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
1827年
1827年1月4日，星期四
（谈雨果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文学）
歌德很赞赏雨果[53]的诗。他说：
“雨果实在是个天才，他曾受过德国文学的影响。遗憾的是他青年时代的诗风让古典派的学究气给败坏了；可现在他已和《地球》[54]站在一起，因而有了收获。我想拿他与曼佐尼[55]相提并论。他富有客观精神，在我看来，他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拉马丁和德拉维尼等先生。[56]我对他的观察要是不错，那就算是看清楚了他和一些与其类似的青年天才源自何处。他们都承袭了夏多布里昂[57]，承袭了这位无疑极其重要的兼为诗人与演说家的天才。可你想认识维克多·雨果的诗风，那只需读读他写拿破仑的《两座岛屿》就行了。”
歌德把诗集放在我面前，自己站到了壁炉旁边。我开始念诗。
“他描绘得精彩吧？”歌德说，“他处理起题材来是不是十分地豪放？”他回到我身旁。“你只瞧瞧这一段，多么美啊！”他吟诵闪电从下方穿透云层，照射到主人公身上的那段。“实在是美！因为场景是真实的，在山区可以目击到的；当山脚下风暴大作，闪电由下而上扯动，人看见的常常就是这个样子。”
“我赞赏法国人，”我接着说，“赞赏他们的诗歌从来不离开现实的坚实大地。他们的诗即使译成了散文，也不会丧失其诗的本质。”
“这是因为法国诗人富有学识，”歌德道，“德国的傻瓜们却想法相反，认为努力获取知识就会失去他们的天才，殊不知任何天才都得从知识中吸收营养，只有这样他们的才能才可得到施展。不过随他们去吧，这些人无可救药；要真是天才肯定会走上正路。眼下在那里闹腾的年轻诗人多数根本不是真正的天才；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仅仅证明了他们无能；这些无能之辈热衷写作，是受了高度繁荣的德国文学刺激。
“法国人的诗歌创作已经摆脱陈腐之气，转向较为自由的风格，这毫不奇怪，”歌德继续说，“还在大革命前，狄德罗及其同道就试图开辟这样一条道路。随后的革命和拿破仑当政时期，对文学事业固然不利。还有战争年代，如果说也一样不容易产生真正的文学兴趣，也暂时令缪斯们心存芥蒂，那么，在这一时期却培养了一批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士，一到和平年代，他们便觉醒过来，脱颖而出，成为了不起的天才。”
……
1827年1月15日，星期一晚
（谈中篇小说Novelle以及《浮士德》第二部的创作）[58]
……
几周以前，我听歌德的秘书说他正在写一篇新的小说——Novelle，于是避免晚上去打扰他，只满足于每周去他家吃一餐饭。
而今这篇Novelle已经完成一些时候了，这天晚上他便拿了头几页出来给我看。
我深感荣幸，一读就读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地方：众人围着那只死老虎站在那里，这时管理员跑来报告，找到狮子啦，正在山上的废墟中躺着晒太阳哩。
我赞叹歌德的描写鲜明生动，一切景物，就连最细微的地域色彩仿佛历历在目。出猎的队伍，古堡的废墟，途经的集市，通往废墟的田间小道，都一一展现在眼前，叫你只能完全照作者的希望去想象所要发生的事情。同时运笔又始终如此从容，如此严谨，如此有节制，让人不好对未来做任何预测，眼睛只能盯住正读着的一行。
“阁下创作这篇小说想必有个固定的情节模式吧？”我问。
“那是当然，”歌德回答，“早在三十年前，我已打算写这个题材，从此就一直把它藏在心里。所以现在写起来得心应手。当时我刚完成《赫尔曼与多罗苔》，马上就想用这个题材写一篇六音步的长诗，并已为此拟好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可当我最近决定重新拣起这个题材来时，原来那份提纲却找不着了，不得不再拟一份新的，而且还随体裁样式的改变而做了改动。眼下小说已经写成，却又偏偏找到了那份旧提纲，我倒庆幸它没有早一些落进我手里，否则只会叫我头脑混乱，无所适从。故事和情节进展没有改动，但细节却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原来的提纲设想的是创作一篇六步格长诗，拿来写小说自然根本要不得。”
谈话转向故事内容。我说：
“有一个场面很不错，就是霍诺里奥与侯爵夫人面对面地站在已经死去的老虎跟前，这时哭喊着的妇人带着男孩儿赶来了，出猎的侯爵在随从们的簇拥下也赶来了。这么一个稀罕的群体，画出来必定挺精彩，我真希望看见这样一幅画啊。”
“肯定，”歌德应道，“准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不过呢，”他沉吟片刻之后继续说，“题材的内容太丰富了，人物太繁多了，画家很难合理布局并且恰当分配光影明暗。但是稍微早一点，就是霍诺里奥还跪在老虎身上，靠在马旁的侯爵夫人还站在他面前，这一刻我曾设想成一幅画面，它倒真是可以画出来啦。”
我感到歌德说的有道理，便补充说，这一瞬原本也是随后出现的整个场面的核心。
我还谈到，我发现跟《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的其他所有小说相比较，这篇Novelle的性质都完全不一样，写的完全是外在的事物，现实的事物。
“你说得对，”歌德回答，“在这篇作品里你几乎找不到内心的东西，而在其他作品里，这样的东西就太多啦。”
“这会儿我已非常好奇，”我说，“急于知道将怎样制服那头狮子来着；我预料定会采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但究竟怎样却全然心中无数。”
“要是你都预料得到，那就不妙喽，”歌德接过话头，“我呢，今天也不打算向你透露。礼拜四晚上我给你结尾，在此之前，就让那头雄狮继续躺着晒它的太阳吧。”
我把话题引向《浮士德》第二部特别是其中的《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一场，这一场歌德还只完成了一个草稿。前些时候，歌德告诉我，他打算把这个草稿将就着拿去发表。现在我下定决心要劝他放弃这件事，因为我担心草稿一旦付印，就永远没希望再完成了。歌德想必在此期间也思考过这件事，所以马上迎合我的意见，告诉我他也决定不印这份草稿了。
“这使我很高兴，”我说，“因为有看见您完稿的希望。”
“完稿需要三个月时间，”歌德说，“可我从哪儿去找这样的清闲呢！要求我完成的日常事务太多，离群索居谈何容易。今天早上大公爵来啦，明天中午大公爵夫人又说要来。我把这样的眷顾看作是崇高的恩典，它们一方面美化了我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我分心，我必须考虑在招待这些贵客时花样翻新，希望让他们获得符合身份的娱乐消遣。”
“不过呢，”我应道，“去年冬天您完成了《海伦》一幕，[59]当时您可也没少受打扰啊。”
“不错，”歌德回答，“可以完成，也必须完成，只是很困难罢了。”
“好就好在您已经有了这样一份非常详细的提纲哦。”我说。
“提纲是有了，”歌德说，“不过最难的还在后面，在实际创作时一切全靠当时的运气。《古典的瓦普吉斯之夜》必须写成韵文，可同时一切又得带有古典的味道。要找到这样一种诗体可不容易。再说还有对话呀！”
“未必在提纲里没有考虑到对话？”我问。
“考虑到了讲什么，”歌德回答，“但没考虑怎么讲。然后你再想一想，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夜晚，有什么不会成为话题！浮士德要说服冥后普罗瑟皮娜，求她放海伦回返人世；连普罗瑟皮娜都要感动得流下泪来，他该讲怎样的一席话哦！——这一切一切真是谈何容易，许多时候只好全靠运气，全得力于一瞬间的心绪和灵感啦。”
1827年1月17日，星期三
（谈席勒早年的剧作和青年的文学兴趣）
……
话题从古德意志时期转到了哥特时期。谈话由一个哥特式风格的书柜引起，然后转到了当前的艺术口味，就是人们喜欢把屋子完全按古德意志风格和哥特式风格装修布置起来，然后住在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环境里。
“如果家里房间多得可以空置几间，一整年也许只进去三四次，”歌德说，“那么这样的爱好可能行得通；你也可以布置一间哥特式房间，正如我挺欣赏巴黎的潘珂克夫人家有一间中国屋子。然而你经常待的起居室，我完全不赞成把它的环境布置得怪里怪气，形同异域。这有如一次化装舞会，时间拖长了没有任何味道，特别对参与者肯定会有负面影响。因为这样子跟我们置身其间的日常生活不协调，老处于这种状态，脑子会变得越发空虚。一个快活的冬夜，你不妨装扮成土耳其人去参加狂欢，可是如果一整年你都这个德行，我们会怎么想你呢？我们会想，这家伙要么已经疯了，要么离发疯已经不远。”
对这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我们觉得歌德的说法极有说服力；在座者没有谁感觉歌德的话有一点点批评自己的意思，所以都热烈地表示赞成。
话题转到戏剧，歌德把我变成了话柄，说上个星期一晚上我为他做出了牺牲。他对其他人讲：
“他到魏玛已经三年，那晚上是他第一次因为我没有上剧院；我必须予以高度评价。我邀请了他，他也答应来，但我仍旧怀疑他会践约，特别是到了六点半还没见他露面。是的，我甚至高兴起来，心想他不会来了；要这样我就可以讲：这家伙完全入迷了，对他来说看戏比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还重要，真是不可救药。不过呢，你还是没有吃亏！对吗？我给了你精彩的东西看，对不对？”歌德指让我读了他新的中篇小说Novelle。
随后我们谈起上个星期六上演的席勒悲剧《斐哀斯科》。“我第一次看这出戏，”我说，“过后老考虑有些场次太粗犷，是否可以改得缓和一点呢；可终究还是觉得效果不大，除非牺牲全剧格调的统一。”
“你说得完全对，确实不行，”歌德应道，“席勒曾经常常和我谈这个问题，他自己也烦那几部早期作品，我们管剧院时从来不让它们上演。可现在我们缺少剧本，很想把他那三个粗鲁的处女作收进保留剧目。然而不行啊，一切都紧紧地纠结在一块儿，即使席勒本人也会怀疑事情是否会成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让那几个剧本原来怎么样还怎么样。”
“真是可惜，”我说，“要知道，不管它们多么粗鲁，在我看来仍比时下咱们那几位剧作家软弱虚夸、矫揉造作的本子好一千倍。席勒的作品可是永远洋溢着崇高的精神，宏大的气魄。”
“我也想这么讲，”歌德说，“席勒愿怎么干怎么干好了，他写出来的任何剧作，都永远会比这些新锐们最好的东西伟大得多；是啊，席勒就算只剪下一点儿指甲来，也比这些先生伟大。”
我们笑了起来，都欣赏歌德这夸张有力的比喻。
“可我也认识一些人，”歌德继续说，“他们对席勒早年的剧作极不满意。有一年夏天在温泉疗养地，我正走在一条通向磨坊的林荫小道上，遇见了普加廷侯爵，谁知这时又朝我们走来几头驮着面粉口袋的驴子，我俩不得不避让它们，退进了路旁的一所小房子里。那儿，在一间小斗室里，我和侯爵搭上了话，很快便天上地下地聊起来——不经意也谈到了席勒的《强盗》，侯爵便说了下面一席话：‘我要是上帝，’他说，‘正准备创造世界，如果这时我突然预见到世界上将会写成一部席勒的《强盗》，那我就不再创造世界。’”
我们忍俊不禁。歌德问我：
“对此你能说什么？这可就是反感喽，一种过度的反感，一种几乎不可理喻的反感。”
“可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刚好相反，”我回答，“他们全然不存在这种反感。如果上演席勒和其他剧作家最精致、最成熟的剧本，在剧场里你很少看见年轻人，甚或完全不见年轻人；然而要是上演席勒的《强盗》或者席勒的《斐哀斯科》，那剧场坐得满满的几乎全是大学生。”
“是这样，”歌德接过话头，“五十年前跟现在一样，五十年后也很可能不会变样。一个年轻人写的东西，也最为年轻人欣赏喜爱。可别想什么世界文明已经进步啦，欣赏水平已经提高啦，甚至年轻人也已超越那样野蛮的时代！就算是整个世界已经进步，年轻人却总是必须从头开始完成自己对世界文化各个时期的个体体验。我不再会为这类事激动，我很早就写了下面这样一首诗[60]：
让夏至的篝火烈焰熊熊，
让人间的欢乐无尽无穷！
是扫帚总归扫到被废弃，
小年轻总归一茬茬出世。
“只需瞅一瞅窗外，我眼前便会出现正在扫街的扫帚和跑来跑去的孩子，前者是总归会用到被废弃掉的象征，后者是世界永远不断更新的象征。儿童需要游戏，年轻人需要找乐子，这是代代相传、亘古不易的铁则；不管在上了年纪的人看来他们有多么荒谬，孩子却永远是孩子，在所有的时代都很相似。因此不能禁止过约翰尼斯篝火节，毁掉可爱的孩子们的欢乐。”
如此愉快地交谈着，进餐的时辰很快便过去了。随后我们年轻一点的去了楼上的房间，缪勒首相则单独跟歌德待在老地方。
1827年1月18日，星期四
（再谈Novelle，观察自然与文艺创作，以及席勒的弱点）
歌德答应今晚给我看Novelle的结尾部分。我六点半去到他那儿，发现他独自待在他安静的工作室里。我坐到他身边的桌旁，先谈了最近的一些新闻，随后他就站起来，把我想读的手稿递给我，说：
“这是结尾，你读吧。”
我读起来，这时候歌德一会儿在房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在壁炉旁边站一站。我无声地默念着，跟往常一样。
手稿前一部分结束时的场面是：在一座古城堡废墟的围墙外，在一棵百年老山毛榉下，那头雄狮正躺着晒太阳，人们已开始做以暴力制服它的准备。侯爵正打算派猎手们去对付它，外乡人却恳求别伤害他的狮子，说他有把握用温和的办法把狮子引诱回笼子里去。他讲，这个孩子可以用悦耳的歌声和甜美的笛音把事情办成。侯爵恩准了他，在布置了必要的安全措施之后，便带着随从驱马回城里去了。霍诺里奥率领着一群猎手把守住路口，准备万一狮子下山来时用火把将它吓回去。由城堡的看守领着，母亲和孩子攀登山上的废墟；在废墟背面的围墙下，躺着那头雄狮。
他们的打算是逗引那头猛兽，使它进入城堡宽阔的院坝。这时母亲和看守已藏在楼上坍塌了一半的骑士厅中，孩子则穿过院坝边上幽暗的院门，朝躺在外边的狮子走去。接着是充满紧张期待的寂静，孩子的笛声止住了，谁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城堡看守责怪自己不曾一块儿去，孩子的母亲却镇定自若。
终于笛声又响了起来；人们听见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接着男孩儿也穿过围墙的幽深门洞回到院坝里，那头雄狮则拖着沉重的步子，驯顺地跟在他的身后。他俩围着院坝转了一圈，孩子随后选块太阳地坐了下来，狮子也安详地躺在他身旁，还将自己的一只大脚爪搭在男孩儿怀里。它的脚掌扎进了一根刺，孩子替它拔了出来，然后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小绸巾，把雄狮的脚爪包扎起来。
母亲和看守从楼上的骑士厅目睹着这一切，心中感到极大的快慰。眼下有了安全感的雄狮变得十分驯顺；为了安抚这头猛兽，男孩儿一会儿吹笛一会儿唱歌，就在他悦耳动人的虔诚歌声中，结束了Novelle讲的故事：
天使喜欢好孩子们，
不让他们产生恶念，
帮助他们完成善行。
虔诚的意念和乐曲，
打动了林中的暴君，
它偎在主的爱子膝前，
永不离开这幼弱的人。
读到这样一个结尾我不能不感动，但却不知道该讲什么好；它让我喜出望外，却又并不满足。我觉得它太平静，太理想，太诗意；至少该让其他人物再亮亮相，把结尾的内容展开展开。
歌德发现我心存疑惑，便企图帮我打消。他说：
“如果结束时再让其他人物出场，那小说结尾就变得平淡无奇啦。一切都已了结，他们还能做什么，说什么？侯爵带着随从们骑马回到了城里，那儿需要他的帮助；霍诺里奥一听上边的狮子已经没危险，就会率领猎手们跟来；外乡人呢，也将马上搬来铁笼子，用它把雄狮运回城里去。这些事情统统在预料之中，因此没必要说，没必要铺陈。否则就平平淡淡喽。
“一个理想的，甚至诗意的结尾，却有必要，却很必须；要知道，外乡人满怀激情的一席话已经近乎一篇散文诗，我必须将它提高，必须进一步采用抒情诗，是的，甚至过渡到歌唱本身。
“为了用一个比喻说明这篇小说的情节发展，”歌德继续说，“你不妨想象从地里的树根长出一枝绿色枝干，不久又从这强壮的干茎向四周发出肥大的绿叶，到最后便开出来一朵花。这花开得出乎人的意料，开得令人喜出望外，但是一定得开；既然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都为了开花，没了花一切全都白费。”
听到这里我舒了口气，心中顿觉豁然开朗，并开始预感到这篇小说的奇妙布局多么出色。
“这篇小说的主旨，”歌德继续说，“就在于揭示用爱和虔诚，常常更容易制服狂野的、桀骜不驯的东西，而不是用暴力；由男孩儿与雄狮的关系体现这一美好追求，激励我写完了小说。这就是理想，这就是那朵花。而绝对现实的情节展开就好似一簇簇绿叶，它们只为花而存在，只因为花而有意义。仅仅现实本身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欣赏真实的描写，是的，真实的描写可以使我们对某些事物认识更加清楚，但是，对于更高级的生命，真正的收获仅仅存在于由诗人心里产生的理想。”
小说结尾的一幕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一股久已不曾如此强烈的虔诚情绪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到，歌德他讲得太对了。我不禁暗自思忖，他以如此高龄写出了这等美妙的作品，作为诗人的他感情该是多么纯洁，多么真挚！我忍不住对歌德发出了自己的感慨，并对这独一无二的作品终于问世表示欢欣鼓舞。
“我很高兴你满意了，”歌德说，“同时我自己也挺开心，终于摆脱了一个三十年来牵肠挂肚的题材。当时我曾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席勒和洪堡，他俩都劝过我放弃，因为他们不可能了解这个题材意义何在，因为唯有诗人自己才知道，他能赋予它怎样的魅力。因此你如果想写什么东西，就别去问任何人。例如席勒要是在写《华伦施坦》之前来问我该不该写，我肯定劝他别写；因为我做梦也没法想象，用这样一个题材竟能写出如此出色的剧本来。在完成《赫尔曼与多罗苔》后不久，我曾想把小说的故事同样写成一部六步体的叙事诗，席勒知道了表示反对，建议我写成八行一节的有韵诗。可你看见了不是，我写成散文最成功。因为极其需要对地方风物的精确描写，换成韵文必定显得矫揉造作。还有呐，这篇小说一开头完全地现实、但到结尾又极富理想色彩，用散文都得到了绝佳的表现；同样，那些诗歌也极为美妙动人，但用六步体和八行一节的韵文都很难有这样的效果。”
谈到《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另外一些中、短篇小说，我指出它们每一篇都有独特的性质和格调，没有一篇雷同于另一篇。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歌德说，“我愿意给你解释。我着手写作时就像个画家，在画某些题材时他避免用某些颜色，反过来却多用另一些颜色。例如画晨景吧，就多挑些蓝色颜料在画板上，黄色却很少。反之，画傍晚取的黄色就多，蓝色差不多完全不要。我搞文学创作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如果承认我的作品有各种不同的性质，那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我暗想，这可是一条极聪明的法则啊，非常高兴歌德能将它一语道破。
接下来，我还赞赏了特别是在最后这篇小说里的细节描写，尤其是对自然风景的描绘。
“我从来不曾为了写作而观察自然，”歌德说，“只不过我早年画过风景画，后来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些都要求我不懈地仔细观察自然现象，以至于渐渐将自然界最细小微妙之处都烂熟于心，一旦写作需要了便可信手拈来，难得犯违反自然真实的错误。席勒却缺少对自然的观察。他在《威廉·退尔》一剧中描绘的瑞士地方风光，全是我给他讲的；然而席勒才情过人，真是令人佩服，仅仅靠听我讲就能写出一些活像真实的东西。”
现在话题完全集中到了席勒，歌德继续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席勒的创作才能体现在富于理想，可以讲，不管是德国文学还是其他哪国文学，都很少有作家像他。拜伦爵士与他算是最像的了，不过比起席勒来，拜伦更加了解世界。我真希望看见他与拜伦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对这位精神上如此亲近自己的天才可能下的评语，准会叫我大吃一惊。在席勒生前，拜伦有没有发表什么东西？”
我怀疑有，但却不能肯定。歌德因此便取来百科辞典，开始念拜伦的条目，同时也没少顺便插进自己的一些评论。结果表明，1807年之前拜伦未发表过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席勒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作品。[61]
“席勒的所有作品，”歌德继续说，“都贯穿着自由理想。随着他文化修养的提高，这一理想同样发生了形态的变化。青年时期他想要人身自由，因此而招来的麻烦不少，也在当时的创作中得到了反映；晚年他则向往思想自由。
“这所谓自由啊真是一个怪东西；谁都容易获得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并且懂得寻找。多余的自由不能派任何用场，对我们又有何好处！瞧瞧这个房间和相邻的小屋子，透过敞开的门你可看见小屋里有一张小床，两个房间都不大，还塞满了家具、书籍、手稿、艺术品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因此变得更加局促，不过却仍然令我满足，我整个冬天都待在这儿，前面的其他房间几乎完全不去。既然我没有使用它的需要，我拿自己宽敞的府第来做什么，拿可以从这个房间走进那个房间的自由来做什么！
“一个人只要有健康的生活和从事自己职业的自由，就该满足啦；这么一点自由，是谁都容易获得的。再说，我们所有人的自由都得满足一定的条件。市民和贵族一样的自由，只要他坚守自己出身的等级限制，也就是听天由命。贵族和君主一样的自由；只要他到了宫里遵守那一点点礼仪，就不会感觉自己是异类。自由不能靠目无尊长获得，相反得通过尊重凌驾于我们的势力。因为尊重和承认它，我们也就得到了自我提升，并且表现我们心怀高远，不愧成为其同类。我在旅途中常常邂逅一些德国北方的商贾，他们往往粗鲁地与我同桌而坐，以为这样就成了和我一样的人。才不是喽，相反他们要是知道尊重我，对我表现出应有的礼貌，才算真正与我平起平坐。
“在青年时代，席勒为求人身自由招来了不少麻烦，原因虽然部分在他本人的精神气质，不过最主要还是他在军事学校遭受压迫的结果。
“可是成年以后，有足够的人身自由了，他却转而追求思想自由，我差不多想讲，正是这样的理想要了他的命；因为这样一来，他对自己的身体提出了一些要求，一些为他的健康所不能承受的要求。
“记得刚到魏玛，大公爵给席勒定的薪俸是每年一千银塔勒，还答应在他生病不能写作时，将他的薪酬翻一番。席勒拒绝了后面这个恩典，从来不曾享用这一照顾。‘我有的是才能，’他说，‘一定能够自力更生。’可是现在，家庭人口增加了，最近几年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年就得写两个剧本；而要做到这点，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时候，他仍驱赶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的才能被迫随时听从调遣和使唤。
“席勒从不酗酒，他很节制；但是在那些身体虚弱的时刻，他却企图饮一点利口酒或者其他酒类以增强力量。这可就损害了他的健康，对他的写作也一样有妨碍。
“要知道，一些个聪明脑袋在他的作品里挑出的漏眼儿，我都归之于这个根源。他们列举的所有不妥，我想统统称之为病态的表现，也即全都写成于他体力不支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他连恰当而真实的母题也没法找到。对绝对命令我佩服之至，知道由此可以引出许多好的东西，但是也决不能搞得太过分，否则这一思想自由的理想肯定不会有任何好结果。[62]”
就这样谈着聊着，晚上的几个钟头便很快过去了。话题主要涉及拜伦爵士和一些著名的德国文学家；关于后者，席勒曾表示他更喜欢科采布，因为他毕竟有所创造。最后歌德把他的Novelle手稿给了我，让我在家里静下心来再仔细读一读。
1827年1月21日，星期六晚上
（索尔格评《亲和力》；再谈Novelle）
今晚七点半去见歌德，在他那里待了差不多一小时。
谈话从法国文学转到了德国文学。歌德说：
“现在我想给你看点你会认为有趣的东西。劳驾，把摆在你面前那两本书中的一本递给我吧。索尔格[63]你知道？”
“当然知道，”我回答，“我还挺喜欢他。我有他翻译的索福克勒斯戏剧集；不管是翻译本身，还是他写的译者序言，都已使我给予他高度评价。”
“你知道，他几年前死了，”歌德说，“现在出版了一个收录他遗作和书信的集子。他以柏拉图对话的形式撰写的哲学研究不怎么成功；但他的书信很精彩。他在一封致蒂克的信里谈到《亲和力》，我必须念给你听；要知道再有对这部小说更中肯的评论不容易了。”
歌德给我朗读那篇精彩的论文，我们讨论了一些要点；对唯有一位伟人才能提出的看法和结论，我们很是钦佩。尽管索尔格承认《亲和力》的情节发展符合所有人物的自然天性，却对男主人公爱德华的个性有所批评。
“我对索尔格没意见，”歌德说，“他不喜欢爱德华，我自己也不喜欢他，但不能不把他写成这个德行，以便发展出现有的故事情节。再说这个人物非常真实，要知道在上流社会里，有足够多像爱德华一样以固执代替个性的人。”
索尔格评价最高的是建筑师这个人物，因为小说的其他所有人物都沉溺爱河，表现软弱，唯有他一个人能始终坚强而自由。正是他天性中的这种美德，即使他没有陷进其他人物的情感旋涡，也不妨碍作者把他的形象塑造得如此高大，以致不可能陷进旋涡里去。
我们很喜欢索尔格这个评语。歌德说：“这话很中听。”
我说：“我也一直觉得建筑师这个人物挺重要，挺讨人喜欢，只不过讲他因此就那样杰出，以致凭着这一天性就不可能陷进爱情旋涡，我倒真没有想到。”
“你不用感到惊讶，”歌德说，“我在塑造他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想到。可是索尔格说得对，原因确实在他自己的天性。
“早在1809年，”歌德继续说，“索尔格就写了这篇文章；要是当时我就听见对《亲和力》有这么好的评价，那我可高兴啦。当初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就这篇小说做出令我感觉舒服的评论，真是不多哟。
“从这些信里看出，索尔格对我怀有厚爱；他在一封信里抱怨，他寄给我他的《索福克勒斯》，我却连信都没有回他。上帝啊——可怎么会出这种事！也不奇怪。我认识一些大人物，他们同样收到许多仰慕者的来信。他们替自己准备了一些模式和尺牍，故而有信必复，写了成百上千封信，然而全都是大同小异的套话和废话。我可永远办不到。如果我对谁没有什么特别的和有意义的话可讲，就事论事，那我宁可干脆什么都别写。做废话连篇的表面文章，我觉得有失诚恳；于是乎便发生了对某些很不错的人我本来乐意回信，却没能够回信的情况。你目睹了我的情况，每天从世界各地有多少信件投递到我这里来，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敷敷衍衍地给所有人写回信，也不是仅仅一个专人所干得了的。可尽管如此，索尔格的事还是叫我遗憾；他太杰出了，理应比许许多多其他人更优先得到友善的对待。”
我把话题引到他的Novelle。这篇小说我带回家去又读了一遍，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我说：
“全篇开头不过是个引子，毫无闲笔废墨，只做了必要的交代，可却又引人入胜，简直叫人不信只是另一情节的铺垫，还以为它本身就是个独立的故事哩。”
“很高兴你这么看，”歌德说，“不过我还必须补充点什么。也就是说，一段好的引子，按规矩一开始就该安排野兽们的主人出场。还有当侯爵夫人和叔叔在小屋前做准备的时候，里边的人该出来请侯爵夫人赏光他们的小店才是。”
“肯定，”我道，“您说得有道理；因为在引子里已经暗示出余下的一切，这些人就不能不如此；事情明摆着，他们不会对侯爵夫人置之不理，让她自己在那里做准备，因为他们通常就靠她的花费维持生计嘛。”“你瞧，”歌德说，“这样一件作品即使整体上已经完成，也还有多少细节需要加工啊。”
……
1827年1月31日，星期三
（谈中国小说；“世界文学”；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同歌德一起进餐，他说：
“在没与你见面的这些日子，我读了不少书，特别是还有一部中国小说，我眼下还在读它，觉得这部小说极为值得注意。”
“一部中国小说？”我接过话头，“那肯定挺怪的吧。”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怪，”歌德回答，“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几乎跟我们一个样，我们很快会觉得自己跟他们是同类，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更加明朗，更加纯净，更加符合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富于理智，都中正平和，没有强烈的情欲和激扬澎湃的诗兴，因此和我的《赫尔曼与多罗苔》以及英国理查生[64]的小说，颇多相似之处。可不同点还是在于，在他们那里，外在的自然界总是与书中人物共同生活在一起。人们总是听见池子里的金鱼在刺刺地跳跃，枝头的小鸟儿在一个劲儿地鸣啭，白天总是那么阳光明媚，夜晚总是那么清朗宁静；写月亮的时候很多，可自然景物并不因其改变，朗朗月华在他们的想象中明如白昼。还有房屋内部也精致、宜人得一如他们的绘画。例如，‘我听见可爱姑娘们的笑声，随即看见她们坐在纤巧的藤椅里’。这情景立刻让人觉得美不胜收，因为藤椅必然使你联想到轻巧、纤细这些词。而且故事里随时穿插着无数典故，援引起来恰似一些格言。例如讲到一位姑娘的双脚是如此轻盈、纤小，她就是站在花上，花也不会折掉。又讲一个青年男子，德行和才学都很出众，所以三十岁时便获得了和皇帝谈话的恩宠。还讲到一对情侣，双方长期交往却洁身自好，一次不得已在同一间房里过夜，仍旧只是以交谈打发时光，谁也不曾碰一下谁。类似的无数典故，全都着眼于伦常与德行。然而正是这凡事都严格节制，使中华帝国得以历数千年而不衰，而且还会这样继续维持下去。[65]
“与这部中国小说形成极有趣对比的，我看是贝朗瑞的诗歌，”歌德继续说，“他的那些诗全以不道德的、淫秽的素材为基础，如果不是因出自贝朗瑞这样一位大天才笔下而尚可忍受，不，甚至显得优雅的话，那将令我极度地反感。你可自己说说看，中国诗人写的内容如此绝对符合道德，法兰西当代诗坛首领却正好相反，这难道不有意思极了吗？”
“一位像贝朗瑞似的天才，”我应道，“也许根本写不了符合道德的题材呐。”
“你说得有道理，”歌德回答，“正是通过揭示这个时代的反常现象，贝朗瑞显示和发挥了自己天性之所长。”
“不过这部中国小说，”我讲，“也许是他们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吧？”
“才不是哩，”歌德回答，“他们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小说，而且早在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莽莽森林里时，就已经有了。
“我越来越认为，”歌德继续说，“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创造出来。一个诗人可能比另一个诗人写得好一点，浮在水面上的时间也长一点，如此而已。因此马提森[66]先生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他是诗人，我也不得以为，只有我是诗人，而是每个人都该告诉自己，写诗的天赋并非什么稀罕物儿，没谁因为写了一首好诗，就有特别的理由感到自负。显而易见，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自身狭隘的圈子，张望张望外面的世界，那就太容易故步自封，盲目自满了。因此我经常喜欢环视其他民族的情况，并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一国一民的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但是，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重视还不应止于某一特定的文学，唯视其为杰出典范。我们不应该想，只有中国文学杰出，或者只有塞尔维亚文学，或者只有卡尔德隆，或者只有《尼伯龙根之歌》[67]杰出；而应该回到古希腊人那儿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典范，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始终塑造的是美好的人。其他文学都只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好的东西只要有用，就必须借鉴。”
我很高兴，听歌德就一个重要话题一口气谈了这么多。……
1827年4月11日，星期三
（歌德的同时代作家；地球的呼与吸；鲁本斯的风景画；莱辛、席勒与康德）
中午一点左右去歌德家，他邀请我午饭前乘车出去转一转。我们驶上通往艾尔福特的大路。天气晴好，大路两旁绿油油的麦地悦人眼目；歌德似乎感觉如同早春的季节一样欢快、年轻，只是谈吐仍富有长者的智慧。……
“近些天我读了一本极有趣的书，”歌德说，“就是《雅可比[68]与友人通信录》。这本书有意思极了，你一定得看看，不为了从中学到什么，但可以窥见当时文化和文学的状况，而它通常是人们不甚了了的。人们只看见一些相当重要的人，却没发现丝毫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自我封闭，都埋头走自己的路，全然不关心其他人的努力奋斗。他们在我看来就像一个个台球弹子，在绿呢的台面上盲目奔来窜去，彼此不相闻问，即使偶尔碰在一起，也只会马上离得更远。”
我被这准确的比喻逗得笑了起来。我打听通信的是些什么人，歌德叫出了他们的名字，同时对每一个人特别点评了几句。
“雅可比原本是个天生的外交官，身材修长，相貌英俊，气质高雅，派出国当个使节再合适不过。但要成为诗人和哲学家，他都缺乏点儿什么。
“他跟我的关系挺特别。他喜欢我这个人，却不同情或者说甚至不赞成我的追求。因此就需要友谊，来将我俩聚合在一起。相反，我跟席勒的关系就简单，志同道合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除此不再需要所谓的什么友谊。”
我问通信中是否也出现了莱辛。
“没有，”歌德回答，“但有赫尔德和维兰特[69]。但赫尔德不喜欢这种关系，他高高在上，日子一长对这种空虚的友谊就会产生反感；哈曼[70]也是如此，对这些人也总是居高临下。
“在这些信中，维兰特也一如既往地自在轻松。如鱼得水，不拘于任何定见，却又灵活得能听取任何人的意见。他就好比随风倒的绿苇，只不过自己的小根儿却永远扎得很牢。
“我跟维兰特的私交一直很好，特别是早年，他只属于我一个人。他的那些短篇小说，都是在我的推动下写成的。可等到赫尔德一来魏玛，他就背弃了我；赫尔德从我身边夺走了他，这位老哥的个人魅力实在太大啦。”
马车开始掉过头往回走时，我们看见东边有许多雨云在聚集。
“看这些云的样子，”我说，“随时都有可能下雨啦。要是气压表再往上升，它们还有可能散去吗？”
“会的，”歌德回答，“这些云马上会从上边被扯碎，就像捻纱杆上的棉条一样。你瞧，我多么相信气压表。是的，我经常讲，我一直认为：在彼得堡发大水的那天夜里，要是气压表上升了，就不会有波涛而至，大水汹涌啦。
“我儿子相信月亮对天气有影响，你可能也相信，我呢不以此为怪，月亮看上去是多么大的一个星球啊，怎么能讲它不会对我们地球产生剧烈的影响呢？可是天气的变化，气压表的上升或下降，都与月圆月缺无关，纯粹是地球本身的事。
“我想象大气环绕着的地球犹如一个大的生命体，它永远在不停地吸气和呼气。地球一吸气，就会把大气层引向自身，使其贴近地球表面，汇集成云和雨。这样的状态我称之为‘迎水现象’，它要是维持太久，就会把地球淹死。地球当然不允许这事发生，于是又呼气，让水蒸气向上逃逸，在广袤的太空中分散开来，变得稀薄到不只能透过灿烂的阳光，甚至使永远黑沉沉的无边宇宙也露出了鲜亮的蔚蓝。大气层的这种状态我称之为‘拒水现象’。要知道，正如情况相反时不只天上会大量降雨，地面的湿气也不肯蒸发和干掉，那么，在出现‘拒水现象’的情况下，不只天上不会降水，地上的湿气本身也将飞上天空，结果即使没有日照，时间一超过限度，大地也面临干旱成灾的威胁。”
歌德就如此这般地阐明这个重大问题，我则十分专注地聆听着他。
“事情非常简单，”他继续说，“我紧紧抓住那个单纯而贯穿始终的现象，不受个别偏离正常的特殊情况迷惑。气压高，无雨，东风；气压低，有雨，西风，这是我坚信的主要规律。即使偶尔在高气压和刮东风时却水雾弥漫，或者刮西风却气爽天蓝，也不会使我心烦意乱，动摇我对主要规律的信念，而只是让我看出，有一些我们还不能立刻搞清楚的其他影响存在。
“我想告诉你一个你最好毕生坚守的道理。在自然界存在着可知和不可知。搞清这个区别，好好记住它，并且尊重它。仅仅知道这一点，对我们就已经有好处，尽管要看清可知何处终止，不可知始于何处，是非常艰难的事。一个对此无知的人，也许会终生去苦苦追求不可知，结果永远却没法接近真理。相反，一个懂得这个区分的聪明人，会坚持追寻可知的事物，在可知的领域里全面探索，巩固扩展其已知，沿着这条路往前走，甚至可能在不可知的领域里也收获点什么。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得承认，对某些事物只能了解到一定的程度，大自然总在自己背后藏着些疑问，要探究它们已非人力之所及。”
说话间马车已经驶回城里。谈话转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只是我心里还久久回味着那些高深的道理。
我们回来得早了些，还不能马上吃饭，于是歌德先给我看了一幅鲁本斯的风景画——一幅夏日的黄昏。前景的左方看得见一些农夫干完了活儿正回家去；画的中央有一群绵羊跟在牧人身后走向村子；右方靠后一点停着辆运草的大车，一些农民正往车上装干草；旁边有几匹卸了套的马儿在啃草吃；再旁边一些的草地上和小树林中，三三两两地放牧着一些带着自己小马驹的牝马，看来它们夜里仍然会待在野地里。不同形状的村落和一座城市组成背景中明亮的地平线，在画面上，动和静都得到了极为优美的表现。
这幅画整体布局彼此照应，显得如此真实，一个个细节更描绘得惟妙惟肖，叫我不禁表示：鲁本斯的这幅画简直就是照着自然抄下来的。
“才不呐，”歌德说，“这样完美的一幅图画，在自然界永远看不见；这样的构图只能出自画家富有诗人灵气的胸臆。不过伟大的鲁本斯的确记忆力非凡，整个自然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一个个细节随时听候他的调遣，所以我们相信一切都是自然纯粹的复制。而今再也没人画这样的风景画啦，这样体验和观察自然的方式已完全消失，我们的画家都缺少诗意。”
……
吃完晚饭，歌德领我到下边的花园里，继续我们的谈话。
“莱辛有个特点值得注意，”我说，“就是他在他的理论著作，比如说《拉奥孔》里边，从来都不直奔结论，而总是先要领着我们绕来绕去地走完那条论证、反论证和怀疑的哲学长路，最后才让我们得到一种明确的认识。我们与其说获得了能启迪我们思维、激发我们创造的卓越见解和伟大真理，不如说看见了那个思考和寻觅的过程。”
“你讲得很对，”歌德应道，“据说莱辛也曾说过，就算上帝把真理交到他手里，他也会拒收这份礼物，而宁可自己去寻找真理。……
“莱辛秉着自己好论战的天性，最喜欢待在矛盾和怀疑的领域内；辨别事理乃他之所长，因为他天生有一个聪明绝顶的好脑子。至于我自己，你的看法会截然不同；我从不探讨矛盾，怀疑也总在自己内心消解掉，说出来的都只是已经获得的结论。”
我问歌德，新近的哲学家他认为哪一个最杰出。
“康德呗，毫无疑问，”他回答，“他也是那位事实证明其学说能传之久远的哲学家，其影响已经深深渗透到我们的德国文化里。他也影响了你，尽管你不曾读过他。现在你不再需要他了，因为你已拥有他能够给你的东西。将来你如果还想读点他的著作，那我就建议你读他的《判断力批判》，这部书谈论辩的部分很精彩，谈文学马马虎虎，谈造型艺术欠缺明显。”
“阁下您跟康德有过私交吗？”我问。
“没有，”歌德回答，“康德从来不曾注意我，尽管生性使然，我走的是一条类似于他的路。在完全不知道康德的情况下，我写成了《植物形变论》，它完全符合他的学说。例如区分主体与客体，还有视任何造物都因自身而存在的观点，例如软木之生长并不因为我们要用它做瓶塞：在这点上康德与我一致，我很高兴与他殊途同归。后来我写了《实验论》[71]，它可视为是对主体与客体的评说，是两者之间的中介。
“席勒总是叫我别研究康德哲学，总讲康德不会给我任何东西。他自己呢，却研究得很起劲。我也研究康德，而且不无收获。”
……
1827年4月18日，星期三
（美与自然以及艺术家与自然的双重关系）
晚饭前陪歌德乘车在通往艾尔福特的大道上跑了一段。途中遇见各式各样载货去莱比锡博览会的车辆，还有成队的马匹，其中颇有几匹漂亮驹子。
“我忍不住要笑那些美学家，”歌德说，“他们自讨苦吃，硬想用几个抽象的词儿来定义我们所谓的‘美’，定义这个无以言表的概念。美是一种本原现象，尽管本身从不现形，却可见地反映在创造精神的千万种表现中，那么形形色色，那么千姿百态，就像自然本身一样。”
“我常听人讲，”我接过话头，“大自然总是美的，它令艺术家绝望，因为他们很难创造同样的美。”
“我很清楚，”歌德回答，“自然常常展现出一种非人所能及的魅力；不过我根本不以为，自然的所有表现形态都是美的。自然的本性固然总是好的，但能让其得到充分显现的相关条件却不尽然是好的。
“例如橡树是可以长得很美的。可是需要多少有利的情况遇合在一起，自然才可能让一株橡树茁壮成长啊。一株橡树要是长在密林中间，四周让一些高大的树包围着，那它势必将一个劲儿向上生长，去自由地吸取空气和阳光。向周围只会长出少许细弱的枝丫，年深月久，连这些旁枝也会枯萎和断掉。可是当橡树终于长到树梢在上边感到自由的高度，它便会静静地开始向四周伸展，形成一个树冠。然而到这个阶段树龄的中年已过，多年的往上生长已耗去它最旺盛的精力，眼下拼命想往横里长将不会再取得成功。长到最后，立在那里的只是一株主干细瘦的树，高大固然高大，树干和树冠之间却不成比例，这株橡树事实上也就不美啦。
“反之，橡树要是长在潮湿的沼泽地里，土壤极其肥沃，那它只要有适当的空间，又会早早地向周围长出繁密的枝枝丫丫；可是由于缺少抗衡和限制其生长的力量，就长不出疖疤嶙峋、执傲挺拔的树形来，远看像一棵柔弱的菩提树，还是不美，至少没有橡树的美。
“最后，如果橡树长在山坡上，含石质的土壤十分贫瘠，那它会长出太多的疖疤和枝杈，却缺少充分发育生长的能力，会早早地枯萎、凋零，也就永远不能让人面对它发出感慨：这橡树体内蕴藏着一股令人惊讶的力量。”
听到这样的高论我很高兴，便说：
“我曾经见过一些很美的橡树，那是多年以前，在我几次从哥廷根出发去威悉河河谷地区的短暂旅途中。在霍克斯特地区的索林山区，我发现它们特别地挺拔粗壮。”
“沙质的或者含沙的土壤，”歌德继续说，“可以让它往四面八方伸展粗壮的根须，看来最宜于橡树生长。然后还要一个有足够空间的生长点，让它能从四面八方受到光线、日照以及雨和风的影响。舒舒服服地避开了风和雨，对它的生长一点儿没好处；要与风霜雨雪作百年抗争，才能长得挺拔、健壮，我们面对着一株发育成熟的橡树，不由得会发出惊叹和赞美。”
“从您以上的描述，”我接过话头，“可不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造物只有达到其自然发育的顶峰，它才是美的？”
“没错，”歌德回答，“只不过先必须说清楚，你怎么理解这自然发育的顶峰。”
“我想说的是生长发育得有这样一个阶段，”我回答，“在这个阶段，这种或那种造物所特有的品质已得到了充分完满的展现。”
“你这么讲我毫无异议，”歌德应道，“特别是如果再补充一下：所谓特性的充分完满展现同时包含这么一层意思，即它不同肢体的构造都符合它们的自然定性，也就是说切实有用。
“例如一个已到结婚年龄的姑娘，其自然定性就是生养孩子和哺乳婴儿，骨盆不够宽大、乳房不够丰满就不美。然而过分宽大、丰满也不美，因为超出了有用的范围。
“刚才遇见的几匹马，我们之所以称它们美，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的体型符合赛马的要求吗？不只是它们步态的轻快、灵活、优雅，必定还有某些一位优秀的骑师或相马者才能说清楚的其他品质；对此我们旁人只会感到一般的印象罢了。”
“刚才我们还遇见几匹替布拉邦特的车夫拉货车的马，体格十分健壮，”我问，“这样的一匹辕马我们可不可以也称它美呢？”
“当然，”歌德回答，“为什么不可以？从这样一头个性鲜明，有着暴突的骨骼、筋腱和肌肉的牲畜身上，比在一匹个性平和、体态优雅的赛马身上，一位画家很可能会发现更加多姿多彩的美的表现哩。
“问题的关键总在于种要纯，”歌德继续说，“不能遭受人为的戕害。一匹剪短了尾巴和鬃毛的马，一只削平了耳朵的狗，一棵锯掉最强壮的枝干后修剪成了球形的树，尤其是一个从小就受束胸带摧残以致身体变了形的少女，所有这些都为有品位的人士所不屑，只能在俗人的美学教程里占据一席之地。”
如此聊着谈着已经回到了家，饭前我们在邸宅的花园里还转了转。天气非常美，春天的太阳已经开始发威，并在小树丛和篱笆上催生出各式各样的新叶和花蕾。歌德若有所思，似乎满心希望能够享受一个欢乐的夏季。
随后的晚餐桌上气氛热烈。小歌德读了父亲写的《海伦》一幕，谈起它来颇显示出一个天资聪敏者的卓见。对以古典精神写成的这个部分他显然非常喜欢，相反可以看出，对富有浪漫情调和歌剧风格的另外一半，他读起来却感觉没有生气。
“你基本上是对的，这篇作品是挺特别，”歌德说，“尽管不能讲，合理的都是美的；但美的总是合理的，或者至少应该是合理的。你之所以欣赏古典的部分，是因为它可以把握，是因为一个个片段你一目了然，你用你的理智能跟上我的理智。写第二部分尽管也耗费了许许多多的脑力和智慧，但却难懂，要想理解它，要想以自己的智慧发现作者的智慧，就非好好研读不可。”
随后，歌德说了许多赞许塔斯悌夫人诗作的话。这些天他正在读她的诗。
其他人走了，我也准备告辞，歌德却请我再待一会儿。他叫人取来一个画夹，里边装的是一些尼德兰大师的铜版画和蚀刻画。他说：
“我想再给你‘品尝’一点好东西，权当饭后甜品。”说着便把一幅鲁本斯的风景画摊在我的面前。“这幅画尽管你已经看过了，”他说，“但杰作你看多少遍也看不够，何况这里又是一件很特别的作品。告诉我吧，你看见了什么？”
“喏，”我回答，“如果从背景开始，我们看见最遥远的远方是一抹明亮的天空，就像太阳刚刚落山了似的。然后是远处夕照中的一个村落和一座城市。接着是画中央的一条路，路上有一群羊正急匆匆地回家去。画的右边，有大大小小的草垛和一辆大车，车上刚装满了干草。几匹已上了套的马在吃草。旁边远一点的树丛里，放牧着一些带着幼驹的牝马，看样子将留在野地里过夜。然后在靠前一些的近景中，耸立着几株大树；最后在左边的前景里，男男女女的农民正走回家去。”
“不错，”歌德说，“似乎就这些。不过还少了主要一点。我们在画上看见的所有这些东西：那一群绵羊，那装满草的大车，那几匹马，那些回家去的农民，他们全体是被哪个方向来的光线照着的呢？”
“照着他们的光线来自我们的对面，”我回答，“因此投了阴影在画中央。特别是前景中那些回家去的农民正好处在明亮的光线里，效果好极啦。”
“可是鲁本斯通过什么办法，取得这样好的效果呢？”
“他的办法是，”我回答，“让明亮的人物显现在暗黑的地面上。”
“可这暗黑的地面，”歌德继续追问，“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人物对面的一棵棵树投下的阴影。”我回答。——“可怎么搞的，”我惊讶地继续说，“人物的影子投向画的后方，树木的影子相反投向观赏画的人！——这一下不就有相反的两个光源了吗！这可是完全违反自然的啊！”
“问题恰恰在这里，”歌德回答，“正是在这一点上，鲁本斯证明了自己的伟大，显示出他凭借自由的精神凌驾于自然之上，能够为实现更高的目的驾驭自然。双重的光源确实是勉强，你尽可以讲它违反自然法则。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它高于自然，我还是要说，此乃大师的大胆手笔，他以此天才地揭示出：艺术并非总得屈从自然的必然规律，而是有其自身的法则。
“在细节方面，”歌德继续说，“艺术家当然必须忠实而虔诚地模仿自然，不能对一头动物的骨骼结构和经络、肌腱位置，做任何随意的改动，损害该动物固有的特性；因为这意味着消灭自然。但是在艺术创作的更高境界，也即在一幅画真正能成为画的境界，艺术家便有了发挥的自由；在这里他甚至可以进入幻想的王国，就跟鲁本斯在这幅风景画上用了双重光源一样。
“艺术家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要让别人理解他的作品，他必须以人世间的材料进行创作；但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让人世间的材料屈服于他更高的意图，服务于他这些意图。
“艺术家通过完整的东西向世界讲话；可这完整的东西在自然界找不到，而只是艺术家自身精神的产物，或者，你要是愿意，也可称其为由造物主哈口气哈出来的神奇结果。
“粗粗一看鲁本斯的这幅风景画，我们会觉得一切都如此自然，仿佛真是直接照着自然摹写下来的一样。其实不然，这样一幅美景在自然界是永远见不到的……”
1827年7月5日，星期日
（拜伦的天才和癖好；《海伦》的结尾和艺术虚构）
……
“我们德国的美学家经常谈论题材有诗意还是没诗意，”歌德说，“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尽管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归根到底，只要诗人自己能正确处理，就没有任何现实的题材不富有诗意。”
“完全正确！”我应道，“我希望，这一观点能成为大家的座右铭。”
随后谈到拜伦的诗剧《福斯卡里父子》，我认为，拜伦塑造了一些十分杰出的女性。
“他塑造的女性确实不错，”歌德说，“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她们也是唯一剩下来供我们灌注自己理想的容器。对男人已经一筹莫展，在阿喀琉斯这位最勇敢的战士和尤里西斯这位最聪明的智者身上，荷马已经穷尽男人的所有优秀品格。”
“另外，”我接着说，“《福斯卡里父子》自始至终都有对酷刑的描写，颇有些令人恐怖，真难理解为了写这部诗剧，拜伦的内心竟能长时间忍受这样的折磨。”
“这完全是拜伦的气质使然，”歌德道，“他一直有自虐倾向，因此特别爱写这类题材，你看看他所有的作品吧，几乎没有一部内容是轻松愉快的。不过《福斯卡里父子》的艺术手法同样值得称赞，是不是？”
“非常出色喽，”我回答，“一字一句都铿锵有力，都意味深长，都直奔主题，正如迄今为止，我在拜伦的诗里还未发现过一行败笔。我总是看见他正从海浪中冲出来，那么神清气爽，那么充满原始的创造力。”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说，“情况正是如此。”
“读他越多，我越钦佩他的伟大天才，”我继续说，“您做得很对，在《海伦》那一幕为他竖立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除了拜伦，”歌德说，“我再找不到其他任何人来做近代文学的代表啦；他毫无疑问应被视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再说，拜伦既非古典，也非浪漫，而是眼前的今日本身。我必需的正是这样一个诗人。还有他永不满足的天性和导致他在密梭隆基毁灭的好斗倾向，[72]也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写一篇论文来纪念拜伦既不可取也不痛快；相反，时不时地对他表示一下敬意，在这里那里顺便提一提他，这样的做法我今后也不会放弃。”
既然已经提到《海伦》，歌德索性就继续谈下去。他说：
“我原本设想的结尾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曾有过各式各样的设计，其中有一个已经很不错；只是现在我不想再泄露给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便有了拜伦爵士和密梭隆基，[73]于是其他所有设想都放弃了。你肯定发觉了吧，合唱队在唱挽歌时完全变了调；在此之前是彻底的古典风格，或者说从不隐讳自己的女性气质，一到挽歌却突然严肃、深沉起来了，所唱的内容更是她们从来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
“不错，”我回答，“我是发觉了；不过，自从我观赏了鲁本斯有双重阴影的风景画，自从我脑子里形成了虚构这个概念，对这类的手法就不再感到困惑了。这样的小矛盾既然能提高审美效果，就没什么好挑剔的。挽歌照样得唱，既然没有别的合唱队，就只好由姑娘们唱啦。”
“任由德国的评论家们发些什么令我惊讶的高论吧，”歌德笑道，“我怀疑他们有足够的自由精神和勇气能对此忽略不计。理性之于法国人犹如路上的绊脚石；他们想不到幻想自有其规律，这些规律不可能也不应该受到理性的干预。即使通过幻想产生的事物在理性眼里永远都成问题，幻想也不必太当回事。这就是诗歌有别于散文的地方；散文总是由理性当家，也乐意和应该让理性当家。”
我庆幸能聆听这至理之言，并把它铭记在心。随后我起身告辞，因为已快晚上十点。我们促膝交谈，一直没点蜡烛，夏夜的明月越过北边的埃特尔斯山，给我们送来了亮光。
1827年7月9日，星期一晚上
（法国人的婉转优雅和歌德的自由观）
我去歌德家，发现他正一个人在观赏以施托士[74]收藏室的藏品做母本的石膏复制品。他告诉我：
“柏林的人很友好，把他们的全部收藏寄来给我观赏。这些漂亮东西我大部分都见过，不过这些却按照温克尔曼确定的顺序编排得有条不紊，很便于观察和学习；同时我还使用他写的说明，一旦最近没有把握，就参考他的意见。”
我俩没谈多久，缪勒首相就走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他给我们讲了一些报纸新闻，提到动物园有一个看守，这老兄想吃狮子肉就把一头狮子杀了，然后给自己煮了一大块精肉。
“我真奇怪，”歌德听了说，“他怎么不杀一只猴子，猴子肉看上去可要细嫩可口得多。”
我们谈论野兽形象的丑陋，认为越是像人的动物，样子看上去越令人心里不舒服。
“我不理解，”缪勒首相说，“国君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动物在他们身边，不，也许国君们喜欢它们呐。”
“国君们叫那些讨厌的人折腾够了，”歌德说，“所以拿那些讨厌的动物来调剂一下心情，以毒攻毒呗。我们其他人理所当然地讨厌猴子和鹦鹉的叫声，因为我们看见它们待在了原本不该它们待的地方。设若我们骑着大象走在棕榈树下，在那样的情境中，我们就会觉得猴子和鹦鹉的存在理所当然，是的，也许甚至还会觉得它们的模样逗人喜爱哩。可我已经说过了，国君们有理由以毒攻毒，用更讨厌的东西驱逐讨厌的东西。”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首诗，”我接过话头，“您本人也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人们要是愿意变成野兽，
那就尽管把畜牲领进门，
野兽慢慢不再令人讨厌，
咱们毕竟都是亚当子孙。
歌德听得笑了，说：
“是的，确实是这样。一种粗鄙只能用另一种更加厉害的粗鄙驱赶走。我回忆起了早年的一段往事，那时候在贵族中确实还不时能碰见几个粗野得够呛的人，记得在一次优雅的聚会上，一位富有的贵族竟当着女士们的面满嘴脏话，搞得不想听他大放厥词的同席宾客很不舒服，很是恼火。对他这种人，好言相劝起不到任何作用。于是坐在对面的一位先生采取了相反的手段，也放开嗓门儿吼了他一声粗话，把大家包括那个粗鲁家伙全都吓了一跳，他感觉被憋了气儿，从此没再开口。席间的谈话转而优雅愉快，令在座诸君无不高兴；大伙儿心里明白，全靠那位行事果断的先生勇敢地扭转了局面，因此暗暗对他感激不尽。”
大伙儿拿这好笑的逸事开心了一阵子，然后缪勒首相就谈起巴黎的反对派和政府之间的争斗来。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背诵出了一篇强有力的演说——一位勇敢无畏的民主党人在法庭上面对政府部长们为自己做的辩护。我们抓住机会，再一次对首相惊人的记忆力表示钦佩。歌德和缪勒首相就上述事件，特别是对限制新闻自由的立法问题，交谈和争论了很久。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话题，在争论过程中，歌德始终表现得像一位温文尔雅的贵族，他的朋友则一如既往地坚定站在民众一边。
“我压根儿不替法国人担心，”歌德说，“他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精神绝不可能再被压制。带限制性的法律只会起好作用，何况限制又不涉及任何根本性的东西，而只针对某些人。不着边际地反对一切，将乏味而无意义。限制却会迫使反对派变得聪明起来，这可太好啦。要是谁绝对正确，那他直率而粗鲁地发表意见尚可原谅。然而一派并非绝对正确，因为只是一派嘛，那么采用法国人历来擅长的婉转方式便更好些。我对自己的用人直截了当地讲：‘汉斯，帮我把靴子脱了！’他想得通。可要是面对一位朋友，我希望他帮我办这件事，我就不能这么直通通地讲出来，而必须以婉转而友善的方式打动他，使他心甘情愿替我效这个劳。强制能振奋精神，归根到底，我已说过了，对自由的限制我看甚至还可取哩。法国民族一直享有聪明机智的美誉，也配继续被视为这样一个民族。咱们德国人却喜欢有意见都直通通地讲出来，在婉转优雅方面还欠火候喽。
“巴黎的那些党派也许会比现在更伟大，”歌德继续说，“如果它们更加自由和自由主义一些，彼此之间更加尊重一些。他们有比英国人更高的世界历史眼光；英国人的议会只为对立的党派提供角力场，结果它们相互削弱，个别人纵有真知灼见也难成气候，肯宁这位伟大政治家所遭遇的刁难掣肘就是显著的例子。”
我们起身告辞，歌德却精神抖擞，谈兴不减，于是站着继续聊了一会儿。然后他才亲切地送别我们，我呢，则陪着首相返回他的府邸。那天晚上夜色很美，我们边走边聊，谈了许多歌德的事情。我们特别津津乐道他那句“不着边际地反对一切，将乏味而无意义”。
1827年10月18日，星期四
（与黑格尔讨论辩证法）
黑格尔[75]到魏玛来了。歌德很器重他，尽管由其哲学滋生的一些果实并不合歌德的口味。为了欢迎黑格尔，今晚歌德举行了一个茶会；策尔特也出席了，可他当晚就打算离开魏玛。
谈话很多都涉及哈曼，特别是黑格尔讲话的时候。对这位才智非凡的哲学家他见解精辟，非经过极其严谨、深入的钻研者所不能为。
随后话题转到了辩证法的本质。黑格尔说：
“归根到底，它不过是一种原本人人都有的矛盾意识，辩证法只是使其规律化并变为方法论罢了；它的巨大作用在于分辨真伪。”
“只希望这一思辨的艺术和技巧别经常遭滥用，”歌德插进来说，“要那样将是非混淆，黑白颠倒！”
“确实有这样的事，”黑格尔回答，“但只发生在那些精神有毛病的人身上。”
“如此说我就要称赞自己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啦，”歌德应道，“因为它能防止这种疾病！须知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始终是与无限的、永恒的真理打交道；任何一个在观察和处理其研究对象时不绝对诚实、纯洁的人，立刻会被真理判为不合格而抛弃。我还相信某些有辩证癖好的人，没准儿会通过研究自然获得有效的治疗。”
我们还谈得正高兴，策尔特却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出去了。我们清楚，要离开歌德他心里难受，所以选择这一缓和的方式，以避免那令人心碎的一刻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