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别区域研究新平台
郝雨凡
我自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学习和工作，其实就一直在做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也不是新东西，其实就是“Area Study”，或者叫“Regional Study”。这大概也是因为“二战”以后，美国作为“Global Power”，需要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去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故国别区域研究成为美国学术界里相对普遍且相对成熟的一个领域。但这个“Area Study”的特点是不太重视理论，所以在学界、特别是学院派的眼中比较受歧视。
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已经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如何和世界“接轨”，全面地了解外部世界，的确急需加强对国别区域的研究，因此，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大力推动国别区域研究学科建设的时候。近年来，我一直觉得国内的国别区域研究是有发展的，但似乎都很分散。比如说我们在高校里面有欧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现在决策层提出要做好国别区域研究，这非常好，相信对此会有巨大推动。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怎样建设，是否应该深入整合，而不是“另起炉灶”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架床叠屋”，其中涉及如何做好一个学科的升级。我把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国别区域研究现在都是分散在各个现有学科里面。比如说历史系里面有国别史，政治学系里边有比较政治，经济系里面也有相当一批经济学家是在研究别国的经济，有研究美国经济的，也有研究日本经济的。社会学专业也一样，语言的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各个语言院校里边的主要课程，除了语言以外，大都也学那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问题是如何整合，又如何打通？
我今天上午听了一些学者的发言很有启发，怎么统一协调现有研究国别区域的力量，使之融入我们现在希望建立的这个一级学科里面？是把他们都召集到一个新的平台上？还是只建立一个虚拟的平台？上午听到乘旦兄讲到北大，他现在主要任务之一是协调北京大学60多个研究中心的一些工作，他所做的努力让我觉得很不容易，这里的确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协调这个关系。对国别研究，我们非常强调它的跨学科性和交叉研究方法。但国别研究也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别研究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学科属性、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学术目标，抑或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学术“范式”（Paradigm）；甚至像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书中所论述的，即科学发展除了渐进式的日积月累之外，还能有风起水涌的研究范式之转移（paradigm shift）。我们的国别区域学术平台要不要进行一场“范式转移”，可以让我们发起一场变革并将现有学科里边的那些智慧资源都汇集起来，而不是继续“碎片化”“零散化”地发展。
这里就牵扯到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决策层开始提出重视国别研究，虽然希望它是问题导向的，能帮助国家解决具体问题，但是这仍然需要基础研究做底。现今的情况是我们对国别的基础研究水平远远不够。我以美国为例，按理来说，我们学界对美国应该比对其他国家更了解一些，但我们并没有准确地判断出2016年特朗普能够上台，而且也没有准确地判断中美关系会恶化到今天这个样子。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国别研究需要重视美国，但是对于美国的文化或者美国的文明等基础研究显然不够，深层次融在美国文化的那些东西，我们到底研究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坦率地说，现在学界的国别研究水平，我个人觉得的确是有待提升。(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的国别研究要怎样赶上并超过美国的“Area Study”？实际上，在美国并没有“一级学科”，但其受重视的程度相当于一个一级学科，从上到下都很重视，是专题型的，比如说某一个大学研究中心里边有“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是专门研究别国国家安全和军队的；内部细分科学研究到专门研究别国的腐败问题，比较国与国之间腐败的成因和特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切入研究经济问题；或是从可持续发展方向来探讨环保问题；又或许是国内政治当中一些可比较的东西。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大框架的时候应该思考怎样既能帮助国家解决具体问题，同时又能对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有一点贡献？从问题导向这个方面来看，那应该是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去思考那些问题，主要研究特性的东西。但学术界应该更加注重研究共性的问题。其实要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我个人觉得从问题导向上看大概特性的研究更重要。但若想把它提升、概念化，形成一种对人类有贡献的知识，我们应该去关注那些具有共性的东西。
总的说来，我想讲的第二点是搞一个一级学科的时候，如何将现有分布在各个不同领域、不同系、不同专业、不同学院的一些学者捏合在一起，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国别研究的知识共同体，这样才能在一个有共识的标准下去评估他们的成果。我们都知道，在高校晋升评比当中，学术发表很重要。国内也不是没有国别研究的学术刊物，但是怎么样能让一些学术刊物重点放在国别区域学术研究上，并能够引领这个大方向？要使现在分布在各个学科的那些老师们都开始向某一个方向努力，我觉得学术刊物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第三点，现在也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国内媒体和舆论界经常会弥漫着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我很希望在这个国别区域研究过程当中，能够允许不同观点的讨论，这个很重要。如果说我们都先假定哪些东西是正确的、哪些东西是可以谈的，这恐怕会对我们的国别区域研究、特别是对外部世界的准确把握形成一个障碍。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建设国别区域这个一级学科应该开哪些课？我可以稍微提一点的就是借鉴美国现在的区域研究，就是这个 “Area study”，他们比较重视的是比较研究，叫作 “Comparative Study”。这个 “Comparative Study”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基本上他们觉得，如果你不比较，就看不清楚事物，只有比较了，才能看得很清楚。这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领域，不管是研究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总是把它放到一个比较的大视角里研究才显得更清楚。20世纪8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做McArthur Fellow时上过相关的课，很受启发，比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 他们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是研究政治文化的经典之作。通过运用各种经验方法，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对 20 年来一些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们编的那本教材里边有很多东西都是现成的一些理论，比如说比较意大利的选举政治和美国代议制度的区别。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要是从比较的视角去研究别的国家，可能会更具有历史感、科学性和清晰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有一个全球研究项目，分为硕士项目和博士项目。我们在研究全球治理的同时，也在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对国际形势、国内政策等具备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加精准的把握，我们又成立了以政策咨询为导向的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The Advanced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横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分析、国际格局的演变与追踪，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别研究。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也会重点在两个领域里面有所关注，一个是欧洲研究，一个是美国研究，因为我们觉得这两个领域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很重要。当下，我国已有强大的学术资源、人才资源，但是我们还是想多多少少在拓展国别研究方向做出一点自己的努力。
作者简介：郝雨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校长讲席教授。
(1) 本文系郝雨凡教授在“国别区域学科建设会议”上的演讲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