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碚之父之存天下于一方
2021年2月25日，更确切说是当天下午4时，“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牌子正式挂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已于此前摘下。我国本年“1号”文件的主题是乡村振兴，“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也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这注定是一件载入史册的事。
当然，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大事盛事不胜枚举，比如对乡村的重视，亦不仅是今日之事，轻撩时光的帷幕，清晰可见我们的前辈在为振兴乡村披荆斩棘。他们怀抱着强国富民的理想，为乱世之国持灯，为乱世之民开路。转瞬百年，与他们隔世相望的故国山河，终将要“建设得像花园一样”。
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百年，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彼时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医疗和教育，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民不聊生。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社会现象。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因中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雪上加霜。农村“破产”成为朝野上下及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跌导致地价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一连串的天灾人祸使贫弱的东方大国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无时无刻不处在崩溃的边缘。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是知识界投身“乡村建设”的强大动力。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知中，农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关心“三农”问题更多的出于良知，解决“三农”问题更多的是为了防止其破坏性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农业所占比重达到90%，因此认为“国民经济完全建筑在农村之上”，这是就经济而言。在文化上，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要嫁接在乡村这棵老树上才能繁荣滋长。在政治上，新的政治习惯的养成、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须基于乡村民众的自觉。梁漱溟就认为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如果说，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强调乡村的重要性属于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背景的晏阳初最终选择以农村为工作对象，就更能说明乡村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分量。
一时，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持续时间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同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和壮大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鉴于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下经济破产、民不聊生、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现状，想用一套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挽救国家的农村经济。
统计数据显示，至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和机构达600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超过1000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黄炎培的“昆山实验”、卢作孚的“北碚实验”。梁漱溟从20年代末开始，先在广东后来在河南，再之后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则是留学回国在河北定县做乡村教育。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惟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时人把北碚称为“模范城”和“模范村”。卢作孚在他的《我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责任绝不是救亡，而是将一个国家经营到像一个国家，像一个现代的国家。”正是这样一种“局部改造以模范全局”的初衷，使山水之间崛起一道壮景。
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被称为中国近代“乡建三杰”。“三杰”都是认识时代且有时代自觉的人，虽然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互为好友，对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影响颇深。卢作孚更是被称为“北碚之父”，他百年之前所缔造的试验区，惠于当时，荫及后世。
1925年夏，卢作孚辞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的职务，回到家乡合川。合川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处，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商品交汇地，而当时它与风景秀丽、自然资源丰富的嘉陵江三峡，都处于千年不变的荒芜和落后之中。
卢作孚回到合川并非是漫无目的，他首先对合川县城和嘉陵江三峡地区的社会、自然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依据调查写出了《两市村之建设》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包含《合川县城南岸市村建设的意见》及《辅助渝合间三峡诸山经营采矿之意见》两部分内容，在小册子中，详细介绍了嘉陵江三峡地区丰富的煤矿和森林资源，并提出开发煤矿、森林资源，规划交通及治安，发展合川经济，改变城市面貌等种种想法，谋划着将来要把这一地区变为发达的工业区和游览区。
卢作孚的这一系列动作并非突发奇想，一时之兴。两年前，他就在《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中设想过：“我所希望于有志于当局着手让步，是集中精神在力所能及的区域以内，是更集中精神在力所能及的区域以内的二县或三县以内。指定两县或三县作为特别试验的区域，许多建设的事业和怎样建设的方法，都从这两县或三县的区域内开始试验。”他从制度、人才、机关、组织（各机关的组织）、团体（应帮助或指导的团体）、联络、事业（含教育、教育行政、实业、实业行政、交通、团练、司法、市政、综核）、经费等八大方面，条分缕析地阐述，面面俱到地规划，详尽谋划应该建设的种种事业及其落到实处的具体实现途径。以我的理解，他所提出的特别试验区，类似中国改革开放后设立的经济特区。
1922年，卢作孚第二次出川赴沪。在此期间第一次参观了一个完整的地方建设计划，张氏兄弟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各个方面整体上经营一个地方的思路，深深触动了立志在教育和实业上寻求救国答案的卢作孚。张謇自19世纪末以状元身份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以来，近30年间他开办的一系列企业、学校、公益事业，直接把小城南通带进了近代，直接受惠人数数百万，影响遍及全国，给当时及后世提供了一个高山仰止的典范。卢作孚对张謇说：“你老人家经营的事业好呀！”这次出川参访的所得见闻启发着卢作孚，为他之后在北碚所展开的“新集团生活”试验奠定基础。
五年后，卢作孚与他梦寐以求的机会不期而遇。
1927年春，地方人士一致建议刘湘任命卢作孚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担负维护峡区安全、清除匪患的责任。峡防局全称是“江巴璧合特组峡防团务局”，“江”即江北县，“巴”即巴县，“璧”即璧山县，“合”即合川县，这是一个地方治安机构，管理以上四县的部分地方，其驻地在北碚。
嘉陵江三峡也称“小三峡”，嘉陵江流过华蓥山南段时切出的三个峡谷：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小三峡”全长30多公里，跨越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涵盖沿江近40个乡镇。辛亥革命失败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四川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未在这里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古今以来，四川就是中国最特殊的省份，它深处内地却最容易发生叛乱，原因在于它三面环山的地形，这种盆地地形使它非常的封闭，又使它易守难攻，再加上广阔的面积，使其非常容易自给自足。战乱不绝的大环境下，地处这四县之交的“峡区”，兵痞盗匪长年沿江据险啸聚峡中，行动致使河运梗塞，商贾难行。
1918年，当地人士为安定地方成立了峡防营，训练兵丁以防匪患，但兵匪勾结之事时有发生，一直以来效果并不如人意。1923年，杨森主政四川，因担心其他军事武装扰乱，改组成立江巴璧合峡防司令部接管地方团练事务，管理峡区治安。峡防司令部为军事建制，是为峡防局的前身，其驻地位于合川和重庆之间嘉陵江边的北碚乡。1924年，峡防司令部改为地方建制的峡防局。峡防局成立后，匪患虽有所收敛但未能绝迹，又因其位于各军阀防区的结合部，僵持局面造成真空地带，匪患死灰复燃之势加剧。
卢作孚基于自己先前已有的“经略一方到变革全局”的思路，考虑可借此推行“现代社会组织”的试验作为他“集团生活”的第二个试验，就毫不犹豫接受了推举。从这一年起，卢作孚开始着手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也是从这年起，他开启了政商两界多重身份叠加的传奇人生。
1927年春，卢作孚就任峡防局局长，这是他经略一方的天赐良机。“嘉陵山水，自昔称美。江入三峡，乃极为变幻之奇。群山奔赴，各拥形势……风景均优”，上任不久的第一个文告中，卢作孚以这样的开篇来描写他所要经略的小小峡区。这个让各路军阀都束手无策的地方，是他眼中美不胜收的山水名胜。卢作孚主导的乡村建设宗旨十分明确，“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卢作孚是有理想且有大理想的人。
他在峡防局各机关全体职员及各队官长第一次会议上，以“一个团体的理想”为题发言，第一句话是：“理想是安慰人的，假若人没有理想，那就痛苦极了。”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卢作孚这个麻布小贩的儿子，从17岁加入同盟会，从谢绝年俸4万元的夔关监督一职开始，便以赤子之心昭告众人“只有兼善，没有独善”：无论穷达都心系天下的初衷。他的理想，呼应先哲前贤们提出的天下大同：“大而言之，还要理想把峡区、四川、中国以至世界变成怎么样的好，我们就照着这理想去做，一直到死就完了，假若还生存一天，那我们还是要协同继续的努力，照着理想做下去。”
这一年，卢作孚34岁，他带着宏大的美好的理想上任。峡防局面对的是一个千余口人、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盗匪横行的偏僻乡村，解决匪患问题，维持峡区治安、地方安宁是峡防局的基本责任。卢作孚经过细致调查、缜密思考，提出“以匪治匪，鼓励自新”“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的治政方案。首先以攻为守，“欲使地方安宁，乃必须使匪不安宁”，整顿训练士兵，组织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清匪斗争。卢作孚亲自率领学生、士兵巡回各乡镇、山区追踪线索，禁其活动，或剿或抚，以感化分解之法化匪为民，凡自新者皆给出路。经过数十次清剿，一般匪徒纷纷自新，匪首逃之周边，峡区土匪帮派做流水之散。卢作孚清楚，地方武装也非善类，有匪时打匪，无匪时便压迫百姓，为根除其无所事事之忧，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技术，谋立身之本。
曾有人说，卢作孚及其言论是我们文明史上难得的“时间的玫瑰”，众人深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将寒门出身的卢作孚塑造出圣贤特质，使他有着超越常人的悲悯情怀，对社会、对他人皆秉持宽容的态度，即使对盗匪也给予理解和同情。
试溯盗匪之源，实皆为衣食所迫，无业可做，铤而走险，以冀生存，岂生性然哉？亦不得已也。
假定我们看清了离我们理想的社会的距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责备他人，形容他人，痛骂他人，我们应该像爱护无人照顾的小孩子一般爱惜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
我们对人有两种美德，一是拯救人的危难，二是扶助人的事业。
人有不可容的事，世没有不可容的人。
很短时间内，卢作孚解除了峡区匪患困扰，使社会秩序逐渐安宁。1927年5月1日，由刘湘、杨森等24名四川军政首脑联合署名的《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印发，这是卢作孚上任后撰写的第一篇文告。该文告除经费一节最后点出募捐主题外，其他文字则措辞讲究，行云流水如山水散文，把温泉峡的历史、现状、未来挥洒得淋漓尽致，内容且不论，24位军政首脑的联合署名才是压阵脚的重点、亮点。战场上分毫不让的对手们，在建设温泉公园一事上有了共识，卢作孚合纵连横的才能初露峥嵘，小小峡区的建设从他上任伊始的这篇文告，开始闪烁耐人寻味的光芒。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愿景：
始则造起一个理想，是要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煤产，可以由土法开采进化而成机器开采；为了运煤可以建筑铁路；为了煤的用途可以产生炼焦厂；用低温蒸馏可以产生普通用焦、电厂用的瓦斯、各种油类及其他副产品；两个山脉的石灰岩石、山上山下的黄泥，加以低廉的煤炭，可以设立水泥厂；为了一个山脉产竹长亘百余里，可以设立造纸厂；为了许多矿业、工业、交通事业的需要，可以设立电厂；如果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生产事业，可以形成一个生产的区域。以职业的技能，新知识和群众兴趣的培育为中心，作民众教育的试验；以教生产方法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为中心，作新的学习教育的试验；以调查生物——地上的出产、调查地质——地下的出产，又从而分析试验，做科学应用的研究；并设博物馆、图书馆、植物园、动物园以供参考或游览。如果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文化事业，可以形成一个文化区域。凡有市场必有公园，凡有山水雄胜的地方必有公园，凡有茂林修竹的地方必有公园，凡有温泉或飞瀑的地方必有公园，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自然的美，如果加以人为的布置，可以形成一个游览的区域，这便是我们最初悬着的理想——一个社会的理想。
这是一个立足长远、打算细致且环环相扣的美好规划，他要在匪患横行、贫瘠无序的山水之间把“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这就是他赋予“建设”的意义。
滔滔流过的嘉陵江旁，原始落后狭窄的石板街，低矮密集阴暗的房屋，阳沟内充斥着垃圾的臭水，还有恶臭难闻的若干个大尿缸，却没有工厂和作坊，没有一所公厕，仅有几家茶食酒馆伴着若干赌场、烟馆。卢作孚眼前的北碚——“第一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庙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是每天可以有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可以有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的开支”。卢作孚面对的小小峡区，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缩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和现代社会生活绝缘，能够预见，前面的路绝非坦途。
卢作孚上任不足两个月，就为兴建温泉公园发出募捐文告，他首先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温泉公园依南宋始建的温泉寺旧址整修，募款尚未到位时，卢作孚就安排施工，自己动手规划设计，督导工程。除开采石料砌温泉浴池使用少许经费雇人之外，其余工程则亲自带领峡防局职工及部分官兵，修路种树、植花栽草，仅仅数月便初具规模。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到位后，又扩大公园规模，亭台池阁，餐厅商店也亦齐备，别墅洋房有数帆楼、竹楼、农庄（陈书农捐建）、琴庐（郑东琴捐建）、馨室（民生公司捐建）等。其中，数帆楼临江而建，十分别致，登之可望嘉陵江上帆影点点，颇有“数帆和雨下归舟”的意趣。温泉公园遂成为一处闻名的游玩胜地，抗战期间，蒋中正夫妇、周恩来夫妇、林森、冯玉祥、叶剑英、郭沫若等来北碚，多在数帆楼下榻。
疑惑么？一个穷乡僻壤的治安机构，新官上任先建一个温泉公园？“如果认为革命是一桩完整的事业，便不能把破坏与建设截成两段，必须且建设且破坏；而且必须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才破坏到何处……建设应从心理起，从公共理想起”，看了他这段话，还疑惑么？我们不妨把温泉公园的建设理解为卢作孚“革命”的一种方式，打破陈旧现状的一个手段。
卢作孚对北碚市政环境展开全方位立体式整理，开辟码头、建设市场、设立路牌、取缔土地祠、清理“九口缸”、成立民众自治会……依旧是亲力亲为，带领峡防局官兵及学生队栽花种草、清除垃圾，街道逐渐干净整洁。1930年，卢作孚带考察团考察华东、东北和华北，深为青岛的建设所吸引，考察回来后仿照青岛在北碚建设了一个街心花园，街道两旁种下洋槐和法国梧桐，使北碚渐次有了花园城市的雏形。卢作孚的“造福民众”就是从美的启蒙开始，让耳目闭塞的人们看到，一切美好皆可亲手创造。关于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卢作孚的理想是“将乡村现代化起来”“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
我们要提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痛苦，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怎么样减轻痛苦呢？是要他们少些骚扰，少些病痛，少些天灾，少些强力的压迫，少些不应该有的负担。怎么样则更近幸福呢？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地方，准备东西，尤其是准备办法。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这便是我们要讲的建设的意义。
卢作孚因广博的知识积累，超越小我的人生格局，致使其认识事物总能直达本质，指出问题总能一语中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为世界文化的根源，事关一国国运兴衰。建设的问题首先应是教育的问题、人才的问题，因为一切事业都需要人去建设，人是需要教育培育的，所以建设方面第一步强调人的训练。卢作孚先后发表《乡村建设》《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四川的问题》等文章，阐明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因为“现代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形成的，而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又都是由人们协力经营起来的，人都是训练起来的”。当时，社会各类人才奇缺且多集中于大都市，人才从哪里来？以自己培养为主。1927年夏开始，峡防局先后招收了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500余人，办了学生一队、二队、少年义勇军、警察学生队，还代民生公司办了护航队、茶房、水手、理货生等专业短期训练班多期，培训人数近千人。训练基地房屋的左右两侧题“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醒目标语，作为学员们的学习宗旨。
争先复争先，争上山之巅。
上有金璧之云天，下有锦绣之田园，中有五千余年，神明华胄之少年。
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慰此美丽之山川？
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慰此锦绣之田园？
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慰我创业之先贤？
这是北碚少年先锋队队歌《争先少年》，殷殷期许，谆谆叮咛。卢作孚认为中国的未来在于少年、青年，他们是未来的主人和建设者，字字句句，用心良苦。卢作孚要求青年们明白世界的趋势，明白中国的困难，明白社会的理想，明白三峡是什么样，为此专门撰写了《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如何为社会服务》等文章作为青年们的教材，要求他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洁身自好，穿短装布衣，不染烟酒嫖赌，婚丧生日不请客不送礼，同时注重实践反对空谈，奋起革新。果然，几年后，这些20岁左右的青年都成为北碚各机关及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
卢作孚处处留心，从成都到上海，从四川各行业到国内各学术机构寻求人才，有不少支持他的学者、专家和社会实践中富有成就的人才，包括外国研究员和工程师为卢作孚的真诚打动，陆续追随他到此服务。如果说一个有理想人是一道光。那么，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束光。北碚，将要被这束深情的理想之光照亮。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建设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不在经济，也不在教育，也不在……却在秩序。无论何种事业，秩序建设不起来绝对不会有良好的结果”，外部秩序和人才条件都具备之后，就要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卢作孚认为，任何建设，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这样的观点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多次表述，北碚的建设也要从经济发展入手。
1927年8月，卢作孚上任仅仅半年，便促成合川与江北两县与煤业有关的人士，共同组建了川北铁路公司。请来丹麦籍工程师守尔慈任北川铁路总工程师，负责该项目的勘建。嘉陵江三峡一带，煤炭资源丰富，产煤的地方都在山间，沿江的小煤窑虽然不少但生产力低下，再囿于交通限制，运输全靠人力，翻山越岭始终难成规模。卢作孚要从解决运输困境入手，打破本地煤炭业发展的瓶颈。
1928年底，北川铁路动工。一年后，8.5公里的窄轨铁路在嘉陵江三峡的山峦间诞生，打破了四川省没有铁路的记录。几年后，北川铁路扩建延伸至18公里，整个产煤区都通了火车，它的建成促进了嘉陵江三峡一带煤炭生产的发展，减轻了人力运输的困难。1934年，北川铁路建成通车后，不仅孔祥熙、冯玉祥、刘湘等军政要人纷至沓来，且引起了英、美、加、澳等国使团和国内外报社记者关注。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北碚，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滑翔机表演，还乘坐天府煤矿小火车观光，一时间，当地人以乘坐北碚小火车观光为时尚。德国人傅德利也不远万里而来，担任西部科学院的昆虫研究所主任。“自铸铁路惯运煤，山中十里走轻雷”，90年前，小火车的汽笛声带来的一切惊喜，作为一个时代的细节，意义非同寻常。
1933年秋，卢作孚策划促使北川铁路公司与沿线5个较大的煤厂联合组建天府煤矿公司，联合经营致其实力骤增，开始采用矿灯照明，绞车提升，产量也得到飞跃式的提高，天府煤矿公司成为抗战前四川省内最大的煤矿。之前一切，皆为序章。抗战开始后，卢作孚又果断决策天府煤矿与河南中福煤矿联袂改组成立天府矿业公司，天府煤矿获得了中福公司的机器、材料、技术的支持，这一步即使矿山完全机械化。天府矿业公司日产煤量超1000吨，供给战时首都所需燃料的三分之一强，供给民生公司所需燃料三分之一强。战时首都重庆所需的燃料四倍于战前，天府矿业的产量超过了战前重庆需要的总量。卢作孚以果断的决策力及卓越远见铺排事务，煤矿业是民生公司间接投资最早的行业，为战时民生公司及重庆解决了至关重要的燃料问题。
北碚建设之初，卢作孚就为其谋建一个棉织厂，寓兵于工，以解决峡防局士兵的出路问题，也可为无业贫民提供就业机会，工厂所得利润还能扶持北碚的教育、文化等其他公益事业。卢作孚利用北碚的关庙成立了峡防局工务股，添置织布机、织袜机等，培训峡防局的士兵织布、织袜技术。1930年，卢作孚率团考察华东、华北、东北时，特意带三个青年到上海学习织布和印染技术，并在上海购买新式纺织机器，聘请织袜技师。当年秋，工务股改组为三峡染织厂，卢作孚任董事长，职工来源就是士兵和贫民。三峡染织厂作为峡防局直接经营的企业，成为四川省第一家机械织布厂。后来，染织厂扩大规模，新建了现代化的工厂，生产也迅速扩大，民生公司的制服就是用三峡染织厂的布料制作的。
卢作孚组织学生和士兵在北碚架设电话线路，使之覆盖峡区各乡镇，接通重庆、合川，这在当时实属超前部署，重庆也尚未有市内电话线路。他利用人脉关系，促成友人建设“洪济造冰厂”“嘉陵煤球厂”“义瑞桐油公司”，分别从水、煤、桐林等方面多管齐下发展经济。他集资经营“北碚农村银行”，鼓励农民存款、贷款，支持农民购置新式农具改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短期内，北碚一系列事业发展如火如荼，从一个偏僻落后、穷困脏乱的乡镇，变成了富有朝气的现代型试验区，面貌一新。在卢作孚心中，它们是几个现代的模型，是想将这一块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的陈列馆。
卢作孚的“创造集团生活”试验，通过改善人心，进而改变北碚人的精神面貌，他主张将关帝庙、东岳庙、天上宫、禹王宫等庙宇内的菩萨搬走，将之腾空，变为博物馆、图书馆、川剧团等公益事业。此乃一举两得之事，节省建设资金的同时打破了民间旧俗陋规。北碚的文化事业方面，卢作孚同样投入大量精力和心血，围绕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嘉陵江》报等逐步展开。
1928年3月，北碚创办了小小一个报馆，卢作孚希望“嘉陵江的命有好长，这个报的命也有好长”，所以为之取名《嘉陵江》。小报起初是双日刊，后改为日报，内容涉及国防、交通、产业、文化等各种新消息。卢作孚在发刊词中介绍：“这个小小的《嘉陵江》，身体虽小，肚皮却大，大到可以把五洲吞了，各位朋友，不要见笑，不信试看一看，简直可以从这个小小《嘉陵江》里，看穿四川、中国乃至五大洲全世界。”早年的记者、编辑生涯使得他熟谙报纸作为传播媒介所蕴含的巨大功能，峡防局将该报纸在一切公共的地方陈列、张贴，供人阅读，小小峡区的小小报馆成为宣传推介峡区建设的极好平台。“我们做些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怎样做，各位朋友，都可以从《嘉陵江》上看出来啊”！
1928年9月，具备足球场、篮球场、器械场、沙坑等设施的北碚公共运动场完工，当年10月，北碚举办了首次秋季运动会。次年4月，举办的嘉陵江运动会，成为近代四川体育史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动员最广的一次盛会。与此同时，卢作孚还主持在火焰山上修建了格调高雅的平民公园，扩大了北碚图书馆，以培育公民思想。在图书馆的借书袋上，印着书说的话：
1.请勿用龌龊的手拿我。
2.勿使我被日光晒着，雨点淋着，我同小孩子一样，那些都是容易使我受病的。
3.请勿用笔在我身上批字，或作各种符号。
4.勿将我的身体来垫你的手臂。
5.你读我未完而停止的时候，可用书签夹在我身上（就是停止的篇页上），以为标记切不可将我折角。
6.勿放我在不洁净的地方，望你时刻保持我的清洁。
7.你不读我的时候，应立刻把我还给图书馆，因为我等着还要去会许多朋友，切不可把我幽囚在你的屋子里。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卢作孚就受到“发展科学”的影响，对科学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有着极大认同，但认同是一回事，现实是另外一回事。当时中国的现状是刚刚脱离清朝封建统治不久，就全国层面而言，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等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发轫之初。卢作孚谋划着在四川发展科研事业，以开发西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四川工农业发展。他就任峡防局局长后，这一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1928年夏，国内的几个科研机构及一些中外学者，到四川进行科考及标本采集，卢作孚闻讯后，立即从正在北碚参加训练的学生队中抽出一部分青年，参与合作，陪同科考。这一积极回应，为四川第一个科研机构的成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更巧的是，次年，中国科学社组织一批动植物研究专家赴川科考，这次卢作孚派其弟卢子英亲自带领学生30名，陪同科研人员到峨眉山、大凉山、小凉山等地采集动植物标本，并进行社会调查。1930年，卢作孚率团赴华东、华北、东北考察，在上海得到蔡元培、黄炎培等人的支持、赞助，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考察团一行于考察途中一路收集标本，采购科研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药品，聘请化学、农业等方面的研究人员，派青年学生到中国科学社学习，印刷“中国西部科学院”专属信笺、稿纸、信封等物资。徐崇林先生对卢作孚创办科学院一事，说过这样一段话：“而一位实业家能倡议办起了科学院，说明卢先生懂得科学技术与发展生产的关系，也说明卢先生经营企业，不只是想赚点钱供个人享受，而且抱有宏图大志。”1930年8月，卢作孚带考察团考察结束回川，运筹已久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正式创办，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首创。
卢作孚作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创办人、院长，为科学院择地文星湾。很快，一幢灰色的实验楼在山头上建起来，这就是杨森捐建的“惠宇楼”，杨森字“子惠”，因之命名。除此之外还建了地质楼、地质测点碑、办公室、宿舍等房屋，配套建设如道路、草坪、水池、花圃等一应具备，并以各种花木点缀其间。至于建设科学院所需费用，除杨森捐建的“惠宇”楼外，其他或由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公司、中华文化基金会、四川省教育厅等机构捐赠，或由各界同情支持这桩事业的人士捐赠，终于将它打造成为理想中的科研园地。卢作孚为科学院设定的方向是以社会需要为主，所以下设生物、理化、农林和地质四个研究所，皆为开发四川、促进四川的工农业发展服务。
卢作孚的又一理想，是在峡区创办一所推行新式教育的学校。一则卢作孚本就认为“教育为救国不二法门”，他在1925年之前的很长时间是教师身份，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以一个实业家，而是以一个教育家开始他的一生的；二则峡区亟需一所中学，使青年勤奋学习。1930年，卢作孚外出考察时刻意参观了清华大学、南开中学、中华职业学校、香山慈幼院等各类教育机构，在他的脑海里勾画着比之更完善的教育模式。是年秋，北碚兼善中学开始招生，最初校址设在东岳庙，只招收一个班共23名学生。后经募捐，卢作孚将学校建在环境优美的北碚火焰山上平民公园之侧，郁郁葱葱的林木之间，耸立起了一幢引人注目的“红楼”，与中国西部科学院遥相呼应。
“不爱利而爱名，名即自身之名，中国不需要此种人。吾人做好人，必须使周围都好。只有兼善，没有独善”。“兼善”是卢作孚为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取的名字，任校董事会主席的他苦心孤诣为这所中学谋求博学能干的校长，每一任校长皆为当时才俊。他谋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打算着将这所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办到大学，培养勤劳朴素且兼具理想、志气、能力的人才。
卢作孚是管理的天才。他接手北碚之时，整个峡区只有一所初小，另有零星几个规模极小的小学和若干私塾。到1936年底，即有4所完小、14所初小，小学加私塾学生规模超过2500人。1949年时，公私小学达70所，儿童入学率超过80%。
抗战结束后，大批学校回迁。卢作孚担心川省人口众多，学生失学。1946年8月初，他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有限之学校何能容纳此众多之学子。远道而来此者多因升学失所而流落，且有因时久旅费耗尽而典质衣物，其状甚为可怜，其志实堪嘉许。如不设法予以救济，对于社会秩序实不无相当影响。”拟借用国立复旦大学北碚黄桷树旧址，借调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许逢熙先生为校长，邀集社会贤达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何北衡、杨成质等发起组织创建私立相辉学院，内设文史、英文、经济、会计、银行、农艺六系，实现了他在峡区办一所大学的梦想。1949年，相辉学院农艺系招录了一位叫袁隆平的学生，对，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袁隆平。
卢作孚计划办一座现代化医院，这个医院应该门诊楼、病房楼、新型医疗设备等齐全。他就职之时，北碚方圆百里无一医院，病人只有两条路——硬抗或等死。1927年7月北碚地方医院创立，因资金不足只得在市场内一个小庙暂栖，虽硬件简陋但理念超前，卢作孚做出决定，医院经费全额拨付，患者就诊不要钱，每月所需费用600元由峡防局支付。经过后期一系列准备，卢作孚决定把医院建在嘉陵江边一个环境清幽的山头上，至于建设医院的费用，依然是募捐。1933年，在卢作孚和社会各界民众支持下，北碚地方医院大楼建成，开始接收病人。
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举这样一个例子：
北碚面临嘉陵江，高出江面八丈以上，然而是要被洪水淹没的。后面被一条溪流围绕着，中央高而周围低，被洪水淹没的时候，市场的人无法逃避。最好是将溪流填了起来与北碚一样平，作为人民逃避的道路，而且增加现在无法发展的市场一倍以上的地面。分头征集市民的意见，都很赞成。于是召集一次全体市民会议，决定全市总动员。除市集的日期以外，八百五十余家人，每家人皆担任运石运泥，每天由一挑以至五挑。各种营业的人，不管卖米的，卖肉的，都出钱，都由他们决定。尤其是私人厕所，由警察指定为公用。一向粪是肥料，年有收益，仍然是私人的。召集这许多私人会议之后，这许多收益让归公有了。以这许多钱来雇用筑堤的工人，加以每天数百市民在那里工作，欢呼唱歌，非常热闹。许多老年人亦常在那里欣赏他们的工作。尤其是被选出的二十位执行委员，必常常有人在那里照料、指挥并处理各种问题。每夜必开会一次，都出席，出席的人都发言。对于一个问题必提意见，必考虑批评他人的意见，必得一个共同承认的方案。我们偶然去参加两次会议，亦震惊他们勇往和紧张的精神。谁说中国人无办法？最有办法的乃是老百姓！谁说公众的事情做不好？你看这一群老百姓是何等做好他们公众的事情！
从建设北碚的第一天开始，卢作孚就极为重视发动民众和组织民众的工作，一方面通过营造的环境影响他们，以改变他们的行动；另一个方面引导民众自己解决公共问题，促使他们参与其中，不仅只做受益者还要以创造者、参与者的身份解决一个一个问题。在卢作孚的努力下，从码头、桥梁、道路、公共集会问题到预防水灾、火灾等公共卫生问题，民众不但出钱出力而且自己组织领导，使其拥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直至最后，他们能够管理全部公众事务，由此完成乡村的自治组织。在这块新填起来的地方，卢作孚仿照青岛的建设，设计了一个街心花园，真正做到了公众建设、公众受益。
北碚道路拓宽广植花草树木，城市得到建设，环境卫生得到整治，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料显示，1927年到1935年间，北碚有统计的植树量达7万余株，它周围种着从上海带回来的法国梧桐。“愿人人皆为园艺家，把世界造成花园一样”，这是卢作孚寄语后人的名言，大概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至于为何说“把世界造成花园一样”，而不说是“把家乡造成花园一样”或“把中国造成花园一样”，“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他胸怀天下，而此时他的天下就在此方。
卢作孚将北碚一切经济的公益事业逐步铺开，基于之前在成都做民众教育的经验，北碚的民众教育运动与经济、公益同时进行。为此，峡防局专门设了一个“民众教育办事处”，办事处联络各机关服务的十几个青年，白天各司其职，晚间共同进行民众教育。民众教育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十几个民众学校，在船夫休息的囤船上办“船夫学校”，在力夫休息的茶社里办“力夫学校”，为训练妇女的职业技能办“妇女学校”。同时也有派教师到家中去挨户教育，周围几家或十几家都集中在一家授课，今夜在这家，明晚在那家。他们通过设置报纸阅览处，在各茶社、酒店张贴关于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和生活常识的照片、图画，以及到集市繁荣的地方去做简单的报告等灵活的方式进行民众教育；他们还与运动场、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以至于医院联络，利用每一个有人进出的地方实施民众教育。其中，“总动员”是利用民众会场放电影和幻灯，因为这里不仅集中市场上的人，还集中了四乡民众，将关于三峡事业、人们活动、四川风景影片等制作的电影，包含了实物、图书、书报、照片、显微镜下薄片等制作的幻灯片，每周两次由各机关青年排演的新剧和川剧，闭幕时做的报告，以无处不在地行动影响着民众思想。
卢作孚一向本着一种信念：“从小事做起。因为小事往往被别人忽略，同时小事比较容易做好。做好了，也就容易感应别人，这种感应，就是你的成功。”民众教育增进民众的谋生机会，使农民农闲时有副业增加收入，在商业上促进加深与都市的关系，在乡村里增加工厂，在工厂里增加工人。因此，又在北碚设置了民众问事处和职业介绍所。
“微生物”的力量才是无穷的，民众教育正以“微生物”的方式无孔不入地铺展开，现代文明的种种风气，潜移默化中影响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北碚的变化很快波及邻乡，从璧山的夏溪口到宝源、遂川，从江北的黄桷树到文星场，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管理公共事务，办起民众学校开展识字运动，民众教育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安定，整个嘉陵江三峡地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1932年，卢作孚的好友、华西协合大学教务长毕启博士专程到北碚参观，他情不自禁地对卢作孚说：“朋友，你总是在用一种可怕的步伐前进！”而卢作孚凝视着奔腾的嘉陵江对毕启博士说：“你们美国人似乎始终处在一种安全感中，因此你创办华西协合大学计划用30年。事实是中国却处在不断的、急剧变化之中，所以我创办通俗教育馆和北碚市镇时，恨不得只用3个月。”
1933年8月中旬，北碚迎来了西部科学盛会——中国科学社第18次年会，年会成员都是全国科学界精英，卢作孚则担任此次年会委员会会长。这是北碚、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第一次科学盛会，全国一流的科学家同时到四川来，其振动不仅是对北碚，以至于对四川的经济推动及政治变化都不容小觑。
卢作孚以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的名义，力邀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家到北碚开年会，并亲自组织参加，就是要以科学的力量推动四川的建设。卢作孚给科学社的科学家们以极高的礼遇，他派当时民生公司最大、最好的“民贵”轮作为专轮到上海去迎接科学家上船，出席这次年会的科学社社员118人中有72人是乘“民贵”专轮入川的。“民贵”轮经武汉时，卢作孚专程从南京赶到武汉，看望“民贵”轮上的客人，介绍四川和北碚的情况及这次年会的安排。
这次年会盛况空前，科学家们演讲的《生活健康与财富》《植物与人生》《四川农村经济复兴问题之讨论》《生物科学教育》听者如云。年会的主会场设在北温泉公园，选举出了翁文灏、赵元任、任鸿隽、竺可桢等七位科学家为本届理事，讨论通过了“建议四川当局组织四川资源调查委员会案”，提出“成渝铁路计划书拟请中国科学社建议川省当局采择修筑案”两个社员提案。8月20日，科学社社员们参观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兼善中学、地方医院、嘉陵江日报社、民众办事处、平民公园、三峡染织厂、北川铁路等北碚新建起来的各项科学文化事业。还有科学家在北碚露天会场做公开演讲的《由中国化学肥料说到民族复兴》《改进中国棉业的重要》《农业改良》等，把与国家民族、农时农事有关的现代科学知识课题直接和北碚民众交流。北碚这个不断出现奇迹的小镇，被一种从未有过的科学气氛笼罩，熠熠生辉。
著名科学家们通过这次年会在北碚和四川考察访问，对北碚和四川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他们开会研究并一致同意帮助四川调查地上地下的各种资源，调查出的资源如果需要开发，派人帮助做计划，帮助介绍专门人才，协助四川联系外部等若干件事。这正是卢作孚行动的初衷和想要的结果，但行动并非仅局限于这次年会，他在峡防局的报告中讲：“现在我们正在用力做这几个运动，就是用力运动省外人以及国外的人都到四川来：把科学家运动到四川来帮助我们探查地上和地下的出产；把工程师运动到四川来，利用四川所有的出产，帮助我们确订生产的计划；把金融界有力量的人运动到四川来，帮助我们的钱去经营或开发各种事业。如像这种种的运动，有没有成功的希望？都有！只要我们肯去做，努力去做，不放手地去做。”卢作孚对在北碚召开的这次年会做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不仅改变了外省人对四川的观念，也促起了四川人对科学的兴趣，将会对四川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
卢作孚对人才的重视渴求及对现代科学的认知，远超同时代人的水平。据蔡崇林回忆，1932年8月他持一著名科学家的推荐信到民生公司拜访卢作孚，尽管当时等候见他的还有十余人，但事关西部科学院，他见信后即出来迎接，又立即任命蔡崇林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研究员。卢作孚以开放的态度吸纳各路才俊为北碚和四川服务、为大西南服务，与眼下各地各级政府的“招才引智”异曲同工。当后人以各种自以为是的条款招揽人才为地方建设出力增色时，殊不知，这道题已是前辈做过的，且在这方面格局宏阔，诚意方殷。
植物学家胡先骕说：“川省执政者有若卢君者五人而四川治，中央执政者有若卢君者十人而中国治。”卢作孚不仅是峡区管理者、建设者，还是集资人，他将自己为数不菲的车马费全部捐给了北碚的社会公益事业。梁漱溟说他“公而忘私，为而不有”。民生公司每年提取盈利的5%作为文化基金补助费，其中大部分用于支持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和民生公司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
1930年到1933年间，是卢作孚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1932年开始，他名义上虽仍在峡防局局长任上，但已将日常事务交由其弟卢子英等负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反日反战活动中，投入民生公司内部组织建设、职工教育工作中。直到1936年，峡防局改组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区署，他方真正卸任。卢作孚与北碚的密切关联并未因职务的改变而改变，北碚的一切建设和改革，完全在他的继续指导中发展，卢子英作为一个执行者的角色，也是在卢作孚的指导下工作的。
20世纪30年代初，黄炎培在《蜀游日记》中写道：
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在八九年前，（北碚）满地是土匪，劫物掳人，唤做家常便饭，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现在鼎鼎大名公认为建设健将的卢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领，联合他的同志，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建设得应有尽有。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通电迁都重庆。
战争打乱了原本的生活秩序，四川成为整个国家的大后方。此时的北碚备受瞩目，抗战爆发后先后有100多个机关、学校、科学文化事业单位从省外迁入北碚。1939年1月，在中国科学社理化研究所迁入北碚之后，中央研究院的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迁进中国西部科学院；2月，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到北碚鱼塘湾；5月，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迁到了北碚温泉公园益寿楼。1940年3月，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在天府煤矿创建炼焦厂；5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到北碚金刚碑……相继到北碚的科研机构有20多个，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周围，科学院的全部实验室、仪器、设备都无条件提供给这些科研机构使用，大批著名的科学家都在这个相对良好的环境中从事科研工作。
1938年2月，复旦大学师生和教研设备一起，迁至北碚复课。继复旦大学之后，1939年4月，江苏医学院迁到北碚牌坊湾；是年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迁到北碚歇马场；同年，教育家陶行知在北温泉创办育才学校。次年秋，以晏阳初为院长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也在北碚歇马场成立；1942年，教育家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中学、财会教育家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学校迁到北碚。抗战期间，迁到北碚的大学、中学等有15所之多，北碚地方、图书馆、西部科学院和兼善中学都无条件为他们提供帮助，让这些学校和教育家在相对良好的环境下办学育人。1942年北碚有1所大学、6所独立学院、8所中学，还有一些短期训练学校。
国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财政部税务署、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国立编译馆、中国词典馆等一大批政府机构、工矿企业、文化机构、出版单位、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迁到北碚，都得到北碚地方当局和北碚各个事业、团体的无私帮助，使之在此开展工作。蒋介石、宋美龄、林森等政界要人，马寅初、竺可桢等学界泰斗，冰心、梁实秋、郭沫若、曹禺、叶圣陶等文化精英云集北碚。卢作孚帮助内迁的科研机构、学校和经济事业的愿望都实现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卢作孚虽然万分紧张忙碌，但是并没有放松对北碚的地方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等工作的指导。1940年日寇飞机对北碚的轰炸并没有毁掉它，相反，战火让它变得更加美丽，街道平整，楼房整齐，各具特色的房屋形成了新的街道。法国梧桐的绿荫和芳草相映生辉，北碚不仅市容变了，社会组织进步了，城市的地位也改变了，变成战时后方一个重要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中心。北碚这个小小的城市，曾经是土匪出没之地，卢作孚从1927年开始建设，三年闻名全川，四年闻名全国，抗战时期闻名全世界，来自国内外的官员、学者、文化名人都对它赞叹不已。
峡防局虽然是一个治安联防机构，但卢作孚不仅仅赋予它保一方平安的使命，他要的是“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北碚乡村建设与同时期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不同，卢作孚明确提出“要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就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蓝图，“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北碚为中心，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一番努力之后，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终于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重要城镇。陶行知先生参观北碚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于是乎先后经营各种事业了：温泉有公园，北碚有公园，运河有公园，凡有隙地必有园林；峡防区则有各特务队，驻在北碚市镇，北川铁路沿线，夏溪口以至于矿山；他们有团练的任务，有警察的任务，有民众教育的任务，有帮助地方建设的任务；有手枪队，有事帮助周围捕匪，无事则帮助各机关服务；有民众教育办事处，在办事处领导之下有民众学校，依职业的种类和集中的便利而有不同的教育，有挨户教育，有场期教育，有力夫学校，有船夫学校，有民众问事处，有职业介绍所，有书报阅览室；在各茶社酒店有各种通俗图画、照片和新闻简报，有新知识广播，有民众娱乐场——娱乐事项有新剧、川剧、电影、幻灯、跳舞、唱歌；此外有地方医院，为乡民免费治疗疾病，每年春秋两季必指导各机关乃至各队队员为纵横百里间的小孩以至于成年人点种牛痘；有公共运动场，一方面联络各学校，一方面联络各事业，一方面联络市乡中之青年，使都参加运动，并参加运动的比赛；有《嘉陵江》报，由周刊进化而为三日刊，再进化而为间日刊，再进化而为日刊，最后更由石印进化而为铅印。其材料只重在积极方面，只以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四大问题为中心，使读《嘉陵江》报的朋友都逐渐能够认识现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西部科学院有理化研究所，目前正以分析燃料为主要工作，欲帮四川解决燃料问题；有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目前正以调查、采集整理为重要工作，欲帮助四川解决一切自然开发问题；有农林研究所，目前正做造林和改良农作的试验，欲解决当前社会急切需要的粮食和木材问题；附设有一个植物园、一个动物园，附设有一个博物馆，附设有一个中学校、一个小学校，附设有一个染织厂；此外还有一个农村银行是要求小小帮助农民借贷和各种合作运动的，常从各方面帮助这一个区域里边新的经济事业，例如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铁公司、洪济造冰厂、嘉陵煤球厂……只要它们有帮助的需要。
北碚在卢作孚的治理下，成为乡村建设的“模范区”，成为战时绝无仅有的“世外桃源”。这里聚集了近20家国内一流的科研机构，3000多位专家学者，成为“陪都的陪都”。卢作孚在北碚开展的乡村建设试验成就，在当时就备受赞誉。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18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孙恩三在《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把北碚称为“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市镇”，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周俊元称北碚为“重庆的一颗明珠”。抗战时期内迁并在北碚居住的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都高度评价了卢作孚的北碚乡村建设试验。
卢作孚的北碚乡村试验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两市村之建设》《乡村建设》《四川人的大梦其醒》《向民众身上做民众运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等文章，是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的重要著作。“我对北碚事业之关切，超过我对民生公司经营的兴趣”。
卢作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纽带在北碚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十几年间，他主持修建铁路、开发矿业、兴建工厂、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北碚的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同时，卢作孚又极为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致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他更“希望未来的北碚，遍地是公园”。
卢作孚是一个坚定的开拓者，往往能在种种看似无望的环境里拨云见日，似有神助，“利坚贞，晦而明”。首先，他具备完全无私、脚踏实地、亲力亲为的道德品质，更重要的是敢想敢干，敢于突破，带着富强国家的爱国热情和良好愿望，有着中华民族自救自强的探索和献身精神。
卢作孚从长远着眼，投身乡村规划与建设，注重乡村发展的整体设计，在所有的规划设计之中，无不渗透着他的精神追求、社会理想和乡村情怀，以建立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在具体的规划设计和实验内容上有一个综合的整体谋划，即从乡村社会的整体改造出发，从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着眼，使不同领域的实验相互配合，协同并进。也就是说，当时推动乡村建设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考量的是乡村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体现出综合试验的性质。卢作孚在《我们要变，要不断的变》一文中写道：“我们要造成一种信仰，凡做一桩事情不做则已，一做一定做好，做得顶好。如栽花就要栽的好看，修路一定要修的好走，植树一定要植的活，增加人民富力一定要有可计的数字。若能日日确实负责，则各方面尝试办的事情，就可以放心委托我们，帮助我们以人力或物力，于我们整个计划秩序之下，自己做起来，这样才更可使一般地方效仿。”
卢作孚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上和理论上，均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国情和特色，反对生搬硬套外国模式，重视农村的教育。他的理想、信念及对民族的大爱，深深渗透在他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之中。卢作孚既是试验的规划设计者，又是实验的实际参与者，而其他众多投身于这场实验的人，也不是以局外人或者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干道要简单，小道不妨多”，“建筑要由建筑师设计”，“布置则请园艺家设计”，不只是设计一张图纸、制订一种方案而让别人去施工，当成一桩任务或一个工程，在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改造乡村的情怀，充满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乡村改造实现整个社会的总体改造。这些可贵的精神，无不为今日美丽乡村的规划者、建设者提供了宝贵借鉴和启示。
“假定我们看清了离我们理想社会的距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责备他人、痛骂他人，我们应该像爱护无人照顾的孩子一般的爱惜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卢作孚、晏阳初等前辈的实验告诉我们，一个个乡村就是一个个小社会，合起来形成了广袤的乡村大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无数农民休养生息的地方，与城市社会一样，乡村社会不只需要物质生活，不只需要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也需要丰富而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只有在人和乡村文化都有了真正的改变时，乡村社会才能有真正的生机和活力，乡村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才有望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也会因此而成为能使人深切感受到幸福安宁的宜居之地。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试验在普及乡村教育、发展乡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推进科技下乡、改变农村社会风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此等等，对于今天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乡村建设的出路，其实当今政府，从上到下各部门都在做乡村振兴，大力支持建设美丽乡村，更需要从根本上了解乡村，才能做好指导、引导、实践的工作，不能一味的以口号和所谓的业绩为主。诸多投入乡村建设运动的有智识的人，不能以自己的自知而强加于乡村，任何乡村都有其优势和脆弱性，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适合做开发以博取经济效益为总目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依旧是扭转以单项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当下的乡村建设运动。立意高远，让每个个人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以提升幸福指数为基准点，不要像过去30年走的城市建设之路和改革之路。未来30年乃至更久远，中国看乡村，这是必然。
中国随着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产业结构进一步变化与重组，今后的乡村居民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再仅以种植养殖为生，他们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农业工人，也可能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与这种变化相适应，他们不仅需要具备与所从事的产业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在政治、文化、道德、科技等综合素质上有大幅度的提升，即成为高素质的公民。他们需要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且具备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的能力，需要知道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并自觉去承担这种责任。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前期的科学规划，有赖于乡村社会功能的整体提升，也有赖于乡村教育的改进，当然，更有赖于所有村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美丽乡村不只是外表美，更应是一种内在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仅需要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也要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获得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幸福感。果能如此，乡村就不只是农民们生活的乐园，它也是整个社会的乐园，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才能真正形成城乡互补、共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而这也应是今天我们规划和建设美丽乡村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