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的族群呼吁与民粹主义——评《拉丁美洲族群政治的兴起》
潘欣源
身份政治是近代研究的热点。然而在20世纪中期的拉丁美洲，不仅没有重要的族群政党，而且占主导地位的非族群政党在竞选和纲领中也基本上避免了族群主题。同时，拉美公民一般不按种族投票。原住民经常将他们的选票分给不同的政党，或者以与其他人口无异的方式投票。
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了改变，原住民活动和政党在拉丁美洲兴起，最成功的原住民政党是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以下简称MAS），它在2005年和2009年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其领导人夺得总统职位。《拉丁美洲族群政治的兴起》 (1) 一书，围绕拉丁美洲成功的原住民政党的策略进行分析，提出了族群民粹主义（ethnopopulism）这种呼吁手段是其制胜宝剑——使用包容性的族群主义吸引土著，利用民粹主义融合各色人种。政党能够有效利用的呼吁类型因社会中族群认同和两极化的性质而有所不同。在族群两极分化严重、族群认同普遍而稳定的社会中，族群政党更有可能通过排他性的诉求获得成功。但在族群极化程度低、认同度低的地方，包容性的诉求更有可能取得成效。在拉丁美洲，因为长期以来存在着混血（民族或种族混合）现象。族群和民粹主义的诉求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赢得边缘化民族群体成员的支持。
《拉丁美洲族群政治的兴起》一书首先提出族群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随后用玻利维亚的MAS、厄瓜多尔的帕查库提卡（Pachakutik）和秘鲁的族群政党的各种状况作为正反例证。最后作者以最为成功的MAS的执政表现分析了族群民粹主义对于民主制度的影响。由此可见，玻利维亚的族群历史和MAS的兴起是作者“族群民粹主义”概念最有力的佐证。
本书的作者劳尔·马德里是政治学出身，获得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拉丁美洲土著政党的兴起，拉丁美洲左翼政府的执政表现等。他与研究民粹主义的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在同一学院工作，一起编辑过《拉丁美洲左翼政府的成功与不足》 (2) 一书。劳尔·马德里早在2005年就开始关注拉美族群问题与投票，在2008年首次提出“族群民粹主义”的概念，经过修订补充，在2012年出版了本书。本书的写作风格也是偏向于政治学，首先，使用定性方法对个别政党进行个案研究，考察了政党的纲领、修辞、候选人名单和竞选策略；其次，使用大量定量方法来研究个人层面、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投票行为的决定因素。本书为研究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和世界民族主义提供了富有新意的视角，但也需要读者对于案例国家的历史和族群情况有一定知识储备。
一、 “混合”的族群特点与包容性呼吁策略
拉丁美洲成功的土著政党以本民族为基础，实行包容性的族群呼吁。为了努力吸引非土著选民，他们摒弃了排他性的言论；制定了广泛而包容的纲领；并招募了许多白人和混血儿候选人、领导人和组织加入他们的阵营。这种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混血（民族或种族混合）现象。玻利维亚的族群状况使得土著政党采取包容性的策略成为必要且可能。
首先，玻利维亚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来自土著背景，并且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玻利维亚是拉丁美洲土著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高达41%（2012）。 (3) 玻利维亚土著人比非土著人更穷，受教育程度更低，获得公共卫生设施的机会更少。《玻利维亚史》的作者赫伯·S.克莱恩在全书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写出：“自16世纪西班牙征服以来， 玻利维亚就是一个以西方资本家为统治阶级、印第安工人为被剥削阶级的社会。” (4)
西班牙人征服初期，采用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的方式管理当地印第安人，充分利用原有印加帝国的管理组织结构。大多数原住民居住在乡村，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则组织了印第安人行政管区，授予印第安人传统领袖库拉（Kurakas）、伊拉卡塔（Hilakatas）和卡西克（Caciques）以组织土著居民劳动力的职权，并充当西班牙政权与印第安社区之间调解人的角色。在以波托西为代表的西部山区发现大量银矿，使得那里从只有几百人定居的地方发展到17世纪的10万人。临近的科恰班巴及其谷地成为为波托西生产玉米和小麦的粮仓。印第安人则在西班牙殖民者和克里奥尔人建立的庄园和矿山劳动。
1825 年，在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推动下，玻利维亚正式从西班牙独立。国际环境中上秘鲁的精英与阿根廷和秘鲁对抗；在国内，白人和混血儿实行考迪罗政治和寡头政治，将印第安人排除在外。直到1952年，说土著语言的印第安人依然没有投票权，且大部分生活在农村。
1952 年矿工联合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玻利维亚国民革命，革命由玻利维亚工人联盟（Central Obrero Boliviano，COB）领导，它把锡矿矿工组织起来，其成员大多是印第安人。革命后确立了普选制度，取消了识字率限制，使得人数众多的不懂西班牙语的土著获得选举权。因此，原住民政党有相当大的原住民选民基础可以利用，他们可以利用选民对于政治经济结构的不满来动员他们。
其次，玻利维亚的土著人口分布高度分散。在2009年通过全民公决的新宪法中，承认了36个印第安民族，他们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北部亚马孙低地，东部查科平原和西部安第斯山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克丘亚人和艾马拉人，27.6%的人口讲克丘亚语，18.4%讲艾马拉语，1.2%的人口讲低地土著方言。此外，这些民族语言群体内部和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玻利维亚的各个原住民社区有不同的组织代表他们，他们往往有截然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为了赢得这些不同群体的支持，土著领导人和政党需要具有包容性。
农民和矿工作为土著人主要从事的职业，就带来了巨大的分化和差异。独立初期玻利维亚的基础设施凋零，出口经济受阻，印第安人的人头税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支柱。但在19世纪50年代，大量农业剩余资本流向矿业，推动了矿业经济的复苏。1864—1871 年的总统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Mariano Melgarejo）通过1866 年立法，授权国家可以没收印第安社群的土地。个人土地的耕作者必须在 60 天内登记该土地的所有权，并且一次性交付 25~100 比索，而许多印第安人无钱支付，被迫出卖原有土地，成为大庄园的雇佣工。从独立后到1930年，印第安社区自由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印第安社区在矿业经济的发展下衰落。
作为高原矿业工人的印第安人命运有所不同。玻利维亚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从殖民地时期起银的出口就独树一帜。20 世纪初，随着国际银价下跌，同时工业革命在欧洲和北美升级，修建铁路的热潮使得锡的需求增加，锡矿跃升为玻利维亚的主要出口品。最先融入社会的正是高地的印第安矿工，其契机是1929年的大萧条。大萧条使得锡矿的价格从 1927 年的每吨 917 美元下降到 1932年的每吨 385 美元，使得政府将目光投向其他矿产资源，随后与巴拉圭发生查科战争。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北查科在 20 年代初被发现有石油，玻利维亚军队于是招募高原印第安人，来到热带地区进行作战。虽然查科战争玻利维亚战败，但是高原的印第安人加快了传统社群到国民社会的转变，土著士兵不再被孤立，而是进入社会政治舞台。
农民和矿工印第安人的差异即使在1952年国民革命后也没有弥合。因为政府在努力淡化这一标签，围绕着他们的阶级身份而不是族群身份来组织土著人，并开始把印第安人几乎完全称为农民。甚至，在革命之后的独裁时期，高原矿工和谷地的农民隔阂日深。1974 年，班塞尔宣布取消大选，禁止所有工会、政党和学生联合会活动，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对于工农群众的抗议斗争， 军政府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包括 1972 年拉巴斯工人的罢工、1974年科恰班巴地区的农民抗议、1976 年高原地区的矿工为争取生存权而举行的罢工。印第安农民则被政府用来反对矿工：在 1966—1977 年的军事行动中，由军方支持的农民和矿工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
此外，玻利维亚的混血儿人数很多，混合的族群特点为包容性提供可能。在玻利维亚，一般将自认为是混血儿的人群成为丘洛（cholo）。在15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伊比利亚半岛的男性就开始与当地的妇女私通生子。但是印第安人、丘洛和白人的族群认定很快不再由生理和血缘决定，而是具有文化的和社会阶级的概念，由其所说的语言、服饰和食品消费特点决定。
比如银矿业衰败后，在波托西等银矿劳动的印第安人，放弃原来的农业社区，迁移到城市居住，成为城镇工人。他们既说西班牙语，也说自己的土著语言，但是放弃了传统的生活习惯，在穿衣和食物选择方面趋向于欧洲，成为丘洛人。
总而言之，玻利维亚占据多数的土著族裔为族群政党提供了存在的基础，族群政党采取包容性策略是为了适应分散分布、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土著群体，高度的混血和混居的特点为该策略提供可行性。
二、 经济变革与政党更迭——MAS的上台背景
在分析MAS的上台背景时，作者主要采用政治学的视角，通过观察原有党派的口号纲领以及支持率变化，来显示传统政党的衰落和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的偏激。但是笔者认为，社会运动分析对于充分理解民族政党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政党之前，总是有空前水平的政治组织和土著人民的社会运动的动员。最成功的政党是参加选举的社会运动组织，或与社会运动保持紧密联系的政党组织。MAS所代表的印第安土著，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被排除在一个国家常规政治过程之外，因此，有任何改变政治秩序的社会变化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政治机会——既包括社会发展过程中土著的相对剥夺感和愤懑感，也包括政治上旧有的平衡被破坏、政治精英的分裂和社会上有势力的团体形成了社会运动群体的同盟。
第一，原本被政体排除在外的社会群体，在70年代末军政府向民主过渡期间，影响力增大，因为原有对社会运动的管控放松，导致各种政党涌现。早期的不成熟的原住民政党的探索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经验教训。
玻利维亚的原住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选举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之后，执政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MNR）取消了对选举权的识字限制，从而使该国大部分文盲的土著人口获得了选举权。国民革命运动还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扩大了农村地区的教育和社会服务，并建立了农民联盟，用它来控制农村人口和分配福利。由于这些举措，农村原住民最初以压倒性优势投票给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党。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向民主过渡时，玻利维亚出现了一批本土政党。第一波土著政党来自以艾马拉人为主的卡塔里斯塔运动，该运动还诞生了一个独立的土著农民工会联合会，即玻利维亚农民工会联合会（CSUTCB）。卡塔里斯塔党使用排他性的言辞，而且没有招募到许多非艾马拉人的候选人，也没有与许多非艾马拉人的组织建立联系，这限制了这些政党在艾马拉人中心区以外的吸引力。卡塔里斯塔党在以克丘亚语为主的地区表现不佳，在以西班牙语为主的地区表现更差。此外，在制度上，规定要求没有获得至少4万张选票的政党向国家选举法院偿还印制选票的费用，这导致卡塔里斯塔党失去了党籍。这是因为卡塔里斯塔各党派之间缺乏团结、土著地区居民投票率低以及传统政党和原住民依然维持强有力的庇护关系。
最初的土著政党诞生于原住民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懑与不满中，强调争取自身经济和生存权利以及文化自豪感。但是这些政党的排他性风格使得它们只有在本地居民聚居区受到支持，难以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选举中获胜。后来的政党在竞选策略上进行了不同方向的尝试，过于排他的策略已被证明无益，过于包容的又容易流失核心支持者。
第二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80年代以来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失业和非正规就业，导致一部分人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又丧失工会等制度化的组织；另一方面，原住民大量向城市移居，聚居的空间使得城市印第安人的认同越发突出，这两点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选民基础。
在经历了 1964 年以来的军事独裁统治后，1982 年上台的民选左翼联合政府面临极大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巨额的债务和为了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采取的扩张性工资政策。1985年，政府采取“新经济政策”：采取严格紧缩的金融货币政策，压缩消费的措施，缩减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以迅速遏制通货膨胀。政府关闭了大部分矿山，使工人人数从1985年的3万人减少到1987年的7000人左右，从而摧毁了组织劳工运动的基础，以此解决带来亏损问题的国有矿业企业和激进的工会。大量印第安人前往城市打工：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或者操土著语言而难以沟通。因此，男人们通常只能寻找非技术类的体力劳动，比如建筑施工、服务业、生产车间；妇女只能从事家政服务或做个体经营户。他们在空间上的分散妨碍了与工作场所有关的强烈集体特性的形成，因此其自身的组织能力较为薄弱，但又缺乏劳动和社会保障，生活困苦，相对剥夺感和怨恨感增强，因此容易被克里斯马式的政治领袖所动员，成为民粹主义的群众基础。
在印第安认同这方面，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丘洛化（choloization），对族群文化的保存和自豪感有所提升。大城市边缘的印第安人聚集区中，农民和失业矿工居住在一起，他们面临种族歧视、经济上的困难、文化上的隔离感，在新的城市环境中建立互助组织、社区组织，形成新的身份认同纽带。新的身份认同联合了农民和矿工，他们成为新的城市阶层，摈弃了原有的阶级斗争，而转向种族或民族抗争。1988年，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郊外的埃尔阿尔托（El Alto）与周边地区最后被合并为独立城市，其行政管理权归属于混血的科罗人，该地区绝大多数人都既讲西班牙语又讲印第安语言，在适应西班牙社会的同时又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得以保存原有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传统。
第三是旧有的政治平衡被破坏，传统政党衰落，而其他民粹主义政党在政坛上昙花一现。
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传统政党开始衰弱。在贫困地区，对传统政党的不满情绪尤其严重。市场导向政策逐渐削弱了他们的声望，因为这些政策未能产生稳定的经济增长，也没有明显地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其中一些政策，如取消农业补贴和价格控制，减少对农产品进口的限制，以及削减社会开支等，在原住民地区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政府由美国赞助的古柯铲除计划也是如此。此外，传统党派没有接受原住民运动的许多要求，也没有推出知名的原住民候选人，这也削弱了他们在原住民地区的支持。
民粹主义政党，特别是爱国者联盟（CONDEPA）、团结联盟（UCS）和新共和力量（NFR），最初利用了传统政党衰落造成的政治真空。然而，这些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是相对短暂的。原因在于对有魅力的领导人的依赖，而这些领导人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党机构，在领导人意外去世后，他们的政党就失去了领导力和与选民的情感联系。同时，民粹主义政党也因其与传统政党的联系和这些政党实施的不受欢迎的政策而受到伤害。这三个政党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加入了传统政党领导的政府，这削弱了他们的反体制形象。
第四是体制上的改变使得以MAS为代表的土著政党拥有更多席位和发言权。
范·考特研究 (5) 了1994年玻利维亚政治体制改革对较小的族群政党发展壮大提供的便利，她主要从三个选举变量分析：席位分配公式、席位分配临界值和选区大小。在席位方面，比例代表制的引入通过创建一个更按比例的席位计算和给选民更多的选择来消除进入政党体系的障碍。自1979年以来，玻利维亚法律设立了一个3%的门槛来维持政党登记，当时颁布了一项选举法，要求未获得5万张选票的政党分担印刷选票的费用。1994年后，采用德国式混合制度，目的是通过使用PR层来抵消单一成员区的选举结果所造成的任何不相称性。在选区面积方面，如果选区过小，选民在心理上就不会选择把选票“浪费”在不大可能赢得席位的小党派上。玻利维亚此前的比例代表制和大面积的多区制，使得地理上集中的原住民运动很难在全国范围内赢得足够的选票来获得国家职位。1994年的《民众参与法》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311个市镇，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市长和理事会成员的选举。一些学者认为，市政选举使MAS在地方一级获得了立足点，其成员将此作为担任国家职务的基础。
针对体制改革，本书的作者提出许多反对意见，认为体制的改变对于所有政党都是相同的，并不能解释MAS独特的成功。(https://www.daowen.com)
总之，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民粹主义政党的垮台，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到21世纪初，相当一部分选民，尤其是原住民选民，已经变得无所依托。这些选民中的许多人对政治机构感到失望，而且越来越有族群意识，他们对MAS的族群民粹主义诉求很有好感。
三、 MAS的上台策略——族群民粹主义
MAS的前身是科恰班巴省查帕雷地区以克丘亚人为主的古柯种植者工会“维护人民主权政治机构”（IPSP）。“维护人民主权政治机构”是以古柯农、垦殖农和小农工会组织为主体的左翼政治力量，主要领导人有阿莱霍·贝利斯、埃沃·莫拉莱斯等。1997年，“维护人民主权政治机构”与其他印第安农民组织组成左翼联盟参加大选，获得4个众议员席位。在1999年地方选举前，“维护人民主权政治机构”尚未完成参选登记，欲使用当时力量较弱的左翼政治组织“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名称参选。“维护人民主权政治机构”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经协商达成一致并组成“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维护人民主权政治机构”（MAS—IPSP），简称“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6) MAS一开始的吸引力有限，只在科恰班巴农村讲克丘亚语、种植古柯的地区赢得支持。
然而，从21世纪初开始，该党开始向其他族群的成员抛出橄榄枝，招募白人和混血儿候选人，与许多城市和混血儿为主的组织结成联盟，并采用传统的民粹主义言辞。随后MAS在2002年的总统和立法选举中获得第二名，然后在2005年和2009年取得了胜利。
针对原住民，MAS通过接受广泛的具体民族要求，吸引了土著选民。从一开始，MAS就将保护古柯种植作为其纲领的核心部分，并试图将古柯叶与土著文化联系起来。古柯是生长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植物，可以入药，主要成分为多种生物碱。安第斯山区的居民都是靠咀嚼古柯叶来缓解疲劳、克服高山缺氧。但古柯叶中的可卡因被大量提纯，其生物碱可用来制毒。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美国对可卡因需求数量增加，玻利维亚的古柯生产由满足传统消费变为大规模生产，其产量一度占世界总产量30%。从80年代中期开始，玻政府开始实行古柯种植替代计划。在实际利益方面，MAS承诺开展双语教育，给予土著身份和语言合法地位， 将土著权利纳入各种法律和新宪法等。在象征仪式方面，该党的候选人经常身着土著服装，参加土著仪式，引用土著谚语，并用土著语言发表演讲。
为了吸引更多的白人和混血儿选民，MAS也扩大了其纲领。起初，MAS的纲领和言论主要集中在土著问题上，特别是古柯种植问题。该党2002年的政府方案主要集中在原住民问题和主题上，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2005年和2009年的政府方案则涉及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家安全等更广泛的问题。
从21世纪初开始，MAS还试图通过与城市混血儿为主的组织建立联系来提高其在非正规部门中白人和混血儿中的支持率。这些组织包括工厂工人、工匠、小商人、街头小贩、自营职业者、卡车司机、裁判员、教师和养老金领取者的协会以及许多城市社区协会。莫拉莱斯建立会议、活动、研讨会，并公开邀请这些部门加入。随着其选举表现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著名白人和混血儿加入了该党。
大量的混血儿选票，尤其是原住民混血儿的选票，对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2005年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2006年范德堡大学“拉丁美洲民意调查项目”（LAPOP）的调查，自称是混血儿的人占2005年该党总票数的62%，而自称是土著的人占2005年MAS总票数的28%，自称是白人的人仅占7%。这些白人和混血儿中的许多人（以及MAS的许多土著支持者）是被该党的民粹主义言论和纲领所吸引，但MAS的包容性做法有助于使他们对该党感到舒适。
对MAS的成功同样关键的是它对传统民粹主义选举策略的接受。本书的作者结合了不同学者强调的民粹主义的几个属性，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竞选和执政策略，在这种策略中，个人主义的领导人寻求动员大众来反对精英阶层。
MAS使用了四种传统的民粹主义方法来吸引支持者。第一，它将其竞选活动个人化，主要依靠埃沃·莫拉莱斯的魅力来赢得支持。第二，它将竞选活动的重点放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下层阶级，采用大众化的风格和修辞。
第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利用人们对传统政党和精英阶层的普遍不满，采取了反体制的形象。在1985年至2003年期间，玻利维亚保持了所谓的契约式民主制度，其中三个传统政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MNR）、民族主义民主运动（ADN）和革命运动（MIR）——轮流治理国家，通常是相互结盟，并与年轻政党结盟。这些政党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并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支持，但经济停滞不前，腐败丑闻不断，抗议活动越来越多，逐渐削弱了他们的支持。与传统政党不同，MAS从未参加过1985年至2003年期间统治玻利维亚的各种联合政府。相反，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在批评执政党及其政策，并参与了许多反对执政党的社会抗议活动，包括游行、示威和设置路障。
第四，MAS支持再分配、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利用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美国干预的日益不满来获取选民支持。2002 年玻利维亚政府达成向北美输送天然气的协议，这一协议引发人们的强烈不满，因为根据该协议，玻利维亚只能获得全部收益的 18%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输气管道经过智利，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因为 100 多年前，玻利维亚曾与智利发生过一场太平洋战争，使玻利维亚失去了唯一的出海口。由于莫拉莱斯在抗议活动中高举石油和天然气国有化的主张，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大增，真正走向政治舞台中央。
据作者分析，民粹与族群政党的结合，不仅扩展了族群政党的支持基础，也加强了民粹主义政党的稳固性。传统民粹主义政党往往是不稳定的，他们严重依赖与选民的个人联系和绩效表现，而这种联系被证明是脆弱的，特别是在其领导人死亡或政治垮台的情况下。一些族群民粹主义政党扎根于强大的本土运动，为政党提供了坚实的基层基础。政党与选民建立的民族联系可能比民粹主义政党传统上与选民保持的个人主义、庇护主义和基于表现的联系更持久。
四、 族群民粹主义对民主的两面影响
作者在最后考察了族群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执政对民主的影响，由于成功长期执政的只有玻利维亚的MAS，作者主要以此为例进行分析。
他提出，这些党派的民族政策和诉求对民主有很大的积极影响。民族政策和呼吁有助于促进原住民的政治参与和对民主的支持，并有助于提高原住民的政治影响力和代表性。拉美地区民族身份的模糊性使得族群政党通常不会发出排他性的呼吁，而是向其他族群的成员抛出橄榄枝。莫拉莱斯政府出台了许多计划和政策，专门寻求促进土著文化，消除歧视，并改善土著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即使近年来，玻利维亚在莫拉莱斯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变得越来越两极化，但这种两极化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和区域性的，而不是种族性的。
相比之下，民粹主义言论和政策——特别是他们的个人至上主义、反建制和平民主义倾向——对民主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反民主行为与乌戈·查韦斯和拉斐尔·科雷亚等非土著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做法有更多相同之处。作者主要考察的是它对政治两极化的影响和对制衡制度的破坏。
在言论上，莫拉莱斯政府把自己说成是玻利维亚人民的捍卫者，把政治反对派、外国利益集团，甚至国内机构，如教会、媒体和司法机构，都描绘成进步和社会正义的精英主义敌人。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使得国内政治生态两极化、暴力化。
在政治上，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破坏了横向问责和制约机构。它利用全民公投修改宪法、在地方自治问题上与东部省份反对派产生矛盾，破坏了民主程序，建立了大众动员式的政体。它创建的一党制政权，撤销法官，限制区域自治，在全国代表大会和制宪议会中排挤反对派，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绕过民主程序和横向制衡机制修改宪法。比如2017年11月28日，玻利维亚宪法法院裁定，取消对总统、副总统、省长、市长和议员等候选人连选连任的次数限制，从而使莫拉莱斯自动获得连选连任资格。最终导致2019年10月莫拉莱斯再次当选总统时，反对派借机发动大规模暴力示威。在军警“逼宫”压力下，莫拉莱斯于2019年11月辞职并流亡国外。
劳尔·马德里对于民主政治体制的分析十分专业且全面，但是民主的意涵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制度和机构中，在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不凡。
凭借2003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良好，石油价格高涨的有利局势，在2003到2010年期间，玻利维亚的商品出口值增长了15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9%，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的三倍。贫困率从2004年的63.9%下降到2011年的42.4%，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0.561下降到0.508。 (7) 良好的执政业绩为2020年10月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候选人阿尔塞当选总统奠定了基础。
五、 总结
本书按照政治学视角，结合历史学的叙述，以土著政党为切入点，分析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拉丁美洲族群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为民粹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左右翼区分外的另一条路径。本书不仅表明民族诉求和民粹主义诉求是相容的，而且它们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竞选策略。因为每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间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不同种类的民族诉求的有效性，而扎根于本土民族运动的民粹主义政党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潘欣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1) R. Madrid，the Rise of Ethn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2012）.
(2) K.Weyland，R.Madrid，& W.Hunter，（Eds.），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3) Raul L. Madrid，“Latin American Ethnicity Database.”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June 12，2016. https：//raulmadrid.org/，2021-06-21.
(4) 〔美〕赫伯特·S.克莱恩：《玻利维亚史》，董小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页。
(5) Donna Lee Van Cott，“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thnic Parties in South Americ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45，no.2，2003，pp.1⁃39. JSTOR，www.jstor.org/stable/3176978，2021-06-23.
(6) 袁东振：《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执政：挑战与前景》，《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第59—65页。
(7) 〔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主编：《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刘捷，李宇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