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生涯之辞官之路
实业家杜重远印象中的卢作孚是这个样子——卢公年四十许，思想缜密，眼光敏锐，处事勤奋，持身俭约，虽时至今日，仍短服布衣，出门不用车轿。
时人多迷惑，为什么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和全国粮食局局长的卢作孚会没有钱？更令人迷惑的是说他不做官吧，他做了官，还做了高官；说他做官吧，他做官的时间又那么短，一旦问题解决就立即辞官而去。1942年底，卢作孚请辞交通部次长职务，决计回民生公司挽救危局，次年4月中旬，国民政府准其辞职。此后，卢作孚终身再未担任政府公职。总的来看，其仕途生涯就是一条辞官之路，也正因此，他成为“不容易被理解的人”。
卢作孚先后于“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乡村建设”几大领域做出了不凡成就。他色彩斑斓的一生坦荡厚重、月白风清，没有诗人的风雅却有圣人的风骨。
从卢作孚辞谢夔关监督之职算起，几十年间，他由教师、记者、地方政商人物，进而成为国民政府要员，任职也好辞职也罢，初心未改。他搞企业不是为了想当资本家，一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对公司有时有点欠支但立即扣还。本节着重梳理卢作孚历任公职，从这个角度走近他，仰望他让人感叹、赞叹的一生。
如果说卢作孚18岁那年辞谢夔关监督之职，尚且不能算是他仕途生涯的开端的话，那么就从他28岁时算起。
1921年初，时任川军第2军第9师师长杨森接任泸永镇守使，兼任永宁道尹，在泸县推行新政，邀请卢作孚出任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卢作孚辞去《川报》的职务赶往成都，次年3月，擢升永宁道教育行政，夏末离开泸县。
1924年2月，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发起成都新政，请卢作孚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卢作孚辞而不就。卢作孚答应杨森，助其办通俗教育馆，遂辞去教职，到成都办通俗教育馆并任馆长。次年7月，他辞去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
1926年，卢作孚到宜昌接民生公司第一条船前夕，兼任万县市政督办的杨森邀请他担任市政佐办代行督办职务，月薪500元，卢作孚婉言谢绝。他去宜昌接船时路过万县，杨森又坚持留他：“一只小船有何稀奇，可由万县派人去帮助接回。”卢作孚再次谢绝。
若把以上诸事作为卢作孚走进政坛的序幕，那么，他从34岁的那个春天开始，足跨政商两界的事业正式开始了。卢作孚的成功离不开朋友圈中的贵人，黄炎培是一个，他把卢作孚拉进全国性文化大圈子，杨森可算一个，是他把卢作孚拉进了川省政坛的大圈子。机会来得恰到好处，一个能实践自己理想的机会从天而降，而他已为此做足了准备。这与他长期辗转于内陆与沿海多重世界，出入媒体学会、地方政治等多个领域是分不开的，历经泸县新政、成都通俗教育馆两次夭折之后，他决定改变从经略一方到改变全局的思路和想法，他思考的结果之一是创办民生公司，而在北碚的乡村建设试验是更具体的实践。
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担任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直至1936年卸任，即便卸任也未放手不顾，他对北碚的建设、发展诸事关注贯穿始终。1927年春，地方人士出面请求刘湘任命卢作孚为峡防团务局局长，担负维护峡区安全的责任，清除匪患，其实，这也是平衡各方势力的结果。卢作孚任职峡防局局长，使他有了将自己理想变成现实的难得机遇，因此不顾民生公司正面临的困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卢作孚决定将嘉陵江三峡作为基地，进行“新集团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改革的试验，推行一种全新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北碚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1930年初，卢作孚在北碚的《嘉陵江》报连载《乡村建设》一文，从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论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十几年间，他修建铁路、开发矿业、兴建工厂、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北碚的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他又很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使北碚在短时间内就从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成为当时的“模范城”。正当他着力发展民生公司，为北碚建设谋划未来之时，又有一重任将要落在他肩上。
1929年秋，时任四川善后督办的刘湘坐镇重庆，控制着四川惟一的出海通道。川江扼四川内外咽喉，管理好川江航运有利于货物流通，征收捐税以资粮饷，于统一全川政局巩固实力地位关系重大，因此，刘湘一直舍成都而重庆。此时外国轮船公司势力膨胀，严重影响华轮公司的运营甚至生存，以致华轮公司不断改组或破产倒闭，危及辖区内的经济秩序，最典型的例子是1926年9月的“万县惨案”。
面对长江航运乱象，刘湘意识到整顿川江航务秩序乃当务之急，决定成立川江航运管理处总揽川江航务，将川江航运统一掌握。外国轮船根本不把川江航运管理处当回事儿，如建立航运秩序，查禁偷运军火、鸦片，限制外轮公司特权，维护华轮公司利益等分内业务，管理处既不愿管也不敢管，成为一个典型的“废物衙门”。于是刘湘力邀卢作孚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一职，进而通过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来实现统一川江的愿望。这时卢作孚已身兼民生公司总经理、北碚峡防局局长两项职务，这两项事业卢作孚都相当看重，且均刚刚起步，千头万绪，困难重重，精力有限，分身乏术。
刘湘名元勋，字甫澄，四川大邑人，在川军首脑中，富于雄才大略者刘湘居首。他性格内敛持身严谨，军事政治均有建树，在长达17年的四川军阀混战中，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最后力克群雄。1935年，刘湘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着手统一四川的行政、财政、军政。卢沟桥事变后，7月10日和13日，刘湘两次请缨抗战，通电呼吁：“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国难。”并亲率川军30万，带病出征。1938年元月，刘湘在武汉一病不起，吐血而亡，去世前他给整个川军留下遗嘱：“……今后惟希我全国军民，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人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清理遗物时，发现他亲录古人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在场之人无不唏嘘落泪。刘湘一生充满着矛盾和传奇色彩，但在国难当头之时，民族大义面前，显示出一个爱国将领的本色，无愧为华夏子孙。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行文至此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刘湘和卢作孚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的生命都有大格局。
刘湘与卢作孚先后商量两个月，最后从更加有利于民生公司的发展出发，卢作孚提出出任新职的条件：第一，约期半年，一旦统一川江航业有成，半年期满，便不再兼顾航务处的工作，任命自己的挚友何北衡为副处长，以便在自己去任后接替他的处长职务。第二，为加强中外轮船及运输秩序的管理，调用他亲自训练的峡防局军队，执行航务管理和检查。第三，由民生公司用合作、代理和购置等方式，逐渐统一川江航业，所需款项由四川督办公署先行垫付，再由民生公司陆续归还。刘湘一一同意，并亲笔批示“照办”。
1930年春，卢作孚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上任后，首先整顿川江航务管理处的衙门作风，要求航务处所有职员必须努力做事，认真负责，不可懈怠不可敷衍塞责，以短服替代长袍，出门以步行替代轿子。与此同时，卢作孚在极短时间内对整个川江航业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中国籍轮船公司无不危在旦夕”，具体原因内外皆有。于外是外国轮船公司凭借内河航运特权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肆意排挤打击中国轮船公司；于内是军阀欺压，“防区”时代，各自割据一方的军阀相互争夺，战祸不止，中国籍轮船被迫“义务”为其运粮运兵，而外籍轮船无此忧扰。外挤内压，中国轮船公司于夹缝中生存，举步维艰。
卢作孚看透痼疾病因后，开始对症下药，果断出手解决根本问题。他四处奔走，与各路军阀交涉，晓以利害，陈明大义，解决中国轮船被迫打兵差造成的损失补偿问题。1929年8月22日，重庆《商务日报》在《航商兵差问题急待解决》中这样报道：“自卢作孚接任川江航务管理处长以来，对整顿及维持航务诸办法，已着手进行。顷鉴于中国商轮失败之重要原因多系受兵差影响，现拟从本月二十六日召集航商解决此项问题。”在会议上，卢作孚向各军方提出要求，军队征用商船时必须给煤交费，不能白运；如果船舱上面装兵，必须允许轮船公司船舱下面装货，不能让货仓空着；军人搭船必须购票并严格遵守秩序。因有刘湘支持，此事顺利办成。此后，中国籍轮船公司的兵差之苦大减，达到货主、船主双赢的目的。
紧接着，川江航务管理处向各中外轮船公司发出命令，要求所有进出重庆港的中外轮船必须向川江航务处结关，装卸货物、上下旅客须经航务处检查才能放行。为此，卢作孚从峡防局抽调了自己亲手训练的纪律严明的士兵，到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专职检查轮船工作。经过据理力争，傲慢惯了的外轮公司执行了这些规定，惟有日商日清公司的“云阳丸”无视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命令，拒绝遵照执行，拒绝中国人上船检查。卢作孚提前宣传、布置，驳船和码头工人都同仇敌忾，拒绝为他们装卸货物。几天后，停在江心的日商船只终于屈服，同意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同意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上船检查。
无规矩不成方圆。卢作孚主持川江航务管理处始即为参与川江航运的中外轮船公司定出规矩：轮船运价，由中外公司协商，不得任意抬价和杀价；轮船行驶必须遵守航行规则，如果违章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必须承担责任赔偿损失；华轮承担兵差事，外轮必须在增加运费的收入中拨出一部分弥补承担兵差的船只损失。一顿操作下来，抑制了外商轮船公司的嚣张气焰。
卢作孚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期间，利用1930年初的枯水季节，组织技术力量对川江中险要河段进行勘察整治，清除礁石，改善航道。首次有计划地训练中国自己的驾引人员，开办训练班，培训一批有文化有技术的船员。
半年任期，既定目标大部分达成。“盼望军事机关帮助轮船公司的，完全办到了；盼望外轮帮助华轮的，亦相当办到了；华轮本身究太散漫，各公司各有其特殊困难，盼望其联合帮助自己，却不容易办到”。约期既满，刘湘对卢作孚更加刮目相看，对其辞职之请坚持不允。卢作孚将川江航务处的工作交代于副处长何北衡，他则带领由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及北川铁路公司等一众人员组成的联合考察组飘然而去，这一去就是小半年。
卢作孚在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短短任期之内，以他的才智和毅力整顿了川江航业的秩序，表现了他为捍卫国家主权敢于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民族气节。随之而来的声名使他成为川江航业界的领袖人物，为不久后民生公司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奠定了基础。
从1930年秋，民生公司倡议川江同业“化零为整，合并经营”，到1935年6月，民生公司完成对捷江船产的收购，基本上把外轮势力排挤出了川江，在长江上游航线已占绝对优势地位。卢作孚终于实现了自己统一川江航业的宏愿，在四川声望日隆，人人皆知他有才干且心底无私，川军将领刘湘、杨森、刘文辉等对他很是敬服。
民生公司摆脱外国轮船公司围攻的危机后，为发展长江航运，满足四川建设需要，应付时局，1935年8月，卢作孚前往上海订造新轮。同年10月，四川省政府实行改组，宣布省政统一，废除防区制，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在成都组建省政府及各组成职能机构。卢作孚在上海接到好友何北衡的成都来电，国民政府即将委任他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刘湘还委托何北衡带话，劝其千万不要推辞。
卢作孚事务繁重，立即回电何北衡，请他向刘湘说明现状。当时，卢作孚固辞刘湘电召是认为建设一区（北碚）对国家的贡献，比建设一省的效力来得更大。“所以近年来，本人提出一种主义，就是‘一人一事主义’。每一个人，无论在一个空间或一个时间，集中心力专做一种事业。”多年后，卢作孚在交通部讲习班上这样回忆往事。
1935年10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开发表任命文告，此时，卢作孚应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之邀，正在广西考察。他得到国民政府任命自己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消息，并无过多理会，继续按原定行程在广西各地参观，10月中旬，一行人离开梧州转赴香港。卢作孚考察结束回重庆之前，专程去南京面见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请求撤销建设厅厅长的任命，以集中精力经营民生公司。回到重庆，他依旧坚持不担任建设厅厅长职务，也未去成都，11月初他再次前往南京，请求撤销任命。返回重庆后，拖至11月19日才与何北衡一起面见刘湘，当面辞谢。
这次卢、刘二人谈话进行了16个小时，卢作孚对人观察很敏锐，他不说闲话，言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他知道对怎样的人应该说怎样的话，虽然外人无法猜测16个小时的谈话内容，但结果是刘湘坚持不肯让步，认为人才难得成命难收，不顾其反对，执意启用。
卢作孚迫不得已，只得接受现实，他的身影再一次从江湖转至庙堂。1935年12月12日，卢作孚到成都履职。既然已同意担任建设厅厅长，遂辞去民生公司总经理职务，民生公司事务则由总务处经理宋师度兼任代总经理负责，再之后又由魏文翰任代总经理，但民生公司重大事项仍由卢作孚决策。
卢作孚在任建设厅厅长之前，对四川的统一和建设颇多关注，先后写了《四川的新生命》《四川人的大梦其醒》《四川的问题》《整个四川的五个要求》等长文，观点新颖，切中时弊，对四川的统一和建设提出许多重要建议，为四川的建设整理出了不少新思路。
卢作孚深知建设对于四川和中国的意义，接受任命就决意为建设四川倾注自己的全力。作为一个善于建设秩序的领导者，他认为任何工作必须有一群能承担这一工作的能干的人，还要有足以担当这一工作任务的强有力的机构。第一步就是建立新的工作秩序，建设厅全体人员的服饰，由过去的长袍马褂改而穿三峡染织厂出产的麻布制服；录用人员必须考试；设立图书馆，每月拨专款购买工作所需图书；工作人员写工作日记，每天必须读书两小时并写读书心得等等。其次就是努力组织一批有理想有才能（含外国专家）的人参加四川的建设工作，对人才的延揽不拘一格。
当时，四川各防区之间刚刚结束内耗，长期的征战杀伐导致其凋敝不堪，百废待兴。卢作孚对四川建设的长期思考结合人、财、物实际情况，短时间内制定了与人民生活紧密关联的建设施政纲领，开始实施几项重大建设任务。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从具体执行情况看，完全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毫无个人好恶地推进四川建设，非常适合当时四川的省情和全国时局发展。
首先，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是头等大事，所以农业排在首位。改善农业的核心问题是兴修水利，卢作孚邀请丹麦籍铁路工程师守尔慈协助，对都江堰内外江进行测绘，并请美国顾问福德里歇考察水利。他除了以建设厅厅长的身份着眼整个四川水系的治理外，作为一个杰出的实业家当然想得更远，整理河道疏通航运，进一步改善川西平原的灌溉网，分别在灌县、千佛崖、合川、青滩设立各条河流的区域水文观测站，在各县设立气象的四等测候所，在产棉区设立观测气象的三等测候所。同时，与四川大学农学院合作，进行水稻小麦的育种栽培、防治病虫害等试验，开办农技士训练班。卢作孚主持成立省粮食管理委员会管理全川的粮食生产，这一做法为他日后担任全国粮食局长，紧急征集军粮支援抗战奠定了基础。其次是穿的问题，棉花的生产是关键，卢作孚任建设厅厅长后立马作为大事提上日程。1936年3月，为提高棉花产量在产棉中心遂宁设立了棉作试验场，利用美国优质棉种和中国棉种进行新品种杂交，并自办纱厂以减少棉纱进口，解决四川人民的穿衣问题。
吃和穿的问题有解之后，重点解决交通问题。交通问题的重点是规划成渝铁路，卢作孚就任建设厅厅长后即组建官商合营的川黔铁路公司。1936年9月，成渝铁路的线路勘测完成，与此同时积极寻求筑路器材准备动工，却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搁置。当然，卢作孚还主持对四川全省的公路建设作了全面规划，对各地的公路网进行扩充、翻新和裁弯取直工作也已部分施工。1936年初，派工程组到四川各县调查整理乡村电话，普遍安设收音机。
卢作孚在加紧解决四川人民吃穿行问题的同时，开始着手发展地方工业。联合华侨在四川产蔗中心资中，合办四川第一家用机器制糖的现代工厂——第一制糖厂。为适应世界市场对桐油的需要，扩大桐油出口，推广优良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创建中国植物油厂。为发展桑蚕业设立桑蚕改良场，试验新品种，将改良的白蚕茧种和外地买回的秋蚕茧种，免费提供给蚕农试养，引进良种桑秧，在北碚设立蚕种制造厂，成立蚕丝管理局和四川生丝贸易公司。1935年和1936年，分别对川西和川北一带的森林资源进行调查，筹办中国木材公司、嘉乐造纸厂。1935年秋，由四川建设厅会同重庆大学和中国西部科学院联合组成地矿调查队，先四个后增至七个，先后奔赴全省各地调查煤炭、石油、铁矿、铜矿等资源，绘制全省矿产分布图，将之划分为几个矿区和重工业区，为开发四川的地矿资源积极准备。
1935年12月至1937年8月，卢作孚任四川建设厅厅长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以极高的效率为四川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农业方面的稻、麦、棉、甘蔗大幅度增产，工业和交通飞速前进，各种矿产资源有了重大发现。这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加了人民收入，为四川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基础，也冥冥之中为不久之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可供依凭的大后方。
卢作孚在四川建设厅厅长任上，全力推进四川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四川近代工农业发展格局。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也在加快，东北沦丧，华北岌岌可危，日寇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于世，一场全民族抵御外侮的大仗迫在眉睫。
卢作孚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他早早为抗日战争做长江航运的准备，加紧在上海订造新船。自1935年秋之后的一年半中，民生公司在上海订制的新船达21艘，以取代那些从其他轮船公司并购过来的不合用的旧船。1937年夏，全面抗战爆发，民生公司已有14艘新船编入航行。这批新船本是他为建设四川，尤其是运输修建成渝铁路的大型物资而定制，设计的新船长度都在140英尺以上，都配备了重型起重机，拥有宽大的船舱，其中一部分船的货仓底部还铺设钢轨。成渝铁路修建计划虽被迫中断，但正是这批轮船，使民生公司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拥有充足的运力承担艰巨的运输任务，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把许多重要物资及成千上万的人员从险境中抢运到四川大后方，同时又把数百万军队运往前线，抗击敌人。卢作孚为四川交通建设和工农业建设所付出的努力及所取得的成果，很快在战争中得到彰显，为前线将士和后方人民提供了宝贵支持。
1937年6月10日，卢作孚正式向四川省政府提出辞呈，请辞四川建设厅厅长之职。
有一插曲在此说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成共识，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宋子文提议筹建一个过渡政府，过渡政府共设八个部，双方共同认可了一份部长名单。这份相当于内阁成员名单的拟定原则是首先排除亲日派，其次是要坚持国民党的某些基本原则和利益，当然也需要共产党的认可接受。名单中其他七个部的部长均有两位候选人，惟实业部长一职仅卢作孚一人。虽然之后时局变化，过渡政府筹建计划未能实施，但是足见卢作孚在实业界的声望。他办事诚恳，一心为国家为事业，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圣贤情怀，为各方政治势力所钦敬。无怪乎胡先骕先生说：“川省执政者有若卢君者五人而四川治，中央执政者有若卢君者十人而中国治。”
1937年7月1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发生后第十天，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我们知道全面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日军在上海登陆，向闸北守军发起猛攻，张治中率部奋起抵抗，即惨烈的八一三淞沪战役。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国家局势危机四伏，国民政府改组向战时体制转变，成立抗战大本营指挥全国抗战（不久，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战时最高指挥机构代替之），该机构下设六个部，卢作孚为第二部政略部和第五部国际宣传部副部长。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卢作孚坚守在南京抗战大本营，以其惯有的沉着冷静、过人精力和组织才能，白天在抗战大本营第二部位于中山陵附近的一处地下室办公，参与起草抗战总动员计划，与部长等人研究部署外交、政治、社会、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抗战，帮助抗战大本营制定抗战大政方针、实施方案，处理各项战争事务。晚上则在借住的莫干路11号继续紧张工作，打电话、看电报及信件、回复电文及信件等，指挥民生公司迅速转入战时运营，组织船只实施战时运输，保证出川军队及时奔赴抗日前线，保证工厂、学校、机关等数以万计的人员能及时撤离。
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他有理想，懂航运，爱国，实干，在民族抗战的至暗时刻临危受命。相对而言，卢作孚在交通部次长任上时间最久，从1942年底请辞交通部次长职务，到1943年4月获准辞职，在职计四年有余，在此任上指挥并胜利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卢作孚肩上艰巨的任务接二连三，宜昌撤退运输刚结束，疲惫不堪的他就赶回重庆，这里已然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对外交通需要重新定位和规划布置，以解决大后方运输问题。当时，以四川为主要抗战基地的大后方，航运和公路运输都面临着巨大困难，严重威胁着全国抗日战争的进行。
首先是要解决航运问题。我国不能生产柴油，全部依靠进口，进口线路被日本侵略者切断后，油料来源断绝。此时，长江上游90%的运输由民生公司的轮船承担，而民生公司70%船只以柴油为燃料。卢作孚对战略物资储备问题早有预见，早在南京、武汉撤退之时，已经命令民生公司尽力搜购柴油，但总量有限，在武汉抢运和宜昌撤退时用去一半，剩余的一半最多能够支撑半年，半年之后，长江上游维持生存的交通大动脉将瘫痪。柴油的问题基本无解，他早已决定造一批烧煤的船来替代烧油的船，因此早早安排民生公司尽力收购造船必须的五金器材，即便如此，也不过买到2000多吨，根本无法满足民生公司建造新船的需要。卢作孚当然有自己的办法，钢材问题被他通过收购、拆改旧船解决了。1938年9月武汉告急之时，长江中下游轮船纷纷撤往上游，其中撤至宜昌208艘、长沙80艘、常德20艘，其后继续西上入川者150艘。长江中下游大部分轮船马力小、吃水深，无法行驶川江，为避免其落入敌手，同时也可利用钢板，民生公司收购了此类船只60多艘。
1938年底，民生公司开始大规模改造旧船。民生机器厂自五年前打捞改造“万流”轮后，又改造过不少旧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民生精神”武装起来的民生职工有充沛的爱国热情，敢想敢干，不畏艰难，利用简陋的设备将购来的60多艘船进行彻底改造，将其中20多艘完全不适合川江航行的船拆毁，将它们的钢板、锅炉、机器等相互拼补，短时间改造为适合川江航行的烧煤的船，燃料不足的问题迎刃而解。改造旧船的同时也在建造新船，卢作孚为了保障后方运输通畅，决定再造15艘以煤炭为燃料的中型新轮和以柴油为燃料的浅水小轮2只。钢板奇缺，辗转从香港、昆明购买，最后还是不足，只得以角钢为筋，木材为船壳，锅炉则由民生机器厂或恒顺机器厂生产，直到1941年这部分新造的轮船才陆续完工。修造船只期间卢作孚心急如焚，没有航运，大后方就不能支援前线；没有航运，城市难以运转，人民难以生存；没有航运，抗战更加艰苦。1942年，后方一半的航线靠新船行驶了，他才稍稍放心。
开辟四川省内短途航线，建设航运网络，突破金沙江、嘉陵江、岷江等长江支流的航行禁区，结束这些河道不能行驶轮船的历史。这些航线的开辟，对当时沟通西南和西北的交通，保证重庆粮食供给，支援抗战，推动后方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久，卢作孚再次临危受命，任全国粮食局局长。他制订了粮食运输“几何计划”，而这些新开辟的航道成为运粮主力航道。
其次是解决公路运输问题。宜昌陷落后，四川通往湖南的交通线被切断，抗战前线所需的兵员、军火、粮食等无法补充，严重威胁正在长沙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的第六战区的将士命运。四川东部山重水复，为解决军运问题，决定以三斗坪为起点修一条公路——经湖北西部山区进入湖南，使之与长江上游航运相衔接，形成一条水陆联运线。广州沦陷后，大后方通往出海口的交通线被切断，抗日战争必需的许多由外国供应的军民物资无法运入大后方，惟一的通道是经缅甸转运云南，而云南到重庆没有公路。经过精心选择，决定从四川南部的长江港口泸县修一条公路，使之穿过贵州西部直达云南省境内连接滇缅公路。由于动员了沿线所有力量抢修，短时间内建成了一条泸县与长江上游航运相衔接的另一条水陆联运线。川东、川南这两条水陆联运线，成为大后方极为重要的运输线，抗战必需的各种物资，通过它们源源不断地运进来，大后方生产的武器弹药、粮食、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去，成为支撑抗日战争的生命线。
卢作孚主持大后方航运、公路运输艰难开展的时候，仍然进行了其他重要公路的建设，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公路网。水陆运输相结合，支撑后方运转的同时也支撑着抗战的进行。
恰在此时，又一危机在酝酿之中，卢作孚不得不再一次临危受命。需要我们了解的是，这一时期，卢作孚在国民党中央机构还担任以下职务：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会经济专门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国防最高委员会物价审查委员会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社会服务处处长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第二届中央干事会评议员。卢作孚正集中精力解决战时运输问题，为大后方公路建设奔忙之时，一个消息突然传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以统筹全国粮食产储运销，调剂省与省或省与直辖市之间粮食供给，指挥监督各省市粮食管理事宜，管理国有粮食事业，令卢作孚兼任全国粮食局长。
1940年7月，卢作孚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此时，大后方粮食问题非常严重，战时首都重庆和其他重要城市粮食供应不上，库存减少，即将告罄。前线，尤其是湖南抗日前线，由于粮食供应不上已到了断粮的地步。兵临城下，战火四起，城市和军队都面临着粮食危机，缺粮问题关乎军民生存和抗战命运，一朝缺粮引发混乱局面将不可收拾。卢作孚深知责任之重，再一次选择挺身而出。
全国粮食管理局是新成立的机构，一切必须从头开始。卢作孚在四川建设厅任上时，应对粮食问题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经验，他认为只需将粮食的分配、囤积、运输工作部署得当，将仓库位置与谷价稳定问题解决好：“一切管理适当，售卖以时，计划周详，不管是平年、丰年或歉收，一定可以使民无饥荒之虞，政府也无须用大款救灾。”
卢作孚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主持组建了大后方的粮食管理体系，1940年的9月上旬，《全国粮食管理局粮食管理纲要》发布，从上到下分级负责，各有侧重，加强执行力，以最快的速度对四川粮食供应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发现“粮荒”仅是表象，农村并不缺粮，粮食供应不上的根本原因是分散在广大偏远农村的粮食无法及时运出，缺粮的症结在于运输。原先负责粮食供应的官员多热衷参与囤积居奇，从流通环节捞钱，至于如何保证粮食供应则无人关心。11月下旬，《粮食管理治本治标办法》颁布。
卢作孚细致深入地研究粮食存量和交通情况，提出了著名的“运粮几何计划”，为制订完善运粮计划，他彻夜不休地研究地图、召集会议，还亲赴川东、川北几县实地考察，将全省分类划区，确定运粮路线，选定粮食集中点。先用人力将粮食从偏僻的地方运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上的特定点集中，再将这些集中起来的粮食用汽车、板车、船只等转运到重庆周围以及各交通要道上的政府粮仓。这样一来，零星分散在各地的粮食便可以集中于几个点，方便管理调运，复杂的粮食运输问题就变得简单易行。卢作孚说过，他对数学特别感兴趣，解决问题的好多方式如解数学题一样，通过分析，一步一步找到答案。短短几个月时间，调动广大勤劳的农民用肩挑、背扛、手推、车推的方式将成千上万吨稻米，从无数偏僻的乡村运到公路或航运线上的指定地点，然后又被迅速运到几个重要城市和战场前线。
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后，在成都专门设置了运送军粮的直属机构——四川粮食购运处，以加强四川省内军粮运输。每个行政区、每个县均设有分支机构，用以监督地方粮库运送军粮，粮食购运处还与四川省船舶总队共同征调船只，组织运输军粮。当湖南前线粮食告急时，第六战区司令陈诚亲自致电卢作孚，一日数电，敦促调运军粮。卢作孚亲自指挥，利用三斗坪水陆联运枢纽向前线运粮，一周之内，悉数完成军粮调集任务。几个月内，充足的粮食已经集中在一些公家的粮仓，就这样，“粮荒”造成的燃眉之急缓解了。
这一时期，日寇对大后方实施疯狂的频繁轰炸，1940年后轰炸变本加厉，昼夜不停。居民区、文化设施、工厂、港口等均成为轰炸目标，粮食运输在敌机轰炸的巨大危险之下进行。卢作孚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于危险的工作环境中镇定自如，防空警报拉响时，城内居民纷纷跑往郊外或防空洞，而他却在办公室坚持到敌机飞临的最后时刻，才去地下室躲避。
几年后，有人评价卢作孚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的工作：“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引人注目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
十几年后，台湾史学家简笙簧先生对卢作孚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应对粮食问题这样评价：“卢作孚局长首先面对的如何将原先自由买卖的粮食市场，纳入全国粮食管理局建立的管理机制，为此卢局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人员，可以说殚精竭虑，马不停蹄，召开会议，拟定种种管理办法，从产区农村粮食调查、都市消费区市场管理，及建立产区、消费区运销网络等三方面着手进行，来解决川粮问题，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将四川高涨的粮价稳定下来，获得初步成效。”
1941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取代全国粮食管理局职权。卢作孚完成了最困难的粮食运输任务后，辞去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的职务，回到交通部继续集中力量处理战时运输事宜。然而，此时卢作孚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长期身兼数职超负荷高强度的紧张工作，致使他身体日渐衰弱，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处理公务，日夜不停地到各地区视察、检查、指导，即便躲空袭也不肯放下手头的事，把文件带到防空洞，坐在小凳上借助幽微的灯光审阅。
1941年夏，卢作孚因过度劳累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不仅心脏问题严重，活动性肺结核侵袭了双肺，肺膜也有破裂。医生建议他务必停止工作，居家休养，但此时遵医嘱养病的他又把家里变成了办公室，经常召集相关人员在病榻前开会，待病情稍微好转便照常办公。这年的年底，病情再度恶化。医生无奈之下和亲友商议，将他送到无法过问工作的地方休养和治疗。于是，卢作孚在医生与家人的坚持下，住进了民生公司向金城银行借来的位于歌乐山上的房子，疗养身体。这一欲工作而不能时期，卢作孚开始思考中国战后的建设与航运发展问题，并下决心自学英文。
“卢先生不得不被迫卧床休息，并且同意将他在病房里召开的工作会议限制在每天不超过一次。余下的时间他就转向自学英语……当他两年前刚开始学习时，他所掌握的英语词汇只相当于一个二年级学生的水平。而今天，他却很轻松地阅读英文报纸和一些英美刊物。”49岁的卢作孚，在将近知天命之年时再次开启自学生涯，猜他当时心境，一定会想到自己30多年前徒步成都的自学经历，还有在上海的阁楼上，饿过三天出来不能走路的事，弹指间，时过境迁。少年华发，读书不辍，一如当年。
1943年4月，卢作孚获准辞去交通部次长职务，回归民生公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结束，胜利终于到来。
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胜利勋章。
1945年10月30日，由交通部成立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统一调配全国船只。卢作孚被任命为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重庆的船舶调配，实际上整个复员运输的责任都由他一人承担，整个复员运输的担子都由民生公司承担。人民用激动的热泪期盼祖国永远和平，接下来，成百万从沦陷区撤退到后方来的人们开始谋求返回久别的家乡，找寻失散的亲人。整个复员准备工作在人们还没有想到之前，卢作孚就已开始筹划预备，他制订宏大的长江复航规划，分配人员，调配船只，全体职工行动起来，所有轮船整装待发。
因为千千万万的人民和众多的单位急切盼望回乡，所以复员运输较之战时撤退运输，任务同样繁重。好在卢作孚早有准备，整个长江的航运体系两个月内便有效地组织建立起来，运输工作迅速开展。9月2日，“民来”轮由重庆抵宜昌，9月15日，“民熙”轮由重庆抵南京，10月16日，“民联”轮直接从重庆开往上海。至此，民生公司长江航线全部恢复。
卢作孚自18岁进入社会，从一个小地方的底层知识分子直至国民政府中央机构要员，以过人的智慧自由出入政商之间，几次临危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于人民风雨之中独当一面。卢作孚本人作为历经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不论哪个行业哪个职位都以强国富民为初衷，他首先是个爱国者，然其次才是卢作孚，一个一心一意为社会和国家献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