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黄昏时分，我们离开弗洛伦特。当晚，我们在拉普拉卡德尔的小村庄中过夜，住在一个巨大的、堆满了饲料的牲口棚里。我发觉这里的犄角旮旯实在不可靠。拉普拉卡德尔就是一个军火库。即便一枚最小的炮弹落在干草棚上，我们也将会在大声呼喊之前就被活活烧死。在破晓之前，我们再次上路了。迎着第一缕晨光，沿着拉普拉卡德尔高原北部边界的陡坡向下走，我初次见到了拉哈拉泽（La Harazée）山谷。在我们眼中，那里的景象是如此的熟悉和亲切。蜿蜒绵长的草甸地带在山中延展，几乎都被树木覆盖着。在我们右方、拉哈拉泽村的后面，有一个被灌木覆盖着的陡坡，那就是拉格鲁里。我们休息了几个小时，随后踏上了那些崎岖湿滑且令人战栗的道路。

我们接替了128团的将士们。我所在的连队驻扎在一条马车道的两旁，这条道路径直通向敌军。其中一排士兵作为后备力量，驻于同一条道路两侧靠后的位置。上尉与他们待在一起。其他三排士兵徒步向前移动，我们那排位置靠右。我们冒着敌军的炮火，抵达了指定地点，原本期望找到堑壕，但令人非常失望的是，我们只找到了一些散兵坑，而且这些散兵坑彼此分离。它们太过窄小，以至于最多只能容纳两名士兵；它们又太过平浅，以至于无法庇护任何一个完全俯卧的士兵。我们前任部队的战士，已难用起泡的双手抓起铁锹。因此，我们尽可能地自行营造工事，并着手改善自身的处境。德军就在外面，他们距离此地很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被枝叶微黄却仍旧茂盛的灌木充分遮蔽着。

午后时光十分宁静。我在栖身的洞穴中伸展四肢，并阅读了一本小说。那本小说是一个士兵从拉讷维尔奥蓬的学校图书馆里偷来并借给我的。我已经遗忘了作者的姓名，同时也遗忘了书中的所有情节。恐怕那是一部苍白无趣的作品。夜幕降临，黑暗不断地吞噬着周遭的一切，这一定会在新兵心中燃起疑虑，因为他们初次驻于敌军近旁。尤其是当这些新兵和我们一样，也驻扎在森林中部的时候。茂密的灌木使四周更加黑暗。林中的夜晚并算不上沉寂：林木的枝条沙沙作响，被风吹落地面的枯叶窸窣发声，虫鸟振翅之音与走兽爬行之响间或和鸣，暗夜中的乐曲如此微弱，却又如此绵长。我们始终被这些声音打扰着。

我们担心自己不能及时听到德军行进的声音。如果我们理智一点，就能在平静之中等到黎明。现在，我才意识到那晚德军并不想进攻我们。事实上，德军没有离开他们的堑壕，他们只是偶尔例行其事地射击，更多的是在鼓舞士气，而非想要攻击我们。然而，我很遗憾地承认，我们的行为近乎疯狂。我们太过看重德军这些无害之举，从而猛烈回击。自然而然，德军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们，尽管他们的回应显得虚弱无力且犹豫不决。我们再度开火，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激烈。没人能瞄准。如果我们射中了谁，那他只能是于后方服役的非军事人员，他距离德军前线一定有数公里之远，因为我们把枪口抬得太高了。此外，敌人既没有我们训练有素，也没有我们谨小慎微。我们几乎整夜都在地狱般的喧嚣中度过：爆炸声、子弹的呼啸声和“开火”的命令声。这场嘈杂闹剧的唯一结局就是无法安眠。尽管建立轮岗制本应让我们轻松一些，因为那会给予我们每人数小时的休息时间。月亮在午夜时分出现，月光令我们能够看清近旁的灌木，并使我们稍微安心，同时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安宁。然而，直至破晓时刻，我们才停止浪费弹药。这就是我们在堑壕中度过的第一晚，而我也不该把那晚当作一个范例。上尉给我们捎来口信，以后不要过度地消耗子弹。

在接下来的一天，即10月13日，作为后备力量的那排士兵前来接替我们。我们则担负起他们的任务，直至次日。我们待在由树枝临时搭建的小屋中，这些小屋建于道路旁的空地上。我们把一些泥土糊在屋顶和墙上，并把脚下的大地刨开，给我们着实简陋的庇护所营造最好的环境。是什么始终给予拉格鲁里森林独一无二的“危险气质”，即便是在森林最静谧的时刻？是那些零零落落的枪声。这些枪声通常由德军发出，偶尔也由法军发出。子弹在林木之间呼啸而过，漫步其中之人每一步都将受到死亡的威胁。很快，这种音乐变得太过熟悉，以至于我们不再注意它们。日落后的数小时，是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那时，在林中某处总会发生战斗，也总免不了枪林弹雨的场面。13日晚间，我们宿营的空地完全暴露在外。我与本排的另一名中士F.共享一间小屋，我们紧挨彼此平躺在屋内。我听见子弹穿梭于我们上方的声响，它们轻而易举地洞穿了小屋的薄壁。

至14日中午，我们回到了前线。这一回，我们位于队伍的左侧，并且在20日最终离开林地前，一直坚守在那里。其他士兵本来应该更早一点就来接替我们。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林地环境使任何部队的调动都不可能在两天之内完成。全排的兵力部署如下：本排的半数士兵（15班和16班）作为全队的右翼，看守在道路近旁的一挺机枪；在道路后方数米有一个掩体，排长与一名少尉待在里面；本排的另外半数士兵作为全队的左翼，由我指挥，驻扎在一处向下连通圣于贝尔（St-Hubert）峡谷的斜坡上——那里有两个堑壕，其中13班驻扎在右边的堑壕里，我与14班一起驻扎在左边的堑壕里。13班所驻堑壕与本排右翼部队之间，以及我们的堑壕与13班所驻堑壕之间，均隔有30至40米宽的未设防区域。几乎隔着相同的距离，20连的士兵驻扎在我左手边的堑壕中。堑壕与堑壕之间没有交通壕连接。因此，无论是传递长官命令或军事报告，还是运送弹药或补给品，我们都必须爬上地面，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中，或是在敌军的枪口之下。

德军离我们极近，大约只有50米的距离。而且，我们发现堑壕的内部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坑道是一种形似窄沟的掩体，上端与地面齐平，水平延展，内部没有抵御弹片的屏障，因此在坑道一端爆炸的炸弹，其弹片非常容易飞到坑道的另一端。此外，这些坑道太过低矮，以至于我们为了自身安全，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必须采取蹲伏的姿势。至于我们所在的左侧战区，前任部队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挖掘工作，因此我们不得不立即放弃使用现有掩体的希望。伴随我们挖掘工作的进展，我们打算朝敌军方向逐步推进。我们花费了很大力气，尤其在最初几天，以使自己的掩体更为舒适和安全。但由于我们没有任何手持工具以外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能很好地完成营建工作。而且，随着敌人的逼近和劳力的缺乏，我们不再试图建设任何大型工事。

一天，我接到命令，长官让我到身后的丛林里搭建一处庇护所。我前去选址，并带领两名士兵与我一同展开工作。在他们开始干活后不久，一枚榴霰弹便于我们身旁的林木间爆炸了。这或许是一个意外，我拒绝让两名士兵停止营建工作。几分钟后，第二枚榴霰弹爆炸，弹片向我们散射而来。很明显，我们被敌军发现了。继续干活只可能让我们做出无谓的牺牲。我们返回了驻地。几天后，我再次前往营建地点。不知我们当时已经离去的德军，对该地进行了持续轰炸，由此在灌木丛中清出了一处空地。

为了在前方保护堑壕，并在敌我双方的堑壕之间设置屏障，我们拉起了铁丝网。我们还没有美国那种带倒刺的铁丝，仅有一种平直且光滑的铁丝，就像我们在农村悬挂门铃和在墙上系挂葡萄藤的那种。我派两名士兵前去铺设铁丝网。此项任务伴随着危险，而且两名士兵都不愿承担这项任务。但后来，他们显然以此为荣，并十分愿意提起此事。无论如何，他们尽力做到了最好。我荷枪实弹地陪在他们身旁，如果碰巧看见藏于林中某处的德军，我就会立刻射击。我还记得我们在铁丝上悬挂了一些空罐头盒，我把这串空罐头盒置于堑壕前方的空地上，希望任何靠近我们的敌人，在碰到它们的时候，都会被响声出卖行踪。然而到了后来，这些破空罐头盒给我们制造了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风或是近旁树木落下的一根树枝，都会使这些空罐头盒一而再再而三地哗啦作响，然后我们总会握紧步枪，惊呼：“敌人来了！”

堑壕中前三天的生活，是相当平静和单调的。清晨，在日出后不久，我便前去向中尉汇报情况，此后我又被指派监督物资的分配。我们过着不合常理的悠闲时光。一天上午，我和F.中士徘徊在堑壕之外的路边，讨论一件棘手的事情：我们收到了定额外的半份军粮，它们应该被配发到两排士兵中谁的手上？我想，一定是在某些时刻，我们抬高了自己的嗓门。不管怎样，德军突然向我们这边开枪射击。我们逃向了各自的堑壕。我的手紧紧地抓着面包，始终没有松开。

相比于白天，夜晚留给我的记忆更为鲜活。我们更好地适应了战场环境。现在，我极少下令射击。尽管如此，但我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我花很长时间侧耳倾听森林里的声响。堑壕中总有一个值夜站岗的士兵，我命他向我汇报哪怕极微小的异常情况。当他值夜的地点不在我近旁时，他想汇报给我的信息，就必须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小声传到我耳边。如果哨兵稍有紧张，那我就会收到十分古怪的信息。比如一些信息精确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中士，敌军距我们还有12米”，而事实却是敌人没有从自己的掩体中挪动半步。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模糊到令人崩溃的地步，“中士，我听到了一些动静”。而当我追问什么动静和在哪里的时候，我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夜晚一片漆黑。我们的眼睛派不上任何用场。为避免任何突发情况，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耳朵。我学会了分辨夜晚的多种声响：雨水降落在植物叶片上的滴答声，像极了来自远方的脚步声；枯叶打落在地表枯枝落叶层上的金属似的刮擦声，总让我们的士兵误以为是德军步枪的上膛声。当我思考这份奇怪的工作时，我无法忍住笑意。我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竟能与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笔下的英雄人物比肩，比如那些狡猾的莫西干人和敏捷的猎鹿人，他们都曾是我儿时的偶像。

事情发生在10月17日。我已经提到我们左边是一道由20连部分士兵驻守的堑壕。我曾去那儿拜访，以便与那里的法军建立联系。他们堑壕的内部环境着实糟糕，深度不够且宽度过宽。戍守那里的士兵错在没有及时修补堑壕工事，并提升那里的安全状况。由于他们频繁遭到火炮、步枪和迫击炮的攻击，他们最终于19日上午放弃了那块阵地。当一些惊慌失措的士兵冲入我们的堑壕并哭喊着“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时，我意识到一些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很难理解他们想要什么。显然，他们是20连的后备兵员。他们被派来增援他们的战友，却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他们径直冲入了自己看见的第一道堑壕。我随即独自带他们前往正确的地方。

之后，我们的后备兵员也来了。那时，他们是由马东（Mathon）副官指挥的3排士兵。他们占据了我们左侧的阵地，以散兵线战术部署。我们担心德军利用20连的撤退，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因此，我们不得不防止德军从我们的侧翼包抄。我帮助马东部署兵员。作为全团神枪手之一的马东，他一枪击毙了一名德军。该名德军蹑手蹑脚地潜行在丛林间，然后突然出现在我们前方不远处。在一名中士和两名士兵的陪同下，马东前去搜查那具尸体。此举是一项命令：总参谋部极为重视那些我们偶然从敌军口袋里获得的情报。然而，在前去搜寻的四人中，只有马东毫发无伤地回来了，而且他没能带回来那具德军尸体。另一方面，一名士兵阵亡，中士与另一名士兵双双重伤。可见，敌军很善于自我保护。

当天下午，3排士兵被24连中的另一排士兵取代，他们同样奉命增援我们。新增兵员中的一些人在我们左边的林地里布防。其他士兵则于堑壕中支援我们。通常而言，这些新增兵员的长官（即某位副官）本应接替我手中的指挥权。但我们在沉默中达成一致，我不仅负责管理本班士兵，还负责指挥堑壕中的其余所有人。那位副官整日坐在一处掩体里，他的军刀在头与腿之间受压变形。他缺乏长官的威严。当堑壕中的指挥官下令开火时，他主要的关注点大概在于如何让士兵们精确地瞄准。瞄准即意味着观测，观测即意味着露头，露头即意味着将生命置于敌军的火力下。因此，瞄准是危险的。而我所知的、唯一能说服他人冒险的办法，就是自己首先承担同样的风险。显然，这是个众所周知的简单道理，然而我所提及的那位副官却不懂。最初一段时间，我的士兵们把枪口抬得太高，这显然是因为他们不敢直起身体；而且他们开枪的速度太快，这是因为他们只想让自己暴露在敌军火力下的时间尽可能短暂。我还记得，自己曾将身体的全部重量压在旁边一名士兵的身上。那名士兵蜷缩在堑壕里，只将一只手举过护墙。他用手挥舞着步枪，在空中扣动扳机。毋庸多言，我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用胁迫性的语言。通常而言，我只会劝说士兵们，继而批评他们，同时在每一次下令开火时会重复地喊：“放低枪口！”最重要的是，在每次下令齐射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探出头射击，为其他人做出示范。通过这种方式，我的士兵们很快养成了勇敢的射击习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士兵们射击的准确性最终拯救了他们自己。

10月17日夜晚至18日凌晨，这段时间不算太糟：仅有几次警报和几次齐射而已。至18日上午8时，德军开始用迫击炮射出的重型榴弹猛烈攻击我们。这些炮弹砰的一声砸落下来，并在撞地后数秒才爆炸。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高针对此种炮弹的防御能力。我们的哨兵经过了训练，在辨识出这些炮弹落地的声响后，就会马上喊道：“炮弹在右边！”或者喊道：“炮弹在左边！”我们立刻卧倒，用背包或粗呢制品挡在爆炸那侧的头前。但是在最初的那个上午，我们毫无经验。毕竟，那是所有防范措施均告无效后的一次危急状况。我在堑壕的最右端。待在那里，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与13班的下士保持口头交流，从而指挥邻近的堑壕，他们在名义上均需服从我的指挥。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不切实际的。我的左侧趴着一名来自加来海峡的矿工G.，他是一个善良、聪明同时沉着冷静的人，我知道我可以在任何危难时刻相信他。我由衷地喜欢他，因为他具备我的诸多特质。我让他待在身旁，一方面是因为他幽默的话语总能使我心情愉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出色的视力能够弥补我自身的缺憾。当那可怕的轰炸开始时，他对我说：“这是272团的又一个灾难日。”我回答道：“当然不是，根本不是！”我们各自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将背包、干粮袋和水壶摆在我们头顶附近，就像竖立了许多盾牌那样。我感觉我们似乎已经在这里俯卧多时了，密集的炮弹如雨水般降落在我们周围，却没有任何人被击中。然后，一枚炮弹咆哮着降落在我左边3米远的护墙上。我听见G.的叹息声，并感觉他的身体重重砸在我的肩头。我无法在不完全暴露自己的情况下转身，所以只能咕哝几句鼓气的话，就是在当时情境下本能涌上心头的话语：“勇敢点，老哥。这没什么，别担心。”最终，在敌军轰炸的间隙，我转过身去看他。然而当我看到他的面容时，我竟无言以对。几分钟后，他牺牲了。他脆弱的身体被弹片击穿，而那些弹片本是冲我而来的，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了它们。毫无疑问，他拯救了我的生命。近旁的士兵都以为那个陷入死亡之境的人是我。24连的某位战士也被同一枚炮弹所伤，他鼓起全身力气，试图离开堑壕并包扎伤口。我想阻止他，但没有成功。最终，敌军停止了轰炸。我迅速起身，命令士兵开火，担心遭遇一场正在酝酿的攻击。我召集后方的一些士兵过来，并抱起G.的遗体。我帮助他们离开堑壕。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的双臂承受了一位逝者的身体重量；大战以来第一次，我为自己亲密的战友哀悼。24连同样有一些士兵阵亡。直至19日上午，G.仍没有被埋葬，他的遗体躺在他被运来的胸墙后方，他的脸庞迎着阳光。

在接下来的夜晚，我们等待着敌人的进攻。但事实证明，我们的等待是徒劳的。19日白天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对射榴霰弹和投掷炸弹。24连的一名士兵在冒险探出堑壕时，手部受了轻伤。下午，我们发现30米外的德军正在修建一个淡黄色的坡道。他们在建造过程中，要么躺倒，要么跪在地上；他们只是在倒出铁铲中的泥土时，才会短暂地暴露一下手臂。我命令士兵们开火，但是我们既没有击中他们，也没有吓到他们。马东接替了生病的中尉，并负责管理4排士兵。他告诉我，指挥层希望我们展开一次进攻。

黄昏时分，下午5时左右，敌军突然扫射我们的阵地。透过步枪的射击声，我突然辨识出机枪那极具特色的声音，我们的士兵恰当地称其为“咖啡豆研磨机”。其中一挺机枪离我们极近。如果我们给它足够多的时间，它将摧毁我们的护墙。然后，它的火力将逼迫我们蜷缩在堑壕底部，由此德军便能毫无征兆地突袭我们。我们必须制止它。唉，如果那时我们能拥有后来研发的武器就好了！尤其是那些非凡的苦味酸手雷。但我们仅有步枪。为了使自己摆脱机枪的困扰，我们不得不向德军的机枪手开火。在机枪射击的间歇，我们还是有机会反攻的，因为它无法一直射击。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那挺机枪的确切位置，又该如何打掉它呢？于是，我支起身体并观测它射击时迸发的火光：那是比普通步枪更红且更强烈的火光。它被架在一棵树下，我们知道敌军白天修建的坡道恰好位于那里。我突然明白，那条坡道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强大的武器而建造的。机枪停止了射击。于是我下令齐射，并将火力投向目标地点。士兵们努力瞄准。此后，机枪再次向我们的堑壕射击，于是我们暂停开火。随着机枪火力的再度停歇，我们重新开始射击。如此周而复始。过了一会，德军改变了机枪的位置，新一轮的比拼开始了。这一切总共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挺机枪最终停止了射击。我们再没听到它的声响。几乎同时，德军的步枪也停火了。马东向我们和那些服从于上尉的士兵们表达了祝贺。

然而，德军并没有放弃侵袭我们的阵地。夜间，他们三次进攻我们。多么喧闹的夜晚！他们爬出自己的堑壕。我们听到他们过来的声音，却自始至终没有见到他们。每次，我们都用步枪将他们击退。我站着指挥士兵们开火，同时扫视林地，查验齐射的效果。我用毯子围住脖颈，使其充当一种防护衣领。在平顶军帽下，我只露出双眼；因为我用一条围巾全面包裹住头脸。毋庸置疑，我错误地希望它能帮我抵御任何枪炮的进攻。我将自己安置于堑壕的中间地带。身旁的两个人，一个是非常勇敢且沉着冷静的24连下士，一个是我们排的士兵，他们共同扯住我的斗篷，并迫使我退回去。而我回复称：“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请留下我一个人！”第三轮进攻开始时，我已在不知不觉间被疲惫感压垮，酣然入睡。某个士兵把我推醒，嘴里喊着：“中士！中士！”我及时起身，并下令：“自由射击，向前方的丛林中射击，猛烈地射击！猛烈地射击！”

次日清晨，我们终于从枪林弹雨之中解脱出来。一个士兵在林地里走失，我们再没见到他。当我们终于走出拉格鲁里，看到沐浴在阳光下的拉哈拉泽草地时，总算松了一口气！我意识到队伍中有三人受伤，其中一人来自3班，另外两人来自15班和16班。我们筋疲力尽、口干舌燥且头晕眼花地回到了拉讷维尔奥蓬。中途休息时，在一条从维埃纳堡（Vienne-le-Château）转弯的道路旁，上尉走来向我表示祝贺。他告诉我的士兵们，请跟随我自信地开火，同时补充说我是一个真正的长毛兵[3]。我回答说自己的胡须肆意增长且油腻蓬乱，着实配得上这个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