守卫着自己在村北麦田里挖掘的堑壕。天气和煦，地平线被我们前方的森林遮蔽。在我们左侧，维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çois）这边，苍穹笼罩着整个乡村，我们能看到远方天空中的炮弹接二连三地炸裂。

9日夜晚，全排士兵在用干草搭的棚子里睡下之后，又被警报吵醒了。我们团随即汇入一支绵长的步兵队伍，开始了一次无休止的夜间行军。离开拉尔齐库尔后，我们渡过了马恩河。我相信，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的堑壕会替我们在马恩河对岸断后。所以，它们会被敌军不惜一切代价地占领，并于一次全面溃败后被遗弃。难道我们没有在拉尔齐库尔读过霞飞将军“宁死不屈”的指令吗？但现在看来，一场大规模的退却似乎又开始了。在我们过桥之后，我们就接到了组织防御的命令。我们再次投入到长期沉闷的撤退行动中去。回望来时路，我们曾由比利时边界卢森堡（Luxembourg）行军至马恩河。我们曾无数次期盼撤退行动的结束：在默兹河，在格朗普雷，在所有我们曾经留宿的村庄中（哪怕只有一晚），最后在拉尔齐库尔的堑壕中。现在，我们又起程出发。我想我们丢掉了一切。要是我能早点知道这一切就好了！那晚，我悲伤地走在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上，路旁丛生的林木呈现出鬼魅般的树影，它们与黑暗的天空遥相呼应。我的心中燃起一团怒火，我感受着自己从未使用过的来福枪的重量，聆听着士兵半睡半醒间蹒跚步履的回响，我只能将自己视为那从未将鲜血洒向战场就耻辱败退的众人中的一员。但回到巴黎后，在总参谋部，这群人意识到或至少猜测到法军实际取得了胜利。然而在拉尔齐库尔，我们一无所知。在此次行军中，我忍受着漫长且痛苦的时光。

然而，尽管我们仍在无休止地绕路，但我发现我们已经不再朝西南方向行进了。我开始猜测我们或许不在撤退，而是在参与那些频繁发生的军事行动中的一个，只要我们到达战场。我的猜测是正确的。破晓时分，天空下起冰冷的大雨。尽管极度疲惫而且饥肠辘辘，但我们仍在行进。我们的士兵发现了一个德国佬的钢盔，于是我们便轮流试戴，希望能够打发无聊的时间。在一个交叉路口，我们遇见了一辆汽车。车上下来一位总参谋部的官员。他与我们上校交谈了几分钟，然后乘车迅速驶离。我们走下道路，穿过右侧茂密潮湿的草地，并攀登了一个陡坡。我们放弃了惯常的纵列队形，转而以排为单位，全排士兵按照站成四列的方式前进。这是军队在靠近火线、暴露于敌人火炮威胁之下时，军方规定采用的队形。在抵达山顶之前，全团停止了行进，我们受命跪倒在地。此时天空完全放亮了，空气清新，雨也停歇了。我们潮湿的斗篷着实沉重。我睡意全无。我们中尉前去接受上尉或是营长的指示，我记不清他何时回来说道：“你们即将展开战斗，即将展开你们渴望已久的战斗。”

我们重新开始行进，翻过山脊，步入山谷。谷地中延伸着一条道路。我们于道路边缘再次止步。在左侧，我们能看到农场中的建筑物，我想那就是大佩尔泰（Grand Perthes）。歇息了一会儿，或许过了一小时之久。士兵们十分镇定，脸色却略显苍白。我们的老上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颤抖得厉害，他燃起烟斗，叨念着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抽烟。一个中尉礼貌地反驳了他。我打开一个樱桃酱罐头，这是连队的自行车骑手前天夜里从诸多村落采集到并分发的。第一批大型炮弹呼啸而来，它们落在数百米外，散发出浓重的黑烟。附近的一头奶牛和一个人被炸死了。然后，我们再次向前挺进，穿过谷底的道路，爬上对面的山坡。此后，我想我们跨越了由100团驻守的堑壕区。

很可能只要我还活着，至少在我成为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之前，我是不会忘记1914年9月10日的。尽管如此，我对当日的回忆仍无法做到完全准确。最重要的是，这些记忆并非顺畅衔接，亦非一组连续图像。它们虽生动鲜明，却像电影胶片那般不易编排，放映中时有断片，时有特定影像的意外翻转。那一天，在敌军重型火炮与机枪极端猛烈的火力攻击下，我们向前推进了几千米——保守估计有三四千米——进军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傍晚6点。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仅就我们连队而言，尽管我们不是损失最重的队伍，但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员伤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段时间似乎不是很漫长；事实上，令人恐惧的时间一定过得相当快。犹记那天，我们行进至一片地表高低起伏的区域，最初还能望见丛生的树木，其后便只剩下裸露的大地。我记得在部队穿越树篱时，我严厉地盘问了一个止步不前的士兵。他回答称：“我受伤了。”事实上，尽管他没有被炮弹击中，但确实被一枚炮弹的冲击波震伤了。他是第一个受伤的人。后来，他是我看到的第一具尸体。这位已经无法再服役于我们团的下士，此刻面部朝下僵硬地趴在一个矮坡上，行军锅在他倒地时被掀翻，他的四周散落着从锅中滚落的土豆。机枪子弹在穿过林木枝条时沙沙作响，似群蜂已至。炮弹引爆时的巨大声响撼天动地，还与其他爆炸声一起和鸣。尤其是榴霰弹，它在空中翻滚时轻微震颤，只有在下落的最后时刻戛然而止。那天我究竟聆听了多少首凶残的乐曲？我把头缩在肩膀里，等待着寂静的降临，抑或是致命的打击。

我在一个小树林的后面，与我们排的战士们走散了。但我之后又找到了他们。他们都面部朝下趴在黄土地上。上校在我们后方被一枚大型炮弹的冲击波扑倒，但他随后起身，毫发无伤地赶上队伍。我身旁的一个下士伤到了胳膊和膝盖。我和另一个排长开始包扎他的伤口，但我们很快双双负伤：同僚重伤大腿；而我轻伤右臂。子弹一经洞穿我的衣袖，就立刻礼貌地飞走了，仅仅灼伤了我的皮肤。由于痛感十分强烈，我最初以为自己遭受了重创，但很快意识到自己其实并无大碍。几乎同时，一阵恐慌突然向我们排的士兵袭来。就我所记得的情况而言，这次恐慌是由一些机枪手的马匹造成的。有人在搭建炮台时愚蠢地将枪支悬挂在那里，结果导致了本不该出现的走火。在如此这般的一通射击下，动物们受惊逃窜，慌乱的情绪在其余人中蔓延。脑海中仍能浮现自己狂奔时的景象，我直立着奔跑，试图摆脱那两匹虽不可名状，却令我记忆犹新的庞然大“马”。我还记得自己在叫喊：“不要惊慌。最重要的是保持镇定，否则我们会被冲散。”后来，在中尉的指挥下，我们全部奔向右前方的山脊。另一排的战士已将那里攻下并驻扎于山脊后方。军需官S.先生也埋伏于此，他半坐半倚在山坡上。当我全速狂奔而来时，他令我跳入他面前的壕沟，我遵从了这个绝佳的建议。

我们在地下的壕沟中待了多久？多少分钟？或者多少小时？我无法确定。我们挤在一起，一个摞着一个。由于敌军猛烈进攻我们的右翼，这给我们带来一种错觉，即前方的山坡能给予我们绝佳的庇护。这里的许多人，非死即伤。有一段时间，总军士长趴在我右边，他身形魁梧，金发碧眼，性格直率，操着一口乡下话。他的手受伤了，鲜血浸透了包扎的碎布，染红了他的手指。他只是受了轻伤。后来，这个可怜人在当日晚些时候阵亡了。然而在他去世前，我们就已经失去了联系。我半压在左侧邻人的身体上。我想自己从未像憎恨他这样憎恨过任何人。在那天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在那之后，再未见过；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就算我将来还能见到他，我也无法认出他。由于我压麻了他的双腿，他坚决要求我起身缓解他的症状，但这会使我暴露在死亡的威胁下，并且这种牺牲毫无意义。我仍庆幸自己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我还希望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笨蛋将会一直遭受风湿病的折磨。在我前面，在S.先生旁边，我们连队的副官背靠山坡坐着；尽管他已将干粮袋顶在头上，以加强对自己的保护，但是每颗呼啸而过的炮弹仍使他震颤。伤者在哀嚎。他们中的某个人先是恳求上校帮助他，后是恳求上校杀死他。我想我是十分镇静的。我的好奇心极少抛弃我，现在它仍未消失。在我的记忆中，我首先注意到延时炸弹的赭色烟雾，有别于迫击炮弹的黑色烟雾。后来，我发现战争的丑陋面目，那些等待着死亡同时又惧怕着死亡的人们，他们的脸庞丧失了往日的美丽。我模糊忆起托尔斯泰的几页作品。

上校与其副官一起待在我的左边。他单膝跪地，试图张望山脊那边的情况。他面色苍白，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最终，他下令前进。我们团中的几个人已经抢先冲上前去，我们不得不追赶他们的步伐。我说：“这是命令。”但似乎使用“恳求”一词更确切些。“咱们走，兄弟们！咱们必须前进，咱们的战友在外面，在前方。他们在开枪射击。咱们不能让他们独自留在那里。军士们，带路！”对士兵们而言，离开这个庇护自己的山脊十分困难。我已经解释过为何这处山脊只能给予我们微不足道的保护，我们却错误感到自己比实际处境更安全。我们对这意料之外的避难所充满信心，尽管它是那样简陋，但我们内心却充斥着不愿离开此处冲进一片旷野的想法。这种不情愿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我记得自己在那会儿想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上校的命令，所以我们必须起身前进。但一切都将结束，祈祷已别无用处。我，将会被杀死。”随后，我们起身向前。我喊道：“18连，冲啊！”我们跑到一条小路上，那里的地面微微隆起。我们发现了一小队法军，随即停止了前进。透过缓坡上方参差不齐的野草向外看，我们能看到一片开阔的空地。显然，好视野能让我们标记出敌军的位置。长官命令我们开火。我受伤的胳膊太痛以至于无法操纵步枪，我仅仅能承担传达指令的任务。但无论如何，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且在目标实难看清的情况下，战士们的射击无疑是低效的。我身旁的一些人受伤了，天色渐暗。我们祈祷夜幕的全面降临，因为这将终止战斗。德军的轰炸逐渐放慢速度。几乎同时，我们的枪炮开始加速射击。能听到法军而非德军的炮弹在耳边呼啸，而且目标直指德军，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啊！随着夜晚的来临，我冒险离开矮坡的庇护，走到一个下士身旁，他身负重伤躺在我身后几米远的地方。我无法为他做些什么。在夜色的掩护下，我命令他的两个兄弟将他运送到战地医院；但在到达那里以前，他们就不得不在路边放下了他。暮色深沉，我们团撤退至堤岸旁，那是我们上一次开始行军的地方。

我们就在那里过夜。子弹时不时地从耳边呼啸而过。我想在晚上10点左右，德军的机枪再次开始射击，但这对我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他们的枪声不久便归于寂静。我们极度饥饿。我有一瓶沙丁鱼罐头，打开吃了几口后，便将它分给了身旁的战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在那之前我们从未体验过如此寒冷的夏季军事行动。伤员们要么在尖叫，要么在呻吟。许多人都想要点喝的。于是，我们组建了一支杂务队前去找水。尽管他们找了很久，但却始终一无所获。他们回来时引发了一阵恐慌，并且我怀疑还引发了一次射击。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又遭遇了几次危机。我记得，自己起身前去命令那些三三两两汇集在一处的士兵们上好刺刀。当然，在经历了不眠之夜又经历了艰难一日之后，战士们对任何进攻的抵御能力只可能是极其微弱的。鲜血的气味弥漫在空中。尽管伴有尿骚味，耳边是哭喊声和呻吟声，内心还有阵阵恐惧，我还是在一处犁沟中伸展开身体，睡了几个小时。

在破晓前夕，我们接到返回后方的指令。我们行军抵达开战前露宿的山谷。指挥我们旅的上校骑马经过我们身旁。他向我们表示祝贺，并高呼：“272团万岁！”他还告知我们德军撤退的消息。由于我们没有食物，他便命令接替负伤上尉担任连长一职的中尉宰杀一头牛和一只羊。它们来自四散游荡在我们身后山坡上的牛群和羊群，牧人早已不见了踪影。这两个无辜的“受害者”，被我们用左轮手枪打死。上午，我去了战地医院，因为一个伤员想要见我。我在那里看到了战友们的伤势和痛苦不堪的面庞。但他们没有哭喊，因为前一日在战场上，他们已经声嘶力竭地哭喊过。他们也很少呻吟，神情中更多流露着疲惫。

尽管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苦痛场面，但9月11日清晨于我而言并不意味着悲伤。当然毋庸多言，我也不想开怀大笑。我是严肃的，但我严肃的态度之中并无忧愁。这种严肃十分契合一个满足的灵魂；并且我相信我的战友们也会有同感。我记得他们的面容，严肃却满足。满足于什么？我想首先满足于活着。当我注视着自己开裂的水壶、大衣上的三个弹孔（子弹并未伤及我），以及我虽感到疼痛、仔细查看却又完整无损的胳膊时，我暗自欣喜。在杀戮之后的几天，除却那些极为痛苦之人各自的悲伤，生活看起来是甜蜜的：让他人去谴责这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吧！这种幸福尤为坚实地根植于所有通常只剩半条命的人们心中。但我们的好心情还有另一个更为高尚的缘由。那便是上校骑马经过时，以最简洁的话语，向我们宣布的胜利。胜利使我欢欣鼓舞。如果我认真思考一下，或许就能察觉一些疑点。德军在我们之前撤退，但我如何知道他们没有在别处前进？幸好，我的意识十分模糊。缺失的睡眠、费力地行军和战斗以及紧张的情绪，都使我的大脑疲惫不堪；虽然我对周围事物的感知仍然鲜活生动。我实在难以理解这场战斗。虽然这是我们在马恩河地区取得的胜利，但我宁愿从不知道这场战役的名字。可就算不知道又如何呢？这毕竟是属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已将战役之初背负于自身的霉运一扫而光了。那天早晨，在香槟区干燥、破败的小山谷里，我的心愉悦地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