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如同1917年的宣战一样，中国人1941年的对德宣战，与其说是一种反德举动，不如说是希望借此来博取盟国的援助，有位名叫贝弗莉·考西（Beverley Causey）的美国历史学家在1942年写道，中国第二次对德宣战意味着中德关系一个周期的终结。考西推测，新的周期也许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再起步，那时德国仍可能“在中国找到友好而又有利可图的前途”。 (1) 他的推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在希特勒给德国人民的两个选择——“世界强权或者败落”——之中，后者成了德国寻求世界霸权不可避免的结局。当被缩小了一半的那个资本主义德国复兴为经济强国之时，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中国却基本上对世界市场关闭了大门。奥托·沃尔夫·冯·阿梅龙根（Otto Wolff von Amerongen）对中国市场抱有与其父辈同样的热情，经他牵针引线，1957年联邦德国的“德国工业东方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项“易货贸易协定”，协定的交易仿照了早年的方式——以中国的原材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但是，两国官方的外交关系直到1972年才正式建立。中德经济关系缓慢却持续地发展到1960年代末，后来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陷于停滞。只有在中国的“四人帮”倒台后，它们才重新恢复了上升的势头。 (2)
因此，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关系，首先要注重它所依存的条件以及它分别向我们昭示的德国和中国的情况，而不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延续过程的组成部分。
对两个国家来说，它们的双边关系自1921年起就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实践的背离。一种建立在平等与亲密原则基础之上的关系，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德国在东亚的利益和政策来说，都是全新的。在所有大国中，唯有德国在东亚既无政治特权，又不占有他国领土，而只有经济利益。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十多年间，强权政治的观念尚未主导中德关系，它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随着希特勒统治的确立，富有侵略性的强权政治在德国复兴，中德成功合作的基石被抽掉了。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希特勒强权政治的牺牲品，它在华北与扩张主义的日本进行合作完全是错误的判断，其作为已经回到了帝国主义时代。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德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那段时光，很大程度上是确立在军备贸易之上的，而这种关系却以双方将在新的一场世界大战中成为敌对国家而告终。军阀时代或南京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陷于内战泥淖的中国为忙于重整军备的德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市场，它还拥有充裕的战争资源。1931年后，中国准备对日本作战，它不仅从德国找到了建设现代化军队和战时经济的榜样，而且还通过为德国提供其重整军备所需的基本原材料，切实赢得了德国的帮助。
尽管地处不同的大陆，两个国家对未来战争的这种准备，给它们的关系带来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无论如何，它仍是国民政府在南京执政的十年当中所拥有的最密切、最富成果的对外关系。撇开经济因素不论，德国工业界与中国崛起的新一代经理、科学家及工程技术人员之间日益加深的联系，预示着将来会在经济领域有密切的合作。自然，没有人能知道，假如双方在最终爆发的那场战争中都能打得更出色的话，中德关系会演变到什么地步。我们只能说，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各自军事需求上的关系，只能靠在战争中的运气来决定其命运了。
然而，在短暂却活跃的中德关系存在的期间内，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从根本上得以改观。如果说（西方在中国）追求经济“让步”与特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逐渐中止的话（日本除外），那么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西方对中国的投资就不知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了。在民族主义的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成功地重新吸引外国投资，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德国在华投资的条件是，建立一种双方经济上互通有无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中视中国为平等的伙伴，承认中方对中德合作的一切设备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特别是，要遵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在“三年计划”中规定的中国经济主权的原则，这些原则自出台后就无人能成功地与之相对抗。在同一时期，德国向中国提供贷款的意图也迫使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重新审视其原先对中国市场谨小慎微的态度，到1937年时，它们试图与德国人进行竞争，而德国人是在接受中国人所开列的优惠条件下对华贷款的。“四国银行团”的让位或许是此一进程的最好体现。
在德国国防军和工业集团的利益主宰着德国对华政策的日子里，出现了一种在帝国主义时代难以想象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援助他国发展的努力，先是通过军事顾问团、后是经由“合步楼”所提供的技术援助，虽然它在结构上（以及政治上）与50年代及60年代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间迅速发展起来的那种双边或多边援助计划并无多少相同之处。可以确定的是，德国30年代对中国的援助，受制于德国工业外交的出口战略，很少有人将它说成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发展“模式”——“模式”这一概念更像是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德国的在华努力中某些成功的因素以及所面临的危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筹划更为缜密的援助计划时常常被借鉴的。
强权政治的因素实际上从来就未彻底消失过：1933年后的中德关系至少部分是希特勒关闭苏联市场的产物，德苏关系的演变恰恰就是强权政治所致。但在国际强权政治直接冲击到它们的努力之前，德国人在中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它们在对华贸易中赢得的巨大利润也使西方的竞争者们付出了代价，它们的投资不但没有威胁到中国人对经济的控制，反而是有意识地去扩展南京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然而，在这种援助形式中，也潜伏着两种危险：其一，是德国卷入中国内部政治冲突的威胁，如1934至1936年间与广东省政权短暂的调情举动；其二，更重要的则是因本国政府政策的骤变而招致的灾难。事实证明，正是第二种危险使德国人在中国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
对德国体验的透视
就德国方面而言，与中国联系的扩展，是随着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的武器及机械出口而成长起来的。1920年代德国国防军和工业界在同苏联、东南欧、拉丁美洲建立军事联系方面的合作，为在南京的国民党政权稳固后同中国发展军事—工业关系树立了样板。然而，只是到1933至1934年德国在纳粹政权下加紧重整军备之时，中德交往的坚实基础才通过各种的易货和信贷协议得以奠定。这些协议，加上在此前后对中国管理经营精英分子的培训（它是内容广泛的“德意志文化宣传”的一部分），导致了德国在中国军事和工业领域中确立了一个无形的、非政治的“势力范围”。
德国在华的新地位是由国防军、各主要工业公司透过全德工业联合会所属中国研究学会的活动，以及1933年之后希尔玛·沙赫特的经济政策相互的利益渗透所造成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德国式“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它所设想的中德关系的进程先是与德国外交部，后是与纳粹党领导人的思路大相径庭。如果说日益乏力的威廉大街确实无力阻止德国在军事上与经济上卷入中国事务，这种卷入有悖于德国官方在亚洲推行的中立政策，那么，与之截然不同的希特勒强权政治，却成功地挫败了军队和外交部双方在亚洲的努力。
德国在华所显示出的各式各样政策，反映了“第三帝国”内部不同势力集团间的相互矛盾与倾轧：军事工业界的领袖，它们所追求的是二十年以上的持续利益；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僚，它们试图在德国的力量和利益都很有限这一概念基础上推行平衡外交政策；一个“革命的”纳粹党领导集团，它们遵循着希特勒激进的、充满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路线，幻想德国重返“世界大国”的行列。
实际上，早在1937至1939年德国在华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暴露无遗之前，德国国防军及工业界在中国的成功就已经损害了另一些德国人的在华利益，即那些属于汉堡—不来梅贸易协议的公司的利益。1928年中国公使馆内建立的贸易处，1931年中国研究学会的设立，及从1934年开始运作的“合步楼”，目标都在削弱传统中间商在贸易中的作用。希玛尔·沙赫特的出口扶植体系只适用于帝国政府同意补贴的企业。政府始终只资助那些规模大、竞争力强的公司，而较小的德国进出口公司与外国竞争者相比，则毫无优势可言。尽管“合步楼”签订的一些合同规模之大确实超过了老式“中国商行”的能力与想象，但那些被排斥在外，正在为生存而战却吃了败仗的商行不会因此聊以自慰。1920年代在苏联就曾因为只确保那些特选的大企业投资，结果失去了许多未受担保的生意，同样的情况在中国重演。
德国对华政策中最有力量的两条“路线”早在1933年就处于对立状态，它们一方代表了军界与工业界，另一方则是纳粹领导集团，但直到1937至1939年间彼此才发生了正面冲突。希特勒可能愿与中国进行某些短期的交易，但他既不具有德国工业界那种将日益繁荣的中国市场看作德国产品销售地的眼光，也无军方那种把中国当成一座必需的战略原料仓库的思想。他关于德国未来需要的设想，建立在德国人只需武装到能打赢一系列短促的“闪电战”的目标之上，此后即可用武力攫取它争夺世界霸权所需要的原料储备。比起他那征服一切的野心，中国市场及其矿产这些琐碎的问题太微不足道了。如果亚洲能在其战略中发挥一部分作用，希特勒也只会选择日本，而不是中国作为伙伴（即使是不能合作的伙伴）。
德国在中国拥有利益的这段历史，折射出德意志帝国自身持续不断的发展。国防军方追求其在魏玛时期就确立的目标，纳粹在1933年后曾是支持这一目标的，但随后又将其摧毁，这与它们在中国的表现互为表里。德国工业界的雄厚实力得益于军队，它们在国外的境遇如同在国内一样，都曾借助国家给予的优惠待遇去挤垮势单力薄的竞争者，直到有一天它们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更高级”目标的牺牲品。最后，纳粹党在德国统治的实质也在其亚洲政策中得以体现：倒行逆施的政治支配了经济，最终使两者同归于尽。
对中国体验的透视
就中国方面而言，1930年代的中德关系或许是中国国民党为使中国现代化，跻身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努力中最明确的成果。中国国民党自孙中山开始就致力于“国际发展中国”，孙是意识到中德军事与工业合作可行性的第一人。孙遗留给国民党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它强调在国家指导下的革新技术，尤其是在交通和重工业领域。蒋介石其后又增加了自己的内容：创建一支现代化、世界级水准的军队。
只是到了1931年，孙中山的理想在用“国防经济”的概念加以压缩并修改后，才在同德国的合作中找到了得以实现的手段。虽然中德合作是从蒋介石利用德国人才重组其武装力量正式起步的，但与德国合作的意愿绝不只是蒋个人所独有，或只是其政权“军事化”的结果，中国政治界与学术界的领袖们也同样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共识，促成了他们与蒋介石的合作，并到南京政府中去做官。构筑中德关系的，并不是那些黄埔出身的军事将领，而是南京政权中那些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最好也是最有才干”的人士——翁文灏、钱昌照、蒋廷黻、张嘉璈、俞大维和朱家骅。
除了中德合作的现实性需要这一基础之外，蒋介石和其他的领导人还确信，日本人曾经依靠学习德国经验获得成功——德国也能够为另一个“后来者”，即中国提供殷鉴。
德国在19世纪最后的三十余年里，从分裂状态迅速发展为世界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这似乎展示了一种希望：国家的振兴之路并不必定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挫败，虽远未危及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却使它沦为与中国同属“不平等条约”重压之下的“无权”国家。魏玛和纳粹政权下所谓的那种德国“复兴”，足以用来说明德国人和中国人对待“压迫”的不同反应。纳粹政权在引导全民追求国家重建和重返国际舞台的双重目标方面，似乎已经获得了成功。即使是对复兴德国的广泛景仰尚未发展成“中国法西斯主义”，但德国是最适合帮助中国“国家建设”的强国这一观念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清晰的体现——在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蒋介石尝试融德国与中国的政治、道德观念于一炉的新生活运动中，德国的决定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并没有一个单纯而清晰的德国发展“模式”供中国借鉴。孤立地看，在南京十年间从德意志输送到中国来的观念并无多少连续性。马克斯·鲍尔是一位“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人批评家。汉斯·冯·塞克特所奉献的是一个普鲁士式的概念，即精锐的军官团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蒋介石一手扶植的蓝衣社 () 运动寻求的是在“中国的希特勒”统率之下的军事化和新生。然而，从总体上看，德国经验的方方面面造就了这样一个国家的形象：尽管随时都有障碍，国家的领袖与公民们已经为强有力的国家结构奠定了基础。
因此，任何德国“模式”都必须从国家的现状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并首先将其视为南京十年期间中德两国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密切联系的副产品。从中国人这方面来看，概括中德关系的最佳办法，或许是简要考察一下国民党政府在与德国的合作中，或从其对德国的基本认识出发，是如何处理几个基本难题的：即军事现代化、工业发展和民众动员。这是20世纪所有的中国政府都会遇到的问题。
军事现代化
自清代起，按西方模式组建中国的武装力量已经成了国家生存的先决条件。从国内讲，现代化的军队是20世纪里一个派别制服其他势力的工具。毛泽东发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其1927年遭到蒋介石那支主要受苏联训练的军队镇压的结果。民国初年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正是那些最易获得外国军事装备和专家帮助的人。在解雇了苏联顾问后，对身为军人的蒋介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转向德国这个世界主要的武器出口国和传统的军事科技强国更自然的了。
但是，蒋介石及其德籍顾问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通过一个集中统一的军事院校系统，借助于只从一个特定的国家引进武器、军械和专门技术，并依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军需工业，他们希望达到军事物资、军事训练和军事伦理的标准化。简而言之，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支属于国家的职业军队，它在理论上说是不问政治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效忠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
蒋最终依照汉斯·冯·塞克特提出的原则来重组其军队。塞克特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如下观点：一支由可靠的军官团统率的精锐部队，是“统治权力的基础”，这里面也包含了普鲁士式以阶级为基础的军事理论的精髓。可要把这一观念运用到中国，还有一些困难。
在帝国时代，德国军队及它代表的那个阶级是“统治权力的基础”，这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军事意义。而在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阶级来划分的，既缺乏军事伦理的传统，在军队和国家之间也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延续至今的军事分裂主义则是重建军队的大敌。青年军官团的组建必须从零开始。对此，既缺少时间，又没有先例。
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荀子说过：“民犹水，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蒋介石想用将军队之舟与水相分离的办法，避免这种危险。他对军队的社会作用有如下看法：军队可以成为全民团结与遵守纪律的道德楷模，它的“精神”足以成为民众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集中供应和使用所有物资的办法，从物质上把军队与社会分开，以此来改变中国军队有史以来的低下地位，军队历来是靠人民供养的，人民视之如瘟疫。回顾过去，人们就会发现，这是所有力图创立一支成功军队的中国当权者所能选择两条途径之一。另一条是毛泽东的路线，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一部分。毛比荀子更高明，把军队融入民众之中，他说：“军队是鱼，人民是水。” (3)
其他问题也制约了普鲁士模式在中国的运用。在德国，军队的威望与其在对外战争中的功绩休戚相关。它不愿也不能被用来维持国内秩序。而蒋所需要的是一支既能统一国家，又能抗击日本侵略的军队。由德国人训练的军队特别要执行后一项任务。因而它的装备和训练都将是世界级水准的。然而，穿上德式军服并不能给这支军队带来威望和声誉，声望要靠在战场上赢得。蒋介石新式的精锐部队在1937年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后，已经基本丧失了执行其两个既定任务的能力。
对蒋要引进军事现代化而言，更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当时的税收来源要比今天的中国小得多，基本上来自商业和有限的现代工业部门，引进军事现代化所需的费用超过了中国的承受能力。或许，今天的中国政府面临的选择要多得多，因为同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军事方面的经济能力（如工业和农业）要比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强得多。那时，将军队限制在纯粹的军事活动中，使它与社会分离，需要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今天的中国仍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一支用世界级水平训练和装备起来的职业化军队，能够抵御现代化军队的入侵吗？或者说，在中国相对贫穷但人口资源丰富的条件下，防御性的“人民战争”真是合乎逻辑，且在政治上也算是明智选择吗？
最后，仰赖外国帮助实现军事现代化有一个致命的危险：一旦政治风云有变化，外国的帮助就会消失。1938年德国顾问们奉希特勒之命突然撤走，大规模的援助也在最急需的关头中止，迫使蒋介石为援助而四处奔走，先是找苏联人，后又求美国人。军事依赖的政治后果同样地惊人，中国随即加入了所谓的“民主阵营”，这在几年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https://www.daowen.com)
工业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工业规划者们的基本目标是，增强工业生产能力以应付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由于德国是具有最先进的国防经济观念而又愿意为中国工业的前途投资的国家，因而德国援助之下的军事重建与德国援助之下的工业化便得以双管齐下。
出于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理由，重工业化将在国家控制下进行。孙中山提出了这样的信念，只有工业国有化才是避免外国人（或中国的私人）控制国家现代经济的正确途径，他对资本主义和利润原则也抱不信任的态度。大多数的国民党领导人赞同他的观点。除此之外，1930年代还有这样一种论点，即德国、意大利，甚至苏联等一些复兴的国家就是由于从国家利益出发控制经济进程，才获得了成功。南京政府通过与一家代表德国其他大工业企业的国营公司合作，试图避免造成与私人资本协作的形象。
资源委员会在中国中南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中心”的尝试，虽然主要是出于战略考虑，但这对以往中国工业集中于通商口岸地区的格局是个重大突破。它预示了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工业发展，重心迁至内地的努力。在国民党时期，似乎还缺乏如何把国家经营的重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的观念。资源委员会和蒋介石保持着“个人的联合”，它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政权实现工业自给自足，为国家创造财富。资源委员会在工业领域内核心工作的性质，更像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本质似乎为下列观点提供了论据：即在其统治期间，该政权基本上是一种“自主的力量”。 (4) 最起码它自信是在奉行旨在维持本身自主性的政策，并将此视为与“国家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1930年代起步的工业建设，被直接引导到最急切的国防需要上了。如果它能获得一段和平时间而侥幸完成，我们仍不清楚它能在什么情况下对中国经济有所回馈。这一经济大体上划分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广大内陆地区。倘若没有整体经济的观念，不能认清农业在未来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指导下的工业似乎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断扩张，同时却又是孤立的国有经济部门。
国民党政府在1930年代缺乏向农业征税的能力，哪怕只是将它作为资助工业化的辅助手段。所以对任何达成工业化的努力来说，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就是生死攸关的了。后来的人民中国切实地做到了这一点，它对国内经济行使着充分有效的控制权。在民国南京政府十年间，对外贸的控制意味着对中国矿产资源，再稍扩大一点，包括某些农产品的控制，它们构成了中国出口的主体。南京政府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也反映出它对政治和领土控制能力的增强。
中德在工业领域的合作，至少从理论上说是中国在某些方面寻求自给自足的一个步骤。实际上，实现目标重要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合作中所规划的是一种模仿，但又不是完全依附性的工业结构。但是，像军事现代化一样，外国援助下的工业化也有着仓促收场的危险——这种情况随着日本的入侵而出现，它使工业设备的交换成了泡影，还对“新经济中心”形成了军事威胁。
注意到下列现象是有趣的，某些30年代由中德合作开工的建设项目（如湘潭钢铁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人帮助之下竣工的，中国人也是以出口矿产品作为偿付手段。然而，无论是对人民中国还是国民党政府均存在着同样的危险，就是外国对工业化的援助可能会中断。正如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owski）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到苏联在1960年撤销了技术援助的时候，“才使中国工业最终摆脱了对外国援助的舒适依赖，并迫使生产部门去发展创造能力，这种能力才是工业化经济，而非落后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5)
民众的支持
国民党领导人所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无须用动员的方式就能激励民众，如何向民众灌输梁启超所大力倡导的“公德”，“公德”是老百姓普遍缺乏的。在地方一级，这是通过所谓的“地方自治”来推行的：即将官僚控制延伸到内地，从而将地方的控制权从“土豪劣绅”手中拿过来。 (6) 但在中央一级，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曾风行一时：即法西斯主义的观念。
国民党内崇拜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人士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取舍各有不同。对某些军官来说，它是建立权威政府的手段；对那些希望实现现代化而又不想否定儒学遗产的人来说，强调“种族意识”的纳粹主义似乎是振兴国民精神的方法；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却像是控制现代经济的适当工具。以上差异有助于确认一点，即事实上并没有一种明确清晰的“中国法西斯主义”。当然，所有派别都隐约地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时代进步的标志，而不是一种反动的反革命现象。这样看来，一份名为《前途》的刊物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足为奇了。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短暂命运，说明了将一国的政治观念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是何其困难。即使在“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观点被普遍抛弃后，不少与法西斯主义有关的主张仍有其生命力。许多倡导者将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归结为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尤其是一个能握有铁的纪律及获得广泛支持的独裁领袖。蒋介石到1938年仍然强调，“战争的结局，不是取决于几座城市的得失，而是领袖如何指挥人民去抵抗”。
但是，蒋和其他人都误解了，或翻译者根本就译错了，“领导”与“统治”之间存在着差异。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领导”是指从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富有魅力的领袖，“统治”则是特指专制主义的统治。 (7)
中国那些崇拜法西斯主义的人，大多看重的是后者，因为他们所刻意模仿的是法西斯体制，而不是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与希特勒政权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后者包括了希特勒的政治纲领、官僚机构、政治机器，及在极小范围内的“运动”。确实，运动在希特勒政权建立之初，几乎没有地位并遭到过取缔。但运动对建立法西斯政权是必不可少的，那种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奋斗便能收获，可以跳过最初的动员阶段也能实现国家“军事化”的观点，是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误解。
蒋介石1934年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或许是要创造一种凌驾于党、军队和政府之上的“运动”，由此使他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是儒家道德理想与另一种从德国引进的普鲁士军事体制的混合物，它所强调的是民众的服从，排斥民众的参与。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可能是动员意义上的“运动”，而只是一场政治教育运动。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的中文能够贴切地翻译许多西方政治术语。西方的术语常常是从日文转译而来，但具有恰如其分的中文含义：如民主是“人民的统治”，共产主义是“共享产品”。法西斯主义尽管也被翻译了过去，但却从未给它以中文的解释。
中国人尝试着学习外国经验既不是从国民党开始的，也未在它手中结束。自1842年后，中国已经与全球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大潮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可能1966—1969年的那一段时间要除外。有的是外国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有的则是中国的政治家们出于自身的目的引进的。当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牺牲品的时候，这包含着巨大的危险性，但也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当中华帝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在1911年瓦解之时，对所有信仰不同但都意识到中国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家富强、重返世界强国行列的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的面前已摆着不少进步国家所积累的经验，似乎还有许多潜在的伙伴和榜样。
在国民党崛起并夺取政权前十五年的共和时期，北京政坛上就实验过了舶来的政治形式，君主立宪和议会政治。在政府之外，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先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俾斯麦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相混杂的模式，继而又以列宁式共产主义的形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孙中山具有折中色彩的思想成了官方的“主义”，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影响的结果。但与德国的密切合作，实际上导致了对该国某些基本经验的模仿，国民党政府在谋求国家统一、增强经济实力、寻求民众支持的各项努力中，均打上了这种模仿的烙印，所有上述努力都是在日益增加的日本威胁下进行的。
民国初年对外国模式的频繁更换，部分原因是历届中央政府极不稳定，这表现在对国内的控制与中国在世界上地位两个方面。国民党政府也不能够幸免，因为它在中国不代表一个单独的社会集团，而且还受到无孔不入的外国威胁。我们可以将其引进德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享有盛誉的经验的举措，看做是它挽救自身岌岌可危地位的挣扎。
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都对德国的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军事化与工业化造就了德意志帝国。一个精锐而忠诚的军官团，保证并强化了军队作为国家柱石的地位。法西斯主义甚至能够成为“一个衰落社会的强心剂”。 (8) 尽管德国在军事和工业方面的专业技术与国民党所称的“国家建设”十分吻合，且在那些特定的领域内相当的成功，但在更广泛的层次上，德国人的经验似乎并不灵验。当然，有的历史学家对德国的成就并不以为然，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德国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经济现代化飞速进行的同时，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回顾一下德国稳定的历程——从危机四伏的君主制走向脆弱的共和制，再走向其存在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法西斯主义——它就不那么令人羡慕了。我们也许会想到蒋介石的首任德国顾问，他之所以到中国来，恰恰是因为德国的旧秩序已在革命中崩溃了。这里，有必要提起他的继任者关于如何对付共产主义者的“忠告”：把他们统统枪毙。这个办法1919年在德国曾行之有效，“自然会证明在这儿也同样有效”。 (9)
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有竞争力的政治力量，它极其艰难地把另一种外国模式——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环境中，追求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在国际上自主自强的地位，而这些也是国民党当年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1) 考西，第402页。
(2) 法布里采克（Fabritzek），第233—239页。1957年协议原文可在第278—281页中找到。
()* * 应为复兴社。——译者
(3) 《荀子》，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译（纽约，1963年），第37页。关于荀子同毛泽东的对照借用了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麻省剑桥，1979年），第292页。
(4) 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286页；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麻省剑桥，1980年），第268页。
(5) 托马斯·罗斯基：《生产资料工业部门的增长，1900—1971》，见珀金斯，第233页。
(6) 参见孔飞力（Philip A.Kuhn）：《民国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与动员的问题》，载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卡罗琳·格兰特（Carolyn Grant）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加州柏克莱，1975年），第257—298页。
(7) 参见弗兰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就“国家领导阶层中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作的论述，见《巨兽》一书，第83—97页。
(8) 据说这是蒋介石在一次对蓝衣社发表演讲时所作的评论：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40页。
(9) 魏采尔在江西的第三次围剿中提出的这个建议也适用于在“战区”发现的任何一个农民。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4/2，第123页，“魏采尔同熊式辉将军的会谈”（1931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