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的建立1926—1931
1927年10月8日，马克斯·鲍尔上校装扮成“德骚号”货船上的一名通信官员前往中国，这艘船属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通常是不载客的。11月15日，鲍尔抵达香港并旋即转往广州。在那儿，一位能说德语的教授朱家骅把他介绍给了李济深将军，李是广东国民党联军的统帅和广州的实际控制者。但李济深在当晚去了上海，数小时后，张发奎将军的部队便把他的政府推翻了。鲍尔觉得，对如此混乱的局面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察更好，他回到了香港。当李的军队于12月重占广州时，鲍尔又回到这座城市，正好赶上看到了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最后的抗争——“广州公社”。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鲍尔亲身观察到了他的新雇主们前进路上的两大障碍——军阀主义和共产主义。 (1)
但谁是他的雇主呢？他们为什么要雇他？德国外交部的资料推测，李济深曾聘鲍尔为其执掌“总参谋部”， (2) 但实际上连鲍尔本人也不能肯定有这一任命。1926年3月，他从充任军事顾问的阿根廷返回德国，与德国、瑞士及荷兰的军火商们交往密切。1927年春，“广州”政府的代表们与他接触，征询他在军事和工业规划方面的建议并邀他去中国。他当即就承应了下来。出发前，他用了几个月时间与德国和瑞士的工业公司商谈，以确保成为容克斯飞机公司和厄尔康军火企业在华的独家代理人。 (3) “现在，我正在去中国的途中，”鲍尔11月1日在船上写信给一位受雇于容克斯公司的朋友，“我希望能在1928年初回来，到那时，事态会更明朗，我将有机会得到可能对我们有用的印象，听到可能对我们有用的消息。” (4)
鲍尔是位向命运挑战的勇士，他决心在中国为自己的军事一经济组织才能寻找一条出路，并在此过程中，使中国成为德国工业出口一个主要市场。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他为中德合作的十年创立了制度化的框架，并刺激起德国工业界对闯出一条通往中国市场的全方位的新道路的兴趣。
在中国，对马克斯·鲍尔的聘用，反映了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转向新的开端。国民党在1926—1927年获得的令人震惊的成功，至少为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聘用鲍尔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在讨论鲍尔的使命和伴随而来的德国工业界的努力之前，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他被召到中国的背景和他受雇于中国的重要性。
对德国顾问的选择
1923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帮助之下所开展的运动，是建立在国民党与初出茅庐的中国共产党及各类军阀之间的一个不稳固的联盟之上的。该联盟是由共同的民族主义和反帝情绪所维系。这一基础在北伐的第一阶段（1926—1927）充分发挥了作用，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长江以南的国土。但成功到来之时，联盟存在的基石随之消失。当1927年4月占领上海之后，国民党最具实力的军事将领蒋介石断然与左派决裂，并在地方军事将领的协助下，运用各种政治花招，在与共产党及国民党内左派的斗争中渐渐占了优势。共产党人1927年广州暴动的失败，使中共的活动只能局限在内地，尤其是华南中部的江西省农村地区。 (5)
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系是国共决裂的受害者之一。与苏联的联盟在1926年3月变得十分紧张，当时蒋拘留了几个“不忠实的”左派分子和苏联顾问。然而，局势暂时平静了下来，“北伐军”于6月正式出发，蒋在苏联的支持下出任总司令。在广州的党和政府机构分别交由蒋的支持者张静江与谭延闿领导。 (6) 可是，当蒋的国民党“右派”为一方和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为另一方的斗争在1927年1月初因南昌与武汉两个对立政府的建立而日益加深时，右翼分子已在秘密寻求苏联之外的援助。
1926年11月，受过德式教育并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博士写信给德国工程学会会长考拉德·马特楚斯（Conrad Matschoss）教授，恳求他为广州兵工厂的建设推荐专家。 (7) 当这封信1927年3月传到马克斯·鲍尔手上时，求助范围已大大地扩张了。马特楚斯将朱家骅介绍给了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k Ludendorff）将军。据说鲁登道夫提供了高级军事顾问的名单。 (8) 有一份资料表明，刚退役的冯·塞克特将军“大约在1926年”就被推荐为国民党军事顾问的候选人。据说塞克特拒绝了，将机会转给乔治·魏采尔将军，后者也拒而未受。鲍尔因此而获引荐。 (9) 根据鲍尔文件中对此事不完全的记载，鲍尔是被邀请对华南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但他在1927年4月为中国人写下的第一个备忘录中，却有一部分题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组建”，包括有关武器的详尽介绍及其他与此计划有关的基本要素。备忘录和其他的建议先给了朱家骅在德学习的侄子朱谦，由他转交给其叔叔。这清楚地说明，鲍尔从一开始就不仅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有关，还可能与国民党军队的重建有关。 (10)
鲍尔是应“广州政府”的邀请，并为它写下了第一份备忘录。可在广州的政府又是什么呢？当朱家骅第一次致函马特楚斯时，广州是国民党—中共联盟基础之上的“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然而，到鲍尔前往中国时，以蒋介石和张静江为首的右派占上风的“国民政府”已先迁到南昌，后又迁至南京，留下李济深控制广州。但聘请德国顾问并不是李济深的主意。 (11) 是朱家骅以广州政府的名义与鲍尔接触，将他引进中国，可朱家骅又是什么人？他的行为又代表着谁的利益呢？
中间人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朱是在张静江的建议下给马特楚斯写信的。 (12) 朱在处理与鲍尔谈判时，“每一步”都与张静江和戴季陶进行密切的协商。其时，李济深作为在广州的总指挥，有颁发官方邀请的权力。是戴季陶以“使中国的军队国家化”为由，向他举荐了鲍尔。 (13) 张静江和戴季陶的行为极有可能是代表着蒋介石的意图。
张静江与戴季陶都是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的成员， () 该派由一小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在北京开会而得名，会上要求解聘苏联顾问，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内赶出去，张静江在巴黎接受过教育，是上海一位极为成功的银行家和商人。他是孙中山早年的支持者，是孙1913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的首批党员之一。在蒋介石1914年入党时，他是这位年轻的浙江同乡的入党保证人。各种著作中常常提及张静江代替遭谋杀的陈其美（1916年）成为蒋的良师与榜样的事。有一段时间，蒋甚至还曾在张静江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谋职。极有可能是张静江安排了蒋在1918年和孙中山的首次相见。对蒋介石来说，张静江确实是他的“好老师”。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四位“元老”之一，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作为在1926—1927年这段关键时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张静江对日渐成功的蒋给予了持续不断的支持，当蒋到前线的时候，张便代表他来主政。 (14)
如果说张静江是蒋的良师，那么，对蒋充满“爱戴”之情的戴季陶则是他的密友。 (15) 戴的老家也是浙江，与张静江同为吴兴县人。也是由于张静江的推荐，戴才为孙中山所注意，并在1912至1925年间担任孙的私人秘书。戴与蒋介石的友情据说在1913年已经相当密切，当时两人均在日本，蒋当年就收养了戴的一个儿子。 (16) 孙中山一死，戴成了国民党内头号反共理论家。正是在他的指导下，蒋首次研究了孙的思想。据一本关于戴的传记称，戴和蒋“在意识形态方面几乎完全一致”。 (17)
朱家骅是张静江的亲信，戴季陶的密友，和他们是浙江吴兴的同乡。当朱16岁那年到上海去参加德属同济大学考试时， () 他在张静江的通运公司得到了友谊及忠告。是张静江在1914年陪他到了德国，进入柏林冶金研究所（在那里，他首次见到了马特楚斯教授）学习。据中共在1940年代编纂的一批国民党领导人的传记指称，张静江是朱的“义父”。这大概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朱和他的妻子在1926年7月收养了张静江的四女儿。 (18) 这时，朱已完成了在德国的博士学位，任教于北京大学，他因组织学生示威和对公开支持国民党的行动，被迫在1926年春天离职前往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 (19)
通过他的同乡张静江和戴季陶，朱家骅在广州政界的地位急剧上升。戴是大学的校长但常常因忙于其他事务而缺席，作为校务委员会的委员，朱因而成了中山大学的实际负责人。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共之后，朱成了省政府常务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实际上是文职的首长），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成员，而且在这年夏天，朱成了教育专员和学校的副校长。 (20)
至此，朱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漩涡，他的命运与张静江、戴季陶，并通过他们与蒋介石连在一起了。他与戴的亲密关系引来了“戴朱小集团”的说法，一位十分了解朱的人说，戴季陶同朱简直就是“同一个人”。 (21) 通过他与张静江的关系，朱也被列入由张资助下的，由受过外国教育的“成长中的政治家”们组成的松散团体的一员，他以后的事业从好的方面证明了这一称呼。 (22) 最后，通过他与另一位浙江吴兴同乡陈果夫的交情，朱成了“CC系”，一份资料还将他列为1927年6月CC系的20位创始人之一。陈果夫曾与蒋介石、戴季陶同在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工作过，在他们的帮助下，陈于1926年晋升为有实权的党的组织部的领导人，该部是CC系的据点，甚至是蒋介石对国民党控制的主要组织基础。 (23)
朱作为浙江省长、交通部长和组织部长的生涯——这只是他众多职位中的几个——表明了他不同的兴趣和归属情况。然而，朱家骅与德国的交往比起他的其他成就更引人注目。据中共出版的那本传记，朱是最早的“以戴季陶和张静江做后台的亲德派头目”。 (24) 在十多年（1926—1938）中，他不仅充当了沟通中国高级官员与德国顾问的中间人，用一名德国顾问的话说，在很大意义上朱还是“德国在华事务的主要支持者。” (25) 从1926至1944年，在中德关系的所有方面，都能找到他插手的影子。但是，在其政治生涯刚起步之时，他只是个中间人，新的稳健的中国领导层通过他，寻求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朝新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必须强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领导层会对由德国帮助完成这些任务特别地感兴趣？
动机
首先，从直接的意义上讲，问题并不难回答。极有可能是蒋介石、张静江和戴季陶对孙中山争取德国援助的不懈努力，和只有苏联和德国是大规模外国援助潜在来源的信念都十分的熟悉。1925—1926年间的反帝言论和行动，虽然目标主要是针对英国的，但似乎也已排除了考虑那些仍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可能性。现在，俄国援助已不再受欢迎，重新转向德国是合乎逻辑的。德国与苏联不同，在中国既没有国内的政治盟友，也没有大国的特权。
其次，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德国是蒋介石合乎逻辑的选择。1912年和1918年，蒋曾两次准备去德国进行军事深造。在前一次，他甚至学习了德语，并在自己办的《军声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国军事实践的文章。 (26) 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事体制能够保持完整也存有良好印象。正如国民党官修史书中对德国军事使团的记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德国的军事成就受到所有国家的钦佩。虽然它在一战中战败，但它坚定地规划自己的复兴，并在几年之中，在科学发展及军事科技方面超过了各国，……因而，政府雇佣德国专家以重建武装力量。” (27)
再次，像其先导者孙中山一样，民国南京政府的新领导人们将德国视为“国际开发中国”中具有潜在价值的伙伴。在聘请鲍尔问题上，张静江和朱家骅所考虑的显然要比单纯重组军队更为深远。即将出任国家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的张静江通过与上海商界的接触，意识到了德国在华投资方面日益增长的兴趣。早在与鲍尔在上海会面之前的1927年6月，他和朱家骅已向德国公司驻上海、广州的代表探询在广泛的领域内聘请德国顾问的可能性，包括经济规划、文官制度、警察工作、司法改革和社会福利。在上海有利益的德国人被告知，“南京正计划在所有部门聘请德国顾问”。 (28) 在这些接触中，朱家骅提出的观点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政治革命”，现在所需要的是实现工业、技术、教育现代化的“第二次革命”。完成这次革命最“迅速而有效”的方法，是“追随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脚步”，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29)
最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德国看来是1927年后中国的一个合适的伙伴。根据国民党官修史书对德国使团的记述，“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30)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众多的中国人，尤其是蒋介石，是如何理解这种“精神”的。然而，在此我们要注意的是，蒋及国民党内保守派对需要外援的认识并未随着苏联人的离去而消失，他们所寻求的是一个发展准则与他们对新中国的构想相吻合的国家的帮助。
国民党的保守主义
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寻求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要既能与其领导人的保守本能相一致，又适合由国内外形势造成的对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的需要。
这里，“保守”一词的含义，不是迈斯垂恩（Maistrean）所称的那种为坚定不移地维护秩序原则，回到现状去的保守，也不是伯克思（Burkean）所关心的那种变化必须与健康的国家机制有机进步相协调的保守，它也不是——与国民党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利益的观点——仅仅是对既得的特殊利益的维护。因为国民党的领导人曾是革命者，为推翻旧制度而战，献出了许多生命，活着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以兄弟情谊联系在一起，其内部的纽带远胜过与外部团体的联系。1927年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将重心转向“建国”，并在相当程度上将其当成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但却脱离了社会的实际。譬如，蒋介石并不像亨利·基辛格曾称俾斯麦的那样，是位“白色革命者”——俾斯麦一度曾用激进的手段来维持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 (31)
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是立场上的“保守”，其保守实际上是曼海姆（Mannheim）和亨廷顿（Huntington）所说的“反动”，因为比起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左派盟友来，他们不仅“进步性”微不足道，而且还有意识地与之为敌。 (32) 易劳逸称其为“主观保守主义”，意为“从时代背景来看，其行为与态度被认为是保守的。” (33) 虽然国民党右派在民族主义方面并不逊于左派，但他们固执地将国家政治与社会变动割裂开来。它这样做部分是因为在其民族主义中，中国“种族”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正像本杰明·史华慈所写的那样，可以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即坚持解决一个民族所面临问题的方法，应该在本民族的遗产中去寻找，而非主要靠引进外来的意识形态——而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做的。 (34)
对国民党领导人来说，这也是实行变革，实行“现代化”与“建国”的方式。戴季陶的著作在这方面是有指导意义的。戴是1920年代阐述孙中山的文化、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帝思想的主要代言人，他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应根植于传统的道德体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之上。他的思想被称为“保守的理想主义”，因为它预示中国将在对自身独特文化日益增长的民族自尊的基础上获得新生。像孙一样，戴也反对随意地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个人主义或唯物主义中的一种。但他最重要的暗示是——虽然是以一种相当令人困惑的方式——没有西化的现代化（“科学的文化”）是可能的。实现这种现代化需要的是政治集权和全民族的“统一、和谐与服从”。 (35)
这样，国民党右派的两个基本构想变得明朗起来。戴关于“科学的文化”的思想不知不觉地接近了韦伯的“理性化”。但追求理性化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更可能是因为它能加速中国强国目标的实现（一种猜测是，戴以类似的观点来理解孙中山寻求外国帮助发展经济的计划）。然而，国家财富和实力增长的首要条件是，国家能有一段安定统一的时间，为此就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及通过传统价值实现的民众忠诚。对戴及其朋友和学生蒋介石来说，它不只是“为政治整合的目的来操纵文化的符号”。 (36) 当然，同后来新生活运动中的情况相似，对文化的注意可以视为是对现代国家的发展的补充，恰似林毓生（在不同背景下）曾提到过的那种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传统的“有机整合”。 (37)
对蒋介石来说，利用德国的援助符合他的那种被称为“保守现代化”的努力。 (38) 他1912年时希望去德国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要学习“德国成功的秘诀”。根据陆培涌的研究，在蒋介石的政治思想处于萌芽阶段时，他已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秘诀，并在《军声杂志》著文，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 (39) 它将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其目标不是保持现状，而是去创造现代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守法的公民。
马克斯·鲍尔和“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蒋介石在1927年已对德国表示出了友善的态度，其目的包括，但远不止于对一支强大军事力量的迫切需要。他拥有张静江的亲信朱家骅这位僚属，朱钦佩德国，视德国为文明的、实行中央集权的、在经济和科学发展上居领导地位的国家。 (40) 朱与张静江和戴季陶共同努力，足以影响蒋的初期目标，并把德国人带到了他的面前。
然而，人们会轻易地猜到，如果马克斯·鲍尔不是如此恰如其分地适应这一思想，并领悟蒋及亲信们的需要，后来的事态也就不会那么发展了。鲍奠定了延续到1938年的德国在华顾问们的使命，他是，在工业事务方面具有广泛经验的杰出军事人才，同时又是一位激进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独到批评，与蒋介石的看法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马克斯·鲍尔（1869—1929）从1905年起在德国总参谋部服役，供职于鲁登道夫上校的战略动员处。尽管他因重炮方面的专业知识于1915年赢得了柏林大学的荣誉博士学衔，他在防御坦克方面的创新体系为他赢得了坦克专家的美名，但他还是以战时负责军事和工业界之间的联系最为闻名。战争期间，他作为鲁登道夫在战略动员处的得力助手，极成功地与工业界一道供应军需和装备，并因筹划“兴登堡计划”并为其保障装备供应而获得了盛赞和美誉。 (41)
鲍尔被誉为是个“真正的‘能干而有进取心的人’”，而且并不只是在军事方面。他是鲁登道夫营垒中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战争期间，曾试图推翻贝特曼·荷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总理，甚至一度秘密策划反对德皇本人。据一位作者回忆，鲍尔极像埃古， () 对阴谋有强烈爱好，这驱使他战后致力于推翻共和政府，并参与了20年代流产的卡普暴动。 (42)
在鲍尔政治活动的背后，有一整套可称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条。这套理论与魏玛共和国早期极右势力反对凡尔赛条约（也包括共和政体）的运动有关，它鼓吹与苏联达成强权政治的谅解，在德国确立一种用某种形式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德国共产党携手（它的国内表现有别于塞克特的努力及传统上与苏联合作的理由）。也许，隐晦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与德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种族”观念之间的共同点，要远比它与任何一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多，但它在较广泛的意义上表达了如下的情感：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其他活跃的国家社会主义形态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如克勒门斯·冯·克莱姆派瑞尔（Klemens von Klemperer）所写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建立在对西方怨恨和对东方强烈的爱与恨交织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43) 它依然保留在浪漫的禁区里。
鲍尔在1923至1924年间访问过苏联，其时，正是他在卡普暴动后的流亡期间。他1919年曾在柏林会晤过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自然知道1920年代初期德国国防军和苏联日益发展的联系。但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访问与这些联系有多大关系，流亡期间，他在政治上仍然是与鲁登道夫及“巴伐利亚运动”联在一起的。 (44) 无论鲍尔去俄国的动机是什么——他写信给鲁登道夫称，苏联人对他在坦克、重炮和防空武器方面的研究很有兴趣，他想去“为德国武器工业做些事”。 (45) ——德国国防军明确地向苏联人表示，鲍尔和他们无关。 (46)
他这次旅行唯一的有形结果，是在归途中写了研究苏联共产主义的《红色沙皇的国土》，其中概述了他的政治哲学。 (47) 鲍尔当然不赞成苏维埃体制的许多基本要素，他特别反对的是“用非自然的方法实行社会公平”和妇女权利平等的“性别理想主义”。但他发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们作为“行动的人”是“第一流”的。在战争期间强烈反对德国工会的鲍尔，以赞赏的文字提到苏联劳工的“军事化”，禁止罢工及工人阶级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他觉得最后一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缺乏的。庆幸的是，这里尚未出现“在富裕与贫穷之间划下‘致命界限’的垄断资本”。更重要的是，他为苏维埃重建表现出的活力，执政党赤裸裸的暴力及绝对权威所震撼。人们可以将苏联的手段与其目的分开，从中学习所需的东西。 (48) 但在鲍尔看来，任何形式的“公有制”社会的未来都须建立在特定的“民族性”基础之上，以适合全体人民的民族与种族特性。鲍尔是一个赞成民族与种族间有差别和斗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强烈反对苏联关于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推论。 (49)
鲍尔在骚动中抵达广州后，又被护送到上海，1921年11月22日登岸，由此获得了直接将这些观点展示给蒋介石的机会。 (50) 在上海，李济深和朱家骅把他介绍给了蒋，此时蒋刚刚结束短暂的“隐退”从日本归来，并很快复职成为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统帅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鲍尔在经过与蒋、李、朱进行了为时一周的定期会议后，受聘成为蒋顾问。 (51)
鲍尔以一个内容广泛的政治性宣言，作为他对中国发展问题一系列建议的开篇。在他为蒋介石写的首批备忘录中，有一份是这样开头的：
世界正面临着一个社会利他主义的新时代，它是与帝国主义—唯物主义相对立的，这一点对一切人都明白无误。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党等也有好的一面。不幸的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均否认民族共同体的强大纽带作用。
……其结果是，在所有国家里，那些赞成民族共同体，即健康民族思想发展的人们，都与国际主义产生了冲突。
鲍尔站在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上，不停地谴责“资本剥削”。在他的著作中，资本被描绘成“国际性”的，而作为“人民臂膀”的工人却是“民族性”的。他强调说，“每个国家必须建设它自己的社会主义，它自己的政府形式”。他说，所有这些都与孙中山的思想相吻合，因为孙也谋求将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加强“民族思想”，“实现社会意义上的人民胜利，……反对任何阶级的统治”。他断言，“国民政府定会获胜，因为它的目标和中国自然发展的方向是吻合的”。如果说中国现在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障碍——譬如“外国列强，内战和资金的缺乏”——那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已经存在于孙中山（还有他自己）提出的理想之中了。 (52)
蒋介石肯定为鲍尔所提的方案所打动，因为很可能是在他的要求之下，鲍尔在1928年夏天又写了关于在中国制定宪法的第二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鲍尔更详尽地表明了其反唯物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他谴责了自1789年以后西方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并指出，“白种人”正在把平等、富裕和科学的价值看得比“文化价值”更重要，因而执行了实为“种族自杀”的政策。他宣称，上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史，是一种“技术发展”而“文化崩溃”的历史。中国的任务是追求物质和文化的同步发展，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值得去努力争取。 (53)
比较起来，鲍尔用来规划中国宪政的理论背景，比他对中国未来宪政明确而又独具特点的建议更重要。譬如，他坚持国家通过保障妇女的地位来维护家庭，用分散工业的方法来避免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或许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与其他“正在觉醒的”国家，如意大利、土耳其等放在同等位置。他力主应按合作的形式组织经济生产，并依孙中山的主张，对所有“要害企业”实行国有。此外，国家出于宣传和文化的目的，应垄断大众传播工具——出版、广播、电影。 (54)
没有迹象表明蒋介石为实施这些建议采取了多少直接的行动。但蒋给了鲍尔个人很高的礼遇——他后来愿意花很长时间来与这位“唯一的欧洲朋友”进行私人间的会谈，并称鲍尔的去世“使他感到很孤独” (55) ——据我们对蒋本人思想的了解，极有可能他同意鲍尔一系列建议的基本思路，尽管鲍尔对蒋的有形服务在于他受雇的军事经济部门，但他深信正在用自己的技术和组织才能来为蒋介石及其派系的政治未来效力，这就使他的服务具有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价值。
鲍尔的政治备忘录，仅仅是他所坚持的有关中国须全面发展论述的一部分。事实上，他的官方头衔是“经济顾问”。部分原因是为了外国及德国官方的承受力，以避免“军事顾问”这一职位可能带来的恶名（和非法性）。他也努力使自己更像一位“经济顾问”，在给知心朋友的信中也是如此描述的。 (56) 但他的“经济”使命是广泛的，因为他不允许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相互分离。
除了政治建议外，鲍尔在任职后的数月内写了有关军事调动与改组、经济发展规划、重工业化、航空运输、农业生产、财政改革和采矿业的大量详尽的备忘录。 (57) 而且，他强调“所有的备忘录都以工业公司的建议和计划为基础，因为工业公司居于其所代表的行业中的前沿”。 (58) 如今，他个人已经确信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 (59) 并让蒋介石相信他能动员德国工业界和退休专家来中国，从事与“重建”有关的各式各样的工作。因此，1928年3月底他返回了德国。
至少有三个中国的官方代表团随鲍尔同时到了德国，总司令部军政部部长张治中将军（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务长）率领一个代表团考察军事训练机构。作为最早接待鲍尔的人，广州的李济深将军觉得自己对鲍尔所提供的服务应享有一定的优先权，他派出一个代表团为该省的发展寻求德国的帮助。 (60) 最后一个是由蒋介石亲自委派的以陈仪将军为首的“考察团”，它与鲍尔一同前往德国，其目标是研究“德国政治组织，军事系统和军工技术，并物色有经验的人才……为计划中的重组服务”。 (61)
南京顾问团的建立
曾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多年后告诉一位外国记者，在德国顾问们被派往中国的初期，“德国人的想法是，蒋介石的历史使命是肃清军阀，并将中国改造成德国产品的巨大市场”。 (62) 若将鲍尔来华的种种使命加以归纳简化，这一评价道出了此时及此后派往南京的德国顾问们各种活动的最主要侧面。在追溯鲍尔1928年及以后在德国的活动时，我们必须牢记他是以双重身份在开展工作的：为蒋介石，也为德国的在华利益。鲍尔在与德国工业界、政府和军队打交道时，总强调自己“正在为德国而战”，为工业界的新市场而战。他主张，如果别的国家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话，那德国也应有自己的一份。而且这一势力范围与鲍尔对南京的责任并不冲突。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记载，他的使命是“千方百计地增强蒋介石的实力”。 (63)
1928年鲍尔在德国
1928年3月鲍尔重返德国，随行的有一个由陈仪将军率领的南京考察团。他们的目标有两个：适当地接触德国各类团体，以期他们参与中国的“重建”；着手为蒋介石招募一个长期的顾问团。
代表团获得了双重的成功。由鲍尔做中间联络人，南京的代表团访问了一大批德国公司，其中包括克虏伯、西门子、尤利乌斯·贝尔格业务合伙组织、巴燕尔—伊发销售公司。克虏伯宣布愿意向中国提供整座的兵工厂；尤利乌斯·贝尔格业务合伙组织、棱茨公司、联合钢铁公司和德意志机车工业协会等数家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争取签订提供铁路设备及铁路建设方面的合同；巴燕尔—伊发销售公司则对发展通信事业抱有兴趣。然而，当时签订的意向性合同（价值将近100亿德国马克），被严格地限制在武器和军需品方面，而且大多是与那些由鲍尔事先安排的公司签订的。 (64)
德国的公司在将其对中国前景无可掩饰的憧憬转化为契约性质的合同时心存犹豫，这是有不少原因的。陈仪自己就承认，南京政府中（尤其是部长级官员中），充斥着“有知识但缺乏实际经验的人”，他们制定的工业发展计划之中，包含着“许多愚蠢之见”，而且经常相互抵触。但陈又说，蒋介石和他的外交部长黄郛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推动中德合作”。 (65)
陈仪率领的南京代表团与由广东李济深派出的代表团先后到达德国，已经暴露出中国重建工作的协调问题（实质上是国内的稳定问题）。率领广州代表团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的前驻德国代表、现任李济深军需总监的朱和中。鲍尔因对李济深有许诺在先，也单独地将该代表团介绍给各方。在广东代表团购买武器、吸引德国为广东的企业投资，及为省政府聘请一个小型德国顾问小组等各项努力中，都有鲍尔从旁相助。尽管鲍尔坚信，他同时促成来自南京和广州的两个使团并无矛盾之处，但它们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从各方面来看都代表着独立政府这一事实，损害了德国人对“新中国”统一的想象（次年3月蒋介石拘禁了李济深，看来只会使鲍尔大吃一惊）。 (66)
另一个中国考察团在1928年夏天突然地到达德国，使事态更加复杂化，该团由孙中山的公子孙科率领。1927年8月蒋介石宣布他要（暂时的）引退时，孙科进入南京政府任建设部长。 () 1928年1月蒋复职后，仍保留着职位的孙与伍朝枢、胡汉民一道赴欧洲“考察旅行”。 (67) 6月7日，孙科向德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中国工业化和中德合作的计划，该计划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父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所定的指导纲领制定的。尽管威廉大街感到他是个“不管部的部长”，但仍给了孙科相当的礼遇，并协助他与全德工业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全德工业联合会是个重工业和工业性银行的保护组织，孙科邀请其派遣一个工业代表团到中国。 (68) 这一使团实际上在两年后才到了中国。鲍尔也赞同孙的主张。然而，孙科使团的出现不仅没能加强反而削弱了鲍尔的努力。
鲍尔所带来的南京代表团并未受到德国官方给予孙科的那种高规格礼遇。这或许就是早日实现鲍尔计划的主要羁绊。当然，南京的代表团受到德国总统兴登堡的款待，代表团当面宣读了蒋介石致兴登堡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通过彼此间日益增长的同情与合作”，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友谊更加密切。“始终欣赏德国文化及其进步发展”的蒋，现在希望通过与德国合作，“把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因素融为一体”。 (69) 毫无疑问，兴登堡和外交部并不反对在华寻求机遇，特别是后者。 (70) 可是由鲍尔完成合作或通过他实行合作却是另一回事，鲍尔参加1920年代卡普暴动的经历仍使威廉大街将他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此外，鲍尔之受雇于蒋及其一系列的公开活动，以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方式在德国挑起了争端，即德国对凡尔赛条约的责任问题。该条约禁止德国公民以其军事才能受雇于外国政府，还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问题，虽然德国不是1919年对华武器禁运协议的签约国，可作为对英国压力的妥协，它在1928年4月27日颁布了一项禁止此类贸易的法令。 (71) 鲍尔的所作所为直接触犯了上述两条禁令，而且采购武器的南京代表团出现的时机，对德国外交部来说是糟得不能再糟了。鲍尔的活动已经家喻户晓，是德国和英国报刊最热门的话题，就像那些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刊一样。 (72) 尽管外交部无权禁止他以“私人身份”为蒋介石效力，而且新的禁令也无法制止私下对中国的武器运输，但威廉大街能够，而且也确实拒绝了鲍尔的所有帮助要求。
使鲍尔沮丧的是，德国国防军部不再容纳他了。由于战时的经历，鲍尔为本德勒大街的高级官员们所熟知。一两年前，他曾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们的合作。可国内的政治变化打破了他的幻想。塞克特在1926年被确信向帝制复辟者做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公开附和，接着在1927至1928年显示国防军非正当活动基金的洛曼—福布斯丑闻曝光，他为这两件事受到猛烈的抨击，被迫辞职。在新部长威廉·格棱纳（Wilhelm Groener）的领导下，德国军方开始对来自公众，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方面要求对资金及以前在德国境内外的秘密活动实施更多的议会监督的压力做出反应。当南京的代表团提出观看德军演习的请求时，格勒纳一听到该建议与鲍尔联系在一起，就“被吓跑了”。据说他的看法是“鲍尔总是赌错了马，我不能相信他”。 (73) 这次受挫，使鲍尔得出了“我们不再需要德国军方”的结论，他认为国防军正在沦为“民主力量”的俘虏。他将转而集中精力从帝国军队的退役军官中选择其顾问团的成员。 (74)
此后的事态表明，德国国防军不感兴趣的并不是中国，而仅仅是鲍尔本人。本德勒大街对张治中将军的提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张也是1928年春由蒋介石派往德国考察其军事的。只是因为鲍尔的出现和外交部的反对，才阻止了德国军方此时要把中国当成其原型武器实验场的企图。德国国防军部还是应张治中将军的请求，向他提供了训练手册，并修改了先前的一项政策，允许两名中国军官到设在德累斯顿的步兵学校学习——他们是此后十年中众多在德国受训军官中的第一批。次年，鲍尔过世，国内的政治压力也稍有减缓，德国军方便与在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75)
为顾问团招募成员，是鲍尔1928年夏天两项确切的成果之一。最初顾问团人数包括鲍尔共26人。他们是由鲍尔推荐，经中国人同意后受聘的。其中的10人负责直接的军事训练，6人与军械及供应有关，4名充任国内政策的顾问，1名化学工程师，1名市政专家，1名经济学家，1位铁路专家，最后还有1位医生。 (76)
与此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在鲍尔的提议下设立了一个附属于中国公使馆的贸易处，中国公使馆坐落在柏林市的选帝侯大街。该贸易处负责顾问团成员的筛选和聘用，但它同时还肩负着更重大的任务：集中了中国政府在欧洲全部的武器及工业材料采购活动。组织者希望以此来杜绝那些低标准与非标准的武器继续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流入中国各地。此外，它将使商务活动摆脱汉堡—不来梅贸易体系，把南京政府的大量订货单直接送交到德国大工业或军械制造公司的手上，那些公司据信能够生产出设计独特，适应中国市场的设备，由此摆脱收费昂贵的中间商人。 (77)
该贸易处于1928年9月在俞大维的领导下开始工作，俞是浙江人，获得过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22），并到德国继续研习数学及弹道学。俞后来在30年代担任过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1944—1945）、交通部长（1946—1948），到台湾后，曾出任国防部长（1954—1964）。在柏林，俞大维获得了鲍尔之子恩斯特（Ernst）及谭延闿之子谭伯羽的协助，谭延闿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执行主席，不久后，（1928年10月）成了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 (78) 直到30年代中期之前，贸易处并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它是中德经济交往不断走向垄断的制度化的第一步，垄断的一方是蒋介石政府，另一方则是德国工业界。
1928—1929年鲍尔在中国
当鲍尔和首批顾问团成员尚在重返中国途中的时候，他正面临着指责，尤其是上海报纸的指责，说他正在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完全脱离国民政府的组织，……一个类似早年袁世凯那样的私人组织”。 (79) 美国的军事情报机关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尽管鲍尔等人的活动并非“限制在军事事务，而是涵盖了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各领域”，但他们首要的工作是强化蒋的“军事实力”。 (80) 与鲍尔和蒋均有私人交往的《赫斯特》（Hearst）记者库尔特·冯·维甘德（Kurt von Wiegand）则调门更高，他说鲍尔“曾力劝蒋介石走独裁之路”。 (81) 所有这些指责并非空穴来风。
尽管鲍尔本人提供服务时并未获得书面的合同，但其他的顾问都得到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在德语译本中，这些合同中的“中国政府”是指雇佣他们的党派，这是中文文本中“中国政府”的准确译法。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中央，即国家政府的官方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合同及顾问都是军事机构内的机密，合同是由军政部常务次长陈仪签署的。 (82) 根据中国官方史书对德国顾问团的记载，顾问们是在“蒋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该委员会1932年后是政权中的最高决策实体。 (83) 但就是在军事委员会建立之前，顾问团也只受军方和蒋介石本人的控制。并非偶然的是，设在柏林中国公使馆内的贸易处也不属于外交部的管辖范围，而是受军方控制，或许这更符合它所充任的军事工业交易所的真正身份。 (84)
这一情况反映出南京政府中军事和非军事机构权责重叠的实质，是鲍尔及其一个在军事机构方面的“德国模式”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作为蒋介石一名直接的奴仆，鲍尔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中所代表的“德国方面”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蒋介石权力巩固的程度。这可以通过军事力量和行政机器两种手段来完成。
为了同德国工业界接触，鲍尔在他的报告中有意缩小了中国1928—1929年间的国内冲突。他在1929年3月写信给一位可能的投资者，称“这里的一切都在向前发展”，其实此时他正准备奔赴战场，为蒋镇压不顺从的桂系军阀所进行的“讨逆远征”出谋划策。 (85) 在那年春天协助蒋制服了桂系军阀后，鲍尔希望一个和平的时代能随之而来，因为他深知，“每一场新的战争都要破坏其他国家对国民党的信心，使获取外国贷款、资金和投资的希望化为泡影”。 (86) 鲍尔作为蒋在1929年春胜利的幕后“智囊”而赢得了声誉， (87) 但他为南京政府初期的结构和发展方向方面所打下的烙印，意义或许更为深远。
如前所述，鲍尔曾应蒋的要求为有关中国的宪法问题提供建议，他所提出的只是一个总体上的观念上的思路，其中很少有具体的意见。也许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任何一届的国民党政府都要按照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分立”既定体系来行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然而，孙从来就没有确切地规定军事在政府中的位置。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建立时，曾设了一个独立的“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正是通过它才一步步地从非军事机构中争取到了相当多的自主权。1928年，蒋介石、戴季陶和王宠惠（王是研究德国宪法专家，曾把德国《民法》翻译为中文）等新政府的规划设计者们赋予军事在政府内的独立和事实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军事和非军事所以能联在一起，全系于总统（蒋介石）个人， () 总统同时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88)
军事本身的一套机构清楚地反映了德国模式，即借助于指挥权与行政权的严格分立使其自主权更为稳固。6个主要军事部门的划分绝大多数是直接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系统翻版而来：参谋本部（相当于德国的“总参谋部”）；总统的军事参议院（相当于德国的“德皇军人内阁”）；训练总监部（相当于德国的“军事训练总监部”）；军政部相当于德国的国防部，仅有行政功能，而且是理论上唯一隶属于政府的军事机构。这一整套军事机构独一无二的灵魂是“总统一总司令”。这样，军事基本上从议会的干预中解脱了出来——如同德国的情形一样。 (89)
在1928年夏所写的关于明确军事划分的一系列备忘录中，鲍尔尽了很大努力来鼓励对德国军事体系的直接模仿。 (90) 然而，由于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牵制，德国的这套体制在中国显然大打了折扣，即使在形式上学得惟妙惟肖，其实质精髓却差之千里。于是，军事参议院内所充斥的不是忠诚而又具有专长的军官，而是各派系的高级将领，这一职务成为一种荣誉奖赏的形式。参谋本部，也远非鲍尔所设想的那样，是受过多年训练军官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91) 它一设立就形成了由李济深任参谋总长，他的和其他一些派系的下属军官充斥其间的格局。
利用分工明确的德国式制度来争取半独立的军人们合作，这一设想只有在他们同时被说服编遣自己的军队，并在此基础上允许建立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时才能变为现实。1928年，全中国大约有225万武装的军人。鲍尔在1929年1月召开的编遣会议上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他在会上所要求的建立一个“军事编遣与整军委员会”的倡议几乎原封不动地被采纳了。鲍尔建议，南京政府只掌握一支新式的、规模较小的、用德国方式训练的中央军，而将其余军队遣返，改组为服务于地方治安和经济建设的民团。 (92) 在编遣会议上所有的建议中，只有鲍尔所建议的民团系统使地方军阀们事实上的独立性有可能不折不扣地变为“合法化”。无论如何，它也从未得到贯彻，裁撤哪些军队？留下谁的军队？这一基本的问题导致了编遣会议的破裂，新一轮的内战由此爆发。
尽管普遍的裁军未获实行，鲍尔及其德国属僚们仍热情十足地在南京训练并装备了一个“模范师”（教导旅），使它成为蒋介石新军队的基石。张治中将军领导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黄埔迁到了南京，与在北平的参谋大学一样，许多德国教官在军校内任教。还建立了一批培训炮兵、坦克及通信等方面参谋人员和专家的专门学校。 (93) 同样重要的是，鲍尔在编遣会议流产后，希望通过改组军事体系来强化蒋的中央控制功能。
这次采取的形式是让蒋介石以“民国政府总统”的身份正式地获得对武装部队的实际指挥权。鲍尔强调，需要设置一个独立的“决定性”的机构以统辖所有的军事组织。1929年3月，蒋建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它是1932年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前身。总司令部独立于国民政府，6个军事机构中有5个直接归它统辖。按规定军政部要同时对总司令部和行政院两方面负责，但在实际运作中它只对前者负责。钱端升描绘了这一变化：“由此，军权更紧密地，几乎是完整地归于总统兼总司令一人了。” (94)
鲍尔明白他在军事领域的全部努力，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及与德国工业界密切联系的发展程度：“在一个国家拥有工业之前，无法奢望其建立一支国家的军队。” (95) 作为蒋介石的助手及自命不凡的“德国之斗士”，鲍尔为自己那内容广泛的经济建议而呼号，要求兴建铁路、电信、采矿业、卫生保健事业，推动都市发展，他全部工作的焦点是通过创建现代化的军事工业来协调整个经济的发展。当务之急是扩建现有的兵工厂，并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以使中国人能因此而获得培训。1929年1月，他向俞大维写了份建议，提议建一座钢铁厂，提供制造武器和钢轨所需的钢材。 (96) 这是他有关推动重工业和交通事业长程计划中的一个步骤，正如鲍尔在每份计划里都提到的，德国工业界是否愿意提供贷款和技术是该厂能否投产的关键。
鲍尔认为，要使这些努力有所成就，必须促成柏林中国公使馆的贸易处与德国工业界直接合作。但他那将贸易权收归中央的建议却遭到了一些德国进出口公司的拼命反对，鲍尔将这些公司视为国内众多反对他在华活动努力的渊薮。 (97) 它们继续控制着德国工业产品的贸易，其中甚至也包括那些曾经委托鲍尔担任其在华唯一代理人的公司。 (98) 更糟的是，有证据表明贸易处本身也在充当“中间人”，通过转手抽取一定的“回扣”。中国驻柏林的公使明显地不尊重贸易处的独立性和军事性，反而通过售卖经公使馆转道的物资来满足自己的“个人需要”。对贸易处无实际管理权的中国外交部对此现象“熟视无睹”，因为公使没有私人资产却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 ()
当然，也有一些德国工业巨子表示愿意配合鲍尔的计划。克虏伯准备在鲍尔觉得时机成熟的任何时候“向中国派出自己的工程师”。 (99) 1928年12月，鲍尔开始与好望冶金公司、氮业辛迪加及法本公司驻上海的代表们谈判。 (100) 次年3月，他与卡尔·杜伊斯贝格（Carl Duisberg）见面，卡尔·杜伊斯贝格既是法本公司的老板又是全德工业联合会的主席。他是鲍尔战时结识的老朋友，其对中国的访问极可能是前一年夏天鲍尔和企业家们磋商的结果。杜伊斯贝格赞成工业界应“直接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并告诉鲍尔，全德工业联合会已接受孙科的邀请，准备派遣一个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鲍尔尽管对孙科本人怀有疑虑，但仍对前景感到欣慰：现在，事情“终于走上了正轨了”。 (101) 经鲍尔撮合，杜伊斯贝格会晤了蒋介石，两人讨论了德国以何种方式参与中国工业化的问题。 (102)
马克斯·鲍尔没能活着见到德国考察团的到来。在返回中国7个月后，他的使命就终结了。1929年4月，鲍尔在武汉前线为蒋出谋划策时染上了天花。这是该地区唯一见诸报道的病例，有谣传说鲍尔是被蒋的敌人有意传染的。他5月6日在上海去世，他的葬礼被安排成国宾级的。 (103) 鲍尔所留下的，是后来十年中德合作的基础和无数未竟的抱负。
德国对华“工业外交”的诞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鲍尔之死或许反倒成了实现他那中德经济合作庞大计划的前提条件。只要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存在于柏林一南京关系的核心，就很难指望德国官方会允许扩展与蒋介石政权的联系。
鲍尔本人也觉察到这一点，他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分解了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双重任务，将后者交给了男爵冯·万根海姆（Frh.von Mangenheim）将军。 (104) 鲍尔死后，朱家骅代表蒋介石任命鲁登道夫集团中的另一成员赫尔曼·柯瑞伯（Hermann Kriebel）上校填补了军事顾问位置，而新分离出来的经济顾问一职则空缺。 (105) 柯瑞伯在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1918年作为德国停战代表团一员时所说的令人叫绝的临别赠言：“二十年后再见。”他在南京的任职短暂且不愉快。朱家骅最后到了几乎不得不劝说鲁登道夫亲自出任军事顾问的地步，幸而前帝国军队总参谋部官员、担任过“国防军军队办公室主任”的乔治·魏采尔将军愿出任此职，他于1930年5月以“总顾问”的资格来到中国。 (106)
魏采尔从1930至1934年在中国任职的情形将在稍后讨论。现有资料表明魏泽尔在其任职期间不单单致力于军事训练及战场战术问题。他成功地通过柏林的“顾问办事处”确定了德国国防军部和南京的正式联系，这是鲍尔不曾做到的，由此，国防军推开了直接涉足南京事务的大门。 (107) 然而，他任职南京期间，这种联系限于聘用新顾问和协调中国的武器购买等事务，其在购置武器方面的竞争力常常使中国公使馆的努力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鲍尔在经济领域所做的努力完全被魏采尔弃置一旁。
鲍尔在中国“为德国而战”的最初动机，“曾经强固了蒋介石政权，反过来，这一政权将趋向偏好德国工业产品，并能吸收它们”。 (108) 由于鲍尔死后的德国顾问们只专注于这一平衡等式的军事性一面，经济渗透的任务就落到了全德工业联合会内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肩上了。
中国考察团
1920年代末期，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普遍处于停滞阶段。持续的内战，南京政府财政状况的不稳定，1929年之后美国贷款的取消对于欧洲（特别是德国）战后的恢复有严重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侵蚀了国民党政治家们的宏伟计划与同一时期西方人对一个新中国市场的梦想。但在1929年底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到来之前及大萧条期间，德国工业界为一种信念所鼓舞，即现在是以其独有的地位，利用与南京政府的直接关系的时候了，这一关系经鲍尔的培育已有成果。大萧条期间，德国希望此一关系能发展成为出口市场，来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
自1920年代中期起，全德工业联合会即通过它的《国外报告》告诫自己的成员公司，对中国市场要投入比对其他任何的外国市场更大的注意力。 (109) 联合会主席杜伊斯贝格在1926年9月就向按兵不动的工业联合会表明了自己对中国结束内战后进入该国市场的可能性抱有乐观的态度。 (110) 在1927—1928年间工业联合会为解决德国对外贸易问题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确认新市场的开辟是德国经济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自1913年后外贸已下降了75%。必须通过专家对市场的调查，政府的贷款担保，“如同已经与俄国开展的那样”与外国政府的直接贸易，及“为德国工业在海外进行有系统的宣传”等一系列办法来解决。 (111) 中国在这一通盘的规划中占有特别的位置。卡尔·杜伊斯贝格1929年会见过鲍尔及蒋介石后对工业联合会说，“中国是可能变成我们巨大出口市场的唯一国家”。 (112)
如果南京所发出的信号可信的话，杜伊斯贝格的乐观不无道理。孙科1928年夏天在德国时，曾为德国官员展示了一组使鲍尔当年的计划相形见绌的发展计划。孙“特别地”邀请德国人参与一系列庞大的项目，包括修筑10万英里铁路、新港口的建筑和重工业的基础建设——这些是从其父著作的相关章节中摘录的。孙强调“私人公司”没有能力提供中国所需的巨大贷款，也不能承担相应风险。只有一个获得政府支持的国营工业实体才能做到这一点。 (113)
现在很清楚，孙的提议只是他那一派在南京政府内权力游戏的一部分。在此数月之前，他已邀请德国工业考察团访问中国，也得到了全德工业联合会的回应。但直到孙担任建设部长的最后一个月的1928年10月（那时他被任命为铁道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才接受了他的“建设大纲草案”。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胡汉民于次月接受了此一草案， (114) 这是建立在孙科能从德国人那儿找到用来支付该草案所需资金帮助的前提之上的。因为要完成孙科的“十年计划”至少要花费未来政府全部收入的45%，而它还只是一个更长久的“五十年计划”中的一段。 (115)
孙坚持他曾亲自考察过德国战后的迅速复兴，因而相信“在工业的各个方面，及技术与质量问题上，德国人都是我们的模范”。 (116) 他筹募到了一笔接待德国考察团及建立一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所需的资金，“筹备委员会”将充实他的中德合作总体计划。 (117) 他提议的时机绝佳，因为提议与1929年1月1日生效的新中德贸易条约是一致的，该条约确立了双方的最惠国待遇。 (118)
全德工业联合会在1928年9月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接受了孙的邀请，并在1929年1月建立了一个特别的中国委员会，由联合会的副主席佛罗温（Frowein）出任主席，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董事A.雅各比（Jacoby）博士任副主席。它的任务是为工业联合会的考察团前往中国做准备，并“以一种德国工业界积极投入的态度搜集所有与中国经济建设相关的信息，据此提出进一步的计划或项目”。 (119)
与此同时，在中国方面，1932年前渗入国民党所有重建努力之中充满竞争的达尔文主义，似乎随着德国考察团抵华日程的临近而首次抬头。1929年1月1日，张静江任委员长的建设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 (120) 尽管孙科也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但他新近从撤销的建设部调至铁道部，预示了合作前景的凶兆。事实是，负责接待德国来访者“筹备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铁道部内，由孙科出任主任。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个方面，成了分裂的导火线。它是由来自外交部、财政部、工商部、农矿部、交通部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各部门的代表组成的。 (121) 1929年1月21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记录上就充分显示了委员会内部的不和。委员们在如何应付德国代表团可能提出的条件，在哪些项目上给他们优先权，甚至何时召开下一次会议的问题上，均未达成一致意见。 (122)
至2月10日，德国人被告知他们的考察团最好能在当年秋天以后再成行，而原先的计划是在春季。财政部长宋子文称，这样，“我们将向你们呈献更多的东西”。德国官员猜测，导致延期的真正原因在于部长们之间的倾轧（也许尤其是宋子文与孙科之争），宋希望整个的建设计划建立在财政改革的基础上并受财政部的控制，而孙则希望“建设项目置于他的部领导之下”。 (123) 作为铁道部长，孙科现在所强调的是将铁路的修筑置于较其他项目优先的地位，1929年初，他提议将政府年收入的50%充做铁路建设专项基金。 (124)
考察团出发时间的延期给了工业联合会和德国政府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系统地研讨当时两个具有迫切性的重要问题：谁在考察团中代表德国的利益？考虑到中国虚弱的财政状况，在西方国家中也是资金相对贫乏德国应如何资助中国，及从哪一个具体项目入手？
第一个问题以南京和德国工业界要求一致的方式找到了答案：汉堡—不来梅贸易集团对考察团的工作既无发言权，也不派出代表。
早在1928年1月，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的F.W.谟乐（Mohr）博士就曾谴责了“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贸易观念。 (125) 9月间，他将这一论点直接带到工业联合会，他在演讲中赞扬了小商人们在德国战后恢复中国市场中所取得的成就，警告新机遇所显示的前景“过于绚烂”，并指责贸易商在这一领域造成了精力与知识的“可怕的浪费”。 (126) 然而，次年工业联合会拒绝了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和摩尔本人为考察团所做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谟乐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其缘由据说，“与其说是因为他与工业界反其道而行，不如说是由于他那老一代汉堡出口商谨慎与多虑的特性”。此外，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中间商人”。 (127)
在考察团最后组成时，除了一人外，几乎全是企业家或银行家。团长是全德工业联合会主席团成员海因里希·瑞滋曼（Heinrich Retzmann），他也是萨克森工业家联合会的主席。机械行业的代表是亨舍尔父子公司的H.冯·康塔德（von Contard），钢铁行业的代表是克虏伯的技术经理K.温特（Wendt）博士，铁路方面是国家铁路局的P.拉德马切尔（Radermacher），电力工业是柏林工业大学的教授G.德特马（Dettmar）博士。为调查中国的国家财政、货币和贷款等问题，代表团中还包括了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海因里希·席佩尔（Heinrich Schippel）博士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A.雅克比博士。代表团的秘书长是M.Th.施太维（Strewe），他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兼出版商，有曾在中国从事外交和商务活动的经验。 (128)
关于第二个主要问题，即资助中国哪些项目，当然不得不等待考察团的调查结果。但柏林对于南京政府财政状况的感觉并不坏，1929年初南京政府的预算是其收入的两倍。 (129) 就德国方面而言，任何项目都要求大量的启动资金，这只有在帝国政府愿意以某种形式为工业投资进行担保的情况下才能变为现实。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政府为所有可能的损失担保，或只担保其中的一部分，即政府只为特定货物的订货单实行保险。第一种选择在1920年代曾秘密地运用在对俄国的项目上，但正如外交部所随即指出的，那“完全是个政治决定”。它被确认为不适合中国，德国在那儿“没有政治利益”。另外，这必将导致一些在华竞争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的敌意，而德国正在赔偿问题上与它们纠缠不清。最后——如果工业界并不在意的话，外交部则很重视——在俄国担保权的授予，当时曾伤害了那些担保覆盖不到的商务活动，对现有的进出口贸易也有影响。因而，有限的部分担保成了最可能实施的解决方法。但这不能保证使之免受到意外事件的伤害，如政治环境的突变等，这在中国是不得不用极严肃的态度对待的。到1930年年中考察团返回德国之后，部分担保能否实行的问题，甚至政府能否从财政的立场去支持任何一种担保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130)
考察团准备成行之前，有几个项目已经在谈判之中了。其中包括一笔3000万元的德国贷款，用于修复北平一汉口和天津一浦口铁路，所需的筑路物资也由德国公司提供；一条四川境内重庆一成都的铁路建造计划，由达姆施塔特银行提供资助；由西门子公司参与完成广州—汉口铁路的施工；由不来梅的德国造船和机器制造公司向中国轮船招商局供应蒸汽船和设备；建立一个中方提议的国内电话机构。 (131) 这些是相对小型的项目，但它们大多处于英国公司已占主导性的地区之内，而且，主要是为未来探路的尝试。
在多次延期后，中国考察团终于在1930年3月1日启程赴华。 (132) 它的任务不是签订具体的合同，而是要获得中国经济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私人联系”，与他们探讨“那些基于孙中山设想，且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项目”。 (133)
考察团在中国的时间共有3个月，在中央和各省官员的陪同下访问了若干省份的13个城市。 (134) 考察团的成员们在6月返回柏林后，在工业联合会主席团和董事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作了简要汇报。 (135) 此后的数月中，他们整理了中国经济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它完成了长达近200页，或许是当时有关中国经济最包罗万象的报告。 (136)
考察团的报告于11月提交给了全德工业联合会，报告清晰地勾勒出当时中国政治与财政的不稳定景象，但对中国政府“即将到来的”稳定表示了乐观的态度。它预言，只要国内的和平能够维持下去，中国将“为外国工业和贸易提供异乎寻常的可能性”。中国目前正处在被完全“纳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之中，其工业成长及一个“易于消化工业产品”的市场的先决条件已经显现了出来。 (137)
在逐一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众多部门后，报告总结道，期望私人资本承担对中国市场的“密集渗透”的风险为时尚早。“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要从国家经济的角度出发，……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经济重建时期，奠定中德经济合作广泛的基础”。 (138) 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着手对工业外交的全面研讨却是当务之急。
报告建议，德国工商业走向中国之路，应先由“国家在文化及经济上的宣传”来做“间接的准备”。 (139) 采取这种形式，是工业圈内经过长期讨论的结果及集中行动的目标。
“德意志文化宣传”的范围
“德意志文化宣传”包括了.但也大大超出了那些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化方面的努力。如前所述，从最严格的意义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人就认识到了以文化为贸易先导的重要性。那时，此类努力多局限于德国在华所设的学校里，倡导在华建立学校的人称其为“宣传学校”。 (140)
战后，虽然德国所设学校只残留下了上海同济大学的技术和医学分部，“宣传学校”的观念并未彻底被放弃。同济尽管已成了国立大学，但它保持着亲德国的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仍接受德国资助。经考察团的力荐，全德工业联合会决定资助该校，并为学校的发展制定了新的方向。用一位教育家的话说，就是要使“在（中国）工业界……和政府内居领导地位的工程师们，从他们所受教育的性质和由此导致的思想倾向出发，自然会寻求与德国更密切的联系”。 (141) 设立了专门资助派往同济大学的德国导师及前往其他的中国大学任客座讲演人的基金。 (142) 如考察团的秘书长M.Th.施太维所主张的，“通过学校进行宣传现在是，今后也仍然是，最重要的一种宣传”。 (143)
现在，这项工作不仅在中国，而首先是在德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开了，曾协助朱家骅聘请乌克斯·鲍尔的德国工程学会会长考拉德·马特楚斯教授，1930年11月在工业联合会的中国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中国留德学生的数目因为通货膨胀而大大滑坡，现在应有大量的增加，留学生要由德国的公司直接资助和培养。 (144) 这个问题，在1931年1月一次会议上由工业协会和另外19位政府及私人机构的代表之间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外交部、文化部、贸易部、通用电器公司、亨舍尔机器厂和学术交流部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同意协调以财政帮助吸引中国年轻人的各项努力，让他们先在德国的技术院校学习，然而到德国公司里去工作。当时预料，这些初步的措施将会在十年后对中德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145)
作为“德国工业和文化的前哨基地”， (146) 德国人移居中国也被当成了德意志文化宣传的一部分。1928年时，中国只有一家德文报纸，即在上海的一份名为《桥》（Die Bruecke）的独立周刊，令人伤心的是，它“也不能说是代表德国利益的”。在工业界的资助下，到1934年初中国出现了三份新的德国出版物，天津的《德中新闻》（Deutseh⁃Chineis⁃ehe Nachrichten，1931），上海的《中国导报》（China Dienst，1932），上海的《远东商务与工程日报》（Far Eastern Commercial and Engeneering Gazettg，1934）。与此同时，德国通讯社所提供的新闻也越来越多地为中国的传播媒体所采纳。 (147)
所有这些努力主要是针对中国现在与未来的“权势圈子”，而并非全体中国人民。 (148) 考察团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与中国的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德国人意识到“私人关系构筑了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础，这一点在中国较它国尤甚”。 (149) 代表团确实在此方面做了努力，但将来的问题是如何保持与扩大这些联系。在这一点上，在华顾问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
蒋介石雇佣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举动，促使南京政府的其他官员和一些省政府的官吏——浙江省尤为突出——在从地质勘探到统计、治理洪水、无线电信工厂和空中地形勘探的广泛的非军事领域中聘请德国顾问。 (150) 截至1930年底，有39名德籍的文职顾问受聘到中国任职，这一数字远比美国或英国的顾问人数为少。然而，与其所承担的职责相比，数字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就像施太维对工业联合会所报告的，“这些顾问——包括军事顾问——正处于中国工业界最能发挥其影响的绝佳位置上。”如果有必要，工业界决定自己资助德国顾问去选择（所要服务的）中国部门。 (151)
最后，全德工业联合会决心通过中德合作的组织来促进中德交流。除了对联合会的各类尝试均抱有反感的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外，一批有用的组织已经成立在先了：柏林的“远东协会”，它始建于1912年，宗旨是加深德国和远东的“经济与文化纽带”；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它是文化与学术交流中心，1925年由汉学家理夏德·威廉（Richard Wilhelm）组建；1926年成立的“东亚艺术协会”，1927年开始的“莱比锡德亚俱乐部”；1930年成立的“德累斯顿德中俱乐部”以及“在德中国机械制造与电子技术工程师联合会”。上述的组织中，有一些自建立之日起就直接接受工业联合会的资助，如同1931年在北平新建的“德国学院”一样。 (152) 更重要的是，全德工业联合会利用它们的专业知识与交流关系，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中国研究学会”。
“中国研究学会”成立于1931年1月，其目标是“考察和深化使中德关系更密切的所有可能性”。 (153) 正如考察团成员瑞滋曼指示的，“研究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并与所有相关的团体合作，做必要的准备，以便……德国工业独享存在于中国市场显露出的机会”。 (154)
有兴趣的公司每年缴纳3000元德国马克的会费，即可加入“中国研究学会”，其成员多是德国工业界和银行界的“名流”，包括17家主要的工业公司和13家银行。 (155) 自1931年直到1940年代中期，“中国研究学会”在德累斯顿银行的办公室定期举行的会议，吸引了来自工业界、财经界及政界精英集团中的领袖人物。
经济萧条与有限的成功
“中国研究学会”对一个巨大而尚待开发的中国市场表现得极为乐观。理夏德·威廉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心理》，布鲁诺·里施（Bruno Risch）1930年出版的那本论述外国机器在华市场的著作，以及工业联合会考察团那份广为流传的报告，都是在往升高的期望上煽风点火。 (156)
尽管考察团的报告和工业联合会的文化宣传活动均强调开拓中国市场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也面临着不少急功近利的压力。有人声称，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变的阶段”。如果德国工业界不能尽快在那儿扎下根来，那么它定会被关在未来的大门之外。 (157) 另外，当德国产品的出口需要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而日益增长之时，渗透中国市场的需要也显得尤为迫切了。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愿望”。 (158) 德国国家银行董事，也是考察团成员的席佩尔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德国巨大的失业率就能一举消灭，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 (159)
信贷确实是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一些公司曾要求国家为其参与中国建设的合同担保，但都遭到拒绝。 (160) 自1929年初将可能实行的贷款策略明确表述之后，信贷的短缺就变得尖锐起来。从那年起，战后德国工业依赖甚殷的美国短期贷款降至1928年总额的20%，同时早期的贷款也到了偿付期限。 (161) 因而，德国大公司的工业投资从1928年的15亿德国马克降到了1929年的11.7亿，1930年再降至9.07亿，到1931年更降至只有5.22亿德国马克的低点。 (162)
至1930年底，由德国政府为在华投资实行担保的问题，仍然停留在讨论的阶段，如席佩尔曾对财政部长冯·克罗西克（von Krosigk）强调，现在对德国来说，同“尚不发达而外国商品拥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中国从事贸易，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63) 1931年3月，克罗西克的办公室又向德国总理布吕宁（Brueinng）强调，政府的担保是对中国出口的基本前提。 (164) 是年4月，隶属于政府的“出口担保委员会”成立，其职责是调查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担保问题。 (165)
当年5月，以奥地利庞大的信贷体系崩溃为开端，欧洲银行业总危机爆发，使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次月，德国发生“提款和清偿的恐慌”，使德国国家银行在外币兑换上损失了20亿德国马克。6—7月间，柏林的大银行向储户兑付的现金超过20亿德国马克。对协约国的赔款也只能延期了，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的话，为对华出口担保的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7月13日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关闭，及随之而来为期3个星期的普遍的“银行假期”，使经济尽早复苏的希望彻底破灭。 (166) 如此的景况之下，在尚不稳定的中国市场投资不可能再据有优先的位置。人们只能像“中国研究学会”那样，着眼于未来了。
在中国，由德国考察团的到访所激起的乐观情绪也在次年消失殆尽，我们在下一章里就要看到，各部门各派系之间的纷争依然是通往全面而连贯的“重建”之路的障碍，也妨碍了外国投资发挥作用。这里，可以举一个与德国考察团有关的例子。根据孙中山最初的主张，外国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中，中国人应占有51%资本，大多数的董事和董事长也应由中国人出任，这一主张在1929年3月29日被定为法律条款。但中国在1928至1930年间的巨额赤字及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国资金的迫切需要，这些指导方针在与德国考察团的交往时被忽略了。该团成员们的报告说，他们得到了“确凿的保证”，只要德国对中国不抱有政治野心，这些条件就可以“放宽”。 (167) 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了来自政府内部和舆论喉舌的公开反对，其中包括声誉甚佳的《东方杂志》，官方不得不将那些保证收回。 (168)
不管怎么说，德国考察团访问后的几年，不是在华投资的最佳时机。在1931年这一年当中，中国遭受了两次经济灾难：长江洪水泛滥和日本人入侵东北，后者动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基础，同时使中国商品丧失了一个最大的（国内）市场。这些事件，再加上全球范围的银价下跌，使中国货币在1932年初跌至其最低点。 (169)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也震撼了政治生活。1931年12月，蒋介石被迫第二次“引退”，孙科成了行政院长，他与汪精卫的“改组派”密切合作。但这一联合是短暂的，在一个月内即被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的三人合作取代。 () 蒋由此迅速地取得了支配地位。然而，孙科在其短暂的院长任内终于认识到了国家经济的可怕状况，这是几年前他那宏伟的工业化计划所忽视的：“留给我的是一份前所未有的遗产。不仅国库中没剩下一分钱，而且我的前任已经提前抵押出了未来四五年的每笔收入。” (170)
小 结
尽管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情况证明了鲍尔和全德工业联合会采用孙科的构想确实过于乐观了，但在1930年上半年之前，中德贸易增长的幅度也确实引人注目，此后的情况则反映了世界性对外贸易的衰退。德国自中国的进口价值从1927年的2.6505亿德国马克，升至1929年的3.7065亿，同一时期的德国对华出口值也从1.2102亿德国马克，上升至1.856亿。在这一增长中，重工业产品及设备的出口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其增幅超过了两倍。 (171) 可惜的是，没有找到这一时期德国卖给中国武器的确切统计数目，尽管它们肯定是增加了。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从1930年到1932年的贸易大滑坡，尽管中德贸易下降的速度比起中外贸易总体的下降幅度要稍缓一点——大约下降了一半，而后者下降了2/3。 (172) 衰退前，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从1927年的3.7%上升到了1929年的接近7%。 (173) 虽然这些数字并不能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与30年代中期的同类数字比起来，更是相形见绌，那时德国占了中国近17%的外贸额，但它们和德国工业界新的毫不掩饰的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加在一块，就足以震动英国和美国的在华利益，随着它的扩张，定能获取更大的收获。
美国的情报机构指出，德国军事顾问团和工业联合会的努力是一个“经济一军事”的统一整体，它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已经足以“使我国政府调整措施以抗衡其盘根错节的垄断后果”。尽管军事方面“对我们来说相对不重要”，但经济后果却有理由“引起我们的外交及商务官员们的高度警觉”。 (174)
英国驻华公使在1929年写道：“我从本能上就反对用提供顾问和要求签合同的方式来缠住中国人。” (175) 但对眼看着大不列颠所占中国进口份额从1913年的17%跌到1929年9.5%的英国工业家和商人来说， (176) 德国的异军突起不能不引起警觉。英国人为和德国竞争，在1930年向南京派了个海军代表团，并在次年仿照全德工业联合会考察团的模式向远东地区派了一个经济代表团。 (177) 一场为争夺短暂的中国市场而展开的新战斗就这样交火了，这场战斗在1936至1937年达到高潮。
但那是将来的事。当时，除了来自南京德国顾问团源源不断的武器订单外，只有一项中德合作的项目有结果：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参与欧亚航空公司的建设。即使这个计划，也是起步维艰。曾经参照柏林—巴格达航线，筹划开辟了一条柏林—南京的航线。这一航线的缺陷在首次试航中就暴露了出来，苏联军机在蒙古上空将飞机迫降。德国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都摔断了骨头，并在一座蒙古监狱中被判刑五年。只是在西藏班禅喇嘛的仁慈干预之下，他们才获得释放。 (178) 这条线路在1931年下半年中止，同时也结束了中德关系中那段承诺多于实际的历史。
当然，承诺也是重要的。从1920年代中期的国内政争中挣脱出来的中国政府，在寻求其发展的各项努力中，力图广泛地利用外国的建议和资金，并倾向于与非帝国主义的，非革命的德国合作。透过由马克斯·鲍尔开创的军事顾问团和全德工业联合会的努力，德国在争取对南京政府施加深刻的特殊地位方面，斩获颇丰。
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将由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来决定：“满洲危机”之后，一个明确的国民党军事和工业发展战略的产生，以及1933年纳粹党攫取政权后所激发出的进入中国市场的推动力。
(1)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69，第153页；no.39，第26—29页。
(2) 外交部政治档案（17）：Bd.1，“瓦格纳（香港）致德外交部”（1927年12月16日）。
(3)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69，第150—152，198页，no.47，第1—2页；no.41，第31页及以下几页；no.39，第14页；柏恩德·马丁访问朱国勋（1977年1月18日）。朱国勋将军是朱家骅的儿子。
(4)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38，第15页，致迪斯特贝格（Düsterberg）中校信函（德绍）（1927年11月1日）。
(5) 对这些事件不同的看法可以在伊罗生（Harold.R.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版（纽约，1968年）；乔丹（Donald A.Jordan）：《北伐》（檀香山，1976年）；郭恒钰近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帕德博恩，1979年）。
(6)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7—148页；鲍华德，第1卷，第75—76页。关于谭延闿在聘请德国顾问过程中的作用尚不清楚，但是他的儿子谭伯羽（Beue Tann）在中德关系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1928年成为附属于驻柏林公使馆的中国商务处第一任专员。
(7) 作者访问朱国勋（1978年3月24日）。
(8) 《字林西报》（1928年10月16日）。
(9)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MID 2657—I—357，“武官（南京）致国防部”（1933年2月27日）。
(10)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第81及以下几页，《现代德国国防军之组织机构》；访问朱国勋（1978年3月24日）。也参见泽普斯，第38页。
(11) 李济深已在广州雇佣了几名德国文职助手，但他们大多是该市一所美国医院被解雇的内科医生。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39，第26页。关于李对德国人可能存在的看法，见泽普斯，第42页。
(12)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简编》，第363页。关于对朱的作用所作的精辟评价，参见泽普斯，第47—49页。
(13) 作者对朱国勋的采访（1978年3月24日）；柏恩德·马丁访问朱国勋（1977年1月18日）；胡颂平，同上书，第363页。
()* * 张静江虽系国民党右派，但未列名参加西山会议，似不能划为“西山会议派”。——译者
(14) 鲍华德，第1卷，第75—76、320—321页；陆培涌：《早期蒋介石》，第51页；杜勉，第756、736—737页。目前尚无关于张人杰的传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关于他在1927年的活动可参见陈果夫：《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载《陈果夫先生全集》。
(15) 陆培涌：《早期蒋介石》，第51页。
(16) 马斯特，第26、50—51页；秘密采访，台北，1978年。
(17) 马斯特与塞韦尔；马斯特，第343页。关于戴季陶对蒋介石的更多的影响，参见本书第三章。
()* * 据朱家骅年谱，朱家骅当时考取的是德文医学校的自费生——译者
(18) 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355—356页；《民国人物传》，“朱家骅”条目；胡颂平，同上，第362页。
(19) 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362—363页；包华德，第1卷，第438页。
(20) 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362—364页；包华德，第1卷，第438页。朱同戴季陶的首次晤面显然是通过张人杰，那是1925年在北京那所孙中山临终前住过的医院里。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361页。
(21) 访问关德懋（1977年12月16日）。
(22) 杜勉，第507页。
(23) 波多野乾一，第461页。在《国民党领袖传》中，朱也被划入CC派。
(24) 《民国人物传》（中共），“朱家骅”条。
(25) 乔治·魏采尔将军，引自泽普斯，第45页。也参见《民国人物传》，第47—49页。
(26) 董显光：《蒋介石》（上海，1937年）第2册，第622页；陆培涌：《早期蒋介石》，第53页；包华德，第1卷，第320页；陈布雷等编：《蒋介石总统年表》（台北，1954年），第6页。(https://www.daowen.com)
(27)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4页。
(28) 外文部政治档案（12）：Bd.1—4，威廉·瓦格纳（远东协会）致德外交部（1927年6月18日）。
(29) 访问朱国勋（1978年3月24日）。
(30)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4页。
(31) 亨利·基辛格：《白色的革命者：对俾斯麦的看法》，《代达罗斯》（Daedalus），第97卷第3期（1968年夏），第888—924页。关于国民党同它想象中的上海商界的自然联盟关系所做的有洞察力的分析，参贝柯博文（小科布尔）书。
(32) 参阅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保守党人的思想，社会学对德国政治历史学思想形成的贡献》，载舒曼书；塞缪尔·亨廷顿：《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51卷（1957年），第454—473页。
(33) 易劳逸：《政治保守主义》，第295页。正如易劳逸正确评论的那样，蒋成为保守主义的象征并不是由于他反对变革，“而是因为他决心要和他的政治集团一道控制改革的进程”。易劳逸，第297页。
(34) 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保守主义（尤其是中国）注解》，载费侠莉编：《变革的限度》，第16—17页。
(35) 马斯特与塞韦尔，第88、95、96页。
(36) 杜维明：《熊十力对真实存在的探索》，载费侠莉编：《变革的限度》，第247页。关于戴季陶的工业化思想，参见马斯特与塞韦尔，第75—76页。
(37) 林毓生：《梁济的自杀：道德保守主义的歧例》，载费侠莉编上书，第167页。
(38) 史华慈：《保守主义注解》，载费侠莉编上书，第18—19页。
(39) 陆培涌：《蒋的思想追求》，第232页；陆培涌：《早期蒋介石》，第53页。
(40) 朱家骅：《德国与中国》，《新中国》第5卷，第33期（1939年2月），第13—15页。
(41) 马克斯·鲍尔在《前线与故土上的大战》（蒂宾根，1921年）一书中描述了他的战时工作，不过，有关这一时期最好的论述是福格特书，第34—155页。也可参阅费尔德曼书；福克斯：《马克斯·鲍尔》，第23—25页，以及埃里希·鲁登道夫：《战争回忆录（1914—1918）》（伦敦，1919年）第1卷，第16、339、387页。
()* * 埃古是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反面人物，性格奸诈狡猾。——译者
(42)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MID2657—I—357，“戴维斯（贝尔格莱德）致国防部”（1928年11月5日）。费尔德曼，第151页；福格特，第238—276页；约翰内斯·埃格尔（Johannes Erger）：《卡帕—吕特维茨暴动：对德国国内政策的贡献（1919—1920）》（杜塞尔多夫，1967年），第41页。
(43) 克莱姆派瑞尔，第139页及以下几页；德珀克斯，第1—34页。也可参阅许德科普夫：《合法的左派》。
(44) 福格特，第386—391页。
(45) 同上书，第388页。
(46) 同上书，第393页。
(47) 鲍尔：《红色沙皇的国土》。
(48)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73，第89页；德珀克斯，第261页；福格特，第390、400、402—403页。
(49)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第31页；福格特，第402页。
(50) 同上，鲍尔遗件，no.39，第26页。
(51)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5页；克赖特勒尔，第90—91页；福格特，第422页。
(52)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第31—33页。该备忘录标有“第一号备忘录”字样，然而它的撰写时间显然是在1927年4月的《现代德国国防军》一文之后。该备忘录很可能是特地为蒋介石撰写的第一篇。
(53)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第108—109页。该备忘录的标题为《关于适当扩充宪法的想法》，注明的日期是：柏林，1928年7月。
(54) 同上，第112—118页。
(55) 《一位返回故乡的老战士：同柯瑞伯中校的谈话》，《民族观察》（Vōlkischer Beobachter）（1933年8月26日）；蒋介石曾对弗雷茨·林德曼将军谈到有成为“孤儿”的感觉，林德曼在他的《在华服务》一书中引述了这件事。关于鲍尔同蒋介石举行的时间较长的私下会谈以及蒋个人对鲍尔的尊重，参见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6，第28页；no.69，第197页；no.39，第85页a。
(56) 福克斯：《马克斯·鲍尔》第40页；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4，第24页，“致俞大维信函”（1929年2月27日）。
(57) 大部分存于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但也可以在no.42，第24页及以下几页中找到；no.42，第24页；no.39，第43页；no.39，第30—32，46—47页；no.69，第208页；包华德，第1卷第42页。
(58) 同上。
(59) 同上。
(60) 同上。
(61)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3，第6页，“蒋介石致鲍尔信函”（1928年3月1日）。
(62) 阿特利，第8页。
(63)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11卷，no.166，第373—376页，附件，“鲍尔（南京）致陶德曼”（北京）（1929年2月26日）；华盛顿国家档案馆：MID2657—I—357，“马格鲁德（北京）致华盛顿”（1929年6月9日）。也可参阅福克斯：《马克斯·鲍尔》，第37—38页。
(64)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0，第5—7页；no.42a，第125页及以下几页。代表团也拜访了鲁登道夫，由于年老体衰，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警告说，蒋介石“将共济会成员排斥于中国之外。”同上，no.43，第11页。
(65)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8卷，no.166，第351页，“蒂尔（Thiel）（上海）致德外交部”（1928年3月15日）。关于黄郛，参见本书第六章。
(66)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69，第162—163页；no.47，第4—5页；华盛顿国家档案馆；MID2657—1—357，“拉泰（Ratay）（在赴德途中）致华盛顿”（1928年7月19日）。
()* * 原文如此，孙科于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间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1928年1月调任建设部长，但他旋即出国，并未就任。——译者
(67) 孙科：《孙科文集》第3卷，第1116页；包华德，第3卷，第164页。
(68) “国史馆”：2—12.02，1/26，“孙科致行政院”；外交部政治档案（14），“孙科致克普”（koepe，德外交部）（1928年6月8日）；外交部政治档案（5），no.3，Bd.1，“卜尔熙（Borch）（北京）致德外交部”（1928年6月23日）。
(69) 引自外交部政治档案（1），Bd.5，1928年7月11日备忘录。
(70)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8卷，no.166，第352页n，蒂尔（上海）致德外交部（1928年6月22日）。
(71) 卡斯特兰，第284页；FO371/13178，第194—195页，备忘录：“中国武器交易”（1928年3月1日）；全德工业联合会：《商务报告》（Geschä ftliche Mitteilungen）第10期（1928年），第87页。
(72) 《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1928年10月25、26、27日；《泰晤士报》（伦敦）1928年10月24、25、26、27日；《字林西报》1928年10月16日；10月25日；《中国晨报》（China Morning Post）1928年11月2日。
(73)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MID2657—I—357，“卡彭特（karpenter）（柏林）致华盛顿”（1928年12月21日）；外交部政治档案（1），Bd.5，L464128f，引自福格特第426页。关于国防军的政治压力，参见卡斯腾，第245—250、285—296页；福克斯：《马克斯·鲍尔》，第3页。
(74)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4，第88页，“鲍尔致俞大维”（1926年3月15日）；访问瓦尔特·斯特涅斯（1977年1月30日）；“埃里希·施托尔茨纳尔（史脱次纳）致吉菜斯比”（R.Gillespie）（1966年1月28日）。斯特涅斯和施托尔茨纳尔都是南京的军事顾问团成员。
(75)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MID2657—I—357，“卡彭特（柏林）致华盛顿”（1928年12月21日）；联邦军事档案馆：RW6/86，OKW950（1），施莱歇尔（Schleicher）备忘录（1927年7月27日）；泽普斯，第87—88页。
(76)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16—27页；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9，第96页；no.43，第8页；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9，第95页，“顾问名册”。
(77)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第30页，《备忘录：在欧洲的中国商务代办处》；no.44，第51页，“鲍尔致俞大维”（1929年1月26日）。
(78) 许建施（音）等；“施托尔茨纳尔致吉莱斯比”（1966年1月28日）；包华德，第4卷，第73—74、223页。也可参见梁希辉（音），第52—56页。
(79) 《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1928年11月6日，藏于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55。
(80)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MID2657—I—357，“马格鲁德（北京）致华盛顿”（1929年6月3日）。
(81) 引注同上。
(82) 合同藏于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10，第2页及以下几页。
(83)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13页。
(84) 访问关德懋（1977年12月16日）。
(85)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0，第24页，“鲍尔致佐恩德雷格尔”（Sonderegger）（1929年3月15日）。
(86) 引自福克斯：《马克斯·鲍尔》，第41—42页；关于鲍尔在前线的时间，参见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39，第93—101页。
(87) 福克斯：《马克斯·鲍尔》，第42页。
()* * 原文如此，蒋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总统”是1948年。——译者
(88) 王宠惠：《德国民法典》（伦敦，1907年）；同上：《新近出现的五个强国的宪法之说明》，《密勒氏评论报》（1928年10月20日）；刘馥，第68页。
(89) 刘馥，第64—66页。关于德帝国主义内部的军政与民政的关系问题，参见希尔格鲁伯尔，第1—48页。
(90)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关于“国防部”“陆军建设”和“总参谋部”的备忘录。
(91) 福克斯：《马克斯·鲍尔》，第36页。
(92) 《革命文献》第24辑收录了国军编遣会议的文件。关于鲍尔的作用参见克赖特勒尔第102—105页；福克斯：《马克斯·鲍尔》，第39页；泽普斯，第100页。
(93)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28页及以下几页；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2a，《武装部队的技术结构》；卡尔森，第16页。
(94)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第119页；泽普斯，第102页；钱端升：《政府与政治》，第183页。
(95) 《北华捷报》第169期（1928年11月），第250页；联邦军事档案馆：鲍尔遗件，no.44，第67页，“致俞大维信函”（1929年2月27日）。
(96) 联邦档案馆，同上；也可参见no.41，第99—100页，以及泽普斯，第107—108页。
(97)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4，“鲍尔致俞大维”（1929年1月21日）。也可参阅no.39，第84—84a，以及no.49，第9页。
(98) 同上，no.47，第1页；no.49，第36—42页；no.46，第21、53页；no.65，第10—11页：no.45，第109页。
() 外交部政治档案（5），no.3、Bd.3，“比德尔（Bidder）（南京）致北京”（1930年6月9日）。
* * 此时的中国驻德国公使为蒋作宾。——译者
(99)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7，第17—19页，“弗雷茨·威廉（克虏伯公司）致鲍尔”（1928年9月11日）。也参见威廉（Fritz Wilhelm）所附的论文：《德国机械工程的对外出口》；no.69，第187、196页；no.44，第90页，“致俞大维信函”（1929年3月15日）。
(100) 同上。
(101)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7，第17—19页，“弗雷茨·威廉（克虏伯公司）致鲍尔”（1928年9月11日）。也参见威廉（Fritz Wilhelm）所附的论文：《德国机械工程的对外出口》；no.69，第187、196页；no.44，第90页，“致俞大维信函”（1929年3月15日）。
(102) 福格特，第451页。
(103) 有关鲍尔病情的传闻，参见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62，第1页b；no.40，第52页；no.58，第69页。关于蒋介石对鲍尔的关心，参见no.63，第43页。
(104) 有关鲍尔病情的传闻，参见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9，第123页，“致梁颖文信函”（1929年4月15日）。
(105) 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22、22—23页；《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5页。
(106) 同上。
(107)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4，第1—206页，“魏采尔（南京）致布林克曼”（柏林），1931—1933年。
(108)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MID2657—I—357，“马格鲁德（北京）致华盛顿”（1930年3月7日）。
(109) 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施泰因穆勒尔（Steinmuller）k—12，外贸》，列举了全德工业联合会1926年的“国外报告”。中国有96家，美国66家名列第二，英国48家位居第三。
(110) 卡尔·杜伊斯伯格（Carl Duisberg）：《德国工业的经济形势》，《全德工业联合会会刊》第32期（1926年9月）。
(111) 全德工业联合会：《德国工业通信》（Korrespondenz Reichsindustrie）（1927年9月2日）；罗森泰特（P.Rosenthat）；《扩大出口——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全德工业联合会特刊》（1928年10月20日）。
(112) 卡尔·杜伊斯伯格：《全德工业联合会的十年》，《全德工业联合会会刊》第48期（1929年10月），第20页。
(113) 外交部政治档案（14），“孙科致克普”（KoePe）（德外交部）（1928年6月8日）；阿曼，第132页。
(114) 《革命文献》第32辑，第367—380页；《中央周报》1928年11月26日。
(115) 杜勉，第423页；《中国年鉴》（1936年），第385页；《东亚评论》第12卷第15期（1931年8月1日），第391页。关于孙科1929年的铁道计划，参见《革命文献》第26辑，第117—135页。
(116) “国史馆”：1—12.02.1/26，“孙科致行政院”（1928年10月）。
(117) “国史馆”：1—12.02.1/26，“谭延闿致孙科”（1928年12月27日）。也可参阅《铁道公报》第3期（1929年2月），第143—144页。
(118) 《德国法律公报》（Reichsgesetzblatt）1928年12月29日，TeilⅡ，第646页及以下几页，以及《东亚评论》第10卷，第1期（1929年1月1日）。
(119) 全德工业联合会：《商务报告》第11卷，第2期（1929年1月），第13页；外交部政治档案（15），Bd.2，米歇尔森（Michelsen）备忘录（1929年1月12日）。
(120) 《革命文献》第22辑，第201—203页。
(121) 《铁道公报》第3期（1929年2月），“孙科致陈伯庄”（铁路部建设局）（1929年1月16日），第54—55页；“孙科致各部”（1929年1月16日），第22—23页；“孙科致行政院”（1929年1月16日），第83—84页。
(122) 同上，《欢迎德国工业考察团筹备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29年1月21日），第143—177页。
(123) 外交部政治档案（17）：“埃德曼斯多夫（北京）致德外交部”（1929年2月10日）。
(124) 《革命文献》第26辑，第117—135页；辽东情报处情报，南京，第1卷，no.6（1929年5月6日），第1—2页。
(125) 《东亚评论》第9卷第2期（1928年1月16日），第30页。
(126) 莫尔（F.W.Mohr）：《中国的经济政策问题》，1928年9月14日演说，载《全德工业联合会会刊》第42期（1928年10月），第38—44页；也可参阅全德工业联合会编：《商务报告》第22期（1928年10月2日），第183页。
(127) 外交部政治档案（16），Bd.2，米歇尔森与阿尔腾伯格（Altenburg）备忘录（1929年1月12日）。
(128) “国史馆”，2—12.02.1/26，“蒋作宾（柏林）致外交部”（1930年1月28日）；全德工业联合会：《商务报告》第5期（1930年3月11日）。
(129)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11卷no.29，第48页，米歇尔森备忘录（1929年1月21日）。
(130) 关于这些选择，上书no.40，第69—71页的阿尔腾伯格备忘录（1929年1月29日）中有详细的内容。
(131)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11卷，no29，第48页，米歇尔森备忘录（1929年1月21日）；阿曼，第134页。
(132) “国史馆”：2—12，02，1/26，“蒋作宾（柏林）致外交部”（1930年1月28日）；同上，“国民政府致行政院”（1930年2月3日）。关于对到达上海的德国人的接待工作，见同上，2—12.02.4/2，“铁道部致国民政府”（1930年4月14日）。
(133) 联邦档案馆：西尔维尔伯格遗件，no.243，第3—4页，全德工业联合会1930年11月1日备忘录。
(134) 同上，第3页。由孙科安排的旅行线路显然没有改变，见“国史馆”：2—12.02.4/2，“铁道部致国民政府”（1930年4月14日）。
(135) 全德工业联合会：《商务报告》第16期（1930年7月），第154页。
(136) 《全德工业联合会中国考察团报告》（1930年，柏林）。该报告主要分成十四个部分：关于政治发展，一般经济问题，法律，财政，货币，私营金融，银行，交通，电业，机械工业，煤炭与钢，第26、33、34，189—190页。该报告不仅在德国政府和商业界流传，而且许多同考察团关系密切的中国官员也读到了报告复本。下列人士收到了皮革封面的考察团报告译本：蒋介石、宋子文、王伯群（交通部长）、孔祥熙（工商部长）、王宠惠（司法院长）、何应钦（国防部长）、胡汉民（立法院长）、朱家骅、陈仪、张群（上海市长）、张嘉璈（中国银行）以及许多省级官员。“国史馆”：2—12.02.4/2，“施太维（Strewe）（全德工业联合会）致蒋介石”（1930年6月19日）。
(137) 《全德工业联合会中国考察团报告》（1930年，柏林）。“国史馆”：2—12.02.4/2，“施太维（Strewe）（全德工业联合会）致蒋介石”（1930年6月19日）。
(138) 同上。
(139) 同上。
(140) 迪维尔，第66页。关于政府所支持的文化政策的局限性，参见特瓦多斯基，第18—28页，有关魏玛时期。关于中德间一般的文化关系，参见郑寿麟书。也可参阅张其昀《中德文化论集》一书中所刊载的论文。
(141) 施密特和伯利茨，第2卷，第232页，这是全德工业联合会在讨论文化政策时（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的一项重要工作。
(142) 联邦档案馆：R2/9971：《全德工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1930年11月28日会议记录》，围绕这一决定进行了辩论。
(143) 施太维引同上，第42页。
(144) 马特楚斯（Matschoss）引同上，第38—40页。
(145) 外交部政治档案（8）：《安排中国青年在德国工厂和技术部门接受培训》，1931年2月17日会议备忘录。1931—1937年间，在德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长了33%，至少有500名学生在学校注册。外交部政治档案（24），大洋彼岸的新闻报道（1937年5月14日）。
(146) 施内，第5页。
(147) 外交部政治档案（15），Bd.1，《德国在华组织机构》（1928年11月2日）；联邦档案馆：R2/9971，第46页；《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第159—160页；外交部政治档案（6）：“贝伦德（上海）致德外交部”（1934年3月19日）。
(148) 联邦档案馆：R2/9971，第36页。
(149) 雷茨曼（Retzmann），引同上。
(150)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11卷，no.29，第57页，米歇尔森备忘录（1929年1月21日）。
(151) 联邦档案馆，R2/9971，第52及以下几页。
(152) 外交部政治档案（15）：Bd.1，《德中组织机构》（1928年11月2日）；《东亚评论》第11卷第19期（1930年10月1日）；第22期（1930年11月16日）；第21期（1930年11月1日）；第23期（1931年12月1日）。
(153) 联邦档案馆：R2/10181，弗罗文（Frohwein，中国研究学会）致德外交部（1931年6月25日），副本。在同一卷宗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研究学会的章程》（1931年1月29日）。
(154) 《东亚评论》第12卷，第7期（1931年4月1日），第178页。
(155) 联邦档案馆：西尔维尔伯格遗件，no.243，第57—61页，《中国研究学会成立会议记录》（1931年1月27日）。
(156) 威廉，里施。
(157) 联邦档案馆：R2/16441，“国家信贷协会”的讨论（1931年4月23日）。
(158) 外交部政治档案（14）：“巴黎大使馆致德外交部”（1931年1月3日）。
(159) 联邦档案馆：R2/16441，“席佩尔（Schippel）致全德工业联合会”（1930年10月11日）；“国家信贷协会”讨论（1931年4月23日）。从1929年至1930年12月，官方统计的德国失业人数已从200万人以下上升到近450万人。参见兰德斯，第373页。
(160) 联邦档案馆：R2/16441，“克罗西克（Krosigk）致席佩尔”（1930年8月20日）；同上，“德国经济部致外交部”（副本）（1930年10月10日）。
(161) 施托尔贝尔，第113—114页；兰德斯，第371—372页。
(162) 兰德斯，第371页。
(163) 联邦档案馆：R2/16441，“席佩尔（德国国家银行）致全德工业联合会及财政部长克罗西克”（1930年10月11日）；“财政部致布吕宁（Brüning）总理”（1931年3月18日）；“出口担保委员会”报告（1931年4月23日），1931年4月30日呈送。
(164) 联邦档案馆：R2/16441，“席佩尔（德国国家银行）致全德工业联合会及财政部长克罗西克”（1930年10月11日）；“财政部致布吕宁（Bruning）总理”（1931年3月18日）；“出口担保委员会”报告（1931年4月23日），1931年4月30日呈送。
(165) 同上。
(166) 卡尔·埃里希·博恩（Karl Erich Born）：《1931年德国银行业的危机：金融与政治》（慕尼黑，1967年），第65—67页；兰德斯，第375—379页。
(167) 联邦档案馆：R2/16441，“席佩尔致全德工业联合会和克罗西克”（1930年10月11日）。
(168) 参见朱契：《德国实业联合会投资中国之计划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28卷，第12期（1931年），第9—14页。
(169) 施特罗克（G.Stroeke）：《1931年之长江大水灾》，《中国年鉴》（1931—1932年），第385—390页；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86页；《中国年鉴》（1931—1932年），第341—343页。
()* * 原文如此，实际上胡汉民此时没有参加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合作。——译者
(170) 孙科：《国家面临的难题》，第124页。
(171) 庞宾金（音），第51页。
(172) 同上书，第54—56页；《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年鉴》（汉堡，1934年），第31及以下几页。
(173) 沃德，第99页。
(174)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MID2657—I—357，“马格鲁德（北京）致华盛顿”（1930年3月7日）；同上，“马格鲁德（北京）致华盛顿”（1928年7月23日）。美国商业部远东处负责人对于美国人参与了那种他所想象的“大幅度增长的对华贸易”而感到担忧。联邦档案馆：R2/16441，“中国”（1930年11月），第7页。
(175) FO.405/261/no.82，“蓝普森（北京）致张伯伦”（1929年5月3日）。
(176) 路易斯·比尔（Lows Beale）（发展会议特别委员会），引自杨洸生（音）书。
(177) 《东亚评论》第10卷，第8期（1929年4月16日），第208页；第10卷（1930年5月16日），第305页；第11卷，第24期（1930年12月16日）第759页；英国海外贸易部：《英国经济委员会关于远东的报告》（伦敦，1931年）；《东亚评论》第12卷，第11期（1931年6月1日），第293—294页。
(178) 维托夫，第103—130页；《东亚评论》第12卷，第17期（1931年9月1日），第437—438页。关于飞行员和机械师的艰苦努力，参见考西第191—192页；韩素音：《一朵枯萎的花》（A Mortal Flower）（纽约，1965年），第204—205页。关于欧亚航空公司后来业务的扩展，参见《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0期（1935年10月），第2277—2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