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灯乱世之卢作孚与他的时代
人物，镶嵌于历史，归属于时代。一个人如一朵花，他的香味和色彩既有生命的自觉也有环境的造就，所谓时势造英雄。而我们也想探究，生逢世变的一代人中，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未必少有，卢作孚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卢作孚？他的强国之梦，强国之行，时时处处诠释着北宋大儒、思想家、教育家张载《横渠语录》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要义。清朝末年，卢作孚出生在乱世寒门，却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现在，我们通过他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世界，那时的中国，是怎样一个样貌，他以怎样的生命状态和他的时代相处、相融。
中国的近代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而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让一个没落王朝原本相对封闭的国门，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军舰和大炮炸开。从此，古老的东方大国，无可奈何地被裹挟到世界秩序当中。这一时期，国内外各种矛盾异常尖锐，是近代以来最黑暗、最飘摇、最复杂的时期，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卢作孚就身处这样一个铁骑烽烟、血色战火充斥的大时代中。
那么，让我们以卢作孚为坐标，将时光的镜头由近景推至远景。先从全球大背景来看，青年时期的卢作孚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亚、非、拉美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基本被列强瓜分完毕，秩序划分不对等的背景下，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全球霸权，一场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这是帝国主义之间因分赃不平衡引起的，对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战争。1914年夏到1918年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波及全世界。战争历时4年，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人员伤亡惨重，各方都大量使用现代化战争装备，战况惨烈，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也给参战各国带来巨大灾难。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它为世界及中国带来的正面影响，正是因为这些影响，加速促进了世界格局、中国及其他各国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给全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另一方面促进了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它摧毁了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等欧洲古老的封建帝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国家力量被削弱。战争后期，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战后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亚、非、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局面。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科技上较大进步，使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军事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强，也加快了人权实现的步伐。在此背后，民族意识形成、民族观念勃发，民族国家纷纷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重建是这次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最大成果，也可以说是历史赐予的最好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也相当深远。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于1916年加入到“协约国”，并且向欧洲派出了大批劳工，首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辛亥革命之前，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投资刺激了我国民族资本，促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结束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君主制政体，建立了共和国。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当时中国的经济侵略，推翻帝制则鼓舞了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思潮，促使无产阶级队伍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条件。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搞尊孔复古的逆流，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儒，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一系列没有经过彩排的事件环环相扣，似偶然，亦似必然，自然而然地开始在这块土地上轮番上演。
中年时期的卢作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迎头相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力量发展不平衡，德、日工业发展较快，英、法、美等国则出现停滞局面。1929年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先后发生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国家，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政治上也日益法西斯化，并逐渐形成美英法和德意日两大政治军事集团。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进攻，英、法再也无路可退，只得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至1945年9月）也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当时世界人口的80%，作战区面积达2200万平方千米。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生死大搏斗中，交战双方动员的兵力超过1亿，因战争死亡军民人数超过5000万。在亚洲，中国深陷其中。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主战场，担负着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任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从而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中国政府向国联求助，并未得到积极回应。当时，西方大国普遍奉行绥靖政策，企图通过纵容换取短暂和平，致使日本自行其是，这次事变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现端倪。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加剧了国际紧张形势。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打倒法西斯国家，以极大的民族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卫国战争。这场空前的战争夺去太多人的生命，影响太多人的命运，卢作孚积极参与其中，一次次临危受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订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它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和伤害的同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首先，使人类理性得到张扬，人权与和平深入人心，维护和平的联合国随之诞生。其次，改变了世界格局，美苏成为世界两个一流大国，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已不复存在，世界中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再次，促进了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欧亚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世界殖民体系瓦解。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战后科技革命兴起。
那么，时代的大背景从国际转到国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纠结的时代，古与今，新与旧，中与外，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种矛盾冲突混杂纠缠，社会和人心都激烈动荡。近代前期，中国时不时被列强暴捶，掐架失败之余，被迫割地赔款成为家常戏码，国门外是列强枪炮，国门之内也不平稳，整个国家如一幢千疮百孔的老房子，岌岌可危。按时间脉络细数流年，足已让人眼花缭乱：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1842年：鸦片战争。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签订。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
1856—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中俄、美、英、法《天津条约》签订。
1860年：中英、法、俄《北京条约》签订。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
1883—1885年：中法战争。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同年爆发广州起义。
1898年：戊戌变法。
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同年，科举制度废除。
1911年：辛亥革命。
1912年：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中华民国。
1913年：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
1915—1916年：护国运动。
1915—1923年：新文化运动。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
1919年：五四运动。
……
以上所列，俱为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史实。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中国迎来了最动荡不安、黯淡无光的时代，近代百年史就是一个古老民族不堪回首的屈辱史、血泪史、变革史、奋斗史。从以上国内外情形不难看出，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强取豪夺，清政府屈膝求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许多重要城市和港口一个个被辟为通商口岸，列强各国的租界在我国许多城市林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和她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割地赔款苛捐杂税繁重，致使民族矛盾加深，山河破碎，民变四起，国家民族的命运危机万端。人们，尤其知识分子群体，都有一种“国将不国”的忧虑。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一些观念、主义开始侵蚀、融合中国文化，如进化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革命与和平改革等各种思想纷纷出现，大批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治国平天下”的出路。“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历史迎来一代心甘情愿为后辈子孙之幸福披荆斩棘、洒血抛颅的英雄人物。
1898年，“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这一年卢作孚年方5岁。1893年4月14日，四川合川县北门外麻布小贩卢茂林的次子出生，他就是卢作孚。设若，这是一部以卢作孚为主角的穿越剧，那么男主角不仅错生了时代也错生了家庭，时代无非一个“乱”字，家境无非一个“贫”字。王朝式微之际，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便是天府之国的四川也好不到哪里。
民国前期，四川是军阀最多的一个省，也是混战最多的一个省。自1913年胡文澜镇压革命党人开始，四川就陷入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中，一直混战了22年，这22年里四川境内一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400余次。四川军阀区别于其他军阀的一个特点是实行“防区制”。1918年，名义上主政四川的熊克武决定，各军按驻防区域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作为粮饷之需，以此为诱因的“防区制”在四川形成。尽管是“防区制”，互相征伐是无法避免的，经过血雨腥风的兼并，后期形成以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刘存厚、田颂尧等为代表的几个大军阀。各防区成为各军阀的独立王国，一切军政事务都由其做主，形成军阀、官僚、豪绅三位一体的军政统治体制。他们为争夺一己私利用尽心机，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人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重，痛苦一天比一天深。
卢作孚便出生在这样的乱世，从全世界、全中国的大局到四川一省，乃至合川小城，无不是历史上最凌乱无序的时期。每个人都可能认为自己生不逢时，而卢作孚是真的生不逢时，也就是在这样纷乱的境遇中，他由一个底层小知识分子起步，坚韧倔强地为笼罩着愁云惨雾的民族持灯寻路，以舍身饲虎的精神将自己的一生演绎成传奇。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国创立后，民族意识、民主意识更加蓬勃地呈现，迎来一辈人的觉醒。紧接着发生的两件事，对我国近代发展历程的影响举足轻重，这两件事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之后，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与此同时，进化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革命与和平改革等思潮甚嚣尘上。这些学说、思想、方案、设想和主张绝大部分含着救国、强国的意愿。于是，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在危机和挑战面前形成。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风云激荡，为历史悠久的民族输入了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基因。卢作孚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中，逐渐成长为有思想、有胸怀、有见地、有抱负的时代精英。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清苦孤独的朝圣者，不肯停下为理想奋斗的脚步。以卢作孚一次次外出求索为脉络，我们透过他“带着问题出去，求得答案回来”的虔诚，探寻他从小小合川一步一步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
1913年，20岁的卢作孚在大足县侥幸逃过平生第一次杀身之祸，虎口脱险后，折身而往重庆。到重庆后，他发现这里的形势也异常紧张，通过朋友推荐，到川南江安县县立中学教书，担任数学教师。1913年秋到1914年夏，这一年因有薪水收入，成为卢作孚一生中最为安定的一年。闲暇时间，他用心搜集阅读当地所能得到的所有报刊，了解全川及天下大势。表面安稳的一年中痛心和疑问交织，他为内外交困的中国前途做了多方面思考。1914年夏，迷惘之中的卢作孚决心辞去教职，离开江安，离开四川，像其他四川同道一样到上海追求新知，寻找出路。那时的上海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来自全国的革命青年，如孙中山所言，武昌起义后，于革命“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1843年，上海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以后，迅速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到1913年，这个已开放发展了70年的城市，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和文化最活跃的国际大都会，繁华时尚，光怪陆离，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的窗口，被称为“东方巴黎”。《万国公报》《时务报》《外交报》《东方杂志》等从报名到内容，视野都在于全国乃至全世界，无一不是上海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政治重镇的反映，同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英、法、德文报纸在上海均有出版，如《北华捷报》《中法新汇报》《德文新报》等。1915年，革命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倡导民主和科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5年9月15日，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他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陈独秀将希望寄托于“后浪”的身上，希望青年自觉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这一年，卢作孚22岁，正青春，不知与陈独秀这篇文章是否有过一面之缘，就他留下的文章而言，中年之后也曾通过笔墨与青年们谆谆而谈。
1914年夏至1915年秋，卢作孚旅居上海。这一年他租住在一家小裁缝铺子的小阁楼上，生活靠为报社写稿及家中资助维持，曾经“住在小阁楼里，饿过两三天，出来不能走路”，清苦以致三餐难继。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读书自学上，到上海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书店等处借书、读书。卢作孚感兴趣的内容集中在时政、实验教育、各国历史、哲学等，尤其关注教育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方面的资料和文章。
卢作孚这段游学经历收获颇丰，第一大收获是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决定放弃之前的政治革命抱负。因为他发现以前那些所谓的革命党人，大多数对革命前途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甚至过起纸醉金迷的生活。第二大收获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结识了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虽然黄炎培年长卢作孚15岁，但是经过交往、交流，他们关于教育和学习方面的见解颇有共鸣。黄炎培对小自己15岁的卢作孚很赏识，而卢作孚在教育理念方面深受黄炎培办学思想的启发，并于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终身挚友。
黄炎培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他提倡实用教育，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1917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以普及教育为毕生理想。黄炎培办职业教育，瞄准的是都市中接受过初步教育但又不能升入高等学府、没有一技之长难以招工的年轻人，通过授之以实用的知识技能，使其顺利就业。20世纪20年代，他的职业教育规模已经发展得相当可观。
卢作孚在上海期间与黄炎培等人的交往，不仅使这个从偏远之地来的底层知识分子大大开阔了眼界，还拓展了社交空间，扩充了人脉网络。黄炎培推荐卢作孚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而卢作孚认为自己到上海来不是为谋求一份职业，婉辞未就。
1916年开始，黄炎培融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双重内涵，提出“职教救国”的理论，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实践他的“发展实业，开启民智”并行的想法。黄炎培推行职业教育的思考和做法，短短几年中赢得了不少爱国实业家的支持，对卢作孚影响甚深。日后，卢作孚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出“事业即学校，且系最实际的学校”，“建设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观点，民生公司的创办及北碚的建设，无不隐现黄炎培的影响。
1916年，卢作孚任职《群报》记者，他在《各省教育厅之设立》一文开篇就说“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且始终认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上海一年的游学经历使卢作孚坚信，要使民众觉醒挽国家于危途，必广开教育。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近百年来遇战争即失败，遇外交亦失败，与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有关，必须通过教育来打破这种关系。他主张设法去消灭阻力，采用良好的方法改良社会。“东西史册，每见国家新政，格尼难施，迨其学说浸灌即深，人民知途径之所择，而阻力竟去于不自知，岂非教育之功欤？……盖一国之教育与其政治恒为因果，一政治之施，必赖教育为之倡导；一政治之良，必得教育为之扶植，则是教育也。实立于政治对峙之地位，而未可忽视也。岂惟政治然哉。即社会上凡百事业，孰非以教育之根底者”。之后，在《教育月刊》发刊词中卢作孚又写道：“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这个结论是卢作孚首次出川赴沪寻求强国富民之路，所找到的“不二法门”，他辞却黄炎培推荐的职位，也是源于自己实践理想的考虑。卢作孚的这些思想和言论为协助杨森“建设新川南”，推行教育改革及开展民众教育奠定了基础。
他秉持严责己宽待人的态度，从现在到未来，从小处做起，先从自己变起，再改变周围，以社会的行动去包围每一个人。“曾邀一个川外人来演讲，他说：‘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我当时解释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卢作孚觉得这才是伟大的力量。
前路茫茫，卢作孚自己也无法预料，回到四川不久的他又面临一场飞来横祸，更有始料不及的挫折使他再次出川赴沪，为遇到的烦难寻找答案。
1922年末，时隔多年之后，卢作孚第二次出川赴沪，为满心疑问寻求他所期待的答案。此次临沪，他依然带着满怀焦虑：外有列强，内有割据，烽烟四起，国势飘摇，民不聊生，山河凌乱，活生生的万千悲剧在身边上演。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摆脱？国家的危难究竟应当怎样来挽救？民众如何唤醒？我们的国家如何建设？如何处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关系？靠什么人来推进社会变革？……这些问题，他也曾与恽代英、萧楚女不止一次探讨过。
卢作孚到上海，首先见到了黄炎培、黄警顽两位故交，他与两位黄先生交流了泸县教改遭遇的挫折和成功经验，黄炎培、黄警顽对他提出的考察教育和实业的想法表示支持。黄炎培派人陪卢作孚参观了自己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黄警顽亲自陪其参观了商务印书馆及印刷厂，之后，又通过上海总商会参观了南市电力厂、锯木厂、造船厂、纺织厂等大型企业。卢作孚还学会了织袜技术，并带回三台手动织袜机，教家人织袜以补贴家用。
这次出川，卢作孚还到当时闻名全国的模范县南通，参观了张謇所办的实业和学校，并拜访张謇其人。张謇在光绪二十年恩科会试获一甲第一名，是近代实业救国的先驱，世称“状元实业家”，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局面“当自兴实业始”。
张謇创办了闻名中外的大生纱厂，且形成了一个以大生纱厂为主体的大生资本集团，含企业20余家，学校370多所，还有博物院、气象台、公园、养老院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謇是大达航业集团的创始人，大达航业集团在近20年的经营中，由一只小船发展成为拥有大小船只30余艘的中型企业，创办早、维持久、发展迅猛。大达航业集团与卢作孚之后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在某些部分极为相似，也是以一只小船开始，20多年就发展成为“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的航业翘楚。
旅居上海大半年，卢作孚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教育和实业的考察上，结合自己对时局的认识，探索着救国途径，特别是寓兵于工的事业。卢作孚善于学习、总结、融合，他的思维是灵活的、开放的、宏阔的，再加上其不冒进的执着性格，为以后事业的成功准备了充足的个人条件。从卢作孚经营民生公司、建设北碚试验区等倡导新“集团生活”的试验，结合这次在上海、江苏的参访经历来看，其事业模式应借鉴了黄炎培、张謇两位前辈办学、办实业等方面的经验。
1923年夏末，卢作孚从上海返回重庆。
1925年冬，年过而立的卢作孚再赴上海。
此次，他赴沪的主要目的是为刚刚成立的民生公司订造新轮。卢作孚于上海各船厂间奔走时，恽代英恰好也在上海，期间他们多次会面，深入探讨国民革命的前途、社会改革的步骤、救国之路的选择等问题。卢作孚、恽代英、萧楚女三人志趣相投，有着共同的救国志向。几年前，几位激情澎湃的青年在泸县有过交集，他们目标一致，只是“炸弹”和“微生物”的分歧，心地淳良的卢作孚有感于辛亥革命后杀伐牺牲的乱象，不赞同以激烈的革命手段改造社会。
卢作孚辞却恽代英邀其去广州参加国民革命的盛情，决定继续已经谋划并进行的建设实业的事业，不负合川同道。殊途同归，都是为寻强国之道。卢作孚想出两全之策，把四弟卢子英交与恽代英，随其去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和政治知识，从事救国事业。卢子英也正是在这段军校生涯中得到锻炼，后来成为卢作孚建设北碚的得力助手，兄弟二人齐心致力于“局部改造以模范全局”的理想，终成北碚的开拓者。此为后话，暂不展开。
1925年末，卢作孚于上海为民生公司订购民生轮的同时，购回一台11千瓦的直流发电机，准备为合川县城供电照明。次年4月，这台小小的发电机正式发电，发出的电力白天用来碾米，晚间用来照明，为合川百姓带来巨大的惊喜和影响，千年暗夜被这些灯光照亮，也间接照亮了小城的未来和人心。1927年，发电量已不足供应，又增购设备扩大供电能力。1930年新添自来水厂的各项设备，正式成立合川水电厂，不仅供电还供自来水。卢作孚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电灯自来水在四万人口的合川县城，应亲切地帮助到四万人。”民生公司的第一个附属企业于此发端，也可以说合川水电厂和民生同体共生，且民生公司初期的盈利多来自于此。
1930年3月8日，此时的卢作孚尚在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任上。是年年初，按照约定，他用半年时间完成川江航业的整顿工作后，向刘湘提出辞职，刘湘未允。卢作孚将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工作交给自己的挚友，同时也是川江航务管理处副处长的何北衡，自己则请假率领由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和川北铁路公司等一于人组成的联合考察团乘轮东下，离开重庆，前往华东、东北和华北考察。这次考察的目的在本质上与以往外出参观并无差别，主要还是“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而非一般意义的旅行。此时此刻，有太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摆在卢作孚眼前：川江航业的统一、民生公司的发展、北碚峡区的建设等，都亟需更好的规划以推动其向前向远，外出考察就是为寻求经验以解决自身的问题，所以整个考察都集中在如何有计划、有目的地解决各项事业的发展方面。
考察团第一站到达上海，卢作孚首先去拜访黄炎培、蔡元培等故交，故人见面，欣喜之余当然交流更多创业心得。时年37岁的卢作孚，已早不是15年前那个阁楼读书三餐不继的追梦青年，他一手创办的民生公司和倾力建设的北碚两桩事业已颇见光明。黄炎培以“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联语相赠，表达自己对卢作孚的支持、鼓励。
卢作孚去拜访神交已久的生物学家秉志，二人互为钦慕，但因秉志出差，未能谋面。秉志是河南开封人，近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他主持筹建中国科学社生物调查所并任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所长，1927年又创办北京静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动植物分类。他爱国心重，爱憎分明，随身携带着写有“日省六则”的卡片：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是孔子的教育思想，由此，也可从侧面了解卢作孚的道德修养、精神高度。
卢作孚在上海稍事安排便带领考察团赶往杭州、南通、扬州、镇江、南京、无锡、苏州、昆山等地，分别参观了浙江昆虫局、学校、工厂、科研机构和农业试验场等，共历时21天。考察团返回上海后，为北碚采购意大利种鸡、法国梧桐和鸣禽动物，又为煤矿和铁路建设购买机器设备和材料，还为即将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采购各种试验仪器和药品，将携带的动植物标本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浙江、江苏的昆虫局进行交换、交流。为节约时间，一行人分头行动，一周内参观工厂50多家。这一采购、交流、参观过程又让考察团在上海停留两个多月，未尽事宜交与卢魁杰、刘华屏留在上海试办。6月下旬，考察团离开上海转赴青岛。
考察团一行6月22日抵达青岛，展开东北之行。卢作孚在船上翻阅游览手册，觉得安东和满洲里作为边境城市，值得去看一看，但细算旅费和时间俱不允许“纵所欲游”，只得作罢，还是以事业为中心，决定最远到哈尔滨便返回关内。他们在青岛停留三天，于此期间参访农林事务所，探问青岛经营经过，游览德国人遗留的炮台、崂山……“晨起，雇汽车一辆，游崂山。经过街道很长，风景都佳，心很惊异，三十年前一个荒岛，而今竟经营得这样好，发展到这样大，何尝不是出于人力呢？中国人一向做什么去了？”在青岛，处处可见德国殖民遗迹，卢作孚既对列强侵略耿耿于怀，也对其先进的城市建设规划表示欣赏。“德国人为经营青岛的森林，曾搜求世界的树种而一一试验，耗马克110万，仅仅一个第一公园便到20万，可见其森林规模之宏大了。一切建筑，依山起伏，房屋都配置得宜，青山碧水，相衬之美，在数十里外，便可望见”。这次游览，青岛的市容市政环境启发着卢作孚，在北碚之后的建设上青岛成为效仿范例。
“我们离开青岛了，都留恋着它，由码头以至于旅馆，由市场以至于山上。很惊异德国人之经营这个地方，不过十几年，便由荒岛而变为美丽的市场。很惊异日本人之发展工商业，占据不过几年，便有几万人，几个大工厂，许多大商店。而又回想到中国人呢，如何不奋发起来？”中国人做什么去了？如何不奋发起来？这些振聋发聩的问题在卢作孚的日记中反复出现，可见他当时内心无处安放的焦虑。
卢作孚一行6月25日离开青岛赶赴大连，他们在大连期间，得以拜访寓居大连的周善培先生。周善培年长卢作孚18岁，基本上属于两代人。周善培，字致祥，号孝怀，曾任清末四川劝业道台，后来又当过广东省将弁学堂监督，学识渊博，培养过不少著名将领。在此需要强调一点，周善培是川江航运的前辈，倡导督促官商合办川江轮船公司，开启中国人自己的川江航运。卢作孚对周善培极为敬佩、仰慕，称他是“四川建设上惟一有办法且有成绩的人”，他首次出川所乘坐的“蜀通”轮就属于川江轮船公司。周善培是关心事业爱重人才的人，曾对卢作孚说：“作孚吔，我的墓志铭哦。”把撰写身后墓志铭之事嘱托给一个青年，可见他对卢作孚人品和才学的器重。他们在一起探讨了四川的现状和国内统一的问题。卢作孚将这段过往深情地记录在《东北游记》中：
周先生说：民国以来，袁世凯有了第一个好的机会，蒋介石有了第二个好的机会，都把中国弄不好，真可惜了。进步不一定要统一，能够像四川那样不统一而在经营地方上比赛着努力，比统一还要来得活跃些。我们说：统一有两种方式，一种使用武力一部分一部分地打下去。这个方式已经有十九年的证明不成功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各经营各的地方，一桩事一桩事地渐渐联合起来，最后便一切统一。这正是今后须得采用的方式，周先生亦极以为是。
周善培和卢作孚都没有想到，他们自此结下深厚友谊。后来，卢作孚事业艰难困苦之际，周善培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出任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帮助他打理迎头而来的各色人事。还有，周善培也不会想到，小他18岁的卢作孚会先他6年与这个多苦的世界作别，他的墓志铭之约终成憾事。
通过在大连、旅顺的参访，卢作孚发现：“日本人之经营东三省以满铁会社为经济事业的中心，以大连为经济市场的中心，以旅顺为军事政治的中心，用尽全力，继续前进，实在是全中国人应该注意的问题。最要紧的办法是自己起来经营，才能灭杀日本人的野心。请看一看满蒙资源馆日本人调查的统计表一种，便知道他们是怎样留心中国人的家务，中国人留心到哪里去了？”时值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人已把旅顺、大连、锦州一带划为自家关东州，地图颜色也已变更，行政用人恍如本土，种种行径触目惊心。卢作孚“深感其侵略之锐，几乎尽驱其原有之我国人而去之，尤疑自己一身不知到底到了什么地方”！
6月29日，考察团离开大连转赴沈阳、抚顺、哈尔滨，一行人在沈阳参观了博物馆、煤矿、发电厂、炼铁厂。期间行程繁复，一半时间在旅途，一半时间在博物馆、市场、农业试验场等地方。7月6日，从哈尔滨返回长春，路上临时决定远赴敦化，敦化位于长春东300多公里，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腹地的小城。他们一路上的舟车劳顿被厚山茂林、远近屋舍等不断变幻的离奇之境所掩，卢作孚也在这样的氛围中读了数本关于东北问题的著作。
考察团离开东北后，人员分开两路，开启华北之行的考察，卢作孚一行三人先赴唐山而后转北平，另一路则直奔天津。卢作孚带领考察团参观了开滦煤矿的发电厂、洗煤厂等，又在北平参观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科大学、香山慈幼院、地质调查所、静生生物研究所等，并请任鸿隽先生帮助邀请专家学者到四川考察。任鸿隽是四川人，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又生性淡泊不慕荣名，是探索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开路先锋及科技政策研究的先驱。抗战胜利后，任鸿隽强调“要把发展科学当作此后立国的生命线”，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毕生。他对卢作孚在四川开展的事业非常支持，曾为卢作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推荐人才。
随后，卢作孚一行由北京转赴天津，与另一队考察人员汇合，在天津拜访南开校长张伯苓，参观《大公报》印刷厂并拜访了该报主编。张伯苓是天津人，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和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被尊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卢作孚也一直怀有教育救国的理想，正计划在北碚建立一所自己理想中的新式学校，这次外出考察对各类学校的参访及拜访张伯苓校长，都在计划之内。
7月20日，卢作孚带领考察团从天津启程返回上海，在上海又对附近的工矿企业做了半个月的参观考察，到8月上旬，这次为期将近半年的考察方告结束。虽然，卢作孚在考察归来的欢迎会上自嘲说，四个团体一行十几位是出去“鬼混”了5个月13天，但是这次为日持久的匆忙考察收获颇丰，完成了出发时“求得办法回来”的基本愿望。“计自三月八日离开重庆，八月廿日回到重庆，费了5个月又13天的时间，中间仅有5天游浙江，16天游江苏各地，一个月差三天游东北几省，两个星期以内是在上海吴淞一带考察而已；合计起来，用力于考察的时间，不过70天”。这次他带团外出考察，足迹遍及华东、东北、华北。通过考察，卢作孚看到了“科学研究”及“应用科学研究”的巨大作用，他深切认识到：“由学术的研究而及于社会的影响，是中华民国中间最有希望的一点新进化；一切事业都由学术的研究出发，一切学术，都应着眼或竟归宿于社会的用途上，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感着急切地需要。”
卢作孚看到德国人经营过的青岛崂山，由一个荒岛变成一个大的市场，一个森林围绕着的大市场。他也看到，日本人经营的满蒙到处可见有秩序的经营，指引和介绍的方法极其明了。德、日、俄三国都以铁路为中心攫取其附近矿产、森林、市场利益。“市场每每是由无到有，由小而大，都是人力经营出来的。他们之错误在侵略他人，地方总是该经营的；奈何中国人自己地方不知道经营，而天天相互斗争，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知道眼前许多问题都是发生于自己身上的。国家的问题乃在如何协力经营，深望一切相互斗争的人们觉悟到这里。德国已成过去，俄国尚有所未知，日本则方进取未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卢作孚善学善思，目光敏锐，他看到了日本人对东北乃至对中国的处心积虑，不轨图谋。他认为，东北的问题“予我们以很深刻的刺激”，到了该研究的时候，并促起我们开始研究解决东北问题的对策、方法。一个月后，他的日记长文《东北游记》发表，引起北碚学生及青年极大关注。
卢作孚考察东北后的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的隐忧被事实验证。卢作孚立即重印他的《东北游记》，由于担心中国人向有的“遇着问题不研究，遇着问题不解决”的两种精神，特附东北问题的相关书目于后，供研究者参考，但是仍然叹息“研究东北问题而仅仅读书，已觉得太可怜了”。
卢作孚外出考察过程中，从乘船到各地的路途上，目睹并经历了普通中国人在外国轮船上所遭受的歧视和凌辱，他决心早日彻底结束这种不平等状况，让所有旅客都享有好的服务和做人的尊严。他看到：“德国经济事业，逐渐趋向于全国的联合，而今颜料厂统一了，化学药品厂统一了，钢铁厂统一了，乃至于灯泡厂亦统一了。所以他们对外贸易的力量愈加伟大。”这两方面促使他下定决心，利用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在川江开创的良好局面，统一川江航运，为民族航运业的生存发展冲开一条路，保护川江航运领域的中国利益。
卢作孚考察结束回川后，开启了最重要的人生阶段。
刘湘看卢作孚去意已决，只得同意他辞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之职。辞去公职的卢作孚将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在民生公司和北碚峡区建设两项事业的发展上，当年下半年，他大力推行自己筹划已久的两件事，其一，着手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建设，其二，着手一统川江航运。
回顾卢作孚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的几次外出学习、考察，他的脚步越走越远，见识越来越高卓，理想也越来坚定，他不再是西南一隅合川的、四川的卢作孚，而是中国的、民族的卢作孚。他始终追随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潮，接受最新的科学方法，尝试最先进的管理模式，敢于创新和实践，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的一切行事风格都如他的名号——“作孚”。他对自己艰难困苦中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信心，一次次在文章中强调：“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
1931年秋，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卢作孚正致力于推进长江上游民族航运业联合和北碚乡村建设试验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推进四川各军将领结束内战、统一四川。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四处奔走，呼吁四川各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广大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抵制日货。他短时间重印了《东北游记》，以促使人们了解东北状况及抗日的意义，组织工作人员整理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史料，写成文章发表在《嘉陵江》上，在民生公司内部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并邀请爱国人士到重庆讲演。与此同时，联合重庆教育界、工商界、新闻界组织重庆救国会，配合全国各地救国会，开展唤醒民众、抵制日货的运动。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以嚣张的姿态在上海挑起新的战火，即著名的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卢作孚支持正在北碚受训的学生队及各单位青年，组织了“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并派专轮接送75名学生和青年代表到重庆向刘湘请愿，要求奔赴前线为国杀敌。重庆救国分会紧急代电四川各军长：
日寇内犯，瞬将半年。自上海撤兵，门户不守，苏、常、嘉、泰警告频繁闻，战区如此广阔，前线何等孤危。救兵如救水火，况是国防；护国如护心腹，况为急疾。可谓千钧一发，万载一时也。吾川调兵六师，久已喧腾众口，迁延审慎，未见实行。谓诸公骛于形势，则智勇固皆属堂堂；谓诸公但惜己私，而电文又言之侃侃。旷日持久，雅意何居？须知：一为覆巢断无完卵，眼前虽盛，自有不堪回首之时；贵人子孙，岂有独逃浩劫之理？但兵若不出或出不能速，无论有何种苦衷，断难为国人所谅。为爱国故，为爱川故……
这篇由清朝举人执笔卢作孚最后审定的电文，及重庆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对促使四川各阶层最后起来参加抗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卢作孚运用航业公会组织，联合重庆各民众团体召开了收回内河航运权大会，号召“中国人不坐外国船”“中国货不装外国船”，一时间，沿江各地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国人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为民生公司统一川江、夺回内河航运权创造了恰到好处的有利时机。
卢作孚在自己的文章中数次强调秩序，政治的秩序，公共生活的秩序，创造秩序以实现公共理想，“此后惟一的使命便在如何亲亲切切、细细致致从自己起，创造秩序。由自己有秩序，促成全四川有系统，自己亦在那系统间生活去”。他是说得少做得多的人，坚持为促成四川各军将领停止纷争、实现四川统一而努力。
1931年6月，在以卢作孚为主导的重庆各界人士努力下，四川的三个主要军事首脑刘湘、刘文辉、杨森坐到一起，召开“三军长联合会议”，以达到结束内战、实现四川统一、立即开始建设四川的共同议题。“四川的军师旅长，常常这一部分在这里开会，那一部分在那里开会，从没有看见全体集合起来开一次会。会议的内容都是秘密的，我们不敢妄猜不是四川人的利益；但如其是四川人的利益，便可以不守秘密了。最好有一次全四川的将领，自师长以上或自旅长以上的会议，各种专门人才都有代表列席，共同商量四川的问题”。会议前夕，卢作孚准备了《四川的问题》小册子，向各军首脑提出建设四川的整体方案，该方案从政治、军事、教育、经济、交通、边务等六个方面来分析并指出建设四川的关键。“建议”细分至兴修水利、禁烟植棉、改良耕作、改良桑蚕、发展科学和教育、开发产业、建设公路、奖励航业、巩固国防、地方自治、普遍选举等国计民生各方面，呼吁各方停止战争，联合起来建设四川，言之谆谆，用心良苦。会议得到各方支持，刘文辉表示愿意扫除政治障碍，统一政权，建设良好的政府，提倡大众合作的政风。刘湘和杨森亦都表示愿意合作，共同努力。
1933年8月，全国科学界精英组成的中国科学社第18次年会在北碚举行，卢作孚担任年会委员会会长。驻万县的川军师长王陵基迎接客人上岸，亲自招待，在成都的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派军部甘典夔代表他宴请出席年会的全体社员，并详细商讨了四川的科学建设和资源开发问题，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川军领导人对科学社寄予的希望。
卢作孚力主在四川召开年会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是：帮助四川调查资源，改良实业；帮助四川发展科学和教育；将科学知识灌输入军人的头脑中，使之注重建设事业。这样的想法至少在三年前就已萌生，1930年，卢作孚在他的重要著作《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中已有所表述：“我们经营四川，怎样下手，却要分出步骤，各个地方的专门人才宜联合起来组织团体，研究政治问题，同时亦考察四川的情形。为各军将领介绍世界的趋势，同时亦考察四川的情形，为各军将领介绍解决四川问题的方法。此种研究团体亦可由各军将领联合专门人才，往来讨论，求得一个大体相同的方法，以促四川人实行。”他为此行筹谋已久，中国科学社的年会在北碚举行是卢作孚利用迂回之策，为四川各军停止战争、实现统一而作的努力。
中国科学社在北碚的年会告一段落，全国各地的60多位科学家应刘湘邀请，先后考察、游览了川西各地，受到刘湘和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川军将领的欢迎，畅谈四川的建设计划问题，提出了四川应迅速科学化的许多意见。
卢作孚对四川的现状十分焦虑，他深刻认识到四川的问题所在，即“四川的问题亦是如何建设和秩序问题”。同时期，他写了大量关于四川需要统一和建设的文章，如：《四川人的大梦其醒》《四川的问题》《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整个四川的五个要求》等等。在《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中，他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条分缕析地展示给社会、展示给众人，提出以“事”为中心的“公共理想”的建设。“公共理想是从全省的公共问题中，提出解决的具体计划，不是偶然建筑一条路，或创办一个学校，它含有最后要达到的境域，使人向往；亦含有如何去达到的方法，使人信仰。它可以取得人的同情，亦可促起人的决心。它是人间可以实现的天国，圆满无缺。人都愿意实现它，而且实现了它之后，又把它重新创造”。他以赤子之心相信，四川人以“建设四川”为公共理想，可以消灭纷争，可以安慰一切感觉无办法的人的灵魂，可以把天国移到人间，亦可以把凡人渡到天上。
日本步步紧逼，军阀继续对峙。卢作孚无比清醒地看到，人们的负担一天比一天重，痛苦一天比一天深，他为此痛心疾首。
……如果我们不断地内乱，日本，不止日本，必至于不断地进取。岂特没有了外蒙，没有了西藏，没有了东北，必且没有了新疆，没有了内蒙，没有了华北，没有了……以至于没有了四川而后已。我们绝不要有西南后亡，乃至于四川后亡的妄想。如果四围的边疆以至于中原全不存在了，西南绝不能凭恃天险。只有叫整个国家不亡，不能先自侥幸希冀于一隅后亡，所以应待赶快促成四川的统一，并以促成四川统一的方法促成全国的统一，乃能积极地完成国防。
卢作孚希望尽快裁减军队消灭战争，建设秩序，开发地方，统一四川，进而统一中国，开发中国，完善国防，富强国家。1935年1月，国民政府派“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入川，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整顿川军。这年年底，四川各派军阀终于休战，由中央陆军统一番号。卢作孚在百般努力、屡次失望之后，结合其他各种因素的共同推进，四川省内22年的内乱终结，迎来了难得的安宁。
这是一件极具意义的大事。四川统一后，刘湘任省政府主席，他力主卢作孚任建设厅厅长。1935年年底到1937年6月，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一年半任期内他将四川的建设工作充分梳理，促使农业、水利、交通、工商等行业建立秩序，短暂的安稳建设，为不久之后国家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可靠的后方保障。
1937年夏，时任四川建设厅厅长的卢作孚，主持四川省的工业、农业、水利及交通等方面的建设工作，正谋划为四川省的工业、农业、水利、交通等现代化的发展建立秩序。国民政府决定派卢作孚和其他几位实业界人士组成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实业。卢作孚早就希望有机会到西方的现代化国家考察实业，把他们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带回来。这一年，距他首次出川赴沪已经过去了23年，当时的少年已到中年，他坚持并为之努力的人生理想一个个正在进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格局、大胸怀，使他的人生舞台越来越大，人生之路越走越远。
卢作孚将建设厅的工作、民生公司的事务及北碚的建设等做了周密部署之后，辗转前往上海，机票及启程的日子都已定好，考察团全体成员将从上海启程飞往欧洲。这时突然发生了两件事，改变了卢作孚原定的计划行程，其一是七七事变的爆发，日寇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其二是卢作孚的母亲在北碚突发脑溢血辞世，7月26日，他赶回北碚奔丧。华北局势危急，家中突遭变故，家国存亡之际，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流血牺牲奋勇行动。卢作孚始终关心的是国家兴亡，非事业得失，因此决定放弃盼望已久的欧洲之行，留在国内投入抗日战争。
之后数年，中年的卢作孚一次次临危受命，他义无反顾地与自己的同胞一起共赴国难，一代人向死而生的背影永远镌刻在一个民族的记忆里。因为血红的底色，历史在书写到那一页时，格外厚，格外重。
1944年，卢作孚51岁。
这年的5月5日，国民政府向抗战有功人士119人授勋，卢作孚被授予二等卿云勋章。
战争的阴霾虽在，但胜利的曙光不远，为了安排战后世界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一些重要国际会议开始陆续举行。1944年11月10日至26日，国际通商会议在美国纽约召开。这是一个民间交流性质的会议，主要讨论私人企业的维持、各国的商业政策、各国间的货币关系、投资的奖励与保护、海运政策、航空政策、新兴区域的工业化问题等九大议题。中国渴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通过国内工商团体推荐，国民政府最终选定张公权、陈光甫、范旭东、卢作孚、李铭、贝祖诒六人，代表中国金融、化工、进出口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前往纽约参会。
这是卢作孚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也是第一次出国。被战火障蔽了的梦想终于可以重新铺排，他对参与本次国际会议十分重视，认为是一次宝贵的国际交流机会。卢作孚听从好友晏阳初的建议，蓄了头发（之前，为节省时间长期留光头），置办了洋装，学会了打领带。晏阳初是四川巴中人，别名晏遇春，中国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先在美国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后又于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学，大学毕业后，立志献身平民教育。晏阳初不仅是卢作孚的好友，还是从事乡村建设的同道。从卢作孚开会归来在北碚留下的影像看，眼睛里的光彩流露出内心深处的喜悦，周身散发着希望的光，透过七十多年的悠悠时光，仿佛可闻笑声朗朗。
卢作孚在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明确表示，自己本次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不是去祈求外国人的帮助，而是去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建设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实验，悬出了一个理想，叫作‘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尤以迁建事业机关的帮助，两三年内便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理想。从这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可爱的中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是能够建设得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定有希望，必决定有前途”。
此次国际通商会议共计有40多个国家参加，当然是除了德、意、日之外世界上重要国家的代表。中国代表团及卢作孚都是首次参加这样重要的国际会议，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卢作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饱含期许，在会上，他对战后航运问题提出维护中国利益及弱国利益的主张：一是中国在二战中遭受了最为深重的经济损失，尤以沿海地区为甚，要求国际组织对我国以物资和技术支持，帮助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和内河航运系统；二是建议严格限制德、日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消除其侵略能力；三是为帮助各国发展，建议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这些建议正当其时，赢得共识，获得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会议期间，卢作孚以极强的适应能力把控全局，在航业议题上基本上以卢作孚的观点为结论：战后，中国必须替代日本在远东航业上的地位。
卢作孚此行美国的目的不仅仅是参加会议，还要利用开会的机会，与美国的实业界尤其是航业界人士广泛交流。他参观美国的工厂，尤其是造船厂，考察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尝试在国外订造一批新型现代船舶，争取为民生公司的战后发展赢得先机，为国家航业现代化提前谋划。
卢作孚自1944年10月5日出国，次年5月1日返回重庆，用7个月时间完成了会议、考察工作。他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以世界大同的悲悯情怀和对中国未来的一腔赤子深情，为民族赢得了尊严和尊重。实现了出发时说过的话：“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会议结束后，卢作孚分别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造船业，经过比较，认为从加拿大订购轮船，价格上更为适合，遂决定在加拿大贷款造船。计划订造大中型客轮各6艘，造价1500万美元。首付总金额的15%，其余85%为贷款，但是这部分贷款需要加拿大政府向银行担保，再由中国政府向加拿大政府担保。抗战末期，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他们多数对战后中国的前景都有良好的预期，认为会迎来较长阶段的和平时机，重建经济秩序，重整故国山河。一年之后，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发生的事完全在卢作孚预料之外。他这次出行的预定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只是贷款订购轮船一事为他1946年再赴美国、加拿大埋下伏笔，也为接下来民生公司事业的波折困顿埋下伏笔。
1946年初，是时，国民政府已由重庆回迁南京，行政院院长由张群替代宋子文。人事方面的变化带来事业方面的柳暗花明，卢作孚通过张群和时任交通部长张公权，经一番努力解决了政府出面担保民生公司贷款在加拿大购船一事。4月，卢作孚带领一批业务技术骨干离开重庆飞赴加拿大，部分随行人员留在渥太华，同银行和船厂商办贷款、造船事宜。5月，卢作孚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在纽约参加第28届国际劳工大会，会议结束后，在纽约亲自主持成立了民生公司纽约办事处，办事处负责采购船用钢材、配件、油料等。6月，卢作孚赴西雅图，参加由40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航海大会。卢作孚回国后不久，加拿大传来消息，由于政府担保贷款的拖延，船只定造问题需要重新协商。同年9月，卢作孚只得第三次出国，为定购轮船一事再赴美国、加拿大，他这次出国直到1947年3月底回国。
卢作孚奔赴加拿大，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借款协议正式签订。借款担保一事拖延了一年半，美国、加拿大的物价受到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大幅度上涨，民生公司借到的钱款没少，实际购买力却下降，原本可以建造12艘轮船的钱，等贷款合同签下来时，这笔钱仅可建造轮船9艘，民生公司蒙受了极大损失。卢作孚为民生公司订制这9艘新型客轮，全部服务长江航线，以加强民生公司在长江上的航运力量。
这期间，各类事项千头万绪，国内国外往复奔波，卢作孚因过度劳累耗费心血而无暇休养致旧疾复发，几乎危及生命，1947年3月底自美回国时身体状况极差。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又开始大规模征调船舶，投入军运。政府对轮船公司依然采用老办法，运价极低且不及时支付，与此同时燃料、五金及其他物资材料价格飞涨。民生公司运营状况与抗战时相比并无多少改善，卢作孚不得不拖着病体，着手解决民生公司面临的财政困境。
1943年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变化。中国战场上，经过六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战情形势对中国人民越来越有利，胜利的曙光不远了。卢作孚早早开始思考，战后中国怎样建设、四川怎样建设，民生公司怎样为国家建设和四川建设做贡献。这一时期，他陆续写出了《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四川》《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国际交往与中国建设》等数篇回顾艰辛创业历程和展望战后建设前景的文章。他急切地盼望国家摆脱落后状态，人民的衣食住行得到保障，获得幸福安慰：
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事事皆系痛苦，不仅遭遇敌人的侵略而已。人民大多数穷困羸弱，食物营养不足，衣服洗涤更换不足，房屋空气光线不足，道路泥泞，市街拥挤，环境污秽，疾病流行，荒年饥馑，或水患骤发，流离转徙者，动辄若干万户。凡此都是落后国家，随时随地可以遇到的问题，其与国际密切接触，互为比较之后，愈为显著。秩序清洁与混乱污浊，高楼大厅与茅屋棚户，轻车疾驶与徒步重荷，触目皆是天堂地狱，其不平与难堪，日趋严重。惟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转运；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的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立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疗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媲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赞誉。
卢作孚为战后的国家筹谋美好的蓝图，认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步进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而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地进行。他雄心勃勃，成竹在胸，仿佛一个设计师，以宇宙的视角看世界，无比清晰，无比清醒。这是一种让人敬佩的对理想的痴情：“我们国家的未来，却可以依了理想画成。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染污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丹青。因此他的美丽是完全如我们的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值得努力。而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完全操在我们的手上，只看我们的画法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内部矛盾和政治形势悄然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
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发动反共内战，中国战火再起。一时，华夏大地再被战争的阴云笼罩。民生公司和中国人民再一次陷入灾难之中，卢作孚亦又一次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悲叹不已。1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居住、旅行、经商、开办工厂、开发矿产资源、拥有土地和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商品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输入中国，并且享有与中国商品的同等待遇；美国的船舶，包括军舰，可以进入中国任何口岸和领水，可以任何借口自由航行和停留。
1947年3月27日，卢作孚结束第三次加拿大之行回国，不顾旧疾复发，一面设法解决民生公司面临的困境，一面设法了解《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具体内容。此时，美国政府以加强对华援助物资运输为由，要求中国政府开放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四个长江中下游内河港口。卢作孚了解后立即找国民政府提出反对意见，接着又面见美国海军副司令，当面举出无可反驳的理由，反对美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之后，他联合航业界一致反对，终于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了重新入侵我国内河的阴谋。
1947年6月起，国内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卢作孚对内战造成的严重问题感到痛心，为抗战结束后本可以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痛惜不已。
1949年11月19日，卢作孚从重庆飞抵香港。他需要了解香港民生公司一个多月来的经营情况和集中在香港的船舶、船员情况，需要同台湾基隆分公司取得联系，指挥营救轮船工作，需要同重庆总公司取得联系，时刻了解长江上民生公司轮船的安全情况，发出必要的指示。
此时，民生公司尚有21艘轮船在香港和海上，卢作孚要设法保护好这批轮船并等待机会将其驶回国内。这期间民生公司集中在香港的轮船一天天增多，大部分没有航线，贸易不旺，运价低廉，滞留港内，加拿大借款的利息到期，必须偿还，卢作孚为此忧心忡忡。
1950年春，加拿大政府外交部长到香港会晤卢作孚，谈到由加拿大政府担保的三家商业银行给民生公司的贷款，若民生公司违约，加拿大政府要赔偿三家银行的损失。言外之意，如果民生公司到期不能支付利息、偿还本金，将要扣留停在香港的7艘轮船。至6月初，卢作孚已在香港住了半年多，直到完成香港的全部工作，方赶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卢作孚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多次约见。他们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交通问题、航运问题进行深入交流，长久交谈。周恩来请卢作孚留京任职交通部部长，卢作孚一如既往地辞谢，执意回民生公司，处理民生公司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发展长江航运，并准备公私合营工作。与此同时，卢作孚指挥下的另一个计划已经开始实施，那就是将停留在香港和海外的船只驶回祖国。解放前夕被迫留在香港的轮船和航行在海上的海船共18艘，由卢作孚亲自指挥安排，直到1951年，全部回到国内，这个过程共经历一年多。
卢作孚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风云激荡、大起大落的复杂的大变革时期，他亲历其中无数的惊涛骇浪，其间有与大自然的抗争、与兵匪的纠缠、与商业界的竞争、与政客包括四大家族之间的明争暗斗……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他和他的民生公司能夹缝之中左右逢源，稳步发展，实属不易。
“他是卢作孚，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真的是那个追逐阳光、追逐真理的夸父啊”！卢作孚被称为一个最不应该被忘记的人，一个不可能被遗忘的人。直到有一天，他累了，休息了，他所带给世间的光明却永久留在了银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