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
1829年
1829年2月4日，星期三
（常识比哲学可靠；作品必须具有感性的魅力；并非剧本都适合演出）
“我在继续读舒巴特[89]，”歌德说，“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甚至讲了些非常高明的话，条件是你能够把它翻译成自己能懂的语言。这本书的主旨归根结底就是：在哲学之外还存在一种立场，亦即健康的理智的立场；在独立于哲学的条件下，艺术和科学总是能借助各种自然的、人力的影响而欣欣向荣。这些话对我们真是大有裨益。我本人对哲学历来敬而远之，所谓健康的理智的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也就是说，我本人毕生的言和行都在舒巴特这里得到了肯定。
“对他我唯一不能完全赞成的，是他对某些事物的了解比他讲出来的更加清楚，也就是说他并非总是真心实意地致力于工作。像黑格尔一样，他也把原本毫不相干的基督教扯到了哲学里。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威力巨大的存在，沉沦的、受苦受难的人类曾经时不时地靠着它重新振作起来；只要基督教的这个作用得到承认，它就已驾凌一切哲学之上，用不着要哲学的支撑。同样，哲学家想证明某些学说，例如证明存在的永恒，也不必倚仗教会的威望。让人相信灵魂不朽好啦，他有这个权利，这也符合他的天性，他可以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教会的承诺上。然而如果哲学家也从传说中获取灵魂不朽的证明，那就太软弱无力和没什么意义啦。对我而言，我们对存在永恒的信念来自行动这一概念；因为我如果不停息地劳作直至终身，即使我现在的存在形式不能继续支撑我的精神了，大自然也有义务给予我另一种存在形式。”
听着这些话，我心中油然而生敬佩和爱慕之情。我想，从未听过什么样的教诲，能如此激励人去完成高尚的行动啊；要知道，谁不乐于终生孜孜不倦地劳作、行动呢，如果他因此能获得永生的保证。
歌德叫人取来一个装着素描和铜刻画的画夹。他在静静地翻看了几页之后，便把一幅根据奥斯塔德[90]的油画制作的精美铜刻画递给我。他说：“这里，你看见了我们‘夫妻和和美美’的场面。”
我很有兴致地观赏着这幅画，看见的是一家农舍的内部，厨房、起居室和卧室统统合而为一，总共就一个房间。夫妻面对面坐着，妻子在纺纱，丈夫在绕线，脚边站着一个娃娃。背景上能看见一张床，以及这儿那儿最粗糙、最必需的用具，房门直通户外。一个贫寒而幸福的家庭的充分写照，夫妻二人彼此瞅着，脸上洋溢着满足、惬意和恩恩爱爱的甜蜜。
“这画叫人越看心里越舒服，”我提起话头，“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魅力。”
“这叫感性的魅力，”歌德应道，“任何艺术都不能缺少这种魔力。在类似眼前的题材中，它更可以充分地发挥。相反，在表现进入理性范畴高深的题材时，还要相应地发挥感性的魅力，不让它干枯、冷却，就困难了。这时作者是年轻或是年迈，就可能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艺术家因此必须先考虑自己的年龄，然后再决定选材。我的《伊菲根尼》和《塔索》取得了成功，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能够以自己的感性渗透理性的题材，并赋予它生气。而今我老啦，已不再适合写这类理性的作品；要写，就宁可选那类本身已含有一定感性因素的题材……”
1829年2月17日，星期二
（印度哲学与德国哲学）
……
话题转到印度哲学。歌德说：
“如果英国人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这个哲学就根本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相反倒是我们大家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重复。整个孩提时代，我们都是感官主义者；等到恋爱了，我们便把恋爱对象原本没有的品质加到人家身上，于是变成了理想主义者；随后爱情发生动摇，我们怀疑对方的忠诚，于是莫明其妙地变成了怀疑论者。余生已无足轻重，于是得过且过，我们最终转向了清静无为，就跟印度的哲人们一样。
“咱们德国哲学还有两件大事要做。康德已经写成《纯粹理性批判》，建树大而且多，可是圆圈尚未画完整。现在必须有一位能人，有一位伟人，来写一部《感性和人的知解力批判》。此事要是很快取得成功，那我们德国哲学就没有多少遗憾了。
“黑格尔在《柏林年鉴》写了一篇关于哈曼的书评，”歌德继续说，“近些日子我反反复复读它，对它不能不大加赞赏。作为批评家，黑格尔确实很有眼光。”
1829年4月6日，星期一
（名声并非微不足道；拿破仑何以受拥戴）
歌德交给我一封埃贡·艾伯特[91]的信。席间我读了它，并因此感到快乐。我们说了许多称赞艾伯特和波希米亚的话，并怀念了曹伯尔教授。
“波希米亚是个特别的地方，”歌德说，“我经常喜欢待在那里。那儿文学家的素养里还包含某些纯净的成分，这在咱们北德已经开始变得非常稀罕了；这里每一个无赖都在写作，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伦理基础和高尚趣旨。”
歌德随后谈起埃贡·艾伯特最近的一首叙事诗，诗里写的是波希米亚还由妇女执掌统治权的过去，也即相传产生了亚马孙族女豪杰的那个时代。
这段谈话引出了另外一位写叙事诗的诗人。这个诗人据说为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报刊的好评，不惜花费许多力气。
“这样的评论也确实这儿那儿地出现了，”歌德说，“可是一等后来《哈勒文学报》说了实话，道出了他那首诗的真正价值，其他报刊的溢美之词统统不起作用了。谁现在弄虚作假马上会被揭露，已不再是可以愚弄和误导广大读者的时代。”
“我奇怪人们怎么会对区区名声孜孜以求，”我说，“以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小伙子，”歌德回答，“名声可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喽。拿破仑为追求大名声，不是差点儿打碎半个世界吗！”
谈话出现了小小的间歇。随后歌德对我谈起一本写拿破仑的新书，他说：
“真实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切由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诗人之手加之于拿破仑的美化和妄想，在此书可怕的真实面前统统烟消云散；可是英雄本身并未因此变得渺小，相反随着真实的增加而越发伟大。”
“拿破仑必定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我说，“因此见到他的人才会立刻投奔他，追随他，甘愿接受他的指挥。”
“他这个人当然出类拔萃，”歌德应道，“不过关键还在于，人们都确信在他的麾下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人们投奔拿破仑，就像投奔每一个能让他们产生同样信心的人。例如演员们投奔一位新的导演，就因为相信他能指导他们演一些好角色。这是个永远在重演的古老童话，人性生来如此。没有谁自愿为别人效力，可一旦他知道为你效力也有益于自己，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你效力。拿破仑对人有充分的认识，善于利用人的弱点。”
……
1829年4月7日，星期二
（拿破仑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拿破仑与《少年维特之烦恼》）
我走进歌德的房间，发现他正和宫廷顾问坐在桌旁；前一阵身体不好，看见他已经康复，我很高兴。他俩在谈论艺术品，谈到了皮尔[92]花了四千英镑买到一幅克劳德·洛兰的油画，因此对皮尔特别有好感。报纸到了，我们分了分，然后边读报边等上汤。
……
“我正在读《拿破仑远征埃及记》，”歌德说，“是每天陪伴在这位英雄身边的布里安[93]写的，许多事情都褪去了冒险猎奇色彩，赤裸裸的真相庄严地展示在读者眼前。可以发现，拿破仑之所以远征埃及，仅仅是因为当时在法国无所作为，而要想登上王座，就只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讨伐。一开始他犹豫不决，不知该干什么；他视察了大西洋沿岸的所有法国港口，了解战船的状况，想弄清楚有没有远征英国的可能性。可他发现征讨英国不行，于是才下决心远征埃及。”
“我不能不佩服拿破仑，”我说，“那么年纪轻轻，就能把影响整个世界的大事干得如此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好像在此之前已有过多年实践和历练一样。”
“小伙子，”歌德应道，“这就是伟大天才的禀赋啊。拿破仑摆布世界就像胡美尔[94]弹他的钢琴，两样都令我们惊讶，这一个和另一个同样叫我们莫明其妙，但却又都是事实，都明明白白地发生在我们眼前。拿破仑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任何时候都是那个样子。战前也罢，战后也罢，胜利也罢，失败也罢，他永远坚定不移，永远头脑清醒，永远当机立断。他永远如鱼得水，能应付任何的情势和环境，就像胡美尔既能演奏慢板也能演奏快板，既可弹高音部也可弹低音部。凡是真正的天才总会表现为得心应手，应付裕如，在和平的艺术和战争艺术里一个样，在钢琴背后和大炮背后一个样。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歌德继续说，“关于他的埃及远征编造了许多神话。尽管证实了少数，许多却完全无法证实，多数都不是那个样子。
“例如说他下令枪杀了八百土耳其俘虏，是真实的；不过看来是在开了很长的军事会议，在考虑过所有情况之后仍无其他办法，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讲他钻到了金字塔里面则是瞎话。他只是好端端地站在塔外，让人给他描述了在地底下看见的情况。
“还有说他常穿阿拉伯服装也有些牵强。他只不过在家里唯一一次这么乔装打扮过，让家里人看看他这么穿像不像样。然而他不适合缠头巾，正像所有长脑袋的人缠头巾都不合适，所以这套服装他再未穿过。不过他确实去看望过黑死病人，而且这样做是为了以自己的例子表明，只要人能够战胜恐惧，就能够战胜黑死病。而他是对的！我可以讲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年热病流行，我却不得不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结果就单凭自己坚强的意志抵抗住了疾病。在这类情况下意志品格多么有用，真是难以置信。它仿佛能渗透你的躯体，使其进入足以抗拒一切有害影响的积极状态。相反恐惧却是一种怠惰、虚弱和敏感的状态，任何敌人都容易将其控制占据。拿破仑很了解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无所畏惧，才能够给他的大军以身作则。
“你该对我表示敬意才对啊！”歌德高兴地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拿破仑出征带了哪些书？——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从那次在艾尔福特的会见可以看出，”我接过话头，“他把它读得很熟呐。”
“他读起来熟得就像法官熟悉自己的案卷，”歌德说，“所以也才会与我谈论它。
“在布里安的著作里有一份拿破仑带到埃及去的书籍的清单，其中也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可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书单里各种不同的分类。例如在政治一类，列入的是《旧约》《新约》和《古兰经》，由此可知拿破仑是以什么观点看待宗教。”
歌德还给我们讲了一些他正在读的这本书里一些有趣的内容。其中说到拿破仑和他的部队到了红海的海岬上，正值退潮时分走过一片干涸的海滩，可谁想却让返回的潮头给赶上了，跑在最后的士兵已让海水淹到腋下，险些就得到了跟法老一样的下场。歌德借此机会谈了许多有关涨潮的新想法。他用云跟潮水做比较，说云不是从远方向我们飞来的，而是在各处同时生成，同时向前移动。
1829年4月8日，星期三
（世界之都罗马；演说家的素质；君主思维与艺术家思维；油画临摹与翻译）
我进屋时歌德已经坐在摆好餐具的桌子旁。他很高兴地招呼我，说：
“我收到了一封信。知道哪儿来的吗？——罗马来的！可谁来的呀？——巴伐利亚的国王来的！”
“我替您高兴，”我说，“可不是很特别吗，一小时前我在散步时也老想着这位国王，现在好喽，又听见您的这个喜讯。”
“我们内心常常是会有些预感，”歌德说，“信在那边桌上，去拿来坐在我身边念吧！”
我取来信，歌德拿起报纸来读，于是我便完全不受干扰地开始读那国王的信函。信上注明的日期是1829年3月26日，笔迹工整而且异常清晰。国王告诉歌德，他在罗马置了一处产业，也就是带有不止一个花园的马耳他别墅，紧邻着卢多维希别墅，坐落在城市西北角的一座丘陵上，整个罗马城一览无余，东北边更毫无遮拦，看得见圣彼得大教堂的全貌。“世人不惜千里迢迢地来欣赏的这一美景，”巴伐利亚国王写道，“我现在只需推开自己屋子的窗户，便随时可以舒舒服服地欣赏啦。”他一个劲儿地炫耀自己能这么美美地定居罗马的幸福。“我已经十二年没见罗马了，”他写道，“我思念罗马就像人们思念自己的情人，可是从今以后，我将心情平静地回到这里，就像回到一位心爱的女友身边。”随后谈到那一处处珍贵的宝藏，一座座庄严的建筑，谈得热情洋溢，谈得就像一位艺术行家，不但热爱真正美的东西，而且关心它的维护发掘，容不得任何对高尚艺术品位的偏离。信函通篇文字都那么优美，那么有人情味儿，谁也想不到会出自一位王者之手。我向歌德表达了我的欣喜之情。
“你见到了一位君主，”歌德说，“除去王者的威严，他还保持着与生俱来的优美人品。这是个罕有的现象，因此也就更加喜人。”
我重新读信，又发现了几个精彩的段落。“在罗马这儿，”国王写道，“我消解了坐王位所有的忧烦，艺术和自然成了我每日的享受，艺术家成了我进餐的桌友。”他还写怎么经常经过歌德曾经居住的房子，怎么睹物思人想念歌德。还引用了《罗马哀歌》的一些诗行，由此可见国王已对这部组诗烂熟于心，到了罗马当地又时不时地重温过它。
“是啊，”歌德说，“他特别喜欢《罗马哀歌》。他在魏玛把我折腾得够呛，老要我告诉他这些优雅的诗里哪些内容是真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儿一样。可大家很少考虑，诗人往往只需要一点微不足道的由头，便能写出很好的东西来。
“我现在只希望手边有国王自己那本《诗集》，”歌德说，“这样我就好回他的信了。从已经读过的少数几首来看，那些诗应该不错。形式和手法很像席勒，如果他在这美丽的瓶子里能装进表现高尚心灵的内容，那就让人有理由期待读到许多精彩的东西。
“对于国王在罗马购置了那么优美的产业，我真是感到欣慰。我知道那幢别墅，它位置异常优越，德国的艺术家全都住在附近。”
用人来换食碟，歌德吩咐他去把阁楼那幅巨大的罗马铜版画铺开在地板上。他说：
“我要让你看看，国王购置的别墅地势有多么好，以便你能充分地想象出实地的情形。”
……
我们吃完了。弗里德利希进来报告，罗马的巨幅铜版画已经在屋顶室里铺开。我们于是走过去看。
世界之都的概貌图展现在我们眼前，歌德很快找到了卢多维希别墅，也找到了国王在近旁的新产业马耳他别墅。
“你瞧瞧，”歌德说，“位置怎么样？整个罗马都展现在面前，小丘又这么高，上午和早上一直可以望到对面的城外去。我到过这座别墅，经常从这些窗户里欣赏风景。这儿，城市在台伯河对岸向东北延伸的地方，那里就是圣彼得大教堂；还有这儿，梵蒂冈近在咫尺。你瞧，国王从他别墅的这些窗子看河的这边，就望见了这些房屋。这儿有一条长长的大道穿过波波罗门进城，它正是从北方的德国来罗马的路；进城后走不到几条街，街角上的一幢房子便是我的客居之所。现在人们指着罗马的另一幢房子说我在那里住过，其实不对。只不过这没有啥；这类事情归根到底是无所谓的，得尊重人家的传统习惯。”
我们回到原来的房间。我说：
“首相会为国王这封信高兴的。”
“那就给他看好啦。”歌德说。“我读到有关巴黎议会那些演说和辩论的消息，”歌德继续道，“就总想到咱们的首相，想到他要在那里肯定如鱼得水，大显身手。因为坐在那个位置上不仅需要口才，而且需要演说的冲动和兴趣，而这两者，咱们的首相身上可都是兼而有之。拿破仑也具备这种演讲的冲动，要是他不能讲话，就必须书写抑或口授给别人写。还有我们发现布吕歇也爱演讲，而且讲得动听，讲得有感召力；这个能耐他是在议会里练出来的。还有咱们的大公爵，尽管他天生寡言少语，却也喜欢演说，要是不能演说，那他就写。他写过一些论文，起草过一些法规，而且多半都不错；只可惜一位君主没有时间和心境，去对所有事情的细节做必须的了解。例如到了晚年，他还做出过如何为修复油画付酬的规定。这件事很好，他做到像个君王的样子，规定了按尺寸判断修复工作的价值。他规定，修复按英尺计价。一幅修复的油画有十二平方英尺，那就付十二个银币，四英尺就付四个银币。这是君王的规定，但并不艺术。要知道状态不一样，一幅十二英尺的油画可能不花多少力气就能在一天之内修复，而另一幅只有四英尺，花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和辛劳却也休想修复得了。可君主们都是军事家，都爱好数学公式，行事都喜欢大而化之地用尺寸和数字说话。”
我欣赏这则逸闻。随后又谈了一些艺术方面的事。
“我有些临摹拉斐尔和多米尼奇诺[95]油画的素描，”歌德说，“我对它们做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评价，我愿意告诉你。
“‘这些素描有的地方技法欠纯熟，’说，‘不过看得出来，临摹这些油画的人对它们的感觉细腻而且正确，把这一感觉移植进了素描，就在我内心中忠实地再现了原作。如果让一位当代的艺术家临摹那些油画，他可能把一切都画得好得多，或许也准确得多，然而可以预言，他会缺少对原作的那份忠实感觉；这就是说，他尽管画得更好些，但却远远不够，不足以使我们对拉斐尔和多米尼奇诺获得如此纯粹而又充分的理解。’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歌德问，“在翻译方面也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例如弗斯肯定很成功地译介了荷马；可是不妨设想还有一个人，他对原著的感觉更单纯、更真切，尽管总的看来他不是弗斯那样一位大翻译家，却也能够再现原著的精神。”
我觉得他讲的一切都很正确，很有意义，对他表示完全同意。鉴于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我们便去下边的花园走走。到了那儿，歌德首先吩咐用人把一些低垂到路上的树枝拉上去捆扎起来。
黄色的番红花开得十分艳丽。我们先看了花，然后再俯视路面，发现地上的花影完全成了紫色。歌德讲：
“你最近说绿色和红色相互衬托，效果超过了黄色和蓝色，因为绿色和红色处于更高一级，所以就比黄色和蓝色显得更加饱满和强烈。我不赞成这个观点。任何颜色只要鲜明地显现在你眼中，都会强烈地衬托出相对的颜色；问题是我们的眼睛得具备适当的情绪，没有过分明亮的阳光妨碍它观看，地面的状况也并非不利于接受投影。总而言之，必须防止对颜色做过于细致的分辨和确定，否则太容易冒本末倒置和正误混淆的危险，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的危险。”
我记住了歌德的话，把它看作指导自己做研究工作的一个好教训。聊着聊着，剧场开演的时间就快到了，我起身告辞。歌德一边送我一边笑道：
“注意了，今晚得好好沉住气，别让《一个演员一生的三十年》那些恐怖场面吓坏了你。”
1829年4月10日，星期五
（创作要重视历史真实；人是个懵懂的造物；博马舍逸事）
……
“最近我读了埃贡·艾伯特新写的叙事诗，”歌德继续说，“你也应该读一读，这样我们说不定能给他一点儿帮助。此人确实是个挺招人喜欢的才子，可他这首新诗却缺少真正诗意的基础——现实。风景、日出日落及被他拥有得外部世界，所有这些地方都写得好的不能再好。然而除此以外，凡是涉及过去的时代，凡是属于传说范畴的东西，都未得到应有的真实再现，因此便缺少了真正的核心。对亚马孙女强人及其立身行事的描写也一般化了，这在年轻人看来倒是诗意而浪漫，在美学界也算得上司空见惯。”
“这是目前整个文学界的通病，”我接过话头，“大家总是避免特殊的真实，生怕它没有诗意，结果便流于平庸。”
“埃贡·艾伯特应该坚持利用编年史，”歌德说，“这样他的诗作便会有价值。我想起了席勒在写《威廉·退尔》时如何研究历史，如何拼命了解瑞士的情况；我还想起莎士比亚如何使用编年史，并且整段整段地从编年史摘录进他的作品中，在此情况下，也不妨要求一个现代的年轻诗人如法炮制。还有我的《克拉维歌》，同样大段大段地摘取了博马舍[96]的回忆录啊。”
“可是经过加工已经看不出来，”我说，“已经不再跟素材一个样啦。”
“理当如此，”歌德回答，“事实也如此。”
歌德随即给我讲了博马舍回忆录的几个片段。他说：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你必须读读他的回忆录。打官司是他最在行的事，不打官司就不舒服。他打过一些可谓空前绝后的最稀奇古怪、最别出心裁、最胆大放肆的官司，其中的一次还保留下来了一些他作为律师的演讲词。可偏偏是这场有名的官司博马舍输了。正当他离开法庭从台阶上往下走，首相迎面而来，想要上法庭去。他命令博马舍让路，博马舍拒绝让他，坚持要二人各让一半。首相感觉有辱尊严，便命令一帮随从将博马舍推到边上去，也真就推了；谁料博马舍一转身又回到法庭里，马上展开对首相的诉讼，结果却赢了。”
我挺欣赏这则逸闻，随后一边进餐，一边高高兴兴地聊了各式各样的事情。
“我又找出了我的《再访罗马》，”歌德说，“为的是终于了结它，开始写别的东西。我已经出版的《意大利游记》，你知道，完全是书信编成的。我再次旅居罗马写的这些信性质却不同，不好那么编，牵扯家里的事和魏玛的情况太多，我的意大利生活谈得太少。不过却有一些个言论，颇能反映我那会儿的真实内心。因此现在我打算把这样的段落抽出来，编纂编纂，插进我的小说里，使其获得一种特别的语调和气氛。”
我认为这蛮好，对歌德的打算表示赞成。
“人应该努力认识自我，”歌德继续说，“在所有的时代都这样讲，反反复复地这样讲。这是一个稀罕的要求，迄今没有谁达到过，也根本没有谁能达到。人的全部思想和欲求通通指向外界，指向围绕着他的世界；他所要做的，只是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尽可能认识世界，让世界为自己所用。只有在享乐和受苦的时候，他才知道自身；也只有通过享乐和受苦，他才会认识到自己应该追求什么，避免什么。再说人是个懵懂的造物，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了解世界很少，了解自己最少。我同样不了解我自己，也希望上帝别让我了解自己。但我想说的是，我到了四十岁才在旅行意大利期间变得聪明起来，对自己有了足够的认识，知道自己不是搞造型艺术的材料，过去的努力方向错了。我画画时缺少表现实物的足够欲望，面对素材的强烈影响我存在某种恐惧，合我口味的是那种比较软的、温和的东西。
“画一幅风景吧，我总是从柔和的远景开始，再通过中景往前走，总是害怕赋予前景应有的力度，结果我的画作永远出不来效果。我要想进步，就必须练习；每有停顿，总是必须再从头开始。当然我也并非完全没有才气，特别是画风景画。哈克尔特[97]就经常讲：‘你要肯在我这里待上一年半，我包你能画出让自己和别人都高兴的作品。’”
我听得津津有味。“可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搞造型艺术的真正才能呢？”我问。
“真正有才能的人，”歌德回答，“要对形体、比例和颜色有天生的敏感，稍经指点便立刻正确地掌握这一切。特别是形体感要强，要具有通过光线处理把对象变得实实在在的欲望。即使在练习的间隙里一样获得长进，内在的长进。这样的天才不难辨认，当然对于大师更不在话下。”
“今天早上我去了公爵府，”歌德很高兴地继续说，“大公爵夫人的房间已变得很有品位，证明库德莱和他那些意大利人确实有两下子。漆工们还在刷墙壁，是一些米兰人，我立刻用意大利语招呼他们，发现还没有忘记这种语言。他们告诉我最后粉刷的是威滕堡国王的宫殿，刚完工又签合同要去科塔，可在这点上大伙儿意见不一致；而这时候魏玛也听说了他们，便把他们召来装修大公爵夫人的房间来啦。我很高兴再一次说和听意大利语，因为语言可是能带来一个国家的气氛。老好的工匠们离开家已经三年了，他们说，可想径直从这儿就奔回家去啊。在此之前他们还接受委托替咱们剧院粉刷了一幅布景，你们对此多半不会生气吧。都是些非常能干的人，其中一位师傅号称米兰头号装修技师。这就是讲你们有望看见精美的装修啦。”
弗里德利希收拾干净桌子以后，歌德让他铺开了一张罗马小地图。他道：
“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讲，罗马不是久居之地；谁想留下来定居，就必须结婚成家，皈依天主教，不然就待不下去，就活不痛快。哈克尔特真下了狠心，身为新教徒却能长期坚持住在那里。”
随后歌德指着面前的线描地图，告诉我一些值得留意的建筑和广场。
“这儿，”他讲，“是法尔耐斯花园。”
“您写《浮士德》的《巫厨》一场不就在这里吗？”我问。
“不对，”他回答，“那是在勃克赫塞花园别墅。”
随后我继续欣赏克劳德·洛兰的风景画，同时跟歌德还谈了这位大师的一些情况。我问：
“可不可以让一位当代青年画家效法他的榜样呢？”
“如果谁有类似于他的心灵，”歌德回答，“那没有问题，他可以学习克劳德·洛兰而大有造就。可谁要是不幸而没有类似的心灵天赋，那他充其量只能窥见大师个别零星的优点，并把它们挂在嘴上装装门面罢了。”
1829年4月12日，星期日
（高龄的植物象征；错误的志向不无益处；彼得大帝想复制阿姆斯特丹）
……
歌德谈起他眼下正忙于编辑的《再访罗马》问题。他道：
“从那个时期的一些信我清楚得看出，人在每一个年龄段与其或前或后的一些年龄段比较起来，都会有某些超前的思想或落后的思想。例如在四十来岁时，我对一些事情就看得清清楚楚，见地不凡，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了现在；不过我现在八十岁了，也有不少优越之处，要我拿它们跟那个时候的长处交换我是不肯的。”
“听您这么讲，”我说，“我便看见了植物的变形发育；我很理解，人都不乐意自己从开花的时期退回到叶子青绿的时期，从结果产种子的时期退回到开花的时期。”
“你这比方完全说出了我的意思。”歌德接过话头。停了停他又笑道：“试想有一片已经长得有棱有角的叶子，它乐意从已经充分伸展的状态再变回蜷缩局促的胚叶吗？很好很好，咱们甚至有了一种植物象征高龄，就是已经过了开花结果的季节，虽不再生产却仍在蓬蓬勃勃生长的那种。”
“糟糕的是人一生中受错误志向的耽误如此之多，”歌德继续说，“但却从来不认识这样的错误，除非已经摆脱了它。”
“可怎么能看出和知道一个志向是错误的呢？”我问歌德。
“错误的志向没有创造力，”歌德回答，“即使能创造出点什么，也毫无价值。发现别人有这个情况不怎么难，可换成了自己，就需要有大而活跃的智慧啦。及时发现了也并不总是有用；还会犹豫、疑惑、优柔寡断，就像很难甩掉自己心爱的姑娘，尽管她的不忠早已反复得到证明。我这么讲，是因为我想起自己花了许多年，才认识到自己搞造型艺术的志向是错误的，而要摆脱它，在认识到以后又花了许多年。”
“不过，”我接过话头，“这个志向给您带来了那么多好处，很难再称它是错误的吧？”
“我因此长了见识，”歌德回答，“所以也心安理得。而这，正是每个错误志向都能给我们的好处。一个音乐天赋不够却花了力气学音乐的人，固然永远成不了大师，但是将学会识别和珍视大师的作品。我拼命努力固然仍没能成为画家，但却尝试过这门艺术的方方面面，从而学会了欣赏一笔一画，辨别成功与失败。这同样是不小的收获，所以即使错误的志向也很少完全没有益处。举例说吧，为了解放耶稣的墓地所在地而进行十字军东征，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事业；可是它也有个好处，就是让土耳其遭到永远的削弱，阻止了其成为欧洲的匈奴大老爷。”
我们还谈了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歌德提到塞古[98]的写彼得大帝的一本书，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他说：
“彼得堡的地理位置实在糟糕，特别是考虑到它近旁的地面不断提升，沙皇彼得大帝认为可以使城市本身免除一切水患，只要他让它升高一些，只把港口留在低洼处。一位老船夫向他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预言每隔七十年都会来一次水淹全城。还提到一棵老树，树干上刻着历年涨水的最高位置。然而说什么都没有用，沙皇固执己见，并且砍去了那棵老树，免得眼前有这么个持不同意见者出现。
“你会承认，一位如此伟大的人物竟这样行事，绝对是有点问题的。可你知道我怎么给自己解释吗？我认为是人都无法摆脱自己青年时代的印象，这毛病如此严重，以致有些事物明明有缺陷，就因为他早年习惯了，在有它们的环境里度过了早年的幸福时光，他日后也同样会喜爱和珍惜，就好像他花了眼晕了头，看不出它们有毛病似的。就这样，彼得大帝企图在涅瓦河口复制出一个他年轻时爱上了的阿姆斯特丹；正如荷兰人也总是受到诱惑，禁不住要在他们远方的殖民地一再地建造新的阿姆斯特丹一样。”
1829年4月14日，星期二
（有关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谁更伟大的争论）
下午进屋时歌德已经和宫廷顾问坐在桌子旁边，谈论着意大利和艺术方面的话题。歌德让我摆一卷克劳德·洛兰的画册在他们面前，翻到了一幅风景画，告诉我们这就是报上说皮尔先生花四千英镑弄到的那幅。不能不承认这是幅精美的好画，皮尔先生没有吃亏上当。画右侧可以看见一群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名牧人向一个姑娘弯下腰去，看样子正在教她学吹芦笛。画中央是一片阳光中闪亮的湖水，画左侧则看得见一些牲口在树荫下吃草。两组形象极好地保持着平衡，光影的表现更是富有魅力，充分展现了大师固有的风格。谈到了这幅画的真迹迄今在哪里，以及是在意大利何人的藏品里见到过它。
话题随后转到了巴伐利亚国王在罗马新置的产业。他说：
“我很了解这座别墅，经常在里边待，想起它优美的环境和位置心里就高兴。那是座平平常常的宫殿，国王少不了对它进行装修，把它变得符合自己高雅的品位。我去的时候阿玛莉亚老公爵夫人住在里面，赫尔德则在旁边一幢楼。后来封·苏塞克斯公爵和明斯特的伯爵也在里面住过。因为地势高爽，风光优美，这幢别墅总是受到外国显贵们的青睐。”
我问顾问，马耳他别墅离梵蒂冈有多远。他回答：
“从别墅旁边的特里尼塔·迪·蒙特教堂也就是我们艺术家的聚居地出发去梵蒂冈，走半个小时光景。我们每天都去散步，常常甚至不止一次。”
“过桥的路似乎绕了点弯子，”我说，“我想，乘船渡过台伯河便直插田野，走起来会近一些。”
“才不哩，”他回答，“不过我们也曾这么认为，因此没少坐渡船。记得有一次从梵蒂冈归来，我们在过渡时适逢一个月光朗照的美丽夜晚。我们中有布里、希尔特和李普斯等一帮子熟人，于是又爆发了是拉斐尔更伟大，还是米开朗琪罗更伟大的老争论。从登船时争起，等船抵对岸却正好来劲儿，便有位喜欢闹着玩儿的老兄——我想多半是布里——发出动议：双方不争出个结果，不取得一致意见，就谁也甭下船。建议被采纳了，船夫不得不将船重新撑离岸边，划回河对面去。这一下才真叫热闹啊，每次到了岸边都得往回划，因为争得难分难解，胜负未分。就这样，我们过去过来了好几个小时，谁也没有尝到什么甜头，只便宜了那位船夫，让他的摆渡钱一次次地增加了上去。他带着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当帮手，这小家伙到底觉得事情有些个蹊跷，便问他父亲：‘爸爸，这些人怎么啦，干吗老不上岸，咱们把他们划到了又总得划回去？’——‘我不知道哟，孩子，’船夫回答，‘可我相信他们是疯了。’终于，为了不通宵划来划去，大伙儿达成一致上了岸。”
这则有关对艺术痴迷狂热的逸闻趣事，听得我们哈哈大笑。顾问心绪极好，接着又给我们讲罗马，歌德和我则大饱耳福。他讲：
“关于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的争论那会儿正时髦，所以只要有足够多的艺术家聚在一起，只要双方都有那么几位在场，就每日每时都肯定会争起来。在罗马一家酒既便宜又好的馆子里，就总是发生这样的论战；论战的一方会以几幅油画，以这些油画的某些细部作为论据，如果对方提出反证和不服，那就有必要去现场看真迹。于是一边唇枪舌剑，一边离开酒馆，快步走向西斯廷教堂。开教堂大门的钥匙掌握在一个鞋匠手里，他每开一次都得收取四个铜子。进去后便站在画前指指画画，继续争论，时间长了又回到酒馆，抱着酒瓶子终于取得和解，你好我好，忘记了所有的分歧。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争论，那位住在西斯廷教堂边上的鞋匠因此挣了不少铜钱。”
趁着谈兴，大伙儿又回忆起另外一位鞋匠，这老兄总习惯把它的皮子垫在一枚古代大理石雕像的脑袋上捶打。说：
“这是一位罗马皇帝的头颅，雕像正好立在鞋匠的家门口，我们经常经过那个地方，也老看见他在干自己令人赞叹的营生。”
1829年4月15日，星期三
（时代对年轻人的诱惑）
我们谈到一些人，他们没有真正的才能却被叫去搞创作；还有一些人，他们写的是自己不懂的东西。
“这就是对年轻人的诱惑呀，”歌德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的时代，文化好似已经分散在一个年轻人呼吸的空气中。他在吸进周围的空气的同时，也吸进了文学和哲学的思想；它们活跃在他体内，他可就以为它们是他的财富，于是把它们当作他的说出来。然而，在他把从时代得来的还给时代以后，他可就一贫如洗了。这好像一眼人工喷泉，有水注入时会咕噜咕噜往上冒一阵，借来的水一枯竭便无声无息啦。”
1829年9月1日，星期二
（德国人就灵魂不朽问题争论不休；英国人重实利，蓄奴贩奴，言行不一）
我对歌德谈起一个途经此地的人，说他听了黑格尔一堂论证上帝存在的课。歌德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样的课已不再合时宜了。
“已经过了怀疑的时代，”歌德讲，“现在很少有谁不怀疑上帝，而怀疑自己。再说，神的本质、灵魂的不朽、灵魂的存在以及灵与肉的关系这些永恒的问题，哲学家们对我们已经讲到头了。新近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干脆一开头就宣布：‘众所周知，人的存在分为两部分，即肉体和灵魂。我们因此开始讲肉体，然后再讲灵魂。’费希特可是走得更远一点，也比较聪明地从难题里脱了身，说什么：‘我们准备讨论作为肉体的人，以及作为灵魂的人。’他心知肚明，一个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是没法子分开的。康德的办法无疑最有效了，他划出了人类智慧所能深入的界限，把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丢开了事。关于灵魂不朽，哲学家们还有什么脑子不曾动啊！结果走了多远呢！——我不怀疑我们会继续存在，因为世界不会缺少生命力（Entelechie），不过我们的不朽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为了将来表现出伟大的生命力，现在也必须是一种生命力。
“可当我们德国人还在为解决这些哲学问题苦苦折磨自己，富有实用的大智慧的英国人却笑话我们，并且已经赢得了世界。谁都知道他们反对奴隶买卖的宣言；他们向我们说教，宣称其所作所为是以人道的准则作基础，可现在却暴露出来，他们真正的动机是现实利益的追求，众所周知，非如此英国人永远不会采取行动。这一点我们应该了解。在非洲西海岸，他们在自己的大庄园里就使用黑奴，从那里输出黑奴违反他们的利益。在美洲，他们自己建立了广大的黑人殖民地；那里生产力旺盛，每年贩卖黑奴的收益可观。他们以此满足北美洲的需求，以这种办法做着极端有利可图的买卖，再从外边贩运黑奴进来便有损他们的商业利益，所以英国并非无的放矢地主张反对非人道的奴隶交易。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使节仍旧是大声疾呼；可葡萄牙使节够聪明了，便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他不知道大家在此聚会是要颁布一项国际法呢，还是制定一些道德准则。他对英国人的意图了解得很清楚；他同样有自己的目的，并知道如何为其辩解，并努力争取达到目的。”
1829年12月6日，星期日
（《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二幕第一场；天才让人追慕却不可企及）
今天饭后歌德给我念了《浮士德》第二部第二幕第一场。我印象非常深刻，内心中油然涌起巨大的幸福感。我们重又回到了浮士德的书斋，靡非斯托斐勒斯发现一切仍跟他离开时一模一样。他从挂钩上取下浮士德的老皮袍子，从袍子里飞蹿出成千上万只小娥子和昆虫来；靡非斯托斐勒斯念念有词，蛾子虫子又藏匿起来了，这时我们的眼前才清楚地呈现出书斋内的景象。他穿上了皮袍，趁浮士德还不省人事地躺卧在帷幕后的时候，再来充当一回主子。他拉了拉铃；铃铛在这死寂如同古老修道院的厅堂里发出可怕的声响，房门被震开了，墙壁也颤抖不止。瓦格纳的助手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发现靡非斯托斐勒斯坐在浮士德的位子上，虽然不认识靡非斯托斐勒斯，却对他毕恭毕敬。他回答有关瓦格纳的问题，说他如今已是一位名人，正盼着自己的导师归来。我们听见，瓦格纳教授眼下正在他的实验室里忙着制造一个人造人。助手被打发走了；又进来一位学士，就是我们一些年以前见过的那个畏畏缩缩的大学生，当时穿着浮士德袍子的靡非斯托斐勒斯曾戏弄了他一番。而今他可已长大成人，满脑子自命不凡，连靡非斯托斐勒斯也不是他的对手，只好连人带椅子向后退避，最后一直移到了乐池边儿上。
歌德念完了这一场。我很欣赏他年轻人一般的创作活力，竟能使一切如此精炼、紧凑。
“构思已经很久很久啦，”歌德说，“五十年来我不断地思考斟酌，结果内容越积越丰富，现在困难就在于删除和舍弃了。整个第二部的构思真的很古老，我说了。可是我现在才把它写出来，在对世事已经通晓练达许多以后才把它写出来，却对事情有好处。我就好比一个年轻人，早年有许多的小银币和铜钱，并在往后的岁月里兑换了越来越多的钱，结果最后摆在他面前的财产已是一堆纯净的金币。”
我们讨论学士这个人物。我讲：
“在他身上，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那类唯心的哲学家性格呢？”
“不，”歌德回答，“他身上体现的只是狂妄自大；年轻人特别容易有这个毛病，在我们解放战争[99]头几年的例子尤其显著。再有就是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以为，世界是随自己的诞生而出现，一切事物原本只是为了他而存在。在东方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人，他每天早上都要把自己的下人召集起来，他不命令太阳升起就不许他们出工。不过他够机灵的，总能等到太阳真要出来的一刹那才发出命令。”
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浮士德》的问题，诸如它的结构布局，等等。
有一会儿，歌德陷入了静静的沉思，随后又开口说道：
“人老了，对世事的想法就会跟年轻的时候不同。例如我总摆不脱这样一个想法，就是灵魔为了挑逗和愚弄人类，时不时地总会树立一些特具诱惑力的典型人物，让人人都去追慕他们，然而却谁都追不上，因为他们太伟大。例如思想和行为同样完美的拉斐尔，就是灵魔树立的这样一个人物；某些杰出的后来者已经接近他，却没有谁把他追赶上。还有音乐里的莫扎特同样不可企及。还有文学方面的莎士比亚也是。我知道你对此会提出怎样的异议，可我指的只是自然资质，只是天生的禀赋。在这方面拿破仑同样高不可攀。俄国人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进军君士坦丁堡[100]，尽管因此很伟大，可拿破仑也具有这样的品质，因为他也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进军罗马。”
关于这个蕴含丰富的话题还有许多联想，我不禁暗自考虑，歌德他是否也是灵魔想要树的典型呢？他这个人物太有魅力啦，叫你不能不效法追慕；他又太伟大，也叫人无法企及。
1829年12月16日，星期三
（歌德解说《浮士德》中的人造人；古典风格与浪漫风格）
今天饭后歌德给我念《浮士德》的第二幕第二场，也就是靡非斯托斐勒斯去找瓦格纳，发现他正在实验室里用化学方法造人。实验成功了，烧瓶里出现了一个发光的小人荷蒙库鲁斯，并且立刻开始活动。瓦格纳对一些自己不理解的事情提出了问题，靡非斯托斐勒斯却拒绝回答，说什么他才不爱废话连篇，他只想行动，他迫切需要关心的是咱们眼下人事不省的主人公，他急需他的帮助。对于荷蒙库鲁斯这个人造生命来说，现实如同透明似的一清二楚，他窥见了酣睡中的浮士德的内心，发现他正做着一个幸福的美梦，梦见丽达正在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沐浴，突然天鹅却来与她幽会。荷蒙库鲁斯一说出这个梦，我们心里便显现出那极其迷人的情景。靡非斯托斐勒斯却什么也看不见，荷蒙库鲁斯于是嘲笑他，说都怪他是个北方的魔鬼喽。
“总的来说，”歌德道，“你会发现跟荷蒙库鲁斯相比，靡非斯托斐勒斯处于不利的地位，荷蒙库鲁斯在头脑清醒这点上与他旗鼓相当，但通过对美和善的追求却又远远胜过了他。还有他称他为亲爱的表弟，对嘛，像荷蒙库鲁斯似的精神产物，他由于还没有完全变成人而未受到蒙昧和局限，可以算作灵魔一类，如此一来他俩之间就确实存在某种亲缘关系。”
“确实，”我说，“在这里靡非斯托斐勒斯显得是要低一个档次；只是我呢忍不住要想，他在荷蒙库鲁斯的产生过程中也暗中起了作用，正如我们迄今对他的了解，还有在出现海伦的那几场他都是充当暗中起作用的角色。这个样子，他的地位在总体上又得到提升，在个别问题上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一些了。”
“你对他的处境体会得很准确，”歌德说，“是这个样子，我也考虑过是不是在靡非斯托斐勒斯去找瓦格纳，看见荷蒙库鲁斯正在形成时让他念几句诗，以表明他的参与其事，也让读者心里有个谱。”
“这样做没有妨碍，”我说，“更何况也已经暗示出来了，通过落幕前靡非斯托斐勒斯的那句
“搞来搞去还是得依靠
咱们自己的小小创造。”
“你说得对，”歌德接过话头，“对于细心的人这差不多已经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再加几句诗。”
“不过，”我应道，“结尾的那句非常棒，很难设想可以没有。”
“我想啊，”歌德说，“它得让人捉摸一阵子的。好比一个父亲养了六个儿子，不管他怎么做，都注定落不下好。还有国王和大臣们，他们提拔了许多人到位高权重的职务上，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想象出一点个中的意味。”
浮士德梦见丽达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以我心灵的体会，这应该是关系全局的极为重要的一笔。
“真是奇妙，”我说，“在这样一部作品里，各个部分之间怎么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提高。通过这第二场的浮士德梦见丽达，后边的海伦那场才获得了真正的基础。在那里一再地提到天鹅和天鹅生的女儿，可这里却出现了那个情节本身；以后再带着对它的实感去看海伦那场戏，一切便豁然开朗、切实完整啦！”
歌德承认我说得对，看样子挺高兴我有此见识。他说：
“你还会发现，在前面这些场已经常响起古典和浪漫的音调，也经常提及古典和浪漫时期的人和事；这样，就好像筑了一层层阶梯，好让人走上去见海伦；在那儿两种文学风格都得以充分展现，并得到平衡和谐。”
“现在法国人也开始正确理解这些关系了，”歌德继续说，“‘一切都很好，很协调，’他们说，‘古典的就像浪漫的，问题只在于要懂得使用这些风格，善于驾驭这些形式。你也可以把两种都同时用得很糟糕，这种不像样子，那种也差不离。’我想，他们讲得有理，说得不错，这样就可以安静一阵子了。”
1829年12月20日，星期日
（文艺家成功的三个条件；如何理解和表现《浮士德》的寓意形象）
在歌德家进餐。谈到首相，我问歌德，首相旅居意大利归来有没有带给他曼佐尼的消息。歌德回答：
“他写信给我谈起了曼佐尼。首相去访问过他，他住在米兰附近的庄园里，令我遗憾的是他身体一直不大好。”
“很奇怪，”我说，“杰出的天才人物特别是诗人，我发现他们往往都体质衰弱。”
“这种人之所以成就突出，”歌德说，“前提条件就是体质柔弱，这样才多愁善感，能够聆听到天籁之声。可如此身体素质在与社会和自然的冲突中又容易受到伤害，谁要不像伏尔泰似的既极度敏感又异常坚韧，就容易让疾病缠身。席勒也老是病恹恹的。我刚认识他时，以为他最多只能活四个礼拜。可他也具有一定的韧性，他还活了许多年，如果生活方式健康，可能会活得更久。”
话题转到戏剧，具体讲的是某次演出是否成功。歌德说：
“我看了温泽尔曼扮演的这个角色，他总是叫人看着觉得舒服，具体讲总是让人体会到那样一种精神的极度自由轻松。要知道表演艺术也跟其他所有艺术一样。演员做什么都处于一种情绪，他的作为和表演将我们带入同样的情绪。艺术家的情绪轻松自如，我们也轻松自如，反之他如果压抑拘谨，也就使我们也忧心忡忡。艺术家这种轻松自如通常都来自他对自己的事情胜任愉快，例如我们在欣赏尼德兰的油画时心情是那么轻松自如，原因就在艺术家们表现的是自己身边的生活，对题材完全驾驭自如。一个演员要让我们感到精神轻松自由，那他就必须学习并且发挥想象力和自身的天赋以便充分驾驭角色；为此他必须使出自己浑身解数，调动自己所有的身体手段；还有他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精力充沛。缺乏想象力，仅仅学习是不够的；学习加上想象力，没有天赋仍然不够。女性大多数靠自身的想象力和性格气质取得成功，伍尔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继续着这一话题，便谈到曾经活跃在魏玛舞台上那些最出色的演员，对其中出类拔萃的几位更是称赞有加，念念不忘。
说话间我又想起《浮士德》，想起荷蒙库鲁斯，想到了最好怎样在舞台上显现这样一个形象。我说：
“即使不能使观众看见这个小人儿本身，也要让人看见烧瓶中的那点亮光。还有，该他说的重要台词，也要念得跟一个小孩不可能念出来的那个样子。”
“瓦格纳不能够放下手中的烧瓶，”歌德说，“因此声音必须像是从瓶子里传出来的。这个角色适合一位腹语艺术家担任；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位的表演，他肯定能很好造成不在现场的印象。”
我也想起狂欢节上的类似表演，觉得不妨尽可能地再现在舞台上。我说：
“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就像那不勒斯的年市吧。”
“那就需要一座很大很大的剧场，”歌德说，“几乎没法想象。”
“我仍然希望经历这样一次演出，”我回答，“我特别喜欢由智慧牵着的那头大象，胜利女神高高地站在它背上，疑惧和希望让铁链拴着走在它两边[101]。这可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寓意场景啊。”
“可它并非第一头登台的大象，”歌德说，“在巴黎，曾有头大象演过一个完整的角色。一群土著人带它上来，它摘掉国王的王冠，然后给他戴上一顶新的；这肯定很棒是不是？随后，在演出结尾，大象又给叫了出来，完全是独自出场向观众行礼，行完礼才又退了回去。你瞧，这就是说，咱们的狂欢节也可以这么派大象的用场。不过呢，整个场面是太大了，要求的是有一位不容易有的导演。”
“可是会异彩纷呈，效果空前，”我说，“任何剧院都不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效果是怎么一步步产生，出场的人物如何越来越显赫啊！首先上场的是漂亮的男女园丁，他们既装点了舞台，又充当群众，这样接着登台的越来越重要的人物就不缺少环境和观众。随后出来的是大象，大象之后，从云雾缭绕的背景中，又见一辆龙驹宝辇飘过头顶。再往后是伟大的帕恩登场，最后则一切全让虚幻的烈火团团包围，得等到茫茫大雾和雨云终于从天而降，将烈火熄灭！这一切要是都能像您想的那样表现出来，那观众必定惊讶得目瞪口呆，不知道怎样来吸收消化眼前这么丰富的印象才是啊。”
“别说啦，”歌德道，“别提观众，我不想听到他们。重要的是把作品写出来摆在那里，世人爱拿它怎么办怎么办好了，能怎么利用它怎么利用它好了。”
随后我们谈到驾车童子。歌德问：
“浮士德装扮成了财神普路托斯，靡非斯托戴着吝啬的面具，你肯定注意到了。可谁又扮这个驾车童子呢？”
我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回答。
“他是欧福良啊！”歌德说。
“他怎么可能出现在狂欢队伍里呢？”我问，“他可是在第三幕才诞生呀！”
“欧福良不是人类，”歌德回答，“而只是一个寓意形象。他象征文学，不受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和任何个人的限定。后来由他体现的同一个精神，现在表现为了驾车童子；在这点上他就如同无所不在的幽灵，随时随地可以被召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