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那次我们并不是去拉讷维尔奥蓬。事实上，我们再也没有回到拉讷维尔奥蓬。我们被派往维埃纳堡。之后，在整个12月，直至我战地生活的最后时刻，除了在圣默努尔德附近的绍代丰坦（Chaudefontaine）度过两天之外，维埃纳堡始终是我们从堑壕返回后的休整地点。说到休整，那实在是太虚幻了！必须做的杂务特别是清洗自己沾满淤泥的衣物，在营地附近的道路执行警戒任务，以及对邻近炮兵部队的支援任务，占用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

维埃纳堡建在比耶姆（Biesme）支流[5]的两岸，比耶姆支流里的水带动了这个村庄的水车。尽管当地空气怡人，但村庄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我知道它处于德军炮兵部队的轰炸范围之内，炮弹赋予它丧失自然本色且如战地画作般的天空之景。

村中随处可见断壁残垣，那些支离破碎的房屋——我们能从其开裂的墙体中，瞥见其内部残败的景象，那些硝烟弥漫的废墟，那被炸断尖顶的教堂，这一切犹如阿拉斯（Arras）或兰斯（Rheims）的战时缩影。但总的来说，与实际伤害相比，炮弹产生的更多是不绝于耳的噪声。许多房屋仍然矗立在那里，而且我只见到过一次平民受伤的情况。没有什么事是比适应敌军轰炸更容易的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被围困的城市会充满英雄主义气息。我猜测要么是榴霰弹，要么是烈性炸弹，它们曾使我们无法入眠，无法散步，即便有机会也无法消遣娱乐。虽然如此，但我们仍愿待在距前线更远的地方休息。我们可以忽视远方火炮的轰鸣声，却会听到近旁炮弹的呼啸声。在营房里，我们感觉呼啸而至的炮弹实在太多了。而那首“死亡乐章”，本应是为堑壕准备的。

那座使维埃纳（Vienne）得名的维埃纳堡曾矗立于山间，四周屋舍俨然。然而现在，除了地窖什么都没有留存下来。这些地窖在山坡上逐级建造且空间极大。我们在其中度过了一晚。我想自己就是在那里患上了支气管炎。后来，当我染上伤寒时，我正备受支气管炎的折磨。其他时间里，我们通常宿于“棚屋”中，它们位于村庄入口处被松林覆盖的坡地上。军官们则待在“村镇”中的屋舍内。我们同样在“村镇”中用餐。而在我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也睡在屋内，甚至睡在床上。法军总参谋部号令普通民众离开此地。因此，我们就睡在他们的床上，在他们铺有亚麻布餐巾的餐桌上进食，凭借他们的灯光照明，并且通常而言，消耗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那就是强盗的生活吧！尽管有宪兵的存在，但趁乱打劫的事情时有发生。许多扶椅出现在营房中，有时甚至于出现在堑壕里。我们从私家花园里拿走了玻璃钟罩，用来给“棚屋”照明；还从屋舍里拿走了火炉，用于取暖。我问心无愧地做了一回小偷，偷走了一个烛台和一本编于1830年前后的诗集。后来，我遗失了烛台，但我仍保有那本诗集。维埃纳堡拥有一个毛毡厂，他们主要生产漂亮的红色土耳其毡帽。那些毡帽成为士兵们休假时最喜欢佩戴的头饰。

维埃纳堡唤起我内心极度痛苦的一段回忆。在我们第三次返回那里休整时，一天凌晨，日出前不久，我被一阵呼救声惊醒。4排另一半士兵居住的“棚屋”坍塌了。半梦半醒间，我没能第一时间理解事态的极端严重性。我跑到事发现场时才最终看清这一切。雨水逐渐侵蚀了缓坡上的土壤。像绝大多数的其他“棚屋”那样，这些“棚屋”都是嵌于山体之中的——建造者直接在坡地上开凿洞穴，黏土质的承重墙构成了“棚屋”的后半部分。顷刻之间，“棚屋”与毗连的山体断裂开来，它脆弱且几乎没有内部支撑的结构开始垮塌。在许多彼此纠缠的林木枝条和泥浆的覆盖下，伤员们正在呻吟呼救。我们则全力营救他们。光线昏暗，实难看清。第一缕晨光几乎无法刺透凝重的夜色。就照明设备而言，我们只有一些手电筒和很快就被风吹熄了的蜡烛。时间已经太晚了，以至于我们无法救出所有战友。扒开废墟，我们找到的不仅仅是七名伤员（其中包含几名重伤兵员），还有三名死者呐！死者中有我的好朋友F.。在经过长时间艰难的努力后，我们才刨出了他的遗体。那时，天空已经放亮了。他苍白的面孔显现出来，几乎没有沾染什么泥污。他黑色的眼眸还大睁着。下午，我们埋葬了在此次荒谬事故中可怜的受害者们。我意识到，他们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葬身于这片荣耀之地。然而，如果他们能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或许我不会如此心痛。上尉要在墓地旁讲话，但由于他太过悲恸，以至于寥寥数语之后，便再也说不下去了。

在维埃纳堡，我们只有一天特别开心，但那一天很快就过去了。那大概是在12月20日前后。午夜时分，我被Q.上尉叫醒，他是刚从上校那边回来的参谋。他告诉我，我们营将于破晓前转移，我想大约是在凌晨4点。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因为我们正在休假。Q.补充道：“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当日上午，我们占领了维埃纳和拉哈拉泽之间的第二排堑壕。在那里，我们听到了霞飞将军当日的指令，他宣称进攻一定会将法国彻底解放。我发现了印有宣言的文本，并将其读给士兵们听，他们深深为之感动。士兵们是多么欣喜呐！堑壕战已经变得如此缓慢、如此沉闷且如此耗费心力，使得我们当中哪怕是最胆小的士兵也全心全意地盼望着冲锋号的吹响。我们的火炮整整轰鸣了一天，而敌人的火炮却只微弱地回应着我们。当晚，我和上尉坐在同一间掩体的入口处，遥望阿尔贡以东天空中的火光，我们猜想，那里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然而后来，全连士兵奉命回到维埃纳。在那之后，进攻的议题就被束之高阁了。

通常而言，我们离开维埃纳堡只会赶往前线。全团的两营士兵平均每隔七天就会换班。我们总是驻扎在同一地区，那里是开阔的原野，亦是东起拉格鲁里，西至埃纳河河谷的黏土高地。我们连的士兵也总是一成不变地作为全营的左翼，而我们营的驻地，因为殖民地军队的存在而更加居左。我们将自己堑壕的边界从林地边逐渐拓展到一条道路旁，这条路是从塞尔翁（Servon）到维埃纳堡的。直至12月底，我们才最终将堑壕修到路旁。我们在那里能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我们面前，稍稍越过坡地，敌军的堑壕体系与四周颜色更深的土壤相较清晰可见，我们还能看见比纳尔维尔（Binarville）的钟楼直指天空。当我们想谈及一场伟大的战斗或一次出色的进攻时，我们不会说，“那是当我们在梅济耶尔（Mézières）或里尔（Lille）的时候”，而会说，“那是当我们在比纳尔维尔的时候”。尽管，我认为我们尚未到达那里。

约瑟夫·霞飞（1852—1931）
发表于1914年12月19日的一幅漫画，配文是：“霞飞什么也没说，但每个人都听到了。”

如果我把自己的战斗经历划分成几个阶段，那么我会将最后这个阶段命名为“泥泞时期”。那段日子降雨频繁。在这片近乎平坦且具有防渗土层的地区，雨水既无法渗漏也无法流走。我们的堑壕由此变成了水沟。在每次倾盆大雨过后，我们都要清倒堑壕里的雨水。而在我们对面，德军也要进行同样的工作，这给予我们一丝慰藉。我们堑壕的护墙塌陷下去，这使我们需要不断加固、清理、覆板和重新挖掘堑壕工事。我们的士兵被这些无休止的劳动折腾得筋疲力尽。黏土粘在他们的铁锹和双手上。有一次，我的掩体坍塌了，因为雨水削弱了它的稳固性。幸运的是，我意识到它会崩塌，于是采取了防护措施，提前搬了出去。天气并没有多寒冷，但是无法消散的湿气比低温更令人难以忍受。一连数日，雨水将我们的衣服彻底打湿。我们的双脚已经冻僵。黏土粘在我们的鞋子、衣服、内衣和皮肤上。它还使我们的食物变质，并且有堵塞步枪枪管和枪膛的风险。返回前线变成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我们总在夜晚起程前往驻地，并且通常而言，天色很黑。我们踉踉跄跄地走在被雨水浸湿的道路上。弹坑以及那些充斥着坍塌物的废弃堑壕，都成为凝重夜色下的多种安全隐患。我们总是筋疲力尽且怨声载道地返回维埃纳堡，从头到脚包裹在泥壳里。但就算生活在泥泞的地狱中，我们也还有为数不多的美好时光。

我们的驻地并不是十分暴露。虽然炮弹不断在我们头顶掠过，但究其原因不过是我们后方的炮兵部队与德军频繁交火而已。虽然绝大多数的投射物不是冲我们而来的，但我们的炮手时常疯狂热衷于近射，其结果就是我们有时会被己方而非敌方的炮弹击中。在1月4日的时候，他们就用这种方式炸死或炸伤了1排的几名士兵。我们偶尔也会被德军的火炮轰炸，但他们的炮弹从来伤不到我们排的任何人。在通向塞尔翁的那条道路的近旁，有一栋矮小的建筑，我们很难从自己的驻地看到它。几位炮兵长官坚持声称，那里要么隐藏着德军机枪，要么是通往德军地道的入口。然而事实上，那里只不过是一名筑路工人的小屋，因为我曾连续两晚派遣巡逻队去侦察。近旁炮兵部队的一位长官来到我们的堑壕里，拒绝承认其同僚犯下的错误。我被触怒了。然后为了解决此事，我决定承担起对那个破旧小屋的侦察任务，如此我便能亲自核实自己士兵的调查结果。在前往小屋的时候，我轻易避开了敌人的视线。然而在我回来的路上，当我爬上一个小斜坡以期观察敌军的堑壕时，我被敌人发现了。他们用步枪子弹向我“致敬”。我不得不用腹部贴地、匍匐前行，爬回了自己的堑壕。虽然此举谈不上有多危险——因为敌军的步枪手很难看到我，但我仍强烈体会到一种与所有被瞄准者相同的感受：恼怒伴随着不安。就像一个人在社交场合中被乖戾者逼至角落的感受那样。

当夜幕降临时，我们通常会离开掩体，要么去拜访与预备排士兵一同待在后方的上尉，要么去探望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不规则地形的掩护下，我们几乎不会受到流弹的威胁。一日夜晚，当前线3排士兵的长官均如往常一样前去拜访上尉时（毫无疑问，这是由于我们想借阅上尉的报纸），我军与敌军突然开始在前线交火。我们不得不像傻瓜一样奔回自己的阵地。自此以后，我们三人始终避免同时离开前线的情况出现。在圣诞节前夜，我于上尉的掩体内见到了从亚眠赶来的同学B.，他也是我的同僚，时任72团少尉。他是带着全排士兵前来支援我们连的。上尉此前收到了一瓶香槟酒，我们一同为胜利干杯。之后，我便再没有见过B.——他于3月3日进攻博塞茹尔（Beauséjour）时牺牲了。

在堑壕阵地中，全排损失了三名士兵。其中两人中弹而亡：一日破晓时分，当侦察树林的搜索队归来时，一名士兵不幸牺牲，此事怪我派遣他们出去的时间太晚；另一名士兵则被一枚流弹击中头部而失去了生命。第三名士兵则死于医务人员的疏忽。他名为G.，是布雷顿（Breton）地方自卫队的士兵。在我们团，疾病造成的人员损失多于战斗。直至12月中旬，我们团才因布雷顿地方自卫队的到来，恢复到最佳战斗状态。他们中的一些海军新兵成了优秀的士兵。然而，其他一些来自内陆地区的士兵则像冷血的战争机器，令我们倍感吃惊。他们过早地衰老，在贫穷和酒精的双重作用下，看起来十分忧郁。不善言辞的性格特点，也令他们看上去更为粗野。雪上加霜的是，他们从布雷顿的不同地区受雇而来，因此每个人都操着一口不同的方言。他们之中懂得一些法语的人也很少为其他人充当翻译。G.即是他们之中最自闭的一个。他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温顺服从，但他却没有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的能力，他像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人。他的外表惹人怜悯：矮小、瘦弱以及面无血色。至12月底，他似乎感觉很不舒服。之后，我们便进驻了堑壕。每日黎明时分，军医都在指挥所附近巡视。G.接连两天前往那里，却没有被注意到。第二天，他在返回堑壕的路上，昏倒在地。我要求他次日继续前去就诊，并拿给他一张便条，那是应我的请求，上尉写给医生的嘱托。上尉强调了他病情的紧迫性。然而，那张便条却永远无法被送达了。当晚9点，G.停止了呼吸。那晚，我们在堑壕阵地的后方埋葬了他。

我们在维埃纳堡度过了元旦；随后于2日夜晚至3日清晨间返回了前线。在某些时候，我明确感知到自己的疾病，而我为控制病情所做的全部努力都以失败告终。3日夜晚，我决定请上尉准许自己返回后方营地。他欣然同意了。事实上，他敦促我尽快回去。一名返回维埃纳堡收取邮件的士兵与我同行。他友好地背起我的行囊，但他的勇敢程度却不及乐于助人的程度，他在敌军火力覆盖范围内的那段道路上，迫使我以飞快的速度前行。我上气不接下气，头脑昏沉，几乎无法跟上他的步伐。途中，我跌倒了两三次。5日上午，医务人员将我送回圣默努尔德。在将我运回后方的汽车上，我听到了熟悉的火炮轰鸣声，那种声音正随我的远去而渐渐消逝。

堑壕附近的带刺铁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