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淡经营之民生实业
中国有两条大河，黄河与长江。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流，是世界上第三大河流，长度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非洲的尼罗河。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主峰格拉丹冬西南侧，流经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最后注入东海，全长6300多千米。长江水系航运资源丰富，3600多条通航河流的总计通航里程超过7.1万千米，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程的56%。支流延展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浙江、广西、广东、福建等8个省（自治区）。流域面积约18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长江水系发达，每年通过江口入海的水量达9000多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36%。长江沿线与风景如画的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相连，与水量丰富的岷江、嘉陵江、汉水等主要支流相通，形成四通八达的水运网。
自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长1044千米这一段，自古被称作川江。重庆到宜宾的384千米，称上川江，这一段终年通航木船，冬春枯水季节滩险流急，航行困难。上川江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低丘地带似一条长蛇，悄然无声，蜿蜒潜行，一路上兼收并蓄，将岷江、沱江、嘉陵江几条大河纳为己有，到重庆朝天门两江汇合处时变得雄浑壮硕。朝天门以下至宜昌660公里，称下川江，下川江如一条腾越的蛟龙，破夔门、穿巫峡、过西陵，浩荡东归。川江过三峡这段称为峡江，为长江的险要航段，两岸山岳连绵，水急流漩，水位涨落悬殊，号称天险。白居易有《初入峡有感》一诗：“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塘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江出峡口，流经宜昌、汉口、江阴，航程1511千米，沿岸地势起伏不大，水流平缓，无水急滩险之忧，这是中国的黄金水道。
古代长江水利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于防洪灌溉而非航运，开发利用程度很低。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长江船工运用智慧，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经验，创造出“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的奇迹。
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面貌，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英国以武力维护鸦片贸易，打开中国市场。战争的结果之一是“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自此后，长江门户——上海港，向侵略者洞开。列强咄咄紧逼，不断试探并叩打着长江的大门，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长江干线上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成为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外国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逐步夺取长江航权，为长江航运业的发展投下了半殖民地的阴影。这是一个古老国家和古老河流百余年的屈辱史。
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因为内地一时的不宁，以致中国旗轮船日减，外国旗轮船日增，中国人所有的轮船，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有一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谈到中国工业的发展时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不但讲出了我国工业百年发展的史实，也表达了党对强国富民的民族实业家的追思。
关于长江航运史事，《长江航运史》在民国十四年有这样一条记载：“10月，卢作孚等在四川合川筹办民生实业公司。”由此可见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这件事，对近代长江航运乃至中国航运的影响，值得并必须被载入史册。
“天下事都艰难，我们如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艰难事”，卢作孚这样说，这样写，更这样做。1925年，他辞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同彭瑞成、赵瑞清怀着兴办实业的理想回到老家合川，利用与乡友亲朋吃请周游的“废时”筹划着另一桩“艰难事”。
这时的卢作孚在事业理想方面，接连经历了川南教改和成都通俗教育馆两次挫折，以上两桩事业皆是依托军阀的力量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付诸实践，又都以人去政息作罢。川南新政失败后，卢作孚第二次奔赴上海，着意考察教育及实业，拜访黄炎培和张謇给他带来启发，卢作孚的思想、理想及实现理想的思路有所转变。他着力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不意再遇挫折，综合分析经济、民生、省情、时势等多方因素，卢作孚认为先交通后生产，而后才是文化教育。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呼吁——交通为实业之母。
中国当时有两大祸患，其一是军阀纵横，其二是交通梗阻，四川尤甚。蜀道之难天下闻名，交通十分不便，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不仅没有一寸铁路，连通往邻省的公路也没有一条。长江是四川惟一可以使用近代交通工具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通道。
合川县城位于四川东北部，居重庆东北角，距重庆水路96千米，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于城下交汇，故有合川之名，三条江中以嘉陵江为最大，且在重庆直接注入长江。合川水系丰富，川北货物皆须运到此处再转运重庆，是相对繁荣的商品交汇地。城内虽商贾云集，居民众多，但经济并不发达，不通电，没有工业、自来水。江山如画，满目贫瘠，土匪横行，卢作孚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所回的就是这样的合川。
许多长辈和朋辈见着这几位不容易回到乡里的人，都有深厚的情感，必得从“请吃饭”表现出来。甲当了早饭的主人，乙又当午饭的主人，丙又当夜饭的主人。当我们离开甲家便到乙家，离开乙家便到丙家，废时利用，便讨论起事业来了。如果资本集得起来的话，我们应得造一只小船走重庆合川间，或办一个工厂在合川城内外。大家认为造小船比较容易些。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9周年纪念会上，这样讲起往事。他生命的经验是无论做什么事，事前贵有精密的计划，事后尤贵有清晰的整理。今天整理出来的事项，不但是今天的成绩，又是明天计划的根据。决定办航运后，第一步就是调查重庆所有的轮船公司和所有的轮船，卢作孚和他的朋友们通过调查看到：
货物不够运输，船东争放货运，运费放低以后，货物仍不够运输，仅装少量货物往来，收入不够开支，甚至不够轮船上燃料的开支。重庆宜宾间的各公司，觉悟了相互竞争是各公司致命打击，而约定轮船轮流开行，但是这样一来，轮船停歇的时候远多于航行的时候，收入仍不够开支。然而，又因为这些公司一般采用买办制度，在有利的时候，一切管理放松到不能过问的程度，等到亏折太深，积重难返，不可爬梳。大多遂陷于股本折完，负债无法偿还，以至于转相卖船，其情势相当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到1925年为止，外国航运公司有计划地伸入长江上游，垄断中国内河航运的阴谋已经实施了半个世纪还多。追根溯源由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始，约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后，长江门户上海港向外国侵略势力洞开。接着是16年后的1858年，又签订了开放长江四口的《天津条约》。
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经营长江航线。嗣后，英军舰队开路，美、英、俄等国帆船、轮船接踵而至，蜂拥长江。他们依仗特权庇护，对行驶长江的中国木船恣意迫害，以致华轮朝不保夕，日渐凋零。甲午战败后，日、英、法、德、美等国的商轮、兵舰纷纷侵入长江。重庆为长江上游第一大港，是天府之国的对外枢纽，水路上接云、贵、川、藏，下连鄂、赣、皖、苏，直至海外。自1890年起，英、日等国轮船利用不平等条约往来重庆，为侵略者觊觎川江航运打开了方便之门。
辛亥革命后，“振兴实业”成了社会的热门话题，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宣称：“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各国忙于西方战争，从东方撤出部分船舰，加上中国不断发生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这些因素客观上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实业发展。1907年，四川总督赵尔巽首倡设立川江轮船公司，次年，官商合办华资经营的川江轮船公司在重庆开办。1910年4月16日，川江轮船公司的“蜀通”轮于宜昌至重庆之间开始运营。
1914年夏，21岁的卢作孚出川赴沪，所搭乘的就是川江轮船公司的“蜀通”轮。这次远行，打破他生命中两个记录：一是首次出川，二是首次乘坐轮船。七八天的航程中，卢作孚饱览了华夏山河的无穷秀色，也看到了这条黄金水道上挂满异国旗帜的往来船只。一系列对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被迫打开的通商口岸，内河航运权的出卖，让这些外来者肆无忌惮，俨然长江的主人一般。轮船上对不同等次客人的不同待遇，外国人享用犹如“天堂”，中国旅客的待遇犹如“地狱”，年轻的卢作孚目睹此景非常痛心。这次出行的观感直接影响到他一生的际遇，未来的走向，甚至数年后民生公司的成立。
1925年，卢作孚涉足长江航运。
民生公司在嘉陵江上游的合川成立时，正是长江上游一般航业消沉到无法支撑、紊乱无序的时候，而非航业发展的有利时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客观分析，民生公司的开局即死局，完全属逆势而行。卢作孚自己也非常明白，这样的局势下，“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同时，他也想到“事求妥当，第一要从容考虑，第二要从容与人磋商”，那么，卢作孚他们此时入手航业可否从容考虑？可否从容与人磋商？绝处如何逢生？
卢作孚和朋友们从重庆调查了所有轮船公司和轮船后，经过反复分析，他认为乱象丛中，却也颇有光明的漏洞。“航业应做新的试探和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遂决定避实就虚。当时，重庆与合川之间以货运为主，因为货运利润丰厚，客运只是附带且不定期，遂决定避开已经破落的不定期货运长线，尝试在合川和重庆之间开辟新的短途定期客运航线，以便利来往客人。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陈伯遵、黄瑞龙、彭瑞成等十余人，在合川县立通俗教育馆（药王庙旧址），为航运公司募集资金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议定筹集股金2万元，分40股，每股500元，由发起人负责分头劝募。十几个发起人作为公司最初的股东，本身没有钱，只得向老师、同学、朋友劝募，投资多半为了朋友关系，人数有限。少数有钱绅士宁可拿钱买田置地、放高利贷等，也不想拿钱给几个穷小子，去做看起来并不十分有把握的事。股金募集困难重重，就当时的现状而言，至于说投资民生公司是为了做成多大的事业，或是统一川江航运、将外轮公司赶出川江等事，那是他们不会也不敢想的前景。卢作孚想过吗？不敢妄加猜测，但是从民生公司之后的发展看，他应该深思熟虑过，因为他说：“我们相信，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有两种解释，横的方面，事业要做到大的范围，却应从小的范围起，纵的方面，事业要做到大的进步，却应从小的步骤起。”也许，他把这件大事当作摆在长江上的一道数学题，一步一步开解。
卢作孚为新成立的航运公司取名“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顾名思义，民生公司与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有关。卢作孚自己的解释是：“我为轮船公司取名叫民生，人们都以为我是取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全部意思。概而言之，其直接而现实之意思是发扬中山先生之民生学说，解决民生问题为富国强兵之本。而深一层的更广大的意义则是：以我中华全体国民之生生不息为其根本所归。——不是少数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多子多福，文明康乐，生生不息……”此为后话。
民生公司筹备处设在合川，卢作孚任筹备处主任，其他发起人皆为筹备员。他的恩师陈伯遵和朋友彭瑞成负责收款，卢作孚、黄云龙、赵瑞清负责监造船只。1925年冬，卢作孚和黄云龙带着借贷来的500元旅费远赴上海，为民生公司订造第一艘轮船。
卢作孚在上海期间先后与9家造船企业磋商探讨，深入了解轮船的造型、性能、价格等，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反复研究近两个月，才决定委托合兴造船厂制造一只载重70吨、长75英尺、宽14英尺、深5英尺、吃水浅马力大的客用小轮。合兴造船厂的经理何兴与卢作孚一样，是一个爱国的人，二人通过一个多月的交往逐渐熟悉。卢作孚将四川的政局、自己的理想、民生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等直言不讳，何兴被其诚意所打动，本来订造价格5万元的船，同意降到3万元卖给民生公司。民生公司招股总额为2万元，与船价相差颇巨，何况这2万元股金也未能全部到位，卢作孚百般纠结、骑虎难下之际，为昭信于人，毅然决定签下造船合同，先付3000元定金。余下的5000元款项，卢作孚准备买一台发电机为合川百姓照明。
合兴造船厂负责人何兴与卢作孚之间的关系并未到此结束。卢作孚深知何兴甚有才德，几年后，聘请他到民生公司，一直担任民生公司上海区公司总轮机长。
后生晚辈以旁观者的眼光看前辈，为他们的义无反顾所感动，他们做事业的情怀貌似和赚钱的关系不那么密切。“天下事都艰难，我们如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艰难事”，就这样，卢作孚奇迹般的用区区8千元办了两件事，为他当初筹划的事业拨开了一条细缝。只是当时无人能预料到，多年之后这条细缝撑开的是民族危亡之际的退路。
困境重重。
此时的他在想些什么呢？
他所谋的是民族航业和民族工业的振兴，是整个国家尽快现代化起来。但是他本人的未来，民生公司的未来，这个民族的未来，这个国家的未来，一切都云遮雾绕。
上海的事情办妥，卢作孚立即返回合川，设法增加股本，募集股金以补船款。恰在此时，川江航业中发生了因经营不善累及股东的事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但原定的2万股额难以招足，已经认股的人中持观望态度者也大有人在。面对不愿交付股金的股东，事情陷入僵局——“想看看船或者看看航行再行缴款”，然而，不缴足股款就没有船，没有船就不肯缴足股款，这是一个死循环。民生公司刚刚成立，一无资产可做抵押，二未建立市场信用，贷款之路亦被堵死。当卢作孚以非凡勇气毫不犹豫地签订造船合同时，预料到会有困难，但未曾料到是今日这般走投无路，借贷无门。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一筹莫展功败垂成之际，卢作孚的恩师陈伯遵在上司及同僚默许下，从县教育经费中“大胆借了七八千元”，合川县前知事郑东琴拿出私人积蓄几千元，县内士绅郑礼堂借出几千元。以上三笔借款中，除郑东琴的一笔转作投资入股外，其他两笔均约定有还款时间，尤其是县教育经费属于即将开支的款项，须从速归还。事已至此，只得先解燃眉之急。
卢作孚以5000元在上海购回的发电机，以最快的速度在合川建立发电厂，开始发电。亮眼的灯光穿越千年暗夜的同时，也照进了合川民众的心里，照亮了他们探知外面世界的路。
1926年初夏，民生公司新造的轮船完工出厂，溯长江而上驶回四川。6月10日，卢作孚主持召开民生公司创立大会，确定公司的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本额5万元，宗旨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民生公司事务所设在合川城内的药王庙，前殿是电灯厂，后殿为事务所办公室。郑东琴任董事长，卢作孚任总经理，陈伯遵、黄云龙担任协理，事务所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一心为事业努力，艰辛异常而不计较个人报酬。报酬定得非常低，低到总经理只有30元，协理月薪15元，其余人员均为10元，船上经理每月另有少许交际费。他们的报酬低到公司全部人员的月薪加起来，不如其他轮船公司一个大副的月薪多。而同一时期，四川正值防区制最有权威之际，争先恐后罗织人才，民生公司的几位负责人也常被诱劝，不说政治上的地位，仅待遇就为民生公司所给的五倍十倍不止，但始终没有一人因此弃民生于不顾另谋出路。一经集合，就不容易散了。
20多年后，卢作孚以至诚之文笔在《自述》中这样写道：“那时民生公司的职员的刻苦是不能想象的，我不做集聚资金的想法，完全以社会关系来运用资金，我穿得像叫花子一样，赤脚戴竹笠，走到朋友家里，以为是乞丐进门，人家问我为什么这样子，我说我本来是这样子。”民生公司被时人戏称为“穷朋友公司”，卢作孚虽被推为总经理，但缴不起股金，故不是股东。直到多年后，他的朋友们为提高他在公司中的地位，筹钱5000元代其认缴10股，此时方有机会成为民生公司一位“小小的股东”。
卢作孚为民生公司第一只轮船取名“民生”，创立大会后，他动身前往宜昌迎候。6月下旬，“民生”轮抵达宜昌时，卢作孚已在宜昌等候了半月之久，在宜昌等待“民生”轮期间，为民生公司拟定了管理办法和发展规划，构思并勾勒出一幅宣传画稿。民生公司宣传画的画面主体是长江三峡，远景是高耸入云的峨眉金顶，一艘民生标识的白色客轮乘风破浪，溯江而上，画面下方是民生公司的中英文名称。后来，这幅草稿被画家刘啸松画成了水彩画，成为民生公司惟一的宣传画。这幅广告画，画着卢作孚的理想，也画着民生公司的野心，这幅广告画短短20余年就从成都贴到上海，从广州贴到大连，还贴到了南洋和日本。
“民生”轮回川路上，遭遇意图夺船劫财土匪两起，好在有卢子英同行，由于他黄埔军校的学习经历，胆识过人且防御意识较强。卢子英利用在军校学习的军事知识，将全船水手分工武装，在枪声中临危不乱，方得有惊无险，但真正的难题在后面。“民生”轮抵达宜昌时，恰遇洪水，水势汹涌，像“民生”这样的小轮在川江洪水险滩中行驶十分危险，宜昌海关不予放行。此时的卢作孚心急如焚，“民生”轮将正式航行“渝合线”的消息，早已传遍合川和重庆，探问消息的旅客纷至沓来，股东们则因船迟迟未开回来而提出质疑、责难。不少股东要看到新船才肯认缴股金，股金不到，陈伯遵挪借的教育经费便无法偿还，还款之日迫近，久之恐生是非。
7月中旬，水势稍退，卢作孚抱定与轮船共存亡的决心，数次找海关交涉，他一无所惧，毅然决定聘用经验丰富的领江员，带船驶回重庆。临出发之际，卢作孚召集全船人员说明公司当前困境，恳请大家以同舟共济的精神协力解决，获得大家的支持和同情，妥善准备后，卢作孚带“民生”轮由宜昌启程回渝。这样的小轮在洪水期逆流而上，滩多流急数次遇险，尤其过泄滩时，船循北槽行驶，突被泡漩水猛力推向南岸，船向左侧急倾，将触暗礁，卢作孚和两水手浑身都被江水打湿，千钧一发时，幸又一泡漩水过来，将船从左侧推向北岸，免于倾覆。靠着七分人意三分天意，“民生”轮勉强摆脱险境。
1926年7月23日，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轮从重庆上行合川，开启了川江航运史上第一次定期客运航行。这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来说，是希望的开始，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合川是川北地区南下重庆的必经之路，渝合之间隔着华蓥山脉，重峦叠嶂，人烟稀少，土匪出没，陆上交通十分不便，水路木船行程缓慢，运费昂贵又不安全，轮船则既省时又安全。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经营制定了新的制度和管理方法，从“民生”轮开航第一天起，他做了三件与众不同的事：一是实行经理负责制；二是彻底改善旅客服务工作，民生公司的宣传标语是“安全、迅速、舒适、清洁”；三是取消向旅客索要小费的不良风气。“民生”轮作为定期客班行驶渝合线，深受客商欢迎，开航之后业务十分繁忙获利颇丰。短短两三个月时间，便完成了以往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完成的招股任务。
“理想是安慰人的。假若人没有理想，那就痛苦极了”，卢作孚的实业救国理想，不仅安慰了他自己，也安慰了合川人。“苦干，实干”是故旧回忆他时频繁提到的词，也是对他一生干事创业最朴实中肯的评价。卢作孚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并亲自上船接待旅客，从经理到水手都兼做服务工作，伺候周到，伙食也好，很快就班班客满。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民生”的口碑与旗帜也逐渐传遍了整个川江。
1927年1月，以“民生”轮顺利首航涪陵为标志，民生公司轮船首次插足长江航运。
因嘉陵江水浅，冬季来临即进入枯水期，正当大家感觉便利的时候，“民生”轮被迫停航，根据历史经验，嘉陵江断航水位持续达5个多月，局面尴尬。公司不少人认为，这只轮船一半成功却一半失败了。卢作孚通过调查，决定开辟重庆到涪陵航线，涪陵地处重庆下游125千米，是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川东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这时渝涪线的客人虽没有渝合线的客人多，但可兼有货运，能维持过冬。民生公司为使渝合线在枯水期不断航，遂决定募集股份，于上海订造吃水更浅的小轮，以期终年能够通行重庆合川一线。此期间，民生公司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
1928年春末，载重34吨的浅水小轮“新民”轮开回重庆。从此，渝合之间再无断航之忧。
山重水复后，民生公司迎来了柳暗花明，卢作孚的这一决策，对民生公司的未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紧接着，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又完成了两项计划，一是在重庆建立一个修船厂，二是购置民生公司的第三艘轮船。
轮船不论新旧每年都需要修理保养，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却没有一家修理厂能够胜任轮船的大修和中修。仅有的两家小修理厂，技术和设备都很差，即便小修也要价高昂，大部分需要修理的轮船不得不开到上海去，时间和经济上都负担沉重。卢作孚敏锐地体察到建设轮船修理厂的必要性，“决立即行”，他拿出非凡的行动力，修建厂房，招聘技术人才，购置机器设备，“以修理自有轮船为主，应同业的需要修理轮船，并应社会的需要修理或制造机器为辅”。民生公司投资2万元，卢作孚亲自选定租用重庆江北水月庵做厂房，1928年冬，民生机器厂投入生产，成为四川首家轮船修理厂。
1933年，民生机器厂迁到江北青草坝，续增资金，扩充设备，自建厂房，职工也由20余人增加到50余人。这年秋天，李劼人出任民生机器厂厂长。李劼人是卢作孚的好友，他不仅是实业家，还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自从有了民生机器厂，轮船修理时均昼夜赶工，大大缩短轮船停驶时间，以此推进了公司营业，为其他轮船公司所望尘莫及。同时，它作为民生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对外承接修理业务，又增加了部分收入。此一事业，随着民生航业的发展而逐步壮大，到1945年，民生机器厂已经发展成为四川境内规模最大的民营机械制造厂。
1928年夏，民生公司的第三条船也飘然而至。南充富商谭谦禄为债务所累，愿将其叙府、嘉定航线上的“顺庆”轮拿出，与民生公司联合组建长江轮船公司。“顺庆”轮更名为“长江”轮，交由民生公司代为管理。1930年9月，谭谦禄为债务所迫，长江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公司，“长江”轮易名“民望”，成为民生公司的第三只轮船，长江轮船公司成为民生公司兼并的第一家轮船公司。自此，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拉开了“化零为整，一统川江”的序幕。
民生公司有了三只船，卢作孚开始思考怎样经营这三只船和渝涪、渝合两条航线。轮船逆水上行航速慢，顺流而下航速快，他打好轮船上下行的时间差，巧妙地制定了三只船航行重庆、合川、涪陵三个城市，且能保证每天每个城市都有一只轮船开出和抵达的运行方案。他将三只船排班，每天清晨第一班船从涪陵出发上行，当日晚到重庆，次日晨出发，第二天晚上到合川，第三天早晨折回，顺流而下当晚即可返回涪陵，第四天早晨即可继续从涪陵上行重庆，刚好接在第三只船之后。卢作孚利用他的数学天赋，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常人需要四条船才能解决的问题。
1928年冬季枯水期，民生公司重新调整三艘船的航线，“民用”轮吃水最浅，走渝合线，“民生”轮专走渝涪线，“民望”轮吨位大，航速快，性能好，试航重庆、叙府之间长途线。“民望”轮客货兼运，船期固定，服务周全，赢得商家、旅客的信任和欢迎，次次皆能满载，以致“民望”轮所获收益超过其他两轮之和，成为民生公司的“发家船”。首试长途即获成功，业界称奇。
卢作孚在担任政府公职期间，从未放弃民生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和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他殚精竭虑经营民生公司，在公司内部自始至终都居于权威的中心地位。从1927年春，卢作孚任峡防局局长开始，到1943年春正式辞去交通部次长为止，期间历任川江航务处处长、四川建设厅厅长、全国粮食局长等职，“亦官亦商”的身份，得以广泛结交国民政府党政军显要及经济文化各界名流。他斡旋其间，对民生公司的发展不无裨益，并得幸免于中央财团的吞并。卢作孚的翻译孙恩三在《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写道：“他一直以毫无争议的权威指导着这个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的政策，不是依靠拥有占控制数额的股份，而是完全依靠远见、聪敏和无私献身力量。”
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再加半年的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的阅历，以他的观察，早已清晰认识到川江航业问题的症结所在。长江上游，民族航运业整合的迫切需求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面临的垂危局面又不容坐视不理，这一点和刘湘不谋而合。
1930年初，按照半年之期的约定，卢作孚向刘湘请辞川江航务处处长职务，刘湘未允。他将工作交于副处长何北衡，请假带领由民生公司、峡防局和北川铁路公司的人员组成的考察团，到华东、东北和华北进行考察。考察见闻使卢作孚对偌大的国家不能独立，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恣意妄为忧心忡忡，旅途中目睹火车、轮船上头等席位的外国人骄纵不可一世，而普通席位上的中国人极其拥挤和备受凌辱的情景，不禁感叹：“天堂地狱……只在一条船中，隔一层舱板而已。”卢作孚回到重庆，全力以赴加速推进“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计划。
1930年秋，民生公司倡议川江同业“化零为整合并经营”。
民生公司作为实力薄弱的新兴民营企业，总经理卢作孚为实现高远庞大的兴业计划，做了充分准备。首先，民生公司总事务所于1931年1月1日从合川迁往重庆，坐镇川江航运中枢以控全局，并在宜昌设办事处，在泸县、万县设代办处。其次，将公司30万元股额增至70万，为并购做足资金准备。再次是人才方面，从北碚学生队和瑞山中学毕业生中遴选优秀年轻人，以解事业扩大后出现的人才不足之困。
民生公司在兼并同业的过程中，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的分步进行策略，一系列经营举措发挥了竞争优势，减少了阻力，进而取代经营不善的其他公司，“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计划进展顺利、迅速。再有，刘湘及其他地方军政要人有意无意中的照拂，给民生公司以许多其他公司不能得到的方便和特权，也是民生公司顺利兼并的重要因素。
第一步，兼并营业不佳、亏损严重、负债已多的华商小轮公司。在议定船价、资产后，由民生公司付予部分现款，供原公司偿还欠债，或者对急需现金的股东退还股本，以应原公司之急，大部分价款则转作民生公司股金。原公司所有职工由民生公司全部接纳，重新安排工作，不使一个人失业。这样安排使被兼并者易于接受，民生公司也加强了自己的竞争实力，实现双赢。
1930年10月，民生公司“统一川江”尚未启动时，重庆上游的一家华轮公司，福川公司就率先并入民生公司。福川公司是只有一艘“福全”轮的小公司，经营渝叙航线，在激烈竞争中一开始就揽货不足，有时全部收入甚至不敷燃料开支，民生公司的“民望”轮开入渝叙航线后，福川公司“更感到喘不过气来”。正当该公司进退两难之际，民生公司“乘机托人进言”，将福川并入民生“共同经营”，条件是福川公司的全部航产由民生公司折价购买，一部分支付现金，一部分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金，人员也由民生公司全部接纳。1931年初，九江公司总经理邓华益，携“九江”“合江”两艘轮船及一艘铁趸船折股加入民生公司，邓华益也被任命为民生公司协理兼航运部经理。这两家公司的加盟至关重要，那些经营不善的还未破产倒闭但已在竞争中感到不支的中型公司，也觉得合并于民生公司有着并行不悖的利益，于是相继效尤，逐渐“统一”于民生公司的旗下。多年后，卢作孚提起整顿长江上游航线时，还念念不忘福川公司、九江公司及他们两家公司的总经理连雅各、邓华益。
第二步，兼并军轮。当时，军阀投资经营的轮船不少，他们往往凭借势力，获有种种特权，排挤民营航运公司，在自家防区内以自己的军轮垄断本地货运，还设立关卡勒索过往民营船只。而此时，从重庆到宜宾要经过四个防区，仅纳税一项就令船只苦不堪言，军轮的营运条件优于民营航运公司，他们有货源无杂税又无人敢敲诈骚扰。卢作孚痛感不公，这一部分轮船的存在是“统一川江”的一大隐患，如不改变，“统一川江”战略难以全面实施，民生公司也难在川江上发展起来。
卢作孚在四川声望日隆，人人皆知他有才干且心地无私，川军将领刘湘、杨森、刘文辉等对他很是敬服。他首先向各军阀“陈说利害，劝其合并”，在航业衰颓的形势下，为了保全老本，军阀也予以接受。不过，这些军轮公司的经理们无一不同军阀有着特殊关系，折本有东家中饱有自己，因此在接收过程中，都要经历一番复杂曲折的过程。卢作孚的对策是不惜钱，“不要惜钱，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所关注的是“在轮船收买以后的利益，要比收买以前的利益多得多”。由于在经济上着眼于长远打算，而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在议定船产作价时，民生公司往往采取较为宽厚的态度，尽力做到使对方易于接受。这样“高价”收买的策略，对民生公司也十分有利。
合并工作进展最快的是杨森的“永年”轮，当年就卖给了民生公司，比较慢的是刘湘的“永丰”轮，直到1935年春才卖给民生公司，最困难的当属刘文彩的三艘轮船。卢作孚亲赴宜宾与刘文彩商议，希望收购他的三艘轮船，刘文彩很不情愿，卢作孚只得另想办法迂回解决。他转赴成都找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解决此事，刘文辉也不赞成自家兄长经营航运，要求刘文彩无条件将轮船交给民生公司经营，并痛斥：“你们纵容底下人办轮船，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好的吗？应该交给卢作孚，凑合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但刘文彩对此并不买账，直到后来，这三艘轮船落入刘湘之手，由刘湘租给民生公司，才算彻底解决。
民生公司前后收并20多家轮船公司，船价至少在200万元以上，而付出的现金却不过10万元，其余均转做股本。从而，民生公司的股本从1929年的15万元增到1934年的117.45万元，资产由31万余元增至497.72万元。短短5年之内，以数十万元的支出赢来了一笔数百万元的资产。
贤明的管理者不应处理纷乱的事物，陷自己入纷乱中，而应整理纷乱的事务，纳事务入秩序中，不应核定人如何活动，但应要求人如何活动。不应待人询问：“事应如何办理？”而应问人：“事正如何办理？”明了事的动态，乃能控制事的动态。不仅在消极方面防止弊端，尤应在积极方面建设秩序。严格的秩序之下，自然不容许发生弊端。管理问题的核心全在建设秩序。在使每人行动有确定的秩序，全体行动有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秩序，贤明的管理者即为此种秩序的建造者与执行者，如不能建造好秩序不能坚强执行既经建造的秩序，即非良好的管理者；即令其为人才，亦非良好的管理人才。
毫无疑问，卢作孚是一位贤明的管理者。他善于建立秩序，于秩序之中求答案。随着川江华轮公司渐趋统一，民生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更有利于统一调度，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效益，极大地增强了同外资轮船公司竞争的实力，为稍后向外资航业进攻，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1年，民生一连合并了九江、通江、协同、定远、锦江、川东、利通等7家轮船公司，合计大小船只10艘（通江公司的“岷江”轮因太旧，合并后拆毁，不久后“定远”轮售出）。从此，重庆以上的川江航运企业除合众一家之外，全被民生公司“统一”起来，同时，又将收并的部分船只开进了重庆至宜昌沿途各港，使民生航线遍及川江。民生公司的航线延伸到整个川江，成为川江上不可小觑的一支航业力量。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卢作孚认为时间紧迫，必须加快整合步伐，国人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也为民生公司“统一川江”夺回内河航运权创造了有利时机。
1932年，民生公司把“化零为整”的重点转移到川江下游。自4月开始，陆续收并川江、永安、蜀平、涪丰、长宁等5家轮船公司，到12月合并了刘文彩的“南通”“元通”“昭通”3艘轮船为止，共11艘轮船。其中，川江轮船公司虽然是川江下游创办最早且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但是由于同行残酷竞争，海损事故频发，债主登门催债，员工停发薪水等陷入困境。卢作孚及时向川江轮船公司伸出援手，以优厚的条件将其并入民生公司，并入后，川江最大的“蜀亨”轮改名为“民贵”，成为民生公司走出川江，经营渝沪航线的第一艘主力轮船。从此，民生公司插足长江下游航运，航线扩展到长江各港，以至上海。至1932年底，民生公司拥有轮船19艘，总吨位7000吨，职工人数1071人，与公司创建之初相比，总吨位增长100倍，职工人数增长80倍。几年时间，民生公司成为长江上游实力最强的航运企业。
1933年1月1日，民生实业公司总事务所改称总公司，并在叙州、上海设分公司。1933年和1934年两年，又合并了中外7家轮船公司，收购轮船10艘，新建“民族”轮开宜沪航线。
这期间，民生公司一面“统一”华商，同时也着手于收并军阀经营的轮船和较小的外籍公司，属于军阀的有杨森、范绍增的蜀平、永年公司，属于外籍的有英商皮托谦、意大利商扬子江两公司和美商美孚洋行的运油船。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轮，也是这时收买后打捞起来的，民生公司将它改造后，作为航行渝沪线最大的主力船。
民生公司打捞修复“万流”轮的成功，震动了整个航运界。这是民生公司在险恶复杂的川江河道中，首次将大型轮船打捞起来，被视为当时的奇迹。
1932年5月，太古公司的千吨大轮“万流”轮触礁沉没，经外国打捞权威现场勘察，发现轮船沉没的地方在滩险流急的河道中，认为没有打捞的可能。太古公司束手无策，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以5万元拍卖，可惜无一家轮船公司出手竞拍。需要说明的是“万流”轮原名“隆茂”，即1926年8月29日制造“万县惨案”的罪魁祸首。它在川江航道中横冲直撞，沉我木船三艘，溺我国民数十，并引发英国炮舰击我万县。
卢作孚对此事当然关注。他了解其无人问津的情况后，派民生公司驾引人员和民生机器厂的工程师前往查看，根据查看结果反复研究论证，认为这艘船可以打捞起来。最终，民生公司以起初拍卖价的十分之一，将价值达60万两白银的巨轮买下，这是一个极低的价格。而此时，民生公司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不但没有高级技术人才，而且连稍微现代化的起重设备也没有，要打捞这样大的船只，可能性几乎为零。面对两个月后就要来临的川江洪水期，卢作孚派人带领技术骨干详细勘察沉船状况，确定“万流”轮为触礁后船底被礁石划破而沉没。情况弄清楚之后，行动开始了。首先清除船舱淤积泥沙，将其慢慢拉出水面，然后拆除轮船上部结构，清除锅炉舱内近200吨煤炭。外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两个月之后“万流”轮奇迹般地浮出了水面，他们认为不可能办成的事情，被技术条件远不如自己的民生公司办到了。
民生公司依靠自身的技术力量将“万流”轮打捞出水，民生机器厂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利用自身技术力量接长船身，更新机器，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使之几乎成为一艘新船，将这艘被改造后的“万流”轮命名为“民权”，投入运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万流”轮打捞改造事件，开创了川江轮船修造史上的新纪元。
“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进展到1934年底，民生公司先后兼并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33艘，其中5艘被卖出或拆毁，加上自有轮船共有轮船30艘。当时，在川江上航行的中外航运企业共有轮船58艘，民生公司的船只已占半数以上，总吨位也超三分之一。民生公司的航线由原来的2条发展到9条，贯通长江直达东海之滨，长江全线的主要港口都有它的分支机构和趸船码头，民生公司异军突起，成为川江航运的后起之秀。
“统一川江”过程中，民生公司也曾面临岌岌可危的时刻。它在逐渐兼并华资公司的过程中实力增强，一些外资公司也被竞争淘汰，只剩下势力较强的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美商捷江及华商招商、三北等几家公司。
1925年，民生公司在嘉陵江刚刚成立之时，控制长江上游航运的外国轮船公司根本没有把它看在眼里。当民生公司在川江上游“化零为整”的时候，也尚未引起外轮公司太多注意，虽有所警觉但他们不以之为威胁。毕竟，小小一家民营公司，能保证自己在激烈竞争中活下去便是幸运，岂敢自不量力挑战外轮公司？
至1933年，民生公司在川江上游收并小轮船公司取得了很大进展，航行渝叙航线的船数和船次都在总数的一半左右，且占主导地位，在川江下游航线，拥有的船舶总吨和运量分别接近或达到总量的三分之一，并在继续扩展。在此前后，民生公司还收购了英商皮托谦和太古、美商美孚、意商扬子江等公司的4艘外轮。这一系列并购活动，使川江上几家大的外国轮船公司意识到，民生公司是同其争夺川江航运的主要对手，斗争的矛头迅速指向民生公司。
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三家公司加紧对民生公司倾轧，或明或暗，或联合行动，或单独行动，采取压低或抬高运价等各种手段，争夺主顾，打击华商控制市场，务求挤垮民生公司。货运方面，平时一件棉纱由上海运到重庆，运费25元，被压低至2元；平时一百斤药材由重庆运到上海，运费6元，现在被压低至1.2元。如此低价几乎等于免费运输，一个班次的收入不足燃料费和转口费。客运方面，不仅大幅度降低票价，宜昌至重庆的乘客不仅可以免票乘船，还另送日本洋伞一把，并可在船上赌博、狎妓，用尽手段争夺乘客，以置民生公司于死地为最终目的。
当时，民生公司面临形势极为严峻。
1934年6月，民生公司航业资产增至416万元，而实收股本却只有117万余元。资产的增加“除历年所提之公积及防险准备等项外，厥为负债之增加”，此时民生公司负债达70多万元，是重庆负债最多的一家企业。
1935年初，有人预言，这一年争雄角逐的几家较大的公司中，靠经营川江航线支撑全局的民生和捷江两家必然倒闭。6月，美商捷江公司果然被言中，以倒闭告终，而民生公司不仅安然无恙，还在次年收购了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和码头设备，出其不意的结果令人瞠目。
民生公司挫败竞争对手，度过危局，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有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持。“万县惨案”和九一八事变使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情绪高涨，当时重庆各界人士成立“重庆救国分会”，运用航业公会之力，与重庆各民众团体联合召开收回内河航运权大会，发出“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号召。民生公司带头响应，并带头反对“甲级船员只能由外国人担任”的陈规，在民生公司的船上实行甲级船员不任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通行的外文提货单全部改为中文书写，船员职称取消洋文名称。这一系列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称赞，也赢得了本公司职工的支持，提高了公司声誉。爱国的百姓自觉不坐外国船，爱国的工商业者也拒绝外轮低价揽运的引诱，不交外轮运货，他们拒绝乘坐不要船票的外国船，坚决要坐民生公司的船。不少旅客宁肯在旅馆里多住几天，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船来才走，来重庆为南开中学选校址的张伯苓，到成都来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科学家任鸿隽及夫人，均将他们的货物交给民生公司，以实际行动给予支持。民生公司内外交困收支极端困难之际，广大爱国职工无所畏惧，提出少领或缓领工资，不要年终双薪，宁愿“勒紧肚皮也不让民生公司被外商挤垮”，同时降低成本以争取客货来源，顶住外轮公司施予的压力。爱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势力，支持了民族航运业的发展。民心，成为逆境中的民生公司得到的最可靠支持。此时，刘湘授予民生公司在重庆至长寿、涪陵、万县航线的专营权，指令民生包揽特货运输。他的及时扶持，保证了民生的营运收入，缓解了资金方面的危机。二是民生公司针对竞争的实际情况，采取措施，扬长避短，强化客运服务质量，提高竞争实力。一方面，民生公司为争取更多的旅客，制定了整套管理方案，提出“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益的”，“站在轮船的地位，一方面为客人服务，使一切客人感受舒服，一方面为货物服务，使一切货物得着保护，因此必须为船服务，使船健全，航行安全”等口号，印制了《经理须知》《船长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等手册，要求从乘客上船接收行李、到下船收拾行李、送客上岸等各个环节服务周到。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使乘客感到乘坐民生公司的船不仅安全、便利、舒适，还在人格上得到尊重，建立起在川江上以客运见长的优势。另在货运方面，则采取稳定运价和改善装卸的措施，取得主顾的信赖，从而获得稳定而长期的货源。
捷江公司倒闭后，其船产由谁承购是决定川江航运格局的关键。
卢作孚早就意识到，若捷江公司落入外人之手，无疑新添一个竞争者，故民生公司对捷江志在必得。民生公司在统一川江航运过程中，为保证民族企业的纯粹性，收购外资公司或有外资背景的公司，均遵循不折股本，以现金收购的原则。民生负债压力巨大，面对资产价值70余万元的捷江，不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资金。而此时，官办招商局介入此事，与民生争夺收购机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英商太古公司趁民生公司筹集资金、谈判收购之机，利用捷江公司急需资金的困境，抢先买走性能最好的轮船3艘。民生公司困境得解是因得到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川帮银行的支持向上海募集了100万元公司债券，“这是四川的经济事业在上海第一次募债，而且第一次募公司债”，由中国银行、金城银行预为垫付65万元，方于1935年6月成功收购捷江公司剩余的7艘轮船。民生公司对捷江船产的成功收购，基本上把外轮势力排挤出了川江，在长江上游航线已占绝对优势地位，卢作孚终于实现了自己统一川江航业的宏愿。
民生公司成功收购“捷江”，不仅仅是收购几艘轮船，附带而来的积极影响不可小觑。其一，民生公司从此同江浙民族资本财团开始事业上的紧密合作，为民生公司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卢作孚的四川同乡，金城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王毅灵，对民生公司及卢作孚早有耳闻，非常敬佩。他在向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汇报时说：“我借款于民生公司，不是看见民生公司有二三十只船，而是看见一群人在那里努力奋斗。”其二，人才力量得到加强。捷江公司经理童少生等人加入民生公司，他们将英、美洋行的先进管理经验、营运方法等带到民生，与卢作孚自创的民生管理方式相融合，为民生公司经营理念带来一股新风，致使其管理体制升级，经营战略升级，发展布局升级。
“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是卢作孚为民生公司规划的发展方针，由于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相结合，经营策略和形势发展相适应，民生公司在创办不到10年的时间，陆续并购了20多家中外中小轮船公司，成为川江独树一帜的民族航运企业。到1935年底，川江共有中外轮船80艘，民生公司一家就有38艘，占总数的近一半，外商轮船包括太古、怡和、日清三家在内总共只剩下十几艘船。
民生公司经历此劫，不仅没有被挤垮，反而更加壮大，完全改变了它在川江的劣势地位，民族航业终于在川江上取得优势，外国公司逐渐减缩或退出川江。10年间，卢作孚的轮船公司不仅统一了长江上游的中国轮船公司，还迫使实力雄厚的外国轮船公司退出长江上游，也就是说，卢作孚以一己之力收回了长江上游的内河航运权。至此，他赶走川江上的外国商船，维护内河航运权的理想开始变为现实。
1936年，宋子文、杜月笙、张公权被选为民生公司董事，新造的“民本”等12艘轮船先后完成，投入长江运营。这年，民生公司已拥有船只46艘。年底，民生公司在南京设办事处，它在川江上游占绝对优势，在重庆以下川江航段也承担了大部分客货运输任务，所占份额超过其他公司总和。当时，凡能通行轮船的地方，都有民生公司的船只航行，它在沿江大小码头、城镇设置办事处、代办处，从而构筑了庞大的经营网，个别航线还有专营权，其他公司无法插足。
民生公司设备精良，技术先进，得益于其拥有独立的船舶维修能力。民生机器厂除大型船舶的建造需依赖外力之外，公司船舶的施救、维修、配件、技术改造和小型船舶的制造等约有一半业务由该厂承担，既能为公司提供方便、及时、廉价的修理服务，也避免了外力挟制，对船舶状态的保持、技术的全面进步都有极大的好处。卢作孚的长远布局为抗战期间的战时运输积蓄了力量，打下至关重要的基础。
往往，挑战和机遇共生。
1937年春，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摆在川江之上。
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为每年的12月下旬到次年的4月底，枯水期水位大降，当水位降低到10英尺以下，长200英尺的大船就要停航，水位降到零以上数英寸时，所有轮船全部停航。此时，客货运输全部中断，沟通四川的惟一水上交通孔道将完全断绝，历来无解决之法。
这年春天，川江枯水期的水位之低为数十年所未有，航运完全停止，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与上一年四川刚刚遭遇的一场几十年未遇的旱灾相关。旱灾后的四川饿殍遍野，物价飞涨，川江航运按下暂停键，导致省外救济粮食和其他商品无法入川等严重后果，而民生公司的几十艘轮船停航数月也将遭遇巨大的经济损失。此时，最着急的人是卢作孚。
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卢作孚，为挽救危局，从成都赶往重庆，召集民生公司员工探讨枯水期川江航运，提出分段航行的设想，以保川江航运不致中断。根据周海清、莫家瑞、孙正明等富有川江航运经验的驾引人员提出的“三段航行”建议，结合考察团的实地考察，制定出“三段式航行”实施方案。方案根据宜昌重庆间的水位情况、水流情况、船舶性能、吃水深浅等，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将宜昌至重庆间分为三段，于1937年元月下旬试航。卢作孚调集所有大小船只，分别参加分段航行：宜昌到青滩，米仓峡到万县，万县到重庆。后因青滩陆路转运距离太远，时间长，困难多，又将航线重新调整。第一段宜昌到庙河，由载重较小的“民福”“民治”“民安”“民裕”“民选”5艘轮船负责。第二段庙河到万县，途经险滩多，水势急落差大，由航速快马力大的“民主”“民康”“民锋”3艘轮船负责。第三段万县到重庆，浅滩多，由“民来”“民苏”“民熙”等吃水浅的轮船负责，避开险滩，接力运输。民生公司为实现“三段式航行”进行了总动员，“三段式航行”的成功是其在川江航运史上战胜重重困难创造的奇迹，更是民生公司集体力量及民生精神的具体展现。
此后，民生公司利用这年春季罕见的枯水位，派出河床考察团，对川江各处险滩河道进行勘测，绘制图纸，并对各个险滩的引航操作要领做出提示，供船驾参考。考察发现了以往不知的暗礁37处、险浅航道12处，均向重庆海关报告，建议增设航标20余处。
这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航业集团，它在艰难困苦中披荆斩棘，在种种磨砺中悄悄蓄积能量，这能量将是不久之后照亮民族退路的光。“万流”轮的打捞改造锻炼了民生机器厂的技术能力，统一川江航运粉碎了外国轮船公司的围攻，“三段式运输”积累了极端环境下宝贵的航运经验，这一切，都在不经意中为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做足了不是准备的准备。
卢作孚所主导的两项试验——民生公司和北碚乡村建设，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北碚的乡村建设成绩，民生公司经营上广泛开展优质服务，树立起来爱国的、新型的、具有现代意识和创造精神的企业形象，赢得社会各界普遍认可及群众和员工的大力支持。对外而言，北碚是民生公司的发祥地和窗口，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取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对“民生精神”的养成和传播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企业带了实际利益。“民生精神”成为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成为无处不在的企业文化，提高了企业素质、员工素质和服务品质，从而推动企业成为近代经营最成功，影响超越国界的少数几个民族企业中的佼佼者。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准则，是企业全体职工的一种信念和凝聚力的体现。它对经济的作用，既不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也不属于政府调节的内容，是道德力量起作用的结果。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民生精神，有理由被认定为近代企业文化卓有成效的范例。
卢作孚作为深谋远虑、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卓越领导者，他认为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他要求人们围绕着“整个理想”去活动，而“尤其要求活动产生于理想”。民生公司草创之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个能吃苦、能办事的精干的集体，他们是一群“绝不畏事苦，亦绝不计较待遇”的“事业上的良友”。当初，几个穷朋友在合川的破庙里办起了民生公司，后来发扬这种精神，在民生公司的各项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这种“创业精神”，便是后来被称为“民生精神”的基础。
“最困难的问题还是人才问题。航业上缺乏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民生公司的职工来源、素质和管理成为企业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卢作孚深知要掌握现代航运设备，必须要有相关行业的专家、技术人员。他重视人才，重视知识分子，更富有远见地储备人才。公司中的许多高级职员，多是由各方访求、招聘或是由学校、机关推荐，甚至重金礼聘而来，不少是在造船、机械、航海、经济管理等方面学有专长、富有实践经验且颇有名气的人才。如因打捞“万流”轮而显示出非凡胆识和才干的张干霆，熟悉航道娴于领航的周海清，分别被破格委任为工程师和总船长。
据1937年民生公司的统计资料，处级副经理以上41名高级职员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即有38人，占高级职员总人数的92%，其中5人曾在国外留学，年龄都在30至40岁之间。他们组成一支年轻博学、儒雅敬业、素质极高的领导团队。卢作孚知人善任求贤若渴，被人称赞为人才鉴赏家和收藏家。抗战爆发后，沿海航运停顿，许多爱国的技术人才撤退到四川。卢作孚趁此机会，成立总工程师室，建立了一套班子，将原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叶在馥、留德机械工程师周茂柏、留英知名船舶设计专家张文治、锅炉专家李永成、海商法专家魏文汉、引水专家金月石等吸收安置，给予优厚待遇。他将当时重庆根本用不着的航海人才招募，为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迅速在海运方面打开局面奠定了人才基础。
卢作孚要求民生的员工都要做民族的精英，一般职员大都通过公开招考录取，要求具有一定文化。招收技术工人时，还派专人到上海、广州、湖南等地找熟练的高等级机修、电焊、驾驶、铸造等人才，故民生公司的技术水平为当时重庆之冠。一批又一批有文化、有抱负、有劲头又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经过“民生精神”的熏陶，集团生活的历练，逐步成为公司骨干力量。民生公司招聘时录取的比例是十比一，即使当一名普通的茶房也要先考作文。职员进了民生，还要进行三个月到半年的军事体育训练，并通过业余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着重培养青年的事业心，因为“事业即学校，且系最实际的学校”。
卢作孚经常对民生的员工讲：“我们应一致反对的是空谈，应一致努力的是实践。天下事都艰难，我们如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艰难事。”民生公司按照卢作孚关于“新的集团生活”的愿景，长期不懈地在职工中宣传，并渗透到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当中，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精神因素，就是“民生精神”。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实业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是“民生精神”的主旨所在，民生公司船舶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床单上，到处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的标语。卢作孚为民生公司确定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他把交通业看作“一切事业之母——立国要素”，指出“在航业工作，便是救国的企图”。提出要用创建先进的现代化的民族航业，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抗衡，不仅是把外国轮船赶出长江，收回内河航运权，而且要使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甚至跑到他们前面去。卢作孚在任川江航务处处长时，通过斗争迫使外商接受航务处的监督管理，打破外轮享有特权的惯例，维护了国家尊严，大大激发了民生员工的爱国热情。正因如此，宜昌大撤退奇迹的创造才成为可能，也因此，民生公司在抗战中不仅被称为“爱国的公司”，更被誉为“救国的公司”。
其次是集团生活的思想，这也是卢作孚实业救国和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基础。卢作孚改良社会的试验主要内容之一是提倡群体合作，互相帮助以成一个“最后都不至失败的集团”。在这个集团中“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益的”，民生公司的创业道路是从艰苦勤俭中走出来的，他要求民生全体职工把民生公司当作他们的共同事业。卢作孚重视开源节流，“大胆生产谓之勤，小心享用谓之俭，我们应大胆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生产，现代有什么我们便生产什么，但须节省物质上的享用，任何东西我们不能生产，便不要享用”。为培养公司青年艰苦奋斗、崇尚勤俭的作风，提倡“布衣运动”，都穿麻布制服，他本人带头穿。卢作孚虽身居高位但一贯艰苦朴素，生活严谨，待人始终诚恳，不徇私情且刻苦学习，精通业务，能深入实际与职工水乳交融。他要求职工不嫖不赌、不吸鸦片、不贪污受贿、不拿旅客财物等，杜绝不良习性，培养职工忠于职守、遵守纪律的精神。
这些民生精神，除了在训练班讲以外，还通过职工读书会、朝会、周会、纪念会等集会和《通讯》《简讯》《新世界》等刊物进行宣传，另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以丰富职工生活，为结婚青年举办免费集体婚礼，以倡导社会新风。“民生精神”以强大的道德教化力量，成为民生员工的共同信仰。
1925年10月11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8年后的这一天被定为民生公司纪念日。卢作孚在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8周年纪念会上当众重申：
现在有一桩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请大家绝对不要误解，就是说恐怕民生公司将来不免沦为资本主义事业一途。大家绝对要晓得，今天不造成共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各有意义不同。在民生公司不是只图资本家发财的，他的经济立场，可以说是站在整个的社会上面的，纯全是一桩社会事业。现在本公司投资最多的股东，也不过5万元。像这5万元的数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事业当中比较起来，简直是微乎其微了。然则民生公司之不能走入资本主义事业一途上去，已昭然若揭了。这是盼望大家对于民生公司绝对应该有的一点认识。
民生公司限制大股东股权，股东每股有一议决权，但超出11股以上者，每二股才有一议决权，超出30股以上的股东，概以20权为限，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控股改变民生公司服务社会的本质。还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绝对分开，总经理不是公司董事，自觉接受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监督，另外，民生公司只有贡献大、威望高、有追求、有理想的股东才能当选董事和董事长，决不以股份多少作为董事会成员取舍标准。因此民生董事会成员基本都是小股东，如黄炎培、杜重远等，这种别出心裁的制度性安排，保证了民生董事会的精英性质。
民生公司经过卢作孚十年苦心经营，由1930年的三小江轮扩充至1937年6月的46艘轮船，航线亦由四川省延伸至长江全线，在整个川江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领导者卢作孚淳厚无私的天性，赋予他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产业布局，官商之间的游刃有余，对民生公司发展不可或缺。可以这样说，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灵魂，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外航运势力有了变化，中国轮运业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20世纪30年代，外国资本虽然扩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但外资对中国产业投资的扩张又加速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地区，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义愤和反抗。为了救亡图存，反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侵略，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普遍掀起反对侵略、抵制日货、收回利权的民族自救运动，这对扩大国货市场，推动民族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全面抗战前夜，中国近代工矿、交通企业的发展，不论在速度上还是规模上，都达到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长江轮船运输业在以上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也进入了近代史上的旺盛期，出现了“供不应求之势”。民生公司兼并川江小轮公司壮大自己的船队后，又在1936年投入了新造的“民本”“民来”等一批客货轮和拖轮，共计9艘。从这年起民生开始设置船用电台、无线电收音机等。
卢作孚善谋大势，善于以极富远见的智慧破旧立新。民生公司稳步发展，短期内称雄长江的优势，即得益于自身优于其他企业的管理制度。民生公司的企业管理很有特色，自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汲取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经验，对当时长江航业中旧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并在不断除旧布新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正是这样的管理制度和经营作风为企业带来了高效率、高利润和高信誉。
“买办制”的废除是民生公司除旧布新的起点和基础。当时，长江中外航业中普遍实行买办承包制，外国轮船公司为了便利控制，一船之中除了船主和轮机长由外国人担任外，其他部门分别包给别人办理，公司只收承包费，对如何经营管理则不予过问。一船几包，各自为政，竞相营私，承包者只图榨取，谈不上为客户服务。人员雇佣方面，只以低薪为取舍，不问其是否称职，物料使用方面，任意克扣，不顾质量。客运方面，大买办邀集二买办、三买办等层层承包，派系林立，盘根错节，互相倾轧。我国商人的轮船均仿照这个套路经营，卢作孚在创办民生公司之初亲自做过调查，认为这种办法流弊太大，既影响收入又不易管理。
民生公司自创建开始，便在它的第一条船上实行公司统制下的单船经理负责制，每船设一个经理，对内代表公司实行对本船的领导，对外代表公司全权处理本船的对外事务。全船职工均由公司统一派任，财务收支由公司统一掌握，物料供应由公司统一核发，全船技术、行政由公司授权归船长、经理统一指挥，简称“四统制”。“四统制”革除相沿已久的陈规陋习，排除大小承包主的干预和障碍，公司的管理指挥通过企业的职能部门直达基层，确保公司对轮船航行、客货运业务、物料使用、财务收支等状况了如指掌。卢作孚首创的这一套全新管理制度，取代了传统的买办承包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民生公司初创时罕见的活力。其意义远不止于它本身带来的管理效果，而在于它突破旧的买办制度的束缚，为之后一系列管理革新打下基础。
民生公司内部建立“调度会议制度”，成为最高领导及时掌握全局的有效办法。公司每天上午上班时开调度会议，由总经理及以下各主管部门和附属单位的负责人参加。民生公司在较大的船舶和各分公司设有电台，头天晚上各电台将船舶营运情况电告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汇总，调度会议前送给领导人，使其对前一天全体船舶运行情况和各分公司活动情况有所了解。会议上，根据汇总情况与原计划对照，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如：营运收入比计划少了，原因何在？燃料超过预计数，原因何在？修理的船舶到期不能出厂，原因何在？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查明原因，责成有关部门层层负责加以改善，次日汇报解决结果。由于每天举行调度会议，问题得到及时处理，没有积案，所以会议很短，并不耽误工作。通过调度会议做到了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涉及的几个部门问题，当面明确责任，避免了相互推诿，参加调度会议的人员也能了解公司全貌及问题如何处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有效培养了领导骨干。民生公司的分公司也效法总公司，同样建立了调度会议制度。
民生公司形成了一套“集中管理，分层负责”的财务管理体制与“四统制”相配套。在财务管理方面，卢作孚认为“任何事业之业务能发展到任何程度皆以财务为决定之条件，工商事业尤以财务决定其成败”，因此集权程度比人事管理更高。抗战前，民生公司已有46艘船，4个分公司，4个办事处，3个附属工厂，他们相对独立经营，但都不是独立核算单位，总公司的会计处是最高的财务核算和监督机构。分公司和工厂设有会计股、办事处，各轮设记账员，进行成本核算但不自负盈亏，只有总公司才有独立核算处理盈亏的职能，全公司的一切经济业务核算、预算、决算等均由会计处统一处理。会计处对总公司各单位的会计人员实行统一指挥调度，各分公司、船、厂会计人员直接对会计处负责，执行会计处规定的规章制度和各项命令。形成这套总公司集中管理财务的体制后，彻底刨除了过去航业中买办制的弊端，集中了财力，加强了公司的竞争力。
随着民生公司逐步壮大，船舶达到80余艘，职工6000人以上，附属企业与投资单位达到70余个。抗战开始后，差运、民运日益增多，联运也相继展开，物价不断上涨，客货运价及各种开支定额需不断调整，财务制度更加复杂，遂进行调整。1937年设立稽核室，主要职能是对财务工作和财务支出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它监督财务和预算的执行，使任何财务的处理都以预算为依据，并有符合事实的记录，以预防财务上的弊病，使收入、支出有安排。1940年，稽核室并入会计处。1943年，又重新独立出来，直接对总经理负责。同年，会计处改为财务处，形成一个完整的财务组织机构。这套财务管理体制，会计和稽核相互监督制约，使公司财务工作层层有责，有确定的职掌。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互牵制，使全公司财务工作在财务处和稽核室的组织监督下，系统有秩序地进行，并有效控制全公司的财务活动。1938年开始，公司规定各部门的一切支出均须编制预算，实行“无预算不开支”原则，加强事前审核。从1943年起，进一步加强事前审核，使公司“钱之支出必须先有安排，钱之收入尤须有准备”。靠这套高度集中的核算方法和集中管理、分层负责的财务管理体制，民生公司才能把下面100多个流动的分散的单位，系统、严密地管理起来，使一切活动有章可循。财务体制运作的成功，是民生公司发展壮大的可靠保障和重要原因，卢作孚也被称为“中国科学管理专家”。
这一时期的众多航业公司只顾追逐高额利润，不顾顾客利益，导致运输质量低劣，尤其外轮公司对中国普通旅客歧视严重。民生公司为改善这种状况，注意在提高运输质量上下功夫，重视客货服务。
民生公司的茶房都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职责明确，举止文明，态度热情，服务周到，因而他们对待旅客态度和善、应对灵活、谈吐礼貌，达到规范化的程度。从客人上船时接收行李、安顿铺位和在船上的饮食起居，到下船时收拾行李、招呼力夫或划子、送客上岸，无不照顾周全。长途船上的各级舱位都可收听广播的音乐及新闻，每天都有新闻摘要油印分送给各位旅客，沿江经过地方都有风景照片，供客人传观，服务人员还将沿途风景、风俗、交通、物产及旅行应知事项等告诉客人。到达码头后，岸上服务人员为旅客代运行李，代觅住地。“凡此种种，减少了旅客在旅程中无限的困难，因而得到了无限的便利和安慰”，优质服务开创了航业界的先例，因此有许多乘客宁可多住几日旅馆，也要等到民生公司轮船的班期才走。民生公司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同众多的中外航业公司进行竞争，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优质服务，匠心经营。
民生公司在重视客运的同时，也不放松货运质量。公司每个港口设立港务科，严格执行收、交、保管责任制，下属仓库设有专门的理货主任、副主任及装卸、堆码、画签等专业人员，从交货、保管、运送、到港等各环节均认明责任，减少货损货差，争取货主的信任。航港配合加速货运周转，每当船只到港，港内拖轮、驳船、工人等各司其职协调动作，快装快卸及时转口，毫不积压。民生公司同出入川江的大宗货物货主、行商都订有特约包运合同，并取得联运关系，省去他们转运的无限麻烦。不惜重资改进装运设备，满足特殊货种的要求，在部分轮船和驳船上设置散舱装油、冷藏及起重设备，因而进出川江的桐油、鲜货、机器重件，都愿交民生公司承运，而且也只有民生公司才有能力承运。民生公司设立经济研究室，专设一批人员，调查各地物产和商旅情况，以及运输季节和渠道，供公司参考。编辑出版《新世界》《为君服务》《民生杂志》等刊物，向社会介绍民生，争取理解和支持，提出“船舶优秀，设备完善，服务周密，福利人群”，“客货船舶，两有裨助”的口号，并采取实际措施努力实现，“使扬子江上尤其是上游一段的航运气象焕然一新”，赢得了雇主和社会的信誉，形成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川江水位涨落变化悬殊，20世纪20年代，行驶川江的船舶在技术性能上多不能适应常年不断通航的要求，同时货源不足，船舶往往需要等待装足客货后始能开航，因而大多数航线都没有实行定期航行。民生公司看到了定期航行“一切能先期计划，如期到达”，“于旅客货物运输颇有帮助”的优点，及其成为“各国航业政策之一”的趋势。民生公司开创之初，就努力创造条件实行定期航行，最初只在渝合、渝涪短线上实行，1934年5月1日起，渝叙线也改为定期航线，渝沪航线则在1932年开办时即为每周两班，定期往返，到1936年，民生公司船只行驶的9条长短航线中，有6条实行了定期航行。民生公司要求，参加定期航班的船舶定期开出，定期到港，转口货物做到“毫不停留”，以使“客商信赖民生，像信赖自己一样”。抬价以牟取暴利，杀价以扼杀同行，两者交替使用，运价大起大落，是旧时长江航业界常有的现象。卢作孚认识到“运费涨落无常不但工商业经营甚难，即航业本身经营亦不易”，“其结果纵不致共同失败，至少亦共难发达”，只有“运费持平，限制盈利”，才能使“工商航业，均等发展”，于是提出“求安定不求厚利”的口号，并“每每寻求机会，努力谋实现”，渝涪航线上水全程每客原本4元，民生公司单独经营后自动减至3元，并保持数年不变。1936年冬，川江水位枯浅，中外轮船全部停航，民生公司采取三段航行办法，维持渝宜线运输。分段航行加大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只加收倒装转口费用，运价也未提高。民生公司坚持“安定运费”，“凡属（同业）增加运费之议”，“亦皆折中其间”。随着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中地位的加强，它在同业协议运价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安定运费”的方针，对川江运价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确保定期航行，运价稳定，充分体现了卢作孚“只有兼善，没有独善”的思想。
川江滩多水急，航行不易，海损频发，就有轮船公司因发生严重海损而破产，民生公司素来重视航行安全，积极改进船舶设备，保证旅客安全舒适。在操作方面，对于驾驶人员、引水人员，一般都要经过训练后才分配到船上，上船后还要经过实习、试习、水手几个阶段的实际锻炼，才能开始驾驶轮船。在行船方面，固定航线，固定船只，便于驾驶、引水人员熟悉航道特点，熟悉船只性能。沿江设立施救站，抗战时期还设有施救船，船上救火救生设备，如大口径自动抽水泵、无线电收发报机等各种救护物品配备齐全，都是当时颇为先进的设备。客船必须有压舱货，如无压舱货则以沙石或水等代替，并实行定额管理，不可超载，力求旅客安全的同时，重视改善船舶设备保证旅客舒适。在生活设施上，设置了电冰箱、蒸汽消毒器、淋浴、瓷盆等，并且分舱级配备弹簧卧垫、普通卧垫，舱内设置电扇、儿童玩具、流动书箱、收音机等。还为旅客提供拍发电报、邮寄信件等服务项目，都是民生公司独出心裁率先创设的。
卢作孚把技术和管理看作民生成功的秘诀，他一直在积极争取买好船，用最好的设备，民生公司是最早安装无线电的华商轮船公司。民生公司革除买办承包制后，建立了一套新的人事、工薪管理和职工福利制度，这套制度是民生公司改革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生公司的人事考核制度，以激发职工的进取精神为目的。公司制定出一系列考勤、考绩、考试的规章制度，考勤有《考勤规则》《给假规程》《船员离船办法》等，考绩则有部门的《组织规程》《办事细则》，个人的《职工手册》，各类人员的《须知》《职工平时考绩表》《逐日工作摘要报告》等。按照各个工种，先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制定各种须知，如驾驶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水手须知、茶房须知等，详细规定实际工作内容、程序及职责范围，以之为职工从事各种工作的准则。平时一丝不苟照章办事，考核成绩以此为准，统一制定考绩表，各主管人员每月评级记分，归入档案。有功者奖，有过者惩，在考核上奖惩有章可循，在执行上不徇私情。《奖惩规程》对奖惩对象、奖惩标准、奖惩等级、奖惩办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奖励采取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法，经常在公司刊物《新世界》《简讯》上公布奖励名单，介绍受奖事迹，并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奖金。惩罚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告诫、记过、记大过、罚金、降级、停职以至开除的惩处。有功者及时表彰，有过者引以为戒。卢作孚强调：“管理人员主要的责任就是检查工作人员的工作。”
民生公司实行“年功加俸”制度，即每年给予职工一次晋级提薪的机会。公司成立之初，人员极少，工资极低，实际上是半义务性的，人员增多以后工薪管理也随之逐渐改进，到1929年，订立了《职工年功加俸细则》，实行每年加薪一次。1932年12月，制定《职工薪级表》《薪工条例》，奠定了民生公司薪资制度的基础。职工薪级，分事务人员和技术人员两大类，大体按照技术人员略高于行政事务人员的原则，将各种职务分别列出等阶和级别，按等套级，按级支薪，船长最高可达600元，水手起点仅12元，总工程师月薪高于总经理，职务愈高，级差愈大。“增加薪津以成绩为标准”，奖惩与提职提薪相关联，以《加俸细则》为依据，逐条对照考核，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职工都可望加薪一级，成绩特别优异者可加俸二至三级。职薪对应，提职必加薪，晋升职务比年功加俸受益丰厚。公司中层一级的人员，大多是从水手、茶房、练习生中提升起来的。即使未获提职，随着工龄增加，工资也逐年增长，工作虽无突出表现，只要不触犯公司规章，兢兢业业工作，亦必提薪。职工的工资和工龄、级别、职务成正比，这种工资拉开距离及工资与工龄、能力、表现、职务挂钩的办法，自然刺激了职工的工作热忱和进取心。民生公司提出“公司的问题由职工解决，职工的问题由公司解决”的口号。卢作孚还坚持：
为谋求职工福利，不仅为当前谋福利，并须为谋未来福利，不仅为职工谋个人福利，并须为谋家庭福利。有关福利的设施，如职工补习教育、环境卫生、运动及娱乐生活、医药及死亡保险、家庭住宅、家庭卫生、家庭娱乐及子女教育，皆所必须。其属物质方面者应视经济能力实施之，其在服务方面应竭所有人力趋赴之。
民生公司福利措施大体是按卢作孚的设想向职工许诺的，为职工描绘出职业稳定、生活舒适、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美好前景，在实际当中采取若干措施，使职工得到实惠。全员的集体伙食，由公司餐厅免费供给，这大概是当时中国企业界所仅见，全体职工统一穿着民生制服，并由公司给予服装津贴，民生公司设有单身职工宿舍，并把它作为培养和体现“新的集团生活”和“民生精神”的场所。单身宿舍的房租、水电、伙食费用全由公司开支。自1933年起，开始筹建部分职工家属宿舍，在重庆宜昌计划两个大的住宅区，在上海、汉口、万县和宜宾，计划四个小的住宅区。上海、宜昌均已购妥地基。上海系在市中心区内，准备利用市中心的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游泳池、电影院、戏院和公共花园，注意到职工家庭的经济、教育、卫生、娱乐及一切救助的问题。使职工安心工作，不致悬念家中，可惜部分计划因战事发生而未及施行。“我们极应决定事业的一个理想，作为我们理想的一个世界。不要以为社会不可依赖，正要我们造成社会的依赖，不要怀疑事业会失败，只要我们要它实现，它便会实现”。
民生公司将职工的吃穿住问题都解决之后，还有更硬核的福利，即职工股东化，不发现金改发股票。公司章程中规定，企业盈利时，在纯利中按一定的比例提成作为“红酬”分给职工，“职工股东化，股东职工化”，这样来改变职工，尤其是高级职员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文化基金”的提取，民生公司每年提取盈利的5%，作为文化基金补助费，在北碚设训练中心，有计划地对职工进行军事、文化、思想和本专业的知识、技能等培训，还举办英语、会计、统计专业培训班，举行读书、写字、拳术、游泳竞赛等，各式各样的培训班和学习机会提高了职工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
民生公司在总部及分支机构，设有医务室或简易的保健设施，免费为职工检查身体，诊治疾病。职工因公受伤，医药费全由公司支付，职工死亡后公司都给予一次救助金，工作五年以上者，可酌发遗族生活费，职工满60岁不能继续工作的，可以领取养老年金。1928年和1937年起，对职工实施强制性的储蓄和人身保险，存款和保险金金额按工资比例递增。公司实行各种休假制度，对事假、婚丧假、灾假、产假、病假等，不超过规定假期的工资照发，此外，职工每年可享受12天的特别休假，假期不扣工资。在上述给假范围内同家往返及集体参观游览等，可免费乘公司的轮船，家属半价优待。1932年，民生公司成立消费合作社，供应米、煤等生活物资，一部分供给集体伙食，一部分以低于市价售给职工家属。1936年5月，消费合作社改组为物产部，由职工自动认股，成为公司一个附属商业贸易机构，向职工供应一些低于市价的日常用品。
民生公司做好一切为客货运输服务的准备之外，对职工的服务无不周全，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人到家庭等全方位考虑，强调“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把个人利益和国家、社会需求统一起来，在当时的实业界具有开拓性，不仅给民生公司发展带来好的实效，还促进了整个航业界的共同进步。
正当民生公司取得川江航业的优势，准备进一步发展长江航运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投入全民抗战的洪流中。长江上，官办招商局船只无几，其他民营航业公司力量单薄，民生公司承担起抗战中长江运输的主要任务，尤其是1938年，日寇在我国境内长驱直入，民生公司以巨大的牺牲完成了宜昌大撤退。
1939年开始，敌机对川江轮船的肆意轰炸就开始了，此后三年，轰炸越来越频繁。从第一次“民元”轮被炸沉开始，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轮船在川江上的主力船被炸沉9艘，炸坏7艘，另毁趸船、驳船33艘，除船舶外，被炸毁的还有厂房、栈房、码头、油料、货物等财产，损失甚巨。
1941年8月22日，民生公司的“民俗”轮载运军粮到三斗坪后，搭载伤兵和少量旅客返回重庆，至巫山附近突遭7架敌机轮番轰炸，不幸沉没。船员中只7人生还，其余70人均壮烈牺牲，“民俗”轮遇袭沉没，是民生公司在抗战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除船员牺牲外，还有180名伤兵及旅客同遭不幸。关于“民俗”轮的沉没，民生公司档案中这样记载：
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快离去，他却回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仍扪腹忍痛工作，毫无畏怯，竟与船舶共沉亡。船将倾倒，机舱人员尚望开车挽救，然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工人）杨培之、看炉水（工人）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职。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立船头，继续工作，努力挽救船舶。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慨然答道：“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一次被炸时，龙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坚持岗位不肯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大副李晖汉，当船被炸将沉时，他急赴驾驶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脸，即倒于血泊中牺牲。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时，已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终被炸死殉职。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头脑（领班）唐泽民、袁文彬，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保护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弹如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倒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后，幸存水手辜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划，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客人。
抗战中民生公司牺牲船员117人，伤残76人，每次运输军粮、伤兵，皆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宜昌大撤退之前，卢作孚慷慨激昂：“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心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执干戈卫社稷，拿起武器打击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宜昌大撤退完成后，他又这样写道：“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卢作孚带领下的民生公司职工名义上不是战士，但承担的任务和时刻面临的危险与前线战士等同，一脉江水，因融入了他们的血泪而让人肃然起敬。
民生公司所面临的除被敌人轰炸造成的损失之外，还有物价飞涨带来的严重损失。抗战期间，轮船的货物运费和客运票价都由国民政府限定，远在其他商品尚未限价前，轮船即开始限价，且限价幅度远大于一般商品。民生公司是后方航运主力，仅因限价一项遭受的经济损失就远在其他同行之上。
1943年，轮船所需的钢板价格是战前千倍以上，圆钢和柴油价格为战前三百倍以上，机油价格为战前两百倍以上，煤炭为战前一百倍以上，其余原材料的价格均已在战前百倍以上。轮船运费和票价被限，平均仅为战前四十余倍，外加运费更低的军运，民生公司收支严重不平衡。国民政府要求，兵工器材每吨运费30至37元，其他公物每吨40元，运送伤兵费用减半，运送难民、难童则免费，产生损失皆由民生公司自行承担，仅1939年就净亏128万元，1941年收入与战前年度相比损失700万元。民生公司及全体职工全凭一腔爱国热情，砥砺前行，维持运营。
战前，民生公司的轮船主要航行于长江全线，其中上海到宜昌之间常有5艘轮船行驶，上海到重庆之间常有7艘轮船行驶，宜昌到重庆之间常有4至8艘轮船行驶。战争中，敌人侵占了宜昌以下的长江中下游，民生公司只剩下川江的几条短途航线，为防敌机轰炸，1941年后，这段航线改为白天隐蔽晚上航行，危险少了，航期长了，造成新的损失。
当时，民生公司拥有新旧船只约100艘，但可供民生公司航行的各航线只满足40艘轮船航行，其他大部分轮船虽无航线却要准备随时航行。因为军运紧急，随时可能调派船只，川江水势涨落之间落差较大，要根据实际航运条件及时更换船只，为保证战时运输的正常进行，民生公司必须维持一组轮船经常航行，而其余的轮船作为备用随时待命。卢作孚这样记述：“……但得准备航行，第一，差运缓急需要准备，第二，江水涨落的变化需要准备。例如嘉陵江江水易涨易退，涨时使用五只烧煤的船，退时需立即使用五只烧油的浅水船，维持一组轮船经常航行，即需有加倍以上的轮船准备航行。凡此困难，均不是局外人所容易明白的。”与此同时，为适应战时持续运输的需要，已经被炸坏的船只必须修复，已经炸沉的船只必须打捞，以恢复运力。对民生公司而言，修复过剩的船只非当务之急，但抗战大局需要，国家需要，必须马上打捞修复它们。民生公司因打捞沉船支出巨额费用，负担沉重，致使“连年亏折，罗掘俱穷”，亏损形势直至1945年才扭转。
1937年8月到1942年底，民生公司共运输兵工器材约17万吨、士兵200万人、军品辎重约26万吨。而此时的民生公司困难重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债务大半都是商业银行的借款，长期的仅一个月，短期的仅借三日到七日，以日拆计息。公司负责人，尤其是负财务责任的人，天天借债，天天还债，紧张得不像样！彼时更突然遭遇了重庆的银根奇紧，若干银行自保之不暇，只肯收债，不肯放债，至他那时非立刻宣布破产不可了！
1941年，卢作孚在歌乐山养病的日日夜夜里，开始反复思考民生公司的前途。他感到，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使命已经完成。
1942年底，民生公司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卢作孚决定向国民政府辞去交通部次长的职务，回民生公司去，带领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走出困境。他从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至今，离开民生公司已经7年。
1943年4月，卢作孚获准辞职。他回到民生公司时，看到这时民生公司变得机构臃肿，职工热情消退，工作效率降低，少数高级职员开始蜕化变质，图谋私利，投机取巧，曾经的鼓舞全体民生职工的“民生精神”，在这部分人身上不复存在。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同时面临内外交困的形势。
1943年9月，卢作孚以“沉痛”的感觉，“亲切”地写下了《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作为民生公司的小史，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寄望诸多“良友共同担当这最大的困难”，“困难愈大，我们的力量愈大，有力量就没有困难”。
官僚资本对民生公司的觊觎由来已久，卢作孚竭力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才避免被吞并。1935年，卢作孚已经是中国最大航运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几十家企业的董事长。他在民生公司内部，始终是一个灵魂人物，民生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且股权分散，大股东也不一定就能担任董事或者董事长，这种产权和经营权的架构，让身无分文的卢作孚始终牢牢掌握对民生的话语权。
1938年，武汉撤退运输正紧张之时，民生公司集中全部轮船抢运物资、撤退人员，国民政府军政部以统一调配，便利抗战运输为名，准备下令将民生公司全部船只交给军政部掌管调派，企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将其吞并。卢作孚明白，他们是想以国难为由兼并一个艰难自强的民营企业。卢作孚坚决反对，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民生公司的生存出发，他认为军政部对航运完全不熟悉，如果撤退运输工作由它负责，必将造成严重混乱，不但影响撤退物资、人员任务的完成，还会延误时间造成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民生公司抢先向政府提交了一份运输计划，主动提出承担包运所有的撤退物资，至于运价则只按平时商运价格的十分之一计算，并在5个月内把积压在宜昌的8万吨兵工军需器材全部运出宜昌。另一方面，卢作孚又通过好友张公权向军政部长何应钦陈说利害，才使当局改变主意。
卢作孚坚持抗争，并非为民生公司保住民生船队，而是为民族大义保住民生船队，也为日后的宜昌胜利大撤退埋下伏笔。军政部接管等于民生公司事实上的倒闭和瓦解，十余年心血培育的民生精神和科学管理体制将不复存在，由此引起人心动荡和人才流失，当前及今后的战时运输必将大受影响。
1938年底，国民政府由武汉撤到重庆，“孔宋财团”对在长江上游举足轻重的民生公司垂涎不已，打算通过投资和安插人员来实现对它的控制，卢作孚对他们的企图一目了然，婉言拒绝。次年，民生公司因抗战开始后柴油进口来源断绝，拟增资700万元，改造一批烧油旧船和建造一批烧煤的新船，以满足战时运输需要，资金十分困难。孔祥熙、宋子文都想用大量投资的办法侵吞民生公司，孔祥熙指使中央信托局出面，要出资占有股份的50%—60%，宋子文也示意，他所掌握的中国银行也要投入60%的股份。卢作孚明白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从维护战时利益出发，更不是为帮助民生公司突破资金限制的瓶颈解决危机，而是想通过控制股份将民生掌握在自己手里。卢作孚既要依靠他们的支持求得发展，又不愿让某一方势力控制。于是，他通过好友张群游说孔祥熙，示意其不要直接插手地方企业，又活动陈果夫、陈立夫门下的钱新之出面，扬言民生公司是交通运输业，投资不能没有交通银行的份。从而形成了政学系、孔、宋、陈在对民生投资上的僵持局面。最后以撤销增股，代以发行公司债券了结，由17家银行认购700万元的公司债券，形成了“一债多主、互相牵制”的局面，既避免了“孔宋财团”的吞并，又达到了增加资金的目的。
后来，孔祥熙又想通过暗中收买股票的办法控制民生的股权，因卢作孚对股票转让有着严格的控制而落空。民生公司曾自建一幢与中央银行为邻的四层办公大厦，孔祥熙为刁难民生公司，要求卢作孚将大厦转让给中央银行。没有商榷，没有补偿，没有余地，蛮横强夺，卢作孚稍有迟疑，中央银行便以各种借口推迟应付给民生公司的差运费及拨款。是时，物价飞涨，稍一延迟损失甚大，无奈之下，卢作孚只得将大厦卖给孔祥熙。
卢作孚的朋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曾说：“今天可惜把作孚先生的精力四分五裂，不能专注公司发展，所以他最苦。这苦，也只有同仁才深知。”
国民政府迁到四川后，川江航运成了国统区交通运输的主干，而执川江航运牛耳的民生公司的地位也更加重要。民生公司同当时中央和四川地方各派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都有股份，官僚集团虽对其垂涎三尺，但也不便一举吞并，以免引起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只好支持民生公司，为自己服务。民生公司既要求得政府当局的支持和资助，又要防范被鲸吞，卢作孚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带领民生同仁周旋于中央财团、地方势力及中央财团各派之间，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不仅维护了企业的独立生存，还取得了长足发展。
1945年5月，卢作孚结束美国的会议和考察回来后，立即去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向他详述在加拿大借款造船经过，提出需要政府为借款担保的问题，请求支持。宋子文则推以政府正在同美国谈判一笔数额很大的借款，等借款到手后，即可拨付一部分外汇给民生公司在国外造船，就不必向加拿大借款了。卢作孚看得出这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目的是搪塞担保之事，是他们觊觎民生，欲得手而不能的贪婪延续。他焦急万分：如果政府不提供担保，在加拿大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新船订造计划将无从谈起。
战后，招商局从政府方面得益良多，但是见民生公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涉足长江中下游与沿海航线，其总经理徐学禹放话“要吃掉民生公司”。卢作孚闻之，甚为愤慨。他以毫不掩饰的率直反问交通部相关官员，以民生公司在抗战中的贡献和巨大牺牲，当然意难平。后来的一次宴会中，卢作孚又一次当着20多位名流直言不讳，质问徐学禹，问得他一言不发。君子坦荡荡，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放在桌面上谈，可是木秀于林，树欲静，风不止，招商局的无厘头操作一波接一波。徐学禹当然不会就此罢手，招商局仍或明或暗挟制民生公司，独揽效益最好的台糖运输不说，还要挟台湾银行，禁其为民生公司办理汇款解困，官营资本毫不掩饰它的蛮横霸道。
1939年，民生公司拥有轮船116艘，营运能力远在后方各公司之上。之后每年，因被炸、海损事故减损一批，又新造一批，增减无常，到1945年，仍保有轮船84艘，比战前增82.6%，它的船舶增长速度和战时后方运输能力，都让其他公司望尘莫及。随着战局的变化及后方交通的需要，民生公司又开辟了长短航线30余条。同时，它凭借自己的技术力量，解决进口货源骤减、船用器材奇缺的困难，研制船用高压水管锅炉，自制船舶配件以替代进口产品，以木代钢制造木壳机动船，就地取材，试验代用燃料，以及其他船舶技术改造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维持船队并不断壮大。
民生公司在这样看似不断壮大的情况下，承担了大量军公差运，所收运费极低，航运收入剧减。整个抗战期间，卢作孚不仅透支了自己的健康，民生公司也将历年盈利积累消耗殆尽。
从1939年起，民生公司出现账面亏损，当年结算，账面亏损达43万多元，1940年亏损达51万多元，1941年亏损达125万多元，此后亦年年亏损，到1945年高达2215万多元，“非我职工不努力也，时局艰难”。卢作孚辞去公职，回到民生公司主持工作，他亲自奔波，极力争取，虽得政府若干修复被炸轮船的补贴和几笔低息贷款，但远远不能弥补船舶被炸、营业亏损、差运事故等各方面损失。卢作孚欲通过采取扩股增资、发行公司债券、提高折旧率、抑制股东利息和职工红酬及工资福利、扩大资金积累、抢购器材、厉行节约等多种措施，渡过难关。
民生公司相对同时期其他几家航运公司的萎靡不振，可以说是逆势发展的，其原因多方面。民生公司的主要业务本在川江，内河轮船保有量多，国民政府西迁使川江航运比以往繁忙几倍，适应了当时环境的迫切需要。民生公司轮船在抗战初期未被征用，在沪轮船也于江阴封锁前驶入长江，产业得以保存。长江中下游轮船撤退至宜昌，因马力小吃水深而无力入川，卢作孚忧其滞留宜昌恐成敌人的战利品，船员为生活所迫亦难免为敌所用。他主张，凡有意出售的船只，民生公司都收购过来，随船船员一并录用，设法驶入川江。民生公司的船只遽增至115艘，增加了运输力量。战时首都人才荟萃，民生公司大肆罗致，内外管理均得到改善。
“战时运输，最困难的还是准备而不一定是运输本身”，卢作孚深谋远虑，精心筹划，为战时运输做足极具前瞻性的布局。抗战前期，他指示民生公司在香港、广州及长江沿岸搜购柴油4000余吨，润滑油数百吨，钢板、五金等器材2500吨，所需款项是银行贷款，共计440余万。这批贷款在当时是很大一笔，后来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经过两年时间再去偿还，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储备的这批油料，除支持武汉、宜昌撤运起了巨大作用外，还弥补了民生公司在抗战中的亏损，维持了后方交通运输，民生机器厂贮备的器材及收购的旧船，也为维修和改建船舶起了极大作用。
民生公司的发展除了以上几方面原因外，还通过增添新股、扩大提留基金、紧缩企业开支、对外投资等灵活运用资金的手段，保持企业持续发展的后劲。“航业是民生公司的主要事业。但民生公司的事业，究不止于航业”，发展投资事业是卢作孚的一贯主张。“开发产业”是民生公司的宗旨，也是卢作孚“实业救国”主张的重要内容。他在文章中道，“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还要“将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谋全部联络……其联络愈广，其帮助愈广”，所以，民生公司从创办开始就积极向外投资。
1935年以前，卢作孚集中精力带领民生公司“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此后，公司在航运业根基基本稳固，便开始向其他行业投资。抗战开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为民生公司扩大投资事业创造了利条件。其一是抗战开始，西南、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人口的增加带来军民用品需求的增加，再加上进口渠道因战争被阻断，以往通过进口满足市场需求的商品物资无法输入，引起供求紧张，物价暴涨，刺激生产发展。同时，过去大量出口的农产品原料无法运出，致使价格猛跌，这几方面因素促成了抗战工商业的繁荣，为民生公司扩大工商业投资带来难得机遇。其二是大量工厂企业内迁，撤迁四川的厂矿企业通过川江航道进川，因此必须依靠民生公司，合作机会就这样送上门来。进川企业因择地建厂和营运资金困难等问题所困扰，为民生公司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民生公司在工矿、贸易、金融、交通运输等各行业进行了大量投资。
从1927年起，民生公司开始对外投资，至1935年末投资范围已涉及企业15家，投资金额约40万元，其中主要是天府煤矿和北川铁路公司，其他企业规模不大且相继合并或停产。1936年起，民生公司开始对外进行大规模投资活动。据相关统计资料，1927至1949年的22年中，民生先后投资企业95家，除关停、退股、合并的外，继续开办的有78家。按时间段分开来看，1936年之前才2家，1936到1945年就有50家，战后的1946到1949年共26家。民生公司投资涉及行业范围很广，除航运业，还涉及煤炭、矿冶、机器制造、纺织、食品、贸易、保险、银行、建筑、新闻、公用事业等。总的来看，抗战期间以投资生产性企业为主，战后投资以海洋航运、进出口贸易、金融保险为主，较少再投资生产性企业。
1940年时，民生公司对外投资总额已占公司总资本的50%，即公司总资本中已有一半用于对外投资，这充分说明对外投资事业在民生公司中的地位，也表明其经营方向从航运向其他实业扩张，形成一个以航业为中心的跨行业经营的大型资本集团。
民生公司虽然投资广泛但并不盲目，凡属投资，都是经过董事会讨论才决定，它对每个企业的投资都有明确目标，也有投资重点。按行业分类的话，投资主要集中在航运、煤矿、机器制造，其次是贸易、轻纺、食品和保险业。民生公司投资煤矿企业最多，达15家，投入资金也最多，绝大部分是在抗战期间投资的。其中，卢作孚担任董事长的天府煤矿是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民生公司把它当作投资重点，并为此修建了北川铁路，不但保证了民生公司轮船用煤，而且还享受优惠价格。战时，天府矿业供应重庆市全部用煤的一半以上，后方工矿业迅速发展，人口增加，燃料供应紧张，煤价涨幅远高于其他物资，为民生公司带来巨额利润。这一时期，卢作孚十分注意发展后方的机器制造业，民生公司在此行业投资涉及9家企业，其重要性不亚于煤矿行业。他除了极力扩大民生机器厂外，投资最多的是与汉阳周恒顺机器厂合作的恒顺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大鑫钢铁厂合作的渝鑫钢铁厂，恒顺厂是后方仅有的几个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机器厂之一。战时，恒顺厂为民生修理了轮船10多艘，制造船用蒸汽机20余部，对民生公司的航运起了重大作用，获得利润也相当可观。民生公司投资的纺织业主要有大明纺织厂、裕华纺织厂、西南麻织厂，以大明纺织厂最为突出，它是战时迁川的大成纺织厂与三峡染织厂合并而来，为重庆最大的棉染织企业。由于市场需求激增，利润率一般都在100%以上，民生公司在纺织业的投资同样获得了巨额利润。同金城银行一道经营美金公债、黄金储备等，储存了一两百万美元的外汇。其他行业，如：航运业民生公司共投资8家企业，贸易业共投资9家企业，保险业投资9家企业，其中7家为战后投资。建筑、金融、新闻及电力公用事业等行业也有投资，虽数额不大但作用不小，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是服务于航运业的需要。
短短10余年间，民生公司围绕航运事业向90多家企业投资，投资形式和途径多种多样，主要有与内迁厂矿合资经营，与金融界实业界巨头合资重新组建新企业以及向旧有企业投资。民生公司对与航运业关系较大的行业进行重点投资，如煤矿、机器制造等，而且将重点行业的一流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中，如天府煤矿、恒顺机器厂等。民生公司对外投资的选择注重社会需要和行业需要，强调开发后方产业但更注重经济效益，因此，民生公司从对外投资企业中获得较高收益，企业利润一般在30%—40%，有些企业利润常在100%以上，最低的也不低于20%。1937年到1941年的5年中，民生公司对外投资利润达200万元，这些投资收益，补充了民生公司战时运输的亏损，对帮其度过战时经济困难作用巨大。时人著文称：
一部川江航运史和民生公司创造史是不可分的。战前枯水三段航行的发动，买办制度的废除，工业化四川的准备，战时对民生造船厂的扩充，天府公司的改善，渝鑫炼钢厂的扶植，大成纱厂迁到北碚与三峡染织厂的合并，使民生公司日益复杂，不再是个单纯的航业公司了。
战火中的民生公司，出人意料地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00多艘船只，以航运为中心，跨行业的、拥有许多企业股权的、具有相当实力的资本集团，在长江流域尤其长江上游，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力量，以致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的名字妇孺皆知，并在国外产生了影响。
战后，主要投资的几个企业先后要求独立经营，脱离民生，许多中小企业也因通货膨胀而营业困难，甚至关停。卢作孚也将主要精力转向发展海运，投资收益锐减，这成为民生公司走向衰败的开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民生公司在抗战运输中的有功人员给予褒奖，授予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胜利勋章。
当一般人都在高谈战后及航业问题的时候，它还是只忙着战时问题，忙着解救战时的无限困难，尤其忙着战时应负的运输责任。不是它眼光短浅，不能看到战后，而是它认为问题列排的秩序，应该是第一为战时，第二乃为战后。它相信国家对于战后的航业，必有整个的筹划，必责成几个主要公司分担各主要航线的责任，而由政府妥为分配；何家公司主力用在远洋，何家公司主力用在南洋，何家公司主力用在沿海，何家公司主力用在扬子江，使各竭其全力发展其主要航线，相互间配合而不致相互间冲突，这是国家必定把握的大计。其余都是轮船公司自己的事。民生公司在国家整个航业筹划之下，也当然是主要负责的轮船公司之一，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保持航业上的长期和平，使不再发生残酷的斗争，扬子江中下段，他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使足以与它的上游航线联系；沿河它也许视能力参加，以与扬子江联系，它不得不有几条相互救济的航线，使不致因为一条航线不景气，而受致命的打击。这是它得自己努力的，也必荷政府予以批准的。
1943年，卢作孚写了长文《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他为民生公司制订庞大且长远的规划并不只是为了民生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卢作孚以全球化的眼光，整体化的思维，透过危局看到机遇，他的目光早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的彼岸。这是他的理想，他如此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期待国家获得发展，早日实现现代化。
民生公司自创办之日起，就是一家极具进取精神的拥有勃勃雄心的企业，早在抗战中后期，就计划战争结束后借助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开拓海洋运输。1943年，民生公司自办的刊物《新世界》载文：“在抗战过后……我们首先要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海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办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有飘扬着悬有民生旗的海船。”同年，卢作孚说，民生公司“相信国家对于战后的航业，必有整个的筹划，必责成几个主要公司分担各主要航线的责任，而由政府妥为分配”，民生公司“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扬子江中下段，它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至于沿海航线，“它也许视能力参加”。这些言论，无不透露出民生公司的发展设想，即立足川江，走向长江中下游，插足远洋航运。
1944年底，卢作孚被派出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他在美国考察，广泛接触美国政治、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寻求在美国贷款造船的机会，因美国造船价格非常昂贵，只好改变思路将目光投向加拿大。次年初，卢作孚携秘书童少生、翻译孙恩三到加拿大，先后参观了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地的造船厂，考察发现，在加拿大造船的话，技术水平不相上下，价格却要比美国低得多。另外，加拿大国会刚刚在上年通过了一项《输出信用保险法案》，以降低利率为条件，鼓励外国企业向加拿大借款，但有一个限制条件，即外国企业在加拿大所借款项必须在其国内订购产品，并由借款者所在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共同担保，承担风险。主要原因是二战中加拿大造船业飞速发展，眼看战争接近尾声，各造船企业担心战后经济衰退，而急欲扩大对外业务。
卢作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在加拿大借款造船。经加拿大人皮尔士引荐，卢作孚顺利拜访了加拿大总理、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政界要人，商议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事宜，加拿大政府承诺为民生公司向加贷款造船提供担保，贷款造船计划进展顺利。卢作孚同加拿大两家造船公司达成协议，计划订造“川江枯水船六只、洪水船三只、拖头三只、铁驳四十只”，总造价1500万元。之后，又同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三家达成协议，民生公司自筹15%现款，其余85%由这三家银行联合向民生公司放款，年利率3%，从1951年开始分10年偿还。加拿大政府向银行担保，中国政府则向加拿大政府担保，取得担保后，正式签订借款协议。
卢作孚作为中国近代极具开放意识的实业界领袖人物，拥有罕见的全球视角，他所谋求的是中国在战后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海洋运输大国、强国，以此为突破口带领国家加入世界经济格局，快速融入全球商业活动。他苦心孤诣借款造船，就是为民生公司，也可以说是为中国民族航运业走向世界所布局的第一步。
卢作孚非常兴奋。这笔贷款数目巨大，利息低且还款期长，如此顺利地谈妥，不仅是一个理想的结果，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当时，同在加拿大活动的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政府，均只获得600到700万加元的贷款，而一个民生公司就实际获得了1275加元的造船资金。中国一个民营的民生公司，已经获得了国际商业社会的正式承认，但好事多磨。卢作孚回国向政府申请担保时，因触及权要利益，遭到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拒绝，多方努力，终无进展。
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末日来临。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后的几天里，卢作孚办公室的灯火彻夜不熄。
民生公司发动全体职工，开始准备复员运输工作，恢复长江全线通航是民生公司的当务之急。9月2日，第一批出发的民生职工队伍抵达宜昌，恢复了分公司业务。日寇投降后两个月内，迅速恢复了宜昌、汉口、南京、上海的营业机构。9月15日，“民熙”轮作为还都专轮抵达南京，成为战后长江上游开往下游的第一艘轮船。接着，“民联”轮直航上海，长江航运体系高效恢复。
战乱日久，归心似箭。成千上万从沦陷区撤退到四川的机关、学校、工厂的人员；成千上万奉调出川接防、接管的部队和大小官员；成千上万胜利后急于返乡的普通百姓，致一票难求。为减轻运输压力，民生公司再次采用分段运输的办法，尽可能调集船舶，分流返乡人群，使之尽快离开重庆，返回故里。民生公司为复员运输共计执行289航次，涉及物资9.2万吨，人员20余万。民生公司轮船借复员运输之机及时开出川江，恢复长江中下游的航线和机构，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卢作孚的“在扬子江中下游航段，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的设想。
这一时期，民生公司因长期亏损、船舶修理费用巨大、公司职员罢工等诸多事件纠缠，导致内外交困，风起云涌。卢作孚重压之下不改初衷，积极准备实施插足海洋运输的计划。
1946年初，卢作孚的工作重心转移至上海方面。他要趁外国航运势力退出和萎缩，沿海、远洋航线留下空白的有利时机，一面着手自办海运业务，一面同金城银行合组太平洋轮船公司。4月，民生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将业务重点向中下游和沿海转移。春，民生公司与金城银行合作组成的“太平洋轮船公司”正式成立，拥有民生公司在美国代购的3艘海轮，计9160总吨，命名为“黄海”“南海”“渤海”。6月，民生公司在上海设立总经理办公处，卢作孚坐镇上海，其他人员也从总公司中高层骨干中抽调选任，以加强上海办公处的职能，为拓展沿海业务提供组织保障。夏，在卢作孚努力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将5艘美军退役登陆艇无偿交给民生公司，作为战争损失的补偿，它们分别被命名为：“沅江”“赣江”“湘江”“沱江”“岷江”。8月，“民众”轮首航上海至基隆航线，10月底，该轮又由基隆开往天津，此后，民生公司和太平洋公司的轮船陆续开航南北洋各地，航线渐次伸展到曼谷、菲律宾、新加坡、日本等地，并在天津、青岛、台湾、广州、香港等口岸设立办事机构，投入海运航线的轮船13艘。
1946年9月，卢作孚为定购轮船一事再赴美国、加拿大，贷款造船一事经过几番周折，拖延了一年多时间，国民政府慑于社会舆论的同时又需拉拢各方面势力，才同意由政府提供担保。
1946年年底，卢作孚在加拿大完成贷款全部手续，造船合同正式签订，签约结束即在魁北克省设立了民生公司办事处。“原计划造川江枯水船六只、洪水船三只、拖头三只、铁驳四十只。其后因造船成本超过预算，加钢产量不够出口，仅在加造轮船大小9只，拖头驳子不能不在国内订造……”卢作孚决定，3艘大轮船分别命名为“虎门”“玉门”“雁门”，6艘中型轮船分别命名为“荆门”“夔门”“石门”“剑门”“龙门”“祁门”，其中2轮于1948年9月投入沪渝航线，其余7艘则于1949年底前陆续竣工，驶抵香港。这9艘船只总吨达15084吨，相当于战时民生公司船吨的58%，虽造价高昂，但新船技术先进设备良好，是国内的一流船舶。当时看来，“门”字轮投放长江航运，成本利润不成正比，但是卢作孚认为这一举措是民生公司长期超越官办招商局的一个捷径，独秀长江，得比失多。
卢作孚在加拿大期间，抓住战后美军淘汰剩余军用物资的机会，以极为便宜的价格，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购得二手登陆艇、扫雷艇、运油船等10多艘，半成品驳船10只。轮船分别命名为“太湖”“宁远”“定远”“怀远”，“绥远”“资江”“乌江”“赣江”“渠江”“龙江”“怒江”“生黎”“生灵”“生民”等，这批船“其价甚廉”但“修改及驶回费用仍巨”。民生公司为筹集这批船舶的改造资金，不惜动用抗战期间的积累资金100万美元，又向金城银行借了200万美元，还出售了上海愚园路宿舍及大明染织厂、恒顺机器厂的股权，才算凑足所需外汇。由此可见，卢作孚为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扬眉吐气，为大力发展中国远洋运输业，目标明确，志在必得。这些军用船舶在美、加改造为民用轮船后驶回国内，其中多数可以航海，为民生公司扩展海运打下基础。
至此，民生公司已在卢作孚的带领下，将经营重点由川江逐渐发展到海洋，海运给民生公司带来巨大收益。尽管它在长江航线背负着沉重的公差负担，又受通货膨胀的严重冲击，但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民生公司账面出现多年未有的盈余，海运收益弥补了长江航线的部分亏损，使民生公司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刻能够支撑下去。
1948年3月，卢作孚携上海分公司经理宗之琥及副总麦乃登、秘书周仁贵等赴台湾、香港考察，为民生公司下一步发展做铺垫。这次考察使卢作孚有了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东南亚海运航线的打算。6月，上海分公司扩大为上海区公司，下辖沿海及外洋各分公司和办事处，为了适应业务发展，还在上海购买、租用了专用码头和仓库。民生公司完成了从专营内河航运到内河远洋航运兼而有之的转型，业务重心从重庆顺利移至上海。从河到海，卢作孚的海洋航运战略正迅猛推进。这年秋天，民生公司在加拿大订制的9艘新轮中，第一批2艘驶回国内，加入重庆至上海航线，其余7艘，陆续完工回国。
民生公司大举购船，扩展航线，到1949年已拥有江海轮船96艘，成为走出川江、争雄长江、伸向海洋的一大航业巨头，登上了其创办以来的顶峰。民生公司是20世纪30年代后民营航业中发展最快的一家，在短短20多年时间，船只增长147倍，总吨增长728倍，速度惊人，就是这样一家生机勃勃的企业，在内战期间也未能免于濒临停业的厄运。
民生公司除了面临民营航业公有的种种困难外，同时还要应付官僚资本沉重打击和身负重债的严峻局面。民生的资本总额，从账面反映的数额看并不是很大，1942年账面记载为700万元，法定公积金为35万元，二者合计，仅占当年负债总额的37.6%，可见民生公司的周转资金，主要来自借款，卢作孚亦承认“在……重庆的事业，民生算是负债最大的一桩事业”。这种情况从30年代初一直到解放，无根本性变化，尤其抗战以来更靠借款维持，国民政府需要这只川江上最大的船队为其政治服务，时时以巨额贷款给民生公司。产业资本利用借贷资本周转资金，有利于生产发展本是正常现象，但民生公司借入金额之多实属罕见。卢作孚善于经营，在百业不振的抗战时期利用借贷资本发展航运，固定资产增长迅速，流动资金全靠借贷，影响到正常经营，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方面竭力谋求发展，一方面资金周转困难。对借贷资金的过分依赖，使企业经营危机四伏。
1947到1948年，民生公司面临的困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急剧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今天到手的法币，明天就可能贬值一半，民生公司不可避免地遭受法币贬值所带来的损失，经营状况更加恶化。从1947年冬到1948年初，卢作孚频繁往返于重庆、上海、南京之间，为解决公司财政困难和数千名职工的生计奔波。此时，公司大部分职工仍继续保持着“民生精神”，为事业、为民族航业的发展努力工作，但内部少数中高层管理人员在战后复杂环境中变得腐化，只顾个人私利，违法贪污，更增加了民生公司的困难。
卢作孚觉察到“民生精神”在社会风气侵蚀下的衰退，几年前就曾发现，个别职员连正常上班时间都不能保证了。黄炎培、宗之琥曾予以提醒，介于抗战形势，卢作孚无暇顾及，直到船舶调度委员会解散后，才腾出手来处理这一问题。民生档案中记载：
本公司在战前，赖同仁悉具事业心，洁身自好，风纪严谨。公司业务，在最困难环境中，仍能异军突起，进而执川江航业界之牛耳——公司兴隆之主要因素，所谓谨严风纪者，至今已荡然无存。言念及此，不寒而栗。
1947年，卢作孚次子卢国纪携妻女自南京回重庆，先后乘坐“民本”“民贵”两轮，目睹船上腐败现象触目惊心，随后将所见所闻反馈给卢作孚：
特等舱待客事务，已全部交于船上“管事”负责，而“管事”所用的茶房非公司任命，未经训练服务质量不能保证。“民本”轮过南京、汉口，有缉私检查人员上船，均见到特等舱茶房用衣服包裹大量金钱贿赂，原因不明。“民贵”轮日暮时分过早抛锚，停泊于小乡镇，是为便于船员上岸聚赌。一船船员中，参赌者竟有六七伙之多，连续两夜如此，以致大大延误行程。“民本”轮特等舱应出售之票，却故意不卖，将空舱让与公司高级人员家属。这些家属或只买了统舱票，或根本没有买票，专事揩油。
卢作孚对民生公司内部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专批彻查，这些与自己初衷背道而驰的现象，是在“集团生活”试验后期所不愿看到的。他预感到了国内局势的复杂及可能发生的变化，决定将业务重心南移，始终对民生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只要挺过这三两年，一定可以在海洋运输方面大有作为，等形势稳定下来，再分出精力重振民生精神。总体而言，自抗战起民生公司虽危机四伏，一波三折，但管理层稳定及整个团队相对稳定，尚能共克时艰。
至1949年，民生公司花光了战时储备起来的100多万美元，卖出了一些投资企业的股票和房地产，仍有大量债务无力偿还，其中包括加拿大造船及其他贷款共1535万美元，借贷黄金1600两，港币140万元，以及每年支付加拿大贷款的利息加币38万余元。这些贷款若不能偿还，不仅影响公司信用再难借贷，甚至还面临船产被扣抵债导致公司破产的危险，公司只得移东补西以维持企业经营危局。经济危机加剧了民生公司的内部矛盾，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精心培育的创业精神，无形瓦解，部分成员徇私舞弊生活腐化，严谨风纪荡然无存。卢作孚苦心经营20多年的民生公司，趋向衰落。
1949年1月底，卢作孚回到上海，为确保民生公司轮船的安全，采取一系列行动。他命令在加拿大陆续建造完成，并驶回国内的新轮，不再进入已经被封锁的长江，驶向香港待命，还命令民生公司在长江上航行的所有轮船，除保留极少数应付运输的需要，继续在长江下游行驶外，其余绝大部分船只向长江上游集中，驶回四川。
这段时间，卢作孚一直留在上海，密切关注时局，为保护民生公司在沿海的轮船紧张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一向视船舶如生命的卢作孚，频频召集公司有关人员研究应变措施，广大船员也认为“轮船就是家，保护了船就是保护了自己”，所以保全船舶成为大家一致的行动。当时的安排是：能出海的大船和加拿大造的新船，尽可能集中在香港，等待时变；能入川的尽可能集中在重庆，保存基础，迎接解放；既不能开进川江，又不能出海的中下游船只，则按具体情况周旋，避免破坏，保存自己。正在上海修理的“民权”“民万”两轮，则与厂家联系，延缓施工，暂不出厂。
上海临近解放，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所有船只立即驶出长江口外，否则就地炸毁。民生公司船员把停泊在黄浦江中的几艘轮船的海底阀打开，让船徐徐沉入水中，使之呈半沉状态，让外人看来好像沉了，到时候关上阀门将水泵出船身就会浮起，以此避开破坏。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此时，被围困在上海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收缩防线，向海上撤退，由于海路撤离需要运输工具，军队强行扣留了大批在沪的轮船，民生公司的“民本”“民丰”“民众”“渠江”“怒江”等轮船先后被扣，封锁在定海海面。此时，浙江省府已迁到这里的舟山岛，从战场败退的几十万溃兵集中于此，整个定海乱成一团，最要紧的是船上几百名船员无钱无粮无淡水，处于绝境之中。经过几番交涉，联勤部同意将民生公司的船员登记造册，配给粮食，船员又凑钱买了一些淡水。后来，“民本”“民俗”两轮以“内河客轮不宜出海”为由要求离开定海，但被挟至台湾。卢作孚考虑到他们留在定海前程未卜，安危莫测，同意先去台湾，随后再做周旋。两江轮到达台湾基隆，劫后余生的船员一片欢欣，卢作孚与当局反复交涉，为其办了“出口签证”方得平安抵达香港。“龙江”轮搁浅后，“渠江”和“怒江”轮于1949年底以同样的方式抵达香港，留在台湾维修的民生公司重量级客轮“民众”轮，在东海、黄海打兵差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船也先后开到香港。1949年春至1950年初，前后历时9个月，营救轮船的工作方告一段落，汇集香港的轮船19艘。
在此期间，卢作孚通过无线电台遥控指挥，依靠中高层骨干和一众船员的同心协力，使大部分轮船脱离险境。时人回忆：“在江南解放前，卢总经理对长江流域各埠我公司业务等即有一定安排，故申汉解放后，各埠劳资合作方面，情况都比较好。”“他说他断然实行分段接运，维持长江交通。他认为江运受阻，乃暂时现象，日后他将沟通整个长江航运，并扩大近海海运，见识之高，令人难忘。”
重庆解放前夕，卢作孚频繁往来于重庆和香港之间，召集骨干人员开会，部署应变之策。这段时期，他无暇顾及健康状况的恶化，不仅要保住船、码头和仓库，还得让职工有饭吃。事实证明，他主持制订的江轮向重庆集中、沿海轮船向香港集中策略是明智之举，全体船员和岸上职工机智勇敢，使绝大多数轮船得以安然无恙。
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此，中国人民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是中华民族古之以来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这一年，是中国开始从动荡走向长治久安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进步从此开启新纪元，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
20世纪的中国在离乱中摸索了将近50年，在这个转折点上，56岁的卢作孚除了营救他视之如命的船只，还想些什么呢？做些什么？以他的智慧，对时局早已了然于胸。
1947年底，卢作孚与张公权、何廉、熊式辉等谈起时事，他认为“今日挽救危局诚不易”。他提出，蒋介石若予各方面将领完全信任，付他们及地方政府大权，同时改组行政院为责任内阁，比一人独裁更有力量，再允许美国直接支持各部队及地方，增加空运力量，或可有转机。卢作孚对战和两难之际的中国政治大势有绝对敏锐的认知：“言和须有可和环境与能和准备，否则终将被消灭，且共党领导人即使有采取并存，造成平衡力量以防苏联以己为傀儡之心，未必能为苏联所容忍。”
当时，身在香港的卢作孚至少有四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去台湾，张群、叶公超等国民党政要一再劝说他走这条路，但他拒绝了；二是去美国写回忆录，安安静静地去总结二十几年来办民生公司和建设北碚的经验，挚友晏阳初承诺为他安排一切，但也被他谢绝了；三是留在香港，凭他掌握的那些轮船，依旧是响当当的“船王”；四是北上。那么，卢作孚所思所虑的是什么呢？他的最终决策及留给挚友晏阳初的信函，足以证明他心底的澄明，见识的高远，“台湾绝非可凭藉以与大陆作战之基地，最后结束似只有时间问题”，“如美国欲得全中国人之好感，最好设法结束台湾残余无望之争”。
最终，卢作孚选择了北上之路。1950年6月10日，是他北归的日子，即使选择了回来，他可以留在北京，以工商界头面人物的身份担任风光的荣誉职务，这也是新政权求之不得的。然而，他心心念念的只是民生公司，那是他的事业，那里有他生死与共的同仁，他不愿甩下不管。他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回重庆，回民生公司，回到生命和梦想的原点。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服安眠药辞世。
他在人间翻滚，看尽了时光，看淡了哀愁，生命与死为邻，此归处万千同一，不想再坚持了。他给夫人蒙淑仪留下44个字的叮嘱：“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借用家具还给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退还给军政委员会。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卢作孚做出北上的决定，内心并无太大挣扎，青年时大足遇险死里逃生，之后合川下狱，再一次险遭不测，冒洪水带“民生”轮回川，也是抱定了与轮船生死与共的决心。战时，他一次次临危受命，似乎早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如画江山。他对儿子说：“我对事业负有责任。”就是“责任”这个词，注定了他最后的命运。他的终身挚友黄炎培为他的辞世写下这样的哀词：
……君为一大事死乎！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乃大集有钱者之钱，以创“民生”。辛辛苦苦了卅年，长江几千里，内河几十道，平时载客载货，战时运械运兵。责在人先，利居人后！有罪归我！有功归人……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几十百年后，有欲知君者，其问诸水滨。
据《民生公司史》记载，抗战后期，民生公司已拥有客货轮船140多艘，其中包括在加拿大建造的9艘新型客货轮，开辟了数千公里的内河航线，拓展了港澳和东南亚航线，最远抵达印度和非洲。到1945年，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在长江沿线和中国沿海港口，还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设有分支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1949年，民生巨轮已经巍然屹立于世，昭示中国的民族产业已涉出“积贫积弱”的滩涂。
国际航运发展的惯例大多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即先打通海洋港口后进入江河，依先发展下游再进入上游的顺序。卢作孚却偏偏相反，他选择先江河后海洋，先上游后下游的方式，一位美国的航业巨子对此曾感叹：“这是一个奇迹！”他曾说自己对数学特别感兴趣，那么民生公司应是他一生中解过最难的题，二十多年劈波斩浪，称雄川江，涉足海洋，但这样的奇迹，在他的生命中终究是“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
当人们说起民生公司的时候，想到的是卢作孚。当人们说起卢作孚的时候，想到的是民生公司。其实，卢作孚不是民生公司的老板，不是资本家，当然他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他32岁投身实业，10年间坐拥中国近代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成为几十个公司的董事长，他45岁时成为交通部门要员，几乎以一个公司的力量完成了宜昌大撤退，保住了国家最后的工业命脉。在晚清、民国的企业史上，几位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同属这一类型，如张謇、范旭东等，他们本来没有资本，在企业的股份微不足道或几乎没有什么股份，却因为亲手创建企业，为企业发展付出了长期努力而成为企业的灵魂，与这个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甚至到了企业即他、他即企业的程度，这也许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卢作孚，不仅仅是一位创建了声誉卓著的民生航运公司的“船王”，一个完成了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间的宜昌大撤退的英雄，一个在贫闭之地推行乡村社会建设实验的社会活动家，更为重要的是，他向世人展示了在那样一个混乱并且充满阻力的时代，一个人如何洋溢着热情和抱负，掏心掏肺想要改变国家的未来。他的经历、思想、情感和痛苦完整地印刻下对那个时代的所有记忆，他以微小的个体与历史洪流不断抗争、妥协，并完成融合。最终，他以他的精神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称赞卢作孚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