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现实之间：美国外交实践中的折中主义
王 玮
摘要：美国从北美一隅成长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有着绝无仅有的国家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美国形成了系统的外交政策思想与理念。随着形势不断发展，美国外交政策实践会对传统思想提出挑战。政策思想和政策实践相互碰撞，不断丰富美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储备。一方面，以改良国际体系为宗旨的理想主义传统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以最大化本国利益为目标的现实主义传统持续巩固。理想主义作为外交哲学受到决策者的尊重，现实主义则规定着决策者的现实选择。这就让美国外交实践中既有理想主义情怀，也有现实主义指向，进而体现出理想和现实的折中。具体表现为，一是理想主义外交不断向政治现实妥协，二是理想主义被用作推行某种现实政策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理念之争 折中主义
美国是从十三个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在其国家成长过程中，外交活动的主题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先后执行过建国外交、弱小国外交、大国外交和超级大国外交的政策方针。可想而知，美国的利益认知和外交主张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简单来说，不同时期的具体实践催生了不同的“外交传统”。 (1) 每一种外交传统都是独特的，它们各自反映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初心和信念。这些信念和认识会以某种或隐或现的方式，保留在人们的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说，经过实践的洗礼，不同时代的社会心态（mindset）都会保留下来，成为影响随后实践的思想依据。 (2) 它们有时会相互强化，有时又彼此抵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方向。
但是，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必须与现实照应，才能发挥出它们的启迪作用。现实的政治需要，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现实面前，各种理想的、规范的、应然的设想，可能得到实践并被保留下来，也有可能受到粗暴对待。这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和需要。资中筠先生指出：“综观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国的思想发展……自由主义是一个边缘很宽的框架，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潮根据实用的需要在边缘之内摆动。” (3) 这一洞见为我们观察美国外交实践中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交织提供了认知基础。据此，下文将对美国外交实践中兼具理想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取向的特征进行简要分析。
一、 理想主义和外交哲学
理想是什么？斯·茨威格说：“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此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4)
按照这个观点，理想并不是客观的存在物，而是人的主观思维的产物。理想，最初代表的是某种愿望，最终却要有人为之奋斗，甚至做出牺牲。在国内政治领域，人们常有的愿望是建立秩序，促进公共福利。例如，美国宪法说，“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200多年来，美国在其宪法导引之下，不断推进国内改革，将政治实验进行下去。这是因为，总统制不是一劳永逸的完美范型，而是一场永不终止的政治实验。 (5)
在国际政治领域，人们同样有建立国际秩序的愿望。在有了秩序之后，人们还会有改良秩序、追求进步的愿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为“文明世界”带来了秩序，但继续承认战争权力和领土征服。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开始热切希望改变这种助长战争的结构。美国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赢得了战后安排的发言权。威尔逊希望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国际冲突，他设计了一个国际联盟，根据自己对国际关系的设想，提出一些原则并说服了其他主要国家。威尔逊构思出一个改良式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国际体系。在用“民主价值观”打造国际体系，并取代权力政治方面，威尔逊主义是一种自由的国际主义。 (6)
当然，一种政治理想或者说广义的新理念得到接受，必然有一个思想传播的漫长过程。一种动人的思想，一定会触及普通人的灵魂深处，唤起人们内在的认同。大卫·哈维指出：“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建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 (7) 威尔逊主义的兴起，具备了大卫·哈维所说的各项特征。对和平的期盼，对战争的憎恶，以及对集体安全的向往，使得威尔逊倡导的理念受到广泛赞许。
当时，严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世界都希望1919年成为全新时代的起点。人们反思战争悲剧的系统根源，希望建立牢固的和平。威尔逊倡导的“十四点原则”，为各国人民特别是受压迫民族带来了希望。威尔逊提出的战后解决方案看起来很完美，如果得到实施的话似乎真有望“终止一切战争”，而世界和平乃至“永久和平”也不无可能。威尔逊的核心观点是，“各国可以共处一堂，通过预先的和平谈判，解决分歧并避免战争”。他觉得“自己站在正确的和正义的一方，有必要向世界说明，外交政策应该有道义的追求，而不单单只有政治的和经济的追求”。 (8) 威尔逊相信美国不一样，能够带来济世良方。他强调美国无意主宰全世界，而要提供一种新的交往模式，使公认的正义高于各种狭隘的私利。在主持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威尔逊从始至终坚持国联的重要性，把《国联盟约》作为《凡尔赛和约》的第一条款。由于各国都有求于美国，威尔逊的革新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然而，政治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威尔逊的设想。大国各自都有算计，皆希望从战后安排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威尔逊提出的“没有胜者的和平”“不谋求私利的休战”虽然在表面上得到赞同，但实际上受到各种形式的抵制。劳合·乔治、克里孟梭和牧野伸显摸透了威尔逊的脾性，决意以支持国联为诱饵让这位美国总统支持他们的主张。国际联盟最终变成了满足强国私利的权力工具。(https://www.daowen.com)
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不无痛惜地说：“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人的意志有着不断寻求超越现实主义逻辑的愿望。但是，一旦一种秩序得以确立，成为某种具体的政治形式，它就再度披上了利己和虚伪的面纱，也就需要再度使用现实主义的武器予以批判。换言之，一旦一种理想体现为一种体制，这种理想就不再是理想了。它成为某种私利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理想将其摧毁。” (9)
理想在得到实现的过程中，会被现实冲刷得面目全非。威尔逊的主张受到国际舆论首肯，国际谈判对手只能在原则上同意他，私下里却用各种手法迫使他接受现实。据说，即使“亲密的英国朋友”也不时横加指责，甚至到了两国元首不顾外交礼节“恶语相向”的地步。 (10) 国内政治对手更是千方百计加以阻挠，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凡尔赛条约》。之后，威尔逊还试图用全民公投的方式加以挽回，但也以遗憾告终。威尔逊在离任前感慨道：“我们赢得了领导世界的机遇，却与之擦肩而过。” (11)
威尔逊的理想暂时破灭了，但他带来的火种得到了保留。王立新教授指出，“威尔逊在思想上的成功远比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对威尔逊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根据他在自己的时代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政策目标，还应该根据其思想在后来产生的影响”。 (12) 威尔逊所倡导的原则、立场和对外交往方式，也即后人称之为“威尔逊主义”的外交传统延续了下来。威尔逊作为国际关系的改革先驱赢得了后世的景仰。“二战”后，“几乎每位总统都表示要向威尔逊看齐，甚至连最不像威尔逊的尼克松也自称是威尔逊的信徒”。 (13) 冷战后，克林顿和奥巴马都被认为复兴了威尔逊主义。 (14) 威尔逊的主张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思想。
总的来说，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可能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设想的应然景象，在具备充分条件之前，只能向现实做出妥协。正如马克·里拉所说：“伟大哲学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他们要远离世俗的政治事务，这种事务是公民、政治家、行动者的事情。……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 (15)
二、 现实主义与外交政策
不同于理想通过精神的启迪发挥作用，现实则是通过环境的强制力来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现实主义对个人为什么服从这一根本问题做了理性的回答：个人应该服从，否则强者会强制他服从，而强制的后果显然比服从要令人难受得多。 (16) 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在缺少共同权威的丛林世界里，除非它有推行理想政策的实力，否则，行为体就要认清现实，按照现实许可的方式行事。换言之，实力是界定利益的标准，也是制定政策的依据。追求何种利益，推行何种政策，端视行为体的实力。英美两国实力变化之后，外交政策都发生了变化。
先来看英国政策的转变。按照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的说法，英国国力下降后，它的政策取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们指出：“如果说英国19世纪的政策总体比近现代史上任何大国的政策都更加文明一些，那是因为英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一旦安全受到破坏，所有更高的政治目标都将淹没在自我保存的斗争中。这是所有战争中都可以看到的一种倾向。自从英国不再是一个支配大国以后，它的安全余地缩小了，它奉行独立的理想政策的可能性也相应缩小。” (17)
再来看美国政策的转变。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受孤立主义思想影响较大，在介入欧洲事务方面十分谨慎。美国人认为：“卷入欧洲政治将迫使美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使……美国外交家受那些……欧洲人的哄骗欺诈。” (18) 但是，随着“我们痛苦地认识到德国对国际法权利没有起码的尊重，我们必须接受战争”。之后，美国在“不追求私利、征服和统治的口号下加入了对德作战”。 (19) 后来，随着“美国领导、拯救、解放并最终改变世界的信条” (20) 的形成，美国从全球范围开始了它的干涉主义之旅。
一国实力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特别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实力生变后，通常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该国的自身行为可能会出现调整。一些原来可行的政策可能不再可行，如英国无法推行原来的理想政策；一些原来不可行的政策可能变得可行，如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其二，国际权力结构重构动态平衡。英美两国权力此消彼长，造成了既有权力格局无法维持的情况。一些原本由英国承担的责任，变得没有了负责人。“在华盛顿体系中，美国参与其中而不负责任……欧战以后，美国本应对世界秩序的稳定负起责任，但孤立主义让它在行动上软弱无力”。 (21)
行为体的实力的变化，使得它们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的能力发生了变化。这反过来会让它们对环境的认识发生改变，使它们的信念体系发生变化。历史上，老欧洲更多是帝国主义和征服战争的代名词。美国从立国起，就在抗拒老欧洲的影响。“在美国武装力量确实微不足道之时，此后多年也一直如此，美国不可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其所能做的就是“保持着与旧世界的分立状态。” (22) 到后来，随着美国国力日盛，美国的国际观开始出现调整，甚至出现了以卡伯特·洛奇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学说。“19世纪末帝国主义盛行，洛奇毫不掩饰地主张美国应当随大流。” (23)
简单来说，行为体的实力的变化，导致结构-行动者关系的变化。变化了的格局，如果是有利于行为体自身的，那么，它会赋予行为体更大自由度，使原来难以进入决策者视野的选项，成为新形势下的备择选项。英国法学家戴雪（Albert. V. Dicey）指出：“一种新理念要成功使人改宗，很少取决于人们论证该理念的逻辑的力量，甚至不依赖于其追随者的热情。信念转变主要由于环境的变化。” (24) 在国际政治领域生存，只有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才能按照自身意志去参与国际事务。由于国家和人一样，其行为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能带来收益的就是好的，而带来损失的就是不好的。从功利角度看，这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形势，有利于当时的形势就是实用的，而不利于当时的形势就是不可取的。
从实用的角度探讨威尔逊主义在“二战”后的复兴再适合不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一开始也是严守中立。后来，由于自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美国决定介入战争。但是，“美国参战的时机选择不无自己的考虑，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争取世界霸权。在英美首脑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虽然罗斯福用普遍安全体制代替了丘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但仍然令人想起当年威尔逊提出的国联” (25) 。在美国的全力推动下，联合国复活了威尔逊曾经提倡过的集体安全思想。但是，“联合国成为冷战外交的工具。联合国成为美国控制的一台外交机器” (26) 。
美国在“二战”后能够顺利推行威尔逊难以推行的外交路线，仅仅是因为战争摧毁了旧世界，摧毁了欧洲工业国，让美国取得了超越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在这种优势地位之下，只要它愿意就能够以胜者的身份推行一种政治秩序。当然，罗斯福认识到，要推行一种秩序就不能不争取其他大国的支持。于是，“雅尔塔三巨头”就各取所需，达成了《雅尔塔协定》。丘吉尔保持了大英帝国，斯大林得到了东欧，罗斯福维护了大国合作。 (27) 最后，以“大国一致”为基础的联合国体系就设立起来了。总体而言，“二战”后国际体系比“一战”后国际体系更有韧性。
但是，联合国作为主权国家的集合，并未彻底沦为美国的权力工具。美苏集团对抗状况出现后，美国利用联合国管理国际事务的前景不再明朗。于是，在联合国体系之外，杜勒斯及其他“条约癖” (28) 以集体安全的名义，打造了一个封闭的军事互助集团。美国军事集团的形成，诱发了苏联构造军事集团的反应，这反过来加剧了美国的不安，进而引起美国更高级别的对抗。美苏安全困境形成后，在联合国大集体中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于是，这个旨在克服国联弊病的集体组织，出现了比它的前身还要严重的组织弊症。其结果是，“联合国对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影响，还不及国联对二战前国际政治的影响” (29) 。
总的来说，实用主义讲求行动的效力、预期的收益和政策的可行性。这种“目标导向”的思维过程，不太考虑正当性、规范性与合法性等软约束的限制。按照这种思路，行为体之所以采取特定行动，是因为它切实可行而且有利可图。反之，如果无利可图或者方案不可行，则不应把乌托邦的理想带到决策者的案边。这样，理想的退场会让犬儒主义盛行，会让国际社会失去进步的动力，进而陷入停滞甚至退化。
三、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折中 (30)
理想主义作为愿景导向的行为法则，把提升国际交往层次、推动国际社会进步作为重要目标。实用主义作为效用导向的行为法则，把实现预定目标作为最高追求，要不要采取某种行动，端视它能不能促进预定目标的实现。这两种行为法则都不完美，但均有其可取之处。实践中，经常出现两者相互结合的情形，这也就形成了折中主义的选择。
折中主义，最初在希腊语中意指“择善而取”，它是指“在不同的原则、方法或形式中挑选出最合适的”，并结合“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 (31) 折中主义是一种致力于从不同理论、方法与风格中选取最佳要素并加以组合的哲学传统、工作方法与思维方式。在国际关系领域，该方法的倡导者是美国学者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该方法兴起的背景是，国际关系学科内范式过度分割，导致理论碎片化状况。 (32) 由于“一个世界，多种解释” (33) 状况的存在，人们开始逐渐接受这种集思广益的认识论。
但是，折中主义本身是有局限的。有法学研究者指出，折中的观点看似公允，但“瓦解”或“混淆”问题的“折中论”也可谓“俯首可拾”。 (34) 有文学研究者指出，“鲁迅是反对折中观点的，他指出了折中论‘两全其美’的纯粹逻辑的虚幻性”。 (35) 在国际关系领域，唐世平对折中主义有过专门讨论。他说：“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研究生们已经被越来越流行的‘认识论折中主义’所社会化。这种折中主义认为，所有的认识论立场都同样有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这种认识论折中主义是误导性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是万能的，认识论也并非都一样，某些认识论立场对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任务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36)
这里所说的折中主义，主要是就美国外交实践而言的。简明来讲，美国外交既不是全由理想主义引领，也不纯粹是服从实用主义的功利法则。相反，通常而言，美国外交兼具上述两种风格，既有理想主义情怀，又有实用主义倾向。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麦克杜格尔（Walter A. McDougall）所说：“通观其漫长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就像一个好坏兼具的双面人，其外交政策时而尽显睿智高雅，时而又尽显昏聩无情。” (37)
对于麦克杜格尔所说的“双面人现象”，奥巴马内心应该是认可的。在其告别演说中，奥巴马曾经说过：“不管谁当选下任总统或哪个政党掌控下一届国会……都需要保证美国的安全，继续领导这个世界，而不是变成世界警察；要制定政策使其反映出美国的好，而不是美国的恶。” (38) 在外界看来，奥巴马的告别演说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奥巴马的继任者并没有听从前任的忠告。在特朗普当政时期，“美国的恶”在全球范围内显露无遗，甚至连美国的欧洲盟友都深受冒犯。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外交政策进入一个剧烈调整期。长期以来，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是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外交思想要求美国介入国际事务，寻求改变对象国的实践和认知，推动“市场民主制”在世界各处生根发芽。“接触政策”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但是事与愿违，美国在长期实践中发现，这样做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不断招致抵制。于是，美国出现了政治反弹，实用主义开始回归，进而造就了“特朗普现象”。特朗普政府高调主张“美国优先”，处处与人争利，甚至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追求片面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奥巴马作为理想主义者获得广泛的国际赞誉，而特朗普作为实用主义者则成为全球批判的对象。奥巴马和特朗普存在于同一个时代，面临几乎完全相同的国际环境，然而，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有着泾渭分明的表现。在如此相近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在美国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向？无独有偶，20世纪初当美国处在剧烈转型时，也曾出现过罗斯福和威尔逊外交思想的尖锐对立。此外，追溯至美国开国，还发生过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外交政策取向严重对立的情况。
对此，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的“转变参与”假说极具解释力。按照该假说，个人、组织或国家一样，都会有时醉心于个人利益，而有时热衷于公共利益。 (39) 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提出的美国历史周期理论，与赫希曼提出的假说不谋而合。 (40) 麦克杜格尔也指出：“美国历史，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在权力和道义之间，在实用和原则之间，在维护利益和推进价值之间，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交相更替，周而复始。” (41) 对于上述各种宏大历史叙事结构下美国国际行为的周期往复，很难用个人因素或国际体系因素来解释，相反，只能用美国国家体制方面的因素加以解释。
首先，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存在不同派别和各种集团，利益认知多元化是必然结果。亨利·亨德里克斯指出，美国民主的民粹主义秉性导致了其多变的外交政策以及前后矛盾的对外声明，这些主要是为国内内政定制的。 (42) 许振伟考察过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对欧外交，指出“美国在两战期间并非超强，而这种实力状况引起美国内部不同派别、不同集团的冲突和分歧，并且，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在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支持者，这就使得美国对外政策反复无常，甚至指向矛盾” (43) 。
其次，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妥协的精神”受到鼓励。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等亲英派主张保持密切的美英经济联系，杰斐逊等亲法派主张履行法美同盟义务。华盛顿在这场争论中表现出冷静、理智和坚持原则。他相信，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是爱国主义者，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是在寻找维护美国利益的途径。他劝告杰斐逊要相互忍让，“各方都抛弃伤人的猜疑和刺激性的指责，代之以胸怀宽大的互让，互相克制和妥协”。他同时也告诫汉密尔顿要宽以待人，“政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彼此能容忍对方的意见，不要把事情推向极端。 (44)
再次，美国社会制度的本质是“精英政治”，默契、共谋和小圈子文化能够推动妥协。张宇燕和高程指出：“美国精英阶层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亚文化群体。在这个默契的小圈子里，精英们按照某种秘不外宣的潜规则博弈。理解华盛顿政治社团的亚文化群，是理解复杂的美国对外政策政治学的关键之一。”他们进一步指出：“美国上层精英信仰基督教并不时流露出宗教热情，在大是大非上达成广泛共识，注重财富并习惯于商人思维，参与集团活动并力求从非中性政策中受益。当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吻合时，美国对外政策明确、连贯、坚决。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美国对外行为通常表现的犹豫不决、反复无常。” (45)
另外，特定对外政策认知成为部门文化之后，经过长期固守而内化为政策信条。在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领域，诚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政治家们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 (46) 安德鲁·巴塞维奇指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习惯了服从于权威的生活，服从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后来，我开始怀疑，尽管不太确定地怀疑，正统思想也许是一个骗局。我开始发现，权力人物总是在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范围内揭示事实。即使这样，他们所证明的事实仍被包裹在几乎看不见的伪装、轨迹和欺诈的丝线中。” (47)
最后，美国有一批保守派知识分子，他们在推动西方文化传统的融合。亨廷顿指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感召”。 (48)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全力推动大公司和保守派基督徒不光彩的结盟并不断巩固这种联姻。 (49)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联姻又有了民粹主义基础。这样，抵制移民、抵制自由贸易、抵制全球化的风潮不断强化，甚至演化出白人民族主义的极端思想。
总的来说，美国政治体制的特征有助于各种理念的形成，也激励着观念之间的沟通融合。但是，理念的融合并不总是尽善尽美，有些融合能推动进步思想的形成，有些融合则会导致颓废思想的形成。当理念与实践相结合时，其所产生的后果更是难以预估。具体到外交领域，如果善的目标与可行的方式相结合，如参加反法西斯战争，通常能显示美国善的一面。反之，如果实用的目标与伪善的方式相结合，如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名的侵略战争，则会显示出美国恶的一面。
四、 当知识生产遇到现实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美国大学吸引了大量欧洲知识分子。美国大量吸收了来自纳粹德国和其统治下的欧洲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员，此后吸收了苏联和欧洲卫星国的知识精英。美国不断在科学研究方面抽取欧洲的脑髓，美国大学从欧洲邀请各种各样的研究人员、作家、教授。 (50) 欧洲知识分子带来了批判思想，也使美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传统”不断强化。李普塞特指出：“对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的调查表明，他们明显带有左的倾向。美国各学科的情况表明，社会科学家卷入政治生活的程度最深。……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群体比学术领域其他部分更倾向于自由或者左派观点。” (51)
美国知识界相信，学者作为知识的生产者，负有追求真理的使命。他们大多接受费希特的观点，即“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就在于把自己的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如果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人的生存目的还在于把人周围的一切弄得更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所有的人都有真理感。但是，仅仅有真理感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被阐明、检验和澄清，而这正是学者的任务” (52) 。
按照美国的自由传统，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的思考，他们的身份不只是社会公民，而且还应该是意见领袖。他们应该成为精神贵族，应该思考普遍而又深刻的问题。正如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所说：“文化人负有使命，是为理性和人类服务的知识普及者。他们从自己的专业学识出发，进而研讨评论有关人类、道德、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原则问题。他们既提出问题又解决问题。知识分子群体保持一个有共同人文主义文化的团体传统，关注社会重大问题，特别是现实生活中涉及到真理、正义、自由的问题。” (53)
然而，知识生产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相反，知识生产受到现实政治的系统影响。美国作为“自由帝国”，意识形态在外交活动中的影响无处不在。 (54) 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使外交政策相关知识生产不可避免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当现实领域出现特定政治需要时，知识生产领域难免就会出现以满足这种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因此，理性与现实的折中，不只是理想向现实妥协。现实世界会向知识生产者提出正当化与合理化要求。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文明人”改造“野蛮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再如，“人权高于主权论”为干涉别国内政指明了道路；又如，“预防性战争”美化了未经授权的先发制人的打击。
从根本上说，理想是思想活动在精神领域的结果，但它不是唯一的结果。思想活动还会结出不理想的果实。区别在于，理想的着眼点在于公共的利益，在于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善。现实政治的基本操作则是，把少数人的利益包裹成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实现少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为了满足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等需要，现实政治会对思想的缔造者提出要求。通过形形色色的手段，美国精英试图干预他们的精神追求，甚至收买知识分子队伍。美国精英“规训与惩罚”学者群体的途径包括但不局限于如下途径。
一是结盟。如里根采取了当时处于非主流位置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立场，并把这些立场变成主流，使后继的政治领导人想要扭转也困难重重。 (55) 二是雇佣。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为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提供大量工作机会，把其中的优秀分子留在政府体系之内。三是资助。萨义德用“出钱买唱”，讽刺“中情局出钱资助学者、作家、知识分子生产文化产品，以促进全世界范围内‘自由与集权’的斗争”。 (56) 四是驯化。“在今天，由于职业化、技术官僚和学科分工的强大压力，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大地被削弱，被抹杀。” (57) 五是诋毁。越战期间，约翰逊认为美国政府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的鸽派，指示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对反战运动进行严密监控，想方设法诋毁其领导人的公众形象。 (58)
此外，通过诉诸大众情绪，美国精英还会制造出知识分子群体和社会大众的思想裂痕。爱德华·萨义德指出：“不幸的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点是倾向于一种主流的、媒体-政府的正统，与之相反的东西实际上举步维艰，即使知识分子确定能够非常清楚地表明存在着另一种选择。……知识分子的话语世界，普遍与外界隔绝，而且行话充斥。美国学院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分离，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严重。” (59)
总之，尽管“二战”后美国从世界各地吸引了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相对自由的思想传统。但是，由于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美国政治和社会精英不断介入思想文化领域。通过不同的方式，美国精英驱使知识分子群体为其政府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这加剧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理想不只是被遗忘在角落里或书架上，而是被用来裱糊满目疮痍的现实。在对外政策领域，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进步的、自由的、国际主义的主张越来越不受待见，而狭隘的、保守的、民粹主义的思想观点则应运而生。当“美国优先”之类的偏狭主张成为政策方针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别人这样恨我们？为什么我们以前的朋友和盟友不喜欢、不信任我们？为什么整个世界会背离我们？” (60)
作者简介：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1) 李庆余、任李明、戴红霞：《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 Tom McBride and Ron Nief，The Mindset Lists of American History（NJ：John Wiley & Sons，2011）.
(3) 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0页。
(4) 〔奥〕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赵台安、赵振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6页。
(5) 王涛：《美国总统的诞生与驯化：联邦党人论总统制》，《文化纵横》2014年第6期，第125页。
(6) 任李明：《威尔逊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7)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5页。
(8) A. Scott Berg，Wilson（London，New York，Sydney，Toronto，New Delhi：Simon & Schuster，2013），pp.11-12.
(9) 〔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10) G.W. Egerton，“Ideology，Diplomacy，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Wilsonism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18⁃1920，”In B.J.C. McKercher ed，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20s：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1），pp.17-54.
(11) A. Scott Berg，Wilson，p.693.
(12)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和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5—86页。
(13)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和秩序追求（1913—1945）》，第83页。
(14) Robert W. Merry，“Bill Clinton and the Triumph of Wilsonism，”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Vol.13，Iss.4，1999，pp.20-27；Alessandro Badella，“Obama and US Democracy Promotion in Cuba：New Strategies，Old Goals？”Caribb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Diplomacy，Vol.3，No.2，2015，pp.7-35.
(15) 〔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8—39页。
(16) 〔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17) 〔英〕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18) 〔美〕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19) Woodrow Wilson，“Request for a Grant of Power，Message to the Congress，Feb 26th，1917，”in Woodrow Wilson：Why We Are at War：Messages to the Congress January to April 1917（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17），pp.11-16.
(20) 〔美〕安德鲁·巴塞维奇：《华盛顿规则：美国通向永久战争之路》，于卉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21) 何顺果：《美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
(22) 〔美〕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53页。
(23) Richard H. Immerman，Empire for Liberty：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from Benjamin Franklin to Paul Wolfowitz（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35.
(24) 〔英〕戴雪：《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戴鹏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25) 何顺果：《美国历史十五讲》，第238页。
(26) 〔英〕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权力政治》，第162页。
(27) 李庆余、任李明、戴红霞：《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第270页。
(28)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29) 〔英〕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权力政治》，第143—144页。
(30) 在与理想主义作为对偶概念时，现实主义指的是以现实为依据的思维模式或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是通用的，可以互换使用；但很明显，它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回事。
(31) 陈杰、刘仁山：《折中主义与理想主义之辩——评西蒙尼德斯〈全球冲突法立法：国际比较研究〉》，《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62—66页。
(32) 李开盛：《东北亚地区碎片化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21—32页。
(33) Stephen 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Foreign Policy，No.110，1998，pp.34-46.
(34) 马荣春：《论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东方法学》2016年第1期，第2—22页。
(35) 张福贵：《“拿来主义”辨析：鲁迅文化选择的目的论与方法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9期，第5页。
(36) 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第35页。
(37) Walter A. McDougall，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NY：Mariner Books，1997），p.2.
(38) 《奥巴马2016国情咨文演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1/14/c_128627997_5.htm。
(39) 〔美〕艾伯特·赫希曼：《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的新描述》，李增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40) Arthur M. Schlesinge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6.
(41) Walter A. McDougall，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p.7.
(42) 〔美〕亨利·亨德里克斯：《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外交：美国海军与美国世纪的诞生》，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43) 许振伟：《美国对欧经济外交1919—1934》，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44) 参阅李庆余、任李明、戴红霞：《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第25页。
(45) 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根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118页，第167—169页。
(46)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13页。
(47) 〔美〕安德鲁·巴塞维奇：《华盛顿规则：美国通向永久战争之路》，于卉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3页。
(48)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
(49)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53页。
(50) 〔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1页。
(51)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37。
(52)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43页。
(53) 〔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第64—66页。
(54)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55)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65页。
(56) 〔美〕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43页。
(57) 〔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第67页。
(58) 赵学功：《富布莱特：美国冷战后外交的批评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7页。
(59) 〔美〕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第155—156页。
(60) 〔法〕多尼米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姚云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