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工业战略1931—1933
中德欧亚航空公司在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开端之后，在南京十年期间一直是中外合作和南京政府现代化努力的一个典范。从几个方面去看，中德欧亚航空公司都堪称是以上这两个过程的缩影，代表中德合作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依据的是孙中山所主张的原则，又诞生在一个政治混乱、内部倾轧严重的时期。此后，它以超越所能预想的规模得到增长，并发现自身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主要是可被用来为中国政府的直接需要服务。
欧亚航空公司是根据孙中山为中外企业制定的原则设立的，股份的大多数和公司的关键位置均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因而，它是这样的一种本质上并不属于外国而为国有的企业。不过它的产生方式所反映的中国在规划上的自主决定，远不及中国政府机构内部的政争，而这些机构本身又是易受国际经济压力影响的。在南京政府正式确认建立民航公司的原则之前，它发现自己面对两个方案。一个是孙科自行其是，答应一位美国人所提的关于建立国内航空运输网的建议，此举结果是创建了中国航空公司，但这被交通部长王伯群认为是对他所控制领域的干扰。王从1927年起就一直与德国航空公司谈判，他用创设一个与德国人合作的相类似的航空网，来回应孙科的行动。王伯群后来因贪污而受到调查，但此时明显是与朱家骅合作，朱在1932年取代王当了交通部长。 (1)
随着这不祥开端而来的，是欧亚航空公司在1932年后相当大的发展。至1933年底，上海、南京、北平、汉口和重庆都通过空中航线被联系起来。到1936年时，一个人能在8小时内从北平飞往广东，从上海直飞新疆西部的塔城，而主要由德国容克斯制造厂所制造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世界上也是最新式的。 (2)
人们一直在说：这些航空服务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一体化大多并不相干。事实上，维托夫（Bodo Wiethoff）一直认为，远程航空邮政服务的发展意味着农村邮政服务的进一步恶化，因为，为有利于现代空中运输的发展，地面服务反而被削减了。 (3) 人们于是进一步认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国民党不顾中国的具体环境而追求进口的、现代的方式。用维托夫的尖锐的措辞来讲，民用航空使政权“高高凌驾”于中国之上。 (4)
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民用航空很好地适应了蒋介石政府所制定的高于一切的重点任务，即：1931年以后，为了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作为前提的应是在南京政权领导下中国政治和军事的统一。空中联络首先被理解为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工具，重要的政府邮件现在可以迅速地通过空中航线传递，足有40%的欧亚航空公司的旅客是公务乘机，欧亚航线也常常根据蒋介石的政治需要而动辄突然改变。 (5) 从这一角度来看，南京把欧亚航空公司确认为成功的中外合作的典范，这一信念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中国重工业的创立，是国民党发展努力的重心和中德合作的最主要的部分。关于那个过程的想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孙中山那里，而过程开始时同样也是一片混乱，如同鲍尔、孙科以及全德工业联合会最初发起时所出现的情况那样。仅仅是随着一个切实可行的国民党工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就德国工业在华投资方面来讲重新具有能力后，中德工业合作才得以开始认真进行。这些发展是互相联系着的，这里我们将对基本上被设计用来与德国投资相适应的这项中国工业政策的产生做一分析。下面一章叙述的即为1933年后，德国在华发起工业攻势的基础和手段。
直至1932年，国家工业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机构和行动的混乱，本身即为蒋介石尚未完全巩固其权力的标志。1931年9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诸多方面都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尽管开始时蒙受了政治上的耻辱，但在1932年间，它使得蒋在南京的控制权得到加强，并给了蒋一个能够使其他人以他为中心集合起来的坚固的政策目标，这就是：为最终抗御日本而进行的工业和军事能力的创建。同时，东北事变还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中国的许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首次进入了政府部门，为他们和蒋介石都视为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提供服务，这个需要即：创建一个有计划的国防经济。这些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1932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立。这个委员会是由地理学家翁文灏主持的，它属于蒋私人的秘密发展机构，它是为了计划与德国合作的中国工业化而成立的，它并将逐步实现对中国所有国有工业的控制。
1932年前的工业政策
在东北事变之前，发展民族工业的努力，是由总体上目标的一致性和关于由谁来将这些目标加以贯彻的持续不断的争执标志着的。所提项目在规模和花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及其政策的特色，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收紧的国家预算事实上是很有限的。
总政策
总的经济发展的指导路线是孙中山所阐述的那些政策，每一项工业计划都强调它在实现孙中山的目标中的作用。如前所述，孙中山强调的是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控制，是重工业和通信手段的国家所有，他还对国外资本的加入予以了重点强调。 (6)
这些强调的重点是由国民政府加以贯彻的。正如蒋介石在1931年11月15日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公开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国民政府设想委员会将希望在这样的考虑下开展工作，即中国在它仍明显为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时，国家需要的是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迅速发展工业的保证，这件事要在政府推动和帮助下，有计划、大规模地去进行。” (7) 蒋介石强调：这件事只能在一个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做，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形势，同时也受世界形势的影响”。 (8)
蒋的演讲对工业发展将优先取代其他经济部门的范围作了揭示。他的设想是，尽管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农业国，它的粮食进口达到25%， (9) 但国家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较之它的农业发展来讲，需要更为迫切。孙中山的关于以土地再分配来重新组织农业这一尝试性的目的被忽视了，而他的次要指示，即以实现机械化、控制病虫害，发展较好的运输和从事水土保持来使农产量得到改进，却得到重视。 (10)
孙中山从未明确说过用改进农产量而获得的盈余来为工业发展筹措资金的可能性。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他在国民党内的后继人也未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在农业生产率和政府收益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关系，为寻求那些尚未一体化省份的政治支持，以及承认政治的现实性，中央政府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正式放弃了对各省的土地税，中央政府就这样放弃了它向生产65%国民产值的经济部门征税的权利。 (11)
正因为如此，工业发展的资本必须靠其他手段去获得：或通过鼓励中国小的私人工业和银行资本形成的政策，或靠国内征税的其他途径，或利用外国的投资。孙中山曾对后一种选择作了强调。因此，在南京政府建立后最初的十年中，几乎每一项工业发展计划都是以国外资本某种形式的卷入为基础的。
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有几条。许多担任国民党领导的政治家们，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对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信任。孙中山曾论证说：“假如我们不是利用国家的权力去建立这些企业，而把它们留在私人手中，结果将很简单，这就是私人资本的扩张，以及随着社会不平等而来的拥有巨大财富阶级的出现。” (12) 孙中山的这一担心肯定也为那些站在蒋介石左边的那些政治家，如孙科、汪精卫所共有，而正像前面章节中曾提到的，反对唯物主义偏见和国家统一超过阶级隔阂的观念，则是国民党右翼的特征。况且，有证据表明，一党政府出于政治的原因，害怕一个拥有财富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出现。 (13) 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国民党看来，中国的资本家只是财富的源泉，而不是发展的原动力。
然而，恰恰是资产阶级，在需要为充实政府财源而寻求增加国内资本的新方式时，他们始终如一地为之作了提供。敲诈勒索这一标志着国民党在1927至1929年间对上海商入团体的政策，决不会完全重演。 (14) 但是，甚至大多数在与政府做买卖中收益的现代经济部门，如在1928至1933年间，靠购买政府以70%的面值公债而获得大量赢利的银行团体本身，也在1935年大部被政府取代了。 (15)
在对中国的国家工业化需要有国外资本参与的强调中，南京的官员们对外国人表现出来的因受惠而感恩图报的心理，要比对国内资本家大得多。因为国外的投资将被直接用于国有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它并不损害中国的主权，而是增强了拥有最高权力的政府的力量。况且某些项目，诸如钢铁工业，并没有给外来援助以可供选择的方案。中国的棉花厂、缫丝厂和火柴厂老板不会成为克虏伯。至于现代化铁的冶炼，中国所缺的是在项目开始起就需要的大量资本设备，数额庞大的启动资金不仅为中心冶炼设备所需要，而且也为所有相关业务，诸如矿产和燃料储备厂家所需要。 (16) 加之，在技术和现代钢铁工业的规模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正如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在论及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时一直指出的：“通过经验和利润的积累而逐步实现的生产力不可能从小工场中产生现代大企业。” (17)
支持国民党发展工业企图的总原则，包括与外国投资相适应这一压倒一切的任务，明白无误地体现在1931年11月颁布的《关于国民生计建设之规定》中：
现代世界之经济关系，至为密切，一切经济生产之组织已超过纯正国民经济之时代，而入于世界经济之时代……中国为生产落后之国家，欲迅速发展其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事业之建设，须谋利用国内与侨胞之资本，然尤非充分利用外国之资金与技能不可。总理之《建国方略》及实行其方略之方针，实为中国经济政策上不易之原则。 (18)
然而，这一指导方针与其被看做将来行动的路标，不如更可被视为对1931年之前隐蔽于工业计划之后的种种情况的一个概括。如同这段话中“不易之原则”准确地反映了发展中的努力一样，它的含糊不清反映出来的正是它所做事情的混乱，因为工业政策的贯彻受到了种种阻碍，包括官僚内部争斗，发展重点不明确，和普遍不顾政权运作中财政紧张的现实。
经济发展纲领
孙中山给南京政权早期阶段政策制定者们的遗嘱，不仅仅是利用外援发展国有工业部门的理想，也是一项尽快同时发展重工业，诸如发电站、铁路、码头设施等（仅列出其中要者）的嘱托。在一个由官僚负责，充满官僚习气的体制中，南京政权的各类机构都用提出一份相类似的、雄心勃勃的纲领来表明他们所做努力的正统性。存有一种通过使行政官员真正关心发展，来将孙中山工业纲领的所有方面尽快尽可能付诸实施的愿望，渴望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和他们均为不可缺少的人物，并决定他们和他们的职责机构将尽可能多地对这一过程进行控制。
这样的计划是不走运的，在1933年前中国几乎见不到外国的投资。像孙中山所想象的那种规模的项目，上马的先决条件是如此大量地缺乏，即便政府本身也几乎没有什么可由它支配的用于工业发展的基金。它的收入是有限的，并且继续花费在军事统一上，这是一个未曾得到解决的国债。国际支付和贸易的严重失衡也造成了长期的预算问题。总体上来说，在整个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政府用于军事目的和偿还债务两项一起，估算一下所占的百分率至少有80%。 (19) 不过，南京政府初期的工业设计者们并没有在这些事实面前却步。
财政部部长宋子文1929年在年度报告中说，过去一年“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提出了它最为得意的方案，所有这些方案又都包括了巨额的费用。毫无疑问，方案中的许多内容他们自己说起来都是十分动听的，但由于所知资金的缺乏和他们不能与其他部门计划合作的事实，这些方案必然成为不可落实的”。 (20) 的确，财政、铁道、交通、内政和工商这五个不同的部，在涉及工业政策的事务中均是负有责任的。此外，还有一些常设的委员会，如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但它们除握有泛泛的委托权外，并没有什么实权，除非能从其他部门获得这些权力。在全德工业联合会考察团访问期间，惯常的争斗在起着作用，这已在前述章节中做了讨论。在这里，对1928—1932年间围绕这些办公署的所有方案和争吵作出一一描述是令人厌倦的，对几个机构的工作做一分析，就足以证明宋子文对之的批评了。
甚至在孙科的1928年“十年计划”已被证明本身是不可能实施的之前，他作为建设部部长所需做的事，就已被全国建设委员会取代了。这个机关作为指导和协调所有“建国”企业的中央机构，形成于1929年1月。
张静江任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而在1928至1930年间，他还担任了浙江省主席，这使委员会在那个省中显得特别活跃。在杭州，一个电力厂正着手创建，一条从浙江到江西的铁路线也做了计划，作为委员会“智囊”的浙江经济投资局设立了起来。但是，委员会甚至在成功地获得了对南京和杭州现存电力设备的控制时，也从不去将委托它的全国性的管理权付诸实施。在建设委员会最盛时，在它的职权之下也只有七个项目。至1930年为止，它已将其涉及的范围限制在电力工业、港口建设和新煤矿开采的范围内。在这些范围中，它的成就也极少。比如孙中山设想的巨大东方港口，仅以重建浙江渔港的形式成为事实。 (21) 建设委员会的工作由于频繁地受到行政院积极性的干扰而变得更加复杂，孙科的例子仅为首例。
1930年1月，工商部长孔祥熙宣布了一个花费在二三亿美元范围的建立发电厂、钢铁厂、酒厂和化学厂的综合计划。 (22) 而孔在那个部门的继任者陈公博，甚至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这就是他在1932年宣布的一个煤、铁、钢、铜、石油、酸、机械、汽车、造纸和制瓷企业发展的四年计划。 (23)
这个计划的进展，要比早些时的尝试好些。计划中的国家管理企业被集中在长江流域，自从它宣布后，至少有3个项目吸引了国外的投资。一个是需花费300万法币，用来制造自来水管的小型机械制造厂，它是由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提供的资金，附带有这样的规定，即花费的2/3须用于购买英国的机器。中央机器厂奠基工程被拖延至1935年初，而等待着一家计划好的硫酸铵工厂的是一个更令人不快的命运。为了开办这家厂，工商部、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和德国氮业辛迪加（ Stickstoff⁃Syndikat）之间拟出了一个初步协定，中国政府打算提供所需资金1500万法币中的800万。不过，那不是唾手可得的，结果英国和德国的商行终止了它们的投标。
人们最抱有希望的，不过也是最令人失望的项目，是一家由德国建造的国家钢铁厂。由于东北的丧失，中国失去了仅有的现代钢的生产能力，这个项目的上马也因此更具重要价值。仅这一个项目，就会将中国煤的生产从每年10万吨提高到27万吨，使年产量增至原来的3倍，并能用之来年产10万吨的钢。原项目所需的总费用为8000万，不过只是在它的规模被一分为二时，才吸引了一个投资者。德国好望冶金公司（Gute⁃Hoffnungs）同意预付1600到2000万法币贷款，这个数字稍低于项目花费的一半。而后，中国政府将发行年利为7%的公债，这些债券由德国人掌握作为保证金，本金则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工商部并将送人去德国学习德国的钢铁工业，“监督和购买来自那个国家的机器和物质”。在这个项目中，预期所需的煤将来自安徽，铁矿来自安徽和湖北两省。然而，正在最后的合同被列入计划要签订时，却发现最初政府的估计一直就是错误的，由安徽煤所生产的炼焦燃料极为糟糕。而在对其他方案做调查时，正在执行的合同因未履行义务而失效了。 (24)
在陈公博的四年计划宣布的前一年，财政部长宋子文再次谴责了“政府各部门任意的、互不联系的、不协调的方案”。他呼吁设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率、有计划的组织，以指导国家的生产力，协调部门活动，并一丝不苟地制定出在几年的时间里每一不同组成部分必须.分别实现的基本目标”。 (25)
部分是出于对宋子文批评的回复，部分是由于需要一个机构去与国际上对1931年长江洪水泛滥所做救济努力进行合作，1931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宋子文主持下建立了，并很快地公布了自己的“三年发展计划”。然而，它遇到了来自现存组织，特别是全国建设委员会的某种抵制，因为这一组织事实上的存在现在被置到了一个不确定的地位。结果，全国经济委员会直至1933年，才仅仅非正式地开了会。在它最终被允许成立时，它的职责被限定为以下几项。（1） 计划（考察）和通过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项目；（2） 批准这类项目所需的资金，并监督项目的完成；（3） 管理和实施它自己的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特殊项目。 (26)
仅仅在最后一个目标上全国经济委员会是成功的，而这大半是因为来自国联的外援的涌入，委员会在这方面可以取得直接的控制。 (27) 尽管它在道路建设、蚕丝业、农业合作社，以及公共健康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与现存机构的工作重复，但全国经济委员会从未去充当它被指定的中枢、协调的角色。
批评
至1932年为止，由于国民党工业计划在五年中缺乏具体的成果，从而使那些努力成了日益增长着的不满话题。正如一位燕京大学的教授所评论的：计划“把重点放在需要做什么上，却忽略了组织的方面，怎样去做它，或者落实计划所需的方法”。 (28) 在计划所建的钢铁联合企业中始终是杂乱无章的，为炼焦所需的地区煤矿是否适宜的问题明显被列为核对的最后一项，而这仅为部一级缺乏技术专家的一桩惹人注目的事例罢了。“计划的制作已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央和省级政府机构的一种嗜好”，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方显廷写道，这表现出“对实际情况极少考虑”。 (29) 地质学家翁文灏也这样写道：“每一天我都听到有关的许多计划，但它们的内容远离实际，……它们并不面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现实状况。” (30) 在翁和其他一些批评者看来，政府工业政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党政方面跟学术团体的成员，尤其是那些具有先进技术专长专家们的关系相处得不好。
政府与知识分子及科学家的关系，在1928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受命主持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时曾有一个很好的开端。蔡的声望和在党内高层的地位成了政界和学术界和谐关系的很好预兆。然而，至1930年初时，大、中学校，却成了反对政权的一个源泉，以及强化中的政治镇压的主题。大学里的管理人员和教授经常在政府和学生的对抗中被抓，而政权看来也已很少利用无党派学术专家。搞政治的人，而不是精于业务的人，主宰了对领导经济人员的职务任命。政府中与经济有关的重要职位被不断地变动改组，以迎合暂时的政治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联想起1929年初的军队改组。其结果，按翁文灏的说法，就是“每个人都是开路人，……而当工作做了一半时，政治形势变了，行政机构被改组，或者他们的领导官员被调换。每件事都被从头做起。……已经做了的工作又从头开始”。 (31)
1932年开始的工业政策
1932年，中国的工业政策开始有了一个明确的中心，并被一直继续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1931年9月，日本侵占东北，导致了学术界领衔人物和政府双方对中国工业发展重点等问题的重新评价，还终究导致了蒋介石权力的巩固，并锻铸了蒋与国内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领衔人物的经营合伙人的关系。这一合伙关系在国防设计委员会平静的工作中得到最好的体现。确实，其他知名人士，比如陈公博，仍在继续发布着范围广泛而又毫无根基的发展计划，不过国防设计委员会是无可匹敌的，因为它的存在是蒋介石权力的直接延伸，是蒋试图在中国军事工业发展中获得德国人共同参与的继续。
独立评论派
那种以政治家与专家学者相脱离为标志的早期国民党发展工业的努力，在“九一八”事变后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出现时，变得再也无法容忍了。任何人都不会过高地去估价政府和整个民族在1/5领土被日本人夺去后所蒙受的那种巨大耻辱。在这块领土上包含有国家铁路线的一半、铁产量的4/5，以及占消费预算1/10的利润。国民政府的反应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即以空间来换取时间，特别是用“东北和华北的部分空间去换取建立军事实力和统一国家的时间”。 (32) 政府的这一态度在大学生中是普遍不得人心的，他们所持的反对，成了即将来临年份中政府“白色恐怖”的目标。 (33) 而这一姿态，在主要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携手联合在一家成立于1932年5月的时事新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团体中，赢得了普遍的，即便是有区别的支持，这个团体就是《独立评论》。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再成为干人一学的单一团体并向专门化方向发展时，围绕《独立评论》的学者们保持了传统精英议论国事的独立立场和风格，并相信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判定并且批评政策方面起核心作用。 (34) 地质学家翁文灏、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傅斯年，生物化学家吴宪，以及教育家任叔永（鸿隽），他们和胡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家刊物的核心，稍迟加入的还有政治学家陈之迈和社会学家吴景超，所有这些人物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是居首位的人，1932年间他们中还没有一人在政府担任官职，这也许是共同具有胡适的这一信念，即知识分子留在政府之外，以此保持一个公允无私姿态，也许能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35)
独立评论派的成员劝告在面临日本侵略时要耐心，期望政府将加倍增进其努力，并重新规定其“国民建设”战略，以便为最终有效抵抗日本作准备。蒋廷黻写道：“在军事、经济、外交领域中，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时，现在去跟日本打仗，是比无用软弱更为糟糕的事。” (36) 胡适极力主张，假如有必要的话，中国人为了重新恢复他们失去的领土，可以等待50年，而丁文江则提出了包括与日本签订一个布列斯特条约式的和平协定的可能性，以此去赢得发展抵抗能力所需要的时间。 (37) 在丁和其他人看来，那个能力首位的就是工业，“假如你想谈谈关于国防的事，那么除了提高钢铁产量之外别无选择”。对现代军事工业能力的发展来讲，是不存在“捷径”的，它需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不管我们是如何奋勉”。 (38) 如翁文灏所表述的：“据说，在古时候要去治愈一个七年的病，一个人就要花三年的时间去制药。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五年的振兴计划需用五年的时间去做深长考虑，去调查和研究。” (39) 只要计划是谨慎和内行地做了准备的。翁认为用五年时间来详尽拟订一项五年计划是必要的。对要求政府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大学生，丁文江和翁文灏强烈敦促他们，把自己培养成有本事的杰出人物，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的国防需要服务。国防被赋予这样的含义，即它是如此重要，以致不能留给搞政治的人去搞，它需要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 (40)
用一种日益流行的观点来看，对这种使专家们本身承担义务的努力，会产生一种“统制经济”。而这个“统制经济”特别适合于国防。人们在有关“统制经济”问题上呼吁搞“多党制”的舆论，可在1932至1934年间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和译著激增上看出来。尽管政府的工作被指责为缺乏计划、控制和科学性，但这种观念使得中国各类政治主张在理论上同政府所奉行的国营企业变得一致起来。 (41) 丁文江要求政府能“充分利用中国培养的人才”， (42) 翁文灏对丁的观点做出响应，他这样写道：由于“空洞的政治辞藻与这些企事业的性质不相符合，”政府必须重新确定它的建国机制和专门的努力方向，“这种部门和政治空话势不两立”。翁论证说：现在为控制工业发展项目而起的“官僚争夺”，是“严重危害每一件事”的，中国需要以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来对专家治国论者的才能加以利用。 (43)
政府的改组
按翁文灏观点的逻辑，他和独立评论派的其他成员，是一个能实行一个较为现实的政策，对工业化和国防途径有着较好见解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一流候选人。实际上，这是在1932至1933年间才发生的事，东北事变除了对政府的批评者来讲，是一个重大转折点的标志，对政府也一样。在一场党派之间进行的剧烈、混乱、连续不断的长期争斗之后，蒋介石的政权较之以往强大和统一了，并日益乐意去实现一个按丁文江和翁文灏所极力主张的路线设计的军工计划政策。在这样做时，它修正了它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开始吸收有名望的专家进入政府，并更为严密地规定了今后工业发展集中的范围。
在日本袭击东北之前，蒋介石的政权处在紧张的国内压力之下。1931年5月，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领导下的一个分裂政府在广东成立。这个由他们那一派国民党员组成的“非常会议”是在6月1日开张的，只是在发生了9月间日本侵袭事件后，与南京的议和才开始进行。12月，为了证明自己对刚刚组成的南京新中央政府是必不可少的，蒋从政治活动中“引退”了下来。
蒋进行了报复。正如前注中所记述的，孙科在1932年1月的短命行政院长职位上，一直被各种问题困扰。这些问题的相当部分，是由于蒋介石事实上仍继续掌握着中央财政和军事的权柄而引起的。 (44) 当孙科的政府在1月底垮台时，蒋介石拒绝重新执掌权力，除非得到相当多权力扩大的保证。在他于3月18日正式复位时，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以此作为新政府外表统一的象征。10月底，实权十分有限的汪精卫，被迫赴欧度假。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权威则通过政府的重大改组，大大得到了加强。
蒋介石1931年11月辞去的国民政府主席职位被削去了权力，授给了避免抛头露面的林森。蒋介石任总参谋长兼更为重要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个职务现在已代替了以前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这个委员会尽管在理论上为一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集体机构。但难得全体开会，而由它的委员长行使着他对所有军事事务的职权。 (45) 委员会也允许蒋介石拥有的广泛的文职权力，在它的名义主持下，蒋介石于1932年成立了由他亲自担任总司令的“剿匪”总司令部。在有共产党活动的很多省份中，总司令在行政、党和军事机构之上行使着“充分的权力”。即便在蒋再次宣称他对南京国民党中央和政府机构的控制时，军事委员会仍然为他的一个额外的、决定性的支持点。行政集团与国民政府之间出现了脱离，政府真正的职权位置已越来越不在南京，而成为在南昌、武昌和重庆，或在蒋委员长设置其司令部的任何地方。 (46)
“整个过程”，田弘茂写道：“可称为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化，”还可被视作马克斯·鲍尔在1928年至1929年间就已予以帮助的政治和军事巩固进程的扩展。现存的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日益被弄得低效无能的，田说，军事独裁使得文职领袖以设立独立的政府机构和党的组织来对军方进行“制度取代”成为不可能。可以这样说——但似乎还不能得出结论，正因为如此，“其利在行政改革和现代化的文职领导人势必被孤立”。 (47)
然而，有证据表明，在1932至1937年间，也即蒋的权力在1938年时正式与党和政府机构重新结合之前的那些年中，所发生的事是恰恰相反的。的确，在这些年中，由于没有蒋介石的直接支持，陈公博的那种官僚政治的做法是垮掉了，但是更为重要的发展是，那些以往一直回避政府职位的领衔的文人开始凝聚在一起，并受雇于蒋的军事管理机构。
从蒋介石的统治开始时起，他就特别强调军事在国家进一步统一和发展中的中心作用。我们应该记得，由于鲍尔是能够使军事和工业发展达成统一的一个人，所以蒋相当赞赏鲍尔的效劳。如同鲍尔曾强调及蒋所深信的那样：没有一个现代的工业基础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军队，基础性的、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将作为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发展的第一步。对蒋介石来说，不幸的是，当由各种机构所发的工业计划泛滥时，他未能以一个协调的方式去贯彻这些计划。不过在东北事变后，蒋的想法已接近了那些呼吁以统制经济去建立一个对日具有军事抵御能力的工业基础的人士的信念。从1932年蒋重新恢复了他的实力地位起，蒋政权开始实行一项被设计用来促使他的政策贯彻的措施，首先的一个例子，即为他现在和将来的政府机构中提高技术专家的地位。
人才的吸收
首先的变化是在教育政策上。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改革被委托给了朱家骅，一位德国培养的地质学家，教育界的行政官员，和一位“开拓型的政治家”。朱家骅部分地得力于俞大维的协助，俞是从派驻柏林的贸易专员的职位上回到国内与朱一起工作的。简而言之，在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期间（1932—1933），为高等教育重定方针，企图使大学教育离开“文科”方向向较为实利的科目发展。国外留学限于那些通过了政府考试、取得学位的人，或具备某些奖学金所要求的，有毕业后“实践经验”的人。从国内的学科来看，教艺术和社会科学的教员也不再比教科学和工程的教员拥有更多的学生。与此同时，政府对大学中研究生院的资助也明显增加，其数目从1931至1932学年的12所，到1936至1937学年底时，已增至23所，私人的科技项目，也通过政府给教派学校直接补助的方式，开始收到政府的基金。而各省的学校行政机构，则被要求将它们预算的35%用去发展职业教育。 (48)
没有对较低教育作类似改革的意图，这也许反映了政府希望快速地引进新人才。高等教育将重点放在科学和技术上，一位历史学家说“今天在这些领域享有盛名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但即使如此，结出果实仍需要时间。 (49) 眼下，技术、计划和执行人才的短缺，只能用给政府机构补充已有人才的方法和不懈的努力去应付。
这一过程于1932至1933年间开始认真进行。到1935年底时，很多《独立评论》的著名人物已位居政府高位。胡适在1931至1932年间，参加了政府负责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管理机构委员会的工作。蒋廷黻开始与蒋介石一起，就一系列咨询进行协商。丁文江则为一个由翁文灏当主席的，有关国防和工业计划的，新的政府委员会当顾问。 (50) 翁的这个委员会改变了国家工业政策的方向，为国外对华工业投资开辟了途径.并在正在到来的十年中，逐步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国有企业。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由来
很长时间似来，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沿革一直被秘密笼罩着。关于它的来历，它与其他官方机构的关系，甚至关于它名称的叫法，都有着很多冲突的说法。委员会的存在，在1938年它以国家资源委员会名义出现前，都一直不为公众所知。除仅一次例外，1938年前的出版物上从未提及过它的名字。确实，在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一个关于委员会活动的报告似乎是向党的高层领导人所作的首次汇报。 (51)
委员会运作的秘密状态，导致此后官方国史对其身份的确认产生了不同的记载。一个出版于1943年的关于国民党工业政策的概要，和一位叫张其昀的历史学家都叫错了它的名字，分别称其为“设计国防委员会”和“国防计划委员会”。两者并都错误断言，这个委员会最初是在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的。 (52) 由于委员会成员和在编的雇员都被禁止使用其真实姓名，委员会也只是以它的南京地址“三元巷二号”而被提及，因这样的事实，所有这些误称是可以被理解的。 (53)
按国民党军史记载，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在1932年3月创设的。一些为首的文职人员被邀去制定一个综合国防计划。“专家和学者现在在一个屋顶下聚集了起来，在蒋主席亲自领导和指引下开展工作。” (54) 在这些叙述中，尽管有关委员会创设的时间是有误的，但这是一个为蒋所辖的私家委员会这一核心事实是确凿的。它因此立即成了为蒋介石服务的“智囊团”组织，和蒋用来防止现存机构对工业发展政策的方向和执行施加影响和取得控制的手段。
事实上，委员会是在1932年11月，在参谋本部机构下创设的，它直接向蒋介石汇报情况，并以“私交”的关系与蒋合作。 (55) 它当务之急的任务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 (56) 委员会的秘书长和领导人是翁文灏，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受过英国教育的经济学家，并曾于1932年时担任了朱家骅教育部的副部长一职。最初的班子集中了50个人，“他们中所有的人都可被认为是学术圈中最有名望的人物”。 (57)
委员会活动由秘书处协调，委员会被分为8个部门：军事、国际、教育、经济与财政、原料工业、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及人口，以及专门人才。军事部门负责调查军事状况和武装力量的需要，而外事部门则致力于对华现有的和潜在的外国经济企业的一般国际状况的来龙去脉作出调查。总之，这些部门试图去描绘出建立国防计划可做的考虑的初步轮廓。文化部门检查国防的精神基础，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几乎不发挥什么作用。剩下的部门，如人口和粮食部门发挥的作用也极小。 (58) 交通和运输部从使铁路、公路网建设与军事和工业的需要相结合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而经济与财政研究则集中在为公有部门企业提供资金的办法上。
显然，委员会是把原材料和专门人才两个部门，作为最最强调的重点的。与之相关的任务是测量、勘定和规划中国原料的开采，计划国有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并进一步为研究、规划，以及最终对国有工矿企业进行管理，补充、吸收人才。 (59)
委员会与其他政府发展机构相比，在几个方面表现出不同。举一例说，它从最初起就单独地参与规划，一个1936年前开办的企业，位于山西北部的一个油田，就是它亲自试验去做的一件事。按翁文灏的说法，做计划的三年要赶在1936年三年计划制定之前。委员会还因它是蒋介石庇护之下的秘密机构这一事实而性质特殊，其秘密状态使之得以免除公众或官僚的压力去从事准备工作，直至它们完成。同时，在委员会试图去取代凌驾于现有公共机构以上的其他机构时，蒋的支持也给了它一个相对强化的地位。然而，委员会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是它优秀、忠诚和无党派的名望，这是它的雇员从50增加至700，乃至在战时最终增至上万时，都一直享有的声誉，周先庚把委员会的工作视为政府复兴努力中的一项根本性的、期待已久的“启蒙”新芽，他的文章是写在1934年《独立评论》上的，这对一直保持秘密状态的委员会的活动来说，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60) 迟至1947年仍可以说，委员会是全然“非政治的”，保持了它“无懈可击的整体性”声誉。 (61)
翁文灏在这方面也许是最可信赖的一个人，委员会不只是他的独立的“智慧产物”，如同一则资料所坚称的那样。 (62) 翁文灏从1932年开始主持委员会工作起至1947年，正如他的成功和增长的权力使他在政界稳步升迁一样（他在1935至1936年间任行政院的秘书长，1938至1945年间任经济部长，1946至1947年间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主持行政院），他也在委员会的工作上，打下了他决定性的印记，并对中国总体发展规划也打下了印记。
翁文灏
翁是浙江宁波人，除了丁文江曾对翁文灏早年舍弃他奢侈浪费的家庭生活，有过一个简短的描述外，翁年轻时代的情况极少为人所知。在他还是青少年时，他在科举考试的最后几年中通过了县一级的考试，成为一个秀才。不久之后，他想必去了国外求学，因为在1912年，也就是他23岁时，他在比利时卢万大学（Louvain University）获得了物理和地质学博士的学位。 (63)
就在这同一年里，他回到中国，成为中国地质学研究最早的开拓者。1912年，他主持了农商部的矿业课。1914年，他加入了丁文江的地质调查所，成了丁文江“最亲密的同仁和终身之交”。 (64) 他参加了中国地质调查，并与丁文江合作撰写了一部该领域的标准中国科技词典。翁在1921年接替丁文江成为地质调查所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地质系系主任。1931年，他成为代理校长。
尽管翁是无党派人士，但他经常被划进一个界限不明确的温和保守的“政学系”中，该派别由知识分子（包括《独立评论》的若干成员）、军界人物和浙江、江苏一带的银行家等名流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国外深造过。 (65) 翁文灏抱着一种自身特有的、极重实用的政治观点，这与胡适的政治观极为相似，在他的一篇发表在1932年中期《独立评论》上的文章中有着详尽的阐述。他论证说，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去与实际的问题打交道，好的政府是由“好人”组成的，要做一个“好人”，就是要成为“有用的”和“实际的”人。 (66) 他对确立意识形态或“主义”极为不信任，认为对此最好保持“诚实的不可知论”的态度。翁强调，政府和制度会来来去去，而针对特定国家民族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比对任何有关政府形式的争论更为重要的事。 (67)
正如上面提到的，翁文灏呼吁科学家与政府在中国面临挑战时携起手来，为政府能履行其责任提供帮助。 (68) 显然在1929年时，他认为像这样的情况还不存在。那时他婉拒了政府税务特派官员这一赚钱的位子。 (69) 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美德”，他此后曾这样写道，他们并不盲目的试图“为了钱而去谋取官位”。 (70) 不过，在1932年底时，日本侵进和中国政府改组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最终使他进入了官方机构。1932年10月，当教育部长朱家骅又被任命为交通部长时，曾给朱家骅教育改革以公开支持的翁文灏被提名为朱的接替人。他在教育部长任上不到一个月时间，辞去此职（公众以为），又回返他的地质工作，与此同时，朱家骅重新恢复了他的双重部长职务。但其实，翁文灏仍留在了南京，并随即担任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工作。看来好像蒋介石最先是把此职给丁文江的，丁依次又推荐了他的“铁哥儿”翁文灏。 (71)
翁是带着睿智的声誉，带着在承担繁重工作时似乎无穷无尽的精力，带着个人的质朴以及无可置疑的廉洁，进入政府的。在他的朋友丁文江看来，他是一个“好人”的原型，而这却是南京政府所缺少的而又十分需要的。 (72) 战时，在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和雅各比看来，翁是“极少数几个未被任何人指控为腐败的内阁高级政府官员之一，他杰出的完美使他高出于一般政客”。 (73) 翁文灏成了南京在1932年后能成为明智而又值得信赖的政府这一可能性的象征，尽管一般说来这是极难实现的，虽然翁的个人品质无可置疑地是他工作委员会的一个财产，但是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
新的工业战略
翁文灏的委员会在1932至1935年间计划达到的基本目标，或许可概括如下：在华中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开发由国家经营的重工业和矿产业。这些将主要用于国防需要，并由经过训练的专家按照由第一步的全面计划朝着完全“计划经济”方向去进行管理。重工业的发展是与原料开采和新的能源生产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所有这些发展中，外国的投资和援助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垄断某些原料出口的国营企业将为之提供必要的外汇。
“重工业是国防的主要柱石”，翁文灏在1940年时写道，“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先进国家不遗余力和时间，用来扩大和发展重工业的原因。” (74) 在翁的观念中，冶炼工业，尤其是钢、铁和铜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其次是电厂，它将被建在计划中的工业中心的附近。第三重要的是机械工业，它被分为五类：军事装备组（军火材料），能量生产组（发电机、蒸汽机、石油引擎），机器制造组（较为低级的工业），工业器具组（如为计划和训练用的工作台的生产），和交通工具组（卡车、汽车、轮船、马车）。第四是电力应用工业，打算用来与政府（主要为军事方面）的电报和电话通信相适应。最后是国内的化学工业，计划用以生产基本的化工产品和化学军火物资（氯化氢、硫酸、硝酸、纯碱、混合碱和氨）。 (75)
这些企业将不建在中国现在的工业区域。以往中国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天津和广州附近通商口岸。由于战略、政府和较次要的经济原因，现在计划的中国未来的工业基地将建在内地。一个具有防御能力的内地经济中心将在湖南、湖北和江西这些由中央政府控制区域的中心省份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建立在假如东北和华北的煤将不能继续利用，而战时又将失去江苏、安徽、浙江的铁矿贮存这一设想之上的。湖南、江西一些相对小的煤矿的开采，和湖北南部、贵州北部铁的开采，以及对湖南、江西和广东北部（假如政治环境允许的话）丰富的钨、锰、锡、铜蕴藏的尽快勘探，也都作了展望。 (76)
经过训练的专家已打算去研究、计划和着手开始这些尝试。1933年底，委员会作了一个全国性的人才调查，并增添了矿业、冶金和电力工业的专门人才部门。矿产蕴藏的规模和工业潜能是地质勘探和矿物学实验的研究课题。委员会不仅雇佣化学家、地质学家和工程师，还培训他们，为未来的机构设立了国内奖学金，选派个人去国外（如去国外的矿业学院）学习。 (77)
对实现工业化来说，中央计划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念是委员会工作的基本构想。按照翁文灏的观点，无计划的（和纯粹资本主义的）英美方式对一个“后起”国家实现工业化已不再可能了，这点已被19世纪后期德国和20世纪苏联的经历所证明。 (78) 在不同的国家中，“目标可能是不同的”。翁论述说，“但对于满足需要和实现理想来说，一个综合的，经过很好协调的计划总是不可缺少的。” (79)
在走向“计划经济” (80) 这一最终目标的道路上，一个为国防所需的国有化的工业，在翁文灏看来，只是第一步。尽管翁所集中的那些建议，在视野（或规模）上与孙中山的计划大为不同（也就是南京政府早期的工业计划），翁文灏仍在孙的著作中找到了他自己工作的理论根据。像孙一样，他对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所应管理的仅仅是那些对国计民生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以及政府能够很好进行管理的企业这点作了说明，在翁的概念中，这些企业被限制在5种类型上：（1） 政府迫切需要和要求特殊管理的企业，（2） 需要做大规模规划和进行控制的企业，（3） 对私人企业来讲太大或太难负担得起的企业，（4） 为国防直接需要（如兵工厂），但对私人企业来讲不能提供利润前景的企业，（5） 为私人工业提供能量和燃料的企业。 (81)
不过除了最后两项外，这只是一个含糊的，对将来来讲可能是很大规模的行动计划，对这个计划来说，翁文灏的委员会相当有限的活动或许仅仅是一个起步。而且，翁把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划为两类的论证也许是不正确的，因为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属于人民的“国有之民有也”。 (82) 当这项计划发表时，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章程准许它去“发展和管理所有的国家基础工业、矿产和发电站”。 (83) 而它则将从那个基础上进一步向非常多样的方向和部门发展，直至目标的实现，即在战争时期，同自由中国的私人企业相比，能享有“支配地位”。 (84)
最终，翁的计划如同在它之前的其他计划一样，它是以成功地吸收外资为基础的。翁认为，在国外投资者一时对中国的工业发展“失去信心”， (85) 并且自身很少提供贷款时，对外国机器和技术专长的引进，将只能用中国的出口来支付。这样，就必须要对中国通常的贸易平衡做出改善，以取得外汇，这是“我们防御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 (86) 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些目标或许能用提高国内制造业水平，以便劝阻中国人对外国消费品的购买，和用出口高质量的农、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办法去取得。 (87) 但是，外汇的一个直接而又较大的来源是矿产蕴藏，尤其是钨矿、纯锑、锰和锡矿的有计划的开采和出口。这些矿产已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需要，而中国华南南部中心地区，拥有的这些矿产已列入了世界最丰富的储藏之列。 (88) 这些矿的开采和出售，是委员会整个计划成功的主要先决条件。它们的重要性，反映在1935年委员会采用的新名称上，这个名称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
当这个委员会在1935年4月被重新命名，并从总参谋部转至国家军事委员会时，它仍处在保密状态。这一转换，可能与为它增长着的活动提供基金的办法有关，或许也与蒋介石越来越多地通过军委会渠道工作这一嗜好有关，但这一转换在委员会与蒋的“私交”上绝不意味着有任何变化。 (89) 1936年初，在委员会通往权力路上的下一步中，委员会对所有的钨、锑产品实现了垄断，并对一个矿业和工业发展的秘密三年计划作了详尽的阐述。 (90) 准备时期结束了。
结 论
国防设计委员会暨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成立，在国民党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中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一个庞大的发展计划中（尽管其中大多数在整个30年代都停留在纸上）通过委员会的媒介出现了一个大胆而又相当紧凑的工业发展战略。
翁文灏委员会的工作与蒋介石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战略需要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它与更早些出现的，用于使政府能够工业自给（当然有可能的话，军事、财政也同样如此），同时又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的计划有某种类似。“国民”的需要被等同于政府的需要，翁文灏自己承认，国有化工业的最终目标是“为国家创造财富”。 (91) 不过，委员会将工业发展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在为一个预计中的战争作准备时，把中国明确置于军事经济的发展取向中，并且把以往置身于外的一批学者、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团体引进政府机构，从而使委员会自身的工作显出了特色。
不过，伴随翁文灏的战略而来的，也存有某些危险，特别是在企图同时去吸收外援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基础。首先国外机器和技术的进口，有赖于中国迅速提高提供出口原料的开采能力，而这两者都来自现有的和新发现的矿藏。作为为湖南、江西地区矿藏开采计划所需的附加的运输装置——公路和铁路的建设，同样也需要国外的技术和投资。显然，与可能前来投资的人商定信贷安排的新形式，也要考虑到大量启动资金的投入。这些都将以此后原料出售所得外汇，或以原材料直接交货来支付。投资者势必要冒着这些物资实际尚在开采中的风险。如果那样做不成的话，整个计划中的采矿机构和新的工业发展，就会成为须向列强偿还的严重债务。
再者，在这些风险中，寻找国外合伙人，不能不与30年代日益增长的动荡的国际形势相联系，而形势的不稳定性给新战略带来了利端，也带来了弊端。世界对战略矿产的需要（尤其是钨）是“世界强国军事准备的晴雨表”。 (92) 一方面，国际形势愈危险，这些矿产的价格就上升得愈高；另一方面，世界的稳定恰恰是中国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一场东亚战事倘早爆发，显然对整个计划的实现是个威胁。而敌对状态倘在欧洲突然开始，也会因丧失国外资本和潜在的出口市场而使中国的规划的基础受到削弱。
即便不发生战争，形势仍然是充满了危险。以中日关系的逐步恶化的设想为根据，就必须估计到，在中国军事工业准备工作就绪前，中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全力以赴寻求的就是延缓对抗，并同时试着在国际大家庭中孤立日本（例如通过国联）。从概念上去看，假如没有其他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对工业发展中西方合作者的选择，应是与它们对日本的态度相联系的。从实际方面来看，人们希望，鼓励西方对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进行投资，也将使西方列强关心中国的命运， (93) 因为它们要保护其在华的新的利益不惜任何代价而必须完全避免的，就是在欧洲和东亚外交之间出现某种连接，那将迫使西方国家关注日本的抗议而放弃在华的投资，或更糟的是在东亚形势恶化时，放弃已经开始的项目。在两种情况下，这些目标在于维护中国独立的军事工业计划的成功，却十分依赖外国的卷入，其风险程度也要视国际政治波动起落的情况而定。
上述所有这些就是翁文灏工业战略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存在的危险性。原则上来说，在这一计划中，外国的参与是向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对中国有兴趣的国家开放的。不过，实际上，正如在下面一章中将很明白显示的，这一战略首先是规划用来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推进德国的参与。在1932年底这一战略形成时，翁的委员会就为之设计了在1933至1936年间逐步实现这一战略的途径。在那些年里，能看到就德国军方和工业集团在华投资来讲，新的极富有戏剧性的努力；能目睹新的德国贸易政策的产生，在这个政策中，用工业设备来直接交换战略原料发挥了一个中心作用。此外，德国是那三年中唯一对中国工业投资表现出兴趣的西方国家。
不管中国新的工业战略内在逻辑如何，抽象去看，国家资源委员会1936年拟订三年计划的明确形式，也是与德国方面认真谈判的结果。例如，国家对钨和锑的垄断恰好发生于履行一项中德易货贸易协定之时。同时，由委员会送出国的经济专家、科学家和受过训练的人主要被派往德国，这都绝不是偶然的。
新计划中固有的某些危险，也尤为适用于德国。因为即使在1933年后，德国开始与中国结成更紧密的经济、军事联系时，德国政府中的新的、强有力的势力也明显对与日本亲密交往有着更大的兴趣。
不过，对最近的将来说，像这样的危险是被新的中德关系的发展遮蔽了。对于一个指定用来以国家防御需要来协调中国工业发展的委员会来说，由于德国军方和德国在华利益集团的一致性，从而使与德国的合作变得容易了。那个过程即始于德国军事顾问团1933—1934年到南京时的改组。
(1) 《东亚评论》第15卷，第21—22期（1934年10—11月），第492页；《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7卷，no.12，第36页，科尔布（Kolb）备忘录（1927年6月6日）；杜勉，第608页；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28—29页。
(2) 《革命文献》第28辑，第440—442页；《东亚评论》第15卷，第21—22期（1934年10—11月）.第489—491页；《中国手册，1937—1945》（纽约，1947年），第236—238页；维托夫，第145页。(https://www.daowen.com)
(3) 维托夫，第317页。
(4) 维托夫，第318页。
(5) 维托夫，第45、318页。
(6)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438—343页。参见第二章。
(7) 蒋介石：“1931年11月15日在全国经济会议上的讲话”（南京，1931年），引自阿瑟·扬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第293—294页。
(8) 同上。
(9) 陈公博，载《东亚评论》第16卷，第2期（1935年1月16日），第32页。
(10)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456、457—458页。有关国民党在由南京直接控制下的一个省所进行的发展农村的努力，参见迈勒书。
(11) 费维恺，第81页。
(12)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438页。
(13) 据张嘉璈（1928—1935年中国银行总经理）说（访问录）：“（国民党领袖）想让政府对每件事都施加影响。他们认为如果党的政府不过问生意（工业、银行、商业）的话，就会失去对国家的影响。一党制刺激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大型企业加强控制。”方显廷在《中国的工业资本》一书第75页中，引用了一位日本观察家类似的评价：他推断“正像其他国家所经历过的那样，这已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伤害。”
(14) 柯博文，第1—24页。
(15)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231—233页；张嘉璈：《为了中国货币和金融的现代化，1927—1937》，载薛光前编：《艰苦建国的十年》第2版，第140—145、154—156页。
(16) 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Rawski）：《生产资料工业部门的增长，1900—1971》，见珀金斯，第213页。
(17) 同上。
(18) 《关于国民生计建设之规定》，1931年11月17日颁布，引自徐龙宣和张明陔（音）书第60页。
(19) 鲍尔：《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国家支出》，第11页。
(20) 宋子文：《财政部长1929年度报告》，引自汤良礼：《中国之重建》，第30页。
(21) 张人杰：《国家建设委员会1930年计划》，《公报》，远东情报局，南京，第2卷第2期（1930年2月），第1—3页；阿瑟·扬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第297页；汤良礼：《中国之重建》，第30—31页；访问李景潞（该委员会前职员）。如果我们将该委员会的活动同它最初的规章对照一下（参见《中央周报》1928年11月9日或《革命文献》，第22辑第367—380页）或是同刊登在《革命文献》第26辑，第54—106页上，它自己的充满乐观的报告对比一下，那是很有启发的。类似的夸大观点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997页及以下几页。关于建设委员会的较好的文件选辑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74—789页。
(22) 《公报》，远东情报局，南京，第2卷第1期（1930年1月），第6—8页；吉登·陈（Gideon Chen）：《中国政府的规划与建设》，载拉斯克与霍兰德，第352—353页。关于1930年3月4日通过的孔的计划原文，见《革命文献》第26辑，第150—152页。
(2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90—794页；陈公博：《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民众论坛》第4期（1932年1月9日），第95—98页；《中国的四年计划》，《东亚评论》第14卷，第18期（1933年9月16日），第384页。
(24) 吉登·陈：《中国政府的规划与建设》，载拉斯克与霍兰德，第353—354页；汤良礼《中国之重建》第61页；陈公博：《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家经济统制的先决条件》，《东亚评论》第16卷，第2期（1935年1月16日），第32—33页；《国家工业发展计划：钢铁工厂计划》，《中国经济杂志》（Chinese Economic Journal）第15卷，第2期（1934年），第204—227页。
(25) 宋子文：《财政部年度报告》（1931年3月1日），引自阿瑟·扬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第293页。
(26) 《国民政府公报》（1933年3月29日）。关于三年计划参见吉登·陈：《中国政府的规划与建设》，第357页。
(27) 全国经济会议活动报告（1930—1935）以及同国联合作的尝试，见《革命文献》第28辑，第529—547页。详见陶秀（Tao Siu）：《中国国家经济会议的工作》（L'Oeuvre du Conseil National Economigue Chinois），南锡（法）1936年；诺贝特·迈埃恩伯格尔（Norbert Meienberger）：《国际联盟的发展援助工作》（温特图尔，瑞士，1965年）。
(28) 吉登·陈，同前，第357页。
(29) 方显廷：《中国的经济统制》，第396页。
(30) ［翁］咏霓：《建设与计划》，第10—11页。
(31) 同上，第12页。关于政府对1932年前工业计划面临困难的描述，参见朱子爽，第96—98页。
(32) 韦慕庭：《军事割据与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再统一过程，1922—1935》，载何炳棣与邹谠编：《危机中的中国》（芝加哥，1968年）第1卷，第1册，第261页。
(33) 参见约翰·伊斯瑞尔（John Israel）：《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7》（加州斯坦福，1966年），第98—100页。
(34) 见最近出版的蒋廷黻口述回忆录：《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03—109页。
(35) 《胡适思想批判》（北京，1955—1956年），第3、60页，引自汪一驹，第409页。
(36) 《独立评论》，第41期社论（1933年3月12日）。
(37) 汪一驹，第411页；蒋廷黻：《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06页。
(38) 丁文江：《关于国防的根本问题》。
(39) 翁文灏：《建设与计划》，第9、12页。
(40)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翁文灏：《中国大学生的成绩与缺点》。
(41) 《统制经济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39期（1933年10月2日）；茹春浦：《实行统制经济的重要问题》，《前途》第1卷，第11期（1933年11月）；丁文江：《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独立评论》第108期（1934年7月8日）；龙永贞：《我国工业经济之危机以及统制计划》，《中央银行月报》第3卷，第7期（1934年7月）；张素民：《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复兴月刊》第1卷，第12期（1933年8月1日）；罗敦伟：《国难出路与统制经济》，《国闻周报》第10卷，第38期（1933年9月25日）。
(42)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第6页。也可参阅费侠莉：《丁文江》，第216页；汪一驹，第384页。
(43) 翁文灏：《建设与计划》，第12页。
(44) 参见詹克斯，第113—118页。
(45) 尽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仍然保留着过去所拥有的对军事事务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但这实际上没有执行，同时，蒋介石也是这个九人常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并且他的支持者在该委员会占有优势。参见田弘茂，第41页；杜勉，第740页。
(46) 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4页；田弘茂，第41页。
(47) 田弘茂，第43页。
(48) 朱家骅：《1932年中国教育之改革》，第393—417页；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26—30页；朱家骅：《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之说明》；汤良礼：《中国之重建》，第76—78页；汪一驹，第373—374页；杜勉，第591页。
(49) 汪一驹，第374页；第384，414页；蒋廷黻：《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08—109页；费侠莉：《丁文江》，第222页；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第15—19页。
(50) 汪一驹，第374页；第384，414页；蒋廷黻：《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08—109页；费侠莉：《丁文江》，第222页；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第15—19页。
(51) 《经济部公报》第1卷，第3期（1938年3月16日）；周先庚，第4—9页，何应钦，第1册，第19—22页。
(52) 朱子爽，第94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辑，第914页。这些谬误已经影响到了西方学术著作：参见杜勉，第585页；刘馥，第78—79页。
(5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836页；访问关德懋（1978年6月3日）（关氏是该委员会的前职员）。
(54) 《抗战建国史事研述》，第18—19页。也可参阅徐龙宣（音）与张明陔（音），第62—63页。
(55) 孙拯，第3页；访问关德懋（1978年1月3日）。
(56) 《资源委员会过去与现况》，第1页。
(5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836页。关于钱昌照见珀勒伯格，第45页；《亚洲名人录》（1958年，香港），第689页。
(58) 孙拯，第3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836—837页。
(59) 《资源委员会过去与现况》，第1—2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837页；孙拯，第3—4页。
(60) 周先庚，第4页。
(61) 《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1947年6月），第1—2页。这可能是资委会自身的官方出版物。
(62) 同上，第3页。
(63) 包华德，第3卷第417页；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第3页。
(64) 费侠莉：《丁文江》，第42页。
(65) 翁在这个非正式派别中的朋友包括丁文江、蒋廷黻、张嘉璈、吴鼎昌、吴铁城和熊式辉。访问关德懋（1978年6月3日）。关于这个集团的性质参见田弘茂，第66页。中国共产党将翁划入这一集团：参见《民国人物传》，第3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143—1144页。
(66) 翁文灏：《一个打破烦闷的方法》，第2—5页。
(67) 翁文灏：《我的意见不过若此》，第3—4页。
(68) 同上，第4页。也可参阅他《中国的科学工作》一文，第8—9页。
(69) 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第3—4页。
(70) 翁文灏：《中国的科学工作》，第8页。
(71) 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第3页；包华德：《民国传记辞典》第3卷，第411页；访问关德懋（1978年6月3日）。关德懋暗示《申报》主笔陈景韩（陈冷血）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可能对这个任命也起了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该项任命倒是同蒋介石逐渐开始利用政学系分子的做法相一致。
(72) 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第2、5页。
(73)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第34—41页，“翁文灏”轶事；西奥多·怀特（Theodore H.White）与安娜利·雅各比（Annalee Jacoby）书第55页。关于翁文灏的不同看法可参见徐运舒（音）《翁文灏》；肖铮：《抗战后之土地改革与党政革新运动》，《传记文学》第34卷，第3期（1979年3月），第104页。
(74) 翁文灏：《经济建设的三年》，第566页；第566—569页；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的前展》，载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论丛》，第7—22页。
(75) 同上。
(76) 见翁文灏：《怎样建设内地》，第2—5页；同前《中国的战时经济》，第205—208页；朱玉仑，第8—9页。
(7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837页；《资源委员会过去与现况》，第2页；周先庚（音），第4页；朱玉仑，第9页。
(78) 翁文灏：《中国经济概况》，第8页。
(79) 翁文灏：《中国的工业发展及其同外国合作的必要性》，第5页；同上，《国防经济建设之要义》，第69—70页。
(80) 翁文灏：《日本的“新秩序”的经济意义》，第551页。
(81) 由翁文灏于1939年7月阐述的官方政策，引自吴元黎，第46页。
(82) 翁文灏：《中国经济概况》，第9页。
(83) 《经济公报》，第1卷第3期（1938年3月16日）；也可参见《中国年鉴》（1943年）第6版（重庆，1943年），第488页。
(84) 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第211页。
(85) 翁文灏：《经济建设与技术合作》，见《翁文灏》，Ⅲ。
(86) 翁文灏：《经济建设的三年》，第569页。
(87) 翁文灏：《大家应努力的要事》，第2—5页。
(88) 翁文灏：《中国的工业发展》，第1—2，8—9页；参阅王公秉（音）：《矿石资源》。
(89) 显然连资委会职员也没有注意到隶属关系的这一改变。访问关德懋（1978年1月3日）。
(90) 江鸿治等：《资源委员会经办国营实业概况》，《资源委员会月刊》第1卷，第1期（1939年4月），第10页。
(91) 引自吴元黎，第46页。
(92) 王公秉（音）：《矿石资源》，第625页。
(93) 恩迪科特的《外交和企业》一书第139页对这一过程作了较好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