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法西斯主义和“新生活”
从1933年开始的中、德新关系，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然而，中国之所以乐于与德国合作，还另有重要原因，这是基于中国对德国的一种观察，即研究了德国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情况，认为它所取得的经验有可能被中国取而用之。如果说德国向中国输出武器和工业设备，中国向德国运送战略矿产，是中德关系纽带的物质方面的话，那么，中国对德国国民性、历史与政治生活的感知，则构成两国关系的另一个无形却是重要的方面。
如前所述，个别人物，如孙中山和蒋介石对德国的认识，就影响过国民党与德国的初步接近。1933年以后，随着中德关系的日益强固，德国在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活跃分子中所产生的魅力则变得颇为普遍，而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物又都认为，除了中德合作的军事一经济基础之外，还可以从德国本身不断获得启示和鼓励。德国的这种魅力，值得专门讨论。本章暂且不谈中德关系中“无形”的一面，先来具体而集中地叙述一下30年代中国人对德国的种种观感。
“国家形象”这一问题本身很难说得一清二楚。近年来有不少著作都试图分析某种文化如何认识其他文化问题。 (1) 西方学者研究“德国心理”时，常常寻求解答德国为什么会从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法官和行刑者” (2) 的国家。然而，美国人对德国曾经有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指出，在1914年以前，美国的一代改良主义者认为，德国“所代表的就是进步”。 (3) “国家形象”的中心问题，根据约瑟夫·德·里维埃拉（Joseph H.de Rivera）所云，乃是一个思想的问题：人们很难理解，是人创造了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现实。“我们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视为当然。……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并相应地行动。” (4)
但在中国，发展过程却比德·里维埃拉所说的还要复杂。不能说，30年代的中国人已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视为当然。他们生长的时代是其帝国及帝国的文化支柱倾塌的时代，他们见到1911年以后那段时间的政治体制——立宪主义和军阀主义——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而国民党革命本身的困难处境又从蒋介石于1934年提倡“新生活运动”而得到证明。 (5) 促成中国如杰克·格雷（Jack Gray）所云去“寻找政治模式”， (6) 并在寻求中明确认识了德国的形象的原因，并不在于不自觉地接受现实，而是在于自觉地不满现实。
关于1930年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德国问题，我们将集中在3个主要方面来论述。首先要谈的，是南京政府十年间颇为流行的中方对德国“国家形象”和德国近代历史的看法。其次，将以较大篇幅谈论中国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人物眼中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形象问题。我们将说明，对纳粹主义给予的广泛肯定的评价中，包括对纳粹主义在中国适用性问题提出的各种不同看法，而不同意见本身又是阻挠出现“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原因。最后，要谈谈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探讨一下蒋介石把他从德国经验中所认识到的价值与观念融入自己政治思想和行动的复杂手段。
中国人眼中的德国国民性和历史
德国国民性
一位美国作者曾写道，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德国国民性：
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人们说，德国人是沙文主义者，傲慢自大，感情用事，古板拘谨，缺乏幽默，好走极端，办事有条有理，盲目顺从……一会儿盛气凌人，一会儿驯服谦恭。德国男人……兼有家长专制的性格和自怜、殉道的心理，而女人则被说成是清扫住房、铺地毯、晒床垫的狂热爱好者，终身解不开的束缚是……孩子、教堂和厨房。 (7)
另一位作者认为德国人的处世接物有3个基本原则，即和蔼、忠诚和聿灾乐祸。 (8) 一位身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官的观感是，德国乃是“文明的基督教的民族”。但是法国人［史达尔（de·Staёl）夫人除外］对德国的看法，一般说来却不那么友好，他们说：“德国人是屠夫和音乐的混合体”，或者如戴高乐所说，德国人是“天生的艺术家，却无一点欣赏能力”。 (9)
非西方人士对德国人的看法，就不像欧洲人和北美人的看法那样富有争议性。 (10) 30年代中国人对德国人的定型看法，则强调其具有执着、有条理、忠诚和思想深奥等特点。一位中国观察家说：“德国人具有一种务求精确的精神，这也是一种神秘的品质。”他们做事，不论巨细，均投入充分而无比的热忱。德国人是一个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沛活力的民族，他们缅怀过去，但精神上却保持年轻。 (11) 到过德国的中国人特别赞扬德国人的整洁、真诚和遵纪守法的习惯。 (12) 德国人办事极其缜密也表现在德国产品的质量上，按标准的中国说法，“其水平永远超过其他国家”。 (13) 但是，供职于兵工署专司购买德国军火的李祖冰说，德国之有别于他国者，不在于技艺之超越，而在于精神之完美。按李氏的说法，美国货“也不错”。但他认为美国人“太浪费”，这不仅就金钱而言。中国贫穷，德国的“精神”是强调节俭。不像美国人，德国人是“老古板”，世代相袭的特性就是诚实、率直和简朴。 (14)
相对而言，蒋介石赞同这种看法。他对将去德国学习的儿子说：“中国应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的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育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 (15)
德国历史
对德国国民性的看法也给中国人对德国历史的解释蒙上一层色彩。1936—1938年伺的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写道：作为一个优秀民族，“毫无疑问，德国人在科学艺术诸领域内享有最高声誉”。由此而产生的德国国家的飞速发展，乃是“世界历史上的罕见之事”。 (16) 从政的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德国人享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知识和专门技能”。这一点与他们的“责任感和守纪律”的品质相结合，构成了德国战后复兴的基本因素。 (17)
中国人对德国过去的认识，在短时间内就有了重大的发展。直到1911年，有一份关于德国历史的报告，其内容还充满了根本性的错误。 (18) 到1929年，就有一篇较有见地的文章把德国历史描绘成民主、独裁、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诸势力之间的一种巨大的“矛盾冲突”，在敌视的国际环境中为生存而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敌视环境往往是由德国人的行动造成的。 (19)
然而，在30年代，学术观点上的细小分歧并不是大多数论述德国历史的文章的明显特征。德国是一个独特的、飞速发展的国家，既是西欧政治的一部分，又与之存在着矛盾，是一个受诸帝国主义压迫的帝国主义国家，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具有唤醒民族意识，调动国民力量，度过困难时期的特殊能力。对中国来说，它的历史是一本重要的教材。
有关中国革新的刊物如邵元冲的《建国月刊》、黄郛的《复兴月刊》均对德国的理想主义和国家主义哲学作了指导性的分析。一位作者写道：“从德国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教导我们的人，他名叫费希特。”费希特（Fichte）大力引发德国人的智能与情感，人们信服他，因而德国得以“东山再起，既强且胜”。作者接着问道：“中国的费希特在哪里？” (20) 其他人则把整体的德国理想主义思想视为“新民主哲学”，视为一种“以国家为最终目标的国民意志运动”。问题不在于这样一种哲学是否合乎理想，而是在于中国是否也能产生一种哲学。“我们必须像德国那样唤起民众的爱国之情，支持那种能使中国团结一致，协力同心的哲学。” (21)
从19世纪初期的德国历史中也能吸取实用的政治经验。有位作者在《建国月刊》上谈到普鲁士改革运动时，建议对政府机构、教育和军事作一系列改革，他说，这些改革再加上明智的外交政策和牺牲精神，正如挽救普鲁士那样，也会挽救中国。 (22)
中国评论德国的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俾斯麦促使德国的统一，从《从德国外交活动中我们应该学习些什么》《德国统一时期的外交及我们从中吸取的经验》等文章标题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说教的意图。俾斯麦被誉为伺机运用权力，宽严得体的领袖人物。他统一德国各邦的手段，对当前的中国领导来说，既能引以为戒，又可获得启迪。 (23)
众所周知，蒋介石企图统一中国，并不像俾斯麦那样具有坚固的国内基础。 (24) 或者，如广东有篇评论蒋介石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文章指出的那样，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的实例证明了击败外敌乃是国内统一的先决条件，而蒋介石所奉行的政策正相反。 (25) 在俾斯麦身后可以启迪中国的经验中，《外交月刊》的一位作者挑选出以下几条，即“孤立敌人”“策略联盟”“盟国间调停”“利用外交政策消灭内敌”以及“欺骗政策”。关于欺骗政策，作者指出，当今只有日本人在运用，中国人太诚实，当然无法做到。 (26)
对蒋介石来说，俾斯麦时期的经验稳重沉着，更符合他自己的政策。运用俾斯麦的实力政策，确实能够统一国家，但必须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关税同盟的经济统一、普鲁士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增长、北德联邦所取得的政治统一，所有这些，都是战胜法国的先决条件。“由此可见，军事和政治的统一，乃是抗敌战争的基本先决条件。” (27)
俾斯麦提倡普遍竞争，与他所奉行的不甚明确的“铁血”政策有关。俾斯麦的“铁血”一词被中国人拔高为一种“主义”，成了“铁血主义”，并被认为是俾斯麦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一位论述国民党政策的左翼评论家认为，中国对九一八事变反应之软弱，说明了缺乏铁血主义，缺乏作战之准备与意愿。政府的反抗对策只是“发表讲话与通过大量决议”。 (28) 更进一步来说，“铁血主义”可能是蓝衣社保护下的彻底军事化的一种口号；蓝衣社这一组织的原名是“中国国民党铁血团”，戴笠的“特工部”，在国内往往被称为“铁血队”。 (29)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血主义”和俾斯麦的经验（如果说具有讽刺意味的话）在中国词汇里轻而易举地融合为“血汉主义”，这个词的发明权属于丘吉尔。 (30)
中国对德国人严谨性的崇佩，多数表现在军事领域之内，这也影响了中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看法。即使在战败后，德国的军事机器仍被视为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战争期间中国驻柏林公使回忆说：“他们组织得如此之好”，一旦被投入1914年8月的战争，“就毋须人从高层来指挥调遣”。 (31) 特别在国民党人眼中——人们会记得，孙中山在1917年就曾反对中国对德宣战——德国并不是敌人，而是一个同占优势的敌方进行英勇战斗的国家。 (32) 而中国30年代发表的大批文章中，都盛赞德国战时财力物力的动员，认为是中国学习的典范。 (33)
凡尔赛条约从两方面增加了中国对德国历史的研究。条约要求德国放弃其特殊权益和特别优惠，这就使中德两国在平等基础上重建关系。 (34) 同时，条约的签订又使中国和德国同样处于被剥夺的地位。像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赔款一样，这条约乃是一张“抵押未来的空白支票”。 (35)
魏玛政府政治上的不稳定及其早期和晚期经济上的困难，都被说成是赔款负担和凡尔赛条约所导致的后果。 (36) 然而，德国在逆境中所取得的惊人的“复兴”成绩也被夸大了。蒋介石的顾问及心腹黄郛1932年创办《复兴月刊》时，在创刊社论中强调中国有必要向“全世界”学习。该刊第一期就登载了一篇论述德国战后恢复的长文， (37) 文中着力阐述德国如何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枷锁”，变成现今国际社会中的领袖之一，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在于精心的计划安排和存在于人民之间的一种“和谐精神”。在阐述那些导致德国从被压迫中寻到“出路”的政策时，作者希望那些政策可以使中国人得到“启迪和鼓舞”。 (38)
魏玛政权得到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专家钱端升的高度赞扬。钱氏深入细致地研究了魏玛政体，认为那种共和体制是若干世纪以来德国政治发展的顶峰，能够经受得起最为沉重的打击。不巧的是，正在纳粹推翻该政权的1933年，他的书付印了，真可谓生不逢时。 (39)
蒋介石和一批以德国军官为顾问的军事人员，对于魏玛政权以及中国应从该政权吸取什么经验的问题，却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德国军事顾问们——有些是政治流放人员——对魏玛政权普遍抱着反感，他们用自己的观点来宣传德国的复兴。鲍尔、柯瑞伯及其他人都认为他们本身就是真正的德国精神（虽然暂时被抛弃了）的保持者和复活此种精神的先驱。弗里兹·林德曼将军在北平陆军大学对中国军官们说，德国精神是“不可摧毁、强大有力的”。保存此种精神的，不是魏玛政府，而是德国军队。作为“德国军人精神的代表”，顾问们可以用“最大的个人参与意识” (40) 支持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蒋介石也作了同样的表示。他对德国顾问们说，中国和德国“处境相同”，均受“外国势力压迫”，必须“让自己挣脱锁链”。 (41)
中国人对德国人和德国近代史的看法，是既崇拜又同情。总的印象是十分肯定的，尽管仍存在不同见解。但是，更使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评论家和政治家们着迷的，不是德国的过去，而是德国的现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赞许，其原因不仅仅是这与中德关系的重大发展同步一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借来用于本身争取国内统一和国际自主的某种手段。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中国最能了解的一个品种。而所谓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对德国国家主义领悟的历史。
德国与“中国法西斯主义”
大概没有哪种政治或历史术语能像“法西斯主义”这样具有多种含义。当然，解释这一术语最简易的办法是用于说明墨索里尼活动的思想体系，即“法西斯蒂所持诸原则的总体”。 (42) 然而，到了20年代，此术语显然已在意大利以外通用了，而且有了“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德国的一位作者在1928年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们区别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方法，就思想而言，它既具有国家性，也具有国际性。国家主义思想作为此时此地的宗教信仰，它是国际性的，而在某个具体国家内，集合和发展民众的力量则是国家性的”。他继而指出，在20世纪，通向现代国家之路，“便是建立法西斯国家之路”。 (43)
“全世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常常被认为是根本不合逻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没有势力的思想。1937年墨索里尼在柏林对希特勒说：“尽管我们两国的革命过程可能多少有些差异，但两者所追求和达到的目标则是相同的，即民族的统一与伟大。” (44) “统一与伟大”，是中国许多崇拜法西斯主义的人所看到的结果。对中国来说，法西斯主义变成一种普遍观念，只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获胜之时。
“法西斯主义”一词是在20年代以“泛牺”进入汉语词汇的，显然是译自意大利语。早期还译作“棒喝”，这个词的含义并不令人十分愉快，即“持棒喝打，振顽起愚”。这两个词语仅用于意大利法西斯党，例如“棒喝党”，或按原文音译为“法西斯蒂”。1933年以后，后者又特地缩略为“法西斯”，泛指法西斯主义，很少具体运用于叙述意大利的情况。法西斯主义如今已变成一种跨国运动，作为“主义”，它与“泛牺”或“棒喝”已不属一回事了。 (45) 确切地说，希特勒德国的崇拜者也可能就是墨索里尼意大利或凯末尔土耳其的崇拜者——人们从严厉的政府控制、有计划的经济增长和国家使命感等方面着眼，往往把表面上相似的一些国家归为一类。 (46) 但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则是中国人潜心研究最深的。
在研究中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时，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内不同的政治派系方面。除了一个集团——到1936年中期仍未与政府一致的两广西南政委会——其他各政治派系一般都对纳粹主义反应良好，这一情况促进了中德关系的不断发展。然而，由于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崇拜存在着分歧，这就足以阻碍该政权采取任何真正的“法西斯化”步骤。正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说：“即使在同一国家里，当词语被不同的群体使用时，也不能表达相同的含义，而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则为某一社会里不同的思想潮流做出最好的提示。” (47) 在中国，也正如在纳粹掌权时的德国，不同的人物对法西斯主义都有不同的认识。
国家社会主义的信息来源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并不难获取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信息的文献资料。从30年代的期刊目录索引中，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专题普遍地深感兴趣，《人文月刊》即是如此。例如在1933年11月份的目录索引中，有1/3以上论及“外交政策”的文章都谈到德国、希特勒或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类目里，几乎有半数的文章谈到法西斯主义；而在“政党”类目里，有一半是论述法西斯主义与国民党关系的。 (48)
除了每年有数百篇关于德国和纳粹主义的文章在报刊发表以外，中国人还自由选择，翻译了各种各样德文原著和英文转译的著作。军学编译局为中国军官翻译德国的军事科学著作，还在1934年末大量出版发行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1920年的《德国国社党党纲》，称之为“法西斯主义圣经”。 (49) 在一年之内，《我的奋斗》也被译成中文，在“各大报摊和书店”都有出售。 (50) 作为德国商界和学术界“文化宣传”努力的一个方面，费希特《（论）德意志民族的演说》被译成中文，并附有一篇确当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引言。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1934年纽伦堡党代会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在放映时加上了中文字幕。 (51) 中国的期刊杂志也经常翻译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演说和第三帝国的重要法令，诸如《权力法案》《纽伦堡法》等。 (52) 1937年外交学会（南京）出版了一本国社党官方文件和声明的选集。 (53)
中国的报纸主要依靠英美新闻社的材料报道国外消息。但从1933年以后，则更多地采用德国越洋新闻社的消息，该社从1929年起，渐渐变成竞争强手。 (54) 德国政府也力求在中国媒体上反映德国的观点。德国外交官们知道，中国公共租界以外的新闻界是受政府监督的，所以他们就进行干预，阻挠发表“煽动文章”，鼓励刊登有利于“新德国”的各种报道。 (55)
在德国学习或前去访问的中国人士有可能获得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手材料。1936年，有1600多中国人客居在德国，其中多数是留学生。 (56) 1936—1937年间，南京政府还资助大批技术“学习代表团”前往第三帝国。在此期间，不少高级政府官员和重要人士也越洋赴德。若开列一份很短的名单，就有张学良、胡汉民、汪精卫、汤良礼、戴季陶、张君劢、蒋廷黻、翁文灏、张发奎、宋子文、孔祥熙诸人。 (57)
蒋介石虽然不曾去过德国，但却有自己的渠道获得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的讯息。他的两位顾问鲍尔和柯瑞伯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有密切联系的。1932年夏，纳粹主义得势时，蒋介石转而向已故的马克斯·鲍尔的儿子获取纳粹党的信息。受雇于柏林中国公使馆商务处的恩斯特·鲍尔（Ernst Bauer）说，蒋介石“特别”感兴趣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特别想了解党的领导人物怎样能够“在众多追随者中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己派别采用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成功”。 (58) 1932年12月，蒋介石获得情报，于是派遣两名“执行秘密使命”的密使去柏林，亲身了解国社党的组织和领导。他们可能在12月底与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戈林见了面。 (59)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蒋介石获取纳粹主义讯息的需要也随之增长，于是通过梁颖文（蒋的秘书，前中国驻柏林公使馆商务参赞）与鲍尔联系。蒋所需要的讯息，涉及一般的军事教育、体育、青年为国服务的形式等方面。鲍尔满足了蒋的所有要求，并且增加了他自己所偏爱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章程的报告。他说：“你不能想象……情况变得有多么好。” (60)
背景：对独裁的争论
蒋介石对恩斯特·鲍尔的要求，反映了1933年政府内外一种普遍的关心：如果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能够抵抗日本侵略的国家，除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努力之外，党和政府必须大大加强对国家的政治控制。随着1932年国民政府的重建，蒋介石的个人权力无疑地不断增加了。然而，他所领导的，却是一个派系林立、缺乏1926—1927年间那种革命热情的党。蒋氏1933年秋在庐山对军事将领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已经失去的革命热情！” (61) 在严责国民党是一个“毫无生气的骷髅”的同时，蒋介石赞扬了“西方国家正在向上的政党”，这些政党的革命精神已经指引它们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民族。 (62) 越来越多的人，众口一词，谴责国民党，并提出中国是否像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建立强有力的独裁政府问题，蒋介石仅是其中之一。
这个问题已由不少领袖群伦的知识分子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1932—1933年之前还一直赞慕魏玛民主的钱端升，到1934年跑出来拥护“集权政府”了。他说：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 (63) 他的观点得到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陈之迈的赞同。陈氏承认，在“当前形势”下，一个集权政府更加适合、更加有效。 (64) 他的观点又与丁文江的观点接近。丁氏倡导一种“新模式”，即专家型的独裁，他说：有一个为国家谋利益的坚强领导来统治，就可能最有效地使用训练有素的中国精英。 (65) 1933年末，当时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明确地道出这种呼吁独裁的原动力。为了倡导他那独特的、以现代欧洲早期国家为模型的中央集权独裁政体，他采用了明确的现代说法：“我们要办实事。我们要修路治水，建钢铁厂，办更多更好的学校。……谁办了实事，我们就支持、崇拜谁。” (66)
知识界趋向于拥护独裁，其势力之加强，也许是一个最好尺度，可以用来衡量为民主观念辩护的力量之薄弱。国民党“训导”全民，最终目的莫过于此。胡适是少数几个仍然支持民主的人士之一。但是，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知识界人士，是以脆弱的根据进行争辩的。胡适和批评他的人都相信中国民众在政治上是“无知无能”的，但胡适却认为这一点正是不能实现独裁的原因，而是实行“幼稚园式的政府”，即民主的理由。他说，独裁若要成功，亟须高度的智力和技术，而这正是中国所“奇缺”的。既然他认为没有杰出的人能做独裁者，那么由“平庸之众”构成的这个国家，势必要由平庸之才来领导。对这类人来说，还是去领导轻松的共和制政府比较合适。 (67) 事实上这是用无力的表扬来责难民主，在1935年以前，这种声音不过是荒野里的呼唤。
在《独立评论》《国闻周报》和《东方杂志》上发表争论文章的作者中，只有钱端升明确号召仿效欧洲的集权主义。但他们的信念助长并反映了一种思想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提出的中心问题，并非“是否实行独裁”，而是“实行什么样的独裁”。张卫浜概括了众人的观点。他于1935年6月写道，现在不再是独裁与民主的选择，而是独裁与分裂的选择，因为一人统治（独裁）的反面是地方割据的多人统治（多裁）。 (68)
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争论，有时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但他们的争论却与那些具有更直接的政治关系和责任的人们对这同一问题的争论相呼应。中国是否能够或应该仿效德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这个问题则是党内不同派别的重要议题，而派系分裂本身又是国民党问题的一部分。
蒋介石政权是由许多派系组成的，而这些派系又各从其私人关系或依附关系隶属于蒋。在辅佐蒋介石巩固其统治方面，他们起过不同的作用，但各派系却持有不甚相同的思想观念——尽管内涵并不总是一致。派系成员虽有很大的流动性，但效忠于派系则是个人参政的一个重要方式（对3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如此，现在的历史学者亦作如是观）。 (69)
简单地说，有三大派系隶属于蒋氏。黄埔军校系，起始于蒋介石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之时。该系是支持蒋氏个人军事力量的最早的核心，控制着军队的政治教育，并且通过秘密的蓝衣社从事于搜集情报、灌输思想、制造恐怖政治等任务。 (70) 第二是CC系，该系可能因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而命名。该系控制着党的组织和干部任命事宜。该系的领导成员共同信奉“全民思想再塑造”的理念，再造则依靠传统道德为基石和“推动力”。 (71) 陈氏兄弟在南京政府期间，不遗余力地推动了尊孔之风的复活。第三是所谓的政学系，这是由政客、官僚、学者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松散团体，因相互间有依存关系及与蒋介石有依附关系而凑合在一起。如果不怕把它归纳得太简单，政学系的成员可以称为精英，他们往往是经过西方训练的解决问题的能手，与其他派系相比，该系则显得组织较差，影响较小。然而，他们诚实正直，又有专门技能，蒋介石可以依赖他们去执行他个人的外交使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72) 不受蒋介石直接控制的派系有两个，其领导人是蒋的敌手，要求实现孙中山的遗愿。一派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仍是南京政府的一部分。另一派是聚集在胡汉民周围、划分不太明确的一群，胡汉民本人与实际上半独立的粤桂两省西南政务委员会有联系。
所有这些派别都出版刊物，这些刊物由其重要成员编辑，或至少从一般意义上说表达出各派观点。从这些刊物发表的有争议文章中，可以收集到各派系对独裁、“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种种观点。
黄埔系和蓝衣社
从20年代中期蒋介石控制黄埔军校时起，该校教官和毕业生陆续在政府和军队里取得了职位，他们可以算作蒋介石最忠实的拥护者。作为军队基本力量来源的“黄埔系”，在蓝衣社 () 组成之后，仍力求在党和国家内充分扩大其影响。
成立蓝衣社的建议显然来自何应钦将军的机要秘书刘健群。刘氏设想在党内成立一个能“产生党的灵魂”的精英团体。该团体的成员将是一心一意的“革命者”和可望严格效忠于领袖的理想主义者。 (73) 成员要向蒋介石宣誓效忠。其组织形式更像是传统的秘密社团，并不似现代的政治团体。吸收成员的程序严格。以至到1935年，成员人数还不到14000名，形成众多分支和小组的网络，行动秘密，每周开会一次。蓝衣社的活动包括以下诸方面：向党的基层组织、学生团体和地方军阀的部队进行渗透并灌输思想；在刚刚夺自共产党之手的地区内进行宣传；广泛地进行收集情报、侦察监视和制造恐怖活动。 (74) 但是，该组织的权力基础仍保留在中央军事机构中，由于蒋介石始终掌握着国家军事委员会，因此蓝衣社的领导人便控制了中央军事机构。 (75)
蓝衣社的信仰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就广义而言掺杂着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三者的混合体。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他们所寻求的是，全国上下服从“领导原则”，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实行教育“军事化”，工业国家化，还有饶有趣味的农业集体化。 (76)
刘健群写过赞美墨索里尼、凯末尔和希特勒的文章，这三人都是在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舞台上起家掌权的。但在中国能否引进他们的成功之道这个问题上，他推诿说：“我们必须坚持民族立场……中国仍然是中国。” (77) 但是，与此相关的其他人则比较明确地号召公开仿效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正如一位编辑所写的，“法西斯主义是国家濒于崩溃时唯一的自救工具。……中国不得不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精神”。 (78)
在一些较著名作者的议论中，蓝衣事业的代言人用伪历史观来解释实行独裁的必要性。在蓝衣社刊物《前途》上，有位作者说，民主是资本主义早期自由市场的政治反映。自由市场的那种竞争，最终要为卡特尔化和垄断所代替，这就使议会制那种混乱的政治竞争无法控制社会。最后会出现一个希特勒，将“民主斩草除根”，并集中国家政治权力，以便与集中化的经济结构相一致。作者尽管无法就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产生独裁问题作出论断，但却声称中国的病症如经济、政治、文化的混乱，恰似一个国家的民主处于痛苦的最后阶段。因此，这就需要独裁。“这是一个新时代，独裁是这个时代……进步的手段”。 (79)
蓝衣社运动因强调军事服从和军事行动而使该社成员鄙视中国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认为它们不适合于“新时代”。 (80) 这种鄙视也表现在希望机械地照搬欧洲独裁主义“经验”方面。在蓝衣社的某个刊物上，有位作者写道，历史既不是由伟大运动，也不是由伟大人物创造的，而是由既靠天才又靠手腕拥有权位的“中心偶像”创造的。“天子”统治中华帝国，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任何奇品大德”，而是因为他成了大众所崇拜的偶像。这一经验，现已被中国置之脑后，而意大利和德国却正在运用。作者问道：“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中，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墨索里尼的）才干？……他们崇拜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形象，他的精神。”希特勒、斯大林和凯末尔，皆属这种情况。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创造一个新的中心偶像，是国家统一和强盛的前提。该作者还直言：“我们无需隐瞒，我们正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斯大林！” (81)
与蓝衣社有联系的刊物阐发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是与他们“法西斯主义复兴”的信仰相一致的。《社会新闻》在1933年初介绍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把他们说成是德国的救星、经济的恢复者、德国人民的导师和纪律的训练者、国民精神的宣传员。总而言之，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变弱国为强国所必需”。 (82) 如果这意味着要压迫犹太人和终止个人自由，那也只能这样了。该杂志社驻柏林记者以赞美的口气说：“如果任何言论或行动有害于国家……政府则将进行干涉，迫使那些人回头踏上德国政府和全民所规定的统一方向。” (83)
1933年4月，《前途》月刊报道了希特勒为应付国际政治经济压迫夺取政权的消息，并预言他的成功是全欧法西斯化的前兆。《前途》在后几期中还翻译了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德国工人阶级状况转好的报道。接下来，该杂志几乎用好几期来报道欧洲法西斯主义进展情况。
在外交政策方面，《前途》的编辑们则认为希特勒是个能使其他国家政策按他个人意志转动的“怪杰”，他太伟大了，因为他熟练地运用外交政策，巩固了国内形势，恢复了德国人民的自豪感。 (84) 另一篇社论说，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的一个“英雄”，他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制服了形形色色的小人。“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统治着别人而不为他人所控制。” (85)
蓝衣社成员反复引用德国的例证来支持他们在中国进行激进变革的论点。《前途》的编辑刘炳藜写道，德国的成功可供中国效法，尽管两国的客观情况不同。 (86) 《前途》的另一位作者孙伯謇说，德国的范例清楚地说明了独裁、中央计划和经济复活三者的相互关系。 (87) 另外，孙氏还说，德国国社党党纲已掌握了“组织革命群众”的技巧，这类技巧可以有效地运用于中国。 (88) 还有一些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政策，为复兴的人民指出了一个有希望的必要方向。 (89) 最后，对反民主的蓝衣社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个人需要服从国家需要的国家，不然，德国人民何以投票支持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呢？ (90)
在中国的军事教育领域内，从实际目的出发，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有利形象便成为所设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方面，只能部分地归因于中央军校中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教导，因为顾问们大部分待在技术领域里，即使在1933年以后，这些顾问当中也只有很少几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尽管有些课程确实由国家社会主义者任教，如林德曼将军教授过《政治基础》，但政治教育基本上是由中国人担任的。 (91)
最重要的是蓝衣社的活动范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就是蓝衣社活动的中心机构，它控制着各个军事教育分部，负责挑选各地的教官和干事。该机构不接受CC派控制的国民党组织部所下达的指令，反而服从复兴社指挥。复兴社是蓝衣社的另一称号。 (92) 贺衷寒将军——“蓝衣社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 (93) ——就任中央政治训练处处长，从而保证了蓝衣社对军事教育和出版物的控制，而蓝衣社另一重要人物康泽的“别动队”，其职责中有一项是负责在军队中进行宣传工作。 (94)
南京中央军校的刊物《黄埔月刊》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介绍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在“政治体系”方面，讨论的问题有：“民主与独裁”，“独裁及其领袖”，“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思想”，“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机构”，“墨索里尼的独裁政府”，“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独裁”及“独裁政府与中国”。 (95) 上述问题观点十分明确。有位作者说，通过法西斯主义，一个国家就能迅速地“摆脱苦境”，实现军事化和统一。 (96)
中央航空学校的期刊也提供了同样的宣传内容，除了向读者展示纳粹党如何“战胜阶级冲突”的详情细节，还常常报道德国编写的国际事件，例如1936年挺进莱茵兰。 (97)
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军事院校关心的焦点，这些院校的刊物都集中报道30年代德国军队建设方面数量增加及质量提高的详细情况。不过也未忽略政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不容置疑的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才能有效地“操纵”经济为国防服务，并确保其所需的牺牲精神。 (98)
CC系
若论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倾心仰慕之情，其他任何政府团体均无法与蓝衣社和黄埔系并驾齐驱，而这两个派系又是那样渴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其急切之情也是其他派系所未有的。这两个派系之存在，以及它们努力想向党的各种机构的渗透，就是对CC系或改组派的一种威胁。正如田弘茂所指出的，后者是用比较保守的方式“使国民党成为蒋介石掌握权力的有效工具的”。 (99)
CC系不允许蓝衣社独家崇拜法西斯主义。蒋介石前顾问纳粹分子赫尔曼·柯瑞伯以驻上海总领事的身份向柏林报告了在中国“法西斯思想的扩散”。在1934年秋的报告中，他集中谈了邓文仪领导的蓝衣社前沿组织中国文化学会与上海有CC系背景的政府官员吴醒亚、潘公展和吴开先等领导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之间互相倾轧的情况。 (100) 这两个协会几乎在各大城市都有分会，加上蓝衣社的另一个前沿组织中国文化协会，互相之间为争夺地盘和吸收会员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并直接向蒋介石告状。可是CC系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幕后指挥者，不是别人，正是陈立夫自己。 (101)
和蓝衣社一样，陈立夫所关心的是秩序和控制问题。他派出一个党的代表团去欧洲调查法西斯党的组织情况，并编辑发表代表团对德国、意大利和土耳其执政党的研究报告，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领导原则和吸取青年成员的方法评价很高。 (102) 在波多野乾一所鉴定的CC系最初20名成员中，还有几个是公开的“新德国”崇拜者，朱家骅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927年向蒋介石推荐过德国顾问，1934—1944年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另一个是程天放，曾任驻德大使，号召中国“追随德国榜样”。 (103) 但是，与蓝衣社不同，CC系最赞美的或许是德国国家主义的“民族”特色。所谓德国的榜样，若归源于大众的和日耳曼的思想体系，那么就可以说复兴是植根于一国人民的文化传统之中的。
尽管CC系缺乏一个严格的思想体系，但公正地说，其重要成员还是与陈立夫具有共同的信仰，即认为要使中国社会复兴完成得最好，必须凭借传统道德来做变革的工具。因为，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再次以自己往昔的辉煌为荣，他们也许会克服阻碍进步的民族自卑感。自信和对辉煌往昔的信念——这是多数蓝衣社成员所蔑视的——会使中国具有心理力量去吸收西方最新最好的东西。陈氏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各个分会在与蓝衣社开展的竞争中，也许想探讨如何把学习新政治思想和技术与继承中国传统糅合在一起。
邵元冲也是CC系最初的20名成员之一，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他也持上述见解。邵氏反对西方民主和个人主义，强调“民族心理建设”之必要，并将此作为革新的先决条件。 (104) 他主办的《建国月刊》，是最早也是最强烈地赞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重建的。有位作者写道，国外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勃兴，乃是“假民主”和共产主义因无法实现人的内心需要而招致失败的结果。法西斯主义的显著特点是能够聚集调动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共同精神去进行改革重建。 (105)
从1933至1936年，《建国月刊》具体地讨论了德国复兴精神在国社党政权下是怎样被转化成经济、政治独裁、政府机构改革和军备诸方面的政策的。 (106) 然而，值得吸取的可贵经验是，这种复兴是在一国的历史环境内产生，是具有民族根源的。“第三帝国”这一称号，就可追溯到德国的中世纪。程石泉指出，有两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即帝国主义式的和民族主义式的。日本属于第一类，德国属于第二类。第二类的目标是恢复一个民族的意志、独立和力量，然后“精力充沛地去重建国家”。此外，将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反民主的一面视为“反动”，这是一个错误；相反它是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必要阶段，也就是民族自由的阶段。 (107)
政学系
该系重要成员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关系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该系成员越来越多地担任政府内的高级职位，有些人还广泛参与了中德外交关系的事务。张嘉璈作为铁道部部长，与德奥托·沃尔夫公司协商签订了重要的铁路合同。翁文灏作为行政院和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秘书长，完成了复杂的1936年易货贸易协定，在这方面，他得到蒋廷黻的支持。蒋氏在1935年12月之后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这些事实证明，寻求与德合作的动机，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一般地说），或许是政学系的主要特点。
该系成员所写的文章中，纳粹主义之所以得到好评，倒不完全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天生优于别的思想体系，更多地是因为它看上去能够满足当时的需要。黄郛是政学系一位学识渊博的领导人，他的刊物《复兴月刊》集中介绍了别国的“复兴”经验。1933年1月以后，该月刊认为国社党政体使德国在复兴过程中又迈进了一步，是继续而非中断。在《复兴月刊》的文章里，纳粹主义被大大抬高，甚至说它能减少失业，增加生产。到1934年，该刊经常以赞许口吻详尽介绍第三帝国处理失业、劳动管理、义务劳役、军事防空等等具体的政策。在这些方面，德国被认为是值得中国学习的领先国家。 (108)
除了偶尔抨击个人主义外， (109) 《复兴月刊》小心谨慎，避免卷入政治独裁的争论。但经济独裁，则是另一码事。不少作者大谈学习“法西斯经济控制”，学习计划经济策略的价值。 (110) 国社党对待托拉斯和卡特尔的政策一经透彻介绍，就可明显地看出，德国经济计划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强调这样一个基本点，即政府控制经济增长确实有利于中国为实现工业化所做的“准备工作”，诸如机械化、商品标准化、使生产活动适合国家利益等等。该刊还进一步指出，在这方面值得大力学习的国家，不是像苏联那样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全面控制生产的国家，而是实行不怎么过死的“控制”或“指导经济”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允许私营企业存在，纳粹德国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111)
汪精卫的改组派
把中国引向新的专制政体的观点在30年代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可以从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态度来衡量。汪精卫自称是孙中山“民主”遗产的继承人，1927年他曾和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1931年以后，他与蒋介石的合作很不顺利，作为行政院院长，只是名义上负责南京政府，实权则掌握在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手里。
汪精卫自视为南京政府内的进步力量，公开攻击独裁运动。 (112) 1936年，他在德国居留了很长时间，欧洲法西斯主义所取得的明显成果也给他留下了印象，他曾说：“一些先进国家已增加了国家活力和人民力量，不再害怕外国侵略了。” (113) 汪精卫集团里的一个主要评论员汤良礼在1937年写道，“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手段和政策，不管我们抱有何种想法，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些领袖已经得到各自民族的热情支持。”尽管他们为完成德意两国人民政治前景的巨大改变，已经做出了许多“愚蠢的、不明智的，甚至残忍的事情”，但是，汤良礼仍清楚地看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几年内所做的要“比许多国家在几十年内所做的还多”。汤良礼强调说，他不是在鼓吹中国法西斯主义，不过，在中国，如有必要，强迫推行压倒一切的“国家纪律”还是需要的。 (114)
汤良礼在他的《民众论坛》上开辟专栏刊登拥护纳粹的评论，其着重点有别于其他杂志的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征。这一观点与汪精卫所拥护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改组派们时常关注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论比较一致。 (115) 佘绍备（音）写道：“在中国，我们听到太多的有关纳粹的‘民族的’和其他沙文主义的活动，却很少听说他们正在做的‘社会主义’工作。”佘氏印象颇深的是德国工厂里改善工作条件的报道，例如通过娱乐增长精力的假期、雇用者和被雇用者的良好关系、公用事业服务团、青年的“社会主义”活动等。言外之意，是说国社党党纲中的“社会主义”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相类似。 (116) 《民众论坛》的另一位作者提出，“社会一体化”是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的中心目标，这个中心目标是寻求怎样把“工人群众……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融为一体，废除……现代资本主义的罪恶因素”。 (117) 一位德国作者的话被引用来支持这个观点：中国领导人“要做的工作，与希特勒（在德国）已做而取得成就的工作，相差无几”，那就是让“自私的”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福利”。 (118)
中国人眼里的德国种族主义
前面所谈到的各个派系，都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对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一问题各方持有不同意见。由于存在众多不同的原因，大部分中国领导人都赞羡德国致力于国际自主和国内政治团结，并指导全国发展军事和经济。但在另一方面，对纳粹所谓的“优秀种族”则不敢苟同。
马克斯·鲍尔在1928年致鲁登道夫的信中说，中国没有犹太人，因此“丝毫不理解（我们的）种族问题”。 (119) 如果确实如此，那不是因为中国人对“种族问题”根本不关心。事实上，大多数崇拜国家社会主义的人，对纳粹的种族主义几乎都没有异议。许多人发现，纳粹所关心的是种族的健康与有活力，这对于国家的复兴肯定有利，势在必行，从“中国人种的未来”来说，他们赞成纳粹的国家改革纲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民族”与“种族”之区别，了解得并不全面，前者被认为是一种输入的政治概念，而后者则被视为团结人民大众的主要根源。两者与中文的“民族”一词混淆在一起了，因为中文“民族”，其含义既可是前者，又可是后者。 (120) 不管怎样，中国人中没有几个反对德国的纳粹民族主义政策，许多人甚至公开号召仿效德国对“种族”的关注。
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居留柏林的中国学生认为，他们亲眼所见的反犹太主义似乎比外国的报道要温和一些。 (121) 《外交评论》在1935年发表了《纽伦堡法》的文本，却无任何评论。享有盛誉的《国闻周报》仅把此法看做国社党纲领的目的和经济策划者的目的之间的矛盾，而经济策划者则被视为与此法对立。 (122)
中国的确有些人持反对意见，那是因为希特勒把中国人和其他“弱小”民族混为一谈。但这种反对多半限于驻柏林的中国外交使团。《我的奋斗》中有一段特别冒犯了侨居德国的中国人。希特勒写道，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够加入德国生活，这是错误的，言下之意，是说他们不配享受此种荣誉。中国驻德大使刘崇杰就此段文字提出抗议时，德方对他郑重宣告，希特勒从来不想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而且答应再版时删去此段。 (123)
另一个争端是纳粹把异族通婚等同于“种族背叛”。1933年9月，异族通婚被第三帝国认定是一种要加以惩罚的罪行，此时中国代办谭伯羽要求德国权威方面予以解释。尽管德国外交部声称这不是意在对“远东具有古老文化的种族，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但将来的德中婚配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需要官方同意，得到普鲁士司法部特殊的豁免许可。 (124) 30年代歧视事件不断发生。1936年，中国人被禁止参加一年一度的柏林圣诞节。 (125) 不管怎样，对中国外交人员来说，关于德国种族歧视的争端是个次要问题，而种族歧视问题从来不像在日德关系中引起争端那样变成中德关系中的争端。 (126) 在外交圈子之外，这方面甚至算不了什么问题。
不少中国人所共同关心的是纳粹关于一个统一而充满活力的种族的问题。在军事干部学院里，军官们听过“种族对政治之影响”的报告。 (127) 蒋介石本人就把统一国家的困难归咎于“种族情况之糟”。 (128) 在蓝衣社刊物《前途》看来，为保护汉族，中国有必要多学纳粹优生学，因为只有保存和完善汉族（区别于少数民族），才能抗击其他国家的文化、军事和经济的侵略。 (129)
蓝衣社的半月刊《社会新闻》力图以赞赏态度去描述国社党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情况。据该刊驻柏林记者说，德国反犹太主义仅是德国人民正当感情的流露。毕竟，“德国的银行、报纸及其他商务事业几乎全被犹太人控制住了”。 (130) 1935年，《前途》上的一篇文章，号召中国直接仿效纳粹的种族排外政策：“我们必须认识到种族的崇高和优越的地位，恢复其古老的荣耀，排斥破坏种族的畸形变种……像在德国那样，打击犹太人和非日耳曼人。” (131)
在学术界，对纳粹的种族政策，可以找到相似的理解。蒋廷黻（也是政学系）公开表示接受纳粹对于除犹太人以外的种族政策的解释，并对德国自称尊重中国人感到满意。 (132) 有时候，中国学者也谈到中国需要“种族统一”。当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地教授和中央政治学校讲师的张其昀在1935年写道，需要作地缘政治学的种族分析，来汉化中国的少数民族：“必须尽快完成中国种族统一任务，特别是考虑到这样的事实：那些少数民族都聚居在边境地区，他们所占的共和国领土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 (133)
总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中国人像国际社会那样反对纳粹的种族政策和种族学说。相反，他们按照自己的（不见得是刻毒的）文化主义和种族偏见以及民族复兴的愿望去解释德国的种族主义。
独裁运动
1934年秋，关于独裁、法西斯主义和仿效纳粹德国的争论具有直接的重要政治意义。一场政治大合唱运动兴起了，目的是要在预定于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授予蒋介石以独裁权力。早些时候，蓝衣社和其他组织曾经呼吁实行中央集权控制的新形式，现在又增加了其他众多呼声。东北“少帅”张学良于1931年被日本人将其部队赶出家乡后，1933年出洋考察德意两国，归来宣称，独裁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而堪当此任者非蒋莫属。为将此想法付诸行动，他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国家社会党”（国社党）。 (134) 国民党元老张继竭力拥护蒋介石为“中国的希特勒”。 (135) 早在1934年3月，20个省市的中国国民党党部公开敦促蒋介石就任党的总理或总裁。这本是孙中山的头衔，他过世后一直无人担任此职。有时也用以翻译德语的Führer（元首）。 (136)
中国国内明显涌出的支持法西斯式独裁的潮流，在外国人的评论中也有所反映。一名德国新闻记者指出，“国民政府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之间的活动”，一来一往，互相对应，不断增加。 (137) 美国人编辑的《中国每周评论》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 (138) 日本的军事情报发现“中国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竞争”，并对此感到“不安”。 (139)
然而，这公开的独裁运动却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也许主要是因为这场运动被视为是一幅帷幕，人们担心黄埔系会在蒋介石的公开独裁下取得新的显赫地位。失败的直接原因，是西南政务委员会大有反叛之势，因为他们实际上的自治受到了独裁的威胁。然而，除蓝衣社外，甚至在南京政府内部也极少有人支持此项运动。其他主要派系，没有哪个愿意公开支持这种独裁政权，他们的政治交易是，以本身的政治影响去换独裁的原则，而对于独裁的具体实质，他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结果，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推迟一年召开。独裁式的统一运动宣告结束，说明中国仍然是四分五裂。蒋介石认清了这一局势，于1934年11月27日做出特别安排，接受一名日本记者的访问，说：“中国的情况与德国、土耳其、意大利不同，所以不需要独裁。” (140)
胡汉民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批评
独裁运动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对所谓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有条理的批判。诚然，西南军事长官们也反对独裁，却不能用思想体系来解释。他们最关心的是地区自主权问题（陈济棠本人就迷恋纳粹主义，如前所述，他有自己的一大批德国顾问）。另一方面，胡汉民本人虽与西南政务委员会有联系，但他仍然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位主要的反对派理论家，于是他对实行法西斯式独裁发起严厉的批判。
胡汉民不是民主派。他一贯反对颁布临时宪法，认为有必要实行扩大的一党统治。1928年他去欧洲考察，公开表示赞慕凯末尔的土耳其。 (141) 但他个人对蒋介石独裁主张表示藐视，使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在其主办的《三民主义月刊》上系统地阐述了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此举不仅仅是基于反蒋，而且是出于他自己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解。
胡汉民及其追随者，《三民主义月刊》的撰稿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借用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原理。他们的论点由刘芦隐教授阐述得非常明确。 (142) 刘氏是同盟会老会员、国民党员，获约翰·霍普金斯和哈佛学位，1928年曾随胡汉民赴欧洲考察。在同独裁拥护者进行论战的高潮时期，他写过一篇《从三民主义立场批评法西斯主义》的文章， (143) 他承认法西斯主义显然是时代发展的趋向，但他问道，这是进步的吗？不。它的盛行，并非因为本身具有种种优点，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议会制政府遭到失败，因为“假民主”给社会带来了种种弊端。再者，它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中的破产。
刘氏将欧洲法西斯主义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说，法西斯主义是用民族主义伪装的军国主义，希特勒利用民族主义的言辞为扩张主义的独裁作辩护。法西斯主义也明显地反对“民权”；没有一条法律保护德国人民。至于“民生”，尽管纳粹经济政策可能在表面上增进了社会福利，但在实际上它是为大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人们只要把1933年以前希特勒的“社会主义”辞令和他现在与德国工业界的良好关系做一番比较就一目了然了。德国法西斯主义不单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比以往更强大并给国家“套上锁链的”资本主义。
刘氏总结说，在中国，法西斯主义只能是没有资本主义基础的军国主义——换句话说，乃是军阀主义的还魂。再说，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虽有可能暂时激起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但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独做蒋介石的领导）只能是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从而使民族精神丧失殆尽。
《三民主义月刊》上连珠炮似的文章都支持这一批判，并宣告说，想把法西斯主义移植到中国来，实属“荒谬”。胡汉民来了个修辞性的发问：谁会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元首”呢？当然不是蒋介石，他已经演坏这个角色了。 (144) 徐天一写道，蒋介石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也”，这是说，他心向往之，而力不逮。 (145) 最有力的是许大川的批判，他把刘芦隐的论点推进了一步，问道，“中国法西斯主义”是否“真正代表这场运动”？然后批判矛头直指蓝衣社，他说他们不同于欧洲的法西斯运动，没有群众支持的基础，宁可说他们是一个“没有经济、社会或历史基础的独裁的军阀集团”，因此无扩展指望，也无前途。他们只是向欧洲借来口号做空洞的宣传，他们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46)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现实性
许大川的批判构成了坚实的根据，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历史环境里“法西斯主义”确切地说意味着什么？在一方面，对许多当代的辩护者和批评者以及某些以后的历史学家来说，法西斯主义看上去是一个一般概念，是一种具有多民族表现形式和某种基本原则的普遍现象。在另一方面，30年代被称作“法西斯”的往往是表面上与德国或意大利正在发生的情况简单相似的东西。如前所述，中国的各种团体和个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普遍持肯定看法，但他们的理解却截然不同。诚然，很少有人自视为是“法西斯主义者”，即使有些人自视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也不一定就真的成了法西斯主义分子。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许多法西斯主义理论，但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崇拜者很难从中找到一种合适的理论。1933年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它是“金融资本最反动和最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公开的恐怖独裁”，这当然不合适，关于此议题的最新的各种定义也不合适。 (147) 不可能想象一种普通的理想主义方法会广阔得既包含“文化危机”——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crn）、乔治·莫斯（George Mosse）和克勒门斯·冯·克莱姆派瑞尔（Klemens von Klem Perer）等人把“文化危机”看做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前兆，同时又包含20世纪中国在政治和道德信仰方面的危机。与德国情况最相似的中国情况，可能是CC系企图把“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迷恋引入民族文化的渠道，就像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做的和《建国月刊》上所写的那样。不过，这种努力部分是对抗蓝衣社的一种反应，因为蓝衣社不想承认而且不想恢复早期的文化遗产。按照《前途》月刊的说法，这种对历史和传统的态度将会招致“某种毁灭”。 (148)
试图与“现代化”相联系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也难以适合中国的国情。极权主义学派的思想显然不能运用于中国，因为它首先是现代技术发展的产物，它把全面控制的体系看做是在结构上进行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149) 比较起来更可置疑的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问题。
诚然，在中国普遍推行“法西斯”思想，不能解释为是丧失社会地位者的一次群众运动。在德国，丧失社会地位者是指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遭受损失的中产阶级人士。 (150) 寻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的人很难说是中国前现代化的生产者，倒不如说是中国的知识界、军界和政界的精英。再进一步说，不管“法西斯主义”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它对中国人并不像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所说的，意味着“对人类庸俗化进程……和国际一体化的反叛”。 (151) 恰恰相反，对于具有同情心的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是通往现代化的一个阶梯。其第一原则，如《前途》一位撰稿人所云，“是组织强大的民族和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152) 稳健的政学系成员，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所重视的，精确地说，是它的现世的成功，即有计划地把经济与国家目标结成一体。
这些看法与本章开初引述的观点近似，就是说法西斯主义可以是通向现代国家的途径。亨利·A.特纳（Henry A.Turner）就曾试图把法西斯主义纳入现代化理论。特纳认为，近代历史的根本力量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彻底而迅速的改革进程去取代传统社会，不论在哪里，情况基本相似，包括工业化、现世主义文化和理性化”。 (153) 但特纳总结说，至少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乌托邦的反现代主义”，把现代工业和军事力量看做可以复兴前现代社会的工具。 (154) 只有把特纳的看法倒过来，如同伦佐·德·弗利斯（Renzode Felice）或特别像A.詹姆斯·格雷戈（James Gregor）那样，把法西斯主义看做通向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视的现代化的一个步骤时，人们才能开始谈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
格雷戈概括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把它与现代化直接联系起来。格雷戈不仅根据意大利语原义把法西斯主义看做“在行动和动机方面是一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运动”，而且把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一种“适用于部分发达或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性的独裁”。 (155) 格雷戈认为遵循“法西斯主义信条”是民族运动多样化的表现。他承认了民族运动的差异性，但民族运动是否与他所称的“典型法西斯主义”有相似之处，他则持不同意见，他对“典型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是：它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在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秩序中，其中所有的人、所有的阶级和所有的生产门类将集合起来奔向一个目标，即在一位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领导下的集权主义国家的民族及其发展的‘理想目标’”。 (156)
把上述主张运用于3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如吉尔伯特·阿拉迪斯（Gilbert Allardyce）所指出和格雷戈所承认的，如果对法西斯主义下那样的定义，那么，带有反现代化偏见的纳粹主义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像佛朗哥的西班牙那样不同的政权就可能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了。 (157) 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这一事实会给30年代的中国带来极大的震动。第二，格雷戈的定义认为要具有群众动员和群众参加的要求，这在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当中是十分缺乏的。就法西斯主义崇拜者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各种不同感性认识而言，他们大多数唯一能够同意的一般化标准是一种有用的控制方法，即对全民的控制（蓝衣社所主张的），对党组织和民族文化的控制（陈立夫所主张的）和对经济的控制（政学系所主张的）。可他们对于应该控制什么和如何实行控制却未能达成一致。如果说法西斯主义似乎允许控制层次的多样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崇拜者们一般都把已有的法西斯主义政权视为自己的典范，而并不把法西斯主义运动看做典范。如此，他们只着眼于现存的“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而对在这种制度之前就有的并帮助它获取权力的，通常又是无政府的那种社会革命的力量却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蒋介石在纳粹即将夺取政权之前的确对纳粹主义很有兴趣，他对此运动感兴趣的是它的可以称为政权式的性质，它的“组织”，它的“纪律”以及它对“异己分子”所采取的“严厉措施”。迷恋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人，没有哪个真正愿意致力于动员群众或支持社会动乱，而这两点正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在夺取政权前的年代里所显示出来的特征，在他们号召仿效法西斯主义时，常常出现矛盾对立，但他们对话的对象确系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而不是人民大众。他们通过出版、争论，而蓝衣社则不时通过高压手段，来寻求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不想唤起低级阶层。如果说蒋介石企图通过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下面将要讨论）来建立群众支持的基础，那将是一项预先做好精心安排并加以控制的运动。
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几乎都会同意，如果法西斯主义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的话，那么，它就包含着这一点，即对以前不曾参加过政治活动的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动。但是，在法西斯问题上很少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中国人却在下面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即他们无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这一中心内容。就连最称得上公开信奉法西斯主义“楷模”的蓝衣社，最多也只是在“思想轨迹”上与欧洲法西斯主义接轨。 (158) 蓝衣社的活动受到本身组织秘密性的限制，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绝难取得优势。
如此看来，“中国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各部分的总和。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法西斯主义崇拜者，意见分歧，互相对抗，对定义的解释各不相同，因此没有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致观点可以调和他们的纷争。
在中国，并不存在“法西斯主义运动”，而只有一种与中德密切关系的出现相符合的风尚。法西斯主义和胡汉民的反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根据国内的政治安排所做出的定义，或如前所说，是根据对当代德国现象时常产生的模糊概念而得出的定义。
蒋介石，德国和新生活运动
如果正式独裁是蒋介石1934年的目标，那么，他的企图遭到了失败。1938年他接受了总裁的头衔，表面上看，可能是抗日战争的需要产生的推动力量。蒋介石从未放弃“领导原则”或个人使命的信条。在战争期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不管我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政府，有内阁，有抵抗中心。战争的结局并不决定于几座城市的失守，而是决定于领袖如何指挥人民抵抗。” (159) 但他永远不会变成希特勒式的领袖。
如果说他当年建立蓝衣社是希望形成一种“法西斯主义运动”去重振中国的话，那么，他就是第二次打错了算盘。这个组织的秘密性导致其他政治派别怀疑和夸大了它的活动。其最为人知的那些活动，例如戴笠特工部的恐怖活动证明，这支部队不是促进团结，而是加速分裂。举例来说，广州的统治者陈济棠发动反抗，于1933年逮捕了74名蓝衣社嫌疑分子，并处决了9名。 (160)
很有可能，在蓝衣社成立两年后发起新生活运动之时，在叫嚷独裁甚嚣尘上之际，蒋介石本人逐渐认识了这个问题。尽管新生活运动可以视为企图给予蓝衣社所缺乏的组织群众的基础——最初，蓝衣社确实是站在新生活运动的最前线的，但这也几乎可视为企图超越一个政治派系去扩大民族复兴的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简而言之，发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结合孔孟之道和现代军事伦理学，通过宣传礼义廉耻儒家之道和“全国人民生活军事化”来慢慢地向全国人民灌输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 (161) 蒋介石说，这种结合是古代齐楚两国的治国之道，也是“当今德意两国力量的主要根源”。蒋氏把德中两国的经验作了一番对照比较。和中国一样，德国也曾丧失军事地位，承受不平等条约和巨额赔款。但它又不同于中国，它迅速地恢复了自己的地位，正在逐步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原因何在？蒋介石断言，在于“精神”。一个外国能够强盛，而中国却仍衰弱，这是因为前者有一种“适当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把一种特有的精神灌输给它的人民 (162) 的缘故。
蒋介石希望恢复中国人民的精神，通过实行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来铸造温顺服从而又“军事化”的公民，这在任何人看来，似乎有些道理。蓝衣社推崇新生活运动，是因为这项运动强调社会“军事化”。如果说不能指望他们在强调传统道德方面达成共识，即使把儒教的礼义廉耻加以淡化也不能。那么仅这一要素也能与陈立夫及其CC系的观点相协调。甚至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基督教的其他部分都被引入这个运动，以示其兼收并蓄，包罗广泛，尽管不可避免地产生混乱。1934年期间，蓝衣社和CC系的两个不同的“文化协会”也都被更大范围的新生活运动所吸收了。新生活运动看似矛盾纷呈，但其目的仅有一个，就是要把蒋介石送到一个既包括党政军三界而又超越其上的国民运动的领导高位上去。 (163)
就新生活运动的内涵来说，究竟是受外国，特别是德国影响的呢，还是基本上遵循中国传统的思想要求，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在30年代，西方观察家普遍认为纳粹德国是新生活运动的幕后影响者。 (164) 1934年德国总领事柯瑞伯电告柏林，说这项运动的“理想”，是“本质上的……法西斯主义”。 (165) 甚至中国驻欧洲的外交官 () 一开始也不能肯定“新生活与法西斯之间的关系”。 (166) 在另一方面，有几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则宁愿选择运用具有本土特质的说法，例如，在蒋介石所使用的孔教口号里有19世纪中期同治中兴的回响，或者说这个运动在诸如三民主义青年团那里可能有具体的外国先例可循，但就整体而言却是独特的中国式的，因为运动的理想是要回归到传统哲学。 (167)
但也可以这样说，蓝衣社对待新生活运动的军国主义立场和陈立夫强调复兴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观点，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在当时的观察家们和以后的分析家们看来要比在蒋介石本人眼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就蒋氏而言，吸收外国思想和组织形式与根本依靠“中国”道德来建设一个新国家，两者并非不相容。他致力于新生活运动，是以这样两个坚定信念为基础的，其一是道德原则（及其规定）能够把一个国家团结起来；其二是这一真理已在像德国那样的外国得到最好的实现。
要想更好地评估蒋介石理解和运用中外思想，努力从中国人民之中锻造出一个民族的复杂做法，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首先要了解一百年前的中国政治思想对他的影响；其次要分析他对德国经验的看法；最后要研究他是怎样把不可比较的各种要素糅入新生活运动的。
蒋介石和现代中国发展的思想(https://www.daowen.com)
蒋介石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里贯彻一种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气质，其特点是主观的，道德力量被视为优越于客观的物质力量。可以肯定地说，他并不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他的新生活运动被某些人称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民党版”。 (168)
蒋介石和太平军起义后恢复礼教的政治家们一样相信道德榜样的改革力量。1924年当他第一次研究同治中兴（1862—1874）的历史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平军领袖们的才能之“卓越”并“不低于”中兴时期的政府官员，然而后者却在道德方面更胜一筹，结果就能“改变公众的道德，恢复国家的元气”。 (169) 蒋介石的观点与曾国藩（1811—1872）的观点尤为一致。曾氏也许是同治年间最杰出的官员。他们两人都相信杰出人物。曾国藩在《原才》一文中说，少数道德完善的人可以通过榜样的力量改革社会习俗。这种思想运用于军事方面，就有了这样一句中兴名言：“夫为战者，在于人，而不在于器也。” (170) 在蒋介石方面虽有差异，但他对曾氏理学仍奉行不悖。在这种理学里，传统的礼被认为是得体行为的内在实质和外在表现的一种整体概念，因此成为道德哲学的中心。正如李文逊（Joseph Levenson）所说：“无礼，就内在观之则无道无德，即无形而上学的真理或正直；就外在观之则无政治无统治。” (171)
曾国藩强调以德对物，这种观点为20世纪早期的文化巨人梁启超（1873—1929）所响应，并予以现代化。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充斥于梁氏在1902年所写的《新民说》一文之中。梁氏说，国家的力量有赖于人民的力量，而人民的力量就是人民的道德力量。蒋介石不同于曾国藩，而颇似后起的梁启超，他发现中国人在道德上有缺陷，与“私”德相比，“公”德尤显不足。要恢复中国的力量，有赖于发展“精神思想”，这其中包括自律而服务于群体，如今是服务于国家。 (172)
与此相反，孙中山并未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精神方法，但他也不能被视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所持的是广泛的折中主义的态度，自由地吸取东西两方思想，在这方面不同于曾国藩的儒教之大成，因此他的发展纲领就变得最为乐观，也许最为浪漫了。孙氏主要是借用西方社会的例证来阐述他的三民主义，但他也主张在将来会需要那些一度曾使中国伟大的孔教道德。“我们应该保留我们过去有用的东西，只抛弃不好的东西”。 (173) 对孙氏而言，一个国家的崛起，固然需要军事手段，但要保持强大，只能靠实行完好的道德原则。 (174)
从1925年末到1926年，蒋介石在戴季陶的影响下研究过孙文思想。戴氏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1925）使蒋介石坚信孙中山是一个精神主义者。 (175) 蒋氏在他本人的著作中认为孙中山所说的“简而言之，凡非物质者均可视之为精神”这句话的意思是，诸如衣食住等物质的东西既有赖于、又应该用来为更高级的“精神”领域服务。 (176)
蒋介石和梁启超都认为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已经退化了。蒋氏和梁启超、曾国藩一样，相信“精神的”解决办法。如果说蒋介石在强调孙中山的“精神主义”方面向孙学习是有所选择的话，那么，在自愿将西方思想和经验的成分融入本人的意识观念这一方面，蒋氏则更是孙中山的信徒。
蒋介石和德国：体与用
不论在蒋氏的个人生活还是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蒋介石都是把东西方结为一体。他与一个西化的基督教徒结合，并不认为淡化了自己的原则，而且相信基督教义正体现了“那些与振兴中国息息相关的原则”。 (177) 蒋介石并不是一个十分严格的文化主义者，基督教义对他之所以重要，仅是因为它证实了孔教各种真理，二者并行不悖。他对德国的看法，亦复如此。
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得势，蒋介石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与蓝衣社的理解不同。蓝衣社在开展其最简单的运动中呼唤着“中国的希特勒”，他们最残酷的政策则是由“中国的希姆莱”戴笠一手执行的。蒋介石的确赞慕纳粹所具有的对内控制和引导人民力量与对外再张国威的能力。但他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中却看到了德国“国民精神”的复活。20年代末期，马克斯·鲍尔曾向蒋介石解释说，魏玛民主的危机，说到底是一种文化危机。在此危机中，国民文化之根遭到了自私的唯物主义的摧残。 (178) 蒋介石能够看出，这种危机可以部分地通过重新强调民族传统和习俗的办法来克服，比如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有意识地宣扬罗马帝国；而第三帝国，其称号本身就同中世纪的过去有联系。 (179) 蒋氏还能看到，复活国民精神能够表现在物质方面，例如在德国就表现在军事方面。
蒋介石在青年时期就崇拜和研究过德国军事理论，曾经有七年时间接受过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而且对普鲁士保守派和国家社会主义派评价甚高。对蒋介石来说，最小的公分母便是国民精神，是在魏玛时期受到“压制”的那种精神。纳粹之所以受到崇拜，固然是因为它能够激发某种（已经存在的）精神，但它的最真实源泉仍然是德国的军队，在蒋介石看来，这种精神最明显地表现在对他最具有影响力的德国顾问冯·塞克特身上，即传统的普鲁士——德意志价值形式之中。
塞克特说，“军队是国家力量的核心”，蒋介石也同样接受这样的前提，即国家是缔造在传统和国民价值之上的。塞克特在特别为蒋氏翻译的他自己的著作中说，这种传统“不是死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它日日新……而且创新”。国家并非“冷冰冰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它所需要的是一种个人从属于整体并为祖国尽责的信念。 (180) 一个优秀的军官团不但体现这种概念，而且要在保卫国家中使之发扬光大。从广义上说，塞克特赞成另一个顾问向蒋介石提出的关于中国军队之作用的定义，即“人民的教员”。 (181)
相信人和“人的精神”优于物质，质量胜于数量，这是塞克特军事理论的核心，并从十万德国军队中找出许多例证。他认为，必须建立一支精锐的攻击部队，不但在道德上而且在技术上（因规模不大可以做到）都要胜于对手，这对中国和德国都应如此。这支部队，是“依靠而非消耗”国家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 (182) 蒋介石以双重态度接受塞克特的观点，一方面同意建立一支核心的精锐部队，另一方面在新生活运动中又否认单靠军事力量就足以维持统治。 (183) 他企图把建立这种新力量的价值观用以教育人民大众，从而使举国上下“军事化”。
“古板的”普鲁士人塞克特及其继任者法肯豪森的私人影响，使得蒋介石对德国的国民性做出肯定的评价，这一点在本章的开头已经提及了。蒋氏对其子蒋纬国的教育就是德国的军事教育（他甚至甘冒可能陷于政治上尴尬处境的风险，让其穿着德国军服陪伴首批入侵奥地利的德军，还参加德国对苏台德高地的占领）。 (184) 他告诫儿子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坚实的而非虚设的国家”，这一点是与新生活运动的重要主题一致的。蒋介石写道，新生活之“新”，并不意味着现代“风格”。相反，“简单”和“朴素”是最有价值的内容。 (185)
因此，蒋介石对30年代“新德国”的崇拜决不局限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他对普鲁士军事伦理学的崇拜实际上更加强烈。在他心目中，这种伦理学与他自己所珍视的中国传统完全一致。他的中国传统并不是19世纪二分法的、可能通过西方技术之“用”来保存不变而神圣的中国之“体”。相反，蒋氏企图使中国之“体”与当代相适应，并用以挽救中国。他在致力于统一国家和发扬国民精神的过程中，发现德国之“体”中有许多方面很合他的胃口。这些方面，再加上传统的中国思想，就可用来改造已经变质、缺乏纪律秩序和效率的中国精神了。
李文逊写道，在30年代，不再有人坚信世界上有一种“实体”可以因为它是所谓的“正道”而必须加以保护，然而中国的“体”需要保护，因为它是中国的体，是“国粹”。虽然李文逊认为蒋介石抓住“中国精神”不放，是要在引进西方的阶段中维持一部分平衡， (186) 如果我们把它看做在某种程度上解除国家和人民的束缚以便通向新“体”的一种手段，则更加正确。如果这种“体”，如蒋氏所说，一度存在于中国古代的齐国和楚国，而当今又发现于德国的话，那么，能够把外国经验和中国历史融成新的混合体的过程，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了。
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是怎样使这些要素互相结合的呢？蒋氏在发起这一运动时说过，运动的目标是“改革社会，保国保种”。要完成此项任务，就必须“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蒋氏说，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军队本身专司此责：“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日，军队只能担负部分责任”，而大部分责任则应由公民来担负。
德国的“卓越榜样”在蒋介石的思想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他进一步论述对“德国复兴”的看法。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已完全听任敌人摆布，在重整军备问题上，不得敌方许可则“不能迈进一步”。其实际军事力量削减得“几乎等于零”。但是，尽管没有武器，在不到15年的时期内，德国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现在可以与最强的国家分庭抗礼了。这其中有什么经验？比较而言，德国的军队、人口和土地远远不如中国，何以德国能够成功而中国却遭到失败？因为德国人民意在必胜。“人民要求军事平等，于是就获得了军事平等。人民要求取消战争债务，于是就取消了战争债务”。其他国家也许会加以猛烈谴责，但最终只好默然同意一个民族的统一意志。如果中国人民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和德性”不如德国人民。
蒋介石深入分析德国成功的经验，并将其与中国的传统道德相结合，以后者界定前者。尽管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外国人正在做的“一切”却与“礼义廉耻”协调一致。它是古老的道德，又是从人民的衣食住行这些简单的事情上做起的，可是蒋却使之产生现代的更为直接的关联，引导人民“按照现代公民的义务行事，激发爱国忠种之情”，成为救国要方。“这便是德国有能力要求平等而别国无力拒绝的经验总结”。 (187)
接着是“军事化”，动员并组织训练整个社会去追求国家的目标。在蒋看来，这样做并不有悖于礼义廉耻，相反的正是体现了它的实践。实践四德可以先从个人不在公共场所吐痰做起，但最终却会培养出“勇气和速度，忍受疼痛的耐性，承担艰苦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养成统一行动的习惯，准备为国牺牲”。蒋氏说，“真正的军事化，是植根于礼义廉耻的。” (188)
这种看法，蒋介石在其以后的演说和文章中，除了加以发展，从未有所改变。1934年3月，他问道：“土耳其意大利及德国一直把它们的革命引向胜利，而我们的革命现在反而好像走向失败，这怎么可能呢？”他说，区别就在于一国人民知礼而另一国人民不知礼。德国和意大利显然是知礼之邦：“在他们的全体公民中，没有哪个不尊重和不遵守社会秩序，没有哪个不严格按照集体的法规办事。其结果，不仅降服了国内敌人，而且使所有的外国人见此情势不得不敬而畏之。” (189)
曾国藩道德思想基础的“礼”，就这样变成了蒋介石改革动力的中心要素，现在一经普鲁士化，可以说就意味着要遵法守纪。它在此时的着眼点，指的是现代化国家。蒋介石在大约十年后的《中国之命运》中写道：“如果人民不能履行其对国家的职责，则国将不立，民将不存”，只有引导人民像“完全合格的……现代公民”那样行动，才能使国家“新生”。 (190)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是彻底地失败了。它动员中国人成为“新公民”的努力未获成功，哪怕仅就从来没有去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这一点而言也是如此。对儒家道德规范和普鲁士式纪律的双重强调，决不能促使人民大众自愿地参加运动。“动员”的真意就是“组织训练”。运动因缺乏一个人民大众的发动机而失去了动力，“动员”也就逐渐变成仅限于遵守一小套公众卫生的规则了。在新生活运动两周年时，蒋介石抱怨说，就连这一小套规则也无人遵守了。 (191)
这种融合中西的运动并非蒋氏的独创。他是个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局限性的人。他取得个人成功的方法是“谨小慎微的自制”和行动的能力， (192) 他正企图把这种特性传之全民。他自知不是一个精深的理论家。正如他在《中国之命运》里所说的“我对国家、民族和革命建设的主张是坚定不移的，但在任何理论和组织方面，我却没有确定的观点”。 (193)
然而，他一旦冒险涉足理论，就寻求把不同现象的特定方面结合成一个图表式的标语口号化的整体。新生活运动的基本概念非常明晰简单，足以画入小学生的图册，但又非常宽广，足以概括使其产生的各种根源。
南京的十年是史无前例的引进外国事物——既有原原本本的又有象征性的事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蒋介石与其说是他后期自称的严格传统主义者，不如说更像卓越的他山之石的借用者。在他的思想和个人生活以及管理作风上，他总是从东西两方选择他所需要的东西。他身上所留存的最强烈的儒家传统成分，便是相信道德伦理乃社会之基础。但是，这一点似乎在国外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国外，个人道德是由独裁主义的国家来引导和控制的。蒋介石的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根于他对外国情形的洞察。
有许多中国人通过部分地参照外国民族发展模式来寻求一条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道路，蒋介石仅是其中之一。在德国成为中国最亲密朋友并处于重建民族自尊之际，各种（时常是矛盾的）德国模式都被视为特别适合于中国国情。蒋介石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有所选择地引进德国经验，接受那些似乎与他们的信仰和政治形势相吻合的东西。但是，他们有所选择的借鉴，往往基于他们对之缺乏全面了解的所谓“楷模”，而这些东西同时也是在外国独特的历史、政治及社会诸条件下产生的结果。在赞赏德国民族性格的明显力量、有效的独裁统治以及人民的顺从的同时，常常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方面的引进，并不像输入武器和工业设备那样简单。值得赞赏的是，蒋介石即使在向外国寻求指导时，也认识到这些方面最终必须产生于一个国家的内部，所以他要发起新生活运动。即使如此，他的政府在引进设备方面却远比引进外国伙伴的思想要成功得多，这一点现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1) 韦杰（B.M.Wedge）：《来美国的访问者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我们》（普林斯顿，新泽西，1965年）；布兰查德，第143页；霍尔斯蒂，第246页；阿克·比耶尔斯德特（Ake Bjerstedt）：《世界性的自我卷入，民族形象以及研究方法》（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第4卷（1960年），第185—192页；亨利·惠勒（Henry Wheeler），“神话制度在美苏关系中的作用”，同上，第179—184页；欧内斯特·贝克爵士：《民族性格及其结构因素》（第4版，伦敦，1948年）；阿克拉·艾丽（Akira Iriye）编：《共同的形象：美日关系之尝试》（麻省剑桥，1975年）。
(2) 科恩（H.Kohn）：《德国的思想》（纽约，1960，1965年）；迪克（I.Deak），《魏玛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加州柏克莱，1968年），第44页。
(3) 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美国人的自由主义与俄国人的革命》（纽约，1962年），第26页。
(4) 约瑟夫·德·里维拉（Joseph H.de Rivera）：《外交政策的心理尺度》（哥伦布·俄亥俄，1968年），第21页。
(5) 黎安友，《北京政治》；齐锡生，《军阀政治》。
(6) 杰克·格雷（Jack Gray）编：《现代中国寻找政治模式》（牛津，1969年）。
(7) 沙尔克（A.Schalk）：《德国人》（英格伍德克利夫斯，新泽西，1971年），第48—49页。
(8) 约翰内斯·格罗斯（Johannes Gross）：《德国》（法兰克福，1967年），第17页。
(9) 米切尔·席夫（Michael Schiff）：《典型的德国人》（慕尼黑，1966年），第71、81页；海尔曼·艾奇（Hermann Eich）：《令人讨厌的德国人》，格伦尼（M.Glenny）译（纽约，1965年），第17页。
(10) 布吕尔；法兰西斯·邦迪（Fran ois Bondy）：《他们这样看德国：来自东西方的政治家、作家和新闻记者所持的看法》（斯图加特，1970年）。
(11) 李长之：《介绍“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国闻周报》第14卷，第31期（1937年8月9日），第39—40页。
(12) 任振威：《旅德印象摭忆》，《外交评论》第8卷，第2期（1937年3月），第97页。
(13) 舒新城等编：《辞海》第1卷（上海，1938年），第1119页。
(14) 采访李祖冰。
(15) 采访蒋纬国将军（1978年1月5日）。
(16) 程天放，引自《新中国》第2卷，第2期（1936年1月18日）。
(17) 蒋廷黻：《欧游随笔》，第22页。
(18)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1911年），引自克劳斯（F.E.A.Krause）：《当前中国对欧洲历史的了解情况》，《亚洲专刊》第9卷（1933年），第154—157页。
(19) 张世禄，第1—3页，第163—164页。
(20) 章渊若：《1936年之欧洲大陆》，《复兴月刊》第2卷，第5期（1934年1月1日），第11—12页。
(21) 庄士宗（音）：《略言“新民族之学”》，《德国的内幕》；蔡可成：《德国唯心派的政治思想》，《建国月刊》第9卷，第3期（1933年9月）。也见张群力（音）。
(22) 袁道丰：《德法两大民族之复兴经过》，《建国月刊》第9卷，第4期（1933年10月）。
(23) 周还，第22页；卓敏（音），第108页。
(24) 周还，第26页。
(25) 蒋介石在《统一与救亡》第5页中，将批评归咎于“广东和广西的军事负责人”。
(26) 拙民，第108—111页。
(27) 蒋介石，《统一与救亡》，第5—6页。
(28) 拙民，第108—109页。
(29)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60—61页；田弘茂，第59页。
(30) 杨杰，第554—555页。
(31) 颜惠庆，第91页。
(32)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39，第39页，《旅行报告》（1928年1月17日）。
(33) 罗仲言（音）；（日）小岛精一，赵如珩译《德国战时产业统制组织》，《复兴月刊》第3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页；不同的意见可参见尹以瑄：《战时之经济统制》，《国闻周报》第11卷，第34期（1934年8月27日），第1—9页。卡尔·黑尔费里希（Karl Helfferich）的《世界大战》一书中有关经济动员的一段也由王光祈翻译出版，书名为《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上海，1932年）。
(34) 协议原文在《外交文牍》中发现。
(35) 圣辅，第10、15页。
(36) 参见袁文章（音）：《德国的经济恐慌及其社会的结果》，《北京半月刊》第4卷，第14期（1930年7月）；《德国失业人数繁多》，《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80年3月）；谷滨泉：《德国之现状》，《黄埔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
(37) 黄郛：《发刊词》，第3页；孙几伊，第135—137页。
(38) 孙几伊，第137页。对德国战后复兴的积极反应可参见《德国的复兴》，《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期（1930年10月），第49页及以下几页；《德国经济复兴的努力》，《东方杂志》第27卷，第22期（1930年11月），第55页及以下几页；《德国经济的复兴》，《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31年6月），第279页；冯华德：《战后之德国经济》，《南开大学周刊》第113期（1931年9月），第2页；《战后之德国合作运动》，《东方杂志》第26卷，第22期（1930年4月），第49页；董汝舟：《德意志预算制度之研究》，《建国月刊》第7卷，第1—2期（1932年6—7月）。
(39)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第83页，第334页。
(40) 林德曼，第39—40页。
(41) 在北平陆军大学对德国顾问的讲话（1929年9月11日），引自林德曼，第84页。
(42) 《韦伯斯特新大字词典》（斯布林菲尔德，麻省，1965年），第302页。
(43) 赫尔穆特·弗兰克（Helmut Franke）：《德国法西斯主义》；见兰道尔和霍内格，第40页。
(44) 引自马丁·基琴（Martin Kitchen）：《法西斯主义》（纽约，1976年），第83页。
(45) 这一分析是建立在对涉及“法西斯主义”内容的文章标题进行考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文章汇集于1930至1935年《人文月刊》索引中。
(46) 程师罡（音）：《中土（耳其）相似之处》，《民众论坛》第9卷，第2期（1935年4月16日），第81—84页；薛光前：《中意关系概述》，《中国季刊》第2卷，第3期（1937年夏），第482—486页。
(47)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保守思想》，载于库特·沃尔夫（Kurt H.Wolff）编，《卡尔·曼海姆文选》（纽约，1971年），第135页。
(48) 《人文月刊》第4卷，第10期（1933年11月）。
(49)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45，第123页，“吴光杰将军致塞克特”（1934年5月22日）；黄公安译：《德国国社党党纲》（庐山，1935年）。
(50) 引自辛达谟：《传记文学》第21卷，第1期（1972年），第66页；关于《我的奋斗》在中国的出版，参见《新中国》（Das Neue China）第2卷，第4期（1936年2月20日）。
(51) 《新中国》第3卷，第18—19期（1937年5—6月），第38—39页。
(52) 参见《最近德国国会之重要决议案》，《黄埔月刊》第4卷，第4期（1935年10月15日），第148页；《希忒拉的和平一席谈》，《国闻周报》第13卷，第8期（1936年3月2日）；《希忒拉国策演词全文》，《国闻周报》第12卷，第31期（1935年8月12日）。
(53) 《希特勒执政后之德意志》。
(54) 外交部政治档案（6），Bd.4，“卜尔熙（Borch）（北京）致德外交部”（1929年8月28日）。
(55) 参见外交部政治档案（6），Bd.6，“吕特（Rüdt）（上海）致德外交部”（1933年3月2日）；《中国评论》（China Press）（1933年3月1日；4日）。
(56) 《东亚评论》第17卷（1937年8月1日），第193页。
(57) 程天放，该书中处处可见。
(58)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62，第229—230页，“恩斯特·鲍尔（Ernst Bauer）致保罗·兴克勒尔”（Paul Hinkler，纳粹党国会领袖）（1932年8月3日）。
(59)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62，“E.鲍尔致戈林”（1932年12月19日）。
(60) 同上，第185页，“E.鲍尔致梁颖文”（1934年8月20日）。还可参见第224页b，“梁致鲍尔”（1934年9月11日）；第163页，“梁致鲍尔”（1933年12月19日）；第171页，“鲍尔致梁”（1934年3月15日）；第175页，“鲍尔致梁”（1934年4月13日）；第177页，“梁致鲍尔”（1934年4月17日）；第179页，“鲍尔致梁”（1934年4月27日）。
(61) 蒋介石：《庐山训练集》第1册，第5页。
(62) 引自“社论”，《民众论坛》（People's Tribune）第12卷，第5期（1936年3月1日），第302页。
(63)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第18页及以下几页；也可参阅切斯特·C.谭（Chester C.Tan）：《20世纪的中国政治思想》（纽约，1971年），第240页；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47页。
(64) 陈之迈：《论政治贪污》，《独立评论》第184期（1936年1月5日），第2—6页；同前，《再论政治的设计》，《独立评论》第204期（1936年6月14日），第4页。
(65) 参见费侠莉（Furth）：《丁文江》，第216—218页。
(66) 蒋廷黻：《民族复兴的一条件》；同前，《革命与专制》，第2—5页。
(67) 胡适：《我们需要或想要独裁吗？》，第92—93页；同前，《再论建国与专制》。
(68) 张卫滨：《中国现阶段所需要的政治形态》，《国闻周报》第12卷，第21期（1935年6月3日）。
(69) 《民国人物传》，“前言”，第1页。参阅齐锡生，第一章；黎安友，“导言”，第一章。
(70)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31—84页和田弘茂书第52—65页对蓝衣社作了较好的一般性的叙述。陈少校则就其内幕作了最好的论述。
(71) 见易劳逸：《1930年代的国民党》，载费侠莉：《变革的限度》，第199页；田弘茂，第47—52页。
(72) 包华德，第2册，第191页；田弘茂，第67—68页。一般地说，有关所有的派系集团可参见《民国人物传》序言。
()* * 关于蓝衣社，请参阅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中译本附录（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出版）。——译者
(73) 刘健群：《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载于《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书，第57—112页。
(74) 田弘茂，第57—59页；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64—77页。
(75) 田弘茂，第61页。
(76)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47—52页。
(77) 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8、10页。
(78) 《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社会新闻》第4卷（1933年8月24日），第274页；也可参阅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41页。
(79) 伊仁：《民主与独裁》，《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第1—4页。
(80) 梁园东：《中国民族之特点》一文是较好的例证。
(81) 《组织与领袖》，《社会新闻》第3卷，第16期（1933年5月18日），第242—243页。
(82) 许思邦：《德国之法西斯蒂》，第235—236页。
(83) 许思邦：《德国政闻》，第362—393页；也可参阅《社会新闻》第3卷，第24期（1933年6月12日）续篇，第378—379页。
(84) 张慕霖译：《德国劳动状态与工业生产的景气》，《前途》第1卷，第10期（1933年10月）；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译文可见该刊第1卷，第11、12期（1933年11月，12月）；俊：《希特勒外交宣言与欧洲政局》，《前途》第3卷，第6期（1935年6月）。
(85) 《德国国民之特殊性质》，《前途》第3卷，第6期（1935年6月）。
(86) 刘炳藜：《民族复兴的意义》，《前途》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第4页；《民族图存的基本条件》，《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
(87) 孙伯謇：《统制政策》，《前途》第1卷，第11期（1933年11月），第3页。
(88) 孙伯謇：《今日的中国革命》，《前途》第1卷，第11期（1933年11月），第2页。
(89) 陈普，第62页；卫聚贤，第17—18页。
(90) 陈普：《民族复兴与中国政治》。
(91) 林德曼，第161页。
(92) 陈少校，第41页。
(93)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41页。
(94) 陈少校，第48页。
(95) 《黄埔月刊预定编辑》，《黄埔月刊》第4卷，第5期（1935年11月15日）。
(96) 马星野：《法西斯蒂意大利之新武力》，《黄埔月刊》第4卷，第5期（1935年11月15日），第116页。
(97) 志青：《国社党“国民革命”之正体》，《空军》第82期（1934年6月17日），第13页；《法西斯蒂的考察》，《空军》第183期（1936年7月28日）；沈民九：《德国第二次炸弹宣言与欧洲之新局势》，《空军》第176期（1936年4月16日），第39—40页。
(98) 泗清：《德国重整军备及其经济情势》，《黄埔刊月》第3卷，第6期（1935年6月15日）；雷锡龄：《中国战时工业统制论》，《黄埔月刊》第3卷，第5期（1935年7月15日）；德恒：《统制经济与中国》，《空军》第108期（1934年12月30日）。
(99) 田弘茂，第52页；也见杜勉，第596—597页。
(100) 外交部政治档案（11），“柯瑞伯（上海）致德外交部”（1934年9月24日）；“陶德曼（北京）致德外交部”（1934年10月4日）；“贝伦斯（Behrens）（上海）致北京”（1935年1月31日）。
(101) 陈少校，第42—43页，第45—46页；外交部政治档案室（11），“柯瑞伯（上海）致德外交部”（1934年9月24日）。
(102) 张冲等：《意、德、土访问录》，陈立夫辑（1935年，南京），第2册。
(103) 波多野乾一，第461—462页；参阅田弘茂，第200页；程天放的陈述可在《北平纪事》（1935年7月5日）中发现。
(104) 参见邵元冲；同前，《个人主义与思想改造》，《建国月刊》第8卷，第5期（1933年5月）。
(105) 程石泉：《论法西斯蒂的起缘及其前途》，《建国月刊》第7卷，第5期（1932年10月）。
(106) 寿昌：《德国复兴运动下的经济实况》，《建国月刊》第11卷，第6期（1934年12月）；蒋绍炎：《德意志的政党与独裁制度的由来》，《建国月刊》第9卷，第6期（1933年12月）；缪钟彝：《德国之经济政策》，《建国月刊》第14卷，第3期（1936年3月）；祝世康：《德国之公务员保险》，《建国月刊》，第11卷，第5期（1934年11月）；胡少米：《最近德国的军备概况》，《建国月刊》第15卷，第5期（1936年11月）。
(107) 程石泉。
(108) 郑独步：《德国劳动统治的现实》，《复兴月刊》第4卷，第11期（1936年7月）；吴文英：《希特勒之救治失业政策》，《复兴月刊》第4卷，第11期（1936年7月）；怀雅：《德国的劳动服役制度》，《复兴月刊》第5卷，第9期（1937年5月）；叶乐群：《希特勒统治下之企业制度》，《复兴月刊》第4卷，第10期（1935年10月）；《德国政府指导下的民间防空》，《复兴月刊》第2卷，第12期（1934年8月）；张素民。
(109) 胡善恒：《个人主义思想之嬗变与没落》，《复兴月刊》第2卷，第8期（1934年4月）。
(110) 例如，郑独步：《法西斯统制经济的认识》，《复兴月刊》第2卷，第7期（1934年3月）。
(111) 叶乐群：《希特勒统治下之企业制度》；荫南：《统治经济在中国》，《复兴月刊》第2卷，第5期（1934年1月）；郑独步：《苏俄计划经济的批判》，《复兴月刊》第2卷，第6期（1934年2月）；张素民：《1933年英美之统制经济运动》，《复兴月刊》第2卷，第5期（1934年1月）；同前，《统治经济与计划经济》，《复兴月刊》第1卷，第12期（1933年8月）。
(112) 参见汪1934年11月27日通电原文，载胡适：《我们需要或想要独裁吗？》，第89页。
(113) 汪精卫：《在主要工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第206页。
(114) 汤良礼：《今日之国际问题》，第23—24页。
(115) 参见汪精卫；博伊尔，第26页。
(116) 佘绍备（音），《中国能向德国学什么？》《民众论坛》第15卷，第4期（1936年11月16日），第241—246页。
(117) 《中德文化关系》，《民众论坛》第13卷，第6期（1936年6月16日），第376页。
(118) 《德国对中国发展的称赞》，《民众论坛》第15卷，第4期（1936年11月15日），第229—230页。
(119)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38，第297页，“鲍尔致鲁登道夫”（Ludendorff）（1928年7月18日）。
(120) 《辞海》将“民族”解释为“在种族、生命、语言、宗教和风俗方面有密切联系的人们”。《辞海》第一册，第1620页。当将之翻译成“nation”时，意思便有些模糊不清，因为“nation”一词在英语中，有时是“Country”（国家）的同义词。
(121) 采访黄佑。黄佑曾是柏林警官学校的学员。
(122) 奉生：《德国国社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纪》，《外交评论》第5卷，第4期（1935年11月），第179—183页；《国闻周报》第12卷，第37期（1935年9月23日）。
(123) 外交部政治档案室（4），“1935年12月20日备忘录”。这段话可在希特勒《我的奋斗》（柏林，1933年）第2册，第429页中发现。
(124) 福克斯：《德国的远东政策》，第87—88页。
(125) 外交部政治档案室（22），“普罗茨（K.Protze）致德外交部”（1936年10月19日）。
(126) 福克斯：《德国的远东政策》，第92页。
(127) 林德曼，第161页。
(128) 林德曼，第264页。
(129) 卫聚贤。
(130) 许思邦：《德国政闻》，第362页。
(131) 陈普，第62页。
(132) 《东亚评论》第15卷（1935年3月1日），第137页。
(133) 张其昀：《民族的危机》，第169页。
(134) 吴天威，第5页；高金宣（音）：《中国需要独裁者吗？》，《民众论坛》第8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第12—16页；外交部政治档案（11），“贝伦斯（上海）致北京”（1935年1月31日）；“普勒森（Plessen）（北京）致德外交部”（1935年1月18日）。不可以将1935年1月遣散的张学良的小党误作为张嘉森（君劢）大的国家社会党。
(135)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73页。例如“Führer”一词的翻译参见《希忒拉国策演词全文》，《国闻周报》第12卷第31期（1935年8月12日）。然而“Führer”一词更通常地被译作“元首”。
(136)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72页。例如“Führer”一词的翻译参见《希忒拉国策演词全文》，《国闻周报》第12卷第31期（1935年8月12日）。然而“Führer”一词更通常地被译作“元首”。
(137) （佚名）“汉堡通信”；《中德文化关系》，《民众论坛》第13卷，第6期（1936年6月16日），第377页。
(138) 《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第68卷，第10期（1934年5月5日），第387页。
(139) 《日中战争》；《现代史资料》（东京，1964年）第8册，第385—387页。
(140) 引自胡适：《我们需要或想要独裁吗？》，第89页。关于该运动的失败也可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75—176页。
(141) 包华德，第2册，第164—165页。关于胡汉民的思想见小肯尼迪书。
(142) 珀勒伯格，第145页。
(143) 刘芦隐，第15—20页。
(144) 引自钱实甫：《法西斯蒂给中国的是什么？》，《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5期（1934年11月15日），第49页。参阅胡汉民，第18—22页。
(145) 徐天一：《不伦不类的中国独裁政治》，《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5期（1934年11月15日），第33—34页。也可参见“西烛”：《法西斯蒂主义辨伪》，同上，第50—72页。“森元”（音）：《意大利法西斯蒂与中国》，同上，第73—84页；刘大白：《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经济之现状》，《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3期（1934年9月15日），第96—103页。
(146) 许大川，第21，28—29页。
(147) 约翰·卡迈特（John M.Cammett）：《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1920—1935》，《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第31期（1967年春），第155页。
(148) 施特恩：《文化政治的绝望》；莫斯（G.Mosse）：《德国意识形态的危机：第三帝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纽约，1964年）；克莱姆派瑞尔：《德国的新保守主义》；梁园东书。
(149) 弗里德里希（C.J.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K.Brezinski）：《极权主义专政与独裁政府》（麻省剑桥，1965年，第2版）一书或许是最好的实例。也可参阅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1951年）。但是最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汉斯·科恩（Hans Kohn），他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专政：比较研究》；《现代世界的专政》（Dictatorship in the Modern World），明尼亚波利斯，1935年。关于文学方面的评论可参见西德尔和迈克尔书。
(150) 参见绍尔：《国家社会主义》；第413页；参见诺尔特（Nolte）：《法西斯主义三面观》。
(151) 同上。
(152) 陈秋云，第1页。
(153) 特纳，第548页。
(154) 特纳，第555、557页。
()* * 伦佐·德·弗利斯说，法西斯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那些处于落后状态……经济、政治畸形、面临着变革的国家里”。他还说，这体现了正在出现、并非走下坡路的中产阶级的愿望。德·弗利斯书第46页。
(155) 格雷戈：《法西斯主义与现代化》，第383—384页。
(156) 格雷戈：《法西斯主义者在激进政治方面的主张》，第398页。
(157) 阿拉迪斯，第375页。
(158)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80—81页。关于同其他受到公认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对照起来看，参见阮·林兹（Juan J.Linz）：《用社会历史学的观点对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的注解》，和阿列斯苔尔·亨内西（Alistair Hennessy）：《拉美之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均见奈奎尔书。
(159)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纽约，1941年），第116页。
(160)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78页。
(161)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第13—23页。
(162)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复制本藏外交部政治档案室（13），柯瑞伯（上海）致德外交部（1935年1月23日）；同前，《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第20页。
(163) 上海总领事柯瑞伯密切注视着“文化协会”间的斗争这些并已被带入了新生活运动：外交部政治档案（11），“柯瑞伯（上海）致德外交部”（1934年9月24日）；“贝伦斯（上海）致德外交部”（1935年1月31日）。据陈少校说，蒋介石最终命令蓝衣社文化协会解散，解除了邓文仪的职务。陈少校，第45—56页。
(164) 哈里·佩克斯顿·霍华德（Harry Paxton Howard）：《希特勒在中国的失败》（Hitler's Failure in China），《中国季刊》第3卷，第3期（1938年夏），第299页。
(165) 外交部政治档案（11），“柯瑞伯（上海）致德外交部”（1934年9月24日）。
()* * 中国驻德国全权公使在否定新生活运动与国家社会主义完全类似的同时，也强调蒋介石的目标与国社党领导人的目标之间的相似性，《刘崇杰访问记》，1934年3月17日无标题新闻剪报，科隆德意志经济研究院收藏。中国驻荷兰大使金问泗承认了新生活运动与希特勒主义类似的这一看法“广为人知”，但他却使用外交辞令回避此问题。金问泗书第188—189页。
(166) 同刘崇杰会谈，无题剪报（1934年3月17日），藏于德国经济研究所，科隆。也见金问泗，第188—189页。
(167) 赖特（芮玛丽）：《从革命到复辟》；塞缪尔·朱，第15页。芮玛丽和雅各比（A.Jacoby）《来自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纽约，1946年）均认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有“法西斯”色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亦然：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Bl.243（引自德累切斯勒尔，第40—41页）。青年团是体现蒋介石想通过训诫、教育和控制的方法来革除国家的陈规陋习（下文讨论）的综合看法的极好例证。
(168) 德利克，第945页。
(169)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册，第37a—40b，引自陆培涌《思想追求》，第215页。
(170) 芮玛丽：《同治中兴》，第68—69页，第305页；林毓生：《梁济自杀事件：道德保守主义之歧例》，载费侠莉《变革的限度》，第161页。
(171) 李文逊，第1册，第56页；参见黑尔穆特·威廉（Hellmut Wilhelm）：《曾国藩思想的背景》，《亚洲研究》（Asiatische Studien）第3—4卷（1949年），第95—97页。
(172) 参阅汪一驹，第214页；张灏：《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900—1907》，麻省剑桥，1971年，第214—219页，第301页；李文逊：《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思想》（麻省剑桥，1953年），第88页。
(173)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1卷，第62—63页，参见汪一驹，第322页。
(174)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1卷，第62页，参见汪一驹，第322页。
(175) 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一书第34—35页引用的轶事证明了这一事实，后来蒋介石转述这个故事的各种途径包括在陆培涌《思想追求》，第222—223页。
(176) 陆培涌：《思想追求》，第224页。
(177) 引自董显光：《蒋介石：军事家和政治家》（上海，1937年），第595页。陆培涌认为蒋显然是要将基督教“用”于中国的“体”上：《思想追求》，第231—232页。
(178)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第109页，1928年7月备忘录。
(179) 在这一点上，鲍尔告诉蒋要研究“墨索里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理解了他的……完全颓废了的人民”。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第114页。
(180) 塞克特，《德国国防军》，第63—64页，第67页。
(181) 林德曼，第87页。
(182) 塞克特：《军人的思想》，第85—86页，第90—100页；同前，《德国国防军》，第30页；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塞克特遗件，roll24，no.205，《关于蒋介石元帅之备忘录》，第1页。
(183) 塞克特与新生活运动有着更直接联系的可能性同一个叫做齐焌（Robert Chi Tsun）的人有关，他曾在波茨坦理科中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并成为塞克特的中国副官。齐声称在1933年秋向蒋呈交的计划几乎一字未改地成为蒋1934年2月的新生活运动宣言。齐后来成为蒋的秘书以及翁文灏在资源委员会的助手。尽管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实这一说法，但也没有证据证明那些声称该运动最初的思想来自杨永泰或黄郛的断言（见欧阳纵（音）《中国内幕》第17页）。齐焌、齐熨访问录（1978年4月11日）；关德懋访问录（1977年12月16日）。关于齐的父亲齐如山，见包华德《传记辞典》第1册，第299—301页。
(184) 蒋纬国将军访问录，台北，1978年3月22日。
(185) 蒋介石：1936年1月广播词，引自《民众论坛》第12卷，第2期（1936年1月16日），第105页及以下几页；同前，《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第58页。
(186) 李文逊：《儒教中国》第2册，第116页。也见劳伦斯·施奈德（Laurence A.Schneider）：《国粹与新的知识界》，载费侠莉：《变革的限度》，第57—89页。
(187)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第15—17页。
(188)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第21页；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第34页。
(189)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第25页。
(190)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201页。阿里夫·德利克注意到新生活运动关于“礼”的概念同荀子对“礼”的权力主义的阐述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强调通过外部的严格规章来达到改进”。德利克，第966页。
(191) 德利克；第952页。
(192) 陆培涌：《早期的蒋介石》，第44页。
(193)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224页。有关对蒋介石嗜好的“明确的、基本的解释”，可参见陆培涌上书第4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