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
1831年
1831年1月17日，星期一
（谈《红与黑》）
我们谈到了《红与黑》，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最好的作品。
“不过我不否认，”他补充说，“他的一些女性形象有点过于浪漫。可是，她们无不显示出作者观察生活的细致和心理剖析的深刻，这又让我们乐于原谅他某些细节描写得不够真实啦。”
1831年2月12日，星期六
（关于信念和勇气）
在阅读《圣经·新约》的时候，我想起了歌德最近给我看的一幅画：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彼得踏着浪花向他走来，在突然失去勇气的一瞬间立刻开始下沉。
“这则传说再美不过，”歌德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其中包含着最高深的哲理：人只要有信念和勇气，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相反，只要产生一点点怀疑，立刻就会输掉。”
1831年2月14日，星期一
（天才要以强健的体魄为基础）
陪歌德进餐。他刚读完拉普将军的《回忆录》[109]，谈话因此便转到拿破仑，转到他母亲勒迪蒂亚夫人自知养育了这么多英雄子女，自知身为这么有权势家庭的主母，会有怎样的感受。
“她生第二个儿子拿破仑时十八岁，她的丈夫二十三岁，也就是说父母亲都正值身强力壮，对儿子的体魄便有了好处。拿破仑之外她还生了三个儿子，个个都非常聪明、能干、健壮，除了日常事情在行，还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接在这四个儿子后面还养了三个女儿，最后一个叫婕洛美，看来在所有兄弟姐妹中是最差劲儿的一个啦。
“天才自然并非遗传，但却需要有一个适当的身体基础。因此，一个人是家里的老大或是老幺，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所生或是年老体弱的父母所生，就绝不一样了。”
我接过话头，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天才之中，音乐天才最早显现，因此莫扎特才五岁，贝多芬才八岁，胡梅尔才九岁，就以演奏和作曲的才能惊动了自己周围的人。”
“音乐才能的确可能很早就表现出来，”歌德说，“因为音乐这东西完全是天生的，内在的，无需从外界汲取很多营养，不必拥有生活的经验。不过呢，像莫扎特这样的现象自然永远是一个奇迹，一个无法说清楚的奇迹。这些出类拔萃的个人，我们以惊羡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却不明白他们来自何处，倘若上帝不是时不时地在他们身上一试身手，那他干吗还到处去寻找机会显示圣迹呢。”
1831年2月18日，星期五
（过度自由不可取；执政者不宜热衷个人爱好）
陪歌德进餐。我们谈起不同的政体，话题转到了过度的自由化将困难重重，因为这会让人人都提出自己的要求，政府最后却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满足所有这些要求。你会发现，自上而下地施以仁政从长远看是行不通的，因为需要治理的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甚至是堕落的世界，要使其对政府保有敬畏就不能太善良、太宽容和道德高尚。同时还提到，执政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要求人投入整个的身心。所以，为政者就不宜过分热衷某种个人爱好，例如特别喜欢艺术什么的。须知，这不仅仅会转移国君本身的注意力，还会使整个国家忽视某些原本更应该注意的问题。热衷艺术更多地应该是民间的富豪。
随后歌德告诉我，索勒翻译他的《植物性变论》进展顺利，他现在修订这本书，特别是有关植物螺旋式生长的部分，意外地得到了许多来自外界的帮助。他说：
“你知道，我们已经翻译一年多，其间碰到了无数的难题，工作常常被迫中断，我因此常常在心里暗自咒骂。可是现在我倒觉得该向所有这些难题表示敬意，因为就在我们这么进退两难的时候，外边一些杰出人物的研究已趋成熟，其成果对于我犹如雪中送炭，使我所有的想法都前进一大步，著作也好收尾了。而在一年前，这样的结尾没法想象。我一生中常碰见类似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由得相信有更高的存在在起作用，有灵魔什么的在暗中帮助。然而对此人只能够祈求，却不敢妄加解释。”
1831年2月28日，星期一
（所谓魔性和歌德的信仰）
昨天歌德把他《自传》第四卷的手稿寄给了我，让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工，今天一整天我都在做这件事。我很喜欢干这工作，任务就是看什么已经有了，什么还可能增加。有几章看上去已经完美无缺，无须任何补充。另外几章却存在统一协调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原因就在于成稿的时代前后差异太大。
这第四卷与前三卷有很大的不同。前三卷的情节都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向前发展，因此也就历经了许多年。这一卷的时间似乎一点没变动，也看不出主要人物有什么坚持不懈的追求。事也干了一些，但都没有完成，也曾有些打算，但干起来却又是另一个样子，因此让人觉得处处有一种在暗中起作用的力量，有一种近乎命运的安排，它把许多不同的线牵引到了一起，但要织成布却是将来的事。
所以这一卷正好适合谈谈那种神秘而难以捉摸的力量，人人都感觉得到它，却又没有一位哲学家能对它做出解释，只有宗教人士能用安慰的言辞勉强将它应付过去。
歌德称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世界和生命之谜为魔性，歌德的这个称呼，我们感觉，似乎也揭示出了它的本质。我们的印象是仿佛我们生命的背景前幕布给拉开了。我们因此看得更远也更清晰了，但是很快却发现面前的对象过于巨大无边，过于变幻莫测，而我们的目力却有一定的局限。
无论何处，人都生而渺小，能理解和喜欢的都只是自己熟悉的事物。一位大行家理解一幅油画，能够把不同的细部跟他熟悉的整体联系起来，整体与细部对于他同样生动。他也不偏爱某一些细部，他不问一张脸是讨厌还是美丽，不问一个局部是亮还是暗，而只是关心整体布局是否得当，是否合乎规则。可要是我们把一个外行领到一幅稍微大点的油画前，那我们就会看见他会不顾整体或者让整体搞昏了头，而只为一些个细节所吸引，对另一些细节又表现出反感，到头来他只留下一些已知的或细微的印象，也许只会称赞这顶头盔画得很好，那根羽毛画得挺像。
可是，归根结底，在宇宙这幅命运的大油画前，我们人类全都或多或少地扮演着外行的角色。画上的明亮部分和优美部分吸引着我们，阴暗部分和反差部分令我们反感，整幅画则让我们昏头昏脑。我们把无法解开的矛盾归咎于个别的局部，枉费心机地寻找着个别局部的意义。
就算有人能成为通晓人间事物的行家，充分掌握了人世间的艺术和知识，可在神的事情上，他仍只是貌似那至高无上的存在本身而已。是的，就算这至高无上者愿意给我们以启示，向我们揭开种种命运之谜，可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们，不知拿它们如何处置，于是又像那个站在油画前的外行一样，任随那位大行家怎么说破嘴皮，也没法把理解油画的基础知识灌输进他的脑袋。
有鉴于此，所有宗教的教义都并非直接由神创立，而是一些精明的人的创造，就太正确不过了。只有这样，它才能量体裁衣，适应同为人类的广大民众的需要和接受能力。
设若教义都为神所创造，那谁也不会理解，但它要是人的作品，就不会讲那些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学识渊博的古希腊人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一些特别的神祇来做他们教义中个别玄妙难解的内容的象征。但是这个别的内容仍然受到限制，给紧密联系的整体留下了缺陷，于是古希腊人便发明了统驭一切的命运观念。然而命运本身又是在许多方面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所以靠它也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把问题搁置起来。
耶稣基督想象出了一个唯一的神，并把自己内心感觉到的所有完美德行统统加在这个神的身上。这个神成了他美好心灵的体现，像他一样满怀着仁爱，完全适合接受善良人类的衷心信仰和无私献身，并且将其视为与头顶上的天国无比幸福甜美的结合。
可是我们称之为神性的这个伟大存在，不只体现在人的心里，也体现在浩瀚无垠、包罗万象的大自然中，也体现在影响深远的世界大事中，因此就不能按照人的尺度对其进行想象。细心的人立刻会发现这样做有种种的不足和矛盾，以致生出怀疑甚至堕入绝望，这时他要么足够渺小，可以编造托词自我安慰，要么足够伟大，会提升立足点以便高瞻远瞩。
歌德在早年便发现斯宾诺莎是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很高兴这位伟人的观点正好符合自己青春时期的需要。他在斯宾诺莎身上看到了自己，于是也借助斯宾诺莎坚定了自己终生的信念。
这些信念不具有主观的性质，而是以体现神的创造和意愿的客观世界作为基础，因此在他自己日后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入探索中没有成为无用的皮壳遭到抛弃，而是成了植物最初的萌芽和根，能够年复一年地茁壮生长，最后开放出万紫千红的智慧花朵。
反对者常常责难歌德，说他没有信仰。可他只不过没有他们的信仰，因为对于他来说它太渺小。要是歌德把自己的信仰说出来，他的反对者定会惊讶莫名，然而却又没有理解它的能力。
歌德并不认为自己能认识那最高存在的本质。他的所有文章和所有言论都表明，这最高存在原本玄妙难解，对于它，人有的只是不断向其靠近的足迹和朦朦胧胧的预感罢了。
再者，自然和我们人类全都充满着神性，是神性维持着我们的存在，我们生活、活动和存在于其中，遵循着永恒的法则受苦和享乐，我们执行法则，法则在我们身上执行，不管我们认识到它们或是认识不到它们。
孩子喜欢吃蛋糕，可并不知道蛋糕师傅是谁；麻雀喜欢吃樱桃，可并不去会想樱桃是怎么长成的。
1831年3月8日，星期二
（魔性之于文艺；魔性、人性和神性）
今天在餐桌上歌德一开始就对我讲他正读《艾凡赫》。他说：
“沃尔特·斯科特是位无与伦比的大天才，难怪他对整个读书界产生了如此非凡的影响。他启发我思考许多问题。在他的创作中，我发现了一种自有其特殊法则的全新艺术。”
随后谈到他传记的第四卷，不经意间又探讨起魔性这个问题来。歌德讲：
“文学里肯定存在一些魔性，尤其是在所有的理智跟理性都不大管用的无意识方面，所以文学的影响也就超出了理解的范围。
“类似的情形在音乐中达到了极致，因为音乐更加莫测高深，完全不容理智靠近它，它所产生的影响会控制一切，谁也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宗教仪式因此也少不了音乐，它是能对人产生奇妙影响的主要手段之一。
“同样，魔性也喜欢附着在地位显赫的大人物身上，例如腓特烈大帝和彼得大帝。
“已故大公爵也是如此，所以没有谁能违抗他的意志。他只要静静地待着，也无须显得和善和蔼，就对人产生了一种吸引力。我遵照他建议做的一切全都取得了成功。每当自己的理智跟理性不够用的时候，我就只需要去问他该怎么办，他仅凭直觉发表点意见，我就能立刻心中有数，对未来的成功有了把握。
“他似乎获得了控制我想法和追求的神奇本领。须知一旦失去了魔性只剩下人性，他就会变得无所适从，整天心烦意乱。
“拜伦身上也有强烈的魔性在起作用，因此才能对广大民众产生难以抗拒的魅力，特别是女性没法不为他倾倒。”
“这种我们称为魔性的影响力，”我试着说，“似乎渗透不到有关神性的观念里边。”
“小伙子啊，”歌德道，“对神性的观念我们究竟了解多少，我们对这最高存在的狭隘理解究竟有什么意义！土耳其人用一百个圣名称呼他们的神安拉，我即使也这样仍然力不从心，神性的内涵无边无际，我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1831年3月25日，星期五
（舒适的环境使人怠惰、消极）
歌德让我看一把漂亮的绿色扶手椅，它是他前几天在一次拍卖会上拍得的。
“不过我将很少坐它，或者甚至根本就不坐，”他说，“因为任何的安逸舒适，原本就违反我的天性。你瞧我房里没有沙发，我永远坐的是我这把老木头椅子，直到几个星期前才给它加了个靠脑袋的地方。一个家具舒适而讲究的环境，会破坏掉我的思维，使我处于安逸的被动状态。除非你从小已经习惯，否则漂亮的房间和豪华的家具只适合没有思想的人，或者不喜欢有思想的人。”
1831年3月27日，星期日
（莱辛的名剧《明娜·封·巴恩海姆》；歌德早年的挚友梅尔克）
经过了长久的期盼，明媚的春天终于到来了。蓝蓝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天气温暖得又可以穿着夏日的衣裙出游啦。
歌德吩咐在花园的凉亭里摆上餐桌，于是今天我们又在户外进餐……
我告诉歌德，我正和小公爵一起读《明娜·封·巴恩海姆》，感觉这个剧本真是棒极了。我说：
“有人讲，莱辛是个冷冰冰的理智的人，可在这个剧本里，我却发现他富有情感，生性殷勤、质朴，心地善良，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快乐活泼而修养良好和心胸开阔的人。”
“当这个剧本出现在那黑暗的年代，”歌德接过话头，“你可以想象它对我们年轻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简直就像一颗光芒四射的流星！它使我们注意到，除去当时那个羸弱的时代所理解的文学，还有一种高级得多的文学存在。前两幕是剧情铺垫的真正杰作，从中人们已经学到了许多，而且永远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而今自然没谁再愿意注意什么铺垫啦，原本要第三幕才可能出现的效果，他现在第一场就想得到，全不顾及写作就像航海，得先划离岸边到达一定的深度，然后才能张开满帆快速航行。”
歌德吩咐送来一些精酿的葡萄酒，是他上次过生日时一些法兰克福朋友送的礼物。我们一边饮酒，他一边给我讲了几则梅尔克的轶事。说他不能原谅已故的老公爵，就因为一次在埃森纳赫的鲁尔镇，这位竟然把一种中不溜儿的酒当成了精美佳酿。
“梅尔克和我，”歌德继续说，“我俩的关系一直就像靡非斯托斐勒斯和浮士德。一次他大肆嘲笑我父亲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信，原因是信里抱怨了意大利糟糕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难喝的葡萄酒和成群的蚊子。梅尔克不能原谅我父亲，在如此美丽的国度，在如此宜人的环境中，竟在意这些个小事。
“梅尔克的所有这些看不顺眼，无可争辩，都起源于他高深的文化修养。可是由于他不具建设性，而是坚定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所以就总喜欢指责而不是赞扬。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吹毛求疵，以满足自己这一癖好。”
我们谈到佛格尔和他非凡的行政管理才能，谈到吉勒及其个性。歌德说：
“吉勒这人自成一格，任何人都无法与他相比。他是唯一一个跟我一起反对乌七八糟的出版自由的人；他立场坚定，值得信赖，总是站在法制这边。”
饭后去花园里踱了一会儿步，盛开的白色雪钟花和黄色番红花令人赏心悦目。还有郁金香也开了，我们谈到了这种荷兰特有花卉的鲜艳和珍奇。歌德道：
“真难想象还会出现伟大的花卉画家，现在对他的学问要求太苛刻啦，植物学家给他一根根地数花蕊，却对绘画的构图和光线明暗懵然无知。”
1831年5月29日，星期日
（歌德的泛神论信仰）
歌德对我讲到一个男孩儿，说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怎么都不能安心。他说：
“发现这个情况令我不快。它表明这孩子心灵过分脆弱，对自身的道德人格估计太高，以致不能原谅自己犯任何错误。如果不干点大事使其平衡，这样的心灵会使人患上疑心病。”
前几天有人给我送来一窝小篱笆雀儿，同时还有一只让黏胶棍捉住了的老鸟。令我惊讶的是老鸟不止在房里一直哺育小鸟，而且甚至在被放出窗外以后又飞回到了小鸟身边。这样一种不惧危险和囚禁的亲子之爱，令我深为感动，今天我向歌德表示了我对此的惊奇。
“你真傻啊！”他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回答我说，“如果你相信神，你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他原本应该感动世界，
胸怀自然也寓于自然，
他心里存在着活跃着的一切，
永远不缺少他的力量和精神。
“如果上帝不曾让老鸟对小鸟也满怀这种战胜一切的爱，如果整个大自然的所有生物不同样充满这样的激情，那世界将不会存在！可事实是神性广布寰宇，无所不在，永恒的爱也就无处不显示出力量。”
前些时候，在收到一位年轻雕塑家寄来的米龙[110]《母牛和吃奶的牛犊》的仿制品时，歌德也发过同样的感慨。
“这儿，”他说，“咱们见到了一个最崇高的题材，它借助美丽的比喻，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了那个维系世界、贯穿整个大自然并赋予大自然活力的原则。这件雕塑和类似的作品，我誉之为神无处不在的真正象征。”
1831年6月27日，星期一
（反对雨果表现丑恶和可怕的事物）
我们谈论维克多·雨果。歌德说：
“雨果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只可惜完全让他那个时代的邪恶、浪漫倾向给迷住了，因此误入歧途。他除了美，也表现极其不堪、极其丑恶的东西。最近我读他的《巴黎圣母院》，真是用了很大的耐性，才忍受住了读这部小说所感到的痛苦。这是一部再讨厌不过的书啦！即使对人性和人物的真实描写能给你一些快感，仍不能抵消你必须忍受的刑讯之苦。他这部作品完全违反自然，缺乏真实！他向你展示的所谓角色，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些可怜的木偶。他提着这些木偶随心所欲地跳来蹦去，让它们做各式各样的丑态和鬼脸，只要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就好。可那是怎样一个时代啊，不但使这么一本书出现，甚至还觉得它完全可以忍受，还认为它挺有趣！”
1831年12月1日，星期四
（批评雨果过分多产损害了自己才能的发挥）
我们谈到了雨果，认为过分高产大大影响了他才能的发挥。歌德道：
“他胆量真大，一年竟写了两出悲剧和一部长篇小说，而且看样子写作只为挣大钱，像这样干怎么可能不越写越差，怎么可能不把宝贵的才华葬送掉。我责骂他绝不因为他努力想富起来，想博取现时的声誉。可是，他如果希望名传后世，就必须从此开始少写一点，多工作一点。”
歌德接着分析《玛丽安·德罗姆》[111]，让我了解它的素材原本只够写成极富悲剧性的、很棒的一幕，可作者出于某些完全不必要的考虑，竟鬼迷心窍，拼命把它拖成了长长的五幕。
“这样只有一个好处，”歌德继续说，“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也擅长细节描写。尽管这也并非微不足道，也有些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