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

1832年

1832年2月17日,星期四

(伟大人物都得依靠大众成就自己的事业)

我早先给歌德送去了一件在英国雕刻的杜蒙[112]肖像,他看起来挺感兴趣。

“我经常反复观看这位杰出人物的肖像,”今天傍晚我去看歌德时,他说:“一开始有些令我反感的地方,不过我把它归咎于艺术家的处理——人物的面部表情被他刻得太硬、太深了一点。可是我把这极富个性的头颅注视得越久,便越来越少僵硬的感觉,直至最后完全消失了;这时候,从深色的背景上凸现出来的是一张充满宁静和仁爱的脸,一张睿智、高雅而温和的脸;一个聪明、善良、为大众谋幸福的人,通常就是这个模样;看着这模样,让人心里觉得宁帖。”

随后我们谈起了杜蒙,特别谈到他写的有关米拉波[113]的回忆录。在这些回忆录中,杜蒙揭开了米拉波左右逢源的秘密,让人看见他如何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势力,并且指名道姓地讲了不少才智之士曾让他动员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则用这些人的力量干自己要干的事。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书比这部回忆录更有教育意义,”歌德说,“透过它,我们窥见了那个时代最隐秘的角落;通过它,米拉波奇迹在我们眼里变得自然了,而这位英雄却并未因此丧失他的任何一点伟大。可现在法国的报刊上出来了一些评论家,对此他们另有高见。这些好人认为,回忆录作者企图毁掉他们的米拉波,因为他揭开了米拉波超人一般行事的秘密,并且还把迄今单独归在米拉波名下的丰功伟绩分了一部分给其他人。

“法国人把米拉波看作自己的大力神赫库勒斯,而且也完全正确。只是他们忘记了,即使一尊巨无霸雕像也得由许多部分构成,即使古代的赫库勒斯也是个集体性存在,这位大力士既承担着自己的业绩,也承担着他人的业绩。

“不过归根结底,我们全都是集体性人物,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要知道,我们真真正正能称作我们自己固有的东西,财产也好,品格也好,是何其的少啊!我们全都须要吸取和学习,既向先辈们学习,也向同辈们学习。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吧,如果完全凭借自身的天赋,也不会有大的出息。可是许多很优秀的人偏偏不明白这一点,老梦想着要独创,结果便在黑暗中摸索了半辈子。我曾认识一些艺术家,他们自诩没有任何的师承,一切一切全靠自己的天才。真是些傻瓜啊!好像这真可能似的!好像这个世界不是一步步紧逼着他们,他们尽管愚蠢却仍被它造就成了这个样子!是的,我断言,这样的一位艺术家只需沿着这间屋子的四壁走一圈,匆匆将我挂在墙上的大师们的素描瞅上一瞅,如果他确实有些天才的话,那他在离开时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更加高明的人。

“总而言之,除了吸取外界资源并用其为我们的崇高目的服务的能力和意愿,我们身上还有什么优点呢?请允许我讲讲自己,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感受。在漫长的一生中,我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完成了一些的确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作品。可是老老实实地讲,除了看、听、辨别和挑选,以及用自己的心智赋予所见所闻以生气并将其艺术地再现的意愿和能力之外,我没有什么真正自己的东西。我的作品决不能仅仅归功于我个人的聪明才智,而要归功于千千万万我以外的其他人,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写作的素材。我曾遭遇过许多的愚人和智者,许多头脑清醒的人和固执褊狭的人,许多儿童、青年和成熟的老年人。他们全都告诉我他们有怎样的感受和想法,他们如何生活和工作,他们积累了怎样的经验。我呢,仅仅是加以取用,仅仅是收获别人为我播种的东西,如此而已。

“归根结底,是凭自己的天赋得到什么或是从别人那儿获得什么,是通过自己获得成就或是通过他人获得成就,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关键在于,你得有强烈的意愿,并且具备实现自己意愿的能耐和毅力;其他一切全无所谓。——米拉波尽可能地利用了外界和外界的力量,他完全正确。他具有识别人才的天赋,才智之士受他强大天性的灵魔吸引,纷纷投奔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这一来,他身边便围绕着大批杰出人物,他又以自己如火的热情感染、激励他们,使他们投身他高尚的事业。他的天才,他的独创性,他的伟大,也都正好在于他善于与人合作,善于通过他人成就自己的事业。”

几天以后

(歌德论诗人的祖国和爱祖国;爱克曼瞻仰歌德遗体)

我们谈到了希腊人的悲剧命运观。歌德说:

“这类的观念不再适应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整个说来也和我们的宗教观矛盾。一位现代作家再把这些老观念写进剧本里,就总是显得矫揉造作。这犹如一件早已不时兴的外套,就像古罗马人的袍子什么的,穿在我们身上就是不合适。

“我们现代人更适合使用拿破仑的语言:政治即是命运。可千万别学我们的先锋作家说什么:政治即是文学,或者政治是适合诗人的题材什么的。英国诗人汤姆逊[114]写了一首挺棒的描写四季的诗,可写起自由来却糟糕得很。倒不是因为诗人缺乏诗才,而是因为题材缺少诗意。

“诗人想搞政治就必须参加一个党派,如此一来就必然失去作为诗人的自我,它必须对自己的自由精神道一声再见,对自己不受约束的观察道一声再见,相反得把褊狭和盲目仇恨的软帽拉下来把耳朵蒙住。

“诗人作为人和公民是会爱自己的祖国,不过呢,他发挥自己诗才、以诗为事业的祖国是善,是高尚和美;这个祖国不限于某个特定的省份,某个特定的国度;他无论在哪儿发现了它,就会将它抓住,并且加以表现。他犹如一只翱翔在广阔大地上空的雄鹰,看见野兔就会箭一般扑下去,根本不管那兔子是在普鲁士,还是在萨克森。[115]

“还有,到底什么叫爱祖国?到底什么叫爱国行动?一个诗人终生致力于与有害的偏见做斗争,消除狭隘的观念,开启民众的心智,净化他们的审美趣味,使他们的思维情操变得高尚起来,难道他还能做什么更好的事吗?难道他这样做还不够爱国吗?——对一位诗人提出如此不合实际的、毫无益处的要求,就如同要求军队的一个团长为了做一名合格的爱国者,他必须卷入政治纷争,而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到旁边。可是,一位团长的祖国就是他的那个团,他要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爱国者,原本无须过问政治,除非直接牵涉到他。与此相反,他只要全心全意地努力带好自己统辖下的那几个营,把他们训练好,管束好,使一切都井井有条,以便一旦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他的部下能尽职尽责地完成使命就行了。

“我恨一切的敷衍塞责、滥竽充数,视它们如同罪恶;但我特别恨的是有关国家大事方面的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因为它们会给千百万人带来灾难。

“你知道,总的说来我很少过问别人对我写些什么,只不过呢这些辩论却常常又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很清楚,我尽管一生辛劳,我的所作所为在某些人眼里却一钱不值,原因就在我不屑于与党派之争搅和在一起。为了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我必须变成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宣传流血和杀戮![116]——别再扯这糟糕的话题吧,免得在反对非理性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跟着失去了理性。”

同样地,歌德也批评了乌兰特[117]为另一些人大肆吹捧的政治倾向。他说:

“你注意,政治家乌兰特将吞噬掉诗人乌兰特。当上议会议员,每天都生活在争吵和激动中,绝不适合诗人柔弱的天性。他的歌声将会消失,这相当可惜啊。施瓦本那地方富于教养,存心良善,又能干又会说,适合当议员的人有的是喽;然而像乌兰特似的诗人,仅仅只有一个。”

歌德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是阿尔尼姆夫人[118]的长子,他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是题在这位年轻朋友纪念册里的几行诗。

歌德逝世的第二天早上,我产生了再瞻仰一下他遗容的强烈愿望。他忠诚的仆人弗里德利希为我开了停放遗体的房间的门。歌德仰面躺着,安详得如同睡熟了似的:高贵威严的面容神情坚毅,笼罩着深沉的宁静。饱满的额头似乎还在进行思考。我想得到他的一缕卷发,然而敬畏之情制止我去剪它。他赤裸的身躯裹在一条白色床单里面,四周贴身摆放着巨大的冰块,为的是尽量久地保存遗体完好。弗里德利希牵开床单,我对遗体那天神一般的伟岸美丽惊叹不已。宽阔有力的胸部高高隆起,丰满的双臂和双腿微微显露出肌肉,两只脚脚型单纯而精致,全身不见丝毫潮湿、消瘦和干瘪的迹象。面对这样一位完美、魁梧的男子我无比惊讶,一时间竟忘记了不朽的精神已经离开了他的躯体。我把手扪在他心口上——四处寂静无声——我转身往外走,以便让噙在眼里的泪水痛痛快快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