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关系1933—1936
一个遵循“国防经济”路线的、前后一贯的国民党工业发展战略显然是同1933年后德国在华新利益的出现相一致的。简言之，对于正在迅速扩展的德国国防经济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日渐增长，1933年后中德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各自国防经济的互补利益基础之上的。
在魏玛共和国秘密地重整军备时期，中国就已成为德国武器和军火的主要销售地。在政治环境不同于1927至1928魏玛民主鼎盛期的情况下，马克斯·鲍尔使团——在许多方面与1920年代德国派往国外的其他“非官方”军事代表团相类似——可能已经引起了德国国防军的更积极的反响并转而促进了工业方面的投入。只是到了1930年代，德国国防军才开始在南京的德国顾问团中起直接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很小。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无力为在华投资提供补贴或担保，德国工业界放弃了各自计划，只限于从事为未来打下基础的工作。然而，由于纳粹党人于1933年1月30日攫取了权力，围绕着进入中国市场的新途径，军队和工业界开始携手合作。
在纳粹政权之下，德国的重整军备进入了公开与加速的时期。然而，正像魏玛时期一样，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几年里，增长的军工产品并不能完全消费掉。结果，军事和工业对出口市场的需求，以及眼下在战略原料方面的需求，均十分迫切。与此同时，在秘密地重整军备阶段已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苏联被德国新的政治领导列为“禁区”。中国因而成为军队、工业界以及新任帝国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协调外贸政策时用来取代苏联的主要选择对象。
随着德国在出口市场和原料来源方面需求的扩大，一项有助于克服德国在华投资早期障碍的新的外贸政策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由军方和与经济部一道工作的工业集团组成的强大的德国“中国院外集团”在对华政策的制定方面，日益起着支配作用。它的利益同蒋介石政府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铸造了新的中德关系。
中德之间关系的扩大，首先是建立在相互间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不过，这些也直接涉及军事企业。对蒋介石来说，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工作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对德国人来讲，商业和军事关系长期以来一直被看做是中德交往的补充。这样看来，中德之间通过重组南京顾问团而开始了一种新的密切的关系，就不足为怪了。
甚至是在1933年以前，中德双方均把恢复顾问团的活力视为双方的共同需要。不过，它的重组方式和目标受到寻求军工合作新方式的共同愿望的支配，而这种新的合作方式只是在1933年以后才变得切实可行。领导了这一尝试，并开始就经济交易进行谈判的人是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汉斯·冯·塞克特。
即使是在经济和军事考虑处于支配地位的环境之中，塞克特的两次访华以及他同蒋介石良好的个人关系均显示出个人在中德关系中的重要性。就像蒋同他的首任德国顾问马克斯·鲍尔的关系一样，个人的和思想观念上的共鸣有助于创建一种工作中的伙伴关系。尤其是蒋按照塞克特的德国国防军模式重新组建其军队的愿望，以及他在此后所接受的一些政治、军事和经济设想，这些均融合进了翁文灏的军工计划中去，该计划打算为了中国的发展而设立一个特殊的中德机构，这看上去似乎对中德双方均有益处。
然而，在1936年的易货贸易协定正式确立了两国间的新关系之前的三年中，常常需要进行艰难的谈判。德国在中国的进一步卷入，给它带来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危险。德国支持蒋介石这件事本身固然就已被视为介入了尚不稳定的国内政局。但是在1934至1936年间，德国对战略原料的寻求使之与南京以及与那些同南京敌对而又表示愿意提供德国所需物资的省政府的关系均陷入一种矛盾的困境之中。结果，中德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与此同时，南京和柏林都得克服各自方面对两国密切关系的反对之声。在中国，这种反对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者对国防设计委员会声望上升的不满情绪。在德国方面，事情却更加复杂。德国国防军和经济部从来不能够完全左右德国的对华政策。遵循魏玛时代所制定的政策的德国外交部，在东亚继续奉行着一种谨慎的中立政策，视德国国防军和工业界在华的努力为一种危险的冒险举动。纯粹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华的德国贸易商行也持反对态度。对德国官方愈来愈多地卷入对华贸易中去的这些担心——正确地——将会造成它们自身的排斥。
这些势力可以稽延，但却不可能阻挡中德之间更为密切的官方关系的发展，这种关系到1936年时看来似乎很可能致使德国在即将到来的中日抗争中站在中国一边。然而，正如本章最后一个部分将要指出的那样，未来的中德关系面临的反对势力更加强大。纳粹主义分子在亚洲的长期目标是同其他所有团体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日本在希特勒外交政策纲领中所要起的作用是早有预兆的。此外，由于希特勒的外交纲领在军事和经济准备战略方面的设想与德国军方完全不同，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在他的谋略中充其量只能是个配角。
德国在华的新经济利益
1933年前后德国的在华利益有相当大的连续性。然而，随着纳粹党人攫取了政权后重整军备的公开进行，刺激了德国在华的投入。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有益于德国在华新老利益集团的外贸政策亦随之而生。
用陆军国防经济办公室主任格奥尔格·托马斯上校（Colonel Georg Thomas）的话来讲，希特勒漠视《凡尔赛条约》而公开进行军备扩张的决心对德国军方意味着“将大量理论付诸实施的时代已经到来”。 (1) 自1924年成立以来，托马斯的办公室就以各种形式承担着“集中和协调德国国防军在军备发展和采购方面所有活动”的任务 (2) 。该机构也是陆军同外国签订大量契约的后台。由于秘密重整军备的魏玛时代的结束，德国国防军，尤其是托马斯的办公室，试图推行其国防经济（广义上的国防经济）观念，并使之成为合乎逻辑的论断，即：为了赋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缺乏的那种经济持久耐力，必须对国家的生产能力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动员，并为应付一场突发的持久而“全面”的战争贮存原料。 (3) 这就要求国内武装力量以及同军事有关的工业生产在超出和平时期军队增长速度的水平之上稳定增长，这就转而需要“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增加这类产品的输出，包括在那些“有希望成为武器和军火进口国的国家里”雇佣“军官和退役军官”。 (4)
军方已打算在进一步扩大魏玛时代德国国防军和苏联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将苏联作为军工投资的重要区域和原料产地。托马斯上校于1933年5月访问了苏联，回国后便向希特勒明确提出了加强德苏经济关系的建议。希特勒断然拒绝了该项建议，并决定立即中止德国国防军同莫斯科的一切联系，这是希特勒在其统治初期反对陆军政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事例之一。除了他不愿意哪怕是部分依赖这个他最终要加以征服的国家之外，希特勒还深信同这个国家的合作共事不可能获取任何的物质利益。 (5) 于是，在德国国防军经济谋略中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的中国， (6) 作为苏联的替代国，日益显现出她的重要性。
当然，中国除了已成为德国武器和军火的主要进口国外。同时也是该国重工业投资的潜在地区。据德国国防军部的莱谢劳将军（General Walter von Reichenau）说，从这两方面来看，由于需要“依靠外国的订货来加强中央德国在军备工业方面的生产能力，使之能应付各种急需”，德国在华的地位现在不得不有所增强。 (7) 然而，这只是加强了中国在德国加紧扩充军备过程中的重要性。用冯·塞克特将军（他在1933至1935年间的两次访华有助于重新铸造中德关系）的话来说，“原料问题是我们政策的焦点”。 (8)
德国在基本原料和粮食方面对外国资源的依赖，被恰当地看做是它在20世纪战争中“唯一致命的弱点”。 (9) 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疆界内，煤炭是德国能够自给自足的唯一的战争原料；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 (10) 依照军事设计者的看法，德国在原料方面永远不会实现自给自足，因此，它只能通过国际市场来获取并加以储备。 (11) 正如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希特勒并不持有这种看法，他害怕在原料方面依赖于国外资源；但是他也认识到目前的原料短缺会妨碍重整军备的进行，故而他在好几年内没有干预军方的计划。
不难看出，中国的原料对于德国重整军备具有重要性。钨、钼、钒、镍和铬是生产优质钢材时不可缺少的合金材料，实际上，所有这些原料德国都得进口。在国防经济办公室1934年的一份报告中，这些铁合金被指定必须能在数量增长方面“有所保证”，对锑、锡、铜、锰、锌和铅等有色金属的需求也是一样。 (12) 所有这些金属都可以从中国得到，其中可供出口量大的是两种最重要的战略金属——钨和锑。 (13) 1929年，德国工业界通过民间贸易从中国获得了其所需的88%的锑和53%的钨。 (14) 不过，在30年代初期可获得的东西并不确定，但到了1933年以后德国却指望能够保证从中国得到可靠的供应，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时德国对这两种矿的需求不断增长，特别是由于中国政府本身（国防设计委员会）在扩大这些金属的开发利用方面似乎也乐于合作。
这些金属为什么如此重要？锑的一个重要用途在于使用于制造弹药的特种铅合金变得坚硬。稀有金属的化合物（如硫化物）被用来制造榴霰弹的弹片及弹头。中国锑的生产量占世界产量的60%以上，除了玻利维亚之外（它生产量占10%），中国是1934年间德国进口锑的唯一来源。 (15) 此外，中国矿石质量较高，它几乎不含难以去除的杂质，纯锑的含量在55%—60%。中国锑的90%来自湖南省的北部和中部，这些地区完全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16)
对钨的全球性抢夺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它首次被德国人用于切削工具并使军火生产大大增长。钨于“一夜之间成为所有战时金属中最重要的”。 (17) 在已知的所有金属中，钨的熔点最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钨铁的首次制造，以及克虏伯公司在20年代生产出碳化钨，并取得了这种“军事金刚石”的专利，钨因此在精制钢的切削和磨刨过程中变得至关重要。它被进一步用来制造生产装甲板、穿甲弹、枪管和飞机所需的坚硬、抗高温的钢材，它也可以用来制造电话机、灯丝和钟表零件。 (18) 世界钨的生产统计数字反映出它的军事价值：1914—1918年间产量增长了4倍（达到32000吨），这一产量水平直到1936年才再次达到。 (19)
自从1915年在湖南省东南部的武陵山脉 () 发现了含钨量达79%的黑钨矿（钨通常是从这种矿中提取的），以及后来又在延绵于四省的整个南岭地区发现此种钨矿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钨矿来源。1933年，中国生产的钨占世界产量的一半（6100吨），1915—1937年间的平均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8%。 (20) 气候和经济方面的条件也有利于中国的钨矿开采：钨矿地区温暖、潮湿的气候致使沉重的石头风化侵蚀，钨矿砂终年暴露在外，大部分能由廉价的手工劳动来开采。 (21)
出于各主要强国的原因，德国不能够独自地完全或部分控制它本身的钨矿。 (22) 当时唯一可以用来替代钨的便是钼，但这种金属几乎为美国所垄断，因为美国钼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3/4。不过，这种矿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尽管数量不多，且通常与黑钨矿一起被发现。 (23)
贸易政策
德国对外国原料较大的需求使其有必要制定一项外贸政策来加以保证。直接购买原料将需要大量的外汇。但由于原先指望可于1933至1934年间给国内经济带来复苏的公共支出的增长，以及外国信用贷款在同一时期内不断撤回，到1933年底，德国的外汇储备立即消耗殆尽。作为对策，德国国家银行总裁（1934年6月任经济部长）沙赫特于1933年秋提出延期偿还德国的外债，并依照1934年3月22日通过的《工业原料贸易管制法》而获得了对德国外贸政策的总控制权。
正如在他的“新计划”中所确定的，沙赫特的政策是试图为外贸筹措资金——并继续重整军备——但不用外汇。这就是通过银行间的汇划结算协定、易货贸易筹办、进口许可和出口补贴等一套方法来进行。开放的多边贸易的传统方法让位于同那些愿意直接与德国交换出口产品的国家签订双边协议。这些方法使德国同初级产品出产国进行的贸易尤为方便，且这些出产国本身基本上也都受到交换的控制，而德国则根据它在重整军备方面的需求来挑选它们作为外贸伙伴。 (24)
贸易互惠主义非常强调德国的贸易从西欧和美国等国际贸易中心转向南欧、南美和近东、远东地区。到1938年，德国外贸的2/5——是1934年前比例的2倍多——是在这些地区进行的，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着贸易上的顺差，这是因为重要的原料只是几个特定的国家才拥有。 (25) 中德贸易大概也是这些新政策的受益者。与用德国武器和机器换取中国原料同时出现的易货贸易还有：巴西的咖啡换取德国的火车机车，墨西哥的石油换取德国的输油管道，土耳其的烟草换取德国的汽车等协定。 (26) 正如在中国一样，德国国防军在拉美的工业代理商，以及存在于拉美某些国家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由德国国防军在20年代培养出来的）在新的贸易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7)
德国在中国将寻找工业市场与原材料协调一致始于1933年塞克特的访华。由于同汉斯·克兰（1920年代活跃于俄国建设项目中的工业承包商）一道工作，塞克特试图把解决原料、武器输出以及德国参与中国工业建设等问题同蒋介石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有悖常理的是，塞克特同南京的德国顾问团发生联系之时，恰恰赶上顾问团正处于失掉蒋介石信任的危险之中。
塞克特和中国（1933—1935）
魏采尔领导下顾问团地位的下降
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于（中德间）在并非纯粹军事性的各个领域中的合作来说，既是一种象征，又是一个有形的实体。不过，它从来未能实践最初在鲍尔领导时期所曾允诺过的诺言，而且在1930至1934年格奥尔格·魏采尔将军担任蒋的总顾问期间，它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维持这一机构，对于中德两国相同的利益来说，已成为一个应予优先考虑的事情。
魏采尔是带着一个“甚至连布隆堡和弗里奇（Fritsch）这样杰出的军事人物都相形见绌” (28) 的声望来到中国的，但是或许他根本没料到他所面临的竟是这么落后的军事状况，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在1930年，中央军没有坦克，仅有一个野战炮团以及几架用于侦察和绘图的飞机。实际上没有可供使用的地图。没有中央补给系统，对中国军官来说，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货栈购买军需品是极其平常的事。 (29) 在这种状况之下，魏采尔把顾问团人员的精力集中在正规的军事教育方面，与此同时，他在战场上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他在1930年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战役中所提的建议已证明是最有价值的，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由德国人训练的军队。他住在蒋的私人专列里，据一位中国译员说，在作战计划的制定方面，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0) 然而，到了1931年底，他同蒋的关系已经不太融洽，或许是由于江西的反共战役没能取得胜利的缘故。
在1931年6月开始的第三次“剿匪”战役期间（这是首次由蒋亲自指挥），魏采尔提出了一个对江西根据地实行快速合围的战略，即“从四面八方毫无限制地向前推进”， (31) 如果该战略得以迅速执行的话，中共军队的大部分就会被孤立在福建省东部地区。他的战略在原则上被采纳，但在实际上却受到忽视。他所谋求的快速的运动战变成了一个费力而缓慢的、鲁莽的突进，结果使得共产党人占据了魏采尔称作“金色桥梁”的地区，并得以越过该地区而重新集结。当战役毫无效果地拖至同年秋天时，魏采尔公开发泄他的不满。 (32) 尽管后来的反共战役采用了魏采尔计划的某些内容，但德国顾问们在江西作战中大概未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 (33)
除了战略上的分歧之外，魏采尔性格率直并经常粗暴地批评中国指挥官，这使得国民党军事部门的整个上层指挥集团都对他怀有敌意，为此，后来将他同美国的史迪威将军相比拟。 (34) 由于他谋求直接同财政部长宋子文商定在江西修建公路和简易机场的合同， (35) 从而使局势趋于复杂，因为这样一来便断绝了中国军政机构惯有的“收益”。 (36) 从这以后，他被反对他和其僚属的阴谋所纠缠，并最终毫无根据地指控他的助手是日本间谍。 (37)
魏采尔同宋子文的密切关系似乎最不能为蒋所接受。早在1931年12月初，魏采尔已迫于压力向蒋提交了一份长达32页的备忘录，以为他的顾问团的继续存在辩护 (38) ——蒋在12月15日暂时引退这件事必然已使顾问团的地位发生动摇。在蒋下野期间，魏采尔愈来愈多地通过财政部长来做工作，而宋本人同蒋的关系一直在恶化。在宋子文的力促之下，魏采尔于1932年1月日本人进攻上海之后奔赴前线，并在那里共同决定（开始之时遭到蒋的反对）把由德国训练的委员长“嫡系”部队第87师投入战斗。 (39)
蒋介石于1932年3月复职之后，立即开始物色替换魏采尔的人选。蒋要寻找的是这样一个人，他所拥有的地位要能够协调一支现代化军队的军事和经济活动；魏采尔独独将精力集中于前者。蒋从上层入手，试探由德国国防军部长威廉·格棱纳（Wilhelm Groener）替代魏采尔的可能性。 (40)
格棱纳谢绝了。可是德国国防军对军事代表团所承担责任的逐渐削弱感到担心。鉴于这一点，德国国防军部便不再有理由对魏采尔感到满意了。魏采尔同本德勒街（Bendler⁃strasse）的关系恰当而又冷淡，他们感到从其他国家驻北平武官那里获得的情报要比德国从它在中国首都的顾问们那里得到的还要好。 (41) 最重要的是，魏采尔是德国经济利益的拙劣的拥护者，甚至是在他的活动领域中（如军事购买方面）也如此。他自夸在购买武器方面“毫无偏见”，并且更喜欢通过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商行采办军需品，而宁愿得罪德国工业界和中国驻柏林的贸易办事处。 (42) 最后，他同他的德国僚属间产生的种种纠葛——更不必说他的中国雇主了——是众所周知的。 (43)
一条摆脱这种局面的外交途径找到了：魏采尔愿意（无意地）邀请他自己的继任者来南京。根据朱家骅的建议，魏采尔于1932年3月底邀请汉斯·冯·塞克特上将访问中国。 (44)
塞克特与中国（1933年）
在德国，塞克特根本没有感到大吃一惊。在1920年代，他曾同国民党政府接触过好几次，而且几年来同魏采尔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信联系，在这些信中，他曾表示过对顾问团工作的兴趣。
自1926年退休以来，他的兴趣一直放在三件事上：他创建的德国国防军、国家政治以及他自己的财政状况。他想成为德国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抱负在1925至1926年间已经放弃。 (45) 他则是作为极右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在德国国会的代表而进入政界的。但是当该党在1931年后开始同日益增长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融合之时，对此持较大保留态度的塞克特最终站到了一个由年长的、具有高人一等优越感的人组成的少数派一边，即使是在国家人民党内部，他们也是少数派。 (46) 对塞克特来说，受邀到中国去做一次考察旅行，不仅报酬丰厚，同时也使他可以从国内政治的软弱状态中逃脱出来，并且又向他提供了一次机会来帮助德国国防军的利益，对他本人来讲在经济上也会有所收益。
正当塞克特要赴南京支撑起顾问团的地位时，他也被卷进了一项在广州单独进行的，据说是“秘密的”冒险活动之中。这项后来使德国国防军在南京的工作变得复杂的计划始于1932年6月10日，当塞克特这天收到安德烈亚斯·迈尔-马德尔（Andreas Mayer⁃Ma⁃der）上尉信时，恰恰魏采尔的信函尚在途中，迈尔-马德尔声称代表广西省政府。
迈尔-马德尔是一位雇佣军人，他于1930年抵达中国，在一家叫做派尔茨-中国公司（Pälz⁃China Company）的进出口公司工作。一年之内，他受聘为（广西）南宁军校教官，并通过派尔茨公司建议由德国公司在这个省会建造一座兵工厂。他说服了留德的梧州大学校长马君武教授，使之确信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于是，他和马受广西领袖李宗仁将军委派赴德，就有关必需的信贷事宜进行谈判。 (47)
迈尔-马德尔在德国尽力兜售他的计划，他声称广西是中国的“普鲁士”，最后必将统一全国；德国在该省的经济渗透必将导致对全中国经济的支配，导致德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特别是德国在中国西南的军事存在最终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印度构成威胁。 (48) 然而，在访德期间，他发现几乎没有人接受他的这项宏大的计划。塞克特把他介绍给汉斯·克兰，克兰转而盗用了这个在中国西南进行经济投资的想法，而将迈尔-马德尔撇在一边。
汉斯·克兰从20年代起便同塞克特有了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东非殖民地经商，1924年他加入了柏林恩格尔哈特银行（Engelhardt Bank），该银行深深地卷入了武器交易之中。在那里，他开始在德国国防军国外事业中广泛活动，最初在苏联，然后又在土耳其。为了控制德国国防军在土耳其的活动，他最终成为“施塔玛格”（Stamag）的“影子”首脑。到1930年时，他已成为一名百万富翁，并且同塞克特很熟悉。 (49)
克兰使马君武确信，由于他同德国国防军的联系以及和塞克特的友谊，所以比起迈尔-马德尔，他能够更好地满足广西的需要。他最初开价是10万德国马克，这仅仅是一个考察团赴广西的费用，但对广西当局来说是太昂贵了，这时，邻近的广东省政府似乎也已插手这件事，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笔费用。 (50) 这对塞克特来说显然多了一份经济上的诱因，他被要求在往返南京途中在华南作短暂的停留，以向这项冒险事业提供支持。
虽然直接同自治的广州政府进行接触已成为克兰本人的想法，不过，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德国国防军坚定的支持。 (51) 由于魏采尔顾问团连一份重要的工业订单都不能弄到手这一事实使德国国防军有所醒悟，他们便不打算放过向广州提供一座兵工厂的前景，或许这仅仅是作为一种能在南京产生更重大成果的手段；如果塞克特在南京获得成功，作为一种“相应的报偿”，广州的任何计划都可能被放弃。 (52)
塞克特对中国的访问是一个胜利。他在广州的“秘密”使命以及在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借助蒋显赫的威信维护和扩大德国在南京的地位，这一更重要事务这两方面均取得成功。协调这两方面的成果有待于今后做出努力。
在允诺对华南进行礼节性的访问之后，塞克特于1933年5月8日抵达上海，朱家骅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南京期间，他下榻于魏采尔将军的寓所，此时魏采尔因外交事务出差在北方。从5月28至31日，塞克特在江西牯岭（庐山）蒋的山间别墅同蒋介石举行了为期3天的深入细致的讨论，由朱家骅担任翻译。在这些讨论结束时，蒋已充分表示愿意请塞克特担任“高级顾问”一职，以对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提出建议，并监督德国顾问团的工作。 (53) 塞克特谢绝了这一提议，如果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来实现扩大同南京的联系的话，他不愿意束缚自己的手脚。不过，他同意就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向蒋递交一份内容详尽的备忘录。 (54)
在访问了山东和北平之后，塞克特返回南京。在南京他还会见了汪精卫、戴季陶和黄郛等政府其他领导人。6月30日他提交了《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这是他首次访华的主要成果。在中国期间他的确没有见到多少中国军队。正像他的副官后来所叙述的那样，塞克特本人同中国军队的直接接触仅包括：南京附近所看到的一队正在行进的士兵；乘坐了几次中国炮艇；以及在北平附近正式检阅了一营部队，他在那儿发现士兵们试图用沙子和金属丝来擦拭枪支。 (55) 因此，既然撰写这份备忘录（据刘馥说，该备忘录被证明“对中国后来的军事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 (56) ）需要时间，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塞克特对于自己所做出的结论似乎并没有切实的客观体验。魏采尔指责说：“它仅仅是我从阳台上来了解中国的产物”。 (57) 然而，塞克特的备忘录并不是一份肤浅之作，相反，这份备忘录是他自己主要通过讨论和阅读得来的，认为适用于中国的各方面经验的积累。对于有效地扩大德国参与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发展来讲，它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份文件不仅仅是塞克特此次使命的产物，而且是他长期以来累积的意见的反映，通过间接地集中思考后，这些意见首次被最好地理解。
从他退休期间（1927—1932）所发表的大量出版物中发现，塞克特的兴致已转移到军事和政治理论领域，并且试图推广他的有关国家及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的概念。他的政治观念几乎没有新的东西，反映了他所珍视的并已为之效力的保守而浪漫的传统。 (58) 对塞克特来说，普鲁士国家已成为“这个国家本身的象征”。 (59) 固然，并不存在一种对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民都行之有效的绝对的国家形式，然而普鲁士样板体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中首要的是站在国家前列并成为国家化身的“领袖人物”观念，以及“像金字塔一样”不可分割的领导阶层的国家思想，这个领导阶层存在于一种同顺从的并能恪尽职守的民众有着共同责任的关系之中——“在最佳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及反对“1789年的思想。” (60) 他的理想是具有自主政治意志的君主独裁主义的强权国家。 (61)
作为德国国防军的创建人，塞克特在国家的外部“形态”已发生变化时所做的工作，是为了维护这个理想化的（普鲁士）结构。塞克特把军队看做是“国家的表现形式”和“民族团结的象征”。 (62) 从根本上说，军队是“政治的工具”及“统治力量的基石”，它的关键成分是一个统一的、有能力的军官团，这个军官团不能够卷入引起分裂的派系政治中去。“军队为国家效力且只效力于国家，因为军队就是国家”。 (63)
当然，塞克特创建的精锐陆军并不单纯是他政治哲学的结果，同样也是凡尔赛体系束缚的实际后果。然而，塞克特做了一件在理论上非做不可的事，却装成出于高尚的动机，他的军事思想的主要成分是重视质量甚于重视数量，重视训练有素的领袖甚于军需设备。此外，从战略的观点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使塞克特认识到了小规模、快速机动且又得到充分支援与装备精良的军队的价值。这样一支部队的核心可以在和平时期加以训练，使其具备“未来扩展的胚芽”。 (64) 这支部队在人数上的精小，可以使其进一步摆脱对大量陈旧物资的依赖，使得兵器工业可以按照当前和未来的需要来协调生产。 (65)
简单地说，这些就是这位普鲁士君主制度拥护者的一些基本观点，他在1920至1926年的几年中曾领导了德国军队，用高登·克雷格（Gordon Craig）的话来说，这支军队“从一个有着愤恨不满、士气沮丧的军官团的种类不同、缺乏协调的各种部队的集合体变成了一支品质纯一、训练严格的部队，至少从质量上来看，在欧洲无有匹敌者”。 (66) 当然，那方面的成功也是现在蒋介石企盼听到他的建议的原因。
在其《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中，塞克特巧妙地将其经验中的中心思想同在他所认为蒋可以接受的那些领域中加强德国影响的坚决主张结合起来。 (67) 3个基本思想被从普鲁士—德国的场合下搬进了中国重建军队的任务之中，并且形成了塞克特备忘录的构架：（1） 军队为“统治权力的基础”，（2） 一支军队的威力在于素质上的优良，（3） “一支军队的价值取决于其军官团的价值”。 (68)
塞克特的建议包括了以下内容。他写道，军队是“中国国内安定的基础”，但现在的中国军队与其所承担的任务极不相称。最迫切的是一支“统一训练的军队，它只听命于您（蒋介石）一人”。事实上，“包括训练、管理和调动权在内的整个军事系统都应只属于一个人，”总司令要高居于由军令和私人关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之上。 (69)
这支军队不必过于庞大，有10个师就可以了。中国根本的问题在于军队太多而精锐部队又太少。塞克特告诫蒋介石，想要将名义上归南京政府节制的全部军队都加以训练是“根本就办不到的”，他还特地提到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缩减众多政治上不可靠的帝国军队的经验。指出应该首先建立一支新式忠诚军队的“核心”，该核心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日后一旦需要，它能迅速扩展，同时它仍保持其作为一支精锐突击队的特性。未来精锐部队成员在经挑选后组建成“教导旅”，他们将配备最好的武器，领高薪，享受高标准的营房与伙食，而且穿着与众不同的军装。这一设想最先是由鲍尔提出来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介绍新式武器的使用。 (70)
组建一个严密的军官团是尤为困难的事。德国毕竟有着这样的传统，且始终存在着一个武装力量特殊领导集团的社会基础。而在中国，一个德式结构的“教导旅”的战斗力，大约只相当于同等规模德意志帝国军官团的20%，与处于萌芽时期的德国国防军差不多。然而，总的来说中国将不得不靠标准化的管理方式来缔造一支职业军官队伍。塞克特在中国的时间不长，却也深受中国军队上层的私人关系之扰：“我曾被告知，在军队中有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即一位调防的将军会带走他的一批下属军官，甚至整个参谋班底。” (71) 根除这种弊端的办法是严格地将军事任命制度化，所有军官都直接控制在蒋的手中，根据“统一的原则和标准”确定军官的任命。 (72)
塞克特军事建议的最后一个要素涉及政治在军队内的作用。塞克特来自曾是“非政治化的”德国国防军，在魏玛共和国之前军队是不能参与政党政治的；实际上，它的政治性是内在的，军队本身就一种政治力量——从理论上说，它效忠于国家。魏玛共和国是国家，但在军方眼里，它只是一种国家的变体。德国军队这种潜在的政治性，在中国透过武装力量内部的地域性与政治性派系折射了出来。塞克特认为，要达到目标，必须实行“非政治化”，军官们要宣誓只效忠于蒋介石而不是某个派系（因而，作为中国领袖人物的蒋所起的作用，要像普鲁士君主政体在帝国武装力量中，及其思想在国防军中所起的象征性作用那样）。与此同时，必须把“那些和健全的国家体制格格不入的因素，毫不留情地清除掉”。 (73) “最终的目标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获益。” (74)
在关系军事重建的所有方面，塞克特均建议要大大扩充德国顾问的权限。一个经过充实的顾问团将控制“教导旅”的发展；聘请一位德国精于管理的参谋人员来改组中国的军政部；要将军政部中负责财政的办公室从该部分离出来，聘请“合适的德国管理者”将其改建成类似德国“总审计署”的机构。 (75) 那些在他们执行任务时必然会碰到的障碍必须排除：“您……元帅先生（指蒋介石——译者）……必须保证德国顾问们的影响力是卓有成效的。” (76) 当然，德国人在推动军火工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超过了其在别的方面的成就，塞克特备忘录的最后一部分即与此有关。
据塞克特说，中国兵工厂所生产的武器中，“有75%—90%”不适合现代军队的需要。“如果你给予士兵劣质武器，你就会失去他们对你的信任与尊重。” (77) 在中国自己的兵器工业建成前，新式军队需要的装备一定要从外国购买。在此期间，立足国内基础又能吸引“欧洲的”军火公司参加的中国（兵器工业）建设也将起步（它是与内容广泛的工业现代化项目结合在一起的）。更可取的是，这些军火公司最好就是向其购买武器的公司，以确保武器的标准化。塞克特继续写道，“这类公司是极易找到的”。 (78) 最后，发展兵器工业必须“态度坚定，要编列较长时间的预算”，首先要在德国顾问监督下奠定长期发展的基础，然后再交给受过德式训练的中国人来管理。 (79)
塞克特的备忘录强调，达到此目的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在蒋的绝对领导之下使军事系统中央集权化，二是让德国无所不在的影响力渗透到军事重建和工业发展计划中去。这一设想最先是由鲍尔提出来的，它是德国利益与蒋介石军事现代化和发展工业雄心壮志结合的产物。然而，几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塞克特的备忘录格外引人注目，比以前的建议更受赏识。第一，塞克特是德国军界最具权威的人物，备忘录的理论依据是军事一政治互相作用的观点，1920年代德国军事的复兴证明了这一理论是卓有成效的，而蒋介石对德国的复兴钦佩之至。 (80) 塞克特日后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儿被当成是军事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81) 第二，塞克特在德国国防军中的地位，使他比以往任何一位顾问都更易争取到德国的物资帮助，以完成其建议的项目。第三，尽管在中国军队内的实际经验十分有限，但塞克特却已经清晰地洞察了蒋的雄心与人品；与尖刻的魏采尔不同，塞克特从不批评蒋的治军方法，哪怕是委婉的批评都没有，塞克特总是责辱中国年迈的军官，不忠诚的下属，及国内各方面的局限使进展远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最后，塞克特建议中有关工业的内容与国防设计委员会刚开始的工作有不谋而合之处。以中国的原料换取德国工业产品的方案也恰在此时首次公之于世了。 (82)
塞克特在提交了建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在朱家骅陪同下从上海登船返国，船上还装着34件珍贵的礼物及蒋介石夫人赠送的花篮。他曾在广州做短暂停留，以支持克兰在华南的冒险活动。然后，塞克特在茫茫大海上开始系统地为德国军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写下他的建议——这些建议是1938年之前德国国防军对华政策的基石。塞克特预见到在远东将有一场围绕贸易和资源的竞争：
至于德国吗？它不能也不应（在亚洲）作战。而是应该着手准备在那儿的开拓发展，我们要设想当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能强大起来时，德国仍能确保自己的在华地位。德国与日本站在一边不会失去什么，但所得也甚微……（如同从前在俄国所做的那样），今后的努力还须再一次从军事方面着手，而不是为了取悦于外交部。 (83)
事实证明，塞克特在南京取得的成功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料。蒋介石在5月间与他一块探讨问题时就对这位将军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84) 蒋命令朱家骅负责把塞克特的两本书《德国国防军》和《一个军人的思想》译成中文。 (85) 更为重要的是，塞克特的“建议书”立即成了中国军队重建的蓝本。 (86)
1933年8月5日，蒋介石写信给塞克特，称他不仅接受了塞克特的建议而且已经着手实行了；教导旅已经开始组建，由受过德国教育的桂永清将军指挥。 (87) 随后，南京政府改组，人们看到较温顺的孔祥熙取代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 (88) 宋反对不断增加军费支出。 () 当年10月，塞克特被邀请重返中国去看看执行他建议的情形。朱家骅在致塞克特的信中强调，蒋已“无条件地相信您那超人的人格力量”。 (89) 当塞克特为是否要再次登船远航而犹豫不决时，蒋介石的压力不断增加。中国的代办告诉德国政府说，塞克特已经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而强烈的印象”，并坚持说，“蒋已铁了心，塞克特绝对要回到中国去”。蒋甚至威胁，一旦塞克特拒绝他的恳请，他将不得不转而聘请法国的贝当（Petain）元帅。 (90) 最后，塞克特满足了蒋的愿望，国防军也赞赏他的抉择，保证给予他“广泛的支持”。 (91) 11月11日，他接受任命，担任蒋的总顾问。
塞克特考虑到自己的情况，也照顾到德国外交部对其新职可能会引起日本反应的担心，决定只在中国做短期逗留，然后就把军事使命移交给此次随他去南京的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塞克特本人则在柏林继续其在经济领域的使命。这一安排事先并未通知蒋介石。 (92) 敦促塞克特重回中国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可怜的魏采尔将军几个星期后才知悉自己实际上已被抛弃了，告诉他消息的人正是塞克特。1934年4月，塞克特重返中国，魏采尔当即辞职。他心怀不满地对一个随员说，“这一切纯粹是按照中国人的方式进行的”。 (93)
然而，魏采尔的抱怨有点不公正，因为他不只是中国利益的牺牲品，也是德国利益的牺牲品。由于塞克特重返中国充任德国在华努力的领军人物，一个崭新的规划德国未来在华利益的组织便建立起来了。
“合步楼”的形成
德国重整军备的诸多需要，包括工业产品的市场与原材料两个方面，预示着国防军与经济部要携手走向中国市场。其中的某些需要能够（也将要）由沙赫特（Schacht）贸易控制政策资助的私营工业来满足。但是，一般人认为，在华的德国贸易团体主要由汉堡和不来梅的进出口公司控制的状况，已经难以适应为满足国内需要而进行的大规模贸易拓展行动。托马斯上校呼吁，“在中国设立一个代表德国工业界的统一代理处”，以便在官方（或半官方）的水平上处理今后的贸易。 (94) 作为结果，便有了1934年1月24日“工业产品商贸公司”（简称“合步楼”）的诞生。
“合步楼”明显地模仿了1920年代分别在俄国、土耳其掌握了德国国防军工业生意的“盖福”和“施塔玛格”的组织形式，它的建立，为了解这些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由于当时的保密和争吵，它在1930年代中期中德贸易方面的重要作用很少为人们清晰地知晓。应该仔细地寻找它的渊源。
从任何的法律意义上讲，1934—1936年间的“合步楼”都只是一家私人公司。它是参照了“施塔玛格公司”的方式创立的，这一方式衍生出了“合步楼”和简称“格拉普”（Gerap）的“机械设备商事公司”（the Geraete⁃und Apparate⁃Handelsgesell Schaft），“施塔玛格”可能是想继续从事对土耳其的贸易。 (95) 汉斯·克兰是“合步楼”的大老板，在它最初20万德国马克的资金中，他提供了19.9万马克。 (96) 该公司的开张协议书现存于大柏林贸易登记处，从中可以看出它规定的业务范围较广泛，包括“国内国际机械、工具和各类日常用品的贸易，”不久，又改为“从事汽车和农业机械制造业的工具及成套设备的国内外贸易”。 (97)
单从这份法律本身文件，谁也不敢断言这家公司会与中国或德国国防军有多大关系。所以要有意识地遮遮掩掩，是基于下列几种考虑：曾任“合步楼”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瓦尔特·埃克特（Walter Eckert）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由一家私营公司而不是外交部或经济部等官方机构来签订（一份中德易货贸易协定），是明智之举，它有利于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保守（协定）的秘密。” (98) ——这大概是想避免激起其他在中国有利益的国家的敌对情绪。协定同时规定，在其价值得到证明之前，允许德国国防军对有关项目不承担正式的责任。当然，“合步楼”明显的“私营”性质也反映出企业家汉斯·克兰进取而又稳健的经营风格。据德国驻日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Herbert von Dirksen）说，克兰曾号称如果他能自由行动，他可以确保从中国获得相当可观的原材料。 (99) 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究竟克兰期望从“合步楼”得到何种利益，或事实上已经得到了什么。但他以前与德国国防军方合作时获利甚丰（他在瑞士拥有一座号称价值75万瑞士法郎的别墅），很有可能他想通过“合步楼”博取一定的经济补偿。 (100)
尽管克兰刻意强调其事业的私营性质，尤其是与多疑的德国外交部毫不相干，但德国国防军介入其间却是毫无疑问的。克兰在“合步楼”的代理人是库尔特·普罗伊（Curt Preu）上校，塞克特首次中国之行时，国防军曾推荐普罗伊出任随行助手。 (101) “合步楼”和“格拉普”都由柏林的恩格哈特银行资助，这家银行长期活跃于德国国防军主办的企业中，1934年克兰也拥有了它的少量股份。 (102) 克兰首次与外交部打交道是经国防军的一位军官引荐，又是托马斯上校亲自将他介绍给了柏林的中国公使馆。 (103) 最后，与克兰同在恩格尔哈特银行供职的海因里希·罗伊斯（Heinrich Reuss）皇子1935年对外交部说：“汉斯·克兰按照国防军的命令行事，这是千真万确的。” (104)
克兰早在“合步楼”组建之前就已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他从迈尔一马德尔公司手中接过了与广东地方当局的谈判。塞克特1933年两次在华南的逗留支持了克兰，使他获得了在广州以北30英里的潖江口承建一座兵工厂的合同，该厂将生产三种大炮。这是一宗价值650万德国马克的直接现款交易。 (105) 自然，这笔交易，尤其是塞克特对南京的成功访问，为日后的合作开辟了更宽阔的道路，“合步楼”的建立显示了克兰的野心，他要作为促成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签订易货和贷款合同的中间人，获得由财政部长沙赫特提供的信用贷款和德国的投资保证，克兰此前已得到过沙赫特的帮助。 (106) 塞克特重返中国后，再次成了克兰的庇护人，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保护是来自南京。
塞克特第二次在华使命 1934—1935年
塞克特第二次在华期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他的权威与影响是以往的顾问不能望其项背的，甚至使所有在外国的德籍顾问都望尘莫及。到1934年底，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按照塞克特依国防军的建制重组中国中央军的工作进展顺利，与翁文灏合作的工业计划已经着手进行，“合步楼”主持的第一个易货协定已经草签。
塞克特1934年4月4日抵达中国，除了每月2000美元工资外，还享受豪华的食宿款待——其工资是魏采尔的三倍，这是南京政府付给一位外国顾问的前所未有的高薪。 (107) 一位常住中国的德国顾问说，塞克特“在各方面受到中国贵宾般的照顾。”他的房门口有礼仪卫兵站岗，平日有四位保安军官形影相随。他外出旅行时乘坐的是政府特供的车厢。当蒋介石不在南京而塞克特又代表他行事时，他会坐在蒋的办公室内总司令的办公桌前召见中国军官。 (108)
塞克特不仅是国民政府总顾问，他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信托的人。 (109) 这些头衔使他能正式参加蒋介石及其高级军官们在庐山牯岭举行的谈话会，为期一周的谈话会从1934年4月28日到5月4日。
在这次异常重要的谈话会中，蒋介石与塞克特讨论了如何在中国贯彻塞克特的主张，尤其是其备忘录所涉及的问题。为了抵御日本的入侵，蒋希望能有两套国防计划：一套短期的“应急”规划，一套长期的“基础”规划。两人在前一个规划上稍有分歧，而在第二个规划上则有完全的共识——尽管有某些中国军方领袖加以反对。
在讨论对付日本攻击事件的“应急”计划时，蒋介石清楚地向塞克特表明了他的意图，即牺牲华北，集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防卫长江流域。 (110) 然而，即使这样做，也要等到在江西围剿共产党的作战结束后才能开始。 (111) 虽存有疑虑，塞克特仍同意构筑沿长江的防御工事，尤其是修筑从上海至南京一线由碉堡构成的防线，它后来以中国的“兴登堡防线”而出名。 (112)
当时有一种反对声音，不同意塞克特在备忘录中提出的要“彻底地”重组中国军队。但这并非来自蒋而是来自一些军事领袖，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要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只能靠对现有各师的改造，而不是另组新的师级单位来完成。塞克特带去了他拟订的一份详尽蓝图：通过两个预定的步骤来确立新军队的基础，在和平时期，军队规模是6个师（10万人），战时达到18个师（30万人）。 (113) 在德国时，国防军曾授权塞克特在德国军事院校和部队内对“年轻的军官”进行广泛的训练。 (114) 陈诚将军提出了相反的议案，陈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负责人，他主张驻江西的30个师在结束军事行动后，立即就地整编。这使得塞克特担忧自己整套的建议会因此而被否定，他提出要立即返回德国以示威胁。 (115) 蒋基本上站在塞克特一边，谈话会最后的结论是，江西的战事结果后编练6个新建师，现有各部队也要按相同比例压缩。在新编师完成整训前，现有部队的军官要到庐山受训，某些“旧”师也将以较好的武器来装备。 (116)
与会者对军事工业领域的总体发展达成了共识。塞克特精确地计算出装备6个师、12个师和18个师每个月所需的武器及军用品，他提出了一份军工建设的详细规划，以满足部队需求，规划包括建立数家兵工厂、一座钢铁联合企业、一家机器制造厂、一个汽车和卡车制造厂。 (117) 蒋介石对他的建议极为赞成。塞克特还将与翁文灏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及兵工署商讨如何去实施。兵工署是专门负责与购置武器和军事工业发展相关事务的机构，原先由柏林的中国贸易处管辖，经塞克特建议，已改由俞大维将军领导。 (118) 这些计划制定前都和德国国防军磋商过。蒋同意增加顾问团内负责与国防军联络的办公室的经费，也同意将所有军事和工业物资的购买权集中交到一个“合适的”德国人手中。 (119)
塞克特6月初返回南京，他在顾问团的全体会议上说：“大元帅（蒋介石——译者）走得比我期望的还要远……我能以他的名义发布各种命令，做各种必要的安排。至于那些大元帅自己不知该如何处置的情况，我必须独自承担下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120) 尽管塞克特本人也承认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他还是有理由乐观的。
塞克特告诉顾问们，他已经让蒋介石相信顾问团是一个“条顿骑士团”， () 蒋可以依靠它“把自己的思想直接传输到部队中去”。 (121) 为达此目的，他对军事顾问团实行了彻底的改组，严格了责任划分。只有一个小规模的联络组在李鼐将军领导下继续负责中德军官间的协调工作，同时，建立了一条新的渠道，使蒋介石的命令能通过塞克特经过总顾问的参谋班子（由刚到中国的冯·法肯豪森领导），最后直接下达给每一个顾问，顾问团当时共有61人。顾问们被分成三部分（分别负责新建师，装备和兵工厂，现有师的工作），另有两个部门，一个为顾问团招募新成员，一个负责翻译外文著作，后者由50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属翻译学校的毕业生组成。 (122)
塞克特随即利用其已经得到加强的地位，来同中国军事行政机关密商。6月上旬，他以蒋介石“助手”的名义主持了一系列会议，着重研讨落实牯岭会议决议的问题，与会者包括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朱培德、参谋次长贺耀组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 (123) 在塞克特确定了基本的原则后，他的参谋长法肯豪森接手了顾问团的日常工作，如规划长江沿线防御工事的构筑及对新编师的训练工作。 (124) 从7月开始，塞克特全身心地投入到有关国防经济的事务中去了。
“合步楼”同南京的协议
6月底，塞克特从南京到了北方的疗养胜地北戴河。他将一直在广州等待消息的汉斯·克兰召到那儿会商。努力争取签订大笔经济协定的时机已经成熟，“合步楼”就是为此而建立的。克兰正是德国方面协调军事工业合作的“合适的”人选，他被推荐给蒋时，被说成是塞克特的“密友”，拥有组织才能与“丰富的建设经验”，在德国政府内享有相当高的信誉。 (125) 7月底，克兰在经蒋同意后到了牯岭，经过四个星期的谈判，1934年8月23日在那儿签订了“中国原料和农产品与德国工业和其他产品互换的协议”。 (126)
在这个“须严格保密”的协议序言里说，协议是由蒋介石和塞克特“为增强两国实力”而着手合作的产物。其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向德国输送矿产及农产品，直接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在成船的矿产品运出之前，克兰将用赊账方式向中国提供包括采矿业在内的各类专家与机械。他也承诺向中国政府提供一笔1亿德国马克的贷款，这笔钱无须兑现，中国政府用此款来订购德国的工业产品，日后也将用海运的原材料来偿还。协议的条款中并未准确地点明送到德国的“原料”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塞克特告诉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说，首先是指“高品位的”矿物。 (127) 其他的资料表明，中国得到的报酬是：德国企业在克兰调配下参与中国的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包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矿石加工设备，和能够满足中国陆军、空军与海军装备需要的兵工厂。 (128) 在中国方面，除兵器工业的发展归俞大维的兵工署领导外，易货协议包含的项目都划归一个促进“军事工业发展的特殊机构”——翁文灏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领导。 (129)
易货协议的性质和所涉及的领域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协议并未规定偿付的期限，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年平均值为4600万德国马克，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的年平均出口值是7400万马克。 (130) 两者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而且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笔1亿德国马克的易货协议仅仅是个开端。对汉斯·克兰来说，协议只是一种“手段”，它使中国“依赖”于德国，为德国工业界创造了一个其他国家无法涉足的广阔天地，为德国国防军开辟了一个“独立的原材料市场”。 (131) 对蒋介石来说，易货协议提供了实现其工业化规划的手段，该规划鼓励外国列强参与他的军队重建工作。对一个不能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借款的中国政府来说（它在1933年靠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才从美国借得一笔应急的农业贷款），协议确定了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中国第一次成了完全平等的伙伴。中国供给德国的货物与德国供给中国的一样重要。这表明，中国不必再靠乞讨国际救济金度日了。 (132)
对汉斯·冯·塞克特来说，“合步楼”的协议是其在中国最后的一项成果。他曾经拯救了顾问团，曾以其在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帮助过蒋介石，现在又推动了中德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他在中国只待到次年的3月，那时他为能尽早回国，不惜用外交手腕托词称病，将顾问团的工作留给了法肯豪森。当然，直到1936年12月去世前，他在名义上仍是蒋介石的总顾问，并在柏林继续推动“合步楼”易货协定的履行。
围绕着“合步搂”和钨展开的斗争
克兰—南京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以货易货行动的立即开始。1亿马克的货款还须得到德国政府的批准，并与南京签订一个附加的协定才能生效。事实表明，1934年8月的签订手续只是一个艰难过程的开端，由于德国外交部和德国传统贸易商行的反对，再加上克兰和德国国防军的勃勃雄心，使得以后的事情更加复杂起来。
克兰以国防军和经济部长沙赫特为自己坚强的后盾，但他却得不到外交部的信任。外交部一直沉湎在自己能主导德国对华政策的幻觉之中，威廉大街始终对克兰的谈判过程一无所悉，直到事情结束后才从塞克特那儿得到了消息。陶德曼大使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推测，克兰似乎受到政府内有影响的人支持，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曾在电报的边上写道：“他们是谁？”一位谨慎的下属在空白处写下了答案：“据我所知，是国防军部。” (133) 在确认情况属实后，德国外交部便将克兰视为冒险分子，他是一种威胁，可能会破坏德国小心翼翼地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维持平衡的远东政策。它也害怕克兰的协议会使目前对德国有利的中德贸易发生大的逆转。更进一步看，易货协议似乎将危及在华的广大德国商行，德国在华贸易是在商行的努力下才得以在从20年代初期的低起点上重建起来，它们部分是靠自己的力量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这在当时是个有风险的事业，德国黄金贴现银行的董事对此回忆说，“完全没有保障”。 (134) 威廉大街因此投入了坚决反对克兰协议的阵营，该阵营是由德国对华贸易的主导机构——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所领导的。 (135)
然而，外交部和私人贸易商们的担心可能很快就屈服于沙赫特和国防军部长韦尔纳·冯·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对易货贸易的强烈要求，只是他们不再允许克兰过分地插手与广州下一个协议的谈判。 (136) 如果说克兰1933年签订的那项为陈济棠将军的政府建设一座兵工厂的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此来与南京讨价还价的话，那1934年夏天在广州签订的新协定则完全是出于其自身需要的考虑。因而激起的反响也特别大。
广州，南京，以及钨
塞克特1933年7月在广州逗留时，曾认为它是个“不幸的城市”。 (137) 克兰（自然还有德国国防军）仍在广州拼命活动，部分是由于对中国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缺乏深入了解，部分是因为德国人在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的傲慢心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其对战略性矿产的急切需要。所有这些因素一度曾侵蚀了与南京的关系，使德国卷入了中国政坛即将爆发的一场风暴。
1934年的广东和它相邻的广西一样，实际上是独立自主的。它拥有自己的军队，自行征集税收，推行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名义上的统一仍然存在：如果能换回相同数额的补助拨款的话，两广会向南京上缴某些税收。蒋介石急于要把西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除共产党之外，西南地区是他统一进程中的最后一个挑战者。
早在1934年2月，南京就对克兰在潖江口的兵工厂建设项目做出了反应，声称反对德国人和广东及“南天王”陈济棠将军打交道。可克兰对此置之不理。尽管他在理论上承认中国应完成统一，但同时又强调每个省就是一个“经济上的独立体”，执行发展项目时无须“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何况陈济棠对他“许诺”，兵工厂出的武器只会用做抗日。 (138) 德国国防军部长冯·布隆堡则坚持，只要德国人觉得合适就有权与广州交往：“像我们这样的强国，没有义务为自己在国外的行动向别的国家解释什么。” (139)
当然，比这些考虑更重要的，是对矿产品的需求。克兰相信，广州在提供矿产品的能力方面丝毫也不逊于南京。他说，广东不仅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而且还与相邻的省份广西、贵州、湖南和云南结成了“联盟”，和江西的关系也相当不错。相比之下，南京实际能控制的地区似乎还不及它在。 (140) 这实在是对“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力量的一种错觉（顺便提一下，湖南不是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成员），它那时基本上只是一个反对南京的工具而已，而且只在广东和广西有些权威。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就指出，政务委员会“在两省处理内部事务时，根本就不能起作用。” (141) 可克兰的错觉很容易地就使他相信广州有提供钨的能力，他以为中国的所有金属矿藏都蕴藏在“岭南地区”，它包括了云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江西南部在内的广大区域。克兰所以坚信广州每年能提供8000吨的黑钨矿，肯定是从下列事实中推论出来的：即1933年中国出口钨产品总数的90%是经广州的港口运出的。 (142)
这是一个易使人产生误解的事实，它既不能反映西南地区的钨矿储量丰富，更不能说明广州政权有供应钨的能力。广东省本身的钨产量极为有限，广西和云南当时所占的份额也不大，到1934年底至1935年初之前，在两省内的勘探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已经开发而且质量上乘的钨产自湖南和江西。湖南的开采量逐年递减，江西的钨矿占了全国蕴藏量的80%，总产量的70%，它是中国和全世界钨矿的中心所在。 (143) 1928年前，产自江西省西南部的钨用最经济的方式运出，从赣江北上运至九江，再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上海。但是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井冈山恰好位于盛产钨的赣州的北面，原先的路线只得关闭，钨产品改由费用昂贵的陆路运往南方（目的地是广州和香港）。有证据说明在1933至1934年间，江西的苏维埃政权至少控制着部分通往南方的出口贸易。 (144) 这种情况到1934年中克兰与南京和广州谈判时依然存在。当然，大家都在猜测，它可能持续不了多久，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在大举进攻，就要把共产党赶出江西了。
没有迹象表明克兰已经体认到江西贸易的复杂性，人们很容易地推测出，他是被广东当局声称的拥有贸易“垄断权”所打动。 (145) 广东省政府确实在1933年宣布了实行统制的命令，可各种外部条件使命令的效力极为有限。它难以应付钨产品贸易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大矿区被划成小片，分别掌握在独立的矿主手中。钨矿“公司”大多是由商人们组成的，他们直接进入矿区收购产品，然后安排将其陆路运出（或走私）。广东省政府试图控制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甚至将向远远超出本省边界的崎岖山岭地区派出了军队，但这是个困难重重的尝试。实施贸易统制的最佳办法是对资源直接而牢靠的控制，这一点广州政权从未做到过。总体上看，广州只能在矿产品从陆地转为海运时征税，即使在这一环节上也是有缺陷的：每个月都有相当数量的钨走私到香港。 (146)
但是，克兰本人认为广东拥有取之不竭的财富，从这种观念出发，他在与南京谈判签订1934年8月23日协定时，“努力问蒋介石，说明协定也必须在广州执行。” (147) 事实上，他已经与广州打交道了。
7月20日，克兰与陈济棠签订了一份秘密的易货协定。这份协议几乎与南京协定完全相同，只是在广州协议中计划提供双倍贷款，即2亿德国马克。 (148) 贷款协议于7月21日签订，要求克兰提供全长946英里的四条铁路的全部建筑材料（其中最长的是广汕铁路），还要求在黄埔帮助建造现代化的轮船码头并提供设备。 (149) 在南京协定签订后两周，克兰与陈济棠又进一步签订了3个协议，作为双方易货贸易的一部分：其一为潖江口的兵工厂建造一座火药炸药厂，其二对该兵工厂进行重要扩建，其三在广州对面的河南岛建一个防毒面具厂。 (150) 这些工程至少有一项肯定已在1933年秘密地拟订出来，因为1934年4月从事码头建设的工程人员就已开始抵达广州了。 (151)
到1934年秋季，克兰在广州的新计划广为人知时，在南京和柏林引起一片反对之声。克兰则声称蒋介石并“不曾反对”他与广州方面打交道。但是在11月份，蒋介石电示中国驻柏林公使刘崇杰，声称他从未同意过，这种交易应该“禁止”。 (152) 德国外交部通过南京的抗议才首次获悉那些协议。这就引起了一场为废除那些协议而发生的激烈争论，从而使陶德曼对“所有那些正在重新发现远东的”极不信任的观点得到了支持。亚洲司司长迈尔概括了外交部反对克兰一切方案的理由；（1） 武装广东损害了南京的利益；（2） 武装南京会引起日本的反响；（3） 从经济上说，所有那些协议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的脆弱基础之上的。 (153)
但是，克兰及其在国防军和经济部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被吓倒。至1934年后期，扩建兵工厂和修筑黄埔码头的工作仍在顺利地进行着。1935年初，情况有了新的转折，以退休将军泽姆斯道夫为首的6名德国军事顾问抵达广州，根据与陈济棠签订的“纯私人合同”，他们要工作三年。泽姆斯道夫成了陈济棠的“总顾问”。 (154)
就南京政府方面来说，它对自身所签订的易货协定仍然极感兴趣。1928年广州—南京对聘用鲍尔一事所产生的混乱记忆犹新，在此情况下，广州政府和南京政府在1934年都派遣了一系列赴德经济考察团。 (155) 很明显，蒋介石不能容忍德方另与广州进行交易，而这种事态可能使德国和南京的关系产生问题。 (156) 1935年4月，塞克特在离开中国前已经不再插手广州计划，他的继任者冯·法肯豪森将军与克兰及合步楼本无关系，因此密告陶德曼大使，在广州的冒险行动将危及南京顾问团的地位。 (157)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成功地把共产党逐出该省，后者于1934年10月被迫进行“长征”。南京的军队在贵州、云南和四川追击红军，这三个省份第一次处于南京的直接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被驱逐出境，广东、广西便失去了缓冲的省份，在各方面都面临着蒋介石部队的威胁。
在正常情况下，江西苏维埃的结束意味着该省蕴藏的钨矿将会再次北运，这样就使克兰在广州进行冒险的主要理由得以消失。但是，在1935年初，江西南部的情况仍不正常。一部分地区为忠于南京任命的熊式辉将军的部队所占据。熊氏谋求江西省对矿石的垄断，以此来筹集建设本省的部分资金，因此在1935年1月11日成立了省钨矿局。然而，在该省边远的西南部靠近大余的一块矿藏最丰富的地区，却掌握在余汉谋将军及其指挥的广东第一军手里。尽管余的任务是尽力满足广州的需求，但他却另有打算，企图建立个人的垄断。余汉谋当时正准备在南京和广州之间做一笔最大的买卖——这就迫使陈济棠在3月份取消了广东省的垄断——翁文灏的委员会则在为计划中的国家垄断做准备。由于办法悬而未决，余汉谋为便利起见，大部分矿石仍然是从广州南下出口。 (158)
且不管垄断的争端如何解决，但问题十分清楚，就是说转运到广州出口的情况不久就要停止，而克兰对广东的期望则是大大夸张了。 (159) 1935年4月间，德国驻沪总领事赫尔曼·柯瑞伯插手结束广州的工程。人们可能还记得，柯瑞伯曾经短期担任过蒋介石的总顾问。作为一名国家社会党党员，1934年由希特勒将其安排在这个新岗位上的。柯瑞伯插手钨矿问题，曾于1934年12月与熊式辉在南昌做过一次讨论，调查德国直接和江西打交道的可能性。 (160) 然而，1935年5月17日，在法肯豪森和德国驻南京公使馆负责人劳腾施拉格尔的敦促下，柯瑞伯直接打电报给希特勒，说明在最明确的条件下与南京合作的重要价值：
德国武器和军火工业与南京政府之间的交易的先决条件……是继续发挥德国驻南京军事使团的作用。任何危及该使团作用的行动都会釜底抽薪地毁掉政府交易的基础。因此也同样地损害了克兰—南京计划的基础。……在广州的德国顾问使南京顾问团面临被召回的危险。……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稳固，这就意味着广州不再是真正的竞争对手。任何与广州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愿望都有可能使迄今为止在南京所做的一切前功尽弃。我们正在破坏南京政府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我们认为可以一方面支持我们所承认的政府又可以同时支持其潜在的敌对方面，这样会产生两头落空的危险。我建议一种大度的解决办法：即召回广州的德国顾问，或将他们转派至南京；放弃克兰与广州的武器和军火交易，转向与南京进行大规模的交易。 (161)
希特勒的答复无案可查，但一周后国防军部的冯·莱谢劳将军及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签发了一份致南京使馆的急件，内称克兰应把他的工作从广州转向南京，如要与广州继续打交道，必须征得蒋介石同意。 (162)
1935年6月，克兰再次赴华，在成都与蒋介石会晤，关于初期的广州兵工厂工程（克兰称之为小事一桩）和黄埔码头设备问题显然获得蒋氏的默许。不管怎样，这两项工程此时正顺利进行，已快要竣工。 (163) 7月间，克兰与翁文灏及其代表钱昌照（此时正全权负责合步楼协议中国方面的事务）做了长时间的讨论。为了显示南京方面现已充分控制了钨矿供应，翁文灏甚至在中国易货贸易尚未正式开户之前，就答应在秋季把2000吨黑钨矿运往德国。 (164) 这样，广州问题就不再成为争端了。尽管在1935至1936年的冬春之间，对广州方面防毒面具厂仍存在着不同意见——该厂的建设在秘密进行着，蒋介石误认为这是一座毒气装置 (165) ——但就整体来讲，蒋介石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他毫不怀疑，广州的工程不久一定成为其囊中之物。在1936年4月签署合步楼贷款协定之前，蒋介石来个官样文章，说“传闻向广东交货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166)
1935年春，兵工厂扩建工程停止时，轮到陈济棠抱怨德国的背信弃义了。 (167) 南京和广州的公开对抗终于在1936年夏季发生，陈济棠抵挡不了拥有现代化军事装备的蒋介石，而那些现代化军事装备正是陈济棠原来希望通过他与克兰签订合约得到的。陈济棠的6名德国军事顾问因为将被解聘，在蒋介石进军西南期间，都采取一种低姿态。首席顾问泽姆斯道夫将军选择了一个最适合的时机——敌对行动开始之前——死去。 (168) 到8月份，陈济棠下野了。余汉谋倒戈投靠南京，被正式任命为归顺的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以前德国与广东签订的所有协议，不是取消，就是代之以与南京签署的新协议。 (169)
最后协定
体现合步楼易货贸易内容的信用贷款协定，是在柏林和南京两方面的国内反对被平息之后签署的。
在德国一方，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的活动总是滞后，该协会对德国国防军关于克兰与南京打交道，最终会使德国各方面都能参与更大规模的贸易的许诺置若罔闻。 (170) 尽管塞克特预言在贷款协定签订后“一些公司也许能再次间接地参与贸易”， (171) 但是德国国防军决定直接控制这宗易货贸易。 (172) 原来以为克兰会组建自己的海运公司从事这项贸易，但最终却选择了梅尔歇尔贸易公司及代表北德劳埃德的海运公司经营全部的易货贸易，从而排斥了其他的公司。 (173) 东亚协会所代表的公司被打乱了阵营，其事业亦因此受到影响。此外，中国方面也希望排除其他公司。蒋介石在1934年对塞克特说，“他不想和私人打交道”。 (174) 尽管德国国防军部继续许诺，要想办法让进出口公司“参与”其中，但那些公司仍然被排除在外，随着易货贸易的开展，它们的生意逐步趋向衰落。
1935年下半年，德国外交部意识到与南京之间进行易货贸易不可避免，逐步改变做法以调和态度处之。但克兰在威廉大街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对外交部长诺伊拉特来说更是如此，克兰自称在广州事务中表现忠实，诺伊拉特则将之形容成“废话”，并斥之为“中国老虎灶边的饶舌鬼”。 (175) 1935年合步楼在法律上仍然是克兰的私人公司，但是就连他本人也认识到这种机构不再有用了。 (176) 因此，从1936年4月8日，即签署信用贷款协定的那一天起，对合步楼的控制权便从克兰手中转入国防部（德国国防军部现在的名称），国防经济办公室的托马斯上校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资本从20万德国马克增加到300万。克兰继续以“独立方式”工作，但合步楼却变成一家国有公司，根据国防部部长布隆堡的说法，它以后要“按照我的指令”进行工作。 (177)
在中国，反对合步楼协议的几种力量在1935年就已形成。塞克特回柏林以后，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特别是法肯豪森，公开地敌视克兰。克兰的秘密行动引起人们的担忧，害怕合步楼会从德国工业利益出发运来中国不需要的军事装备。 (178) 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似乎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发现自己发展兵工厂的计划逐渐为合步楼的建议所代替。 (179)
激烈的反对来自财政部长孔祥熙，他代表南京政府签署了最初的合步楼协定。不过，孔参与1934年的谈判，似乎只是由于翁文灏遭遇车祸，重病卧床。 (180) 1935年6月，克兰回到中国与翁谈判时，国防设计委员会已于4月份正式改名为国家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德国人被明确地告知，国家资源委员会是实施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机构。 (181) 据推测，孔祥熙之所以不大热衷于克兰的易货计划，多半是因为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权力越来越大。翁和孔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似乎并不在于决策的分歧，也不在于是否赞同与德国的合作。争执的关键是由谁来控制合步楼贷款，在1935年，这项贷款是为国家新企业提供资金的唯一可靠来源。
这个问题在翁文灏妥协的情况下于1935年间获得了解决。在1934年的易货协定中，中国中央银行被指定为易货增值的中国方面授权支付机构。当时，中央银行是政府的主要银行，而总裁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1935年重组银行，政府控制了较大的中国银行，又另外组建了一个政府银行，即中央信托局。尽管信托局从属于中央银行，但却享有较大的主权，可以看做是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金融臂膀，信托局除支配公共信托资金外，还主管官方（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海外采购业务，控制出口政府统制物品的资金供应。 (182) 合步楼贷款的财务也委托该局处理。 (183)
翁文灏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地位的加强还体现在它有权力控制特定的矿产资源。这从翁文灏有权在1935年10月运送2000吨黑钨矿至德国一事上得到了证明。翁此举，既是一种对德国表示友好的姿态，也显示了自己的权威。 (184) 翁文灏与德国合作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在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大会支持工业国家化原则的广意界说（“凡一切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之事业，应以国营为原则”）。 (185) 大会在关于工业化资金条例的详细决议中，支持了以与德国贸易作为理想手段的论点，并敦促国民政府据此行动。 (186)
1935年12月，翁文灏的权力得到扩大，其时行政院长汪精卫已遇刺受重伤，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在一项反映蒋重用“政学系”和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动议中，蒋介石组成了“人才内阁”或“行动内阁”。在此内阁内，翁文灏就任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独立评论》圈子内的几个成员也参加了内阁。吴鼎昌任实业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兼翁文灏在行政院的副手，张嘉璈任铁道部长，他曾作为中国银行总裁于1934年与德国奥托·沃尔夫财团就主要的铁路建设合同进行谈判。新内政部长是前驻德公使蒋作宾。 (187)
翁文灏在行政院任秘书长一职，严格说来是一种行政管理。但是，在行政院长握有实权时（如在蒋介石任职期间），秘书长只管辖行政院内的众多人员并协调各种行政活动，这就差不多如钱端升所说的“掌握院内各部和各委员会”了。钱氏对秘书长这一职位做了最好的描述：“行政院秘书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官员。如果他有能力并获得院长的器重，他就能够很好地控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虽然他多少要退居幕后。他是行政管理的关键人物，能施加巨大的影响。” (188)
翁文灏1935年12月时就处于这样的地位，他同时还保留了国家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职位。1936年初，该委员会正式确立了对战略矿藏的垄断。1月1日在湖南长沙建立了锑矿专卖局，2月28日在赣南建立了钨矿专卖局。 (189)
1936年2月派往德国签署合步楼信贷协定的谈判代表团既说明了翁文灏的影响也体现了中德合作的框架。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国家资源委员会委员的地理学家、天津开滦煤矿总经理顾振。其他成员包括中央信托局的经理凌宪扬，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派往德国与布隆堡共事的武官酆悌，国家资源委员会一位未提及姓名的钢铁工业专家， () 以及翻译兼秘书齐焌，他曾任塞克特的中国副官。 (190)
1936年4月8日信贷协定由顾振和德国财政部长 () 沙赫特在柏林签署。这标志着双方曲折谈判过程的结束和中德关系新篇章的开始。相信这一笔1亿德国马克周转信贷会很快加以利用，因为中国的订货单的金额是此数目的数倍。 (191) 那些订单构成了国民政府1936年6月所宣布的重工业三年计划的基础。三年计划的结果将在后面讨论。
新的中德关系因冯·莱谢劳将军7月访问南京而得到象征性的保证，该代表团受到了高级的外交礼遇。莱谢劳向蒋介石赠送了一把荣誉佩剑，向当时已表示支持易货贸易的孔祥熙赠送了红十字勋章。德国公使馆的一位副官把那枚红十字勋章称为“预先支付的月桂花冠”。 (192)
菜谢劳在访问期间，寻求推进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他提议增加德国对中国军备的支持，并和蒋介石讨论了在政治领域内合作的可能性，目标是搞一份中德反共联合声明，就像希特勒助手里宾特洛甫和日本人当时正在做的那样。 (193) 莱谢劳的访问表明德国军方希望保护它与中国的联系。9月间莱谢劳离华返德时，首次提出要帮助中国“反对日本霸权”。 (194)
在这一进程中，中德关系能继续维持多久呢？就军事来说，南京和德国国防部的共同看法是，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因素增强到令日本不能容忍之前，应该先闯一闯“危险区”。危险情况何时发生，有各种各样的推测。1936年中，菜谢劳和他的中国东道主认定只有半年。塞克特估计得过分乐观，认为至少也要有三四年。 (195) 不管怎样，问题很清楚，随着合步楼协定的签署和德国代表团对南京的访问，此一进程有了新的势头。对此种情况，德国外交部甚至用谨慎的口吻警告说：“谁也难以预料日本是否允许这种进程不受干扰；但是由于步子迈得太快而增加不安定，这完全是自找麻烦。” (196) 这种危险不仅来自东京，也来自德国政府内的另一股势力。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东亚的努力
造成德国在华军事工业政策复杂化的因素不难列举。外交部和私人贸易公司的反对已如上述。此外，个别富有的军人（如在广西的迈尔·马德尔上尉，辞去南京顾问职务之后先为陈济棠效力后又担任华北第二十九军指挥官冯治安将军顾问的弗里茨·林德曼将军）一直努力从事贸易活动。 (197) 有些企业冒险家则与克兰竞争，意欲夺得在协助中德经济贸易方面预计能够得到的利润。这类人中最突出的是安德鲁克斯博士。他是国社党技术部主任。他那异想天开的计划和十分讨厌的个人品质，使德国形成一种罕有的团结以共同反对他及其虚构的公司——“世界经济建设电业协会”。 (198) 然而，情况很明显，德国重新致力于同中国贸易的最大障碍则在于最上层，即希特勒本人。
希特勒的计划
1933—1938年间，希特勒对远东没有多少具体的构想，尽管柏林—罗马—东京三角轴心的强大敌手深信德国已制定了此类规划。不过，希特勒确有一项德国扩张的具体计划。在此计划中，日本将发挥重要作用（即使不是核心的作用）。
希特勒扩张主义的目标，在20年代后期业已明确制定。虽然他在统治期内采取了许多策略性的变化，但他仍坚定不移地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努力。简而言之，他的计划是：首先和英国达成全球性的妥协，以便德国能在欧洲大陆上自由行动。不管英国同意与否，德国都要增强本身的军事力量，保证足以压倒任何一个与它接壤的邻国。然后逐个孤立其邻国，以“闪电战”方式将其一一击败。扩张后的德国再挥戈东向，击败种族上和思想上的敌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武力夺取地理上的原料基地，即俄罗斯的整个欧洲部分，从而使德国成为自给自足的“世界强国”。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将处于根除犹太“细菌”的殖民奴隶地位。最后，也许在下一代，拥有强大舰队的德意志大陆帝国，将最终对抗英美的海上力量。到那时，世界上只有美国是有能力与“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强国”。 (199)
亚洲在此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没认真加以考虑，得视不同阶段的具体需要再做决定。这就构成了德国对亚洲政策矛盾性。希特勒在一般情况下同意让不同的权力中心追求各自的利益，推行各自的政策，只有当他那项计划的中心原则受到威胁，或者当那些为了实现其目标的重大政策改变在其执行进程中趋于不利的时候，他才进行干预。因此，直到1938年德国至少同时推行着几种不尽相同的亚洲政策，所有这些政策都自称具有那种神奇而朦胧的力量，即“支持元首”。然而，早有迹象表明，如果非要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挑选其亚洲朋友的话，希特勒将会选择后者。
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的想法，根本上不同于军方和国防经济负责人托马斯上校的想法。除了上面曾提到过的希特勒不愿意与俄国交换原料之外，其“闪电战”的总体设想也与军方“强化军备”的希望背道而驰。尽管在重整军备初期希特勒认识到出口工业品和储备原料的重要性，但他决不承认有必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友谊关系，因为他并不打算打一场军方所设计的那种战争。 (200)
至于中国人本身，希特勒决不因中国某些人对他的谄媚而给予回报（见第六章）。尽管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希特勒眼里都是“弱小种族”，但在他的“种族”价值天平上，日本人似乎稍重一点。例如在《我的奋斗》中，只在一处提到了中国人，还是在种族方面将他们与黑人并提。在希特勒看来，尽管日本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雅利安人的影响”，但这个对“国际犹太民族”的阴谋无动于衷的国家，却于1904—1905年彻底打败了俄国。书中对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得不表示又妒又羡。 (201) 日本可能成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工具，这种想法促使希特勒在其统治的初期就对东京采取行动，当时，他告诉德国海军负责人说，他希望和日本和平相处。 (202) 后来又进一步于1936年11月就反共产国际协定与日本进行谈判。
德日在政治上结为伙伴关系的坎坷进程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 (203) 但其经济方面的原因却往往被忽视。经济上的结果必然对当时德国在华的利益有较大的冲突。赫伯特·冯·狄克森于1933年被希特勒派往东京任大使，奉命执行与日本建立更友好关系的政策，他说过“政治第一”的话。“不过，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充分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德日）经济关系方面的任务”。 (204) 他的意思是说，改善与日本方面的经济关系，也包括与傀儡政府“满洲国”的经济关系，有可能促进政治上的了解。这种考虑，便是希特勒在亚洲第一次做出具体努力，即派遣费迪南德·H.海耶使团（Ferdinand H.Heye）去满洲的原因。
海耶使团
1933年3月6日，费迪南德·海耶由帝国部长戈林推荐来到了威廉大街。海耶陈述了他的计划，即用德国资金在“满洲国”组建一家银行，凭借德国资本和工业产品开发满洲和内蒙古。他说，日本人将承担该项计划1/3的费用，“他熟悉的蒙古王公”将承担其余的2/3费用。为实现这些目标，海耶考虑，可以强迫定居的中国人用作新工业城市的劳工。海耶恬不知耻地继续说道，到那时将说服日本人采取行动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越过西伯利亚“给布尔什维克主义以致命打击”。 (205)
外交部对此建议十分反感，打发掉海耶，禁止他把这种建议写成书面文字。可是海耶并不是轻易打发得掉的。他本是在满洲贩卖军火和鸦片的走私犯，而且与戈林关系密切。希特勒本人可能对他也有好感。实业家弗里茨·蒂森（Frifz Thyssen）对其也颇感兴趣，便伙同戈林，出资让海耶于1933年夏天前往满洲和日本。 (206)
海耶在日本时与日本陆相荒木讨论了政治和经济问题。他在满洲会见了“满洲国”主要官员，也拜会了日本参谋本部负责人小矶将军。海耶对所有的人都宣称他此行具有代表希特勒的“特殊身份”。 (207) 小矶相信了海耶的官方地位，请他带给希特勒一封信。内称德国如果想要在“满洲国”获得“特殊经济地位”，必须以承认傀儡政权为交换条件。 (208)
1933年11月，海耶返回德国，尽管遭到外交部和国防军部的强烈反对，他却成功地使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临时特派员，在建立德国与‘满洲国’贸易关系方面充当前导”。 (209)
海耶回到满洲后，只因为他一次单独的不负责任的行径就阻碍了1934年德国与日“满”集团之间一项重要协议的达成。1934年3月9日日本大使拜访威廉大街，解释日本为何“不再重视海耶”的原因。海耶要求德国在“满洲国”享有的特惠待遇，甚至超过了日本。日本政府既不喜欢也不相信海耶。他企图为自己走私鸦片的历史开脱，这只能进一步毁坏他的名声。现在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总是和20年代一起未破获的谋杀另一名鸦片走私犯的案件联系起来。最后，他在贸易关系方面的实际知识显得极其有限与浅薄。 (210)
可是，海耶继续独行其是。他宣称自己是“德国第一个派到‘满洲国’的外交使节”，继续和那些与他交往的“满洲国”高级官员进行谈判。海耶宣布1934年6月5日与新京签订一个虚拟的协定，但又不将协定副本送交柏林，此事无疑地在德国和日本激起了义愤。到1935年2月4日，希特勒正式将他免职。 (211)
海耶使团虽然干得十分糟糕，但其意图却是十分明显的。蒂森在同外交部官员讨论总政策的前景时引用了海耶的看法。“从长期打算，就德国和俄国、日本、美国发展关系的全程来看，德国在亚洲必须倾向日本，而不是中国”。蒂森向希特勒详细汇报了讨论情况，“元首”同意了讨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蒂森最后说，“若扩大视野”，海耶事情“仅是一个枝节问题”。 (212)
德国—“满洲国”易货协定
海耶使团预示了德国与日元集团之间新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反过来又促进了德日进入政治合作阶段。
在经济萧条之前，德国与华北贸易的基础是需要满洲的大豆；结果，德国成了满洲经济最大的市场之一。这种交易成为德国—满洲—日本三角贸易关系的一部分，德国购买大豆主要通过日本公司，支付办法是用德国对日贸易中出口的多余部分抵偿。1931年，日本脱离金本位，使日元贬值1/3，从而危及这种贸易关系。德国采取立法的反措施，减少猪油和植物油进口。 (213) 因此贸易在1933年处于停滞状态。从经济方面来看，当时海耶使团去执行任务，可能是赶上了最坏时机。
由于同日元集团的相互往来失去了经济基础，再加上德国国防军在南京越卷越深，纳粹领导人便谨慎地设法减轻日本的忧虑。1934年5月，在塞克特第二次到达中国后，希特勒邀请日本海军中将松下访问德国港口。1935年5月，法肯豪接替塞克特主持南京顾问团时，希特勒和戈林接待了第二支日本海军的舰队。同年秋，由尚和钢铁厂总经理率领的日本兵器代表团考察了克虏伯各厂，并就购买克虏伯的直接制钢工艺的事宜展开谈判。不过，只是到了1935年底，才有了第二次试图把德日关系建立在原料基础之上的重大尝试。
那时，增加贸易的经济前景已有一点好转。在德国，重整军备的急速发展，已开始影响到油脂消耗。但是，自1933年起，德国也已经开始发展替代资源，即利用满洲的大豆。 (214) 当1935年秋一个中国研究学会代表团由海路去中国的时候，随即又派出以奥托一基珀博士为首的德国远东经济代表团前往“满洲国”。1936年4月30日，就在同南京的合步楼协定签约三周后，基珀宣布了德国、日本和满洲国之间的易货贸易三角体系。
根据协定，德国向“满洲国”购货的总值为1亿满洲元，约为7200万德国马克；“满洲国”购买德国产品，价值为2500万满洲元，弥补差额的办法。由德国以四对一为基础向日本出口和进口货物。不过在法律上讲，对“满洲国”可能出现的亏空，日本并无义务做出担保。 (215) 就经济方面来说，这就是整个问题所在。
协定的结果使“满洲国”大为满意：日益增加的需求迫使大豆价格在年内上涨了50%。但是，“满洲国”和日本向德国的购货量并未达到预期之数（实际上，从上一年起的绝对期限内，购货量就已下降了），而德国却以高价购买了更多的大豆。德国与满洲国的贸易赤字在1936年5月31日为截止期的年度里为2890万马克，而到了1937年5月31日为截止期的年度里却增加为3850万马克。 (216)
尽管协议执行的结果对德国来说相对地不利，但在第一年“试行”后，合同还是得到续定，而且在3个不同的时期内又予以扩大。这样一来，同“满洲国”的贸易赤字便年复一年地增加，该协议真正的重要性在于政治。协议的实际形式是承认了“满洲国”，从而构成了对日本的重大让步。
希特勒以巡回大使约阿西姆·冯·里宾特洛甫和小岛将军在柏林进行的谈判又加强了德满协议重要的政治意义。谈判于1935年春季开始，到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时达到高潮。里宾特洛甫认为这是有限的反共联盟，但日本则对之做了比较广义的解释，说对日中关系具有直接的影响。正如枢密顾问官荒井在11月内阁会议上说：“利用这一形势，促进日中谈判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并非没有希望”。 (217) 蒋介石在德国军方的支持下，曾经想在1935年末和1936年初参加这种尚未证实的反苏谈判，但被日本断然拒绝。 ()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冯·莱谢劳将军在1936年中期曾经提议单独签订中德反共条约，也未能实现。
德国对亚洲政策中的矛盾，既无法解决，而且还十分复杂，至1937年6月9日象征性地达到顶点。那天晚上在柏林，经济部长沙赫特宴请来访的孔祥熙，他宣布：“德国作为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可以用磋商和行动站在中国一边。”孔致答词时说：“中国把德国视为最好的朋友。……我期盼德国将参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如开发中国的资源和原料，建设中国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218) 同一天晚上，在5000英里以外，德国贸易特派员则在新京设宴庆祝德满易货协定续定。他又宣称：“协定虽不理想，但牺牲是必要的，因为高于协定所追求物质目的的是一种发展亲密友谊的愿望。” (219)
(1) 托马斯：《德国国防经济史》，第62页。
(2) 卡罗尔，第56页。也可参阅韦特金德，第495—496页。
(3) 同托马斯上书，第51页；古多·费舍尔，第20—21页；卡罗尔，第46—47页。
(4) 联邦军事档案馆：Wi/IF 5.383，“档案记录”（1935年6月12日）；同上，“合同记录”以及托马斯1935年6月28日在经济部部务会议上的谈话。最终于1935年形成了一份“国防物资出口合作协议”：《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4册，第791页，编者注释。
(5) 托马斯：《思想与事件》，第538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1册，no.252，第468—470页，附件：“哈特曼（Hartmann，驻莫斯科武官）致德国国防部”（1933年5月16日）。
(6) 联邦军事档案馆：Wi/IF 5.383，《机密指令》，“兵器部（托马斯）致陆军部和德国防军负责人”（莱谢劳）（1934年4月16日）。
(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2册，no.262，第496页，“部务会议备忘录”（1934年2月16日）。
(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180，第365页，“与塞克特会谈备忘录”，附于“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4年8月23日）中。
(9) 卡尔，第38页。
(10) 耶格尔，第29页。
(11) 托马斯：《德国国防经济史》，第94—95页；卡罗尔，第46—47页；路易·洛赫勒尔（Louis P.Lochner）：《巨头与暴君：从希特勒到阿登纳时代的德国工业》（芝加哥，1945年），第193页。
(12) 联邦军事档案馆：RH8/941，《未来的原料（质量）监督与保证一览表》（1934年6月14日）。
(13) 王公秉（音），联邦军事档案馆：Zug51/66，no.32，国防经济与装备部论文：《中国的经济力量》，第73—74页；陈炳繁（音）《中国的矿产资源》（台北，1954年），第163页及以下几页。
(14) 联邦军事档案馆：Zug51/66，no.32，《中国的经济力量》，第73页。
(15) 施皮戈尔，第253页。
(16) 美国商业部内外贸易局：《贸易情况公报》第827期（1935年），第41页；《国闻周报》第13卷，第11期（1936年3月23日），第5—12页。关于在湖南的早期锑矿企业，参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Angus W.McDo⁃nald，Jr.）：《农村革命的城市源头：中国湖南省的精英与群众（1911—1927）》（加州柏克莱，1978年），第67—80页。
(17) 阿尔费尔特（F.Ahlfeld）：《锡和钨》，见《金属原料》（斯图加特，1958年），第2册，第152页；李国欣与王宠佑，xi；博尔金与韦尔西，第262页。
(18) 耶格尔，第20页；李国欣与王宠佑，第262—267页；博尔金与韦尔西，第260页。
(19) 李国欣与王宠佑，第418页。
()* * 武陵山在湖南省西北部，东南部应为武功山。——译者
(20) 李国欣与王宠佑，xii—xiii；《贸易情况公报》，第41页；陈炳繁（音）第163页。
(21) 贝尔与王，第134页。
(22) 美国的生产量占世界钨铁供应量的9.4%，英国控制着占全球总产量近20%的缅甸钨矿业。罗什，第141页；布洛赫：《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第28页。
(23) 《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第7卷，第16期（1938年8月10日）第191—192页；联邦军事档案馆：Zug51/66，no.32，《中国的经济力量》，第30页。
(24) 沃尔夫拉姆·费舍尔，第71—72页；施托尔贝尔等，第145页；佩茨那，第18页；卡尔，第39—40页。
(25) 施托尔贝尔等，第145—146页；德林，第66—70页。参阅米尔瓦德《德国贸易与世界贸易》，第475—480页。
(26)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贸易分崩离析，形成经济“集团”——如英镑集团和日元集团——的时期，对其他实行管理外汇的国家来说，德国重返国际贸易市场也是这一全球现象的一部分。
(27) 克劳斯·卡拉宾（Klaus Kanapin）：《论1933—1943年纳粹在阿根廷的政策》及利赛洛特·克拉迈尔—卡斯克（Lieselotte Kra⁃mer⁃Kaske）：《论1933—1941年德国法西斯在哥伦比亚的政策》，均见《1933—1945年德国法西斯在拉丁美洲》（柏林，1966年），第81—102、125—144页。克劳斯·福兰德（Klaus Volland）：《第三帝国与墨西哥》（法兰克福，1976年）第83—164页；赖讷·波墨林（Reiner Pommerin）：《第三帝国与拉丁美洲》（杜塞尔多夫，1977年），第20—27页。
(28) 刘馥，第75页。
(29) 沃尔什：《埃里希·施托尔茨奈尔》，第58、71页；访问埃里希·施托尔茨奈尔（史脱茨纳）；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1，第135页，“勒曼（Lehmann）和默伦霍夫（Moellenhoff）致克鲁姆马切尔”（1930年5月29日）。
(30) 王洽南，第26页。
(31)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2，第97页，魏采尔关于江西战役的笔记（1931年6月24日，6月26日）；第121页（1931年7月11日），第133页（1931年7月22日）。
(32) 同上。
(33) 关于德国顾问在第五次“围剿”中发挥了最主要作用的神话已被瓦尔特·佐默尔所打破，见《德国顾问在1930至1934年封锁与围剿华南苏维埃共和国中的作用》，第287—289页，也可参见怀特森与刘，第9—10，17页。
(34) 刘馥，第76页。(https://www.daowen.com)
(35) 包括何应钦、朱培德以及陈仪：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3，第118—119页；44/1，第71页；44/2，第103页；访问朱国勋（1978年6月6日）。
(3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2册，no.157，第292页；“陶德曼（北京）致德外交部（1933年12月30日）”。
(37) 参见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3，第45—60页。
(38) 见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3。
(39)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2，第35—92页，特别是1932年2月1日与15日笔记；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塞克特遗件（微胶），Roll24，no.203，信函：“魏采尔致塞克特”（1932年3月14日）。关于魏采尔与宋子文见同上，第131页，“魏采尔致布林克曼”（1933年4月24日）。
(40) 外交部政治档案（7）：Bd.6，“陶德曼（北京）致德外交部”（1932年4月17日）。
(41)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4，第21页，“塞克特致魏采尔”（1933年6月30日）。
(42)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9078，Roll3515，E637457，“陶德曼（北京）致德外交部”（1933年6月23日）；访问埃里希·施托尔茨奈尔。魏采尔也透过德国贸易商行同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做生意：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4，第137页。
(43)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富克斯（Fuchs）致恩斯特·鲍尔”（1930年12月6日）；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4，第103页，“魏采尔致布林克曼”（1933年5月28日）。也可参见林德曼，第378页及以下几页。
(44)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塞克特遗件，Roll24，no.203，“魏采尔致塞克特”（1933年3月29日）。
(45) 卡斯腾，第205—206页。
(46) 迈埃尔·韦尔克尔，第643页。
(47)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第1—11页，“迈尔-马德尔（Mayer⁃Mader）关于他活动的报告”（1933年3月22日）；访问关德懋（1977年12月16日）；珀勒伯格，第159页。
(48)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第11页。
(49) 访问齐焌；黑尔费里希，第111—112页。
(50) 马君武同广西与广东两省政府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偶尔地他也调停两省间的政治分歧，保持着调解人的身份，埃克特，第9—12页。我非常感激路德维希·维尔讷、弗里德里希·布塞（Friedrich Busse）和约瑟夫·施木克（Josef Schmuck）诸先生，是他们使我得以利用到这些有关中德易货贸易谈判的内幕材料。
(51) 根据汉斯·克兰的一位密友透露，德国国防军部答应在1932年度向克兰提供4000万马克的出口信用担保金，访问齐焌。
(5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2册，no.262，第497页：各部门会议记录（1934年2月16日）。
(53)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6—8页；国防部史政局：“蒋介石致塞克特”（1933年8月5日）；迈埃尔-韦尔克尔，第642页。
(54)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第247/135，“旅行日记”（1933年7月30日）；第67/9，“海因茨致拉宾劳”（1937年10月21日）。
(55) 同上。
(56) 刘馥，第93页。
(57)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4，68，“魏采尔致布林克曼”（1933年11月9日）。
(58) 古斯克：《冯·塞克特将军的政治思想》一书非常深刻地论述了塞克特的思想。
(59) 塞克特：《德帝国的未来》，第99页。
(60) 古斯克，第96—97页；塞克特：《德帝国的未来》，第191页。
(61) 古斯克，第132页；塞克特：《一位军人的思想》，第113页。
(62) 同上。
(63) 塞克特：《德国国防军》，第78、67页；塞克特，《一位军人的思想》，第116页。
(64) 塞克特：《德国国防军》，第30页。
(65) 戈德弗雷·谢尔（Godfrey Scheele），《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的肇始》（伦敦，1945年），第110页。
(66) 克雷格，第382页。
(67) 塞克特已注意到蒋制定的宏大计划和目标中带有“乌托邦色彩”，以为塞克特的每一项建议都可以立即实行。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蒋非常厌恶授权予人。在掌握了领袖人物所通常具有的这些令人讨厌的性格之后（迈埃尔-韦尔克尔，第652页），塞克特便试图提出一套坚持了蒋的最终目的的、行之有效的计划目标，并且允诺最大限度地恢复蒋的个人权力。
(68) 刘馥，第93页。塞克特备忘录的全文可在这些地方找到：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塞克特遗件，Roll24，no.205；爱泼斯坦《塞克特与蒋介石》一书。我引以为据的是后者。
(69) 爱泼斯坦：《塞克特与蒋介石》，第538、541页。
(70) 同上书，第538页；《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51—52页。
(71) 爱泼斯坦：《塞克特与蒋介石》，第539页。
(72) 同上。
(73) 爱泼斯坦：《塞克特与蒋介石》，第539页。
(7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1册，no.412，第773页，“陶德曼致外交部”（1933年8月26日）。
(75) 爱泼斯坦：《塞克特与蒋介石》，第538、540—541页。
(76) 同上书，第538页。
(77) 爱泼斯坦：《塞克特与蒋介石》，第537页。
(78) 同上书，第539页。
(79) 同上书，第540页。
(80) 见第六章。
(81) 拉宾劳，第707页。
(82)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no.62/9，43，“罗伯特·齐焌致拉宾劳”（1938年8月3日）。
(83) 迈埃尔-韦尔克尔，第662—663页。
(84)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no.62/9，43，“罗伯特·齐焌致拉宾劳”（1938年8月3日）。
(85) 朱家骅编：《中德文化协会》，第7页。
(86) 刘馥，第93页。
(87) 国防部史政局，“蒋介石致塞克特”（1933年8月5日）。
(88)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4，“魏采尔致布林克曼”（1933年4月24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1册，no.357，第643页，“米切尔森（Michelsen）备忘录”（1933年7月10日）；多麦斯，第501页。
()* * 宋也反对由国家主办国防工业，据魏采尔称，他是怕“把太多的钱白白扔到河里。”参见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4魏采尔致布林克曼（1933年4月24日）。1933年7月宋子文访问德国时曾努力争取用贷款方式向莱茵金属公司购买机关枪和150毫米榴弹炮，这说明他并非反对为所有的“新军事”项目花钱。参阅《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1册，no.357，643，米歇尔森（Michelsen）的备忘录（1933年7月10日）。那时，宋子文也试图从德国或其他国家得到大宗的贷款，可除了一笔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外，他一无所获，这是导致他丢官的主要原因。见杜勉书，第501页。
(89) 迈埃尔-韦尔克尔，第667页；《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8页；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34页。
(9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2册no.48，第85页，“比洛（Bülow）备忘录”（1933年11月8日）；no.473，第856—857页，“劳藤施菜格尔（Lautenschlager）（北京）致外交部”（1934年5月29日）；no.63，第113页，“诺伊拉特备忘录”（1933年11月11日）；no.48，第85—86页；no.63，第113页。
(9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2册no.48，第85页，“比洛（Bülow）备忘录”（1933年11月8日）；no.473，第856—857页，“劳藤施菜格尔（Lautenschlager）（北京）致外交部”（1934年5月29日）；no.63，第113页，“诺伊拉特备忘录”（1933年11月11日）；no.48，第85—86页；no.63，第113页。
(92) 同上。
(93)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57，“魏采尔致布林克曼”（1933年12月4日）。
(94) 联邦军事档案馆，Wi/IF5.383，“机密指令”，（1933年12月4日）。
(95)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9078，Roll3515，E637497，“屈尔博恩（Kühlborn）备忘录”（1934年6月23日）。
(96) 前合步楼公司官员路德维希·维尔讷收集的关于合步楼历史的未加标题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些资料。这些文件后来被认同为“维尔讷合步楼文件”。
(97) “维尔讷合步楼文件”，1936年。
(98) 埃克特，第24页。
(99) 德克森，第171页。
(100) 黑尔费里希，第112页，克兰别墅价值之评估。根据截止期为1937年3月31日的“合步楼审查报告”，克兰获得了销售总额的1%，但这是克兰将合步楼移交给国防部后的第一年所得。路德维希·维尔讷对黑尔费里希就克兰财产所作的估计提出了质疑，并注意到1957年克兰逝世时“极端贫穷”。见维尔讷致作者的信（1981年9月6日）。
(101) 维尔讷合步楼文件，“合步楼资料”。
(102)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9078，Roll3515，E637497，“屈尔博尔恩备忘录”（1934年6月23日）；黑尔费里希，第112页。
(10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2册，no.89，第154—155页，“阿尔腾贝格（Altenburg）备忘录”（1933年11月27日）；同上no.235，第445页，“阿尔腾贝格备忘录”（1934年2月2日）。
(104) 同上，C辑，第3册，no.476；第900—901页，“福斯（Voss）备忘录”（1935年2月2日）。
(105) 埃克特，第15页；路德维希·维尔讷致作者信函（1978年9月11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291，第929页，“埃德曼斯多夫（Erdmannsdorff）备忘录”（1935年2月14日）；陈景训（音）：“第四十二兵工厂”，联勤总部（1），第261—262页。
(106) 合步楼活动计划经过同塞克特和沙赫特的密切接触后于1933年冬至1934年制订出来：埃克特，“小结”2（参见本书第145页注④）。
(107)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6，第41页，“塞克特致李鼐”（1934年6月1日）。
(108)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no.62/9，第53—54页，“克鲁姆马切尔致拉宾劳”（1939年11月18日）。
(109) 国防部史政局，“塞克特致蒋介石”（1934年5月5日）。
(110) 蒋告诉塞克特，下一年度的军事预算将仅有16%用于长江以北。华北的防御将仅仅有选择地修建几座防御工事。当塞克特争辩道，日本人只要绕过这些防御要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时，蒋的回答是：“那么日本就不能够占领这些战略要地”。蒋告诉塞克特，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同华南形成对照的是，华北在政治上是未知数，华北的军人“没有任何军事价值”。“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第209、237、217页，“塞克特同蒋介石会谈备忘录”（1934年5月4日、5月2日、4月28日）。
(111) 对塞克特建议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军队应从江西战争中解脱出来，蒋介石回答说：“在江西战役结束之前，不可能对日本采取任何行动。剿匪必须首先完成。”同上，第207页（1934年5月4日）。
(112) 在同意了这一点之后，塞克特显然已清楚他对蒋的华北计划不负有任何责任。同上，第235、237页，（1934年5月2日，5月1日）。
(113) 建立一个适合于装备18个师所需武器的军事工业的“塞克特计划”在俞大维的文件中发现：见联勤总部（2）。
(114)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第231页，“塞克特呈蒋介石”（1934年5月1日）；第203页，“塞克特致蒋介石信函”（1934年5月3日）。军政部次长陈仪将军可能也卷入了这一阴谋：访问朱国勋，台北，（1978年1月18日）；第199页，“塞克特对德国顾问的讲话”（1934年6月5日）。
(115)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第231页，“塞克特呈蒋介石”（1934年5月1日）；第203页，“塞克特致蒋介石信函”（1934年5月3日）。军政部次长陈仪将军可能也卷入了这一阴谋：访问朱国勋，台北，（1978年1月18日）；第199页，“塞克特对德国顾问的讲话”（1934年6月5日）。
(116)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第231页，“塞克特呈蒋介石”（1934年5月1日）；第203页，“塞克特致蒋介石信函”（1934年5月3日）。军政部次长陈仪将军可能也卷入了这一阴谋：访问朱国勋，台北，（1978年1月18日）；第199页，“塞克特对德国顾问的讲话”（1934年6月5日）。
(117) “塞克特计划”，联勤总部（2）。
(118)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第183页，“塞克特致俞大维”（1934年5月22日）；同上，第151页，“国防部致塞克特”（1934年6月26日）。
(11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2册，no.454，第825页，“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5年5月17日）。
(120)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第199页，“对顾问的讲话”（1934年6月5日）；第194页；第71—77页，“雇佣顾问的规定”（1934年6月1日）；访问王洽南将军；第7页，“塞克特会客一览表”（1934年6月4—9日；11—16日）；第139—143页，同贺耀组将军、王洁及其他人的通信；第189—191页，“塞克特致朱培德将军”（1934年6月22日）。《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11页。
()* * 相传条顿人系日耳曼人的一文，条顿骑士团是中世纪十字军的一种组织。——译者
(121)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第199页，“对顾问的讲话”（1934年6月5日）；第194页；第71—77页，“雇佣顾问的规定”（1934年6月1日）；访问王洽南将军；第7页，“塞克特会客一览表”（1934年6月4—9日；11—16日）；第139—143页，同贺耀组将军、王洁及其他人的通信；第189—191页，“塞克特致朱培德将军”（1934年6月22日）。《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11页。
(122) 同上。
(123)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第199页，“对顾问的讲话”（1934年6月5日）；第194页；第71—77页，“雇佣顾问的规定”（1934年6月1日）；访问王洽南将军；第7页，“塞克特会客一览表”（1934年6月4—9日；11—16日）；第139—143页，同贺耀组将军、王洁及其他人的通信；第189—191页，“塞克特致朱培德将军”（1934年6月22日）。《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11页。
(124) 同上。
(125)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no.62/9，第43页，“齐焌致拉宾劳”（1938年8月3日）。
(126) 原文藏于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6680，Roll2988，Ho96105—110。
(12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180，第365页，“陶德曼备忘录”（1934年8月19日）。
(128) 埃克特，第24、36页；国防部史政局，“塞克特致蒋介石”（1934年8月22日）。
(129) 国防部史政局，同上；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5，第99页，“梁颖文（蒋介石秘书）致塞克特”（1934年9月16日）。
(130) 布洛赫，《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第27页。
(131)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6680，Roll2988，Ho961 87ff，克兰，“谈判报告”（没有日期，但德外交部档案中的日期为1935年1月）。
(132) 迈埃尔-韦尔克尔，第683页。朱家骅也确信塞克特的病根更多在于外交：访问朱国勋（1978年1月18日）。
(13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180，第365页，“陶德曼备忘录”（1934年8月19日）；no.488，第923页，“埃德曼斯多夫备忘录”（1935年2月11日）。外交部的反对集中反映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册，no.238，第347，“福斯备忘录”（1936年3月31日）中。
(134) 同上。
(135) 黑尔费里希，第107—140页。
(13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488，第922—923，“埃德曼斯多夫备忘录”，（1935年2月11日）；同上，no.554，第1042页，“布隆堡致诺伊拉特”（1935年3月23日）。
(137)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no.247/135，“旅行日记”（1933年7月16日记载）。
(138) 克兰，“谈判报告”。
(13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554，第1042页，“布隆堡致诺伊拉特”（1935年3月23日）；同上，第5册，no.495，第872页，“费舍尔（北戴河）致德国外交部”（1936年8月8日）。
(140) 克兰，“谈判报告”。
(141) 拉里，第160页。
(14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488，第924页，照会（4），“阿尔腾贝格（广州）致德外交部”（1935年1月31日）。阿尔腾贝格注意到1934年广州黑钨矿出口的官方数字是1866吨，非官方数字是4075吨，那个8000吨的数字是想象出来的：陈炳繁（音）第167页。
(143) 李国欣与王宠佑，第23页，第47—50页；“湖南：经济调查”，《中国经济杂志和公报》第18卷第4期（1936年），第575—576页；“广西最近之发展”，同上，第20卷第4期（1937年）第402页；王公秉（音），《中国的矿石资源》，第626页。
(144) 《江西的特产》，第19—20页；《江西经济问题》，第249—250页。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9077，Roll3515，E637440，“柯瑞伯致德国外交部”（1935年1月23日）；同上，Ser.6680，Roll2988，Ho96214，“阿尔腾贝格（广州）致德国外交部”（1935年2月1日）。此外可见，柯伟林，《国家政策和地方政治：南京十年时期的江西钨矿贸易》，美国中西部关于亚洲事务会议论文（1981年10月2日）第6—11页。
(145) 克兰，“谈判报告”。
(146) 《经济旬刊》第2卷，第16期（1934年6月1日）；法贝尔，第122页；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6680，Roll2988，Ho96214，“阿尔腾贝格（广州）致德国外交部”（1935年2月1日）。
(147) 塞克特在同陶德曼的一次会谈这样说的，记录于《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180，第364页，“1934年8月19日备忘录”。
(148) 原文藏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6680，Roll2988，Ho96097—105；Ho96111—117；Ho96131—144。
(149) 同上。
(150) 同上。
(151) 埃克特，第18页。也见《1934年经济情报》（1934年）。
(15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301，第575页，“迈尔（Meyer）备忘录”（1934年11月6日）；no.504，第959页，“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5年2月22日）；“迈尔备忘录”（1935年2月20日）附在“诺伊拉特致沙赫特”（1935年2月27日）信函中，同上no.508，第966—968页；no.554，第1042页；外交部政治档案（21），Chi，Bd.1，“法肯豪森致南京大使馆”（1936年8月27日）。关于兵工厂和码头设备，见埃克特，第29页。
(15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301，第575页，“迈尔（Meyer）备忘录”（1934年11月6日）；no.504，第959页，“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5年2月22日）；“迈尔备忘录”（1935年2月20日）附在“诺伊拉特致沙赫特”（1935年2月27日）信函中，同上no.508，第966—968页；no.554，第1042页；外交部政治档案（21），Chi，Bd.1，“法肯豪森致南京大使馆”（1936年8月27日）。关于兵工厂和码头设备，见埃克特，第29页。
(154) 同上。
(155) 《东亚评论》第15卷，第11期（1934年6月1日），第264页；同上，no.17（1934年9月1日），第407页；《柏林交易所报》（Berliner Börsen⁃Zeitung），1934年10月13日。
(15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366，第694—695，“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4年12月1日）；照会（1）和（2）；辛达谟，《传记文学》，第19卷，第5期，第88页。
(15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366，第694—695，“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4年12月1日）；照会（1）和（2）；辛达谟，《传记文学》，第19卷，第5期，第88页。
(158) 《经济旬刊》第4卷，第5期（1935年2月15日）；第4卷第12期（1935年4月25日）；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6080，Roll2988，Ho96214，“阿尔腾贝格（广州）致德国外交部”（1935年2月1日）。也见柯伟林，《国家政治和地方政治》。
(159) 见本书第168页注③。他们也担心假如南京控制了广东之后，兵工厂和其他项目将被无偿接管：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7，第61—62页，“劳腾施莱格尔（南京）致北京”（1935年5月15日）。
(160)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9077，Roll3515，E637440，柯瑞伯“旅行报告”（1934年12月7日）可在他1935年1月23日致德国外交部信函中找到。
(16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4册，no.94，第167页，“柯瑞伯致希特勒”，附在“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信函中（1935年5月17日）；联邦军事档案，W02—44/7，第63页，“劳腾施莱格尔致法肯豪森”（1935年5月13日）；no.101，第192—193页，“迈尔致陶德曼”（1935年5月24日）。这对莱谢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因为他之所以支持在广州的冒险举动也有其个人的原因：他那不中用的兄弟受雇于潖江口工程。埃克特，第31—32页。
(16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4册，no.94，第167页，“柯瑞伯致希特勒”，附在“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信函中（1935年5月17日）；联邦军事档案，W02—44/7，第63页，“劳腾施莱格尔致法肯豪森”（1935年5月13日）；no.101，第192—193页，“迈尔致陶德曼”（1935年5月24日）。这对莱谢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因为他之所以支持在广州的冒险举动也有其个人的原因：他那不中用的兄弟受雇于潖江口工程。埃克特，第31—32页。
(163) 埃克特，第36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5册，no.156，第202页，“陶德曼关于同蒋介石会谈致外交部的报告”（1936年3月19日）。
(164) 采访关德懋，1978年6月3日。“布隆堡致蒋介石的感谢电”：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6660，Roll2988，Ho96334，“埃德曼斯多夫备忘录”（1935年11月13日）。
(16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5册，no.156，第202页，“陶德曼关于同蒋介石会谈致外交部的报告”（1936年3月19日）；no.254，第384页，“蒋介石致布隆堡”（1936年4月3日）；第4卷，no.432，第864页，“陶德曼（广州）关于同陈济棠会谈致德外交部的报告”（1935年12月28日）。
(166) 同上。
(167) 同上。
(168) 辛达谟，《传记文学》，第19卷，第5期，第88页；外交部政治档案（21），Bd.1，“法肯豪森致德国国防部”（1936年6月6日）。
(169) 外交部政治档案，R2/16442，“费舍尔（南京）致德外交部”（1936年8月21日）；外交部政治档案（21），Bd.1，“德外交部致中国研究学会”（1936年10月10日）；法贝尔，第141、143页。
(170) 黑尔费里希，第107—111页。
(17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180，第365页，“与塞克特会谈备忘录”。
(172) 克兰，“谈判报告”。
(17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5册，no.495，第871页，“费舍尔（北戴河）备忘录”（1936年8月4日）；访问路德维希·维尔讷。
(17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3册，no.180，第365页，“与塞克特会谈备忘录”；第4册no.517，第1032—1033页，“诺伊拉特和克兰会见纪要”（1936年1月24日）。
(175) 同上。
(176) 克兰在1935年11月就已致函布隆堡，声称合步楼对“伟大的德国利益”至关重要，“个人的私利将不再起作用”。他因此打算退出。联邦军事档案馆，Wi—IF5.370，“克兰致布隆堡”（1935年11月20日）。
(177) 维尔讷合步楼文件（1936年），“合步楼资料”；《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5册，no.206，第283页，“布隆堡（柏林）致蒋介石”（1936年3月24日）。信用贷款协议原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5册，no.270，第411页。克兰后来的作用在他致布隆堡的电报中已详细阐明。
(178) 辛达谟：《传记文学》第21卷第1期，第66—67页；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历史部分，美军、欧洲，MS。B—289，“冯·法肯豪森，（1922—1945）”，“法肯豪森对美国审讯官之供词”（1950年12月21日），第6—7页；法肯豪森：《回忆录》，第60页及以下几页。
(179) 埃克特，第58—59页。
(180) 古拉·安德森（J.Gunnar Anderson）：《中国为世界而战》（伦敦，1938年），第16页；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第2—5页。
(181) 吴相湘，第1册，第293页；埃克特，第41页。
(182) 阿瑟·扬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第263—264页。
(183) 埃克特，第61页，访问路德维希·维尔讷（1977年8月8日），访问关德懋（1978年6月3日）。
(184) 采访关德懋（1978年6月3日）。
(185) 朱子爽，第64、65—66页。
(186) 同上。
(187) 蒋廷黻：《行政院》，第94—96页；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台北，1968），第54页。
(188) 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72—173页。
(189) 吴相湘，第1册，第294页。
()* * 据吴兆洪回忆，此人是王守竞。——译者
(190) 联邦军事档案馆，Wi/IF5.370，“翁文灏致塞克特电报”，附于“塞克特致布隆堡”（1936年1月8日）信函中。
()* ** 原文如此，沙赫特应为经济部长。——译者
(191) 埃克特，第48页。
(19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5册，no.495，第874页，“费舍尔（南京）致德国外交部”（1936年8月4日）。
(193) 根据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莱谢劳帮他获得在德接受军事教育的担保）说，莱谢劳计划在两年内用德国武器装备80个师，但“第三种力量”破坏了这一计划：采访蒋纬国。莱谢劳的翻译，资委会的关德懋提出的数目是60个师，并认为蒋介石夫人是实现该计划的障碍：采访关德懋（1977年12月16日）。在南京的一名德国顾问说，由于蒋担心德国使中国成为德制武器的试验场，菜谢劳关于德国国防军在南京发挥积极作用的建议成为这种忧虑的牺牲品：访问埃里希·施托尔茨奈尔（ErichStoelzner）。关于政治协定，关德懋说蒋对菜谢劳的建议态度不明朗，这可能是因为他早先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努力失败的缘故。另一方面，合步楼的瓦尔特·埃克特写道，对于莱谢劳德中“结盟”反对苏联的计划，蒋的反应是赞同的。据说蒋介石坚信，由于中俄接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俄国对中国形成的危险比日本更大。埃克特，第45页。
(19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5册，no.536，第966—967页，“同莱谢劳会谈备忘录”，“费舍尔（南京）致德外交部”（1936年9月14日）；no.363，第607—608页，陶德曼：“《德国与中国》（1936年6月10日）；no.495，第873页，“费舍尔（南京）致德外交部”（1936年8月4日）。
(19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5册，no.536，第966—967页，“同莱谢劳会谈备忘录”，“费舍尔（南京）致德外交部”（1936年9月14日）；no.363，第607—608页，陶德曼：“《德国与中国》（1936年6月10日）；no.495，第873页，“费舍尔（南京）致德外交部”（1936年8月4日）。
(196) 同上。
(197) 林德曼，第288、308、502页。
(198)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Ser.9078，Roll3515，E637469及以下几页；Roll2987，Ho95689—941；德国经济研究所，科隆，帝国工业组织，“通函”（1936年1月8日）。
(199) 希尔格鲁伯尔，第49—55页；希尔德布兰特，第19—23页；埃伯·哈德·耶克尔（Eberhard Jäckel）《希特勒的世界观》（密得镇，康涅狄格，1973年）。
(200) 托马斯：《历史》，第98—99页；托马斯：《思想与事件》，第538—539页。
(201)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R.曼海姆译（波士顿，1943年），笫388、291、158页。
(202) 希尔德布兰德，第28页。
(203) 普雷塞森：《德国与日本》；佐默尔：《德国与日本》；马丁：《德国与日本》；梅斯基尔（Johanna M.Meskill）：《希特勒与日本：虚假的联盟》（纽约，1966年）。然而，关于希特勒在1935年以前对日本的态度还缺乏充分的研究。
(204) 《东亚评论》第14卷，笫1期（1933年11月），第474页。
(20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1册，no.50，第104—107页，“迈尔备忘录”（1933年4月6日）；第2卷，no.97，第172页，“迈尔（柏林）致驻华和驻日外交使团”（1933年12月2日）；no.241，第454页，“狄克森（东京）致德外交部”（1934年2月7日）；no.269，第510页，“乌利希（Ulrich）备忘录”（1934年2月19日）；no.312，第582页，“比洛备忘录”（1934年3月10日）；no.438，第797页，“狄克森（东京）致德外交部”（1934年6月7日）；第3册，no.22，第53页，“诺伊拉特致狄克森（1934年6月21日）；no.478，第904页，“诺伊拉特致黑斯”（Hess）（1935年2月4日）；第2册，no.429，第785页，“里特尔（Ritter）备忘录”（1934年4月27日）。
(20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1册，no.50，第104—107页，“迈尔备忘录”（1933年4月6日）；第2卷，no.97，第172页，“迈尔（柏林）致驻华和驻日外交使团”（1933年12月2日）；no.241，第454页，“狄克森（东京）致德外交部”（1934年2月7日）；no.269，第510页，“乌利希（Ulrich）备忘录”（1934年2月19日）；no.312，第582页，“比洛备忘录”（1934年3月10日）；no.438，第797页，“狄克森（东京）致德外交部”（1934年6月7日）；第3册，no.22，第53页，“诺伊拉特致狄克森（1934年6月21日）；no.478，第904页，“诺伊拉特致黑斯”（Hess）（1935年2月4日）；第2册，no.429，第785页，“里特尔（Ritter）备忘录”（1934年4月27日）。
(207) 同上。
(208) 同上。
(209) 同上。
(21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1册，no.50，第104—107页，“迈尔备忘录”（1933年4月6日）；第2卷，no.97，第172页，“迈尔（柏林）致驻华和驻日外交使团”（1933年12月2日）；no.241，第454页，“狄克森（东京）致德外交部”（1934年2月7日）；no.269，第510页，“乌利希（Ulrich）备忘录”（1934年2月19日）；no.312，第582页，“比洛备忘录”（1934年3月10日）；no.438，第797页，“狄克森（东京）致德外交部”（1934年6月7日）；第3册，no.22，第53页，“诺伊拉特致狄克森（1934年6月21日）；no.478，第904页，“诺伊拉特致黑斯”（Hess）（1935年2月4日）；第2册，no.429，第785页，“里特尔（Ritter）备忘录”（1934年4月27日）。
(211) 同上。
(212) 同上。
(213) 德国的大豆进口从1933年的1148000吨下降到1936年的457000吨：琼斯，《满洲》，第201页。
(214) 布洛赫：《德日在东亚的伙伴关系》，第243页。
(215) 《远东评论》（1937年6月），第219页。
(216) 《远东年鉴》（东京，1941年），第670页。
(217) 弗兰克·伊克莱（Frank IKlé），《1936—1940年之德日关系》（纽约，1956年），第37页。
()* * 要求德国调解中丑关系和德中日在经济领域与反共方面的合作，是汪精卫于1935年10月首先提出的；蒋介石于1936年1月参与此议。尽管德国和日本（小岛将军在柏林）最初是赞同的，但中国反对日本所发动的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就又使东京的态度强硬起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四册no.416，829，“埃德曼斯道夫1935年11月18日备忘录”；no.433，864，“狄克森（东京）致外交部”（1935年11月18日）；no.493，997，“柯瑞伯（上海）致外交部”（1936年1月13日）。
(218) 《东亚评论》第17卷（1937年6月16日），第330—331页；（1937年7月17日），第360页。
(21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