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
1828年
1828年3月11日，星期二
（天才与创造力；精神与体魄；重用青年才俊）
今天晚饭后我在歌德面前又显得有些拘束和闷闷不乐，[76]使得他不耐烦起来，以致忍不住冲我讥讽地笑笑，并且嘲讽了我两句：
“瞧瞧你成了山迪第二，成了那位著名的特里斯特拉姆的父亲喽。[77]他老人家为一扇嘎嘎叫的房门烦恼了半辈子，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滴上几滴油，消除这日复一日的不快。
“可是咱们全都这德行！是郁郁寡欢还是精神爽朗，造就了人的不同命运！我们好像就得被灵魔每天牵着走路，告诉和驱使我们做这做那。而一旦这守护神离开了我们，我们便四肢无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拿破仑啊真是个好样儿的！始终精神爽朗，始终清醒果断，时时刻刻都精力充沛，能够立马去成就自己认为有利和必要的事情。他的一生就像个半神，总是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说到他完全可以讲，他始终处于精神爽朗状态；正因此他的一生才如此光辉，可称举世前无古人，也许后也不会有来者。
“是啊是啊，我的朋友，拿破仑真是条好汉，咱们确实无法步其后尘！”
歌德在房中踱来踱去。我坐到餐桌边，桌子尽管已经收拾过了，却还剩有一些葡萄酒，以及糕点和水果。
歌德给我斟了一杯酒，要我享用一点糕点和水果。他说：
“今天中午请你你不肯来，现在喝一杯我好朋友送的酒，对你会大有益处！”
这样的好事我求之不得。在我吃喝的时候歌德仍踱来踱去，一边还兴奋地嘟嘟囔囔，不时从嘴里吐出一些听不明白的字句。
我脑子里仍然回响着他刚才说的关于拿破仑的话，想把话题重新引回到这上面来。我开口道：
“不过我觉得，拿破仑是年轻力壮时才始终处于精神爽朗的状态，当时他身边仿佛有神灵护佑，幸运也一直伴随着他。可是到了晚年，他似乎不再精神爽朗，他的幸运之星和守护神也离开他了。”
“那有什么办法！”歌德回答，“我也不是写不出第二部《塞森海姆之歌》[78]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来了吗？非凡事物的出现得靠神的启示；而这种启示总与创造力旺盛的青春期连在一起，就说拿破仑吧，他就是一位迄今为止最富创造力的人。
“是啊是啊，我的朋友，富有创造力不意味着都得作诗写剧本，也有一种行事作为的创造力，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创造力还更加重要。——甚至医生也必须富有创造力，如果他真想治病救人；否则他只会时不时地偶尔得手，整个而言仅仅能当个庸医。”
“看来您这儿所谓的创造力，”我接过话头，“就是人们平常说的天才。”
“两者的确也挺接近，”歌德回答，“因为天才并非有别的什么，仅仅是多了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的业绩能大大方方地展示在上帝和自然面前，并因此产生影响，传诸久远。莫扎特的所有作品都具有这种品质，它们蕴藏着一种能一代一代往下传的生殖能力，一时半会儿不会枯竭和耗尽。其他大作曲家大艺术家亦然。斐底阿斯和拉斐尔不是影响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吗？丢勒和荷尔拜因不也影响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吗？[79]那位发明了古德意志建筑艺术的形式和比例关系，从而使后世才有可能建造斯塔拉斯堡大教堂和科隆大教堂的无名氏，也是一位天才，因为他的思想保持了长久的创造力，至今影响犹存。[80]路德是位意义非凡的天才，他已加惠了我们很长时间，在未来许多世纪后的哪年哪月他才会丧失影响力，目前尚无法预见。莱辛拒绝接受天才这个崇高称号，不过他对后世恒久的影响力证明他错了。与莱辛相反，我们看见文学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尽管声名显赫，在世时也被奉为大天才，可人一死影响也就完了，就是说远非他们自己和另一些人想象的什么天才。因为如我上面说过的，没有一位天才不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而且这完全不受一个人从事的艺术门类以及职业、行当的影响：标准永远只有一个。一位天才既可以是自然科学界的奥肯[81]和洪堡，也可以是军事和政治领域里的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和拿破仑，还可以像贝朗瑞那样是一个诗人；所有人全一个样，问题只在他们的思想、发现、业绩要具有生命力，能长时间地存活下去。
“然后我还必须说明：一个人是否有创造力的标志，不是他作品和业绩的数量。我们文学界有这样一些诗人，他们一部接一部地出版诗集。可按照我的标准这些人压根儿没有创造力，因为他们写的诗缺少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与此相反，哥尔斯密写的诗数量微不足道，但我却必须称他为一位极富创造力的诗人，这样做的原因无他，就因为他写的少量诗篇蕴藏着必然是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谈话暂时停了下来，歌德继续在房里踱来踱去。关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巴不得听他再讲些什么，于是就设法重新逗引起歌德的谈兴。
“这种天才的创造力，”我提起话头，“是仅仅寓于一位杰出人物的精神中呢，还是也存在于他的身体里？”
“身体对此至少有极大的影响，”歌德回答，“尽管曾经有一个时期，天才在德国总被想象成一个矮小、虚弱甚至驼背的人；可我所赞颂的天才，却应该有相应的体魄。
“人们常讲拿破仑是一位花岗岩做成的人，这也主要就他的身体而言。他什么没有经受过，什么经受不起啊！从叙利亚大漠的灼热沙海到莫斯科城外的冰雪莽原，这中间还经历了无数次的长途行军、浴血征战和夜晚露宿！有什么样的疲乏劳苦和饥寒匮乏他不曾忍受过啊！缺少睡眠，缺少给养，而且精神总是极度亢奋！在紧张、兴奋得可怕的雾月十八日深夜，他尽管一整天已没吃任何东西，却仍不考虑是否先增强增强体力，而是感觉自己精力充沛，连夜动笔草拟了那份著名的《告法兰西人民书》[82]。
——仔细回顾此人所做过和经受过的一切，你一定会想，他在四十岁时该已体无完肤了吧；可他到了这个年纪，仍旧英气勃勃地挺立在那里。
“不过你也完全对，他一生事业的真正闪光点的确在他的青年时代。也真不简单喽，出身底层，在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崭露头角，二十七岁便成为受三千万民众顶礼膜拜的偶像！是的是的，我的朋友，欲成就大业，确实必须趁着年轻。而且拿破仑并非唯一的范例啊。
……
“历史上出现过成百上千的才俊之士，年纪轻轻就要么在朝廷要么在疆场上声名远播，建立了赫赫功业。我要当上了国君，”歌德兴致勃勃地继续说，“就绝不会把自己最重要的职位给那些仅凭出身和资历一步步爬上来的人，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已经习惯慢吞吞地走老路，自然干不出多少像样的事情。我喜欢用年轻人——但必须富有潜力，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同时还要胸怀大志，品性高尚。如此一来，治理国家和领导人民，就不啻为一种乐趣！可哪儿有这样一位国君，他乐于这么做，又得到了充分的辅佐呢！
“我对当今普鲁士王太子[83]寄予厚望。据我所知与所闻，他是个非常杰出的人；而这又是识别与选用同样的杰出人才的必备条件。因为不管怎么讲，确实只能是惺惺相惜。只有一位本身有着伟大才能的君主，才会慧眼识珠，在其臣仆中发现英才并委以重任。‘给人才开路’是拿破仑的名言；拿破仑确实有自己的用人之道，他让每一个特殊人才都适得其所，发挥所长，自己一生的所有伟大事业也便得到了很好的辅佐；其他君主却没谁能与他相比。”
……
歌德说：
“在我一生中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每天我能要求自己写一个印张的文稿，而且写得轻松愉快。我写剧本《姐妹俩》只用了三天，写《克拉维歌》，你知道，只用了八天。现在就不好再这样要求啦；可尽管如此，我即使到了高龄，仍一点不能抱怨自己身上缺少创造力。只不过呢，某些我在年轻时每天都能办到，任何情况下都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却只能是周期性地、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才办成功啦。例如十至十二年前，在解放战争之后的那个幸福时期，我完全沉醉在了《西东合集》的那些诗篇中，真是干劲十足，经常是每天创作出两三首诗；在野地上也罢，在马车中也罢，在旅舍里也罢，全都无所谓。现在可好，写《浮士德》第二部我只能在一大早的几个钟头，也就是刚睡醒了感觉神清气爽，还未让平庸日子的丑陋嘴脸惹得心烦意乱的时候。而且，能完成的又是多少呢？充其量只能写一页，通常却只能写半页左右，没有兴致时常常还更少。”
“一般说来，”我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激发起创作情绪，在创作情绪不高时提高它呢？”
“这个问题极有意思，”歌德回答，“就此可以有见仁见智的想法和说法。
“任何最高级的创造力，任何重大的发现、发明，任何能结出果实和产生影响的思想，都不在任何人的掌握之中，而是超乎所有尘世力量之上。凡此种种，人只能看作是不期而遇的上天赐予，看作是纯粹的上帝的孩子，只能怀着感恩的喜悦去迎接他们，敬奉他们。这近似于灵魔的情况，它无比强大，想把人怎么样就怎么样，人无意识地受其摆布，却相信在自主行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常常只能被视为某种更高的主宰世界之力的工具，被视为一只用来承受神的影响的上好容器。——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想到经常是仅仅一个思想可以改变整整几个世纪的面貌，还有一些个别人的作为，如何给自己的时代打上烙印，让其在后世清晰可辨，并且继续造福一代又一代人。
“可在此之后还有另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已经容易受尘世的影响，也已经更多地为人所掌握，尽管在此他仍发现有理由对某些神的影响表示敬畏。完成某个计划所必需的所有手段，一个终点已然明朗的思想链条的所有中间环节，一件艺术杰作的可见形态的所有组成部分——我统统归之于创造力的这一范畴之内。
“例如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最初灵感，就纯粹是上天的赐予：此时全剧的精神不期然地闪现在他的心间，他兴奋得一下子看清了一幕幕场景、一个个人物以及全局的结尾；对此他本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尽管能发现这个赐予永远以有他莎士比亚一样的头脑为前提。——至于随后一幕一幕的情节展开和人物之间的对话， 就全在他的掌握中了，以致时时刻刻可以写，每天可以写，一连写了好几周，完全做到了随心所欲。而且读他写的所有作品，我们都发现同样的创造力；在他所有的剧本中，我们从来没碰见这样的段落，让人可以讲他写作时情绪不佳，没有充分体现他的功力。每当我们读莎士比亚，所获得的印象总是此人的精神与身体都绝对健康有力，始终健康有力。
“相反，设若一位剧作家的体魄没有这么结实健壮，或者甚至经常体弱多病，那他日复一日地写作所必需的创造力肯定也会经常陷于停滞，有时甚至会一连许多天完全没有创造力。这时也许他想通过汲取精神营养来弥补创造力的缺失与不足，就算有作用吧，但如此这般地在一定意义上是硬逼出来的部分，总会让人发现明显的瑕疵。
“因此我建议什么也别硬逼出来；在所有缺少创造力的日子和时刻，与其如此，不如干脆睡大觉或者闲荡，免得日后对硬逼出来的玩意儿感觉不快。”
“您讲的情况，”我应道，“我本人也经常碰见并有所体会，道理肯定完全正确。只是我似乎觉得，有人也可能用合乎自然的方式提高创作情绪，而不一定非得硬逼出来。我在一生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遇上复杂的事态总是举棋不定。可这时只要喝上几杯酒，我心中马上豁然开朗，明白了该怎么办，于是当机立断。处事果断该也算有创造力的表现吧，如果饮几杯酒能产生这一品格，这个办法似乎也不好完全唾弃。”
“我不想反驳你的意见，”歌德回答，“但我刚才说得也有道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理就好比一颗金刚石，光芒不只射向一个方面，而是射向许多方面。——再有，你很熟悉我的《西东合集》，该知道我在那里边自己就说过：
只有你喝得醉醺醺，
才知啥叫好事情……[84]
“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在酒里确实蕴藏着一些特别能促进创造的力量；只不过一切都取决于不同的情况和时间，一种对这个人有益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可能有害。此外，在宁静和睡眠中，也蕴藏着促进创造的力量；但运动同样能增强创造力。促进创造的力量还存在于水中，尤其是存在于大气里边。空气清新的旷野更是我们的天国，那儿仿佛有上帝的气息直接吹拂着人类，那儿仿佛有神的力量在产生影响。拜伦爵士每天都在野外度过几个小时，一会儿在海岸边纵马驰骋，一会儿在船上张帆划桨，一会儿在水中游泳锻炼体力，所以成了古往今来最富创造力的人物之一。”
1828年3月12日，星期三
（现代文化的病根在城市；英德两国青年成长对比；理论与实践）
“顺便讲一讲，我们老一辈欧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些恶劣，”歌德说，“我们的境况过分矫揉造作和复杂，我们的食物和生活方式失去了纯真自然，我们的社会交往没有真正的爱和善意。每个人的举止都彬彬有礼，却没谁有勇气表现出率直与真诚，这样一来，一个以自然的秉性和思想来为人处事的老实人处境就很艰难。人们常常宁愿生而为南海某一座小岛上的所谓野蛮人，只要哪怕仅仅能享受一次完全纯真的、没附加任何异味的人的生活就好。
“遇上心情抑郁的时候，更深入地思考思考我们时代的弊病，常常就叫人觉得好像世界末日快要到了。罪孽一代人一代人地越积越多！不只是我们承继了父辈的罪孽，我们还将它们加上自己的一份再遗传给自己的后代。”
“我常常也有类似的想法，”我接过话头，“不过一旦我看见一队德意志龙骑兵从面前策马驰过，想一想这些年轻小伙子有多么英俊、彪悍，我马上又感到欣慰，于是对自己说，从长远看，人类的情形还并非糟糕透顶呐。”
“我们的农村居民自然还一直保持着健康和力量，”歌德回答，“但愿他们不只能给我们提供彪悍的骑兵，还能防止我们彻底堕落和腐败。农村可以被视为一座宝库，沉沦的人类正不断地从中汲取和更新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你要去咱们的大城市看看，那你的心情就完全不同啦。要是你再到某个‘跛鬼二世’或者兼操副业的郎中的店铺旁去遛遛弯儿，他就会悄悄地给你讲一些个故事，叫你听了不禁对人性染上的恶疾心惊肉跳，对社会遭受的戕害不寒而栗。[85]
“不过还是抛开这些虚幻的想法吧。你怎么样？在干什么？今天过得如何？给我讲讲，让我换换脑子。”
“我在读斯特恩的小说，”我回答，“读到尤利克徜徉巴黎街头，并且感慨他所见的每十个人中竟有一个是侏儒。您刚才提到大城市的罪孽，我便想起这个情节。我还回忆起，在拿破仑时代见过一个法国步兵营，当兵的全是些巴黎城里的人，一个个都又瘦又小，弱不禁风，真不知拿他们去战场上干什么用。”
“惠灵顿公爵的高地苏格兰兵自然别有一番威风！”歌德应道。
“在滑铁卢战役之前一年我见过他们，”我接过话头，“那确实是些好汉！一个个身强力壮，英气勃勃，矫健敏捷，仿佛是上帝亲手造出来的。他们昂首阔步，轻松自如，裸露的腿脚迈动起来如此轻捷有力，好似身上全然没有背负原罪和父辈的罪孽。”
“那是个特殊情况，”歌德应道，“原因在种族遗传，在立足的土地，在自由的生存状态，在健康的教育——够啦，英国人总的来说比其他许多民族是要优越一些。——就瞧瞧咱们魏玛这里为数极少的英国人，显然不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吧；可又全都是些多么能干、多么漂亮的人物啊！——年纪轻轻，二十七岁就来到这里，身处德意志这个陌生的国度却一点不觉得陌生和拘束，相反，在社交场合举止言谈充满自信，随意大方，仿佛在哪儿都是主人，仿佛到处世界都属于他们。也正是这点赢得了咱们的太太们青睐，搅乱了咱们一位位千金小姐的芳心。身为一个德意志家庭的家长，自然希望家里人都平静无事，所以每当我儿媳妇宣告一位众所期盼的新来的年轻岛民即将光临舍下，我心中总不由得有些忐忑。我总已经想象到他临别时将洒下的眼泪。——真是些危险的年轻人啊，不过正因为危险，所以才高贵。”
“可是我并不认为，”我接过话头，“咱们魏玛的英国青年比其他人更加聪明，更富智慧，更有教养，心性更加高尚卓越。”
“关键不在这些方面，好朋友，”歌德回答，“也不在门第和财富。关键在他们有勇气让自己立身行事顺其自然。他们身上毫无矫揉造作、遮遮掩掩的气息，也不见敷衍马虎、乖僻别扭；不管怎么样吧，他们都是些完完整整的人。也有时完全是些傻子，这我心甘情愿地承认；不过，傻子仍旧是人，在自然的天平上毕竟还是有些分量。
“享有个人自由的幸福感，身为英国国民的自我意识，受到其他民族器重敬仰的自豪，对还是孩子的他们就有所裨益，使他们在家中和学校里都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享受到了比咱们德国人更加自由幸福地发展自我的可能。
“想了解德国的情况，我只需朝咱们魏玛的窗外瞅一瞅就够啦。——新近街上积了雪，邻居的孩子们想试着在外面玩一玩雪橇，可马上警察就来啦，可怜的小家伙们一见他立刻逃之夭夭。眼下春日的阳光又将他们引诱出了屋子，小伙伴儿们很想在家门前玩一玩儿游戏，可样子看上去仍然畏畏缩缩的，像是心中无数，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有一个警察跑来干涉他们。没有哪个孩子敢于甩响鞭，敢于放声高歌或者大呼小叫，否则立马有警察出来制止。为了让可爱的青年早早地变得驯顺，去掉他们身上一切自然的、独特的、野性的东西，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到头来只养成了一群庸人。
“你知道，我没有哪一天不接待一些途经此地的陌生来访者。可是如果我讲，我很高兴会见这些人，特别会见一些来自北方的年轻学者，那我肯定是在撒谎。——近视，苍白，凹胸，年轻而无青春气息：这就是他们大多数给我留下的印象。一旦谈起话来，我立刻发现我们这种人喜欢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统统庸俗而无意义；他们完完全全沉溺在观念里，感兴趣的只是那类最深奥的哲学思辨的问题。他们身上找不到一丝丝健全感官和感官之乐的影子，一切青春的感觉和青春的欲求都已从他们身上消失殆尽，而且是无可挽回地消失殆尽；要知道一个人二十岁时已不年轻，到了四十岁还能有什么指望。”
歌德叹了口气，不再作声。
我想到了十九世纪的幸福时光，其时歌德正青春年少；我仿佛吸吮着塞森海姆夏日的温暖气息，于是对他念了下面的诗句：
我们年轻的小伙儿和姑娘，
午后快乐地坐在一起乘凉。
“唉，”歌德叹道，“那时候自然很美好！——不过把它们忘了吧，免得回想起来，眼下晦暗的日子更叫人忍无可忍。”
“必须出现第二个救世主，”我说，“来改变我们这沉闷、难受和极度压抑的现状。”
“就算出现了救世主，”歌德回答，“人们也会再一次把他钉上十字架。我们压根儿用不着这么伟大的人物喽。只要能让德国人以英国人为榜样，少一些哲学头脑多一些实干能力，少一些理论多一些实践，那我们无须等待救世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生，就差不多已经得救啦。由下而上，有民众参与，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可以成就许多事情；自上而下，经过当政者及其臣僚们的努力，可以成就许多事情。
“因此，我不赞成要求正在求学的未来国家公仆，具备太多的知识和学问；这样做早早地毁了这些年轻人的精神和身体。接下来投身于实践，他们尽管掌握着大量的哲学和理论教条，可这些玩意儿在其有限的职业范围内根本派不上用场，结果必然一股脑儿给忘记掉。而另一方面，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却已经失去：例如精力旺盛的脑子和身体，一个人在实践中要想事业有成，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还有，一位国家公仆在生活中，在待人接物方面，不还需要爱和善意吗？——如果一个人自己都感觉不痛快，他又怎能对他人抱有善意和善待他人呢？
“可是所有人的心情都很糟糕！那些给拴在写字台边的学究和公务员，他们有三分之一身体都垮了，都患上了忧郁症。必须由上头采取措施，至少挽救一下年轻的一代，使其不要遭受同样的戕害。
“但愿吧，”歌德微笑着补充道，“但愿并且期待，一百年后我们的德国人会是另一个样子，不再是一些唯尚空谈的学究和哲学家，而成了真正健全的人。”
1828年10月11日，星期六
（卡莱尔评价歌德；歌德自称“我的作品不可能普及”）
上次提到的弗拉塞先生发行的《国外评论》这一期刊登了许多重要而有意思的文章，其中极有价值的是卡莱尔的一篇《论歌德》，我今天早上已经把它读了。中午我过去得稍微早一点，以便赶在其他客人到来之前与歌德聊聊这篇文章。
如我所愿，我发现他还是一个人在等待着来客。他今天穿着黑色的大礼服，佩戴着星形的勋章，我很喜欢看见他这样的穿戴；他今天看上去特别年轻、爽朗，我们立刻开始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歌德告诉我，卡莱尔谈他的文章，他同样在今天早上读过了，这样子，我们就能对外国人所做的努力，交换一些赞誉之辞。歌德说：
“发现苏格兰人的生性刻板，在卡莱尔身上变成了认真和严谨，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想想几年前爱丁堡人怎样批评我的作品，再对照着衡量一下卡莱尔为德国文学做出的贡献，那就看得很明白，这期间所取得的进步有多大啊。”
“我必须钦佩卡莱尔的首先是他的精神和人格，”我说，“这是他所奉行的路线的基础。他以提高自己民族的文化为重，因此在考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给自己的同胞时，较少过问作品表现了多少艺术才情，而更加重视作品的道德情操是否高尚。”
“是的，”歌德接过话头，“他据以行事的思想特别可贵。他是何等认真啊！他把我们德国人研究得多么透彻啊！他对我们的文学几乎比我们自己更在行；我们研究英国文学的努力，没法跟他相比。”
“他这篇评论激情似火，劲道十足，”我说，“由此可见，在英国还有许多偏见和阻力需要克服。特别是《威廉·迈斯特》，看样子让一些不怀好意的评论者和蹩脚译者给推到了一个不利的境地。跟这伙人相反，卡莱尔的表现却很出色。有人胡说八道，讲什么没有一个真正的贵夫人会读《威廉·迈斯特》，为了驳斥这愚蠢的说法，他随手拈来似的举了普鲁士前一位王后熟读这部小说的例子，并指出她可算是自己时代最杰出的贵夫人之一。”
陆续进来一些赴宴的客人，歌德跟他们打了招呼。随后他把注意力转回到我这里，于是我继续说：
“卡莱尔显然研读了《威廉·迈斯特》，而且深深地被这部有价值的书折服了，所以很希望它能广泛流传，让每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都能从中获得教益和享受。”
为了回答我，歌德把我拉到了窗前。
“小伙子，”他说，“我要给你透露一点秘密，它会帮助你立刻看透许多隐情，让你终身受益。我的作品不可能普及，谁要想使它们普及，致力于它们的普及，谁就犯了一个错误。它们不是为大众创作的，而只是为少数有着类似的愿望和追求，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的人们创作的。”他想继续往下讲，这时却走过来一位年轻女士打断了他，与他攀谈起来。我呢，转而与别的人闲聊，不多会儿大伙儿便入了席。
席间的谈话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歌德的话占据了我的整个意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可不是吗，我想，像他这样一位作家，一位超凡脱俗的思想巨人，一位无比博大深刻的天才，怎么叫他能普及呢！甚至就连他的一小部分，也几乎普及不了啊！就说他的一首诗歌，快活的兄弟们和热恋中的女孩子们会唱得很带劲儿，但其他人又会充耳不闻喽！
而且认真想想，一切超凡脱俗的东西有哪个不是这样呢？莫扎特普及了吗？拉斐尔普及了吗？面对这些精神生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源泉，世人无不是偶尔去饮上两口，图的只是一时之快，哪儿有懂得珍惜呢？
是的，我继续想，歌德说得对。他以其博大深刻是不可能普及；他的作品只适合少数有着类似愿望和追求，朝着类似方向前进的人们阅读。
整体上讲，他的作品适合那类生性沉静、酷好观察的人们，那类渴望参透、揭开宇宙和人生奥秘的人们，那些步他本人后尘的人们阅读。个别而言，它们有的适合那些满怀激情的感受者，那些想在他的诗歌里寻找心灵的欢乐和痛苦的人们阅读。它们也适合有意于学习的年轻诗人，他们可以学到如何正确地表达，如何艺术地处理题材。它们也适合于批评家，他们可以从中找到样板，找到批评应该遵循的标准；他们还可以学到怎样把评论写得有趣又优雅，让读者喜闻乐见。他的作品也适合于艺术家，因为它们不只可以对他进行一般的精神启蒙，他特别还可以从中学到辨别题材的艺术价值，知道哪些应该表现，哪些不值得表现。它们还适合于自然科学家，不只因为他们从中能继承一些由歌德发现的伟大自然法则，更重要的是，他还会学到一位思想家必须怎样研究自然，才能揭示出自然奥秘的方法。
这就是说，歌德的作品有如一桌菜肴丰美的筵席，所有科学和文艺的求索者都可以入席享用；从作用看，它们又好似一座光明和生命的大矿泉，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取水饮用。
坐在餐桌上，我脑子里不断闪过这样类似的思绪。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物，想到了某些德国艺术家、自然科学家、诗人和批评家，他们很大一部分教养都多亏了歌德。我想到了某些睿智的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的眼睛注视着歌德，行事则遵循着他的精神。
1828年10月20日，星期一
（模仿自然与提升自然；艺术家的人格）
波恩的矿物总监诺格拉特开完自然科学家大会从柏林回来，今天受到歌德宴请。席间大家谈了许多有关矿物学的问题，尊贵的客人对波恩附近的矿藏和地质状况如数家珍。
散席以后，我们走进了摆着一座巨大的朱诺胸像的房间。歌德递给客人们一条长长的画纸，让他们观赏非加利亚神庙的壁画图案摹本。这当儿有人指出，希腊人画动物时并不怎么严格遵循自然，更多的是按照某种习惯。还有人自称发现了希腊人的作品比自然逊色，说他们浮雕上的羊、牛和马等动物往往呆头呆脑，形象丑陋，残缺不全。
“对此我不想和你们争论，”歌德说，“不过首先得弄清楚，这些作品产生于什么时期，出自怎样一个艺术家之手。要知道，已经存在大量的杰作，足以证明希腊的艺术家们在表现动物时不只是妙肖自然，而且已经远远超过自然。英国人堪称举世最好的相马者，可现在面对两件古希腊遗留下来的马脑袋，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造型完美至极，在当今的世界上，简直找不到这样优良的马种啦。这两只马头产生于希腊的鼎盛时期。当我们惊叹于这些杰作的时候，可别以为是当时的艺术家模仿了比眼下更加完美的自然；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和艺术的进步，艺术家们自身也出息了，在表现自然时也显示了自身人格的伟大。”
……
“是啊，我的朋友，”歌德又说，“一切全在于此。欲立业，必先立人。但丁在我们心目中十分伟大，可他承袭的是几百年的文明；罗特希德家族是十分富有，可这么多财富靠的不只是一代人的积累。所有这类事情的根源都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咱们古德意志的艺匠们对此完全心中无数，在模仿自然时显出人格既羸弱，艺术也低能，却自以为取得了成就。他们实际上低于自然。然而谁真想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使自己获得希腊人一样的本领，能将原本微不足道的自然现实提升到艺术家自身的精神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的虚弱和外在的阻碍还始终表现为趋势的东西，变成实际存在。”
1828年10月22日，星期三
（关于女性）
今天餐桌上的话题是女性，歌德发表的言谈都非常优雅。
“女性嘛，”他道，“是一些银碗，咱们得放一些金苹果进去。我对女性的想法不是脱离客观现实的抽象，她们倒是跟我与生俱来，或者说产生在我身心之中，怎么个产生法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塑造的女性人物也个个出色，个个都比现实生活中碰见的优秀。
1828年10月23日，星期四
（设想德国统一；德法文化分布对比）
我们谈到了德国的统一，以及何种意义上的统一既是可能的又是可取的。
“我不担心德国统一不了，”歌德说，“我们很好的公路和未来的铁路一定会起作用。不过统一说先要表现为相亲相爱，要在抵御外敌时永远一心一德。既言统一，德意志塔勒就应在整个帝国币值相同；既言统一，我的旅行箱就应该在三十六个邦通行无阻；既言统一，魏玛市民的旅行证件就不该让某个大邻邦的边境官员称为不管用，仿佛是要进入某个外国。在德意志的各邦之间，根本谈不上本国和外国的问题。此外，度量衡要统一，商贸要统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不想也不能全部列举。
“可如果有人以为，德国统一意味着这个很大的帝国可以有唯一一座很大的首都，这样一座首都既有利于一些伟大的天才的发展，也有利于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错啦。
“不妨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活人有许多器官和四肢的身体，这样的话国家的首都就好比心脏，远远近近的器官和肢体都要由它输送生命和健康。可是离心脏太远了，输送去的生命就弱，而且越远越弱。尤为聪敏的法国人，我想是杜邦[86]吧，他画了一幅法兰西文化地图，以颜色的深浅形象地标示出不同省区或高或低的启蒙程度。于是在远离首都特别是南方的一些省份，有些地区完全变成了黑色，这就象征着那里仍笼罩着黑暗蒙昧。设若美丽的法兰西不只有一个大中心，而是有十个能输送光明和生命的中心，情况还会这样吗？
“除了体现在帝国所有部分的民众都一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德意志的伟大还能体现在何处？可培育和传播这文化教养的，不正是一个个邦国的国都么？——设若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只有维也纳和柏林两个都城，甚或仅仅只有一个，那我真想看看咱们的德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是的，还有遍及全国、与文化繁荣密不可分的经济繁荣又是什么样子！
“德国拥有分布于帝国全境的二十多所大学，以及同样分布广泛的一百多家公共图书馆，艺术收藏馆和各学科的自然博物馆数量同样不少；因为每一位国君都曾努力把这类美好的东西弄到自己的身边。人文中学和工业技术学校更多不胜数，甚至每一座德意志的村庄都有一所自己的小学。然而在最后这点上，法国的情况又怎样呢？
“再说说德国的剧院吧，数量超过了七十家，其提高民众文化教养的作用绝不可轻视。还有，没有任何国家的民众像德国的民众这样普遍爱好音乐和声乐并且亲身参与，这也不简单！
“喏，你想象一下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卡塞尔、布朗瑞克、汉诺威以及类似的一些城市；想象一下这些城市所蕴含的巨大生命力；想象一下它们对邻近省区辐射出的影响，然后你问一问自己，如果它们不是早已成为国君们的住地，上述的一切又会怎样？
“法兰克福、布莱梅、汉堡、吕贝克都又大又繁华，它们对德国繁荣的作用不可估量。可是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因并入某个大德意志帝国而沦为了一些小省城，它们还能维持原来的样子吗？——我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1828年12月16日，星期二
（歌德、席勒的创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市民将军》；伏尔泰的伟大人格和诗歌天才）
今天单独与歌德在他的工作室里进餐，我们谈了各种文学问题。歌德说：
“德国人总是摆脱不了庸人习气。瞧吧，他们眼下又在那里发牢骚，又在那里吵吵嚷嚷，原因是发现席勒的诗集选了某些双行警句，在我的集子里也有；他们认为，彻底分清楚哪些真正属于席勒哪些属于我，非常非常重要。好像这真有什么关系，好像分清楚了就能增加点什么，好像有这些东西存在着还不够似的！
“像席勒和我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长年累月地保持着联系，每天都有接触，都交换思想心得，生活中不分彼此，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涉及一些具体想法，已经完全不可能提出它们究竟是出自他还是出自我的问题。我们共同创作了许多双行警句，有时是我提出构想，他写成诗句，有时又刚好反过来；还有些时候是他吟上一句，我和下一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我的你的呢！只要谁还认为澄清这样的问题有哪怕一丁点儿重要性，谁真的就还深陷在庸人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类似的情况，”我应道，“在文学界时有发生，例如总喜欢怀疑这位那位作家的原创性，拼命想要找出产生他的文学渊源。”
“这样做非常可笑，”歌德说，“可笑得就跟看见一个人营养很好，就问他牛肉、羊肉和猪肉，他到底是吃了哪种肉变得强壮有力了呢？我们的有些能力显然是与生俱来，可我们的生长发育有赖于广大世界的千百种作用和影响，我们的能力和习性全都是我们从这个世界获得的。我之为我多亏了希腊人和法国人，我欠莎士比亚、斯特恩和哥尔斯密太多太多。可即使如此，也未能讲清楚我的文化渊源，它不只是漫无边际，也没有必要讲清楚。主要的是你得有一颗心，有一颗热爱真理、随时随地一发现真理便能接受它的心。
“总而言之，”歌德继续道，“世界已经如此古老，千百年来已有那么多杰出的人生活过，思考过，能发现和阐明的新东西已经很少。我的颜色学也不完全是新的。柏拉图、达·芬奇和其他许多的精英人物，他们在我之前已分别发现和道出了同一原理；我只不过又发现了它，又讲出了它，又努力在这个混沌世界里弘扬真理，而这，就是我的功绩。
“要知道，真理得经常反复宣讲，因为谬误也在我们周围反复宣讲，而且不是通过个别的人，是通过大众。在报纸和百科全书里，在中小学和大学里，处处都是谬误占上风，都是谬误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因而春风得意，志得意满。”
听见歌德这么讲，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
“每一支蜡烛，每一缕有暗色背景同时自身又被照亮了的炊烟，每一片悬浮在阴影前边的馥郁朝雾，一天又一天地教给我蓝色形成的原理，使我理解了天空何以是蔚蓝色的。可是牛顿的门徒们面对这一切却想，空气具有吞噬掉其他所有颜色而唯独留下蓝色的性质，这叫我完全不能理解；按照他们的理论任何思想都静止不动了，任何健康的观念都消失不见了，我不明白坚持这样的理论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乐趣。”
“好心肠的人啊，”歌德说，“这些人才不在乎思想和观念喽。这些人只要有言语，只要能翻嘴皮子，就心满意足了。对此我的靡非斯托斐勒斯就已心知肚明，就说得很精辟，他道：
总而言之——要死扣字面！
这样包你能经过安全通道，
踏进那坚定的信仰的神殿。
要知道正是因为缺少意义，
才越需要用文字加以充填。[87]
歌德笑着背诵出这节引诗，看上去心情很好。他道：
“很好，一切都已白纸黑字；我呢，还希望把藏在心头的反对错误学说及其散布者的想法，统统给印出来。
“在自然科学界，”他停了停继续往下讲，“有一批杰出人士走在前面，我满怀喜悦在一旁关注着他们。另外有些人开始还不错，可惜没有坚持，他们过强的主观倾向导致他们误入歧途。还有一些人过分执迷于实证，搜集了大量实证材料，结果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整体而言缺少的是一种理论精神，只有这种理论精神，能突破重重障碍接近本元现象，成为众多个别现象的主宰。”
短暂的来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可不久又只剩下我们俩，谈话随即转到了文学方面。我告诉歌德，这几天我重新读了他的一些短诗，有两首读的时间特别久：一首为写孩子和老人的《叙事谣曲》，[88]一首题名为《幸福的夫妻》。
“我本人也颇重视这两首诗，”歌德说，“尽管德国读者迄今还不大能欣赏它们。”
“《叙事谣曲》的题材内容很丰富，”我道，“您却用各式各样的形式、技巧和手段，将其压缩在极狭小的篇幅里，其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一旦接触到现实，老人对孩子们讲述的故事背景就戛然而止，余下的情节便在我们眼前自然地展开。”
“我在写下《叙事谣曲》之前，”歌德说，“曾在心里酝酿了很久，里边藏着我多年的思考。我曾经试着写了三四次，直到最后才写成现在这样。”
“《幸福的夫妻》这首诗母题同样非常丰富，”我继续说，“极富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到处撒满了春日的明媚阳光。”
“我一直喜欢这首诗，”歌德说，“因此很高兴你对它特别感兴趣。而且最后欢乐气氛以两个孩子的洗礼达到高潮，我想的确是很妙的。”
随后我们谈到了《市民将军》，我告诉他，我最近跟一个英国人一块儿读了这部有趣的剧本，我们两人心里都产生了要看它演出的热烈愿望。
“就其精神而言，”我说，“剧中没有什么已经过时；就剧情的发展而言，也没有一个细节不是为舞台演出所设计。”
“在当时它确实是个好剧本，”歌德接过话头，“也曾经让我们乐了好些个晚上。自然呐，角色阵容强大，排演也很认真，结果到了台上对白便丝丝入扣，充满着生活情趣。马尔科尔米扮演梅尔滕，那可真叫绝了。”
“施纳普斯一角看样子也同样出彩吧，”我说，“我看呐，像这样精彩又讨好的本子，剧院的保留剧目里恐怕并不多。这个角色，这整个剧本，其意义的明确和现实应该是剧院求之不得的了。特别是那一场，他背着背囊走来，然后一件一件取出囊中之物，然后再给贴上八字胡，给自己戴上自由帽，穿起军装，佩戴好宝剑，真叫再精彩不过啊。”
“这一场过去在咱们剧院公演时总是十分成功，”歌德应道，“还有一个情况也不错，那个装道具的背囊是一件真正的历史文物。我拾到它是大革命时期在法国边境的一次旅途中；逃亡者的队伍曾经经过那里，有谁把它给丢失了或者扔了。剧本中出现的东西当时全装在里面，我只是照着写下来就是了；以后每次公演这个背囊和所有囊中之物都参加了演出，令我们的演员高兴得要死。”
现在观众还有没有兴趣看《市民将军》，看了有没有好处，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谈了一会儿。
随后歌德打听我研究法国文学有何进步，我告诉他，我仍在轮流着读伏尔泰的作品，说他的伟大天才给予了我最纯净的幸福。
“我对他的了解仍然很少，”我道，“我仍在读他那些题赠他人的短诗，我反反复复地读，欲罢不能。”
“可不是吗，”歌德说，“像伏尔泰这样一位伟大天才写的东西全都应该不错，尽管我并不欣赏他所有那些狂妄表现。不过你长时间读他那些题赠他人的短诗并没有错，它们无疑算得上伏尔泰最具欣赏价值的作品。没有一行不明快、乐观、优雅，没有一行不充满智慧。”
“诗里反映着他跟这个地球上所有大人物和统治者的关系，”我说，“令人高兴的是，伏尔泰看样子在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物跟前毫不感到自卑，因此表现高贵大度；你永远不会发现，有任何一个皇帝国王哪怕能在一瞬间削弱他精神的自由。”
“是的，”歌德说，“他是高贵大度。而且他不管多么自由不羁，却总能够很好地保持分寸，这就更不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