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碰就倒的纸牌屋？——评瓦利《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被遗忘的年代》
陈 功
如果一个人对伊朗的库尔德人感兴趣，那么他一定听说过伊朗社会学家阿巴斯·瓦利（Abbas Vali）的大名。瓦利于1949年出生在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库尔德重镇马哈巴德（Mahabad），在伊朗和英国完成学业后，他在英国、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多国任教，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伊朗库尔德人的作品，其中，《伊朗的库尔德人与国家》（Kurds and the State in Iran）一书详细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并分析了库尔德人在现代历史上建立的唯一一个独立国家——1946年建立的马哈巴德共和国的官方话语，是一本翔实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著作。瓦利主编的论文集《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来源》（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收集了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多篇精彩论文，是库尔德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2020年，瓦利教授出版了他的新书《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被遗忘的年代》（The Forgotten Year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Iran）。本书研究的主题是1946年底马哈巴德共和国灭亡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间的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哈巴德共和国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个以库尔德人为主体的国家，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留下了重要的精神遗产，而伊朗库尔德人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表现活跃，在伊朗西部开展了大量活动，如果想真正理解伊朗库尔德人在这两个时间点里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自然就要了解两个时间点中间的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但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却被学术圈忽视了，据瓦利教授所言，目前在英文和波斯文学术界中还没有一本研究1946—1979年间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专题作品。 (2) 学术大师研究被忽视的重要学术问题，这当然是一件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情。在本书出版后不久，笔者就入手了此书并认真阅读。笔者认为，瓦利教授在书中确实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是本书在史料使用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这本书的可信度和学术质量。
全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和导论章，作者简单介绍了本书的结构和内容。导论章主要介绍了本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标题为“现代性与伊朗库尔德斯坦的大众政治的兴起”（Modern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Popular Politics in Iranian Kurdistan）。作者在本章中指出，马哈巴德共和国是伊朗库尔德地区大众政治的开始，大众政治的主体是人民（people）即库尔德民族（nation），“人民”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库尔德民众的话语中，两个概念的边界是模糊的。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的巴列维政权打压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于是在伊朗库尔德地区，“现代性”（modernity）和伊朗的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 (3) 是一体的，并与对库尔德身份的打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库尔德人进行抗争之时，作为大众政治主体的库尔德“人民”诞生了，库尔德知识分子阶层也同时诞生。但伊朗库尔德地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大众政治是在合法的政治领域（domain）之外诞生的，库尔德人的大众政治是“违宪并违法”（unconstitutional， illegal， and illegitimate） (4) 的政治形式。
第二章到第五章是第二部分，作者在这一部分中介绍了马哈巴德共和国灭亡后伊朗库尔德地区（Rojhelat）的局势，以及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的重建。第二章标题为“主权秩序的恢复与库尔德人的反抗”（The Restoration of Sovereign Order and the Kurdish Resistance）。1946年底马哈巴德共和国灭亡后，主导民族主义运动的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urdistan Democracy Party-Iran，以下简称KDPI）崩溃。巴列维政权控制了地区局势，强化对主要城市的管控，试图通过改变城市官僚的民族成分以及在农村拉拢部分库尔德地主和部落领袖来恢复对本地区的主权。然而由于合法性缺失等原因，真正有效的手段只有暴力镇压。因为暴力镇压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式，所以暴力反抗就成了唯一有效的反抗方式。在这一背景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和苏东集团的帮助下重建起来。第三章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tionalist Movement），本章主要讲述伊拉克库尔德人领袖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olla Mustafa Barzani）和伊朗人民党（Tudeh）在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复兴中起到的作用。马哈巴德共和国时期，巴尔扎尼来到伊朗并提供了援助。共和国灭亡后，流亡苏联的巴尔扎尼主张“族群平民主义”（ethnic populism），认为库尔德民族生活的领土构成了一个“大库尔德斯坦”（Great Kurdistan）国家的边界。巴尔扎尼认为阶级关系从属于民族关系，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斗争、各个阶级共存的库尔德民族国家，他的计划里也没有土地改革这个重要问题。除了巴尔扎尼以外，人民党也对伊朗库尔德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民党派出阿卜杜拉赫曼·加塞姆卢（Abdul Rahman Ghassemlou）到伊朗库尔德地区进行重建组织的工作。1948年，《道路》（Rega）杂志诞生，这是马哈巴德共和国灭亡后出版的第一本库尔德语刊物（当然是地下刊物）。在这一时期，新一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诞生，他们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的继承人，倾向苏联，此时重建的KDPI内部也兴起了一股亲人民党的左翼势力。不过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在这一时期爆发的农民起义中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作者认为他们错失了良机。第四章为“政变与流亡”（Coup and Exile），主要讲述摩萨台事件后的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反摩萨台政变的成功是对刚重建没多久的KDPI的一次重大打击，KDPI被迫把活动中心从伊朗转移到伊拉克。这一时期的党首艾哈迈德·陶菲克（Ahmed Towfiq）依附于巴尔扎尼，让KDPI失去了独立性。1963年，伊朗开始实行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被称为“白色革命”，陶菲克也没有对新局势进行回应。KDPI内部的左翼力量对陶菲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党内斗争愈演愈烈。1964年KDPI二大要求进行武装斗争和激进的土地革命，强调农村斗争。陶菲克的势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第五章标题为“伊朗库尔德地区的武装斗争”（Armed Action in Rojhelat），本章讲述了1967—1968年间失败的库尔德起义。起义缺乏统一的政治目标和有效的军事组织，也没有争取到伊朗内外的支持——起义者的宣传对伊朗库尔德农民没有吸引力，而巴尔扎尼也明确要求KDPI放弃武装斗争。起义在一年多之后就被彻底镇压了。
第六到第八章是全书的第三部分，这部分主要讲述70年代以来伊朗库尔德左翼的活动。第六章标题为“左翼的兴起与对新身份的探索”（The Rise of the Left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Identity），本章主要讲述KDPI内部左翼势力的胜利及其影响。1973年KDPI三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一派战胜了传统的强调族群身份的一派。艾哈迈德·陶菲克退出政治舞台，阿卜杜拉赫曼·加塞姆卢领导下的KDPI把宣传重心从争取民族权利转移到反帝斗争。在伊朗库尔德人的地下公共空间中，“阶级”代替了“族群”和“民族”。这些话语自然受到了人民党和苏东集团的强烈影响，虽然加塞姆卢试图让KDPI与人民党及苏东集团划清界限，但并不成功。第七章标题为“伊朗库尔德斯坦劳动者革命协会的建立及其结构”（The Formation and Structure of Komalay Shoreshgri Zahmakteshani Kurdistan），本章的主角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夕兴起的组织——伊朗库尔德斯坦劳动者革命协会（The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Toilers of Iranian Kurdistan， 以下简称KSZKI）。KSZKI认为解决伊朗库尔德问题的方法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一方面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朗劳动阶层的革命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一方面又希望为库尔德人建立一个自治政府。阶级身份和民族身份存在着张力，而KSZKI并没有成功地平衡好阶级和民族两个概念的权重，他们试图给民族权利斗争加上阶级斗争的性质，但并不成功。KSZKI是一个缺乏成熟政治纲领的组织，他们在伊斯兰革命后先是背弃了平民主义主张，后来又回到了平民主义的道路上，先是在1983年与伊朗共产主义斗士联盟（Etehad-e Mobarezan-e Komonist）合并，让阶级取代民族成为纲领的核心，后来又重新成立独立组织。总的来说，KSZKI试图在“阶级”和“民族”两个概念中实现危险的平衡，但并不成功。第八章标题为“浅析革命的断裂与库尔德斯坦的政治领域”（The Revolutionary Rupture and the Political Field in Kurdistan； A Brief Survey），本章主要分析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库尔德地区。在革命后，伊朗库尔德地区成为抵抗伊斯兰政权的力量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但是KDPI和KSZKI都没能在本地区获取足够的支持，另外两个左翼组织——人民党和人民牺牲者组织（Feda'i）得到了库尔德青年更多的支持，究其原因，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是一个智识贫乏的意识形态。许多库尔德青年决定跨过民族的界限，支持拥有更广泛基础的其他左翼组织。在革命中，KDPI和KSZKI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
最后一章“暴力的谱系”（Genealogy of Violence）是全书的总结。作者指出，在1946—1979这段时期里，伊朗国家统治的形式和策略发生了变化，而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背后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民族主义的重心从伊朗转移到海外，于是形成了伊朗库尔德人的“流亡民族主义”（exilic nationalism），长期脱离本土社会给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2003年以后，KDPI和KSZKI都成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政府（KRG）的傀儡。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困境在于，伊朗库尔德地区是一个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附属于外界的地区，前资本主义的力量支持伊朗国家统治，巴列维时期伊朗国家的统治又反过来进一步塑造这些力量，最终导致了本地区的政治碎片化、民众阶层（popular class）弱小以及缺乏自洽的意识形态。
瓦利教授在书中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值得肯定。正如前文所述，伊朗库尔德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1946和1979两次大事件之间的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更是如此，本书标题《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被遗忘的年代》说的便是这一点。但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材料：伊朗的许多官方档案仍然不对外开放，库尔德语出版物多为地下出版物，难以收集，而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也没有足够发达的内部档案系统，寻找波斯语/库尔德语的原始材料显然是研究者面临的最大问题。笔者猜测，或许在伊拉克、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相关的阿拉伯文或俄文材料，但这些材料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和档案收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瓦利教授本人似乎并不懂俄文和阿拉伯文（至少他在本书中没有使用过这两门语言的材料）。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瓦利教授仍然成功地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口述材料和出版材料，相对清晰地梳理了1946—1979年间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变迁，并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这填补了中东研究学术界的重要空白，是不容忽视的巨大贡献。
但是，瓦利教授并没有完全解决史料缺乏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本书的质量，这是不可否认的。瓦利教授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宣称，过去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使用政治人物的自传，以及政党和其他组织出版的官方记录，这些史料是不可靠的，而他本人在这本书里主要使用的是访谈材料，政治人物和政党在伊拉克和欧洲出版的材料，广播的文字记录，以及巴列维时期出版的英文和波斯文的研究著作。 (5) 不过，过去的研究所用的史料和本书所用的史料之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两种研究都使用了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在海外出版的材料，在这一点上双方没有差别。广播本身就是政治在海外的宣传工具，广播文字记录在本质上和其他政党出版材料之间没有区别。瓦利教授成功找到了当年参加运动的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对他们进行了访谈，留下了口述史材料，这确实是一大贡献。然而问题是，KDPI和KSZKI都不是规模庞大的组织，真正活跃的只有一小群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之前研究所使用的自传的作者，以及瓦利教授的访谈对象，很有可能是同一群人，或者是有极大交集的两群人。至于用波斯文和英文写作的研究著作，这些属于二手材料，并不能算真正的史料。这么一来，本书和瓦利教授所批判的作品事实上是在用几乎相同的一批史料进行研究。《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被遗忘的年代》一书中不存在作者瓦利教授所宣称的史料创新。如果瓦利教授真的需要进行创新，那么他的着力点应该是史料分析和史料批判。或许瓦利教授在选择使用哪些史料进行研究时已经做了分析和批判的工作，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展现在书中，本书正文部分几乎没有对所引史料的评判。甚至本书没有进行哪怕一次对原始史料的直接引用：在叙述KDPI的历次大会时，本书没有引用过一次会议决议；在叙述党内斗争时，本书没有附上一份访谈记录；在叙述KDPI展开的地下活动时，本书也没有使用广播文字记录。在一本接近200页的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著作中，无论是正文还是附录都没有任何大段的原始材料引用，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确实发生在著名社会学家瓦利教授的新书中。
瓦利教授在书中进行了大量的判断，但是因为缺乏史料引用，他的判断往往缺乏证据的支持。笔者以第五章为例。如前文所述，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KDPI在60年代发动的起义。瓦利教授表示，虽然伊朗政府“似乎满足于通过支持巴尔扎尼来侵蚀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但也想利用伊拉克的力量来消灭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组织”，并且，虽然巴尔扎尼“在当时被公认为民族英雄”，他的领导风格仍然“基本是传统的”。 (6) 这段话出自本书第102页，然而第102页里没有任何的史料引用，本书的下一个注释出现在第104页，并且该注释是关于苏联-伊朗关系的，与第102页的内容无关。在没有史料支撑的情况下，第102页的论点就显得十分可疑。瓦利教授分析了伊朗政府对伊拉克的外交策略，但是他没有使用伊朗或伊拉克的外交档案，那么他是怎么看出伊朗的策略呢？这是否只是他个人根据当时局势进行的判断？除非瓦利教授能给出引用，否则这句话是没有根据的。另外，瓦利教授宣称巴尔扎尼“被公认”为民族英雄，那么笔者就要问一句：“谁公认的？”其实正是在60年代，巴尔扎尼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内部遭到以易卜拉欣·艾哈迈德（Ibrahim Ahmed）和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为代表的左派的猛烈攻击，双方的矛盾演变为1964年的党内大冲突。这种情况下，何来“公认”？笔者判断，应该是瓦利教授所访谈的对象赞颂巴尔扎尼为民族英雄，然而这些访谈对象只是库尔德人中很少的一部分，似乎并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令人遗憾的是，与所引段落类似的内容几乎遍布全书：瓦利教授的判断和分析并没有足够的史料进行支撑。尽管书中单个尾注的质量相当高，往往包含了瓦利教授不方便写在正文的长篇分析，但是本书注释之少却令人震惊，比如正文内容有21页的第五章只有14个注，平均每页不到一个注。这样一本缺乏注释引用和证据支持的历史学作品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1946—1979年伊朗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质是造成瓦利教授新书出现严重问题的原因。这一问题的性质是，一方面，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势力并不强大，严重依赖外部支持，无论是KDPI还是KSZKI都没有发达的内部组织，他们的成员多在伊拉克和苏东国家流亡，另一方面，无论是伊朗巴列维政权、伊朗人民党、伊拉克、巴尔扎尼还是苏东集团都没有忽视伊朗库尔德问题，巴列维政权一直否认库尔德民族的独立身份，禁止库尔德语出版物，而其他势力则努力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伊朗库尔德地区，尤其是巴尔扎尼和伊朗人民党。于是，伊朗库尔德问题在政治上和叙事话语上都不是一个有自主性（autonomy）的问题 (7) ，而是反帝反专制的伊朗左翼运动抑或是跨国的整个库尔德民族问题的一部分，并且一定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东方学》一书在开篇引用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里的一句话“他们没有办法叙述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叙述”，弱小的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同样没有办法叙述自己，他们只能把自己的问题嵌入到反帝或是民族解放的框架之内，在伊朗人民党、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等其他势力的话语中，或是在巴列维政权的镇压和否定中被他者叙述。因此，若要构建关于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叙事，就必须要先构建关于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伊朗人民党和巴列维政权的叙事，甚至要建构与苏东集团有关的叙事，然后再在这些叙事的基础上，通过选取与伊朗库尔德人有关的史料，构建新的叙事。瓦利教授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书中也提及了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和伊朗左翼内部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伊朗库尔德人的影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关于伊拉克库尔德人、伊朗人民党、苏东集团与中东关系的专题研究还不多，仍然有许多问题等待回答，甚至关于巴列维政权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也有许多尚存争议的地方。 (8) 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太多的了解，而作为作者的瓦利教授能直接引用的作为背景介绍资料的二手研究的数量也有限，于是瓦利教授被迫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影响伊朗库尔德人的外部势力，特别是描写巴尔扎尼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某种意义上算是喧宾夺主，影响了全书的结构。
笔者认为，考虑到伊朗库尔德问题的性质，以及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现状，目前并没有对伊朗库尔德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条件。学者们应该从某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入手，例如，某个掌握阿拉伯语的学者可以从伊拉克中央政府与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关系入手，尽力收集相关的阿拉伯语材料（伊拉克复兴党档案已经解禁） (9) ，做出优秀的专题研究，其他学者可以各自发挥特长，研究苏东国家外交中的伊朗库尔德人、伊朗人民党的策略等问题。有条件的库尔德学者或许可以编辑出版原始资料集。 (10) 等到巴列维政权档案更加开放之时，有条件的学者就能以政府档案和其他二手研究为基础，进行对伊朗库尔德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而在开拓新史料的同时，学者们也可以尝试在更大的历史框架下分析伊朗库尔德问题。瓦利教授已经提到了苏东集团对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援助，事实上，冷战期间苏东集团对亚非拉多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援助，如果学者能在冷战的背景下将伊朗库尔德人这个案例和其他案例进行一些比较，那么我们可能能对苏东集团与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另外，学者们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左翼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瓦利教授提到了“阶级”和“民族”这两个概念在KSZKI话语中的张力。其实，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并不是第一批试图将“阶级”和“民族”概念统合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中的人。早在20世纪初，一些俄国穆斯林共产主义者就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的思想被称为“民族共产主义”。在俄国革命中，这些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亚和高加索（阿塞拜疆）的局势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术界也有一些对俄国民族共产主义者的研究。 (11) 由于史料问题，瓦利教授对KSZKI话语的分析并不算很深入，我们无法知道KSZKI思想的具体框架（如果有具体框架的话），未来的学者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在大量引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详细分析KSZKI对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看法，并将其与民族共产主义者等更早的穆斯林左翼分子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分析这些思想之间的异同，探索可能的思想史联系。如果有学者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其作品不仅将更新我们对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认识，更能梳理出一条被忽视的思想史线索，这将会是中东思想史或是国际共运史研究的一大突破。
不过，出生于1949年的阿巴斯·瓦利教授大概是等不到更优秀的作品诞生的那一天了。他在学术生涯中已经做出了伟大的学术贡献，他的作品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伊朗库尔德人的认知。然而，伊朗库尔德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史料缺失是一个持续困扰研究者的问题，瓦利教授在《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被遗忘的年代》一书中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很遗憾，他没有真正克服这个问题。本书的结构是不平衡的，本书的论点也是禁不起推敲的。尽管有优秀的社会学分析的包装，但是缺乏史料支撑的本书，只是一碰就倒的“纸牌屋”罢了。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学者在历史学最基础的问题上栽了跟头，这绝对不仅仅是阿巴斯·瓦利本人的问题，这也是伊朗库尔德人群体和中东研究学术界的悲哀。(https://www.daowen.com)
作者简介：陈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1)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以及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马克思·魏斯（Max Weiss）副教授对本文的帮助。
(2) Abbas Vali，The Forgotten Year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Iran（London：Palgrave McMillan，2020），viii.
(3) Sovereign一词有“君主”“国家主权”等不同的意思，作者在本书中混用这两种意思，如本书第190页称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为“four sovereign states”，这里sovereign应为“主权”，但在第195页“between the reinstated sovereign and his backers”这一表达中sovereign明显指伊朗国王。瓦利教授在使用sovereign power，sovereign domination等概念时，借用了德里达的sovereign violence这一概念，而德里达所用sovereign一词一般被翻译为“主权”或“主权者”，因此笔者在本书评里将sovereign翻译为“主权”。
(4) Abbas Vali，The Forgotten Year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Iran，p.6.
(5) Abbas Vali，The Forgotten Year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Iran，pp.viii-ix.
(6) Abbas Vali，The Forgotten Year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Iran，p.102.
(7) 瓦利教授在论述苏联对伊朗库尔德人的政策中提到了这点，见Vali，The Forgotten Year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Iran，p.23.原文为“The Kurdish question never acquired any political or discursive autonomy in Soviet strategy in post-war Iran”。
(8) 关于对巴列维伊朗和伊斯兰革命的研究，可参考Cyrus Schayegh，“Seeing Like a State：An Essay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Ir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2（2010）：37-61以及Naghmeh Sohrabi，“The‘Problem Space’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1979 Iranian Revolution，”History Compass，（November 2018）：1-10.
(9) 有关复兴党档案的现状，参考Arbella Bet-Shlimon，City of Black Gold：Oil，Ethnicity，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Kirkuk（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200-202.
(10) 一些库尔德学者已经出版了关于其他问题的资料集，例如奥斯曼帝国晚期的一些库尔德语报纸已经结集出版，参考M. Emin Bozarslan ed. Jin 1918—1919（Uppsala：Deng Yayınevi，1987）.
(11) 如Alexander Bennigsen，Chantal Lemercier-Quelquejay，Sultan Galiev：le père de la révolution tiers-mondiste（Paris：Fayard，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