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因此在1914年8月10日到1915年1月5日之间，我经历了一段与平时生活相去甚远的日子：那曾是一种充斥着野蛮和暴力的生活，也常常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更是千篇一律的单调与些许欢乐、些许悲伤调和后的生活。在经历五个月的战地生活后，有谁不会积攒下丰富的人生阅历？

像其他人一样，我也对物资配备和军事训练的极度匮乏留有深刻印象。在拉格鲁里的时候，我使用的铁丝是没有倒刺的。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堑壕遭受敌军的狂轰滥炸，但我们却只能用步枪的火力做出回应。我曾命士兵用手持工具刨地，也曾与同僚密谋，为本排士兵弄到一些结实耐用的大号工具。我亲眼看到电话线路的匮乏，阻碍了我们与炮兵部队的通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离开。而且只有经验——毫无疑问那是最不靠谱的教程——告诉我如何挖掘堑壕。后来，我反思了我们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里的所作所为，发现工兵部队对该问题的应对能力比我们强不了多少。而在抵达拉尔齐库尔之前，难道长官们没有给我们的营长搭建一个庇护所吗？（有是有的）只不过那个庇护所虽巧妙地隐藏在卷心菜地里，却完全切断了营长与前线的直接联系。因此，在一次进攻中，我们忧心忡忡的少校，在所有携带其命令奔向各个连队的军需官全部阵亡后，不得不像无助的旁观者那样，被迫注视着这场本应由他指挥的战斗。然而，我也见证了法军缓慢的进步，尽管困难重重，但着实出现了进步。到了12月，我们所拥有的带刺铁丝网和尖桩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我们所需的总量。当我们首次驻扎于拉格鲁里的时候，我们的炮声听起来十分微弱且断断续续，但后来我们的火力逐渐增强，并最终盖过了敌军的炮声。

我意识到，尤其在战争初期，我们曾有一些惊人的过失。当我们驻于托讷拉隆附近的堑壕中时，我们对前方的状况全然不知。一日，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接触到了敌军时，我们的前方却仍是法军部队。几个小时后，我们收到了离开昂莱瑞维尼的命令。在拉尔齐库尔，我们在工兵部队的监督下干活。第一天，我们耗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挖掘了一条堑壕，但这条堑壕却能从很远的地方被看到，这就相当于我们为敌军火炮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进攻目标。接下来的一天，住在村中的工兵部队上尉前来视察我们的工作，他准确判断出当前工程的问题，并让我们重新开始。而如果他能早一天前来指导经验不足的我们，那就能让我们既免于痛苦的劳役，又免于浪费精力后的意志消沉。我的一名来自法兰西岛的士兵，他曾是城镇中技艺精湛的木匠。他说：“如果像这样做工，那我不久便会关门大吉了。”难道他说的不对吗？

我并不总是对自己的长官们感到满意。我发现他们常常不够关心自己士兵的福祉，过于忽视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无心探寻真实情况。那句邪恶的话语——“让他们自己去应付吧”——本应从1870年以后，无人再敢这样说，却过于经常地被他们挂在嘴边。有时，长官和排长的伙食占据了补给物资过多的份额。长官们的炊事人员在连队里扮演了过重的角色。军需官也本应受到更为严格的监察。但很明显，我的批评或许不适用于某些团。我仅能就自己的见闻发言，而我的经历必定是十分有限的。在宿营时，连长们没能经常召集他的士兵。后备军不再是孩童；他们对新闻的热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新闻的缺失往往令他们灰心丧气。而这取决于他们的长官是否会告知他们事态的进展，并就相关事态做出评论。我曾拥有一位非常懂得如何与士兵沟通的上尉。那他为什么不再经常这样做呢？平心而论，我应该补充一点，那便是在维埃纳堡的时候，我们被迫取消会议。因为在一个持续遭到轰炸的村庄中集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我们营，之后还有6营，在当时受到一名上尉的指挥。他是一个粗鄙之人，时常蔑视他人。他只知道通过两种手段来让士兵服从：辱骂他们或以军事法庭威胁他们。我亲耳听到他贬斥某人，而两天前（9月10日），那人在德军以毁灭性的大炮和机枪火力掩护本方部队撤退时，岿然不动、毫无退缩。他还曾动手打人，但我相信那件事情已被掩盖过去。炮火声揭露了他的本性，而他大惊失色的时刻也是大快人心的时刻。在被提拔为少校后，他以普通的体力不支为借口使自己得以被召回，但没人相信他的托词。然而，我们营的士兵，还在一位令我极其敬佩的长官手下服役。他的外表稍显严厉，同时举止直率，言辞坦白。他瘦长的脸孔，几近苦行者那般，毫无幽默气息。然而，尽管他没有做出任何让自己受到欢迎的努力，但他却拥有成为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和神秘气质。他的士兵十分信任他，并愿意追随他去往任何地方。此外，在我战友M.的身上，我发现了朴素勇气的魅力，还有沉着冷静与个人热心交融后的幸福。M.是一位延长了服役期限，虽不具委任令却已升至少尉的军官。他就是那个曾经做出英勇回答的人，这个回答因为明显没有任何华丽辞藻的修饰而更加出色。那便是当一位惊慌失措的士兵哭喊着“德军离我们只剩30米远”时，他答道“是我们距德军只有30米远了”。

一个连或一个排并不都由智力水平相当、魅力指数或勇敢程度相同的人组成。每每回想起与我一同生活的战友和我指挥的士兵时，他们并非都是讨人喜欢的。通过了解下士H.，我才明白士兵装病能装到何种程度。（如果不是中尉这么善良，或者说这么仁慈，那在此种情形下，他会受到怎样的军事判决呢？）当我忆起下士M.的脸孔时，我不禁会露出一个无奈的微笑。他是一个矿工，身材矮壮，脸盘方正，并颇有几分笨重。他的鼻梁上有一处细小的青色伤痕，那是煤矿的碳尘常会在工人身上留下的印记。尽管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走者，但他不习惯穿着鞋子，因此他总赤足行走在洛林和香槟区的道路上。他是如此粗心且愚笨，以至于我现在回想起来，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六周里，我基本是劳而无功的。我持续在一个营地与一个营地之间找寻他，并向他传达他从未理解的命令。但是我不该忘记自己没能让他明白的最后一件事，那便是在9月10日清晨，他不懂自己的位置不处于全排队列前端这件事。当我们在那天展开行动后，他倒在了战场上。而我不知道他是负伤了，还是牺牲了。

在整个8月和9月初的几天，D.始终是我们的开心果。他是一个来自鲍波美（Baupaume）地区的农民，拥有最动听的皮卡尔（Picard）口音。当我们沿着大韦尔讷伊（Grand-Verneuil）和托讷拉隆之间的道路行进时，我们看到了第一批战争伤员。我们注意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把手臂吊在胸前，留下一侧空荡荡的袖管来回摆动。D.认为这些人都惨遭截肢，我们从未能使他相信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的言谈十分粗鲁，因而能毫无畏惧地接纳来自战友最粗俗的辱骂。只有一句话会激怒他：“闭上你的……”他绝对会坚持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这张嘴”（话语权）。我也想“缅怀”一下那些胆小鬼：当我碰巧在K.的掩体里撞见他时，他差点朝我啐了口痰以示愤怒；V.对自己身处战争而倍感痛苦，他在提及自己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忘记感叹一句“可怜的殉道者”！但我更想记住那些好人：我刚刚得知P的死讯，他是一名肤色苍白的巴黎工人。他拥有无法满足的食欲，但他无法找到自己想吃的所有东西，因而时常感到饥饿。他总会焦躁不安且心烦意乱，还常常阴晴不定。可怜的G.是一个矿工工会的干事，他为人活泼且健谈，同时拥有一颗乐善好施的心。此外，T.也是一名矿工，他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却同G.一样喜欢喋喋不休。T.肤色黝黑，表情阴郁，在危险的时刻沉着冷静，同时对德国佬怀有无法遏制的愤恨。他在提起德国佬的时候，总会将他们称为“那些杀手”。谁曾记下在拉格鲁里由我们派出的传令兵所进行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英雄壮举？我仍能回想起我们的首位传令兵T.，他是一个来自蓬图瓦兹（Pontoise）且从事体力劳动的士兵。他身材短小精悍却健步如飞，言谈之中充满夸张炫耀之词。他曾快步穿行于林间，四周充斥着敌军的枪炮。当一颗子弹从他近旁飞过时，他便像驱赶身旁扰人的蝇虫那样，做出摆手的姿势。

在所有牺牲于阿尔贡和香槟区的战友中，没有任何人比F.更令我怀念。F.是我们排拆分后，半数士兵（15班和16班）中的一位中士。通常而言，F.所驻守的那道堑壕不会被人视为要地。他以前在巴士底（Bastille）附近经营一家商铺，贩卖葡萄酒。他没有受过教育，几乎无法拼读。但是，从未有人比他更深刻地使我体悟到一个真正高尚且敏感之灵魂的美丽。他极少使用粗鄙的话语，我也从未听他说过淫词秽语。他的士兵都敬重他仁慈善良的品性，他们也受到这种品质的感染。F.的沉着勇敢增强了士兵们的信心，因为士兵们知道他既是勇敢的，也是审慎的。如果特别留意生活中的真实细节，就会发现他是那种传说中总能辨明北方的人。我仍记得他从一次危险的巡逻任务中归来时的样子，他以坚定的信念承担起那次任务。在离开的时候，他将钱包交付于我，这着实反映出他泰然自若的心性。他回来时，身上带有一个食品罐头，那是他在防线间地带的废弃包囊里找到的。他致力于使那些他认为出身贫寒的士兵过得舒适些，并与他们分享许多吃食，而这些食物在战地都是无价之宝。他对行伍中的归属感有着崇高的见解，他会在阐明此种归属感时说道：“当我还是一个新兵的时候，我们全班的士兵都相处融洽。”毫无疑问，让自己带领的半排士兵“都相处融洽”，就是他主要的期望和最大的努力。当我失去他时，我便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

在战地生活的几个月里，我时常看到士兵们流露出的恐惧之情。我发觉人们惊恐时的面部表情十分丑陋。诚然，我极少感到恐惧。军人的英勇确实广为流传。但我不认为那种声称“勇气极易获得”的说法是正确的，尽管也有与此相反的看法。公平而言，勇气的获得虽不总是，却也常常是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由一个没有受伤的健康之人做出，并很快成为他的本能。我总注意到，在一些幸运的本能反应下，死神于迫近我们的恐怖时刻停下了步伐：就是这点最终解释了何为勇气。大多数士兵害怕冲锋陷阵，尤其害怕对敌军的炮火做出回应。然而当他们身临其境的时候，他们却不再颤抖。同时，我认为除却最为高尚或聪颖过人的士兵，极少有人会在冲锋陷阵的勇敢时刻想到他的国家。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受到个体荣誉感的驱使，这种个体荣誉感会被群体的力量强化。如果一支军队多由懒散者组成，那么荣誉的意义就在于它能使军队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去应对任何情况。因此，我总认为公开表达对少数懦弱者的深刻厌恶是一个好策略。诚然，本排中的那些懦夫总会激起我的厌恶。

我已经完成了对自己回忆录的整理。我刚刚提及的T.在几天前寄了封信给我。由于此信是用铅笔书写的，毫无疑问它的笔迹很快就会消退。因此为了铭记他在信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决定摘录于此：“法国万岁，让胜利来得更快些吧！”（Vive la France，et vivement la Victo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