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之1938
卢作孚从飞机俯望大地，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公路上扛着行李的难民扶老携幼，艰难西行，偶见构筑工事的部队……他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忧心忡忡，忘记了疲惫。
卢作孚于武汉沦陷前夕飞往宜昌。宜昌位于湖北省西部，地处江汉平原，上接巴蜀，下引荆襄，扼守着长江三峡著名的西陵峡的峡口，为长江航线的一个重要转运港，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川鄂咽喉。国民政府确定重庆为陪都后，四川通道就成了中国抗战的命脉。当时，进入四川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入川惟有长江，而长江在这里被三峡卡住了脖子，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逆江而上，所有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宜昌换船中转。小城宜昌被源源转运而来的难民和物资撑得爆满，场面空前混乱。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
武汉沦陷后，日军沿江继续西犯。宜昌亦成危城。各地撤退来的人员和难民拥塞这里，等待撤到四川去，放眼望去遍街是人，遍地行李。因担心敌机空袭和敌军进攻而人心惶惶，人人都在争先恐后抢购船票以期早一分钟离开。这里仿佛变成了一个大仓库，沿江数里全部堆满了各种亟待入川的物资。前有川江天险，后有敌军推进，所有的人员、物资必须赶在前头迅速运走，然而滩多流急船只又小，运输能力被限制，无法及时撤运人员和物资，各单位人员又竞相争抢船只，宜昌变得混乱不堪。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都挤满了前来办理交涉的人，其中不乏军政要人，所有办理运输的职员都忙于同各方交涉，无暇办理运输。管理航运的部门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互相责骂。不久之后长江上游的枯水期即将到来，眼前的运输却因争吵而陷于停顿。抢运形势十分严峻！川江上下战云密布，小城宜昌一夕数惊。
万分危殆之时，卢作孚来了。卢作孚，中国20世纪杰出的爱国实业家。时人张群有过一个著名的评价，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重庆档案馆中，保存着他在1944年为自己撰写的履历：
卢作孚，四川省合川县人，现年51岁，曾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大明纺织公司董事长，四川机械公司董事长。现任天府煤矿公司董事长，恒顺机器厂董事长，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
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的当天，亲临混乱的长江岸边，以疏散运输总负责人的身份，面对情绪激动的人群扬声承诺：“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众人半信半疑地散去。卢作孚来到江边码头实地察看物资堆放情况，又登上轮船把舱位和轮机情况一一了解清楚。形势比他想象的更严峻，撤下来的人员和难民有3万多，堆起来的器材有9万多吨。这些器材是整个中国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可以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这里了。卢作孚深知这些器材的意义，此刻，他心里比所有人都焦急。
长江的枯水期很快就要到了，中水位也只有40天了，40天后，较大的轮船将不能航行，历尽艰难运到此处的重型器材则无力转运。这就是说，所有的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40天之内运走，而这么大的运输量，以当时民生公司的运力来计算，要运上整整一年。此时此刻，还有几十万军队和装备整装待发，亟须通过长江航线运至前线增援。国之安危，系于一发，民之安危，刻不容缓。
1938年2月，卢作孚在《要解决当前的问题》一文中写道：“‘不失败的民族，是不甘心失败的民族，是拼命的民族。’民生公司的朋友要这样的报效国家，这样的自负。”卢作孚心中有一团火，他也希望自己是一团火，为民族燃烧，为报效国家拼命，他是自负的，自负得掏心掏肺。他以自己的经验和勇气，决定了接下来要做的事。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从江边察看情况回来的卢作孚召集轮船公司负责人、各船驾驶人员和宜昌港的技术人员，在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撤运办法的紧急会议开了整整一个通宵，以40天为依据，确定哪些船可以参加运输，各条船每天可以运出多少人员和物资，计算40天的运输量，对船只航行时间和物资装卸方法做出周密安排，制订出在40天内抢运完毕的详细方案。
1938年10月24日清晨，卢作孚将通宵做出的紧急运输方案，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大多数人都想象不出，在40天中怎么能够将所有的货物运走，但他们相信卢作孚，相信卢作孚的话：“我们将团结一心共赴国难，我们丝毫也用不着恐惧和紧张。40天之内，我们必须完成宜昌撤退，我们也一定能完成宜昌撤退。”
卢作孚宣布，有把握在40天内将拥塞在宜昌的人和货物基本运完，同时他要求各交运单位，分别列出最重要及次要的物资器材数字，以便分先后次序运输，并说明清单列出以后，何单位物资先运何单位物资后运，什么轮船运输什么单位的器材，什么时候装载出发等，具体的运输安排由他本人负责，各单位无须催问，违者推迟装运。各单位领到分配吨位后，自行按照轻重缓急分类编组，整理装箱，再不争先恐后要求提前运输。卢作孚考虑问题极为周到，他提醒各交运单位万一因战事关系，不能按40天的计划完成抢运任务，哪些东西属于该抛弃的都要做好思想准备。还有，凡是运出去的机器设备，必须注意配套，以免运到后方缺这少那，成为无用之物。
卢作孚运用民生公司于1936年长江枯水期创造的“三段式”运输经验，做出了40天全部撤退的计划。三峡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日军很难攻入，人员物资只须撤离宜昌，进入三峡则可保安全。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要走4天，下水要走2天，一船物资来回至少需要6天时间，惟有开辟短途航线提高运输效率。他将整个运输划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大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甚至运入三峡就卸货返回；再由别的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而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往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顺江而下。这一计划得到了各方面的拥护，在严峻的形势下，人们盼望着奇迹的发生，秩序迅速代替了混乱。卢作孚在他的文章中写得清楚：“任何事业，事业中任何部分之事务，乃至任何个人之工作，均须有计划，然后有效率，无计划即勿行动。管理问题全在安排秩序。组织系安排人的秩序；预算系安排钱的秩序；计划系安排事的秩序。”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善于“安排秩序”的高手，更是善于运用数学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的人。
一夜之间，数百盏煤气照明灯照得两岸江边一片通明，各轮船配上电报机，各码头配上装卸设备，军人、公务员、职员工人们都在清点货物包扎器材。不到24小时，第一艘满载人员和物资的轮船开出了宜昌。一天之后，组织起来的24艘轮船（民生公司22艘，另2艘是挂法国旗的中国船）便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川江各港站之间，白天航行，夜间装卸，突击抢运拥塞在宜昌的大量公私客货。由于川江航道的特点，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天晚上就先装好在驳船上。傍晚，当轮船驶返宜昌时，轮船待装、驳船集载、港机起吊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交相照射，装卸号子声、起重机开动声、拖轮汽笛声远近呼应，交织在一起，响彻峡谷。
1938年底，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二楼，收发报机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收发电报，所有电文卢作孚都逐一审阅、批示。他承担了整个战时疏散运输最重要的职责，各运输环节的详细情形都了如指掌。在宜昌大撤退期间，卢作孚除了策划好、安排好抢运任务外，还经常深夜到宜昌的各个码头检查装载工作，了解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和哪一些船装运它。遇到困难就地解决，装卸工人、船员们看到卢作孚不辞辛苦，深夜到江上关心他们的工作，深受感动，干劲倍增。
宜昌至重庆航线途经十多个县，险滩多达数百处，整个航程600多公里，24艘轮船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重庆各港口之间。武汉沦陷后，日军西行的速度减缓，但敌机却不间断地在川江航线和长江沿岸重要的城市、港口实施轰炸，给正在进行的宜昌大撤退带来了巨大威胁。卢作孚估计到三段航运的第一段，即宜昌至三斗坪段，距离虽然较短但最容易受到敌机的轰炸，所以中途设多个转运站。为抢装物资，在川江各港口增设码头，添置起重设备，增调趸船，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2000多艘（后来实际参加抢运的木船有1200艘），以运载轻型物资，民生公司的船只承担大部分物资和人员的运输。
宜昌大撤退期间，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民生公司的轮船不时被炸毁，每天都有员工献出生命，但他始终顽强地支撑着这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撤退。“宜昌这一段撤退工作，不但是民生公司的一段最艰巨的工作，也是整个抗战运输当中的一段最艰巨的工作”，几年后，卢作孚忆起宜昌的这段经历，连用两个“最艰巨”。为迅速疏运滞留宜昌的旅客，民生公司制订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要求旅客按到宜的登记先后依次购票上船，要求各轮“加速、倍量地疏散”，并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座票。昔日睡1人的铺位，今日须坐5人，在中途停泊地预先雇木船，备客住宿，以加快旅客入川的速度。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大厦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及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为了优先抢运伤兵，民生公司调派“民生”“民康”“民俗”“民贵”“民风”“民元”等轮，在一段时间集中抢运。轮船的舱底装兵工器材，舱面装运伤兵，伤兵船票按半价结算，伤兵眷属按六折结算，仅1938年运送入川的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
1938年到1939年，民生公司先后集中运送了大批难民、难童到重庆、万县等地。为了救护战区儿童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的难童撤退入川，民生公司轮船免费将他们送到川江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卢作孚深知这些孩子对中国未来意味着什么，他决定让这些孩子尽早撤退，第一批500名难童1938年5月送到后方。还有“保卫中国同盟”收留的几百名战争孤儿，他亲自将这些孩子送上离开宜昌的轮船，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向卢作孚摇手告别的情景，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1938年10月初，“民生”轮船长周海清的妻子领丈夫薪水时，发现比平时多很多，职员们解释说，这是“三薪”。卢作孚规定凡是跑最危险的宜昌至三斗坪段的员工，工资为平常的三倍，三斗坪至万县工资为平常的两倍，而卢作孚从创办民生公司起，他的薪水仅为30元，即使抗战中也不例外。这样一项需要付出极大精力的工作，或许在他人眼里是繁重的苦差，但卢作孚却把它看成是自己挽救国家的神圣责任。每天深夜，他都要亲自到沿江码头去检查装货的情况，目睹自己精心计划的庞大工程是怎样变成惊人的现实，当时的情景，卢作孚后来有过生动的描写：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明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牙齿不断地呼号，汇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显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40天，在卢作孚的不眠中一天天过去。经过航运界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奋斗，拥塞在宜昌的三四万人早已运完，堆积如山的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此时此刻的卢作孚在想什么呢？他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吗？但是这终是一次民族灾难性的大撤退！或许，卢作孚此时还惦记着三斗坪的那部分物资，那里只是个暂时的安身之地，得赶紧运走。也许，他想到在抢运中牺牲的民生职工应该怎样抚恤慰问。“绝境生智勇，国破出忠臣”，垒垒高山，滚滚大江，国破家亡，卢作孚以他的大诚、大智、大勇，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最终如愿以偿。宜昌大撤退40天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61人受伤致残，116名民生公司的员工壮烈牺牲，一个个舍命救国的中国人义无反顾承担起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
1938年12月，江水低落。抗战运输中最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落下了帷幕，卢作孚在离开宜昌的前夜，独自一人在码头巡视了很久。堆积如山的器材全部运走，人员也被撤退一空，喧闹的城市突然完全安静了下来，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胜利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5月底，英、法40万大军被德军压缩在敦刻尔克狭小的海滩上。英国动员各类船只850多艘，在德军空军狂轰滥炸中经过9个昼夜苦战，奇迹般地把军队抢运回了英国，这次撤退被称为战争史上最伟大的撤退，即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亲自部署，退休海军上将贝特兰·雷姆直接指挥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前期准备而言，中国的宜昌大撤退则显得时间仓促和力量单薄，著名记者徐盈说：“中国的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没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因为，无论从人员的组织素质还是设备条件，中国都要差得多。而中国的指挥者也不是什么军事将领，而是一位从来没有从事过战争的实业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卢作孚是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的人。他率领民生公司在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敌军迫近、长江即将进入枯水期等重重困境中突围，出色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任务，挽救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拯救了数十万难民的生命，同时将数万川军送往前线参战，为民族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之所以把卢作孚的这段往事放在开篇，是因为，这是他奋斗的一生中最为悲壮的一段！
1925年，卢作孚在四川合川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人说这是竞争领域中一个微贱的开端。他知经营，善管理，往绝处求生存，民生公司从一艘仅有70余吨载重量的小客轮起家，航行于重庆至合川之间，短短十年发展，便成了长江航运的主力。“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这是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创立会上为之确定的宗旨。1910年，卢作孚加入同盟会，不满18岁的少年，立志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付于多难之邦，将自己的生命和千疮百孔的祖国捆为一体，认定自己一生的目标是富强国家。“我们的责任绝不是救亡，而是将一个国家经营到像一个国家，像一个现代的国家”，他终其一生，虽未如愿，但已尽力。
抗战爆发时，有人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完结了。”卢作孚则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电告全体职工：“国家的对外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民生公司的每一人都懂得，有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甚至比生命更重要，因为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在他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全体员工毫不犹豫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特别是在宜昌大撤退的运输当中，卢作孚尽其所能率领民生公司一起共赴国难。
1930年，卢作孚考察华东、东北、华北时，就敏锐地觉察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对其无所不在的处心积虑有所隐忧。时局发展果然在他预料之中，卢作孚考察回川的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驻我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袭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6年后，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卢作孚放弃盼望已久的出国考察，投身抗战。
1937年8月，日军登陆上海向闸北守军发起猛攻，张治中率部奋起抵抗，这就是惨烈的八一三淞沪战役。八一三事变后强敌压境，“……然水上防御工事之建筑，并非一蹴可就，临时应变，不得不征用船只，沉入港口，及布置水雷，以为阻塞工具”，为阻止敌人舰船溯江而入，经军事当局研究，选定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凿沉大量船只封锁长江航道，构筑长江第一道防御工程。
这一时期的上海无法通航。卢作孚频繁往返于重庆、南京、上海及苏州、无锡、常州之间。8月中旬，作为抗战大本营政略部副部长的卢作孚，携民生公司张澍霖、刘航琛赴上海，面见国民政府负责上海厂矿内迁的林继镛，商谈解决有意内迁的500多家工厂的内迁设厂问题。经各方不懈努力，在炮火之中摸索出一条撤离通道，用内河驳船将器材由上海经苏州河运到苏州，再由招商局派船拖至镇江，在镇江由招商局、民生、三北等轮船公司装船运往汉口。当月月底，国民政府为提高运输效率，在南京成立长江航运联合办事处，负责一切军运、民运事务，凡公用物品、抗战部队、军需物品、兵工厂器材、难民行李等，均由“联运办”承运。从此民生公司便集中了长江中下游全部船只，与招商局、三北公司配合，抢运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一带撤往后方的人员物资。
招商局是清末创建的首家官督商办企业，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它的创办人是李鸿章，鉴于清末对外战争失利，航权丧失，不论沿海或内河航权都被外轮势力掌握，国内小船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为了避免运输命脉为外人垄断，李鸿章上奏慈禧太后，创议招商成立轮船公司，因此取名“招商局”。1873年年初，李鸿章主持，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1924年改为股份公司，1930年国民党政府将其收归国营。三北公司全称“三北轮埠公司”，1914年由虞洽卿创设于上海，是一家私营轮船航运企业。
事实上的撤退1937年7月已经开始。卢作孚亲自安排民生公司的船只，将中国科学社理化研究所从上海撤出，将研究所所有器材、设备、人员撤运至北碚安顿，两个月后恢复研究工作。复旦大学师生和教研设备一起，1938年2月迁至北碚复课。这是国家层面的战争总动员，无数军民工业设备、器材与军政文教人员不绝如缕，络绎于途，炮火和鲜血交织成一曲民族的悲歌在滚滚长江上昼夜不歇。
1937年9月，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日。民生公司全力以赴抢运集中在川东的四个师、两个旅，分别由重庆和万县乘轮出川，奔赴抗日前线，这批部队到下游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1月12日淞沪战局恶化，国军撤出，上海失守，这次会战历时三个月，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首次空前壮烈的大会战。当时，嚣张的日本军部认为三个月内就能灭亡全中国，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在上海阻挡其三个月之久。这炮火连天的三个月，消耗敌方有生力量的同时，更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也为上海一带的物资及人员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
上海失守后，京沪之间展开激战，日军分路西进，逼近南京。是时，南京的机关单位也开始大批西迁武汉与重庆。此时起，民生公司开始集中船只担负起首都的抢运任务。12月2日，江阴要塞被日军从陆路迂回攻陷，但仍横锁中流不可逾越，敌人经过七昼夜才挖成仅供一船通过的航道，西进敌舰行动滞缓。江阴失守前，我方又突击布置了南京下游的乌龙山封锁线，全部工程10日内完成，此时南京已近乎不守。
国民政府撤离南京西迁武汉，民生公司集中长江中下游全部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机关人员以及各学校师生。为帮中央大学运输大型设备，卢作孚下令改造船舱，将中央大学所有师生、仪器、图书甚至实验用的各种动物一起运到重庆，使之免于沦陷敌手。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时，中央机关人员、公物，分别由招商、民生两家轮船承运。11月20日，南京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随行人员，已在11月17日撤离南京，由南京乘“永绥舰”到宜昌后，改乘民生公司“民风”“民贵”“民政”等轮，于29日抵达重庆，国民政府得以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
这时的南京已是一座危城，敌机频繁轰炸，民生公司派“民元”“民权”等轮，抢运金陵兵工厂器材2000吨运至重庆。卢作孚冒着空袭的危险组织抢运，他在南京奋战100余日，仅10—11两个月民生公司从南京抢运至汉口的各类货物计有6491吨。11月20日军委会撤出南京，而卢作孚直到一周后才离开南京到武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当局为扼守长江中游，阻敌西进，力保九江、武汉，又于1937年12月构筑马当封锁线。马当位于安徽、江西边界，群山环抱易守难攻，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在马当附近的江心建成一道拦河坝式的阻塞线，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炮台、碉堡，水面布置有水雷、人工暗礁等。1938年3月至6月间再次加强马当工程，固若金汤的马当防线于6月30日被敌军从陆路攻占后，敌军一连数日从水下进行爆破，仅轰开一个只能通小汽艇的孔道，大舰仍不能通过。他们占领九江后因受阻马当封锁线，军事、运输均受影响，中国军队方得以从容布置武汉外围防务。
抗战军兴，重兵待运。当时，长江中下游运输以招商局轮船为主，上游以民生公司为主，协同其他航运公司，在极端困境中扛起抗战运输的重任。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存较多，成为长江运输的主力。南京沦陷后，川江水运混乱无序，军队任意扣船，货运到码头不卸货，自将轮船作为货仓占用，政府征用船只时运价较平时货运价格大打折扣，民生公司义无反顾承担起这些损失。抗战爆发至1937年底，民生公司由于军事运输负担大增，“即如子弹、汽油、兵工署机械等的运输，十之八九，是仗本公司的船。26年度公司的船运兵共达16万人”，兵差中的亏损亦皆由民生公司承担。
1938年，日军在中国土地上长驱直入。
1938年1月1日，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卢作孚一心救国而淡泊做官，但是国难当头，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一反过去不愿担任行政职务的态度，毅然应允出任了交通部次长，担负起救国重担。卢作孚集军、政、商各方运输实权于一身，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最高负责人，这并非荣耀，而是无比重大的责任。战争，使他以舍我其谁的霸气与中国最大的河流并肩御敌。
蒋介石于抗战开始前第一次乘飞机到四川旅行时，就这样对卢作孚说：“一个人只要进入四川的上空，立即就看到了地球外貌的彻底改变。这个广阔的绿色省份最后一定会成为我国抗战的基地。”一语成谶，这一预见已变为现实。卢作孚上任后，最大的任务是利用一切交通工具把中国仅存的工业基础撤退到后方去。
卢作孚就任交通部次长当日，在武汉民生公司召开了一个23名船岸人员参加的特别会议，针对极为紧张的运输任务，专门对抢运工厂物资、器材、人员进行讨论并做出规定，通告所有船舶立即按会议决定执行。此时的武汉是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同时也成了卢作孚的运输指挥中心，自他来武汉后，民生公司的重心也随之移到武汉。为便于工作，他迅速抽调人员在武汉组建临时总经理室，在汉口分公司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秘书、打字员等四五个人每天处理雪片一样飞来的电报和函件。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长江下游的轮船大多开到了武汉。卢作孚将长江全线分为两段，集中长江中下游全部轮船担负汉口到宜昌一段的运输，集中长江上游全部轮船担负宜昌到重庆的运输，抢运华东、华北、华南集中到武汉的兵工厂、企业、政府机关、学校和人员。9万多吨军工器材须三个月内运往重庆，还有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通通需要内迁。1938年1月到10月，军工、民企、行政、高校等资源源源不断沿江而上，与此同时，抗日将士也源源不断顺江而下。
1938年3月，民生公司运送出川的第22集团军125师部队进入山东战场，配合友军作战夺得台儿庄大捷。同年5月29、30日两集团军奉命出川抗日，卢作孚亲自安排“民权”“民风”“民贵”“民元”“民主”等九艘轮船，从重庆、涪陵、万县分三路轮番抢运出川，共运出将士7.9万多人，参加了武汉保卫战。这一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弹药4600多吨。还有细节需要说明，5月9日，卢作孚派船免费将500名战争孤儿运到大后方，亲自安排船只将汉口纱厂的女工运至重庆。
卢作孚要求民生公司在宜昌购买土地搭建临时仓库，存放那些不能露天存放的重要机器。他命令民生公司将停泊在宜昌的最大的两艘轮船改为水上旅馆，以极低的收费解决候船人员的住宿问题，使拥塞在宜昌的战争难民不致露宿街头，并降低票价实行座票弥补舱位不足，提高转运效率。
5月19日，徐州失守。下旬，国民政府鉴于卢作孚为抗战做出的特殊贡献，由蒋介石亲自做介绍人，介绍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夏，洛阳失陷、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地涌向宜昌，而在战火中失去家园的难民和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难童，也大量拥挤到宜昌一地。此外，从徐州、武汉前线下来的大量伤兵亦迫切需要转运入川。6月21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卢作孚，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惟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间内，有5000—10000人到达宜昌，设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000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
武汉会战爆发后，日军对武汉三镇开启狂轰滥炸模式，这一华中重镇岌岌可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事当局做出了一项决定，将长江上的所有船舶一律开到武汉下游的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构筑防线阻挡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田家镇位居九江上游湖北省武穴以西约17公里的长江北岸，地形险峻，卢作孚得知“凿船沉江，封锁江面”的决定后，十分震惊。他向有关当局力陈，这种做法极为错误，不能实施自毁家园的短视计划，应保证抗战运输的需要。长江中下游船只都是船大马力小，不能航行川江，损失了问题不大。长江上游的船只都是船小马力大，适合于航行川江的轮船一旦凿沉必将严重危害川江航运，使战时撤退及未来大后方的运输完全被动到无法进行。卢作孚坚决要求保留这批船只，为了抗战，他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引起高层重视，同意不将长江上游的船只凿沉。7月1日，田家镇塞江工程开工，“因时间尚觉从容，商轮所存有限，乃在汉口设计、建造钢管水泥船代替之。以应付汉口、宜昌间空前之繁重运输任务”。田家镇封锁线于7月底完成，后来被敌军占领数日，汉口出版的英文《楚报》称：“田家镇水雷均已被日军清除，惟封锁线构造奇特，军舰尚未通过。”
1938年9月，田家镇、半壁山间血战方酣，但十多万日本侵略军竟未能越长江水域一步，军事当局又令封锁葛家店江路。此时，武汉各厂大多外迁，船料筹集颇为不易，施工人员将田家镇工程剩下的物料运来，因材设计改造利用，昼夜施工卒告完成。是月，卢作孚从武汉赶到宜昌，抽调民生公司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陈国光等高层管理人员组织抢运，由民生公司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
战况瞬息万变。卢作孚事必躬亲，日理万机，不但指挥长江全线航运抢运物资，也为后方工业建设谋划，当时的四川闭塞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实难支撑战争，他竭尽全力帮助那些无力搬迁的工厂到四川去。在武汉，卢作孚遇到了河南中福煤矿总经理孙越琦。孙越琦与卢作孚同岁，浙江绍兴人，参加过五四运动，曾就读于复旦公学及北洋大学矿冶系，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1934年起，孙越琦担任中英合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公司总经理，中福煤矿公司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煤矿企业。当卢作孚得知中福煤矿再也无力搬迁时，当机立断，以民生公司的名义入股这家企业，不收运费将它运走。他们二人性格相近，都以事业为重，一言为定，不定协议，亦未同双方董事商谈，整个谈话只用了5分钟就决定精诚合作，共赴国难。
后来，天府煤矿公司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改组成立天府矿业公司，成为战时重庆重要的煤炭基地，卢作孚又用同样的方式救下了上海大鑫炼钢厂。汉口的周恒顺机器厂迁到重庆后改名恒顺机器厂，成为战时后方仅次于民生机器厂的大机器厂，常州的大成纺织厂迁到北碚与三峡染织厂合并改名大明纺织厂，成为战时后方最大的织布厂。上述四家新建的合作企业均由卢作孚担任董事长，原班人员继续管理，民生公司对它们只提供投资支持。战火纷飞，山穷水尽，双赢的合作模式既让企业绝处逢生，又使抗战中的民生公司度过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它们生产的物资为军队和后方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持。
卢作孚直到10月23日，才离开武汉前往宜昌。他坚守武汉将近一年，这一年中除川江轮船不停顿地直航重庆、万县外，还调集了所有中下游轮船，全力撤退人员、物资至宜昌等待转运。
卢作孚以惊人的精力、才华和组织能力，领导和指挥几十只船舶为拯救国家和人民而战斗。宜昌大撤退如期完成，使战时重庆获得了发展后方工业所需的各种机器，但卢作孚明白，整个撤退任务并没有结束，人员疏散工作一直持续。至1939年，侵华日军已占据中国半壁江山，一度放缓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企图诱降国民政府，无果后又开始疯狂进攻。9月，日寇兵分三路进犯长沙，湘桂告急，湘桂兵工厂的第1厂、2厂和41厂的3万吨器材，兵工署的2000吨器材，紧急撤到宜昌，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到后方。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1.6万多吨器材到大后方。卢作孚亲临现场指挥，轮船傍晚到达，连夜抢装，黎明开走，很快运输完毕。
1939年2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参与宜昌大撤退的“民元”“民本”“民俗”“民权”“民苏”“民熙”等30艘轮船。10月10日，国民政府表彰抗战期间办理军运的有功人员，授予卢作孚“三等采玉勋章”。此后，国民政府又对民生公司在宜昌撤退中的优异表现特予嘉奖，也对民生公司的亏损予以补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称赞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救国的公司。
1940年5月，日军发起襄宜战役，张自忠将军亲率2万余将士渡汉水堵截，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卢作孚派“民风”轮专程送灵柩至重庆，船在宜昌启程时，十万余军民挥泪恭送。与此同时，太多血肉之躯沿着英雄的归程启程，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941年，民生公司调派30艘船舶，运送出川杀敌的官兵约29万人，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这些来自长江上游各地的部队转战于晋东、鲁南、皖南、豫、苏、浙、赣、鄂、闽、湘等10个省区，协同友军坚持抗战，直到胜利。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广大职工，为挽救民族危亡像战士一样英勇，冒着敌机轰炸战胜川江天险，以极高的效率坚持运输，为争取抗战胜利，为民族续命，付出了巨大牺牲。宜昌撤退胜利完成之后，卢作孚在《新世界》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风尘仆仆的卢作孚回到重庆，这里已成了战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撤退内迁的400多家企业中，迁入四川的达245家，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的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尤为重要的是，正是这些撤退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组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能源、纺织等综合性工业区，成为民族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宜昌撤运当时曾被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而“中国的敦刻尔克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1940年夏，日军开进宜昌城，此时的宜昌只是一座空城。日军高层为此深感懊悔，在战略检讨中将未能在1938年末攻占宜昌视为重大战略失误。
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工业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著名记者徐盈说：“没有卢作孚，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也没有这些创造，也许不能造成战时那些局面。”
宜昌大撤退验证了卢作孚的话：“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
宜昌大撤退的历史重任落在卢作孚肩上并非偶然。他有超乎常人的奉献国家、民族的忘我追求和自我克制的定力；他有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而且早就对这场战争的到来做着将四川作为战时大后方的准备。他为统一川江、统一四川、建设北碚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为撤运、接纳和安置内迁事业及人群奠定了思想、技术、物质基础。不少教师、学生、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公务员等国家急需的各类人才来到大后方，成为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安全转移的大量战略物资、设备为战时支持抗战和后方建设，为重庆和四川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使中国仅存的一点工业、科教、文化血脉得以保全，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在宜昌市滨江公园的纪念宜昌大撤退的主题雕塑上刻有铭文：“发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是一部民族救亡的悲壮史诗和英雄乐章……民族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交通部次长兼疏运总指挥，以超凡的勇智，赴宜督导……将民族工业近10万吨物资设备、3万人员如期成功转移，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
约翰·肯尼迪说：“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她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她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掀开时光的一角，穿越万千山河，回望古老民族的至暗时刻，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英雄，人民不会忘记，民族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而卢作孚正是这样的一位值得被铭记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