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1938—1941
《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1934年发表的这篇评论非常恰当地表明了德国利益集团1937至1938年间在中国面临的窘境：
保留在中国主权控制下的每一平方英里的中国土地，都向外国工商界人士展现出未来加强中国经济基础的良好前景，此外并显示出中国以她的出口物资来支付日益增长的进口物资的可能性……
在日本势力影响下的每一平方英里中国土地或多或少地使其他国家工商利益受到损失……并且——除了一般的经济竞争外——加强了我们在远东市场最强劲的对手——日本的经济基础。 (1)
尽管纳粹领袖默许了在中国的军事和工业计划，但他们至少打算加强同日本的政治关系。从理论上讲，这不必以牺牲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为前提，但是中日战争最终爆发，迫使希特勒选择他的亚洲盟友。然而，他选择日本却遭到了来自德国“援华院外集团”的强烈反对，还有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和请求，并迫使中国先是向苏联，后来又向美国寻求援助。正当中德官方关系于1938年处于低潮之时，纳粹政府新任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企图通过继承帝国主义时代政策衣钵的方法来挽救德国在华利益，寻求同得胜的日本在中国实行分赃。但日本人并不愿意让德国分得一杯羹，很少为德国提供方便。1938年末至1939年，德国军方和工业界在自由中国重新进行努力——它们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过这种努力，中德经济贸易因而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得以持续到1941年中期。恰恰是在那时，在德国调停中日和平的几次努力之后，中德关系以及梦想在战后中国能够享受到比1930年代更优惠特权的伙伴关系全都完结。
希特勒、日本和中国，1937—1938年
1937年7月7日开始的那场战争是由日本声称依照防共协定而发动的。由于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脆弱的“统一战线”（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军队公开宣称它们有责任将中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联盟中解救出来。在南京，德国大使陶德曼知道这是“日本人的陈词滥调，在远东没有人会相信它”。 (2) 但希特勒意不在远东，并不准备冒险支持中国，以便失去他反苏的工具。1937年8月16日，他对部下宣称，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宣布反而使他的决心更为坚定。然而，到那时为止，他尚没有下决心彻底抛弃中图。他命令按合步楼协定已同意供给的武器和物资应尽快运往中国，并“相应运回原料，此事必须尽最大的可能瞒住”日本人 () ，但是拒绝向中国提供进一步的信用贷款。 (3)
1937年8月至1938年6月期间德国对日外交的转变，是一个已研究得比较透彻的课题。这里仅列举几个基本要素，并将重点集中在各有关方面的反应上就足够了。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陶德曼试图调解中日关系。但他受到柏林方面的限制，只能扮演递信人的角色，这种身份使他成为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的工具，而日本人的态度则随着他们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相应变化。日本人最初提出的条件在上海陷落之后出乎意料地于12月3日被蒋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在南京的进一步胜利（12月12日）促使日本系统地提出令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条件。调停的努力宣告完结，日本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宣布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因为日本已在华北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一个“维新政府”。 (4)
在德国方面，武装部队和外交部领导层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改组，预示着它将进一步支持日本。国防部长布隆堡——中德关系强有力的支持者——被撤职，希特勒亲自掌握了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此后不久，1938年2月4日，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为里宾特洛甫所取代。两个星期以后，希特勒给“满洲国”以外交上的承认。当他于2月20日向德意志帝国国会宣布这项决定时，他指出：“我不认为中国强大得足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任何进攻”；另一方面，日本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安全因素”而受到重视。 (5) 日本人非常满意，现在他们更能够坚持提出让德国停止向中国运送武器的要求。1938年4月28日，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运送战争物资，即使是那些合步楼协定中已承诺提供的物资。 (6) 在日本的进一步坚持下，里宾特洛甫于5至6月间向蒋介石召回了德国军事顾问团。
德国的反应
对帝国政策的反应表现为在德国人的同情与兴趣上不断出现的意见分歧。反对亲日路线的人从来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反对最初是公开的、畅言无忌的，后来是在政府内的：受到压抑的。不同的主张是很明显的，例如对1937年8月中苏条约的反应。当时纳粹党的喉舌《进攻》（Der Angriff）利用这一时机加强亲日宣传，而发表在《德国国防军》（Die Wehrmacht）上的一篇文章则明显反映了国防部的观点，该文宣称：面对中国人的抵抗决心，还不能指望日本人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7)
国防部国防经济处处长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将军为了支持同中国的联系而大吵大闹，他认为至少应该尊重合步楼协议。据托马斯说，希特勒的回答是：“在政治方面无信义可言，……在适当的时候，协议是可以被撕毁的。” (8) 但是，对托马斯的国防经济处来说，并不只是个信义问题：合步楼的损失不仅体现为“军火工业严重的财政损失”，而且危害到“它自身的存在”，因为“工业界撕毁合同这事已众所周知，并被竞争敌手彻底地加以利用。” (9)
政策的转变也使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受到震惊。战争刚爆发时，德国金融集团在《交易所报》（Börsenzeitung）上表达了谨慎的乐观，认为冲突不太可能扩大。然而，当战争发展趋势和纳粹党的政策明朗化之时，对新政策的反对之声便吐露出来。1938年，中国研究学会的汉斯·席普尔（Hans Schippel）竟然在《新中国》上发表一首长诗，赞颂“中国的伟大元帅”蒋介石。 (10)
根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的一份报告，德国舆论在战争的重大问题上，绝大多数站在中国一边。 (11) 这是真实的，生活在中国的德国人也是这样，大部分德国商人都通过显示亲华的感情来反对其政府的政策。据一位德国侨民说：“上海亲日的德国人屈指可数”。 (12) 举例说：汉口的德国人和德国公司向中国国际红十字会捐献的资金比该市所有其他外国人和中国人所捐献的资金总额还要多。 (13)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居住在中国的德国纳粹党党员的反对之声亦很强烈。广州的纳粹党地方支部负责人打电报给该党国外组织机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简称AO），声称在华党员对（纳粹）党的刊物发表文章称赞日本是在中国领土上的“反共堡垒”一事持反对态度。 (14) 在上海的德国人对国社党的政策不再抱有幻想，这是非常明显的，以致国外组织负责人恩斯特·威廉·波尔（Ernst Wilhelm Bohle）直接写信给该党上海负责人说，他的职责是“支持元首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个人对中国的同情以及我们的人民同志（Volksgenossen）物质上的损失都不能凌驾于元首的伟大政策之上……即使是在帝国的路线还没有能被完全理解的时候。” (15)
德国在华军队政策的化身——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也表示了抗拒。出于个人经济收入和集体的荣誉等原因，他们希望留在中国。当回国命令下达之初，冯·法肯豪森将军采取了对抗的态度：“我向蒋介石元帅保证……我个人将会履行我的合同”。 (16) 然而，里宾特洛甫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归国，顾问和他们的家庭就要承担“严重的后果”。1938年6月底，所有的德国顾问（有5人除外），包括法肯豪森本人——在向蒋介石保证他们决不会利用他们对中国军队的了解去帮助日本人之后——最终都离开了中国。 (17)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有预见性的反对声音却是来自德国驻华外交使团。外交部很早就反对在华的军事和工业努力，它发表的有关中日战争的公开声明均严守中立；但它比纳粹政府的官员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日政策的突然改变将使德国在华利益遭受损失。已随蒋介石政府迁往汉口的陶德曼大使和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埃米尔·维尔（Emil Wiehl）带头批评希特勒的政策。
陶德曼关于德国在华可能受到的损失数额的备忘录让里宾特洛甫大伤脑筋，大约价值10亿马克的财产会成为“赌博的筹码”。陶德曼问里宾特洛甫，难道能够相信“我们不再需要注意中国了吗？当中国和日本开始和谈，而此时我们又已经放弃了在华利益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或者难道可以如此肯定日本一定会成为战胜者吗？” (18) 维尔同样以悲观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谈及在华做生意的德国公司在偿付方面面临的窘境时，他特别提到，“从前，尽管财政拮据，中国总是非常严格地履行合同和责任”。但他不敢肯定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偿还尚未支付的贷款，并估计可能至少要损失几亿马克。他强调说，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在华全部德国企业损失的最小部分。他设想，出于无奈，德国可能不得不与“满洲和华北打交道，但老实讲……一切得从头做起，而这里的基础又同我们在中国所适应的完全不同。” (19)
中国的反应
开始，国民党领导人很迟才意识到柏林官方打算改变政策。中日战争爆发之初，一个由孔祥熙率领的中国官方代表团正在欧洲，他们在伦敦参加了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同时也赴德国谈判加快对华运送武器和工业品的问题。 (20) 该代表团由孔祥熙、翁文灏、海军部长陈绍宽、桂永清将军和曾任蒋介石秘书的齐焌组成，在德期间受到德国的中国院外集团所有成员的热情款待；代表团成功地完成了安排克虏伯、法本以及其他公司对华供货计划的最初任务。 (21) 7月间战争的爆发以及8月间希特勒对日政策的初步转变使孔推迟了回国日期，并将其使命改成直接为南京政府所处的状况向希特勒进行游说。
在9月3日致希特勒的一封信中，孔用希特勒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吁求，并相信纳粹德国将会站在它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忠实朋友——中国一边。9月3日的这封信首先对希特勒进行个人吹捧，称他是“一位有远见的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一位为公正、民族自由和荣誉而战的伟大战士”，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为了反击日本人关于在中国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的宣传，孔将中国形容成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在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和一个强有力的道德领袖领导下实行儒家教义的统治。它决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议会制度的衰败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壮大，日本倒很可能变成共产党国家。在经济方面，孔强调南京愿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给德国以优先权”，授予德国“重要矿藏开采特权并竭力满足德国在原料方面的需求”。此外，如果战争阻碍了中国原料的输出，中国将用它剩下的外汇来偿付德国武器款项。孔确信“无论在军事、政治或文化的意义上，中国的当权者都将能得到阁下（指希特勒）特别的理解。” (22) 孔的这番相当特殊的呼吁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另一个国民党代表团于10月抵达德国，由蒋百里将军率领，还有他的侄子、留德学生蒋复璁，留意的薛光前（Paulk T.Sih）。蒋百里希望至少能得到德国在亚洲中立的保证，但纳粹政权甚至连这一点也不予以满足。代表团在柏林郊外的达勒姆（Dahlem）待了一个冬天，毫无所获，于1938年3月返回中国。 (23) 就在这个月，临时首都武汉正在考虑派遣一个以朱家骅为“特派员”的代表团赴德，但由于中德关系在那年春天迅速冷淡下来，再做一次努力暂时不切实际；于是朱接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之职。 (24)
到1938年夏，中德关系达到最低潮。东京一家报纸宣称“中国从德国获得援助的希望已彻底破灭”。 (25) 对中国政府来说，除了苏联之外，已无别的选择，中苏于3月1日签订了一份5000万美元的易货信用贷款协议，苏联还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这就部分填补了由于德国人撤走而留下的空缺。伟大的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到此时为止尚没有以任何方式提供援助。 (26) 就纳粹政府来讲，他现在必须试图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保障德国在华利益：同日本合作。
在华北和“满洲国”寻找德国的“范围”
即使孔祥熙无法改变希特勒的既定政策，那么至少他提出的判断比纳粹决策集团所作的更具洞察力。孔告诉希特勒，假如日本成功地征服了亚洲，德国在那儿既不会得到原材料，也不会找到出口市场：“从经济上看，日本是一个工业国家，需要为自己的工业品寻找原料和市场。仅仅从这方面看，日本就决不会成为德国的真正朋友”。 (27)
但德国政府内的亲日分子却持更东观的看法：德国将会在其新盟友日本的保护下继续——实际上是扩展——它在东亚市场的地位。早在1935年12月，德国驻东京大使狄克森就极力主张“德日间就德国参与开发中国问题进行秘密讨论”， (28) 区域集中在那些日本控制最牢固的地区——满洲，特别是华北。他的设想是当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可能成为战场时，“华北五省在长时间内将成为中国最和平的部分，（大多数）人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在这一地区，私营工业可能已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但进一步的开发将是我们政府的任务”。 (29)
一位在华投资庞大的私营实业家已经赶上了日本的潮流。或许是迫于柏林的压力，奥托·沃尔夫于1937年9月同“满洲国”缔造了一项200万英镑贷款和贸易协定。 (30) 里宾特洛甫要求其他德商都这样照着做：他向他们建议，中国人在履行合同方面遇到的任何困难都可以成为他们摆脱责任的理由：“这样，我们就能在同日本人的谈判中支持（德国公司）”。 (31)
1938年春，另外两家公司，克虏伯和礼和（Carlowitz）贸易商行同日本在华北谈判易货协定，并保证立即生效。美国人以前一直垄断着天津的羊毛贸易，现在他们撤出了，到7月份，德国人占据了该项贸易的85%，并用他们的工业产品来交换。 (32) 相反，日本人却似乎很爽气。据《东亚评论》（Ostasiatische Rundschau）报道，德国货主预先得到警告，日本将在1937年底以后对该国紧缺的进口商品实行控制，因此德商便可在最后期限之前大量增加交货量。 (33) 由于这些有效的限制，1938年上半年，德国进口商品受到了日元集团的优待。1938年的头6个月，日本从德国与“满洲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进口只是1937年上半年进口总额的50%。而同一时期德国的进口则上升了14个百分点。 (34)
然而，蜜月是短暂的，只持续到德国同中国决裂已无法挽回之时。1938年8月，日本借口军事需要，禁止华北羊毛出口，从而驱逐了德国人，拆除了易货贸易的基础。另一些令人沮丧的报告开始传到德国。从前向德国工业公司订货的华北企业，许多已被日本没收，并改向日本公司订货。贷款的利息，如由津浦铁路担保的贷款，现因该路被日本控制，便不再支付。 (35) 同年底，天津的德商总会说：“有迹象表明华北的事情正如‘满洲国’发生的一样”，在日本占领以后，许多外国商人已被逐出这一地区。 (36) 在南方的上海，德商总会也哀叹“德国商人白手起家，辛辛苦苦……经营了20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并指责日本人垄断了上海的所有港口。 (37) 除了对金钱的欲望之外，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也都受到侵害。上海德侨领袖之一的保伦医院（Paulun Hospital）院长爱德华·比尔特博士（Dr.Edward Birt）就遭到一名蛮横的日本士兵的殴打。中德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不断受到日本飞机的骚扰，被迫降落。 (38) 1938年底在天津流传的一个故事最好不过地概括了这种情绪：一位喝醉酒的日本军官向他的一名德商朋友透露，尽管德日是好朋友——但德国人终将会被踢开。 (39)
面对日本的外交欺骗，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无计可施，日本尽管知道德国同北平和南京的傀儡政权完全没有关系，但仍把罪责归诸它们。 (40) 外交部不得不断定日本军方正“力求使东亚经济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按照日本的利益独自运用这种经济，并要排斥与消除所有外国的势力。”德国利益“顶多不过受到同其他任何外国利益”一样的待遇。 (41) 不久便已清楚，只有同日本举行更高阶层的全面谈判才能保护德国利益。
里宾特洛甫在就任外长前“完全不了解中国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 (42) 这是英国外相艾登（Eden）的看法，他在1937年10月曾同里宾特洛甫讨论过中国局势。但作为外长，里宾特洛甫受到各种事件的严重困扰，也受到那些满腹怨气的德国工商贸易集团的围攻。他起先相信他已解决了商业上的全部问题，因为1937年11月，一个非官方的日本经济代表团在柏林暗示，日本将准备“同等”对待德国，排斥在中国的其他国家。 (43) 然而里宾特洛甫有关德日分赃的不明确的计划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当他以备忘录形式将该方案交给日本驻柏林大使外五时，外五告诉他这种打算根本没有法定的依据。里宾特洛甫抱怨道，德国在中国已为日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外五反驳说，“直到你们自称损失巨大之时，日本才了解到德国必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数量多么庞大的战争物资啊。” (44) 关于这项计划的谈判从1938年5月开始进行，直到同年秋仍未有结果。
除了日本军队要在中国实行垄断的趋势外，更大的困难是日本政府正寻求同英国就在华的财政和经济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将不会向德国提供更多的优惠。英国不像德国，它仍然专心致力于亚洲问题，并拥有一种外交影响力。德国已经这样做过了，但正如陶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在中国所有的牌均已打完。” (45) 外五和东京所能允诺的充其量“也只是与其他列强一样的最惠国待遇” (46) ，考虑到日本军方在中国的活动，这些允诺几乎等于零。
主要经过德国经济部的努力，德日终于在1939年7月28日草签了《华北贸易协定》，10月1日正式生效。但由于仅同意德国可以参与该地区的开发，因此这份协议是微不足道的，反而成为德日关系方面非经济因素矛盾的牺牲品。由于日方对8月宣布的德苏条约大为震惊，德日关系，尤其是德国同日本军方的关系达到冰点。德国新任驻日大使欧根·奥特（Eugen Ott）被告知：“现时的欧洲局势”使得“该协定不可能于10月1日生效”。协定将被延期，“直到能够确定实际环境已显示出能够重新执行该项协定为止”。 (47)
必须注意的是，不论是否同日本分赃，德国在华北有利可图的投资期望——像日本自身在该地区的志向一样——并不切合那儿的经济现实。战争和占领已使经济遭受破坏，正如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远东分公司所报告的那样，“日本人实际上只是控制了铁路线……在这种条件下，从内地运输货物便遇到极大的困难。” (48) 除了交通困难之外，日本特定的政策促使经济恶化：北京傀儡政府印发了数额巨大、毫无信用的钞票，结果迅速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日本人统购政策下所强制实行的农产品低价格政策致使农产品出口严重减少，跨区域的贸易受阻。 (49) 天公亦不作美，1939年一场大水灾，综合上述因素，结果导致农业大歉收。当德国人在想象着输出机械、机床和化学制品时，1938年和1939年（华北）更大的进口需求却是谷物和面粉。 (50)
尽管德国人做出了所有的努力来保证它在华北的最惠国地位，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德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实际蒙受了更大的损失。德国在华北进口中所占比重已从1937年的18%，下降到1938年和1939年的6%。 (51)
最后，“满洲国”的情况又怎样呢？德国也希望在它们的“联盟”保护之下建立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在承认新京政府 () 之前，希特勒曾对意大利大使炫耀说，当然“我们得要求日本人为我们的贸易提供某种保证。” (52) 然而由于纳粹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想显示对日本人的亲善，里宾特洛甫决定，“鉴于一个划分精确的优惠权要花太长时间”，德国在“满洲国”新地位的详细内容将在稍晚时候再制订。据此，维尔被授权同“满洲国”贸易专员加藤举行谈判，试图用一个协议来取代那个不痛不痒的保证，该保证承认：“一有可能”德国就可以得到“最惠国地位。” (53)
经过7个月的谈判，1938年9月14日形成了一个德满易货条约，而该条约与其说是一个新的优惠协定书，倒不如说是1936—1937年协定的续订，增加的主要条款是，若“满洲国”再一次无力购买德国货物，则德国将提供一笔4500万马克的新购货贷款。这笔贷款将用额外的——但却是没有人要的——满洲出口产品来偿还，因此德国实际上同意向这个傀儡国家大量支付它们自己的出口商品。 (54) 该协定在1939年5月31日又得以延续，并稍加扩大，从而又安排了一笔4500万马克的新信用贷款，与此同时，还允许：“满洲国”延期偿还他们得到的第一笔贷款。 (55) 这些协定确实使贸易有一点扩大，尽管主要是靠1936—1937年的协定才取得进展。 (56) 然而，这些交易根本无法弥补德国对中国贸易的损失。例如，“满洲国”输入德国的价值7690万马克的货物中，大豆为6990万马克，菜油为280万马克，根本没有重要的矿砂与金属，而金属矿的出口完全被日本人所垄断。 (57) “满洲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德国输入的机器、机床和载重卡车无疑帮助了“满洲国”工业现代化的五年计划（1937年宣布的）：例如，尚和钢铁厂便能够雇佣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并以优惠的条件购买德国的机器。 (58)
德国同“满洲国”的贸易并不能指望得到长期的利益。正如德国国防经济部在评述该计划的一篇论文中所争辩的那样，同“满洲国”贸易的三边性质（它听任更多的工业原料运往日本）将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工业，这反过来又使日本有更大的力量来促进它在“满洲国”的工业发展。非但不能保证德国更多地参与该地区开发，未来的前景将只会是“日本完全控制住满洲的工业。” (59)
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满洲国”完全失去了它对德国的市场价值（1940年同“满洲国”的贸易仅仅是1939年的8%），它只能作为有限的货运过境地，这些货物将经由西伯利亚铁路横穿欧亚大陆运往德国。1939年10月1日，德国就利用这条铁路问题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但困难依然很大。日本人每个月仅提供一艘轮船用于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运送货物，后来仅勉强增加了船只数量。语言障碍，缺乏训练有素的职员，在过境许可上的延误，德、俄、日官员之间相当严重的不信任，这些均致使纳粹上演的德国亚洲市场之梦这出蹩脚戏的最后一幕草草收场。 (60)
德国和自由中国，1939—1941年
除了德日经济会谈之外，德日间的军事和政治谈判在1939年间继续进行。这些谈判也毫无结果，并于同年受挫，因为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宣布使日本大为震惊。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向他的军队指挥官们透露了对日本的不满：“自从1938年8月以后，我就发觉日本不会无条件地跟随我们……我已决定同斯大林合作……我同日本的联盟从不受欢迎。此外，我们将在远东制造混乱。” (61)
在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该条约受到热烈欢迎。8月28日，中国驻柏林大使陈介拜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aecker），表达了改善中德关系的愿望。 (62) 事实上，即使是在1938年黑暗的日子里，德国对蒋介石的兴趣也从没有完全消失。
直到纳粹—苏联条约签订之前，纳粹集团都在继续攻击和冷落蒋介石政权。当陈介于1938年9月试图向希特勒递交国书时，却被搁置了几个月而无人理睬。 (63) 在1938年纽伦堡党代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称国民党掘开黄河大堤（试图阻止日本人的推进）是一种“比日本的飞机轰炸还要野蛮得多的罪行。” (64) 1939年1月，希特勒告诉国会，中国人的胜利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东亚的胜利——一个除了国际犹太人之外对任何人都无益处的胜利”。 (65)
但是在宣传的背后，那些过去参与大规模对华贸易的人士却在补救与修复中德关系。许多“自由”（反日的）评论继续在亲商界的出版物上发表，尤其是《法兰克福报》（Frank furter Zeitung）。 (66) 中国研究学会继续发挥作用：在1938年7月为中国大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该学会主席赞扬蒋介石和中国的“公正抵抗”，并声称绝大多数德国人都保持着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67) 大部分在华投资者，包括法本和奥托·沃尔夫都继续支持中德文化组织。 (68) 在政府中，经济部和国防经济部试图在中德间维持一些礼仪上的关系。例如，当容克斯飞机公司准备偿还重庆购买飞机的预付款（因为这些飞机将不再交付中国）时，戈林加以阻止，并宣称“偿还意味着支持蒋介石！”但经济部长冯克（Funk，他于1938年内阁改组时取代了沙赫特）私下保证将通过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偿还这笔款项。 (69)
1938年初，亲华的力量已适应了变化了的形势。汉斯·克兰返回中国，计划建立一个中德进出口银行，其他对华友好的国家也可参加。 (70) 尽管这一计划无法实行，但由克兰创建的中德贸易最初的媒介——合步楼不仅还在运作，而且到1938年底和1939年初注入了新的活力。
合步楼在1937年秋名义上属于戈林的四年计划办公室管辖。然而1938年10月，德国经济部控制了它的股份，代表该部的德国审计信托公司（Deutsche Revisions⁃und，Treuhand⁃Gesellschaft）成为合步楼的官方拥有者。在其作用有效地扩大方面——这是长期以来德国在华利益趋于垄断的真正顶点——合步楼由一个纯粹的贸易商行转变成为对所有在自由中国的德国商社实行管理的组织，根据提供的商品将它们划分为“组”。 (71) 1938年夏，合步楼新任“全权代理”赫尔穆特·沃伊特（Hellmuth Woidt）博士前往汉口，并于同年10月19日同孔祥熙签订了一项新的合步楼协定。新协议倡导每月交易货物1000万法币（合750万马克），放宽了对中国偿付条件的限制，允许继续向中国运送德国工业产品以及中国矿砂输往德国。 (72) 它对戈林1938年春下令对华实施武器禁运一事作出广义的解释，同意那些在易货协定之前订购的物资可以运送，但新的订货必须支付外汇。然而，甚至连后面的这个限制也没有完全遵照执行，德国的武器和机器又开始通过香港流入退却中的国民党政权手中。在香港，合步楼的代理人路德维希·维尔讷（Ludwig Werner）同中国国防部设在那里的一家经过伪装的公司一起工作，安排货物运往内地的广西和云南，先是途经广州，后来假道海防。 (73)
在柏林，这些既成的事实使里宾特洛甫受到公开的羞辱，1939年4月13日，他下令停止装运。但经济部长冯克却辩解道，这是恢复“德国原料需要的利益”，他并告诉外长，无论如何，价值30万马克的物资必须在那一天运出：“这些货物已经装上轮船……他请求（外交）部予以理解”，维尔是这样记录的。 (74) 里宾特洛甫只好顺应了形势发展，对这位外长所做的唯一让步是，将来德国军事装备应该以零部件的方式运抵中国，再在那里加以组装。 (75)
尽管奥托·沃尔夫公司在“满洲国”也有了新的利益，但它也支持自由中国。沃尔夫本人是反对纳粹的，同前施莱切尔（Schleicher）政府关系密切（实际上，在1934年6月的清洗中，施莱切尔就是在属于沃尔夫的一幢房子里被党卫队暗杀的）。沃尔夫任用那些愿意逃离德国的受迫害者到中国办事处工作，其中包括几名犹太人和至少一名共产党员。 (76) 此外，他也真正是“对华友好”，考虑到战争所造成的困难，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都准许中国延期偿还贷款。从对铁路合同的影响方面来说，要这么做是很困难的，因为付款要依靠铁路运营的收益；但贷款的偿还被同意延长到1938年，当时中国的欠款已达700万马克。 (77) 1937年底和1938年初，沃尔夫第二次访问了中国，此时他的雇员参加反纳粹宣传 (78) ，并在香港为中国情报机关工作， () 他却故意视而不见。
至于沃尔夫成功地向中国汽车公司提供了数千具汽车底盘之事，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由于这样和那样的贡献，他受到中国人的敬重，当他于1940年逝世时，重庆制作了一块悼念匾，蒋介石也向在科隆的公司总部发去了唁电，声称中国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最有益的朋友”。 (79)
在1939年春夏之际德日关系冷淡期间，德国人对重庆政权的支持更加广泛。外交部在昆明开设了一个德国领事馆，经由印度支那铁路和仰光公路的援华货物都运抵该市。 (80) 在柏林，受到希特勒冷落的陈介大使同年春得到中国研究学会的尊重。宾客名单里皆是中国的老朋友：尤利乌斯·德普米勒（Julius Dorpmiiller），德国前总顾问法肯豪森和柯瑞伯，国防经济部的托马斯将军。 (81) 英国驻东京大使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十分惊诧：“德国既能够组织中国人进行抵抗，并向中国提供大量武器，而至少还能在面子上保持对（日本）的友谊。” (82) 克莱琪（Craigie）或许并不懂得正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多元性才导致了这一明显的矛盾。或许日本人也不明白这一点：同年初夏，他们的军用飞机在轰炸重庆时，炸毁了标记明显的德国公使馆，同时也袭击了合步楼办事处。 (83)
1939年，由德国来斡旋中日和平的想法再度萌生。同年3月，经济部长翁文灏就此事与他的德国同僚——德经济部长冯克进行了接触，并于10月由中国驻柏林外交官正式提出这项计划。该外交官通知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蒋介石仍然是非常亲德的”，“德国的调停将给德国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带来优越的地位”。 (84) 同时，孔祥熙提议就扩大以德国武器弹药换取中国钨砂的易货协定问题展开谈判，而中国有一些钨砂当时已供给苏联。如果德国能够同意的话，孔表示愿意“保证今后50年之内均可向德国提供钨砂。” (85) 这两项倡议皆因里宾特洛甫的干预而未能实现，但即使是外长本人也越来越不对日本抱有幻想了，乐于考虑一项建立在德国产品基础之上的新的易货贸易，但武器不在交易之内。 (86)
最后的努力
不管怎样，1939年9月欧战的爆发使一直存在的中德合作前景趋于复杂。1939年，德国在对华进口中还占据第三位，贸易额占12.64%，其中绝大多数输往自由中国——不过，从急剧减少的中国贸易状况中确实可以察觉到1938—1939年间，中德贸易下降了一半，贸易总额仅有1.102亿马克。然而，1940年间，德国对华出口额再度猛降，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6.45%。 (87) 由于英国和法国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加强了控制，而使得利用这些路线更加困难，即使当时日本还没有切断它们。然而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对钨砂输德是有帮助作用的，当时允许伪装成苏联所购货物的钨砂经香港出口，用苏联货船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通过漫长的跨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运往德国。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总数已从1938年的8962吨下降到1939年的4142吨，几乎所有这些都是在1939年头三个季度中运到的。 (88) 苏联自1938年以来通过它同重庆签订的易货协定，已获得了中国钨砂产量的很大部分；但由于德苏经济合作在1940年所取得的进展，德国也从中国获得了约420吨钨砂。除了西伯利亚铁路之外，矿砂还通过陆路运输，“由骆驼和卡车沿古丝绸之路”运往阿拉木图，然后转道莫斯科运往德国。 (89)
不能再期望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德国对华提供武器了，且由于德国人用缴获的波兰装备作替代品，蒋介石对（德国）也不再感恩。 (90) 但1940年期间，德国在重庆的影响仍然很强，这同中德贸易规模以及居住在这个战时首都的德侨数量均极不相称。当时的德侨基本上是这些人：5名不顾纳粹的威胁依然留在中国为蒋介石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奥托·沃尔夫公司和礼和洋行的几位代表，记者沃尔夫·申克（Wolf Schenke）——他兼任德国国防军情报机构驻重庆的代表，德国代办比得尔博士（Dr.Bidder），蒋介石的保镖瓦尔特·斯特涅特，以及合步楼代表路德维希·维尔讷。自由中国还对德国抱有期望，维尔讷在整个战争期间均住在重庆，并靠孔祥熙提供的薪金生活这一事实，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91)
在1940年5月，合步楼的账簿上还有总值9900万马克的中国订货，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已经付款但还未收到货的项目（如潜水艇）。 (92) 到1940年7月，考虑到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可能使它的地位比斡旋亚洲和平时更加强大，中国对德国的兴趣更多在于政治而不是经济了。1940年上半年，德日关系仍然冷淡，尽管日本人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订之后力图恢复日苏关系，也尽管在德国对低地国家 () 的胜利（1940年5月）后，日本希望加入柏林—罗马轴心国。 (93) 在日本几乎完全处于外交孤立的时刻，由朱家骅领导的重庆亲德力量为获取德国支持对日谈判而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们提出了重建传统的中德友谊的承诺。5月在柏林进行了试探，当德国6月对法国的闪电战取得胜利后，这项工作的劲头便更足了。 (94)
1940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周年——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家骅致函德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威廉·凯特尔（Welhelm Keitel）元帅。朱就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向凯特尔表示祝贺，称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对“从事自救斗争的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极好的教育”。朱竭力主张德国应利用它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来建立欧洲和平并将它的注意力再次转向远东。在做了日本决不会打败中国，也根本不能够帮助德国的警告之后，他暗示，现在是德国通过外交途径介入中国利益，保证其在战后中国的地位的时候了。由于德国处于统治地位，孙中山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发展中国”的愿望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有望变成现实：
我们需求德国援助的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民的想象。中国人民深入而普遍地尊重德国的科技和工业。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对贵国的政策（总是）有一种亲密无间的特殊感情。从孙中山时代直到现在，这种感情从没有消逝。因此，在战后所有的重建工作中，我们必须得到你们更大的援助。无论在任何领域，以何种方式，中国的复兴都能使德国受益。 (95)
两个星期以后，申克向德国国防军报告说，蒋介石计划派一个高级代表团赴柏林进行谈判。 (96) 在德国此次斡旋和平中，自由中国所要求的条件不详，但在上年秋天，中国大使陈介就已建议，中国愿意正式承认“满洲国”，并同意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特权，以换取日本军队从华北非全面撤退。 (97) 这些条件似乎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日本对华政策在他任内得以调整——在1940年夏末乐意制定的谈判条款比较接近，尽管该方案以重庆与汪精卫傀儡政府间的协议为前提条件。 (98)
这一尝试因德国在“不列颠战役”中未能征服英国而告吹。希特勒因此变得更愿意听从日本人关于建立一个联盟的意见，这主要是为了阻止美国参加一场两面战争，促使美国人放弃英国。一个主要是泛泛而谈的“防御联盟”经过谈判迅速变成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三国同盟条约”。 (99) 在一次愚蠢的外交行动中，里宾特洛甫试图迫使蒋采取一项在政治上根本办不到的步骤：参加“三国同盟条约”（1940年9月27日该条约签字时他未参加），当此事在重庆传出后，引起了蒋介石的共产党盟友的强烈反对，他们指控“中国的动摇分子”正企图发动“一场新的反共运动，并以此作为中国向日本投降的理由。” (100)
即使是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德国斡旋和平的机会也还是存在，因为当时日本正威胁说，如果重庆依然不屈服的话，它将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里宾特洛甫此时根本不是一个“诚实的中间人”，尽管由新任驻德武官桂永清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于1940年秋抵达柏林，但纳粹和日本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威胁，致使斡旋失败，迫使中国更明确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在日本承认汪精卫的同一天（1940年11月30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给予重庆1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101)
此后，经常谣传中德要恢复友好关系，这似乎主要是重庆为了获得美国更多的援助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例如，蒋介石1941年初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声称，除非民主国家增加对重庆的援助，否则中国将认为完全有理由转而依靠轴心国家，包括同日本媾和。 (102) 但是希特勒1941年6月对苏联的进攻，虽然疏远了日本，也结束了德国和自由中国之间残留的最后一线联系。为了平息日本的怒气，德国于1941年7月1日承认了汪精卫政权，重庆第二天就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甚至在这以后，西方报刊上还谈到在重庆存在一个由亲德官员（大概以朱家骅、孔祥熙和俞大维等人为首）领导的“纳粹阵线”。 (103) 直到1941年12月1日，官方的重庆电台还宣称，如果西方国家不赶快提供更多援助的话，中国可能被迫与日本和解。 (104) 只是在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美国直接卷入了对日战争后，中国才最终停止了同德国的调情，并于1941年12月9日对德宣战。
如果说中国人在美国找到了武器和信贷的新来源，他们的钨砂也输往美国的话，那么德国人就再也无法找到这种战略矿砂的替代来源。正如翁文灏1939年对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在最好的时候，德国人“也坦率地说，德国并不满足于目前的原料供应，而必须进行储备”。 (105) 但是从德国国防经济部和统帅部矿业经济办公室的战时档案中可以清楚看到，尽管自1933年以来，德国采用了哄骗、投资和订合同等各种方法，但它们的储备仍然不足。当它们的日本伙伴得到了中国钨砂生产能力的一部分时，它们就为自己留着。 (106) 1943年11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向希特勒报告，将不会再有更多的矿砂进口了，供应最多只能持续10个月。 (107) 当德国受到矿砂即将用尽的威胁时，军队军械部门官员的反应可想而知。在最后的阶段，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易货贸易计划，“设立在中国的德国（贸易）公司”应该购买钨砂，并用黄金来支付。 (108) 但这些公司——德国政策本身的牺牲品——已经不复存在了。
(1) 《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Geopolitik）第2期（1934年9月），第568页。
(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476，第748页，“陶德曼（南京）致德外交部”（1937年8月1日）。
()* * 继续运送武器的问题成为第三帝国政府内暗斗的主题。1937年10月18日，戈林利用他掌握“四年计划”大权，下令停止所有的装运工作。而这项命令下达仅仅两天，就被军方完全改变。国防部长布隆堡当时通知戈林，他已命令有关军官以更隐蔽的方式来继续进行这项生意。货物被伪装起来，由丹麦轮船运送到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并责成参与者严格保密。《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S2，第772页，海德—林希备忘录（1938年10月22日）。
(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478，第750页，“里宾特洛甫备忘录”（1937年8月17日）。
(4) 关于外交上的转变，参见琼斯：《日本在东亚的新秩序》；特奥·佐默尔；普雷塞森；劳尔。关于蒋介石临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参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28，第787页，“陶德曼（汉口）致德外交部”（1937年12月3日）。关于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参见博伊尔书。
(5) 《国际事务文件》，第8—9页。
(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79，第856页，“维尔备忘录”（1938年4月28日）。
(7) 汤因比和鲍尔特，第298页。
(8) 托马斯：《思想与事件》，第539页。
(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94，第874页，施特拉赫维茨（Strachwitz）关于对华交付军火的备忘录（1938年6月15日），附于“维尔备忘录”（1938年6月16日）中。1937年8月17日前签订的合步楼武器合同总额已达2.18亿马克；而8月17日以后缔结的通过合步楼购买的武器合同仅价值0.47亿马克。同上。
(10) 汤因比和鲍尔特，第298页；《新中国》第4卷，第31—32期（1938年11—12月），第36—38页。
(11) 《中日战争与世界舆论》。
(12) 访问瓦尔特·斯特涅斯。
(13)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195，roll 164，第137469—137471页，“汉口总领事馆致南京”（1937年10月4日）。
(14)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195，roll 164，第137465—137466页，“库尔特（H.D.Kuhrt，广州）致纳粹党外组局”（AO）（1937年9月1日）。
(15)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195，roll 1624，D700692，“波尔（柏林）致拉赫曼”（Lahrmann，1938年6月18日）。
(1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80，第860页，“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8年5月9日）。
(1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92，第872页，“里宾特洛甫致陶德曼”（1938年6月13日）。也可参见《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89—94页；法肯豪森：《回忆录》，第80—83页。
(18)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432，“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8年3月3日）。
(19)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441，“维尔备忘录”（1938年2月20日）。
(20) 关于孔祥熙动身前往欧洲的目的参见《国闻周报》第14卷，第14期（1937年4月12日）第55—56页；以及第24期（1937年6月20日），第53页。关于孔此次访问的一般性描述参见瑜亮，第121—137页；顾僧（音），第180—182页；程天放，第183—195页；李毓万：《为国尽瘁之孔祥熙先生》，《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1978年3月），第83页。
(21) 孔祥熙6月份访德的详细情况见《新中国》第3卷，第22期（1937年7月），第26—32页。
(22)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195，roll 164，第137456—137463页，“孔祥熙致希特勒”（1937年9月3日）。关于孔氏同年秋天试图影响德国政策的努力参见联邦军事档案馆：RW5/315，尤其是“汉斯·克兰关于同孔会谈的报告”（1937年12月10日）。
(23) 访问蒋复璁；包华德，第1卷，第316页；《蒋百里先生全集》第1册，第1—78页。
(24) 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45页；包华德，第1卷，第439页。
(25) 《朝日新闻》，引自《密勒氏评论报》（1938年8月27日），第425页。
(26) 阿瑟·扬格：《中国战时金融》，第98—99页。(https://www.daowen.com)
(27)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195，roll 164，第137459页，“孔祥熙致希特勒”（1937年9月3日）。
(2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4册，no.479，第956页，《关于德日军事与政治合作可能性的备忘录》（1935年12月28日），附于“狄克逊（东京）致埃德曼斯多夫”（1936年1月1日）。
(2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64，第826页，“狄克逊致德外交部”（1938年1月26日）。
(30) 布洛赫：《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第38页。
(31)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436，“克洛丢斯（Clodius）致陶德曼”（1938年2月26日）。
(32) 《德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华北羊毛的经销商》，《远东观察》第7卷，第25期（1938年12月21日），第300页；考西，第361页。
(33) 布洛赫：《德日的伙伴关系》，第244页。
(34) 布洛赫：《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第42页。
(35) 考西，第361页。
(36) 罗辛格：《远东与欧洲新秩序》，第358页；关于来自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的抱怨，参见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467，“维尔致上海总领事馆”（1938年12月17日）。也可参阅考西，第362页。
(37) 同上。
(38) 考西，第360页。
(39) 考西，第362页。
(40)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439，“（天津）致德外交部的商务报告”（1938年11月10日）。
(41)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477，“劳腾施拉格尔致德外交部”（1938年7月10日）。
(42) FO436/1，F8697/9/10，“艾登致亨德森（柏林）”（1937年10月27日）。
(43) 琼斯：《日本的新秩序》，第92页。
(4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88，第867—868页，“里宾特洛甫与日本大使外五会谈备忘录”（1938年5月20日），该备忘录于1938年6月2日呈交。也可参见里宾特洛甫的《提醒》，第866页，他叙述了德国希望在华北所取得的地位。
(45)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roll 3185，E526410，“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8年3月31日）。
(4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88，第867—868页，“里宾特洛甫与日本大使外五会谈备忘录”（1938年5月20日），该备忘录于1938年6月2日呈交。也可参见里宾特洛甫的《提醒》，第866页，他叙述了德国希望在华北所取得的地位。
(4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8册，no.27，第26页，“奥特（东京）致德外交部”（1939年9月8日）。
(48)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82，roll 75，第232566页，德法格（Defag）“形势报告”（上海，1940年1月1日）。
(49) 诺曼·汉维尔（Norman D.Hanwell）与库尔特·布洛赫：《华北的饥荒》，《远东观察》第9卷，第6期（1940年3月13日），第67页。例如，华北最大的主顾日本发现它从该地区的进口由1938年的0.78亿元到1939年头7个月下降到800万元（中国货币）。
(50) 施密特：《华北：1939年的外贸》，《东亚评论》第21卷，第8期（1940年8月），第146页。在1937年间，华北（经过天津港）进口了价值420万黄金单位的机器和机床，价值75.1万黄金单位的谷物和面粉；到1939年，机器和机床的进口上升幅度不大，价值580万黄金单位，但谷物和面粉的进口却一跃上升到3940万黄金单位。
(51) 同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华北进口量的增加（从1937年的37%到1939年的53%）看来似乎是在损害了德国利益的情况下取得的。英国同期在该地区的进口实际上有所上升（从16%到19%），而美国只是略有下降（从12%到11%）。
()* * 1932年2月伪满洲国建立时，将长春改名为新京。——译者
(5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26，第786页，“德外交部致罗马大使馆”（1937年10月27日）。
(53)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515，E637087—637088，“维尔备忘录”（1938年3月24日）。
(54) 协定原文见同上，E367315以下几页。
(55) 续订的协议原文见《1941年远东年鉴》（东京，1941年），第670页。
(56) 通过这些协定，德国同“满洲国”的贸易不平衡额很高，1936、1937、1938和1939年分别是3720、5290、4970和4180万马克。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82，roll 92，第248484页，国防经济部论文：《“满洲国”的国防经济》（1940年9月15日）；第248502页。
(57) 同上。
(58) 罗辛格：《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远东政策》，第426—427页。
(59)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82，roll 92，第248484页：《“满洲国”的国防经济》。
(60) 来自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的报告，见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82，roll 63，第213350页。
(61) 普雷塞森，第218页。
(6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7册，no.327，第333页，“魏茨泽克（Weizsäcker）备忘录”（1939年8月26日）。
(63) 考西，第355页；这是对于中国政府直接请求的回答，该政府曾向德国驻华代办提出请求，在那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不要提到中国。马丁·费舍尔，第22页；第357—358页；第363页；第363—364页。
(64) 同上。
(65) 同上。
(66) 同上。
(67) 考西，第355页；这是对于中国政府直接请求的回答，该政府曾向德国驻华代办提出请求，在那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不要提到中国。马丁·费舍尔，第22页；第357—358页；第363页；第363—364页。
(68) 参见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82，roll 73，第229983页及以下几页中的有关通信。
(69)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556，“劳腾施拉格尔致德外交部”（1938年11月22日）；同上，E526352（1938年12月9日）。
(70)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480，“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8年1月29日）；访问齐焌。
(71) 访问路德维希·维尔讷（1977年8月8日）。
(72)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371，“维尔致汉口”（1938年8月6日）；E526385，“费舍尔（重庆）致德外交部”（1938年10月13日）；E526364，“费舍尔致德外交部”（1938年10月19日）；阿瑟·扬格：《中国和援助之手》第60页；《新中国》第5卷第34期（1939年3月），第73页。
(73)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385，“维尔致汉口”（1938年6月4日）；访问路德维希·维尔讷（1977年8月8日）。
(74)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roll 179，第145247页，“维尔回忆录”（1939年4月14日）。
(75) 参见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Peck）在同翁文灏会谈后，于1939年3月28日致国务卿赫尔（Hull）的报告，见《美国外交关系（1939）》，第661页。
(76) 海尔曼，第149页；电话采访汉斯·雷斯（Hans A.Ries）（1978年8月12日）；访问瓦尔特·斯特涅斯、弗莱特欧。
(77)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7072，roll 3185，E526480，“张嘉璈致奥托·沃尔夫”，附于“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中；E526470，“张嘉璈致沃尔夫”（1937年12月10日）；E526433，“克洛丢斯致汉口”（1938年3月1日）；联邦档案馆：R2/16443，德国审计信托公司：《清单：从中国担保金中得到的补偿》（1939年3月3日）；也可参见R2/16442，“沃尔夫致沙赫特”（1937年9月9日）。中国汽车公司的那笔款项中国人至少到1941年才通过上海的银行账号汇往德国。访问弗莱特欧。
(78) 访问斯特涅斯、弗莱特欧以及海尔曼·吕特尔（Hermann Noether），1978年2月3日。
()* * 蒋的私人卫队司令，德国人瓦尔特·斯特涅斯（Walther Stennes，前冲锋队领导人，1933年曾被纳粹囚禁）也领导着“委员长空中运输中队”，这是抗战前几年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通过外国人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团体。参见德雷格书，阿特莱（Utley）文第9页，梁希辉书，第117页。
(79) 《科隆评论》（Kölnische Rundschau）（1975年5月22日）。该匾显然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访问克劳斯·舍费尔（Klaus Schäfer）。
(80) 考西，第365页。
(81) 考西，第366页。
(8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8年），no.207，第189页，“克莱琪（东京）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11月4日）。
(83) 考西，第367页。
(8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8册，no.201，“克诺尔（Knoll）备忘录”（1939年10月5日）。
(8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8册，no.345，第397页，“比德尔（重庆）致德外交部”（1939年11月11日）。
(8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8册，no.368，第418页，“里特尔备忘录”（1939年11月17日）。
(87) 联邦军事档案馆：WiⅡC，2，国防经济部论文：《东亚的经济情况》，附表：《德国同中国的国际贸易》（Deutschlands Aussenhandelmit China）。
(88) 联邦军事档案馆：Zug51/66，no.33，国防经济部论文：《中国的经济力量》，附录十二；耶尔格—约翰内斯·耶格尔（Jörg⁃Johannes Jäger）：《第三帝国对外国的经济依赖——以钢铁工业为例》（柏林，1969年），第264页。
(89) 耶格尔，第267—268页。
(90) 考西，第372页。
(91) 访问路德维希·维尔讷（1977年8月8日）；访问弗莱特欧。申克，第37—39页，第47页，第159页。也可参见在重庆的德国人档案，藏于“国史馆”，外交部281/25（1940—1941年）。
(92) 访问路德维希·维尔讷（1977年8月8日）。
()* * 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
(93) 马丁：《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德国》。
(9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9册，no.327，“魏茨泽克备忘录”（1940年5月27日）。
(95) “朱家骅致凯特尔”（1940年7月7日），见《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657—659页。
(96) 联邦军事档案馆：Zug51/66，no.95a，电报，“重庆致国防军总司令部”（1940年7月20日和22日）。
(97) 马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倡议与强权政治》，第413页。
(98) 马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倡议与强权政治》，第419页。
(99) 马丁：《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德国》，第608页。
(100) 马丁：《和平倡议与强权政治》，第419页；关于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抗议，引自《美亚杂志》（Amerasia）第4期（1941年2月），第545—546页。也可参见考西，第383页。
(101) 关德懋：《烽火柏林的外交生活》，《传记文学》第28卷，第3期（1976年），第52—58页；第4期，第49—50页；马丁：《和平倡议与强权政治》，第421页；阿瑟·扬格：《中国的战时财政》，第105页。关于1940年秋的“和平攻势”文件参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1册，nos.257、270、315、336和527。
(102) 引自考西，第384页。
(103) 泰勒（J.Taylor）：《在中国的纳粹阵线》，《美亚杂志》（1941年12月），第433页。
(104) 考西，第390页。在德国承认汪精卫政权的同一天（1941年7月1日），德国在重庆的消息来源报告说，孔祥熙急切地要同柏林重新对话。申克在6月30日报告道，重庆对于德苏战争的爆发公开表示高兴，同样也期待着“德国人的巨大胜利”。重庆对苏联的援助已感到不甚乐意，这是因为直到德国进攻苏联之前，苏联仍然侵占着中国在中亚的领土；由于德国的进攻，他们的军队才被迫撤退。他们还怀疑苏联暗中援助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抱怨俄国人在向重庆提供援助时在原材料方面的要价太高。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191，roll 180，第138808页。然而，应该值得注意的是，申克的报告对1940年以后德中合作的可能性估价过高。当时可能存在的合作形式只限于突破封锁线进行走私：参见“国史馆”：外交部，312—116/30，尤其是“翁文灏致外交部”（1941年1月31日）。
(105) 《美国外交关系》，第661页，“佩克致赫尔”（1939年3月28日）。
(106)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82，roll 63，第213164页及以下几页。
(107)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的内幕》（纽约，1970年），第316页。在1941—1944年期间，葡萄牙与西班牙是德国钨矿的主要来源。四年中，他们能够供应给德国的钨矿总数只有4112吨，还不到中国对德出口钨矿最多那一年数量的一半。1943年初，希特勒本人也直接关心钨的短缺问题，同年7月，某些类型的军火因缺钨而被迫停产。耶格尔，第267、281页。也可参见詹姆斯·科塔达（James W.Cortada）：《美西关系、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塞罗那，1971年）。关于从东亚继续进行的有限的钨矿走私，参见米夏克斯书。
(108) 参见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82，roll 63，第213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