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

1830年1月3日，星期日

（伏尔泰等人的影响；《浮士德》非同寻常，仅凭理智无法索解）

歌德给我看1830年英文袖珍本的《纪念年历》。里面印有一些精美的铜版画，以及拜伦爵士几封极有趣的信函，我像享用餐后甜点似的读了它们。歌德自己则拿起杰拉德^[102]新出版的《浮士德》法译本来翻阅，有时像还在朗读的样子。

“想到这本书还以五十年前伏尔泰统治的法语流行于世，”歌德开口道，“我不禁浮想联翩，不胜惊叹。你没法想象我心中有怎样的感想，对伏尔泰及其伟大的同时代人的意义毫无了解，不知道他们曾经如何主宰了整个精神世界。我的自传没讲清楚，这些法国人如何影响了我的青年时代，以及我费多大的劲儿去摆脱他们的影响，以便能够独立自主，并且端正我本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还谈了伏尔泰的另一些事情。歌德给我背诵了《系统》这首诗，我由此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代必定很认真地钻研过这类作品，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上述杰拉德的译本尽管大部分是散文，歌德仍称赞它很成功。他道：

“德文的《浮士德》我已不爱再读，然而在法译本里，一切又令人感到极其新鲜，极其富有朝气和睿智。

“《浮士德》可是不寻常啊，”歌德继续说，“一切试图凭理智去靠近它的努力统统白费。必须考虑到，它的第一部乃是产生自其个人的某种蒙昧状态。可正是这蒙昧刺激了人类，吸引他们不断力求索解，就像人类曾为所有无法解答的问题费尽心机一样。”

1830年3月14日，星期日

（如何看待令人反感的题材；政治诗的价值；文明程度与民族仇恨）

晚上在歌德家。他让我看已经整理好的大卫雕塑，几天前，我曾看见他忙着指挥仆人从木箱里取出这些宝贝。这是一些法国最杰出的年轻诗人的侧面浮雕像，他已经在几张桌子上挨个儿把它们摆得整整齐齐。他再一次称赞大卫非凡的天才，说他在构思和手法两方面同样伟大。通过大卫，法国浪漫派出类拔萃的才子们敬赠给歌德一大批亲笔签名的近作，他也拿出来让我看了。其中，我注意到了圣蒲夫、巴朗西、雨果、巴尔扎克、德·维尼和雅宁^[103]等人的作品。

“大卫寄来的礼物将使我高兴许多天，”歌德说，“整个礼拜我都在读年轻诗人们的作品，从中获得了新鲜的印象，生活因此焕然一新。为这些我所珍爱的肖像和书籍，我将特别进行编目。在我的艺术收藏里和图书馆里，他们都将各自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

看得出来，法兰西的年轻诗人对他如此崇拜景仰，令他内心深感幸福。

随后他念了埃米尔·德尚的《论文集》的一些片断。他称赞德尚翻译的《柯林斯新娘》忠实而成功。他还讲：

“我还收藏有这首诗意大利文翻译的手稿，它再现了原诗，连韵律也一个样。”

《柯林斯新娘》引发了歌德的谈兴，他进一步说到自己另外一些叙事谣曲。他道：

“他们绝大部分得归功于席勒，是他催促我创作，因为他主编的《时序女神》总需要发表点新的东西。所有这些作品我已在脑子里酝酿多年，它们萦绕在我心中，犹如优美的图画，犹如甜蜜的梦境，来回往返，让我沉浸在幸福的幻想里。这些光辉形象就像是多年的好友，我很不乐意向它们道别，很不忍心以捉襟见肘的文字使其变得具体。终于白纸黑字了，我望着它们深感忧伤，就像是要和自己的一位挚友永别。

“我其他时候写诗完全不是这样，”歌德继续说，“在写之前毫无印象和预感，而是突然间诗兴大发，非马上动笔不可，接着就感觉像做梦一般身不由己，单凭直觉把它写了下来。在这样的梦游状态下，常常是写在一张斜放在面前的纸上，直到整首诗写完了，或者已经到了没有可以继续写的地方，我才会发觉。我曾经收藏过一些如此胡乱草成的诗稿，只可惜后来慢慢全弄丢了，令我十分遗憾，再也拿不出我那么沉迷在诗里的实证材料啦。”

随后话题转回到了法国文学，特别是谈到了一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天才作家新近表现出的超浪漫主义倾向。歌德认为，这一方兴未艾的文学革命对文学本身很有益处，但是对掀起这场革命的一个个作家却不利。

“任何革命都免不了过激，”歌德说，“一开始，政治革命通常要的只是消除各式各样的弊端，可是还没等革命者明白过来，他们已经深深陷入流血和恐怖的烂泥坑。今天法国人在进行文学变革也一样，一开始追求的只是更加自由的形式，然而到了眼下已不能就此停步，而是要把迄今的全部内容连同形式一块儿抛弃。人们已开始声称表现思想和行为没有意思，却试图去写形形色色丑恶淫邪的东西。希腊神话美好的内容让魔鬼、巫师和僵尸取代了，古代高贵的英雄不得不让位给骗子和罪犯。如此这般才够味儿！才有效果！——可是等到读者尝过并习惯了这味道浓烈的菜肴，口味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强烈。一位想要产生影响、获得承认的年轻天才，在尚未长大到可以自行其是的时候，就只好迎合流行趣味，是的，甚至不得不努力做到在宣扬恐怖邪恶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是如此拼命追求外在的效果，任何深入的钻研都会置之度外，也将完全忽视人的内在素质和才能按部就班的认真培养。这可是一个天才可能遭遇的最大祸害呀，即便整个讲来，文学会从眼前的倾向中获得好处。”

“这种将断送一个个年轻天才的倾向，”我接过话头，“可怎么又会对整个文学有好处呢？”

“我刚才描绘的极端和偏差，”歌德回答，“会渐渐消失，最后留下的将是一大收获，亦即在形式更自由的同时，内容也会更加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没有什么再被当作缺少诗意而被排斥掉。我把现今这个文学时代比作人发高烧，它本身尽管不好，尽管没谁愿意患，结果却是让人更加健康，却值得高兴。那些真正乌七八糟的东西，眼下往往构成文学作品的全部内容，将来却只会成为有用的陪衬；是啊，今天遭排斥的极纯洁、极高尚的东西，人们不久又会更加热烈地渴望和追求。”

“我注意到了，”我说，“就连您喜欢的梅里美，他的《弦琴集》同样写的是令人反感的题材，从而也走上了超浪漫主义的道路。”

“梅里美处理这类题材的方式与他的同辈完全不同，”歌德回答，“这些诗歌固然充满各式各样的恐怖内容，墓地啊，夜行啊，幽灵啊，僵尸啊，等等；但所有这类令人反感的东西都未触及诗人内心，相反他在处理它们时都保持一定的客观距离，并且抱着讽刺的态度。他完全像一位艺术家想去尝试尝试某个感兴趣的东西罢了。我已说过，他在创作时完全摈弃了自己的内心，甚至也摈弃了法国人的身份，而且是这样地彻头彻尾，所以一开始人们真把《弦琴集》当成了伊利里亚的民间诗歌，^[104]也就是说他差一点点就达到了作伪乱真的目的。”

“梅里美这家伙确实了不起，”歌德继续说，“要知道，客观地处理一个题材，所需要的能力和才气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拜伦也是如此，他尽管个性鲜明突出，时不时地仍有能力完全摈弃自身，例如在他的一些剧作中。”

……

“一般说来，即使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一首政治诗也永远只能被看作是某一个民族的喉舌，在多数情况下更只能被视为某个党派的喉舌了；不过，它要是优秀，也会被这个民族和这个党派热情地接受。再者，一首政治诗也永远只能被视为一定时代环境的产物，可是时过境迁，对于后世，这首诗就必然失去其来自题材的价值啦。——贝朗瑞情况不错！巴黎就是法国，他伟大祖国一切引人注目的大事全集中发生在首都，都在那儿获得生命，都在那儿引起反响。这样，他的大多数政治诗都绝不可被视为单单某一个党派的喉舌，相反他所反对的东西都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所以人们倾听他永远如同倾听人民的声音。在我们德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哪座城市，是的，甚至没有哪个邦，对它你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里就是德国。我们在维也纳提出问题，人家回答：这儿是奥地利！我们在柏林提出问题，人家回答：这儿是普鲁士！——仅仅十六年前，当我们终于摆脱了法国人的统治，那会儿还到处都是德国，一位政治诗人在这里还大有用武之地。然而这时并不需要他。普遍的贫困和普遍的耻辱感，像恶魔一样攫住了整个民族；诗人能够点燃的愤激之火，早已在各处自行燃烧起来了。不过我不否认，阿伦特、寇尔纳和吕克特^[105]也起了一些作用。”

“有人责备您，”我有些冒失地道，“说在那个伟大的时期，您即使不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至少也该发挥一个诗人的作用。”

“别扯这个，我的好朋友！”歌德回答，“这世界真荒唐，它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让世人爱怎么讲怎么讲，爱怎么干怎么干吧。——我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不再年轻怎么能够仇恨？要是二十岁时碰上那样的事件^[106]，我肯定不会落在人后；然而出事那会儿，我已年过六旬。

“再说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所有人全用一种方式，而是人人按照上帝的安排，尽其所能。为此，我半个世纪以来够辛苦的了。我可以讲，我生来该干什么工作，我就夜以继日地干了，一时一刻也未曾偷闲，总是在努力、在研究、在行动，能做多少做多少，能干多好干多好。如果所有人都能对自己下同样的结论，那就万事大吉啦。”

“归根到底，”我安慰他说，“您不该为那样的指责烦恼，相反倒可以因此感到骄傲。因为它不说明别的什么，只说明世人对您真是看重，以为您既然对祖国文化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就要求您最后什么都做。”

“我不能怎么想怎么说，”歌德回答，“每一种流言蜚语后边，都藏着对我的恶意，情况比你知道的严重。多年来就有人仇视我，企图暗中伤害我，这些流言蜚语我感觉只是旧仇恨的新面孔。我明白得很，不少人视我为眼中钉，急于除之而后快；既然对我的天才无可奈何，就想损坏我的人品。一会儿说我傲慢，一会儿说我自私，一会儿我对年轻的天才满怀嫉妒啦，一会儿我又沉溺于声色啦，一会儿讲我缺少对基督的信仰，喏，最后甚至骂起我不爱祖国，不爱我亲爱的德国人来了。——你多年来够了解我的，感觉得出这些胡言乱语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可是你如果想知道我吃的苦头，就不妨读一读我的《赠词》；我的这些反击会使你明白，有人怎么总是变着花样想叫我生活不痛快。

“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位德国殉道者！——是的，我的朋友，你不会发现情况有什么两样。而我本人呢，也很难抱怨什么，所有其他作家的处境不见得比我强，多数甚至更坏，在英国和法国与我们这儿完全一样。莫里哀什么苦没受过，卢梭、伏尔泰什么苦没受过！拜伦让恶毒的舌头逐出了英国，设若不是早死使他摆脱了庸人和他们的仇恨，最后恐怕只得逃向天涯海角了事。

“如果再加上心地褊狭的群众迫害高尚的人！不，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天才，也会迫害另一个有才能的人和天才。普拉藤叫海涅恼火，海涅同样对待普拉藤，一些人相互诽谤、敌视，尽管世界足够大，足够宽，足以让人人都和平地生活和工作。一个人有了才便有了敌人，这个敌人将折腾他一辈子。

“仿佛坐在书斋里就能写战歌！——仿佛我是这样的诗人！——如果夜里走出营房就听见敌人前哨的战马嘶鸣，那我倒真乐意写战歌来着！然而这不是我的生活，这不是我的事业，这是特奥多尔·寇尔纳的生活和事业。他的战歌也完全适合他这个人。可我呢，却不具好斗的性格，好斗的思想，战歌之于我，只会是带在脸上显得别扭的假面具。

“我写诗从来不无病呻吟。——什么我不曾经历，什么不曾让我忧心如焚，使我烦恼，我也就不会写诗加以表现和抒发。我只有恋爱的时候才写爱情诗。现在我怎么能在不怀仇恨的情况下，写表达仇恨的诗歌呢？——咱们私下讲吧，我不仇视法国人，尽管为了能摆脱他们的统治，我也要感谢上帝。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之一，我本身的大部分教养都归功于它，像我们只以文明和野蛮为价值标准的人，又怎么能仇恨这样一个民族呢！

“从根本上讲，”歌德继续说，“民族仇恨就是个怪东西。——你总发现在文明程度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可在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以后，它就完全消失了。这时候，人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凌驾于民族之上，已经感到邻国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就是自己的幸福和痛苦。这样的文明程度适合我的天性，并且还在满六十岁以前，我就已长期坚持这样一种立场。”

1830年3月17日，星期三

（驳斥教会人士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责难）

……

歌德给我讲他同英国德比郡主教布里斯托勋爵的一次相遇，说：

“布里斯托勋爵途经耶拿，希望认识我，便邀请我在一个晚上去看望他。他这人有个毛病，就是偶尔会表现粗暴。不过只要你同样粗暴地回敬他，他又会变得十分驯顺起来。在谈话过程中，他意欲对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说教一番，并以有人遭其误导而自杀为理由，要我做良心的谴责。他讲：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本极不道德的、该遭天谴的书！’

“‘住口！’我高声反问，‘您竟这样讲我可怜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关于这尘世间的那些大人物，您又怎么讲呢！他们大笔一挥就把十万之众送上战场，经过相互残杀死掉八万，并且竞相烧杀抢掠。目睹了这些暴行您反倒感谢上帝，并为其大唱赞美诗！还有呐，您用下地狱的可怕惩罚吓唬您教区的弱小灵魂，害得他们失去了理智，临了儿在疯人院里度过可怜的余生！要不您又以某些在理性面前站不住脚的正统教义，在您教民的心中播下有害的怀疑种子，使这些不够坚强的灵魂堕入迷津再也出不来，最后唯有死亡！关于自己您该怎么讲？您该怎样谴责您自己？——现在您竟追究起一个作家的责任来，竟诅咒一部让某些心胸狭隘的人曲解了的小说，一部充其量不过使这个世界少掉了十来个傻瓜和窝囊废的小说，而这些人啥有益的事也干不了，仅仅还会吹灭自己那点儿生命之火的微弱残焰罢啦！我想我原本为人类做了大贡献，理应得到它的感谢哩；现在您却想把我这点儿战功变成罪行，另一方面您又容许你们自己，容许你们教会和世俗的王公长老们，犯那么大和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一反击对我的主教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他变得温顺如一只绵羊，在随后的交谈中对我表现得再彬彬有礼不过，再温文尔雅不过。这样，我与他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夜晚。因为布里斯托爵士尽管粗暴，却是一个有头脑和见过世面的人，对各种话题都能谈得头头是道。临别他把我送了出来，接着又让一位修道院院长继续送我。和这位修道院院长上了大路，他便高声嚷起来：

“‘歌德先生啊，您讲的太精彩啦；您深得勋爵大人的欢心，您找到了通向他心灵的秘密路径。您要不这么粗鲁，不这么坚定，您在回家时对今天的访问肯定不会如此满意。’”

“为了您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您真受了各式各样的委屈啊，”我打断歌德，“您在布里斯托勋爵那儿的遭遇，让我想起了您和拿破仑讨论《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的情况。当时塔勒朗^[107]不也在场吗？”

“他是在场，”歌德回答，“对拿破仑我可没有什么好抱怨。他对我很客气，谈起《少年维特之烦恼》来也符合我对一位如此伟大人物的期望。”

1830年3月21日，星期三

（精神和身体的相互影响；古典的诗和浪漫的诗）

陪歌德进餐。一开始他便谈到他儿子的旅行，说对于收获我们不可抱过高的幻想。他讲：

“一般都会怎么去，怎么回来，是啊，一定要防止带回来一些不切实际的有害想法。例如我就从意大利带回来了楼梯得漂亮的观念，照此行事显然会毁了我的房子，因为它所有的房间开间都小了，容不下那样的楼梯。关键是要学会控制自己。如果由着我自己的性子来，我真想把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毁掉。”

随后谈到了身体的病态表现，以及身体和精神的相互影响。歌德说：

“精神对维持身体状况能有多大的影响，简直难以置信。我常常患腹痛病，全靠意志和上身的力量坚持着正常生活。精神绝不能屈服于身体！我在气压高的时候比气压低的时候工作起来轻松一些；既已了解这点，我就更加提起精神来抵消不利影响，结果总是成功。

“然而在创作中有些东西却勉强不来；因此，那种凭意志力写不出的作品，就只能等情况好的时候去写。例如现在我就不急于完成我的《瓦普几斯之夜》，为的是一切真正能写得足够优美而有力。我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希望能在你走^[108]之前全部完成。

“这一幕中有些带刺的东西，我把它们与特定对象分离开来，使之一般化，这样读者尽管知道它们有所指，却没谁清楚到底何所指。不过我仍遵循古典法则，努力使一切都轮廓鲜明，不容出现任何的暧昧和模糊不清，像浪漫手法所会造成的那样。

“古典的诗和浪漫的诗这个概念如今已传遍世界，引起了许多的争论和分歧，”歌德继续说，“它原本出自我和席勒。我主张写诗要用客观的方法，并坚持以此为准则。席勒完全以主观的方法写作，认为他那样做正确，为了反驳我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叫《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向我证明，我自己虽不情愿却仍采用了浪漫的写法，我的《伊菲根尼》偏重情感，压根儿不像人们乐于相信的那么古典和合乎古代精神。施莱格尔兄弟抓住这个思想，把它加以发挥，结果现在传遍了全世界，闹得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在五十年前可还没人想到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